在深圳四十多年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三天一层楼”的神话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话语，流传在大街小巷。在飞速发展的城市建设背后，离不开工人们一砖一瓦的贡献和夜以继日的努力。在多数人的印象里，工地的形象总是与尘土、烈阳、黝黑的皮肤、早出晚归相联系，这些元素更让人容易联想到男性形象，而女性的存在往往被忽视。她们在稿件中提到，工地在他人看来似乎是男性主导的领域，但在聚光灯之外，还有一些女性选择进入工地，成为城市建设的一员。2024年4月，在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本科新闻学毕业设计答辩上，“她立于瓦砾之中”团队这样讲到：“她们像钢筋水泥一样在工地这套系统里坚挺，但我们又发现她们其实更像一湾清泉，静静流淌着，用任何形状去迎接万物，适应这个世界。”从确定选题、实地采访，到毕设答辩，四位新闻专业的女生组成“她立于瓦砾之中”团队，历时半年深入深圳工地，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工地女性的真实生活境遇。在与二十多位工地女性的交流和相处中，团队得以深入理解这些女性的内心世界，感受其身上的韧性与智慧。“我们希望用一次‘看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沉默而庞大的群体，看见女性劳动者坚实的力量。”当女大学生与女性农民工的生命轨迹在工地上交汇，这不仅是一次从校园走向社会的实践，更是一场女性之间的联结和共鸣。让我们走近毕设团队，聆听她们背后的故事，去感受那份蕴藏在瓦砾之中的力量。团队成员在毕设答辩现场从左至右分别为武子婷、曾菲彤、贺思雨、陈书婉工地女性这一选题并不是一开始就确定的，在确定选题之初，团队关注到儿童抑郁症、跨代同居等多种现象，但考虑到操作可行性、选题意义、毕设要求的因素，这些选题没有成为最终的选择。当时网络上关于一代农民工返乡的话题讨论度很高，但团队认为可进一步探索的角度相对有限。此时，成员武子婷通过父母了解到一些工厂雇主更倾向雇佣男性工人而非女性的情况，提出流水线女工的生活状况这一选题。在与指导老师交流探讨后，她们觉得工地上的女性群体社会关注度较低，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并且认为“工地女性并不难找”，所以她们决定将目光聚焦于女工身上。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民工队伍日益壮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比上年减少517万人，下降1.8%。其中从事建筑行业的工人数量同比下降0.4%，有200多万建筑工人离开了这个行业。越来越多的建筑工地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建筑工人普遍短缺，部分建筑施工企业开始大量招用30~50岁的女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在全部农民工中，女性占37%。同比增长0.7%。女性已经逐步成为农民工队伍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团队向导师陈显玲汇报进度女性农民工的数量远远超出了团队预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社会对女性农民工的实际情况了解甚少的现状。除此之外，团队还发现，针对女性农民工群体的相关研究和报道都较为笼统地概括女性农民工形象，缺乏结合地域发展状况的区域性调查研究。在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和已有报道，了解选题相关的社会背景后，团队更加坚定了挖掘工地女性群体背后故事的决心。在刻板印象中由男性主导的行业中，特别是在工地这种重体力活较多、较危险的环境中，体力相对弱势的女性在其中承担着怎样的角色，过着怎样的生活？带着这些疑问，团队踏上了揭开这一群体“隐秘面纱”的路程。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巨大的劳动力需求让深圳成为建筑农民工大量聚集的城市之一。在深圳南山区，桂庙工地、深圳湾工地等多个建筑项目一直在推进，其中，深圳湾工地女性数量相对较多，附近有摊贩聚集区，团队决定将其作为主要的调研地点。对于身处一线的女工而言，工地和生活区构成了她们的全部活动空间。忍受着机器噪音和工地尘土，她们普遍需要工作9个小时之久，直到晚上10点才能离开工地。因为工地的特殊性，外人很难进入，而她们又没时间外出，地理上的区隔让外界难以深入了解她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了解基本情况后，团队成员抱着满腔热情，开始了她们的初次建联与采访任务。然而，面对几位年轻学生的来访请求，工地管理方表现得格外谨慎，他们担心工地的正常运作受到干扰。尽管团队出示了学生证和采访说明，仍然遭到了管理方的拒绝。于是，她们退而求其次，又把目光转向了工地附近的小摊贩区。工人们下班后经常去小摊用餐，在这样一个轻松自然的环境下，团队可以和工人们闲聊交谈，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团队成员武子婷同学在深圳湾一处工地外围与女工共同用餐曾菲彤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寻找到能深入接触的采访对象。”起初，团队成员试图以学生身份接触采访对象，发现有些工人对深圳大学有一定的了解，团队“带着自己的学生卡，比较有信服力，也容易引发共同话题。”但是几次尝试后发现，采访对象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对外界的防备心很重，学生项目的说法很难获取信任进一步深入采访，而且女工们习惯了保持沉默，不习惯被关注，不习惯和陌生人诉说自己的生活。在年前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团队跑了十多趟深圳湾工地，加上十几位微信好友，但能保持联系的只有三四位。采访对象都因为各种原因断联，有一位女工刚开始同意团队过年期间跟随她回老家采访拍摄，但放假前几天却突然反悔。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团队在年前基本没有能够确定的采访对象。采访进度缓慢，而毕设时间紧迫，为了提高效率，团队成员又尝试了在工地周边发海报的方式寻找采访对象。她们制作了很多招募海报，特别标注“按照15～20

happy~）我希望在这里可以与大家一起勇敢而坚定地握紧手中的笔，书写我们与时代的故事，见证更广阔的世界，遇见更真诚和坦荡的自己！十四期

#编辑手记#苗睿一篇好的复盘稿件应该有事实性信息和价值性信息。前者是指媒体报道事实的时间线、呈现方式、调查方法等，即媒体是如何一点一点揭露事实真相，拼凑事件的地图，或媒体遗漏了什么，还有哪些内容尚未被揭示。后者是指作为稿件复盘者，我们对于上述过程的判断和评价，包括上述报道过程的特点、影响、意义、启示等。针对《废墟下的真相：媒体如何报道黑龙江两起坍塌事故｜事件复盘》这篇文章，由于是两个坍塌事件一起复盘，那么我们还可以有意识地去对比两个事件的差异和两次事件媒体报道情况的差异。在拿到一篇复盘稿的时候，编辑不能自乱阵脚，可以分三步走，逐一击破稿件的问题。首先，最重要的一步是查看事实性信息的准确性，回到新闻报道原文中去看作者引用或总结的内容是否准确（包括信息来源、新闻五要素是否写得准确）。在这一步，编辑必须认真核查，必要的时候查询其他资料辅助，因为媒体报道也可能出错。在具体的细节之外，编辑还要跳出作者的视角，自己去梳理一遍事件的发展，否则会忽视关键信息或者遗漏关键报道。比如在修改这篇稿件时，一个问题是：在时间线上，南方周末早已经披露的一个信息，在撰稿时被写成是澎湃新闻报道的，虽然澎湃新闻也报道了这个信息，但并非最早披露的，这样的行文顺序，容易造成误解。此处还可以分享一个操作细节，我们在梳理报道时，习惯按照媒体报道的先后顺序来写，但当媒体报道的时间线和我们行文逻辑出现冲突时如何处理？这里的行文逻辑是指读者的阅读习惯，或者说我们常规的思考方式，比如我们往往是希望先明确事故的责任方都有谁，再去考虑具体应该追责某一责任方的问题。我的建议是在不破坏时间顺序的同时，遵从行文逻辑，即隐去一方的具体的时间。下图案例和批注可供参考。编辑给出的遵从行文逻辑的建议在呈现事实性信息的时候，一个写作技巧是我们要呈现出“事实正在一点点被媒体揭露”的感觉，并且要把事实的细节写出来，而不是笼统的总结。以下是本文的一条编辑修改建议，可以参考：“在核查信息的同时，我发现有些报道内容（包括信息来源、媒体独家的事实）是需要写得更清晰的。因为我们在复盘报道的同时，也在复盘事实，所以我们要呈现事实一点点被揭露的感觉，比如最开始极目新闻不知道体育馆名称，报道中提到有孩子在体育馆内，之后央视新闻披露了名称，再后来扬子晚报提到了伤员年龄。”其次，编辑应该从价值性信息入手，因为事件复盘不仅是梳理事件的内容，更是想从中总结出媒体报道的关键节点、报道方式等。这时候编辑需要根据具体情境判断作者总结的是否准确，对于价值性信息，最重要的方法是“找依据”，即从逻辑关系上判断作者的行文是否有依据，比如作者提到“xx媒体的报道引发了网友的大量关注”，这句话需要有证据，这时可以提醒作者看能不能找到媒体报道数据（如微信公众号平台的该文章的阅读量、微博超话热度等）来辅助论证，否则该判断就是没有依据的，可信度低。最后，编辑要考虑复盘的“有用性”，即我们的总结能给读者带来哪些帮助？在梳理报道之外，我们能否给到读者更多洞察和思考？这不仅需要我们去观察事件中不同利益方的行动、不同类型媒体的操作方式和影响，还需要我们针对稿件细节去采访记者，了解记者是如何抽丝剥茧地找到核心信息源的，努力去还原稿件的操作过程。事实核查二三事梁栋对于任何涉及新闻领域的稿件而言，“事实第一性”是毋庸置疑的。准确无误地传达事实信息，不仅是新闻人应恪守的底线，亦是对读者负责的表现。学者陈接峰在其论文中提出，在当下，个体成为网络时代“新的中心”，弱权关系逐渐成为新的信息生产关系。这意味着，媒介和个体的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在新的传播模式下，个体在信息接收上拥有着巨大的空间和无数的选项，此时个体对媒介平台的信任程度就显得尤为重要，往往会影响着一个媒介平台的未来。作为信息生产者，也作为新闻学子成长的平台，我们更应该爱惜自己的羽毛，做好事实核查（特指事前核查，即稿件发表前的信息核查）这一最基本的工作。作为稿件的审读和把关人，在拿到稿件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事实核查。我对稿件中的信息怀有天然的不信任感，尤其是公开信源。因为访谈信源是有录音为证的，一般也会交由受访者进行核对，在不涉及利益关系的稿件中，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小。在这一点上，编辑的把关一般也会比较到位。而公开信源则不然，作者可能会出现转述出错、张冠李戴的情况，编辑往往会认为这比较简单，不容易出错，故而“抓大放小”。但实际上，转引公开信源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原因在于大家对这一点不够重视。此外，对于转引媒体报道而言，我们更应该慎重。因为「深度训练营」的运转离不开媒体和记者的公益分享和支持，一旦出现转述出错的情况，十分影响后续的合作。在具体操作上，我会找到每篇媒体报道的链接，一一点开，核查发布媒体、发布时间、具体内容等，有时甚至需要将报道重新读一遍，也可以使用搜索功能，核对稿件中出现的信息是否一致。整篇稿件我一共写下了36条批注。信息出错、无中生有、张冠李戴、归纳不全……甚至还出现了缩写后意思完全变化的情况，比如将“县建设局退休书记”写成“县书记”……不客气地说，这个错误足以毁掉整篇稿子。完成一篇稿件，尤其是万字复盘稿件，作者和编辑是很不容易的。但最基本的事实就如同“地基”，事实一定要站得住，稿子才能往上走，建成摩天大楼。必须要指出的是，事实核查很辛苦也很重要，但并不是做好了就值得称赞、褒奖的事情，而是新闻工作者最基础的本职工作。只有事实准确了，稿件才可能具有万钧之力。#记者手记#姚汶含灾难与事故报道是新闻媒体报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悲剧的讯息往往如同掷入湖中的石块，在激起众人震惊、惋惜、悲痛等层层情绪之外，也让人留意起湖底的状态、关心悲剧下的真相。而灾难与事故报道中负责任的新闻媒体，不仅会是一双温暖有力、充满关怀的手，用触动人心的文字还原出事发的全过程、罹难者生前的笑貌；更会是冷静深刻的手术刀，剖析错综复杂的事实与线索，寻找事发的真正原因，并借此推动社会相关领域的反思与改进。为了更具体地了解与学习专业媒体在灾难报道中的工作，我参与了“体育馆坍塌事件复盘”的题组。不同于深度营所做过的大部分事件复盘，本次复盘并非针对某一个新闻事件，而是将两起类似的新闻事件分别梳理，并进行类比和分析。在一篇稿件中分析两起事件，让这篇复盘稿具有了特殊性：我们不仅需要查找、阅读更多的稿件、梳理更多的事件发生过程，同时还需要反复对比媒体在报道两起事件时角度、侧重点、影响的异同。两起体育馆坍塌的灾难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灾难均发生在我国东北地区，时间也较为接近。发生事故的屋顶皆在承受重物后坍塌，罹难者均为年轻的学生。同时，由于两起事件的部分性质与特点不同，媒体的相关报道亦存在着一定差别。齐齐哈尔市的体育馆楼顶坍塌事件中，事发诱因既有违规堆放的珍珠岩，又有体育馆建筑本身安全防护工作的缺漏。因此，媒体在报道该事件时，在分析了事故原因后，更多地将侧重点放在了介绍与分析各个涉事单位，以及它们应承担的相关法律责任。而佳木斯的体育馆坍塌事件则揭露出了更复杂、更深刻的问题——实际投资方的“注销”、欠款的建筑公司、身份扑朔迷离的持股人……重重疑点在媒体不断追踪、深挖下，逐步地暴露为一张错综复杂的地方“利益网”。在这起事件中，媒体不仅是事件的报道者、遇难少年的关怀者，更是真相的追踪者，记者们仿佛破案的侦探，顺藤摸瓜地通过隐蔽的线索接近真实。通过综合地阅读同一时期的多篇报道，我们能很直观地体会到媒体是如何凭借一丝丝线索进行“接力”，当一家媒体首先发现部分疑点后，更多的媒体便在此基础上寻到更多证据。事件复盘得以让我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冷静而客观的角度分析整个事件，以及媒体报道的发展全过程，仿佛拥有“上帝视角”。然而，在编辑苗睿姐姐的反复提醒下，我才意识到拥有“上帝视角”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复盘稿也远不止是简单地复述事件、转述媒稿中的语句。如何安排各个稿件的位置、先后顺序成为修改稿件时的一大难点。最开始，我们只是将角度类似的稿件单纯地按照时间排列，但通过审阅界面成串的批注，我终于明白时间并不是唯一的维度，稿件之间的逻辑关系、信息互证也可以作为重要的线索。例如齐齐哈尔体育馆坍塌事件的第一部分，在初稿中仅是多篇媒体报道的堆砌，但经修改后，段落的逻辑改为以事情发生的实际顺序为线索，即“珍珠岩被堆放在屋顶——珍珠岩重量超过屋顶承载上限——显示珍珠岩的卫星图被传播”这一进程，稿件的顺序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其次，在进行稿件复盘时，更关键的是复盘者自己的思考与分析：各家媒体的报道方式、报道角度有何不同？报道是如何跟进事件的？在先前报道的基础上有何发展与补充？报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它是否影响了事件的进程……种种这些问题，都是我在整合初稿时未考虑到的。经过修改后我才发现，原来稿件复盘也是一种学习和反思，复盘的过程更像是“做笔记”而非“抄板书”。最后，也是最重要、耗时最长的——事实的核查。整篇稿件一万余字，修改七到八遍，核查事实是每一次修改时都必须进行的步骤。除了时间、地点等最基本的新闻要素外，我们还需确认段落中所转述的报道内容是否客观准确，是否与原报道所要表达的内容一致。尽管这看似是简单机械的劳动，实则却是极其耗费精力并需无数次反复进行的艰巨工作。尤其在佳木斯体育馆坍塌事件的第三部分“调查与反思”中，稿件需要呈现出各家媒体揭露出地方房地产利益网的全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厘清得意音通公司、悦城房地产等各个单位、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数量众多且易混淆的名称让稿件修改的难度堪比推理与解谜。回看这篇稿件，万余字的体量仍然令我感到惊叹，这是我所完成过篇幅最长、信息量最大的一篇稿件。它仿佛一本记得密密麻麻的笔记，上面不仅有内容丰富的资料与干货，更不乏我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和总结所提炼出的心得、搭建出的模型。通过分析数十篇报道，我们得到了从新闻视角出发的，两起相关事故的全息投影。它准确、全面、真实，既不乏温情，也不失锐利，坚定而深刻地呈现出灾难之下，新闻的力量。张天爱我负责对话记者的部分。关于体育馆坍塌事件的报道很多，我们在选择对话的记者的时候，更希望展现信息的多样性和差异化。因此在做案头工作的时候倾向于把稿件分为现场报道、遇难者及家属报道、坍塌事故原因的报道。许多稿件内容复杂，无法完全细分，但对话记者的过程中，我们仍然遵循着这样的潜意识去操作。这篇复盘涉及黑龙江省内的两起坍塌事件，两件事发生时间较近，官方调查时间线拉得比较长，网络上相关信息众说纷纭。因此在采访提纲中列在首位的问题是“您是如何找到利益相关方的联系方式的？”对话的三位记者都表示物理距离给联系采访对象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线上采访也容易造成采访对象对记者的不信任。做现场和事故原因报道的记者都选择了企查查、裁判文书网等公开信息的检索途径，而做遇难者及家属报道的记者则在社交平台中大海捞针。并没有在正文透露的一个信息也很有意思。吕雅萱老师关于吴立迁的突破口，是其相关案件的原告杨某某的律师。而张蔚婷老师联系吴立迁涉事案件的原告律师未果，由于选题操作较晚，时间紧张就放弃了这条线索。由此可见，针对突发事件的调查，抓紧时间，尽力而为，仍有一些隐藏的采访对象可以突破。屠杭莹2023年11月中旬，我加入了复盘群群聊。11月6日，黑龙江佳木斯市发生的坍塌事故，3名篮球少年不幸失去年轻的生命。在初冬来临的中国北方，大雪并不少见，坍塌事故真能全部归因于这种并不极端的天气吗？我清楚地记得同年7月，在黑龙江省的齐齐哈尔市，趁着暑假在体育馆训练的女排姑娘们，被埋没在轰然坍塌的楼顶之下。那个夏天的贵阳白天酷热，我坐在一家米线馆的风扇下，对着手机里播放的事故现场影像，只觉错愕。一边翻阅救援的最新进展，一边刷着评论区，一字一句拼凑起女排姑娘们的故事，我以这种方式第一次认识了她们。进群后我们开始搜寻事故相关报道，分工联系对此撰稿发声的记者。搜寻的过程中，统筹复盘的汶含放入齐齐哈尔体育馆事件相关报道，不约而同地，我们看见“两次事故有相似性”，因此决定放在一起复盘。稿件最初的结构、形式与分工11月下旬，我们有了明确的分工，并完成了复盘初稿。我选择复盘齐齐哈尔事件，按照时间节点将重要报道略读、整理，再细读，明确：哪些稿件是简明介绍事件进展，哪些稿件是在此之上提供增量信息？事件进展的每个节点能否根据突发报道而精确到分钟，消息来源到底是哪儿？增量信息是来自大量案头工作，还是来自多方采访？案头工作提供了哪些背景资料？采访对象是谁，为何选择他们？是搜救者、事故目击者，事故幸存者、遇难者家属，施工队、经营单位，还是政府相关人员、建筑业人士？给背景资料和采访信息大致分类，抽出可以相互印证的事实和观点，再清晰地剥出某篇稿件的某个信息加以佐证——多线梳理、串成闭环。12月、1月、2月，进行了一改、二改、三改。精确是客观的，也是随着行文不断变动的。越到后面，发现需要修改、核实的地方只多不少。①每个复盘部分的开头结尾都需要对这部分所提及的媒体报道进行内容和特点的精炼总结；②事实来源必须准确，以首发报道为准；③一个观点/推论的提出者必须明确，谁提出谁“负责”，而不是放一个引自报道的观点却无人认领；④每个部分的小标题不能无凭无据，提炼出这部分到底写了什么；⑤复盘不是媒体报道的搬运，从中剥离出的内容需归置到新的行文思路，合乎逻辑，并追求写出悬念和张力；行文不可避免出现大量媒体名称和报道标题——①确保写准确媒体名称；②“xx媒体提到/认为/指出/发现/发布/补充/称”“据xx称/报道”等多种叙述方式，能让行文丝滑而读者不觉乏味；③每篇报道的标题不需要次次出现，可以用媒体名称代替报道标题，以“xx媒体发现”代替“xx媒体在其报道《xxx》中提到”……编辑给出的自查与修改建议最辛苦的是站在整个文档之上的编辑，从大处改到细节，从框架改到格式，从标题改到标点。一个通篇漏洞的文档，最后各人分工对照着编辑的修改建议“对症下药”，终于成了一篇带着希望的底稿——希望是一份留存着历史记忆的底稿。事实核查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情况终稿确定后，事实核查出现了许多问题。实际上，地点、职称等等重要细节，都是必须核实但容易被忽视/轻视的。在这篇事件复盘里，我们给出的大部分都是事实，无一不细节，无一不重要，无一不需要核查。童茵祺在玲姐讲完复盘课后，我觉得复盘确实是一个强实操性的学习方法，便马不停蹄做了尝试。通过复盘稿件形成的过程，比对我撰写的初稿和最终成稿，能够总结出以下经验。首先，针对佳木斯体育馆坍塌的事件生发情况，起初我只是简单地罗列了重要稿件的发布时间和内容，读来干涩生硬。因此，在随后的修改中，我们制作了时间轴图片，并选取重要节点进行详细说明，这样一来，不仅增强了复盘稿件的可读性，也更加详略得当。此外，初稿中对各个报道提供的信息增量表述模糊，例如扬子晚报报道说明了体育馆的建筑数据，而在初稿中并未直接指明具体建筑情况，仅使用“建筑数据”一词代指内容，过度关注媒体视角，反而忽略了事件梳理的核心是还原事实全貌。因此，如何运用简练的语言清晰传递事件发生过程，是需要我们斟酌的。考虑到可读性，我们还需要注意不要频繁使用相同的动词或句式，丰富的叙事方式能够减少阅读疲劳。同时，仅仅陈述报道也是不可取的。从宏观视角观察报道，我们的目的是从中发现媒体如何进行报道，包括它们的信源是什么、获取信源的方法是什么、报道的角度是怎样的、呈现方式是怎样的等等。这些都需要在查阅大量报道之后，看见媒体聚焦的共性问题，了解随着舆情发展媒体关注点的转移，发现舆情节点的关键作品具有的特色，并总结归纳操作方法论。此外，我们惯常采用时间序列进行复盘，但这可能与事件发生逻辑存在冲突，有时依照思维模式成文会更适宜。这一点在上文中苗睿姐和汶含的复盘中均有提及，我就不再赘述。整个复盘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事实核查。组员们需要浏览大量报道，并从中串联事件的脉络，这一过程中确实容易产生纰漏。在本次复盘的多次信息核实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许多问题，这正表明反复核实是必不可少的。时间、地点、人物、行为等各个事件要素需要仔细确认无误。涉及机构或人物的内容，切忌省略多重前缀。如本文中提到的，作为可能责任方的桦南县建筑局退休干部吴立迁，若核查不到位，张冠李戴，可能就产生不良影响了。此外，面对陌生的领域，要注意明辨专有名词的定义，比如在本次复盘的撰写中，体育馆的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是不同的企业，承担的职责和功能也不同，需要清楚区分才能准确追责。撰写过程中的事实核查记录事件报道好比是各媒体精心构建的城堡，一字一句即一砖一瓦。而进行事件复盘则像是根据实物照片来复原整个建筑，逐步揭示事件的全貌。因此，每家媒体提供的信息增量，就像是一块块独特的积木，要精确地描绘出每块积木的轮廓，即详细准确地描述这些信息增量，才能像搭积木一样，逐步还原出事件的真相。其中工作量不言而喻，但我很高兴加入我们这个积极又高效的团队。为了进一步提升复盘学习的效果，我建议在阅读和梳理稿件的过程中，养成做实时阅读笔记的习惯。这里的笔记包括但不限于报道角度、信息来源、采访对象等等，这不仅有利于复盘本身的总结归纳，也能记下细碎的、无法在复盘稿件中呈现的收获和经验，帮助自己进步。-END-作者

“不论身处何种情景、什么时代，教育，总该是有一些更高远的追求，目标不一定能实现，但总得去想一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林小英，在《县中的孩子：中国县域教育生态》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表达自己对于教育的期待。然而无论在林小英教授的著作中，还是在我们生活的现实里，教育在大部分时间都成为适者生存的竞赛，适龄者和他们的家庭一起被卷入其中，企图在这场竞赛中为自己的未来，搏出一条生路。丽华曾是湖南省怀化市中方县一中的学生。高中期间，丽华偶然参与到了一家专注于做县域学生素质教育的非营利机构——PEER毅恒挚友的驻校的项目中，之后，她被应试教育筑起的世界观开始松动。经历过坍塌、迷茫、重建之后，丽华开始从体系中夺回自我教育的权利，在教育环境更加落后的县域，尝试突破制度和环境的枷锁，看到教育、生活和世界的另一重面貌。我们关注丽华的故事，希望在对个案的记录中，揭开县中教育生态的一个侧面，描摹县中教育的点滴进步。尽管我们难以归结出PEER等非盈利机构在县中教育改革中的真正作用，但总归可以观察到县中教育经历的诸多变化。本文以PEER为案例，试图通过对客观事实的讲述，呈现出非盈利机构介入县域教育的有效性和局限性。某种程度上来说，丽华能够进入中方县一中上学是一种荣誉。2012年，伴随着城市化大潮，丽华的父母决定举家从怀化市铁坡镇联家村迁到怀化市中心，希望在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那已经是城市迁移的末尾了，我们没有抓住那个时代的尾巴，”丽华颇为无奈地说。缺少更好工作机会的父亲，只能去工地务工，母亲则选择做家政。同时，丽华和弟弟作为在城区无房产、无户籍的“两无学生”，只能被迫选择费用昂贵的私立学校继续学业。“同样是三年级，我的朋友可能只要三四百块的学费，但我就要大概一千五百块，还要加上各种学杂费和我弟弟上学的费用，我们家的经济压力非常大。”丽华说。值得欣慰的是，当时丽华的成绩一直排在年级前几名，并且通过中考进入湖南省中方县第一中学，这是一所县级重点高中。丽华回忆，当时全年级70多个学生里，考上高中的还不到10个人。“但自从上高中以后，我的成绩就‘卡住了’。”当时的丽华不管怎么努力，成绩就是上不去。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丽华还面临一门更难的“功课”，对抗孤独。高中体育课，加上课间休息一共90分钟，有将近一半的时间都是自由活动。每当此时，同学们都在操场上玩，成群结队的，只有丽华一个人站在原地呆呆张望，不知道去融入哪个群体，也不知道该怎样融进去。“因为体育课是不让同学们回教室的，我就会去超市里面假装逛超市，有时候甚至想躲到厕所里。”这种无助感让丽华十分痛苦。那时在丽华眼里，取得好成绩、离开县中去上大学，不仅是教育制度划定的最佳路线，也是她脱离贫困和孤独的唯一选择。为此，她尝试过深夜偷藏在宿舍厕所里背英语单词、死记硬背和大量刷题等各种方法，但越是用这样机械的方法学习，成绩越是没有起色，心中越是充满了对家人和老师的亏欠，又因为无力经营人际关系陷入更深的孤独，就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在更大的层面，县中教育，也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曾经，县中靠“能吃苦”，闯出过一片天地。彼时，县中的学生在老师的严格要求下，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投入学习中，靠着苦读、刷题、记忆等“笨办法”，形成与应试教育逻辑相契合的“县中模式”，让一大批寒门学子通过县中、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但随着城镇化脚步加快和政策变化，城市里的学校开始进行跨区域招生，即俗称的“掐尖”。他们以更优异的教育环境、师资条件等为筹码，将县中优秀的学生吸纳进城市学校中，转化成自身漂亮的升学率。同时，河北衡水中学、安徽毛坦厂中学等“超级中学”，将能吃苦的“县中模式”与城市学校的跨区域招生结合起来，再配合上大批身经百战的教师，形成了超高的“清北率”“重本率”，继而吸引了更多的优质生源。县中教育，就在这样的双重夹击下走向衰落，进入县中的孩子，也不再被期盼成为“寒门贵子”。林小英老师在《县中的孩子》一书中写道：“不出几年，县中衰败与生源流失就形成了互为因果的关系：县中加速衰败，生源加速流失。”面对这种环境的剧变，县中自身的改变却是缓慢的，甚至停滞的。首先是物质更新的缓慢。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明确将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义务教育、学生资助、其他教育（含学前教育、普通高中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三个方面，不同的地区划分入不同的档位，国家和地区按照相应的比例承担经费。林小英老师观察到，在这种安排下，县中学校依然面临办学经费紧张和收支自主性不足的问题。大到盖一座教学楼，小到更换桌椅板凳，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县域中学，经费大多时候只能仰赖有限的拨款，而这些款项能够分拨多少、何时分拨到位，又掌握在县级政府而非学校自己手中。硬件条件举步维艰，起到“锦上添花”作用的素质教育，就更成为一纸空谈。南方周末发布的《中国乡村教育调查报告（2021-2022学年）》（以下简称《调查报告》）中写道：“音乐、体育、心理教育、性教育等传统意义上的副科，对素质教育来说是必修课，但对应试教育来说则是可有可无。在师资力量不足的乡村地区，基本处于完全空白的境地”。《调查报告》显示，县乡地区的基础教育依旧在扮演晋升通道的角色，而且这个通道本身是残破不全的，不仅缺少音乐课、美术课等所谓“副科”的专职教师，就连没有英语老师也是很常见的。就这样，对于丽华这样个体而言，“教育资源有限-学习成绩差-身心健康受影响-得不到有效帮助-成绩进一步下滑”，成了困住他们的循环魔咒。而对于整个县中教育，“教育条件落后-学生资质一般-高考成绩不理想-学校名声差-优秀生源流失-学校无法获得更好的资源”，这样一个更大的恶性循环也在隐秘地进行着，并且把更多像丽华一样的学生拖入深渊。如何找到破局的可能性？“我的改变是开始于一个鼓励独立思考、探索和阅读的公益教育项目。在其中我和伙伴们产生了思维碰撞，意识到高考之外，还有一个更大更真实的世界。”丽华参与的公益教育项目致力于在县域中学推广博雅和人文素质教育，旨在为欠发达地区的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教育体验。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县中教育环境存在的问题开始显露。“压抑”，这是公益教育组织PEER的宣传官梁欣然发现的问题，在她的观察中，这种压抑首先来自空间。面对不断收缩的活动空间，人文素质教育应致力于为学生提供自由空间，让学生拥有自主选择权。“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学校里面是没有属于自己的空间的，他连别的班都不敢去，因为学校一般也不让串班。然后他进老师办公室，其实不太敢进。”梁欣然告诉我们，“它的活动范围很小，要么在操场上，要么在教室里，要么在宿舍里，但总是被要求，没有一个真的可以让他无所顾忌走进走出的地方。”梁欣然曾观察到，在长沙市长沙县的项目办公室旁边一座高楼上，能够同时看到一所县级高中和一个戒毒所，看似毫不相干的两群人，竟然拥有一样的生活轨迹。“一群人出来了，在操场上做操，然后一群人又进了教室或者监狱，如此反复，很有隐喻感的一个画面。”以此为改变的出发点，一个开放活动空间空间由此诞生。这个空间最初的设想很简单，只是一个用于学生在下课或午休时间进行阅读和活动的开放空间。但是与学校里其他地方不同，学生进门不用打报告，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以丽华就读的中方一中开辟出的活动空间为例，这里有摆满书籍的书架、供团体讨论的圆桌，还有满墙的照片和挂在空中的气球，是一个综合了图书馆、音乐教室、活动室等多种功能的综合空间。进入其中的学生可以自由地做任何事情。“他们可能就是来活动空间下一局棋、翻个书、和朋友聊聊天，他们就是需要这些事情，没什么特别的。”梁欣然说。在为学生提供属于他们的自由空间之外，如何帮助学生探索自我、面对自我，也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命题。“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PEER的戏剧疗愈工作坊项目。”丽华说。在该项目中，参与者可以通过戏剧来表达自己的感受，进而完成自我疗愈。在一次活动中，工作坊的主持者竹飞引导参与者用自己的身体去表演一个参与者的内心场景。丽华在这次表演中，不由得想起曾经在农村的生活：在田间劳作的父母，虽然辛苦但健康；想起秋天父亲给自己抓的大螃蟹，想起家里的玉米丰收随手摘的野果，还有8月里那么丰盛的猕猴桃，满树的果子，全家人怎么吃都吃不完。还有家里的小黄狗。小学时，丽华需要穿过阴暗的山谷，再翻越一座山才能走到学校。小黄狗总会在半山腰的地方就飞奔过来，然后陪她慢慢走回家。“可是，我们后来搬到了大城市里，卖掉了狗狗，挤在一间很小的出租房里。我想起自己的爸爸妈妈，那么辛苦，供自己上学，我却没有考上好的高中，很自责。”

“当时中国儿童文学最缺少的样式就是图画书。”谈及撰写《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和《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两本书的动机，彭懿说道。1994年，彭懿结束了在日本东京学艺大学的硕士生涯，那时他意识到了我国儿童文学领域发展较为迟缓，优秀的儿童文学凤毛麟角，童书市场上也鲜见国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踪影。1999年彭懿到大阪国际儿童文学馆做研究访问，借此机会收集了大量资料，既包括儿童文学经典与儿童文学理论书，也包括阅读指导书。2003年，他出版了《宫泽贤治童话论》，也为他后续撰写《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和《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两本书打下了基础。21世纪初，为了补上中国儿童文学版图上缺失的“拼图”，彭懿产生了要写一本关于图画书的“百科全书”的想法。经过长达两年的写作和修改，《图画书：阅读与经典》于2006年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2011年之前已售出八万余册。2011年，《图画书：阅读与经典》内容做了大幅度修改，书名改为《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与另外一本关于儿童文学的“百科全书”《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于同年由接力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成为童书编辑的案头书，也是很多家长、老师为孩子们挑选童书的必备参考。彭懿像是儿童文学世界的引路人，带领着万千老师家长，在童书世界中遨游。读完上篇，你会发现从封面、环衬到图画、颜色与艺术风格，图画书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精心设计的惊喜，而儿童文学也有其特定的发展模式，故事模式、人物形象、故事类型自成脉络；翻阅下篇，你会惊觉图画书史上的经典作品被彭懿浓缩成了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再往下读，你会惊讶于他以极其简明易懂的方式对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解读。我们好奇，被誉为“热闹派作家”的彭懿是如何经历志趣上的转变，从而踏上学术研究的征途。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他是如何巧妙地创作出一部既通俗易懂又深入浅出的理论著作，成功填补了当时国内对图画书领域认知的空白？从理论界转身后，从理论中所获得的经验又是如何反哺于他的创作？彭懿以下是彭懿的自述：小时候我父亲就对我很上心。他是一位大学老师，很希望我能学会一些课本之外的东西。我是1958年生人，这种教育理念在我成长的年代还是比较难得的。他很注重发掘我的兴趣，比如我喜欢画画，他就会帮我找老师，我想学写作了，他就把他的同事介绍给我，带我去看人家是怎么写作的。得益于此，我有了很多时间去探索课堂之外的事情。当时我们能看的书不多，我记忆中小时候看的《木偶奇遇记》还是残缺不全的，但我一读到这本书就很喜欢，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如果当时能读到更多书的话，可能后来能写得更好（笑）。在小学后半段，我就对写作非常感兴趣了。虽然当时很小，但我很享受通过写作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我想象力比较丰富，写作可以让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尽管那个世界好像还很薄弱。当时我写得比较多的是科学童话，但其实就是用小故事科普一些知识，还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童话。我一直坚持写了好多年，高一的时候发表了第一篇科学童话。虽然大学读了昆虫系，但我喜欢的始终是写作，所以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上海少年报》办的《童话报》做编辑。《童话报》一星期推出一期，工作并不忙碌，所以我有大量时间可以创作。在那里工作的几年间，我出版了4本童话集。那时候是1986年，刚改革开放不久，很多经典的童书都没有引进，我也没有读过很多经典的童话。有些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遇到瓶颈，会很难自我突破而陷入自我重复的怪圈中去。我始终有一种对自我突破的强烈渴望，这种渴望像火一样，一直在心里面燃烧。在寻求突破的过程中，我偶然读到了安房直子的书，她的作品影响了很多年轻的童话作家。我当时读到就非常着迷，后来我也翻译了她几乎所有的作品。渐渐地，我萌生出了去日本留学的想法，目的很明确，就是想以日本儿童文学为窗口，看看真正好看的童话是什么样的。1989年我来到日本攻读教育学硕士。在日本，我接触到了大量图画书、幻想小说、儿童文学，文学世界的广阔一角在我眼前徐徐展开。我也因此确立了我的研究方向，我的毕业论文做的是中日两国幻想小说研究。我在日本留学时，我的好朋友曹文轩恰好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他曾告诉我，如果想当一个好作家，最好有自己的学术著作。1994年回国后，我也自告奋勇想写一本儿童文学相关的学术专著。从1996年到1997年，前后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写出了《幻想文学阅读与经典》。虽然是学术性的书，但我没有单纯地阐释理论，而是使用大量例子以方便读者理解我想表达的内容，读起来可能更像散文。比如，我用“它年轻且魅力无边，像块魔毯只要一抖就会变幻出层出不穷的魔法”来解释“幻想文学”这个概念，而不是直接给它下一个定义。文学研究于作家而言，最大的启发在于跳出自我创作的单一视角。很多时候作家会陷入自我重复，而做研究，需要以更客观的视角对自己所写、对各类儿童文学进行更全面的思考。具体到我自己，我会希望在研究中通过阅读一系列理论和大量耸立在我面前的好作品，进一步去接近幻想文学的内核。我觉得经过这番思考后再动笔，写出来的东西会跟直觉性的、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不一样。在这之后，我写了《宫泽贤治童话论》，这本书对我来说很重要，算得上是我写儿童文学理论书籍生涯上的一个转折点。《宫泽贤治童话论》封面在日本，宫泽贤治的作品几乎是被研究得最多的童话，迄今为止跟他相关的研究专著就有几百本。他的童话会用很多晦涩的意象，给读者构建一个非常复杂的世界，几乎很难读懂。因此，在日本，很多人都认为他的童话并不是给小孩看的。后来，我两次去日本，收集了上百本的关于宫泽贤治童话研究的著作，自己也做了很多相关的研究。《世界图画书：阅读与经典》《世界儿童文学：阅读与经典》的体例与《宫泽贤治童话论》一脉相承。这三本书都是在第一部分先对作品进行综合解读，具体体现在《宫泽贤治童话论》上的话，是说明作者是怎么写出来的、写了几个版本、有哪些未完成的故事；第二个部分是作品梗概，让读者明白这本书在讲什么；最后对作品进行解读——这部分是最重要的，我通常在论述之余，引用大量国内外研究者的观点来告诉读者这个作品好在哪里。在《宫泽贤治童话论》出版后，我仍然打算继续做研究。1999年，我获得了去日本大阪的国际儿童文学馆做研究员的机会。做研究员期间，我察觉到图画书是中国儿童文学中缺失的一块拼图。那时我想，我是一个儿童文学研究者，又恰好有机会能够接触大量优秀的图画书，就下定决心静下心来花时间做好研究。我想把图画书这样一种儿童文学的样式、面貌、种类以及优点呈现给读者。我用了很多年时间收集资料，才开始进行写作。

“离散是为了重新在场”——带着这样的期待，今年三月播客「螺丝在拧紧」（以下简称「螺丝」）宣布进入暂时的停更状态。我们也在这个停更期和吴琦聊了聊告一段落的播客工作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螺丝」的主播吴琦，现担任《单读》主编，曾在《ACROSS

从记事起，广东云浮人陈向就常听妈妈说起家乡的故事。那里有硕大的榴莲，芳香的茶叶，家里种了许多菠萝蜜。故事的结尾，妈妈总会叹口气说，“回不去了”。陈向的妈妈是越南人，年幼时得过脑膜炎，看起来有些“呆傻”。1993年的寒冬，她被越南同乡拐骗到广东云浮，和一个残疾的男人结了婚，生儿育女。类似的事件在上世纪末也曾发生过。除了经过移民程序和婚姻登记的合法跨国婚姻外，许多越南女性因婚姻买卖或边境通婚进入中国，与中国男性结婚生子，就此定居下来。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越南新娘。目前尚不明确国内越南新娘的具体数量，据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李代荣、伏智飞《关于越南新娘问题的再研究》一文，最近的数据停留在2016年，中国约有6.5万名越南新娘，这一群体最先出现在广西、云南等中越边境地区，而后分散到广东、福建、浙江。任教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兼任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理事的薛瑛指出，这种婚姻本质上是一种“弱弱组合”。越南女性往往流向经济能力弱的社会阶层，文化差异与身份缺失也让她们成为不被看见的人群。薛瑛长期关注社会性别与国际问题，攻读硕士学位时就开始关注越南新娘群体，发表有论文《中国“越南新娘”的权力视角分析》。对于这群长期滞留他乡的越南女性来说，故乡与现实之间早已不只是一条河流的距离，“家”的含义也变得模糊。一位受访者曾问自己来自越南的妈妈为何不回家，得到的回答是，“已经有了孩子，就不回去了，落地生根吧”。这些从小听着越南的故事、见着母亲眼泪的孩子，感知到了母亲的特殊命运，长大后，她们不约而同地走上了为母寻亲的道路。越南芒街与广西东兴隔岸相望，很多越南人选择从这里来华——过了河就是中国。那是1994年，越南人阿莲和同乡的女人赶了一天路，抵达边境。同乡告诉阿莲，中国的缝纫机便宜，她们相约一起过境买回来做生意。阿莲错信了同乡人。她们乘船过河，到中国时，天已经黑透了。女人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带她上了一辆出租车，阿莲被丢在女人的中国同伙那里。三天后，一个名叫阿青的男人用几千块钱买下阿莲。阿青是广东化州人，生活贫困，一直没能成家。买下阿莲的时候，阿莲三十出头，而阿青已经五十多岁了。一开始，阿莲每天都想逃跑。找不到离开的方向，阿莲就在山里躲起来。这时候，阿青一家人会上山寻找，跑不掉的阿莲便留了下来。刚来的时候，阿莲不懂中国话，更不认识字，只能用手比划着和阿青交流。如今她已经学会讲化州方言，也听得懂普通话。长久地相处过后，阿莲渐渐发现眼前的男人还算忠厚可靠，为他生下了一儿两女。这是曾青莲父母的故事，爸爸叫阿青，妈妈叫阿莲，便为她起名青莲，她是家里的大女儿。从六、七岁的时候，曾青莲意识到自己和身边的同学有所不同。他们的父母没有这样大的年龄差异，家里也没有一下雨就漏水的瓦房，生活条件比自己好得多。但她并没有觉得自己少了什么，妈妈给了她足够的爱，“就算生活条件差也能苦中作乐”。2021年9月，晚饭后，阿莲在洗碗（图源受访者）张甜的成长故事与曾青莲的有着相似设定：母亲是被拐来的越南女人，父亲是中国男人，父母年龄差距很大，从小家庭贫困。华东政法大学邱格屏教授在《被拐来的“越南新娘”——犯罪学的分析》一文指出，这些“嫁”来的越南姑娘在与中国紧邻的越南贫困乡村里长大，自小就听说中国的生活很好，到中国能赚大钱。邱格屏研究发现，在其整理的117份拐卖越南女性的判决书中，涉及222名“越南新娘”。其中82%的“越南新娘”主观上具有流出意愿，42.3%是想来中国工作。这种主观流出意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库存知识的有限性造成的认知偏颇，最后被利用骗到中国，进入中国后被进一步转卖。张甜的妈妈叫阿六，年轻时想来中国赚些钱，却被同行的朋友欺骗，藏在火车的尾箱里，辗转多趟火车，九天九夜后到了潮州。2000年，阿六被丢在一对潮州夫妇家里，那里还有十几个同样被拐来的女人。在被卖出去之前，她们是这对夫妇的“仆人”，任由使唤，不听话就会遭到打骂。阿六曾用没拧干水的抹布擦地，被夫妇看到后，拿着皮带抽打了一顿。“她反抗不了，只能挨打”，张甜说。每过一段时间，就有男人来这里挑选，这时候，女人们要站成一排供对方选择，男人付完钱就可以直接领走。一个43岁的男人用8000多元买下阿六，回家后办了场酒席，算是“结成婚”。结婚次年，阿六生下张甜，两年后又有了弟弟。在张甜模糊的记忆里，父母相处得还算不错，爸爸从未打骂妈妈，家里人也“对妈妈很好”，教妈妈说中文和潮汕话，给妈妈买新衣服。但并非所有越南新娘都能被平等对待。在某些情况下，越南新娘的婚姻像一场筹码不在自己手里的赌博。被拐后，她们的命运走向几乎尽数取决于男方。买卖婚姻中，男方的质量良莠不齐，越南新娘们不一定能遇良人。张甜记得，村子里有很多被买来的越南新娘，不时有人逃走。在这些家庭里，男方大多经常打骂女方，张甜曾看见爱赌钱和喝酒的邻居男人将自己的越南妻子踢下楼梯，而后在公路上对妻子大打出手。薛瑛指出，“男方大多处于社会的底层，身上多有懒惰、赌博、酗酒等家庭恶习，要么大概率是残疾。”由于语言不通，缺少生存能力，没有合法身份，大多越南新娘的反抗方式是偷偷逃跑，“要么认命，要么逃离，除此之外没有合法的自救方式。”拐卖越南女性事件为何出现？邱格屏认为，这背后是人口性别比失衡对婚姻市场造成挤压，以及贫富差距拉大，贫困农村出现大量的男性“婚姻剩余人口”。邱格屏进一步强调，贫穷是导致收买人收买越南女性为妻的重要原因，收买人的经济状况使他们不能正常迎娶妻子。在“越南新娘”的生意链条上，一端拴着认知有限的越南女性，另一端拴着娶妻心切但条件不佳的中国农村男性。这个链条将越南新娘送到陌生的地方，生下孩子，成为妈妈。阿六如今的房间只有几平米，有些偏仄，放进一张床后，只留下一条狭小的过道。因为“不太会讲话”，她很少与人来往，也不出远门，闲暇时间摆弄下花草，种些蔬菜。张甜和妈妈在潮州的家（图源受访者）张甜六岁的时候，爸爸因病离世，妈妈阿六开始支撑这个家。因为是“黑户”，又没什么技能，生活有些艰难。“没办法去上班，没有身份证别人不肯收，被查到要罚钱的。”可以说，合法身份的缺失是越南新娘面临的困境之一。薛瑛表示，虽然越南新娘生活在中国境内，却是“非国籍、非公民、非人口”的“三非人员”。法律身份缺失之后，工作、生活、社会保障，都是难题。最显而易见的是贫穷。一开始，张甜一家靠捡福寿螺赚钱。这种螺壳薄肉多，既可食用，又可做高蛋白饲料。母女俩常常一大一小伏在田里，忙碌大半天能捡二三十斤，回收价四五十块钱。后来，经亲戚介绍，阿六又去给祭拜用的纸钱刷红漆。张甜和弟弟再长大一些时，阿六去了玩具厂做女工。工厂是私人作坊，不需要身份，员工也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妇。有时候，阿六负责给玩具装箱，按小时计费，一个小时七八块钱。有时是做手工，按数量计费，阿六手脚比较慢，一天下来只能赚二十多块钱。“小时候家里很苦。”张甜说，妈妈微薄的工资负担不起家庭开支，一家人常在傍晚去菜市场捡摊主不要的菜。没钱买衣服，张甜和弟弟就穿亲戚不要的旧衣服。家里没通热水，她们就捡树枝运回家烧水。在张甜的记忆里，那时候的她常骑着装满树枝的小车，颠簸在乡村的土路上，妈妈跟在后面为她推车。从小学一二年级开始，张甜就帮着妈妈一起补贴家用，弟弟也从中学开始在火锅店里做兼职。紧随合法身份缺失而来的是社会环境的不认同。中央民族大学鱼耀在《生存有道：中越跨境婚姻中的嫁与家》一文中指出，公民身份缺失造成制度性歧视，限制了越南新娘关系网的扩展渠道，村庄生活存在的隐形歧视则影响了她们的交往深度。双重因素影响下，她们似乎总是保持着一种“客居”状态。因为是黑户，阿六无法参加医保，去不了大医院看病。疫情期间，阿六无法按照正常流程接种疫苗，进不了超市和商场。工厂的人嫌弃她，让她干活时不要坐太近。张甜记得，那时候妈妈常一个人在角落里工作。越南新娘的孩子也可能被霸凌。爸爸离世，妈妈又不被人“当回事”，张甜回忆，自己和弟弟上学时常被人欺负，自行车被踩坏、车胎被扎、帽子被丢在要喂猪的剩饭桶里……张甜有个要好的朋友，也是越南妈妈的孩子，也常常被欺负。阿六常告诉张甜，“家里没有顶梁柱，咱们母女俩就只能把苦往肚子里咽”。提起妈妈阿莲，曾青莲一度哽咽。家里贫困，爸爸年纪又大，“农活基本是妈妈一个人做”。妈妈种菜、养鸡，用微薄的利润填补开销，每天四五点起床做饭、打理家务，之后就一头扎进田里，一个人可以收拾完四五亩田，干完自家活，又会去别家帮忙。在她眼里，妈妈勤奋友善，常常给别人帮忙。有次过节，亲戚朋友来家里聚餐，一位老大爷不请自来，在家门口拉二胡，以此索要钱财。其他人大多都比较抗拒，阿莲却给了钱，还邀请他上桌吃饭。薛瑛进一步指出，越南新娘嫁到中国后，往往面临族群、阶级和性别上的歧视。因此，她们生儿育女、勤俭持家、照顾邻里，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获得周围环境的认可。总的来说，越南新娘更倾向与其他有相似遭遇的越南新娘建立关系。上述论文里，鱼耀提到，越南新娘们通过彼此互动，一方面弥补关系断裂带来的心灵空缺，一方面间接地认识她们在中国一侧的家人，拓宽其相对狭窄的人际网络。阿莲便交了些关系不错的越南朋友。越南女人爱戴一种圆锥形的帽子，有一次上街买鱼，阿莲看到有女人戴了这种帽子，还随口说了句越南话，便认出对方是越南人，后来两人成了好朋友。“在中国的越南人会有自己的圈子。”认识了一两个越南女人后，阿莲通过她们结识了其他越南人——大多都是被拐来嫁人的。这些越南朋友偶尔会来阿莲家里聚着，用家乡话聊天。2021年10月，阿莲、曾青莲和青莲孩子的合照（图源受访者）离别几十年的“河对岸的家乡”，是被拐来的越南妈妈内心共同的隐秘角落。张甜常听妈妈阿六提起越南。那里遍野是山，有芒果、榴莲和玉米，妈妈在家排行老六，有十二个兄弟姐妹。她总会看到妈妈流着泪，刷一些有关越南的视频。而阿莲，她从越南朋友那里得到了一台收音机，里面都是越南歌曲，她一闲下来就会听。过节时，化州当地会表演越南的戏剧，这让她想起年轻时在越南的时光。她们的女儿，张甜、曾青莲和陈向，从小便听着越南的故事，见着母亲的眼泪。长大后，过去的种种将她们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帮妈妈回家。纪录片《阿紫》剧照陈向今年29岁，云浮罗定人。她接触过许多和妈妈一样的越南新娘，这在她的家乡很普遍，“挺多的”。有的十几岁就被卖过来，有的和妈妈一样有些“呆傻”，她们大多对自己的家庭信息印象模糊，“如果没有人帮他们寻亲，可能这辈子都望乡路远”。2019年，工作步入正轨后，陈向便开始着手为妈妈寻亲。为了能多一些寻亲的线索，她报名网课学习越南语。那段时间，她每天读一篇越南语文章，听二十分钟越南语音频，孩子出生后也没中断。“帮助妈妈回家一直是我的心病。”她还专门在网上结交越南的朋友，“一方面提高口语水平，另一方面想看看有没有帮妈妈回家的线索”。转机发生在2020年6月，陈向结识了丈夫厂里的一位来自越南海防的阿姨。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越南妈妈之外的越南人。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陈向希望通过对方帮妈妈寻亲。但那时候，她只知道妈妈的故乡有很多菠萝蜜。阿姨告诉她，这样的信息不足以寻亲，必须再试着问出家庭地址和家人姓名。对于地址和姓名，陈向过去曾问过妈妈很多次，每次都没能得到回答。妈妈小时候生过重病，又没读过书，有些“呆傻”，仅记得越南的一些生活片段。陈向不想放弃。和阿姨沟通后的那个晚上，她彻夜难眠。辗转反侧间，她想到自己可以用越南语引导妈妈回忆过去，“一个人对于母语有本能记忆”。第二天，陈向便回了老家。她试着问妈妈“知不知道越南河内”，妈妈没回答她，说出了另外一个地名“海防”。陈向很激动，她拿出纸笔，让妈妈写出家人和朋友的名字，她用越南语鼓励妈妈，“想起什么就写什么，写错了也没关系”。慢慢地，妈妈写下了四个名字，分别来自外公、外婆、舅舅和小姨。看着纸上的几行越南字，陈向喜极而泣，“在帮妈妈回家这件事上，我又往前迈了一步”。随后，她将这些信息发给越南阿姨，对方把这些信息发布到了越南的网站上，还附上了妈妈的照片。大约半小时左右，陈向就从阿姨那里得到消息，找到了——妈妈的妹妹正好看到了照片。纪录片《阿紫》剧照工作后，张甜也踏上了为母寻亲的道路。起初，张甜向同为越南家庭的朋友打听，也报名过寻亲节目，皆无后话。这些“旁门左道”走不通，张甜试着打市长热线，后来还找过出入境管理局和广州越南大使馆，也都无果而终。真正下定决心是在2022年。张甜听朋友说，没有合法身份，“去世的时候连火葬场都不给你烧”。张甜很害怕。但当她问起妈妈的寻亲意愿时，妈妈总说不要。“你弟现在要读书，先不谈这些了。”张甜看见妈妈在偷偷抹眼泪。即便如此，张甜还是擅自作了主。2022年3月，张甜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念头，编辑了一则寻亲帖，发布在社交平台，帖子里写明了妈妈阿六曾经的家庭地址和家人姓名，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位专为越南人寻亲和办身份的“中间人”。她向中间人付了2500元，对方记下了信息，只用几天就找到了。张甜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阿六，阿六起初并不相信，觉得“不可能找到”，直到和家人打视频电话，才激动得哭了出来。长久的消失让家人以为她已经去世，最开始甚至不敢相认。阿六讲起了不太熟练的越南话，她从家人口中得知父母已经离世，父亲直到临终时还在想这个小女儿。在妈妈和家人通上电话那天，张甜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写道，“你孤身一人从越南来到中国，孕育两子，与家人断了联系。时隔23年，我终于替你找到了你的家人”。寻亲成功后，张甜帮妈妈阿六办理了身份。越南的家人准备了相关身份证件，张甜也准备了村委会开具的证明、父亲死亡证明等。2023年5月4日，张甜带着妈妈乘坐不用身份证的当地巴士，来到广州越南大使馆，这是她们第一次离开潮汕。两个月后，阿六拿到了那本封皮为蓝紫色的小册子——越南护照。在第一面，写着她的越南名、国籍和出生地。经过两个多月的等待，在来到中国24年后，她第一次拥有了身份。事实上，除了个人努力外，各地政府也曾陆续推出外籍新娘管理、帮扶办法。例如，2012年，抚州市资溪县印发《我县警方三措并举做好越南新娘管理工作》，其中提出协助越南新娘落户、办理准生证等相关规定。此后，浙江庆元、安徽芜湖等地陆续出台外籍新娘相关管理办法。近几年，湖南郴州、陕西华阴、甘肃酒泉等地开展了外籍新娘的专项工作。疫情期间，针对没有身份证、无法按正常流程接种疫苗的越南新娘，肇东市公安局曾开通绿色通道，组织符合条件的越南新娘接种新冠疫苗。泸州市、黄山市等地也开展了此项服务。值得注意的是，在2023年福建省十三届人大六次会议上，张成慧等代表提交了《关于加强外籍新娘管理的几点建议》，其中提到，外籍新娘入户困难、就业困难、非法居留等问题突出，并提出五点帮扶措施，如通过村委担保方式，支持她们到企业务工。2022年3月，陈向辞掉了原本的工作，进入了一家位于越南的中国公司，“初衷是想有更多机会接触母亲的故乡”。踏上这片让妈妈“魂牵梦绕”的土地，她见到了舅舅和小姨。寻亲成功后，陈向在越南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前后有十个网友私信向她咨询，比如用什么软件联系、怎么跟越南家人沟通等。借着自己的越南语优势和寻亲经验，她帮忙发布相关寻亲信息。后来，为方便交流，陈向拉了一个群，越来越多人加入其中，最初的十人小群逐渐有了三十八人。陈向也陆续帮助八九位越南妈妈找回了家人。陈向印象最深刻是的一位来到中国几十年后才找到家人的越南阿姨。寻亲成功的时候，阿姨的母亲已经90多岁了，以为女儿早已去世。而阿姨也因为离家太久，不会说越南话了。打视频的时候，两人都说不出话来，只能相对着哭。因为想帮助其他越南妈妈，张甜也在社交平台建立了“越南妈妈互助群”，群里将近70人，多是越南妈妈的孩子。有人分享为妈妈办理护照和签证的流程与注意事项，有人“曝光”自己遇到的骗子和“坑”。更多人则是求助寻亲和办理身份的方法，例如，母亲被骗过来后，越南已经销户，而中国也没有户口，如何办理身份等等。中专毕业后，张甜做过幼师，也做过客服。如今在一家服装店工作，一个月能赚四五千元。今年1月，张甜和男友相识，两人准备在今年年底结婚，她正在为自己攒嫁妆。如今，张甜每月会回家一两次，妈妈每次都会用她的手机上的越南app与家人视频通话。今年3月，阿六的签证也办了下来，但对于“要不要回去”，她们还在纠结。张甜听不懂越南话，阿六看不懂越南字，“不知道去了还能不能回来。”（除曾青莲之外，文中人物皆为化名）参考文献：[1]李代荣,伏智飞.关于越南新娘问题的再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中),2019,(07):112-113.[2]邱格屏.被拐来的“越南新娘”——犯罪学的分析[J].警学研究,2020,(03):7-19.[3]鱼耀.生存有道：中越跨境婚姻中的嫁与家——以宁明县N村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2020,(05):89-96.[4]薛瑛.中国“越南新娘”的权力视角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7,29(02):93-100.*图片部分来自受访者和网络-END-（本文为投稿内容）采访｜黄麒臻

我知道自己需要看心理医生，但是那时我刚毕业不到一年，没有积蓄，也没有稳定经济来源。单次四五百元的心理咨询，对我来说，是难以负担的开支。难道没钱的人就不能得到心理援助吗？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社会资源最稀薄的人群，反而得不到应有的帮助。于是，我开始思考，类似处境的人该怎么办？是否存在更平价的心理服务，来接住坠落的人们？文｜林屿编辑｜Sharon说出来可能难以置信，作为媒体从业者，看到社会上的不公，我可以义正词严地声援、控诉。可是如果欺凌发生在行业内部，发生在自己身上，我反而保持了缄默。在职期间，我能一周哭三次。离职后，抑郁状态也没有中止，我整天提不起劲，什么都不想干。怕光、怕见人，白天拉窗帘，晚上也不开灯。我觉得自己像阴沟里的老鼠，“鼠鼠我呀，真的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思？”我知道自己需要看心理医生，但是那时我刚毕业不到一年，没有积蓄，也没有稳定经济来源。单次四五百元的心理咨询，对我来说，是难以负担的开支。难道没钱的人就不能得到心理援助吗？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社会资源最稀薄的人群，反而得不到应有的帮助。于是，我开始思考，类似处境的人该怎么办？是否存在更平价的心理服务，来接住坠落的人们？我在浏览器中输入“自杀”，网页自动弹出北京市心理援助热线，同时附有一行灰色小字“你不必独自面对一切”。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市心理热线，开通于2002年，是国内第一条24小时开放的免费心理热线。直到2024年，全国已经开通了400多条心理热线。我想知道，这些心理热线是否发挥了兜底作用？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来电者？我采访了几位热线求助者，她们都表达了对广州心理援助热线的认可。于是我打了3次电话，联系热线员和背后的运营机构，希望争取采访机会，但最终因“没有官方新闻机构采访函”被挂电话。直接联系行不通，我又不抱期望地，在朋友圈询问：有没有朋友认识心理热线员？有人反问，“现在还有人打心理热线？”近年来，心理咨询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心理热线似乎显得过时、老套。但是很多人忽略了重要的问题：能走进心理咨询室，已经代表了一定的经济基础。而这只是少数人的权利。曾玲，是我联系上的第一个热线求助者。采访前，她提出希望能用视频会议的形式对话。因为她担心自己在回顾创伤经历的时候，会遭遇情绪崩溃，“有个人陪着会好一点”。时针往回拨，15岁时，曾玲的月经停止了。后来被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征，临床表现为月经紊乱、肥胖、不孕、抑郁等。由此，她开始长达四年的治疗，并持续与药物副作用、病耻感对抗。医生给她开了短效避孕药，月经恢复的同时，也会带来莫名的情绪低落和失眠。“为什么你在吃避孕药？”同学的疑问，也让曾玲感到羞耻和痛苦，“难道跟人家说我不能生孩子吗？”

距1982年国内第一例自闭症被确诊，已经过去了42年。当初的自闭症孩子慢慢长大，步入人生的中年与暮年。如何安置成年后的自闭症群体，是摆在自闭症家庭与社会面前的又一道难关。据《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V》数据显示，77.64%的18岁以上自闭症群体在离开学校后面临无业状态，被困在家中依赖父母养育，前期的康复成果减退，生活质量不断恶化。孩子在变大，父母在变老，成年过后的自闭症人士怎么办？我们连线了北京、深圳、广州、西安、温州、宁波等城市，一共8位为自闭症人群参与就业做出贡献的民间机构人士与家长，听听他们如何为自闭症人士的就业解困。心智障碍者小吉16岁时从特殊学校毕业，与其他同龄的孩子不同，他没有机会参加高考、进入大学乃至获得工作。对他来说，毕业同时意味着“退休”。“退休”后，小吉被家人反复叮嘱“不要自己出门”。他不擅长打游戏，也不怎么会看电视。家中客厅里有一条长沙发，小吉就这样背靠着座椅发呆，一坐就是一整天。看着弟弟隔离外界的生活，比小吉大9岁的姐姐王丽忍不下心。“为什么在16岁阳光灿烂的年纪，我弟弟只能面临无所事事的选择？”王丽觉得小吉的人生理应有更多的选择——至少能拥有一份工作，独立、自理地生活。最开始，王丽找到家门口维修空调的师傅收小吉为学徒工。刚入职的第一天，小吉却被辞退了。原来因为小吉抱着空调箱走进电梯间时，没把线缆也收进电梯，导致电梯被迫停运。师傅和小吉关在电梯厢里，吓得不轻。弟弟乘地铁被辞退后，王丽与小吉约定了一份找工作计划：找100份工作。姐弟俩问过沿街的包子店，进过张贴着招聘广告的餐厅。通过数字，她想告诉弟弟，找到一份工作，可能需要比常人更多的艰辛。小吉的姐姐王丽理解父母曾经的忐忑：“父母是从社会打拼出来的，他们知道，外面的工作对人是有要求的，职场上未必会遇到好心人能有耐心教育孩子。他们不希望小吉受苦。”事情的转机出现在2021年。小吉找到了一份在江苏太仓特殊工场内做电子零件装配的工作，现如今已经工作3年，每天7小时，拿着一月2000元的工资，下班后还能和朋友约着一起直播、打游戏。他告诉姐姐王丽，自己非常喜欢在这里工作的每一天。事实上，为了找到这份岗位，他只用了5次尝试机会。这个数目远比王丽和小吉曾经定下的“100份工作计划”要少得多。看到小吉的生活慢慢在变好，父母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了下来。无独有偶，在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一位自闭症青年在完成两期培训后，成功与汉堡王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两年前，初来参与工作能力评估时，妈妈觉得“儿子什么都做不了”。但是，当儿子在汉堡王门店成功工作一年后，妈妈高兴地买了个蛋糕和鲜花，送来研究会团队办公室。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秘书长刘珊珊回忆起这位重拾信心的妈妈：“她跟我们说，她现在觉得自己儿子什么都可以尝试，只要他愿意，他想要做，她就会想办法去支持他。”并不是所有的自闭症青年都能像小吉一样，最终找到了合适的工作。2013年，北京市海淀区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开始尝试为自闭症家庭提供支持性就业服务。工作之初，他们扫过街，逛招聘会，在招聘软件上不厌其烦地打电话，等来的结果千篇一律：“听都没听过这件事，自闭症人士怎么可能就业？”“没有岗位，我们企业不需要做福利。”王丽向采访者推荐了这本关于心智障碍者手足成长的书籍年均服务400位残障人士进入职场，融易咨询的创始人周海滨总结道：“接纳自闭症人士就业，企业如同在沙漠中培育玫瑰花。”风险、不稳定，始终是企业在雇佣自闭症人士的最大担忧。即便过了企业接纳的这一关，很多家长自己心里却打起鼓。在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的就业转衔项目里，刘珊珊常常听到来自家长的回绝：孩子不行，参加不了。你们这种工作，他没办法做的。企业不敢用，家长不放心，背后是很多自闭症青年缺乏自理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2013年，彼时已成立12年的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在回看整个行业的发展时，发现服务链条上的一处缺口：大部分服务机构提供的康复训练集中在小龄阶段，但它脱离了孩子14岁，乃至成年后的人生。“也就是说，14岁到18岁几乎是空白的”，刘珊珊说，职业意识是很多自闭症青年认知世界里的黑箱。“他们选择的权利都没有了，因为他们根本都不知道还有‘工作’这一项选择。”刘珊珊说。原因是多方面的。刘珊珊认为，市面上的自闭症康复服务机构仍然集中在14岁以下的儿童康复，而青少年培育板块，资金和人力成本的要求更高，许多机构会选择放弃。同时，孩子过了14岁后，家长们也开始思考更加现实的问题。当认为孩子的情况已经定型或无计可施之时，那些四处奔波了十几年的家长们便有可能选择停下脚步，接受自己孩子还是被隔绝于社会之外的现实。2018年，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开启“就业转衔”项目，完成自闭症青年从学生身份到劳动者的身份转变，培养他们的自我意识和权利观念，被摆在了最重要的位置。深圳宜家职场体验日。资源中心秦社工带领青年一起复盘刚刚工作体验的内容。图源：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刘珊珊说，在“转衔就业”项目中，自闭症群体的就业权利意识尤为关键：“我们认为，你当然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宅在家里头躺平，但是这件事情一定要是你的自主决策。”对于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来说，保证青年稳定就业不是唯一的目标，提升青年包括自我决策、个人发展、人际关系等整体生活品质，才是其真正目的所在。这一次，研究会的尝试成功了。2023年，接受岗位培训的五位自闭症青年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男团”，在刘珊珊搭建的直播间中“出道”。在视频里，几名略显青涩的青年会仔细商量团队的名称，也会互相打趣各自的想法，“叫‘奔跑吧’？你们觉得怎么样？”“就叫‘研究会直播团队’”“‘欢迎光临直播间’也可以啊”。最终，他们决定以“五”为名，“五人同行”、“五角”甚至“舞男”都想出来了，最后选择了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英文缩写+五角的“SAS五角男团”。在五张白纸上，他们用不同颜色的画笔，绘出五彩的“SAS五角”。职场独角兽之平安信托物业岗前培训计划。在为期两周的职场体验中，青年们第一周在不同讲师的带领下学习基本的职业素养及岗位实操课程。图源：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每次直播前，刘珊珊会提前搭好直播内容的框架，培训五位青年直播的时长、大致内容，随后，话筒被递给五位特殊的新手主播。几次直播下来，刘珊珊默默见证五位自闭症青年的变化。五名青年中，铨哥最不善言辞，表达能力也比较弱。但只要直播一开始，轮到小伙伴们轮流唱歌的环节，哪怕停顿三四十秒，他还是会放声歌唱。在为期两个月的直播工作结束后，铨哥还是会在原本的开播时间，到点去作为“直播间”的会议室里看上一眼，看看是不是有新的直播又要开始了。到现在，铨哥正式加入了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的团队，担任办公室助理一职。类似SAS五角的就业支持培训，深圳市自闭症研究会成功运转多年，支持了数十位自闭症青年成功就业。并已经形成完成整的服务流程，按“前期评估——职业培训——就业上岗”三步走，对希望就业的自闭症青年进行支持和培训：

记者手记[2]「史图馆」馆长：科普，“科”和“普”都很重要｜对话自媒体人[3]六层楼先生：去女性健康科普的“上游”看看

温如军，《中国慈善家》杂志社记者，从事突发、重大社会事件类的调查类新闻报道。代表作品：[1]《吉林浮桥罗生门》[2]《残疾人证乱象调查》[3]《二十只东北虎之死》今年5月13日，《中国慈善家》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调查｜20只东北虎之死》的报道。该报道基于深入的调查和现场探访，揭露了安徽省阜阳市阜阳野生动物园内多只动物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同时指出了园内现存动物所面临的恶劣生存条件。报道一经发布，立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报道发布当日，阜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迅速作出反应，发布了《关于颍东区民营动物园涉野生动物死亡网络舆情的情况通报》。主流媒体纷纷跟进，进行后续报道；多家关注动物权益的公益组织也陆续发声，呼吁采取有效措施改善被圈养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这篇报道的作者温如军，是一位有着十几年新闻行业经验的资深记者。2019年国庆前夕，温如军在国企宣传岗位工作两年后，选择重返新闻行业。重返媒体工作不久，他便遇上了武汉疫情。这一次，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奔赴最核心的新闻现场。五年过去，温如军对目前的工作状态感到满意，并决定继续在新闻行业深耕。深度训练营聚焦《二十只东北虎之死》，对话记者温如军，尝试打开看上去很“神秘”的调查性报道“黑箱”，探究一篇调查性报道是如何诞生的，如何根据“常识”来捋清楚新闻操作思路，如何说服采访对象接受采访，在前期的案头工作中和现场分别又要具体做什么。以下是「深度训练营」和温如军的对话：Q：《二十只东北虎之死》该篇稿件的线索是如何获得的？得到这个线索之后，您做了哪些工作来核查其真实性？A：东北虎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据估计，目前野生东北虎的数量不足500只，远低于大熊猫的现存数量。当时的新闻线索表示有二十只东北虎非正常死亡，那一定是很严重的问题了。得到这个新闻线索后，我向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绿发会”）等公益组织核实，他们确实知晓这件事；我也曾咨询过当地的林业局，但他们不知道其中具体的细节。因此我大致判断了这个新闻线索的新闻价值和真实性，下一步是给单位报题，选题通过之后立马赶往现场，所有的新闻操作都是这样。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记者突破的难度相对来说是最小的，越快进入现场越好。Q：在确定要做该选题之后，您具体的操作思路是怎样的？A：新闻具有时效性，因此在最开始核实新闻线索时就要开始案头工作了。在北京前往阜阳的火车上，我开始搜集公开信息，做背景调查。我们国家的动物园，尤其是以地名命名的一般都是公立动物园。但阜阳动物园是民营的，一家民营动物园出现这么多问题，背后肯定是存在一些纠纷的。我查到动物园的运营方之间确实有官司，后来也在裁判文书网上查到了详细的判决书。判决书中并未直接提到动物死亡，但提到该动物园还没有完全修建好，动物就被运输了进去，并提到了“死了一只长颈鹿”。接下来我确定了目标，即要通过现场采访和业缘关系去调查到底死了多少只动物，它们是怎么死的。Q：“死亡的野生动物幼崽的尸体至今仍存放于冰柜中，而成年东北虎、非洲狮、长颈鹿、黑熊等动物的尸体，则堆放于一个约10平方米的冷藏室，等待处理。”报道呈现了较多现场观察的内容，当时现场是什么情形？A：现场是被遮蔽起来的，这便要考验一名记者的现场突破能力，看他能不能接触到核心新闻事实的部分。该选题核心的新闻事实是动物的非正常死亡。线索人告诉记者死了20只老虎以及其他动物，可这始终是别人说的，哪怕是有信息源的交叉验证，都不及记者亲眼见到这些动物尸体有说服力。有了这些动物尸体的现场，后面的内容算是坐实了。我首先想找到这些动物尸体，除非这些动物的尸体已经被火化或做了无害化处理，那就没办法了。但线索人告诉我，这些动物的尸体都还在动物园内，最终我通过我的关系和经验找到了它们。需要注意的是，不一定要把你了解到的所有东西都写到稿子里，拍到的照片也不一定要全部登出来，比如那些动物尸体的照片，这牵扯到新闻伦理的问题，登出来可能会引起读者的不适。Q：在稿件中，林业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您是如何说服他们接受采访的？A：总体上，对于这件事，他们有通过新闻媒体向公众发声的诉求和意愿。因此，最初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他们也是极力地解释。但不管林业局如何解释，作为一个记者，我都不能听他们的一面之词，当然也不能呼园方负责人的一面之词，都要去印证，毕竟他们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说话的，只有记者是站在中立立场问问题、写稿子和做传播。每个记者有自己的说服方法和说话方式，一般情况下我是比较真诚地告诉对方他接受我的采访有什么好处，拒绝我的采访则会有哪些弊端。同时记者还要表明一个立场，即我们不是来找事的，而是抱着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报道该事件的。Q：该调查中涉及到了很多与公司股份（野生动物园的经营权纠纷）、法律等相关的专业知识，这些知识和技能在操作调查报道时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A：在调查这些问题时，通常要用到裁判文书网、企查查等渠道来了解这些主体的工商信息以及相互关系、纠纷等。Q：在您发表了东北虎的这篇调查性报道之后，很多其他媒体跟进报道，您会和其他媒体的朋友们共享信息吗？A：除非采访对象特别叮嘱我“不要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别人”，如果是没有特别叮嘱过的话，即使是在我的报道尚未发出的情况下，我都会毫不保留地把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告诉记者同行们。因为每位记者的报道角度都不一样，并不会有什么影响。Q：吉林村民私搭浮桥收费被判刑，后部分人获无罪释放。对于该新闻事件，您做了一篇名为《吉林浮桥罗生门》的报道。对于此类罗生门式的新闻事件，我们该如何操作？A：其实所有稿件的操作思路都是类似的。拿到一个选题，首先要把复杂的利益关系梳理出来，其中至少有两方，有时甚至是四五方交织在一起。在明确利益关系后，依据常识对事件进行评估。若这件事违背了常识，便要探究其为什么不符合常识，然后带着这个“为什么”来确定要采访的对象，并把它详细记录下来。抵达新闻现场后，根据捋出来的关系图再去挨个突破采访。有时新记者在拿到一个选题时会感到心里没底，有点“抓瞎”，但实际上，把这些利益关系梳理清楚之后，一切就清晰了，采访对象也就确定了。动物园的东北虎死亡，肯定要找到经营方和林业部门；吉林浮桥的案子已经判完了，了解因为判决而引起的后续舆情，就需要采访公检法部门。Q：您刚才提到了操作稿件的“常识”，如何理解这里说的“常识”？A：常识是对事情的一个非常浅显的基本认知。就吉林浮桥事件来说，首先要采访建桥的当事人，他解释他建桥的目的，但他的话是没有什么说服力的；那就需要走访大量的村民，村民们如果说他收了钱，但只收了一块钱的成本钱，也算合理，但如果一次收取明显超过公允价的话，他的动机肯定就有问题了。另一个层面，私人能修桥吗？记者要查相关的法律法规，采访专家，询问如果私人能修桥的话，需要什么程序。把这些内容了解清楚，稿子才是成立的。采访中凡是涉及专业知识的，这就要求记者去学习、查资料，和专家聊，向同行请教。Q：您是如何看待调查性报道和调查记者的？A：调查记者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业，但是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限和定义。在我看来，新闻是指新近发生的事实，那么客观事实就不存在正面、负面之分，不管是跑线记者还是深度记者、特稿记者，只要把一件大众关心的事情讲清楚，就是一条好新闻，并非是大几千字的文章才叫调查性报道或者深度报道。首先要讲清楚五个W（注：Who谁、What什么、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为什么）。然而现在受众已经不满足于此了，大家更想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背后的逻辑和关系是什么，把这些内容写清楚了，才可以称得上一篇调查性报道。其实，每一个在现场的记者都是调查记者，因为他们都要通过实地探访来搞清楚前因后果。只有合格的新闻报道和不合格的新闻报道。只要所有的新闻要素说全了，并且你告诉了大众这件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发生背后的逻辑关系，才是一个合格的报道。Q：您重返过积石山地震震后重建的现场，地震之后为什么需要回访？A：任何一篇报道都不是一锤子买卖，一定要持续性地关注它，尤其是像地震这样的灾难报道。地震发生之初，灾区便会迅速吸纳大量的物资和善款，对于灾区的各种救援、安置，会有很多相关的报道，但是对如何进行灾后重建、灾民怎样恢复生活这些后续最主要的困难、问题的报道也非常重要。积石山地震震后重访

“兴趣使然的历史国风同好社区与创作平台”，是历史科普新媒体「史图馆」的B站账号简介。本文对话「史图馆」的创始人徐柘成。徐柘成，图为受访者提供「史图馆」是徐柘成于2014年创办的历史科普新媒体，今年即将迎来十岁生日。目前，其B站粉丝已逾200万，各大矩阵粉丝总量过亿，是国内历史科普领域最大的原创新媒体矩阵之一，代表作有《中国历代疆域变化》等系列视频。“馆长”徐柘成与我们对话时，刚刚下班回家。目前，他经营着自己的集团，业务横跨文旅科教等多个领域，「史图馆」仅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但身为历史爱好者，“馆长”始终是他最为偏爱，也最广为人知的头衔。十年前，正在读高一的徐柘成与网友吞吞（化名）一道，在几个线上社群的基础上，组织起一个由优秀历史爱好者构成的核心创作团队，创办了「史图馆」。「史图馆」最为人所知的特色，是其内容严谨且体量庞大的历史地图视频。2014年8月，其代表作《中国历代疆域变化》的最初版本在B站上线。随后几年，该系列陆续更新，并逐渐火爆出圈，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历史爱好者关注，更有粉丝加入了创作团队。2016年，徐柘成如愿考入历史学专业。在大学里，他与「史图馆」的小伙伴们共同涉足二级市场投资与天使投资领域，并最终于2020年成立了文化互联网企业联合体「云韶集团」，致力于支持文旅科教等领域的青年创业。目前，集团旗下有120余个成员单位，「史图馆」则是最为外界熟悉的金字招牌之一。徐柘成认为，对一门学问来说，“科”和“普”都很重要。“推动学术发展的学者当然值得敬佩，但学术做出成果之后，也需要走出象牙塔。而如果想让公众为高质量的学术科普买单，需要对内容进行不亚于学术写作的精心编排。

用试纸测量润滑剂的PH值，观察黄瓜片在有无润滑剂环境中的水分流失，测试滑块在有无润滑剂斜坡上的滑行速度，穿着实验服、戴着橡胶手套的六层楼先生（以下简称“六层楼”）正通过实验讲解挑选润滑剂的标准：酸性、保湿、润滑。在这则名为《湿不湿，谁说了算？》的科普视频里，六层楼运用熟悉的开场白介绍自己——“Hello大家好，我是万千女性的妇产科老棉裤六层楼。”作为一名前北京三甲医院妇产科医生，六层楼一直致力于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帮助更多女性更好地生活”。除了上述视频所属的“硬核实物科普”系列外，六层楼还开设了“手把手教学”“妇产科的人间冷暖”“看见生育损伤”等系列。十年的科普经历中，他发现读者提的问题重复性很高。如果女性健康科普是一条河流，他作为河边的工作者能够清楚感知眼前这片水里发生的变化，但是当他遇到越来越多有问题的鱼，他开始反思：科普是否能真正解决问题？带着这个思考，他决定去上游看看。目前六层楼在全网的累计粉丝量达千万（包括在不同平台上的重复关注），我们与他对话，了解他作为一名女性健康知识科普博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距离六层楼第一次在豆瓣小组分享妇科知识已经过去近十年。彼时的他，还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妇产科医生。看到网友们发出如“宫颈糜烂能不能治好”“盆腔积液和盆腔炎严重吗”等疑问，他深感妇科知识科普的欠缺和网络信息的良莠不齐，开始以回复或发帖的形式向网友们科普基础妇科知识。后来，微信公众号“第十一诊室”成了六层楼科普的另一个“阵地”。“第十一诊室”和“六层楼”都得名于他第一次作为医生出诊的地点——位于六层楼妇产科的第十一诊室。六层楼公众号主页刚起步的两年，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大夫，迫切地希望证明自己。他想试试，一个“叛逆”的年轻人“不靠医院，不靠职称，也不靠白大褂、白头发这些增加权威属性的东西，也能把科普做好”。现在想来，六层楼并不太喜欢那时的状态，觉得写出来的东西都有点沾沾自喜。凭借极具标识度的个人形象特征和符合互联网调性的表达方式，六层楼在科普领域崭露头角，获得了大量关注。随后，他“有点儿享受这种个人崇拜，于是试图通过提出反对来找到存在感”，其输出范围逐渐超越女性健康科普本身：打击虚假广告、批判医院规定……超出专业范畴的言论使得质疑的声音愈演愈烈，六层楼有些难以接受。面对公众的审视和评价，他退缩了。2017年左右，他变得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表达欲，自称“没有感情的科普机器”，逐渐工具化，只充当知识点的翻译和转述，每一句话都追求出处。回归内容创作后，六层楼制作的图文科普吸引了大批关注者。随着曝光度增多，私信咨询数量也越来越多，再加上医院本职工作，他觉得一天24小时已不再够用。2018年底，六层楼从医院辞职，全身心投入科普工作。全职科普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能不能养活自己”。员工工资、五险一金、房租水电、道具物料……许多数字压在一个初出茅庐的创业者肩上。六层楼憋着一股劲儿，“我就想要证明做科普也能挣钱”。现在提起当时“要大干一场”的豪言壮语，他又感到羞愧：“那时候的想法多么功利，不是想做科普，是想通过做科普挣钱……目的是不纯粹的，我批评自己。”自2018年“双十一”接到第一条广告起，做周边、卖书、付费课程、接推广……他积极地寻求可能的盈利方式。对于“商业气息浓厚”的指责，他反而乐见其成，这意味着他的团队能接到更多的商单，更可能存活下去。2023年7月，六层楼在微博公开了团队前两季度净利润，加起来约20万，“虽然说挣不了大钱，但是活下去是没问题的”。六层楼在微博公开营收数据证明自己能提高知名度、能赚到钱了，然后呢？在追求更高流量、更多收益的同时，六层楼时常反思自己做科普的初衷与意义，在焦虑中无法自洽。他不断叩问内心：“想要的到底是什么？”2024年初，六层楼思来想去，最终明确自己最关注的是女性健康科普内容本身。他不再将科普作为追求名利的手段或工具，而是想要借助科普帮助更多女性更好地生活。他此前所获得的成就感，都是源于外界的评价：让患者变成正常人，为受众答疑解惑——“必须要活成对别人有用的人，我才有存在的意义。”但如今，六层楼已经明确了自我价值，成就感更多来自内容创作：录了一期能完全表达自我想法的视频，发了一篇更加完善的科普，抑或想到了一个精准的比喻。进入新状态的六层楼只服务于自己的表达欲和受众需求，而不再过多担心流量和推广。以往一期内容他会准备四五个标题，再根据播放量、舆论反馈等评价标准挑选。而今，他摒弃了所有标准，追求“灵魂一击”和“自然流淌”。在《献给不屈的女性：继续当一个难缠的人》这期播客里，他不假思索地选用书中最触动自己的一句话作为标题，直言：“要不咱就直接把它当标题好了？不管（播放量好不好），就这样了。”在六层楼的科普宇宙中，视频仍占主流。不同类型的视频，制作方式也不同。对于探讨如“厌女”“冻卵”“处女膜”等争议话题的“长谈”栏目，六层楼广泛搜集观点、资料，撰写逐字稿，遣词造句细细斟酌。而像“手把手教学”和“Reaction（现场反应）”等系列，他只会根据主题和知识点构思大纲，录制具有更多随机性。六层楼B站主页六层楼选题灵感广泛，从书籍资料到网络讨论，以及私信咨询都可能成为来源。他的备忘录里总是零散记录着一些关键词句，直到那些碎片激荡、成长为完整的想法，能够被成熟地表达，才会与读者见面。面对海量私信，他只会选择性地公开其中具有科普意义和普适性的问题。有读者咨询“经期服用布洛芬有没有危害”，六层楼首先阐述了布洛芬的适用症状及副作用，接着介绍了其他缓解痛经的方法，并强调女性应基于真实感受和自我意愿做出选择。对这则私信进行公开回复可能帮助更多女性正确对待止痛药以及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止痛方式。六层楼公开私信内容除了专业知识，六层楼也经常发布自己的日常思考：反思“过表达”的现象，分享新学到的概念，记录通勤的见闻……他笑称自己是“话痨”，但停顿了一下，又强调：“在做了十年科普之后，仍然有旺盛的表达欲，这种冲动是我很珍视的东西。”只要不断输出，就势必产生不同的声音。如今的六层楼能够坦然接受一切评价，不再将他人的肯定视为必需品，尊重受众的不同观点。质疑与反驳同样有用，“它记录了这个阶段我的理解和大家的反馈，也可能帮助我修正原来的想法或产生新的观点。”接受存在并不代表让步妥协。面对“男的为什么来做女性健康科普”“你是不是为了讨好女性，吃性别红利”等质疑，六层楼立场坚定。他拒绝被身份或性别定义，希望做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读者质疑：“你能不能不要加一些娇嗔的成分，按照自然生理属性发言？”在六层楼看来，所谓的“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都是被社会定义和划分的，个体被塑造出来的表达方式、行为逻辑、思考方式等，都是需要重新修正和清理的。六层楼坦言：“我现在的表达方式与其说是带有女性特质，更像是在追求成为一个合格的成年人。”

恭喜！「深度训练营」今年有四支团队从600多支团队中脱颖而出，入围2024南风窗调研中国百强团队！Ta们分别是：16号——《“康”坷之路：深圳市儿童康复服务现状、原因及对策》19号——《校企合作模式下中职学生职业发展的挑战及策略研究》21号——《基层产科关停潮对妇女生育保障现状的影响研究—以广东省龙川县为例》32号——《援助还是抛弃？基于贵州万山区数据标注产业的“妈妈女工”调查》近期，四支均在「微信视频号」发布了启动视频，我们一起来看看吧。最终，将会有30支团队从百强中脱颖而出，进行10强的「角逐」。其中，启动视频的传播效果，也将会成为评分标准之一。数据统计截至7月28日晚24点。如您对下面四支团队的调研非常喜欢，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记得点赞、收藏、评论、转发哦。01

时代向前疾驰，我们在喧嚣中焦虑、急迫，从来不敢走一会儿神，却在全神贯注中逐渐丢失了自我。如何找回自我？或许可以试试写散文。梁实秋说：“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每一篇散文里都活脱脱地呈现着一个大写的“我”，其后立着一个人，一种品格。你有怎样的境界，就会说出怎样的话。散文的书写不难，但讲究的是由心而发。无论哪种题材，生老病死，离散重逢，山川湖海，日月星辰；也无论哪种情绪，浓烈奔放，直抒胸臆，还是典雅精致，细细碎碎，无话找话；无论文章短长，少有百字，长则数千……归根结底，散文始终是那面照见人心的镜子。我手写我心，你细微的情绪，丰饶的内心，都在你的文字里纤毫毕现。刘亮程说：“散文是沉淀的人心，是完成了又被重新说起的故事，它没头没尾，但自足自在。”用散文书写内心，赋予它某种庄重，也让我们更好地审视、慰藉自己。如果你也想从心出发，用散文书写自己在这个世间的生命痕迹，不妨加入我们。我们特邀刘亮程、蒋蓝、胡竹峰、沈念、苏沧桑、江子，6位创作经验20年以上的国内当代非常优秀的散文家，花费半年打磨出《南方周末散文写作训练营第二季|六位散文家的文字盛宴》课程。与我们一起，用心表达世界，以文对抗时间。6位当代知名散文家20+年散文写作独家秘笈长按扫码，立即加入学习01散文是如梦飞翔的艺术我年轻时写诗，后写散文，再写小说。散文成就了我的文学，是因为有长达十多年的诗歌写作铺垫。那个后来写成散文的村庄世界，我用诗歌一遍遍地试探过。我对自己的诗歌失望时，写起了散文。其实，对我而言，诗歌和散文甚至小说间，并没有沟壑般的边界，我只是用自己成熟的诗歌语言，写散文又写小说。散文让我变得更加自由自在。写散文比我写诗时感受到更多的诗意。严格地说我只写了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散文《一个人的村庄》，我在这部书中把一辈子的散文写完了。之后的小说，有人说像散文。其实更像诗歌。我的散文是诗歌与小说间的过渡，是连通诗与小说的桥。我在散文和长篇小说中，成为没让自己失望的诗人。——刘亮程茅盾文学奖得主鲁迅文学奖得主02如何捕捉散文的选题灵感，写出新意？我是“后知后觉”之人，于2004年进入报界，从记者、诗人再到散文家，记者这个职业让我接触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也让我常年穿行于蜀地山川河谷，城市乡村，从悠远的历史尘埃中，捕捉绚烂的片断、精彩的选题。新闻终止的地方，就是文学开始点。而散文写作的开始，则是寻找灵感与立意——这个开始一旦偏离了，那么无论文章写得多么辛苦，也不容易扭转回来。对于初学者，这样围绕选题而谋篇布局的散文基本功，就显得尤其重要。所以，一篇出色的作品，应该具有超越常态和前人之作的新意，要寻找到笔下出奇而绝妙的散文立意，就要刻意捕捉灵感，不可能一蹴而就。——蒋蓝朱自清散文奖得主人民文学奖散文奖得主03如何搭建散文结构，做到“有章可依”？我好读古典文章，也希望可以写出古典文章。古典精神是先秦文章的渊博浩淼，两汉词赋的华丽，唐诗宋词的明亮，是司马迁的叙事，是唐宋八大家的笔力，是明清文人的襟怀，是《诗经》《乐府》一直到《西厢记》《红楼梦》的遣词造句。我认为文字固然有道，首先是术，它是一个技术活。只有首先熟练掌握文章的切题、开笔、转折、组合、结尾，才让文章成为一个整体。一篇散文有结构和没有结构，直接关系到是否好读的问题，作为一个写作者，看文章要察其栋宇，观其结构。我凭自己的趣味写作，民国是我的起点，希望这辈子可以去先秦的宫殿看看，在魏晋的河流中游泳。——胡竹峰茅盾新人奖得主三毛散文奖得主04如何使散文叙事更具吸引力，讲好故事？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思考着一个令我困窘的散文写作问题，那就是过去散文中的抒情、写景、状物，如果依旧沉溺此道，一定是很难创新表达的。面临文体的边界扩张与融合的当下，必须重新认识并创新散文中的叙事，发掘叙事的价值。叙事的目的是让散文更好看、表达更丰富。在叙事中处理素材、结构，调动情感、语言，考验的是对生活的各种感觉，以及处理事序的过程、能力和勇气。与一般的故事讲述不同，散文中的叙事既要拥抱精细的俗世经验，也要打开深广的灵魂空间。一个好的写作者，永远要有一种开拓的冲动，寻找新的方法开始自己的写作。——沈念鲁迅文学奖得主十月文学奖得主05如何掌握多维度的散文情感，以情动人？痴迷散文写作近四十年，从起初到如今，常扪心自问：假如，将你此时此刻写的这篇文章隐去姓名后，读者能认出是苏沧桑写的吗？八年前，进入散文集《纸上》的创作时，我终于找到了“自己”，坚定了自己的文学理念：“守赤子之心，信万物有灵，接人间地气，书天地大美”。散文写作不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传递情感力量的媒介。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真知灼见与真情实感的交融，才能在读者内心掀起情感的狂澜。宇宙浩瀚，人类渺小，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在于创造文明、延续文明。对于一个真诚写作者而言，形成个人的文学标签，创造流传得下去的文字，是我的追求。——苏沧桑朱自清散文奖得主十月文学奖得主06如何从词语开始，写出个性化的散文语言？我的写作是从写诗开始的，到现在写散文已整整三十年。开始学写散文的时候，我经常枯坐在桌子前，有构思，但不晓得该怎么组织语言。后来发现，一篇散文有了好的“声口”，就会有很好的气息、味道、质地，就成功了一半。散文写作乃至所有文学写作，其实就是两个问题，写什么和怎么写，一个是题材问题，一个是方法问题。题材是你的写作矿井，每个人还要找到自己的写法，也就是自己的挖矿的方法。就是采用什么样的“声口”，什么样的语言、温度、口吻，来完成你的写作，让人蒙住你的名字看几十行就知道，那是你的，而不是别人的文章。说到底，写作是一场修炼，一场写作者安放自己灵魂的修炼，语言则是每个人生命的一部分，带着每个人的DNA。最终的目的，是做到人文合一，人文俱老。——江子鲁迅文学奖得主三毛散文奖得主早在两年前，我们便邀请了李敬泽、周晓枫、李修文等7位散文家研发《南方周末散文写作课》第一季，帮助4500+名散文写作爱好者系统训练写作。今年，我们继续网罗全国优秀的散文家，不断壮大我们的队伍，开启第二季散文写作课，希望继续帮助大家精进写作。那么，与第一季相比，第二季有哪些不同呢？持续迭代，全新升级一豪华讲师阵容，网罗全国知名散文家本次课程特邀刘亮程、蒋蓝、胡竹峰、沈念、苏沧桑、江子，6位散文家，集结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

新闻如火，理想如炬[3]北青深一度杨宝璐：顺势而为，坚守事实底线

2022年6月25日，公众号“看客inSight”的推送《女式内衣流水线上，打工男孩的无欲青春》引发网友关注。有人感叹“少有人将目光投向流水线上的工人”，也有人说“这篇文章反驳了读书无用论”，有人在文章中看到了过去的自己，而更多人透过作者的镜头和文字，看到小镇内衣厂的青年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这篇文章首发于2017年，标题是《汕头内衣厂里的打工男孩》。作者陈劲大学学习新闻专业，毕业后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报道摄影师。他将镜头和文字对准小镇青年的生活与情感，作品普遍关注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和流动状况。2024年4月30日，南方周末发布特稿《直到砖瓦隐入尘烟》。这位名叫张福青的农村留守老人，20多年在墙上手写日记，于去世后走红网络，许多人评论这是现实版的“父亲写的散文诗”。本次复盘形式有所不同，我们希望从文本、采访，以及操作思路三个层面，全景呈现一篇优秀稿件的采写过程。稿件梳理及对话复盘整理如下。1.

恭喜下列同学通过层层简历筛选及激烈的面试角逐，入选深度训练营第14期。录取名单如下：恭喜以上入选同学！营长将于今天（7月23日）建群，请入选同学耐心等待进群。入选后大家将进入为期三个月的考察期，考察通过的同学将正式完成第十四期组队。另外，深度营将会为参与了十四期面试但未能进入深度营的朋友开通旁听群，大家可以在旁听群内获取深度营讲座资讯。未能进入深度营的朋友请不要因此感到沮丧，这并不代表你不优秀，也许只是与深度营的需求暂时不太匹配。要相信，以你的能力和才华会找到更适合你的地方！深度营是靠一期又一期的传承接力运转的社群，只要被需要着，它就还会继续下去，继续传达“给热爱者以机会”的理念。每个人都有错过机会的时候，重要的是如何振作起来，寻找下一个机会。期待在以后的招募中再见！后续深度营还会持续分享业内记者采访和讲座干货，再次感谢大家选择深度营！-END-十四期招募组

2020年，因部门规模调整，从业六年的记者杨宝璐成为北青深一度编辑，不再单打独斗，而是为记者提供支持和协调。编稿四年，杨宝璐的新闻操作方式变了，更倾向于做辅助性工作，帮助记者更好地展现想法，丰富报道内容。她始终努力克服自我审查的倾向，尽量克制报道的情绪化。但她的新闻态度一如既往：“我们所能做的，只有严肃地对待我们的写作。”四年间，她积累了一套编辑方法论——如何与记者协作，如何介入热点、组织文本，如何在新媒介形态下做新闻。杨宝璐以下是深度训练营与杨宝璐的对话：Q：在编辑实践中，你遇到过记者的哪些问题？是如何解决的？A:

深度训练营已经走过了十三期。在这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小伙伴心怀新闻理想，共同探寻“新闻人”的成长之道。每一次新闻采写，都是一次心灵的远行，一次与现实的深刻对话。一次次触碰陌生的群体，探索处于世间角落的生活，倾听陌生人的故事，感受不同人的喜怒哀乐。每一次做新闻，都是一次独特而难忘的人生体验，是对外在世界的探索，更是内心深处的一次次触动与成长。在深度训练营，我们深耕专业，在实践的同时，向前辈“取经”，与一线记者、编辑对话，和作者、自媒体人交流，探索传媒领域的广阔天地。在这个开放包容的新闻社群，小伙伴们彼此赤诚，对世界充满好奇，在一次次新闻实践中完成了对好奇心的探索，让新闻理想真正落地、生根。一期又一期的小伙伴传递着接力棒，和深度训练营共同成长。以下是他们想说的话：（成员感想分享，点击每张名片展开查看吧！）我们继续期待，能有更多的小伙伴加入我们，一起在新闻实践中触摸真实，一起感受人间百态。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心怀新闻理想的小伙伴能在深度训练营中获得成长，让新闻理想真正得到滋养。期待在深度训练营的十四期招募中，看到更多同样心怀理想和热情的“新闻人”。（小声提醒：距离报名时间仅剩1天！）-END-十四期招募组

“杜锐峰是学新闻的，但他从不玩微博。没有微博，间或看看头条，关注朋友圈消息，在浏览网络小说时偶尔刷一点资讯。不会特意搜索什么，也不会追赶热点、时事或是潮流。”2021年4月，在深度营八期互访文章《没有限度的人生》中，王映涵（八期深度组同学）如此描述他。一年过去，如今他每天关注时事，但佛系、低欲望、随遇而安仍是性格的关键词。“有活就干”，在杜锐峰看来，工作是提升能力的最好方法。深度营为他提供了足够多的“工作”机会。“在媒体可能十天半个月才能写一篇稿件，但是在深度营，我几乎天天都能接触到不同的稿件，去看，去学习，去编辑，去上手。”在深度营，杜锐峰第一次尝试编辑工作。他会因帮助别人取得成就而感到格外满足，自己感兴趣想写的稿子，有时好奇劲儿过了也就过去了；但是帮别人改稿，他可以加班到深夜，也可以持续跟一个月。深度营八期“年度最佳编辑”的颁奖词如此写道：“敏锐严谨，清晰通彻；业精于勤，甘做嫁衣。”回顾成为编辑这一年，杜锐峰最大的感触是要“克服自己的书生意气”。新闻是用来服务读者的，不要让文学处理欲望干扰稿件的客观真实性。他希望以这句感受和大家共勉。图源受访者以下是深度训练营和杜锐峰的对话：Q：在深度营做编辑的契机是什么？第一次做类似“编辑”的工作是在《远方的，面前的，帮助者们

一支笔，轻盈挥洒，便成了历史长河中不可或缺的注脚，书写出一篇篇扣人心弦的故事；一个镜头，精准捕捉，便化作时代洪流中的追光者，定格下每一个值得铭记的瞬间。新闻，是历史的草稿，是时代的见证，也是我们了解世界的窗口。我们深信：只要新闻之火不灭，理想之光便永不熄灭。深度训练营，作为国内少有的公益新闻社群，八载春秋，深耕细作，致力于为新闻爱好者提供系统化的学习路径与丰富的实践舞台。我们不断回望过往，复盘经验，深入思考，只希望能更好地记录这个时代。“记者手记”

[1]对话黄河：“看得清楚，想得明白，说得精彩”是我做财经记者的标准｜记者手记[2]宝万之争：公司竞争经典案例

“宝万之争”是中国商业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涉及金额规模最大、牵涉面最广的一场资本博弈战争。（事件复盘详见：《宝万之争：公司竞争经典案例

“宝万之争”是中国资本市场上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商战，始于2015年，历时四年多，涉及多方资本巨头，包括宝能、华润、安邦、恒大等企业。这场争夺战始于2015年A股市场的股灾，随后保监会放宽了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的比例上限，为险资入市打开了大门。万科——作为地产界的领军企业，因其股权分散、股价相对低廉，成为宝能系的目标。宝能系通过其旗下公司前海人寿和钜盛华，先后在二级市场大量买入万科股票，迅速提升持股比例，最终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万科管理层，以王石为代表，对宝能的入局持反对态度，认为其资金来源不明，融资风险极高。在宝能的强势进攻下，万科采取了停牌等防守措施，并寻求资产重组，试图引入深铁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以稀释宝能的股权。在这场争夺中，万科管理层展现了强烈的反击意志，通过法律诉讼、公开举报等手段，试图阻止宝能的进一步行动。同时，恒大的入局为这场商战增添了新的变数，其在二级市场大量买入万科股票，一度被认为可能是万科管理层的策略。随着监管机构的介入，宝能系面临压力，最终逐步退出，而深铁集团则在股权转让中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这场商战不仅展示了资本市场的复杂性和残酷性，也反映了监管政策对市场行为的重要影响。最终，宝能系虽然未能实现对万科的控制，但在减持万科股票后，仍然获得了可观的财务收益。而万科在经历了这场风波后，管理层得以稳定，公司继续沿着既定的发展方向前进。2015年6月，A股迎来了2008年之后最严重的股灾，仅仅两周便有上千只股票价格直线下跌。为稳住持续下跌的股市，国家紧急出台了一系列的救市措施。其中，保监会放宽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与权益类资产的比例上限这一政策的出台，打开了险资入市的枷锁，各路险资纷纷入场低位扫货，各种收购与反收购大战此起彼伏。当时的万科是国内地产界的霸主，据2014年万科年报，万科那时总资产约为5,000亿，利润总额约为250亿，账上的货币资金高达627亿。以如此优秀的经营业绩相比，万科在A股的股价长期一直在4块到9块每股之间，第一大股东华润集团的持股比例也仅为14.89%，更多的股票散落在二级市场中，这也意味着万科是一家没有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超级企业。股价便宜，股权分散，这让当时的万科成为各大险资眼中的“香饽饽”。2015年6月30号，万科A的收盘价仅为8块3，万科总股本110亿股，15%的万科股权大约值137亿元。也就是说，险资无需通过邀约收购，只需要在二级市场上花费137亿元买入散户的股票，就可以拿下15%的万科股权，进而超越华润当上万科的第一大股东。阶段一：“野蛮人”宝能强势入局万科停牌防守2015年6月，A股股灾。7月8日，保监会发布《关于提高保险资金投资蓝筹股票监管比例有关事项的通知》，此举打开了险资入市的枷锁。2015年7月10日，宝能系前海人寿在深交所通过集中竞价交易买入万科A股，占万科现在总股本的5%，成为万科第二大股东[1]。2015年7月24日，宝能系二度举牌万科，合计持有万科股权比例迅速提升至10%。当晚，王石与姚振华第一次会面长谈，王石表达不欢迎宝能系加入[2]。2015年8月26日，宝能系第三次举牌万科，持有股份增至15.04%，成为万科第一大股东。随后，原大股东华润分别于8月31日和9月1日两次增持约0.4%万科股份，超过宝能系。2015年12月4日，宝能系第四次举牌万科，持股比例达到20.008%，重回万科第一大股东。7日，安邦保险举牌万科，将自己的万科股权提升至5%。2015年12月15日，钜盛华第五次举牌万科，宝能系持股万科的比例增至23.52%

追溯真实，重温深度！“深度重温”精选往期干货，再现往期经典。记者们匠心独运的见解、实用的行业洞见与操作技巧、新闻背后的故事和力量……深度训练营想和大家一起，重新探索其中的深度和价值，共同拓宽思维，唤起思考的激情。/

“想成为柯洁”的天才少年，要去学按摩了》[2]《外卖骑手，想走正门》[3]《“3·21”大爆炸追踪：爆炸坑位置疑为厂内固废仓库》[4]《上海砍杀小学生凶犯被执行死刑

从未经过科班训练的人要走上独立音乐制作人的路，到底有多难？从国内到国外的来回辗转、从台前演出到幕后创作、从沙发客到伯克利学院讲师……这是一个30岁女音乐人的回忆。ADÀI宋黛霆，歌手、词曲作者、制作人。2018年起，宋黛霆开始以歌手、词曲作者和制作人身份进入华语乐坛，发行歌曲在全网超6千万播放量，曾作为榜单六强登上过优酷原创音乐人竞技成长秀节目《这！就是原创》，原创歌曲被收入院线电影和电视剧《半个喜剧》、《鳄鱼与牙签鸟》等。作为制作人，她合作过的艺人包括Sunnee杨芸晴、黄龄、任素汐、Elena

深圳大学2020级新闻系本科毕业设计公开答辩已经落下帷幕。新闻系学子用他们独特的文字和镜头语言,诠释着青年视角下的社会切面。今年，毕设现场除了新闻系教师之外，还邀请了三位业界专家担任评审，分别是“北青深一度”的主编宋建华，非虚构编辑赵涵漠，以及《人物》杂志的主编张寒。业界评委以独到的视角与对新闻行业深刻的理解，对毕设作品进行点评，亮点纷呈。新新报记者对话业界评委之一赵涵漠，从事15年非虚构写作的她，以专业记者的视角与我们解读毕设作品，分享新闻业务经验。

黄思远如今已经想不起，班主任当时是怎么向同学们介绍自己的，“像是突然被扔进了乌泱泱的人群，来不及反应。”教室里坐了六十来号人，铃声过后，只剩纸张摩擦窸窣作响的声音。一个小时前，黄思远刚跟父亲一起坐高铁，从400多公里外群山环抱的县城来到省会城市。推开办公室的门，一位正在办公桌前工作的中年女性闻声抬起头。她看上去四五十岁，穿着白色旗袍，很有气质，这是黄思远的新班主任。自我介绍后，父亲指着黄思远对班主任说，“太瘦了”，班主任打量着他说，“瘦点精神”。上课铃打断了这场对话，没等黄思远回过神，班主任已经抄起桌上的书和卷子，让家长在屋外等候，带着他往教室走去。就这样，黄思远离开他两年来每天都要走进的县中，开启了高三这一年的借读生活。借读的契机出现在高三刚开学的时候。黄思远在县中的班主任告诉他，学校与省会城市的一所名校有合作，年级前两名可以去插班学习一年。班主任口中的名校是省内的一所“超级中学”，面向全省招收成绩优异的学生，也汇聚了一大批教学能力突出的老师，每年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占据全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全国都赫赫有名。在高三这个节骨眼去全新的环境学习，对大部分人来说都需要再三考虑，但黄思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并不是冲动的产物。黄思远在一个偏远的县城里长大，中考结束后，他收到了市里一所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但高一开学不久，黄思远就感觉难以适应，“优秀的学生实在是太多了，学校要求又特别严格”，到城里上学也让他不习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上了几天课后，黄思远离开重点高中，回到了县中。时间和经历常常会改变人的想法。读高中的两年间，黄思远逐渐意识到，“并不是所有事情都会如你所愿，总得要去克服一些什么”，心理上的成熟让他不禁反思之前的选择。两年来，和大多数学生一样，黄思远的生活被课程、试卷与成绩填满，“考上一个好大学”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他很确定，他想去一个更好的学校。借读，给县中学子提供了一个进入省重点中学的机会。王怡然也做了和黄思远一样的选择，“讲课讲得更好的老师，更难更深的题目，浓厚的学习氛围”，是王怡然对一所好学校的想象。第一天，王怡然和一起借读的同学舒晨去见班主任，“你们在原来班里的成绩是什么情况”，这是班主任的第一个问题。“最近两次月考，我们俩都是年级前三名。”王怡然回答道。“前三名？那为什么第二名没来？”班主任问。“因为这两次考试，一次是我第一她第二，另一次她第一我第三。”班主任这时候看上去才放松下来，微微点头表示理解，王怡然也松了一口气。班主任带着她们去参观班级。这天是周末的放假时间，教室仍有十来个同学留下学习，或是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讨论，或是一言不发，埋头做题。除了学生自律，老师的专业和用心也是这所高中成为超级中学的原因。黄思远所在班级的历史老师按专题整理了“独家资料”，在历年高考真题和大型联考的原题之外，增加专题知识的归纳延伸。政治老师则为课堂效果费尽心思。疫情期间，老师们只能在线上直播授课。政治老师担心断网、卡顿等因素影响课堂，总是提前一晚把课录好。为了防止视频有杂音，他坚持在周围环境较安静的深夜录制，并且要求自己不在呈现给学生的视频中说错一个字。“这都是原来的学校不会有的”，王怡然暗下决心，一定要全力以赴，不让父母和老师失望。高三将生活划分为“学习”和“其他”。对黄思远来说，新学校最难适应的是生活起居。学生们只在每周六中午12点上完课后放假，寄宿生晚上7点30分就开始上晚自习。一般来说，黄思远洗完澡再洗个衣服，最多在学校旁的天桥对面吃顿饭，就得准备回去上晚自习了。哪怕是像劳动节和元旦这样的节日，也不会有额外的假期。这跟之前的高中很不一样，以前放假至少有两个半天的休息时间，“那很舒服，完全不一样”。即便是到了高三，原来的学校还是保持着原来的放假规定，每月末还有三天的假期，哪怕是离家最远的同学，一个月也至少能回家一次。刚到新学校时，王怡然的周末过得还算松弛，她有时候会在周六中午坐半个小时公交，去堂姐家吃午饭。有一次，王怡然吃完饭回到学校后，突然意识到“一个下午就要过去了，自己什么作业都没完成，跟我一起来借读的同学已经在教室自习很久了。”王怡然顿时对时间充满了恐慌，她躲进厕所给父母打电话，一边懊悔一边不停地流眼泪。从那以后，她再没在周末去过堂姐家。“（但）适应起来也就是一个月的事情，高三的节奏太紧了。你想流眼泪，没时间给你流。”黄思远回忆道。这种紧绷也是同学间关系的底色。黄思远发现，同学们通常有事说事，内容多与学习有关，没事的时候相互之间不会讲话。借读前原学校同学送给黄思远的贺卡与其说这种距离感是排挤，不如说是漠然——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没有闲工夫社交。在学习面前，与同学交往属于“其他”事项。某些情况下，同学关系甚至会成为学习路上的“牺牲品”，王怡然对此深有体会。舒晨是跟王怡然一起从县中来借读的朋友，刚到新学校时，她们俩总是形影不离。但这份亲密没有持续太久。到新学校的前两次模考，舒晨都排在王怡然后几名。排名的差距刺激着舒晨，也不断拉扯着她们的关系。晚自习写作业时，舒晨的呼吸越来越沉重，叹气越来越长；下课后，她跑向办公室问问题的次数越来越多，脚步越来越快；吃饭时，舒晨也常常会先吃完离开……她们之间交流越来越少。有时候，宿舍熄了灯，大家都睡下后，王怡然偶尔会听到断断续续的啜泣声。舒晨曾向王怡然讲过自己的焦虑，“你这两次考得都比我高，所有人都会拿我们俩来比较”。第三次模考，舒晨排名超过了王怡然，成为这一批借读生中成绩最好的。相比于王怡然宽慰她的话语，更能让舒晨“松一口气”的是表格里的数字。王怡然和舒晨逐渐变得一周也说不上几句话。在王怡然心中，舒晨甚至成了假想敌，“两个人之间的氛围变得很奇怪”。有一次，班主任点名批评了班上的个别借读生。虽然没有被指名道姓，但那些话还是重重地落在王怡然心里，“有些同学，来的时候（原来的）学校是敲锣打鼓地把你送来的，不要等高考的时候只能灰溜溜地回去！”较劲不仅存在于现在的同学、借读生与借读生之间，王怡然和舒晨还会默默在心里跟原来县中的同学比较。作为曾经的一二名，她们控制不住地想，要是现在回去，自己还能做到名列前茅吗？“自己像寄人篱下的客人。”王怡然这样形容她的借读生活。即使熟悉学校里的每一条小路，记得食堂每个窗口饭菜的味道，“融不进去”的感受却一直萦绕在她的心头。黄思远用“不是一个世界的”来描述他跟借读学校同学的区别。在原来的高中，黄思远130多分的英语成绩在班上是数一数二的，但在这里，“不逼近满分，都不好意思说英语好。”“县中的同学们还在练高考题，这边有同学雅思已经考到8分了。”黄思远补充道，借读学校的同学是在双语环境里长大的，很多人的父母英语都很好。在高三的英语课上，很多同学都在刷其他科目的习题，即便黄思远每节都认真听，也很难在成绩上超越他们。来时的憧憬，在现实的冲刷中消失殆尽。因为适应不了超级中学的学习节奏和课程难度，第一学期还没结束，不少借读生都选择重新回到县中。留下的人里，高考成绩达到目标的也只是少数。王怡然和舒晨的高考成绩放回县中，不再是年级第一，理科的两名借读生成绩甚至远不如借读前。黄思远也因为考试状态不佳，英语严重失误，与梦校失之交臂。黄思远所在借读学校教室墙上贴的便签在借读学校，黄思远意识到“优秀”需要的不仅是努力，有时候还需要想象力。高中作文的默认体裁是议论文，老师也并不建议使用其他文体。然而，班里有一位同学在作文题下写了小说，并获得58分的高分，老师还在课堂上朗读了这篇作文，给黄思远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以分数为评价标准的教育环境里，“做题能力”之外的差距往往不易被察觉，“小镇做题家”们的觉察往往发生在上大学后。从2013年开始，华南师范大学谢爱磊教授用超过十年的时间追踪调查，探讨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籍大学生的“自卑”心理。他认为这种“自卑”是一种特殊的主观建构，是对自身社会能力的“低估”，这种“低估”来源于社会结构下的文化边界。谢爱磊认为，农村籍大学生和精英环境之间，存在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边界。农村籍学生在访谈中常常提到“我当时不知道”、“迷茫”和“不喜欢”，他们对精英大学的文化环境不够熟悉，也缺乏关于精英环境的知识和能被认可的文化技能。借读生往往从较偏远的地区去到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享受“机会”的同时，也默默承受着来自着隐形的文化边界压力。而如何处理这种差距，是广大“做题家”们一生的课题。*图片来自受访者-END-作者｜王敉悦

#编辑手记#苗睿《浙江大学吴飞：新闻传播的使命是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对话学者》是一篇在“对话学者”系列下的稿件，在操作时，我们主要面临两个困境，一是在既往的采访报道内容比较全面的时候，确立何种采访主题可以吸引采访对象的兴趣？以及如何提出有信息增量的问题？二是在被采访对象质疑和拒绝后，如何去修正采访提纲并积极争取其信任？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尝试三个方法。一是聚焦学者的多重身份的同时关注其行为与态度的变化。吴飞老师是大学教师、新传领域的学者同时也是“再建巴别塔”公众号的主理人，早年吴飞老师还在微博上参与过公共讨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身份有着多重面向，即老师、学者、自媒体人和公共表达参与者。那么针对不同身份，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的问题。同时，我们发现吴飞老师的最后一个身份与一些学者有所区别，并且他也做过关于“公共领域”的研究。于是我们重点询问了吴飞老师参与公共表达的经历和他对此的看法。我们也注意到吴飞老师的微博注销了，并且既有的报道表明，他对于微博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于是我们提出了问题：“在这篇报道中您还提到‘现在已没有一个真正的平台如十年前的微博一般可以让我们花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个社会的真实了’，对此我们还通过什么方式增强对社会真实的了解？”借由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了解到老师对当前社交媒体发展的看法，以及他所认同的认识世界的方式。二是关注学者所在研究领域的热点话题与事件。在我们给老师发第一版采访提纲时，没有提出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问题。在Sora面世并引发学界和业界讨论后，作者尹幸芷认为可以增加一些与Sora相关的问题，也可以与此前老师关注的“人的主体性”的问题结合起来，于是在新一版的提纲上，我们增加了三个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的问题，在采访时发现吴飞老师确实在这一话题上有很多见解。三是深挖既有报道内容，建立学者和深度训练营读者的关联。既往采访报道较多，并不完全是一个坏事，因为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一些问题的“线索”，并且去深挖，主要的方法是总结学者的观点，并进一步追问。比如吴飞老师曾在此前的采访中提到过有些研究是在“激化矛盾”而非“建构理性”，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释，于是我们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这篇专访中您还提到有些研究是在‘激化矛盾’而非‘建构理性’，那么您认为何种研究是在‘激化矛盾’，何种研究是‘建构理性’呢？研究者如何在研究中做到‘建构理性’？”，借由这个问题了解吴飞老师眼中有价值的学术研究和他坚守的学术之道。另外，深度训练营的读者中新传学子、新传业界和学界从业者占大多数。在吸引采访对象兴趣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从读者的角度思考，他们想了解何种内容，并即建立学者与深度营读者的关联。吴飞老师曾提到自己“生在充满激情与理想的一代”，并在青年时被新闻界深深吸引。于是我们想了解吴飞老师是如何看待当前新闻学子的新闻理想，这个问题可以共同吸引采访对象和读者兴趣。对于第二个问题，一般来说，作者联系自己所在学校的学者的难度较低，采访对象更容易接受。但是我们的作者都不是浙江大学的学生，所以在获得学者信任方面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第一次被吴飞老师拒绝时，他认为采访提纲中的问题是他曾经回答过的，这里可能是因为一些问题我们引用了他此前的回答，但事实上我们是想在这些内容的基础上追问其他的内容。这时，我们在和吴飞老师解释以上原因的同时尝试修正提纲，补充了上文所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相关问题，希望能吸引老师的兴趣。更重要的是，面对拒绝，我们要积极行动，不要把精力耗费在担心上。作者们没有放弃联系老师，作者赵芮、尹幸芷、马卫华一直在通过多种渠道去联系老师。这时，我们还听取了显玲姐的建议，即我们要建立采访对象和深度训练营的关联，重点说明三件事：每年都有浙大的学生参与深度营、吴飞老师曾转载过我们的稿子以及深度营曾访谈过吴飞老师熟悉学者。作者还要说明为什么要采访吴飞老师、最想聊什么，以及为什么老师要花费时间接受采访。最后，作者赵芮给老师打了一通电话，老师同意了我们的采访。此外，在运营总监梁栋、温泓烨审稿时，我也学习到了一些“做编辑的注意事项”。一是编辑要进一步核查事实性信息，即关注采访对象提到的相关事实和理论，核查其准确性。二是作者在提出问题时，要尽量隐去自己的观点，把重点落在采访对象的观点上。三是在人物小传中引用此前报道中的事实性信息是要标注信息来源。#

1960年代出生的吴飞称自己“生在充满激情与理想的一代”。青年时期，吴飞的理想与国家“一体同心”，在那个资源匮乏的年代，国家“要让老百姓填饱肚子”的目标促成了吴飞钻研农学的决心。仓廪已实，礼节当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自由主义思潮在社会激荡起伏。正在农学院任教的吴飞常与年轻人一起讨论诗，讨论文学，讨论各类社会观念。当吴飞意识到国民思想方面的问题更待解决时，他弃农从文，转而探寻时代所需的精神养分。新闻界“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社会责任与吴飞希望“通过文字改变中国”的理想不谋而合。于是，他开始了近30年的新闻传播研究之路。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变迁到技术冲击下的媒介生态变化，吴飞始终敏锐地观察思考着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探究不同时代背景下“影响新闻生产的权力机制”和“由沟通不畅而导致的种种矛盾、冲突甚至苦难”。对此，他深耕“数字共通”“共情传播”等研究议题，并在2014年创办微信公众号「再建巴别塔」，希望改善沟通和传播，为新闻传播领域提供畅通的交流平台。作为新传领域的研究者，吴飞坚持维护公共利益，他认为学术研究应“建构理性”而非“激化矛盾”，学者应有“局内人的视角，局外人的站位”。对于新闻行业从业者，他期待业界能始终葆有“社会改良的眼睛”，守住发现与传播事实的核心素养。此外，吴飞鼓励青年人走出“线上乌托邦”，深入人群、深入街道，在互动与交流中，与真实世界交手。对于新传事业的使命，吴飞认为：“新闻传播事业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展现世界的多元差异及差异背后的肌理，让每个人都有尊严地生活。”吴飞以下是深度训练营和他的对话：Q：最近，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Sora”成为热门话题。您认为“Sora”对新闻传播领域有哪些影响？A：我认为以Sora（可根据文本生成视频的AI模型）为代表的AIGC（AI-Gen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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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以借款、代偿债务、代垫款项或其他方式占用的情形。笼统来说，只要占便宜的，不管什么形式，都是资金占用。●

2022年6月25日，公众号“看客inSight”的推送《女式内衣流水线上，打工男孩的无欲青春》引发网友关注。有人感叹“少有人将目光投向流水线上的工人”，也有人说“这篇文章反驳了读书无用论”，有人在文章中看到了过去的自己，而更多人透过作者的镜头和文字，看到小镇内衣厂的青年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这篇文章首发于2017年，标题是《汕头内衣厂里的打工男孩》。作者陈劲大学学习新闻专业，毕业后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报道摄影师。他将镜头和文字对准小镇青年的生活与情感，作品普遍关注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和流动状况。2023年12月18日深夜，一场地震打破了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的平静。灾难发生约20小时后，12月19日20点19分，凤凰周刊“冷杉RECORD”发布报道《零下12度，困于甘肃震中的20个小时》。这篇灾难报道由记者团队全程在后方操作，通过对受灾群众个体的采访，详细呈现了震区情况和受灾群众的状态，及时回应了群众对灾情的关注。我们对话了此篇报道的主要参与记者王焕熔。作为从事社会新闻报道的记者，王焕熔曾参与台湾花莲地震、郑州“7·20”暴雨灾害、涿州水灾、化工厂爆炸等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前方和后方报道。王焕熔通过采访王焕熔，我们和她一起复盘稿件诞生的过程，聆听她在后方操作灾难报道的经验。以下内容整理自王焕熔的口述：“在记者的工作实践中，天灾总是突如其来，我们通常没有太多准备时间。实际上，准备应该发生在我们记者的日常工作当中，你要通过每一次的灾难报道去总结相关经验，积累相关知识，为下一次报道做准备，以达到更准确的判断。”我刷到积石山县地震的消息，是在19号零点，就把消息转发到我们编辑部的群里。由于严重程度和伤亡情况都不确定，我们没有立刻定下来要做。当天凌晨一两点，大家经过消息追踪得知，当时的伤亡人数超过中级地震的死亡人数，编辑部正式确定：这个稿子，我们要做。第二天一早，编辑部决定在后方完成这篇稿件，没有派记者去前线。对于我来说，去前方的意愿还是很强烈的。原因有两点：第一，做报道，现场观察是最重要的，相比之下，在后方调查会比较被动。第二则是出于记者的职业本能，这两年我能跑重大事故现场的机会很少，因此如果有机会去现场采访，我一定会抓住机会。当时的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接触过这类重大热点事件，尽管没能去现场，但想做这个选题的心情依然很迫切。为保证较快的出稿速度，这篇稿件采用了集体合作的方式。首先，我们的实习生同事搜集了与地震相关的资料，包括从最初传出的地震消息，到此次地震的性质和专家的分析角度等。然后编辑把各类灾情信息、救援信息、最新进展汇集到群里。为了赶采访进度，准备阶段并没有持续太久。我主要是看了调查记者王克勤老师之前关于积石山报道，以及《积石山，是一座怎样的县城》等等，大概了解这个县城的经济情况和历史背景等。我早上九点刚睡醒，知道领导确定要在后方做这个选题后，就加入采访队伍，开始打电话采访。因为需要寻找大量当地采访对象还原地震来临的情况，我先把抖音的位置定在积石山县，通过抖音同城刷到了很多当地人发出的视频，能够看到哪个地方的灾情是更严重的。当时就是通过抖音找到了积石山中学的视频，我点进去找到一个电话，打过去是积石山中学的一个食堂承包商。地震发生的当晚她住在学校，知道当天学生是怎么疏散的，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她还告诉我食堂有很多损坏的地方。第二个采访对象的电话是在美团上获得的。因为我上一个电话打的是积石山中学，获得了这个地方相对来说受灾比较严重的信息，就接着定位到积石山中学附近的商户，打电话时正好碰到一位家在震中但人在西藏出差的采访对象。他家在大河家镇四堡子村，我当时通过他得知了大河家镇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也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群里的其他同事，可以集中找这个地方的人。我们也打了几个在县城的电话，发现县城的伤亡情况不是很严重，只在逃生后如何安置自己、度过这个寒冷的夜晚上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村子里面的死亡人数是很多的，所以当时我们锁定了大河家镇和镇子下面几个伤亡比较严重的村子。我们在天眼查上搜索了这几个村名，搜出来的全都是这几个村子里面的商户或者是养殖户。你跟一个采访对象建立联系之后，可以通过他们得到新的采访对象。我们通过天眼查采访到了陈家村的养殖户，通过他们采访到了其他人。在采访过程中，我们要尽可能去还原当时的场景，需要把每一个问题切得比较细。比如，他当时是先接到了他妻子的电话，那就要问：你在几点接到妻子的电话，你当时在做什么，电话里面她说了什么。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技巧，要用五感进行采访——你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触感是什么。有的时候也依赖采访对象，我不得不承认，找到好的采访对象，他的描述比较好的话，那很幸运。在后方进行采访，时空的阻隔确实存在。采访中通过社交媒体发私信来找采访对象的方式，回复率一般比较低，回复的内容也比较少，地震刚发生时大家都处于一个很慌乱的状态，可能根本不会看手机私信。打给医院基本上也是不会回的，一方面医生比较忙，另一方面他们一般不会透露很多信息。我们在抖音、美团、天眼查、百度地图等平台上搜寻采访对象时，先锁定重点位置，再去查附近的电话，整理出来。打电话的时候主要选择一些小商户或者个人，这类人群的回应还是比较多的。这篇文章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布的，这一点可以在小标题的设计上体现出来。第一个小标题围绕“地震来临那一刻”将不同素材侧写拼接到一起。第二个小标题是“零下12度的取暖和逃生”。地震发生后，取暖和逃生是人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所有人都要从室内撤到室外，逃生过程中有的人受伤，有的人比较幸运；天气又非常寒冷，在农村有的人生火取暖，有的家庭在车里取暖。还有一个细节，大家都在加油站排队，因为车一直打着火，很容易没油。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有情节点的地方。接着继续按时间发展顺序，救援队来了。最后一个小标题是我总结性的一句话，以体现灾情给人们带来了深重的影响——房子是他们最后的避难所。通过这几年中的灾难报道，我们能明显发现，在灾难的发生地，人们的生活是节节败退的，他们正在不断地被冲击。最底层人民的生活是最能体现时代性特质的地方。对于农村地区的人来说，房子是他们最大的财产，是最后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以一个采访对象的故事为例，疫情让他和父亲一辈子打拼的积蓄就这样消失了，“房子是他们最后的避难所”，但是地震发生之后，这个避难所也倒塌了。

北京时间2023年12月18日23时59分，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中国记者前往一线震区跟进报道，产出一篇篇优秀的报道。在寒冷、余震和冲突中，记者们及时地记录甘肃地震受灾情况，详实地呈现灾区救援过程，直面灾难与伤痛，撰写历史的初稿。「深度训练营」对话了部分参与此次甘肃地震报道的记者，了解他们在震区的见闻，还原报道产生的过程，在与一线记者的对话中重新抵达现场，追寻新闻的深度，感受人文关怀。12月18日23时59分，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截至12月21日10时，此次地震造成115人遇难，784人受伤。顶端新闻特派记者何玉帅是较早抵达震区的外省记者，他用相机记录下灾区的真实情况，留下了许多救灾援灾的感人画面。作为从新手村成长起来的突发报道记者，何玉帅与深度训练营讲述了他在报道甘肃地震时与时间竞速的经历，分享了视频新闻如何在流量和品质、感性和理性之间取得平衡。以下内容整理自记者何玉帅口述：地震发生当晚，已经有线上记者在夜间产出报道了。但是否需要派记者前往前线，需要根据地震的影响程度来决定。第二天早上7:20左右，我接到了通知，需要和另一名同事前往高速口和救援队汇合，赶往甘肃地震现场。彼时情况紧急，我们能不能和河南救援队搭上线、深入震区，这些都是未知数。当时我的本能已经走在身体前面，挂下电话，两分钟就冲出了房门。前一天外地好友赶来和我小聚，我们一起歇在酒店。套完衣服，我冲房间里大喊一声“地震了，我走了！”朋友还没清醒过来，我就已经离开。我第一时间打车回家，裹上自己最厚的衣服，拿齐设备。在整理行李的同时，不断和跑河南救援队口的同事沟通，试图能跟上救援队到达现场。在确认无法搭乘救援队的车前往甘肃之后，我和同事立刻订了高铁票，决定自行前往灾区。这次地震，顶端新闻特派记者一共有4位，两位文字记者，两位摄影记者，需要兼顾直播、视频、图文等报道形式。在高铁上，我意外地发现河南救援队的带队队长就在我的座位前方。于是我和同事就在高铁上对他进行了视频采访，当天下午两点多，这个作品就已经在各平台发布了。根据以往的突发经验，记者能否深入现场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在高铁上和河南救援队搭上线后，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下高铁已经是下午5、6点，天刚黑，我们算是省外媒体里到得比较快的一批了。到达现场后，4位记者分成两组进行报道。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些直播工作，对直播相关的流程有一定的经验，于是和另一位同事首先开始直播，同时拍摄现场画面、制作报道视频。两天的报道过程中我共计完成一场直播、两个图集和十个视频。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抢灾救灾的过程基本已经结束了，只有青海金田村还在救援。在这样的情况下，选题依赖于记者在现场的挖掘和观察。现场受损严重，我的本能反应是记录。当时灾民的房子都严重受损，而住在这里的居民收入水平很低，一套三五十万的房子对他们来讲是辛苦一辈子才攒出来的财产。地震过去了，生命保住了，那以后的生活该怎么办？对他们来讲生计依然很困难。记录下房屋倒塌背后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也许可以让他们得到帮助，就已经是新闻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了。震区房屋情况震区新闻是帮助灾民的一个渠道。当天晚上采访结束时，突然有好多人抬着衣服跑过来。刚开始我们以为抬的都是伤员，就都跟过去了，后来才知道是一对兄妹来给安置区群众捐衣服。我们原本觉得在灾区这是一件比较普遍的情况，对这段素材没有很重视，但妹妹在采访中数次动情哽咽，只能由哥哥帮忙解释她的话。我觉得这种真诚的泪水是很打动人的，就保留了这段素材，并让后方同事剪辑后发布了一条短视频。这段视频是截至目前顶端新闻甘肃震区报道中传播效力最好的一条视频，也搭建起了援助灾民的渠道。评论区有一些卖衣服的厂家留言说要进行捐赠，并且通过我们联系到那对兄妹。“兄妹捐衣”暖新闻灾区里有很多悲情的故事，但并不是每一段都适合发布。在判断一段悲情故事是否应该被发布的时候，我们会考量故事是否有公共价值，避免仅仅消费他人的悲伤。在阳洼村，我们拍到过一位老人，他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房子也完全坍塌了。我们看到老人的时候，他就在那栋坍塌的房子前面来回走，神情恍惚。我们在他旁边拍摄，他像没看见我们一样。我预估这段素材发布后应该会获得较高的流量，但最后决定不发布这条报道。虽然这位老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记者做了什么，但我们做新闻要有自己的原则。失去老伴的老人过多悲情的画面在后期可能面临风险，记者在选题时要做好平衡。我在梅坡村采访和报道的时候，有一位妇女看到我在拍摄，叫我去看她家房屋的情况，边走边哭着说她家的七个房子全塌了。像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每一个都值得被记录，但最后的视频时长只允许我记录五个家庭。他们都是具有相似遭遇的普通的村民，但又具有代表性。从震区回来后我便把重心放在《震中五个家庭》这个视频上，但片子基调太过负面，需要调和一下。最后我在开头和结尾加入了一些温暖的画面，缓和了整个视频的基调。这样的准则不仅仅存在后期，在现场直播的时候我们也在不断调整画面，防止过于悲伤的画面带来风险。第一，在拍摄突发事件时，速度是第一要义。第二，视频素材来源要囊括多方面、多渠道。在跟访救援队的过程中，救援队成员给我看了他手机里的一段视频。视频里是一个村民在自家废墟上挖自己的1000块钱，非常悲情。他就用手机录了不到二十秒，音频是救援队成员问村民在做什么，对话不超过两句。虽然这段视频的构图和画面非常随意，录音质量也较差，但因为内容非常打动人，便从救援队那里拿到了视频的授权。第三，不拍无效空镜，反映主题和兼顾艺术性的表达至少占一个。我去那五位村民家里拍摄的时候，有的家庭地势比较高，从上往下俯瞰，拍到了很壮丽的风景以及路面、屋檐的积雪。这个画面同时交代了事件发生的地理和天气元素，放在开头就表达了很多内容。《震区五个家庭》中出现的空镜之前我在报道甘肃地震的时候，在村民家里的废墟上看到一只兔子。这只兔子一见到我就钻进废墟里了。我个人很喜欢这样的画面，但很遗憾当时没有拍到。虽然这种镜头看似不包含实际信息，但可以算是一种兼顾艺术的表达。Q：您之前提到，做突发报道需要凭借“记者的本能”。您如何理解这种“本能”？A：“记者的本能”不是说一个人学过新闻、或者做了记者就能拥有的。“记者的本能”更多的是对职业勇往无前的热爱，一个有这种本能的人不一定能把报道工作做得更好，但一定会充满激情地投入，永远都会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Q：您认为突发记者需要具备的特质有哪些？A：首先一定要有热爱。如果热爱这种工作方式，肯吃苦，愿意慢慢学习，入门的问题就不大。我一开始也怕自己做得不好，但经历多了之后就会发现，只要不怕苦、勇往无前地冲，现场到处都是新闻，再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了。另外，沟通能力是成为突发记者的及格线。做突发记者，需要社牛一点，同很多人打好关系。比如，我们认识的救援队是越多越好的，方便我们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搭上线，迅速抵达现场。Q：新手记者应该如何学习报道突发新闻的知识呢？A：突发报道记者的工作涉及许多野外生存的知识，很难在书本里学会。可以和经验丰富的老记者请教经验，多问一些细节。比如这次甘肃震区，现场信号非常差，很多记者的素材发不出去。当时一位资深摄影记者预判到了没有信号的情况，带了特殊的通讯设备，他的装备里甚至有煤气灶和煤气罐，打算在没有条件的时候自己做饭吃。抱有在出错中学习的心态，不能强求尽善尽美，广开思路，寻求解决方法。我第一次报道突发新闻是去西昌火灾。当时山上起火，现场被封锁。我们三个新人记者经验不足，没跟紧救援队，在山脚下就被警戒线拦住了。别人在现场拍火，我们只能在山脚看火，心情很沮丧。后来我们决定，既然去不了火场，就绕路去消防员遇难现场。这个现场在山的另一边，没有路，只能凭人工爬上去。山坡非常陡峭，几乎有七八十度，当天风也很大，刮得人睁不开眼，整个过程其实是很危险的。到达现场之后，我们看到了被焚烧过后光秃秃的山坡，拍下了很多遇难队员残留的衣物、手电筒等，效果非常震撼。后来面对这种无法深入现场的情况就有了更多思路。能不能与封锁区里的单位取得联系？能不能找到救援队的朋友把自己捎进去？能不能抄小路绕道进去？这些都是办法。每一次遗憾都会留下非常深刻的记忆，下次就一定不会忘记。西昌火灾报道Q：您对自己第一次报道突发新闻整体评价如何？这次甘肃地震呢？A：第一次报道突发新闻我对自己整体的评价是及格的。虽然因为经验不足没能到达第一现场，但整个过程仍然体现了我的冲劲和强大的精神。报道甘肃地震时，比之前已经进步了许多，但也留下了一些遗憾。当时撤出采访现场时，我还被村民围着，许多受灾村民都有受访的意愿。但因为时间紧张，许多素材没有采到，剪出的长片也没有期待中的好。下一步计划多拍严肃题材的长片，形式更像纪录片。虽然竖屏短视频可能传播效果更好，但我认为长视频新闻是一个记者硬技能的体现，也是值得发展的领域，希望以后能更好做到报道品质和传播效果的平衡。Q：您以往的报道为自己提供了哪些经验？A：根据之前的拍摄经验，拍摄设备尽量简化，往往带基础配置就够用了，多余的设备只会让自己更累。这次报道甘肃地震，设备方面我带了：一个相机、两个镜头、一个无人机、一个机头麦克风、一个小蜜蜂和一个录音笔，还有必备的两个充电宝。由于拍摄时间紧张、天气严寒，拆换镜头费力，三四斤重的长焦镜头也完全没用到。更重要的是要时刻注意设备电量。在涿州洪水报道的时候，我的手机和相机拍到晚上就都没电了，素材都发不出去。这次甘肃地震报道，我第一时间就检查设备电量，拿了两个充电宝，又多买了几块相机的电池，没有在电量上出岔子。Q：您多次前往灾区，目睹灾难现场的经历对您本人的心理有什么影响吗？A：我觉得我的承受能力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强大的。这次甘肃地震现场没有见到血腥的画面，心理上也没有出现较强的冲击。之前的报道经历给我带来心理冲击比较大的一次，是郑州“7·20”水灾。“7·20”水灾发生的时候，我跟着救援队报道了将近一周，工作强度比这次在甘肃大很多。那次环境非常恶劣，只能跟着救援队跋涉，没有地方睡觉，脚一直被雨水泡着，但没有地方换鞋袜。当时新乡整个城区都被淹了，我们只能去医学院。目光所及之处，都是因为洪水需要转运的病人，甚至包括很多急症病人。急救的病人都插着管子排队，家属不停地问能不能插个队，病人要不行了。所有人都很着急，但整个医院都瘫痪了，没有人是特殊的、也没有人能插队。那个时候真正感受到了人类的脆弱。河南720洪水报道图片Q：在报道现场您会采集多个面向的素材，您是如何筛选的呢？有什么依据么？A：我更在乎是客观的呈现。群众帮助灾民的大爱，还有救援人员、武警官兵的努力是客观存在的，值得被报道。而如果一个灾民的悲痛是事实，报道这些悲情场景或是信息也没有问题。但为了作品能更好地发表和传播，记者有时需要做出一些取舍，调和暖新闻和悲情场景的比例。例如，在做突发现场直播的时候，由于现场的画面很难控制，会有意地多选择一些比较暖的画面，尽可能避免一些风险，如太激烈的情绪，或者粗俗的话。虽然过于负面的场景可能会面临一定风险，但我仍然会选择忠实记录。因为这也是事实的一部分，但这也要求记者去学习如何巧妙地表达，探索呈现事实的多元角度。*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记者-END-统筹

2022年6月25日，公众号“看客inSight”的推送《女式内衣流水线上，打工男孩的无欲青春》引发网友关注。有人感叹“少有人将目光投向流水线上的工人”，也有人说“这篇文章反驳了读书无用论”，有人在文章中看到了过去的自己，而更多人透过作者的镜头和文字，看到小镇内衣厂的青年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这篇文章首发于2017年，标题是《汕头内衣厂里的打工男孩》。作者陈劲大学学习新闻专业，毕业后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报道摄影师。他将镜头和文字对准小镇青年的生活与情感，作品普遍关注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和流动状况。北京时间2023年12月18日23时59分，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次地震导致甘肃及邻省青海多人伤亡、失联。甘肃地震发生后，北青深一度从不同角度推出了三篇报道，深度聚焦震中地区的人和事，它们分别是《震后极寒一夜：在田野烧起麦秆，抱团取暖｜深度聚焦》、《涌进金田村的“致命泥浆”是否避无可避？｜深度聚焦》和《震后陈家村，贫苦土地上的去留两难》。失温风险、危房重建、别离与重逢，三篇稿件从不同视角呈现了灾后积石山县的真实情境……当前方记者抵达灾难第一线，直面强震给这片土地与人民留下的伤痛时，后方记者做了什么，他们如何深入参与灾难报道？为此，「深度训练营」对话了参与此次报道的后方记者李晶晶，以及两位实习记者何欣欣、李佳蕙，试图从另一视角展现灾难新闻如何进行选题的确定、采访、组稿，还原报道产生的过程，并邀请他们分享与前方配合的经验，以及作为后方记者的体会和建议。北青深一度记者

2022年6月25日，公众号“看客inSight”的推送《女式内衣流水线上，打工男孩的无欲青春》引发网友关注。有人感叹“少有人将目光投向流水线上的工人”，也有人说“这篇文章反驳了读书无用论”，有人在文章中看到了过去的自己，而更多人透过作者的镜头和文字，看到小镇内衣厂的青年们真实的生存状况。这篇文章首发于2017年，标题是《汕头内衣厂里的打工男孩》。作者陈劲大学学习新闻专业，毕业后选择成为一名自由报道摄影师。他将镜头和文字对准小镇青年的生活与情感，作品普遍关注当下中国年轻人的生存和流动状况。2023年12月19日上午，北青深一度派遣纪佳文前往甘肃震区。这是纪佳文第一次前往突发报道现场，也是她一直以来的想法，“我觉得应该每个记者都会想去现场的吧。”纪佳文抵达现场、感受现场、记录现场，最终成稿一篇——《震后陈家村：贫苦土地上的去留两难》。文章以甘肃省积石县陈家村打工回乡的村民为视角，从一次地震切入，呈现出陈家村的现实困境。深度训练营对话北青深一度记者纪佳文，从现场的“硬件”——交通住宿方面，到“软件”——选题采访方面，多角度呈现出记者初入突发现场的故事。在现场，地震不再是远方的故事，震区就在你的脚下，你会站在这里感受余震，你会在这里跟人面对面交谈，你会跟他们产生连接。“这些东西在我眼前发生，它更加真实。”以下内容整理自纪佳文的口述：12月19日上午8点多，我收到前往甘肃的通知。即使准备时间不多，前线记者也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问题：现场来回移动不便，我没有带行李箱，仅收拾了两个包随身带着；甘肃天气寒冷，我在美团买了一双户外棉靴；考虑到交通管制问题，我提前联系了宁夏的熟人，以确保能搭上本地的车前往震区。在登机前的琐碎时间里，我搜索了震区的相关信息：当地海拔较高，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四年前摘帽脱贫……编辑也给我发来相关资料，其中包括《积石山县2023年地质灾害防治方案》。面对这类突发新闻，除了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做好相关准备，更重要的是，记者必须“快速到达现场”。收到通知后，我立刻用美团订了一张当天下午六点多落地的机票。但之后我才了解到，美团订票不显示中转方案，有媒体同行乘坐中转航班，早在下午四点到达了兰州。到达突发现场的时间相差几个小时会非常吃亏。我从兰州机场乘车到震区已是20号凌晨。抵达的第一天晚上，我求助其它媒体的记者朋友，在一位赶来直播的大哥的车里过夜。车子很小，四个人挤在一起。在现场，住在哪里是不确定的，但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尽早赶到现场，去到那儿肯定会有办法的。纪佳文在安置点吃拉面在交通不便的震区，出行工具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记者每天奔波于各个现场，很多时候车子都是随便拦的，有运物资的车、救援的车、个人的车……就是联系一切你认识的人，看可以搭上谁的车。在突发现场，女记者有时会更有优势。比如，采访对象可能对女记者没有那么强的敌意。包括在路边拦车时，大家可能看你一个小姑娘，站在那儿也挺可怜的，就把你“顺上”了。除此之外，记者也不要轻易离开现场。在第二天，我觉得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天傍晚，我稀里糊涂地回了市里，远离了受灾中心。首先是路上浪费时间，其次是第二天可能会有交通管制，不太好找车回去。因此，我又找了要去震区捐献物资的大哥，但毕竟要服从别人的时间安排，我只能等到快中午了才走，到达陈家村已经是下午三四点了。后来我吸取教训，第三天决定住在震区里。然而，震区的帐篷十分紧缺。在以往的现场，联系当地的救援队，就可以帮忙协调帐篷，但这次他们自己都没有帐篷住。有几个年轻的警察，比我年龄还小，他们就睡在学校的危房里，听到余震大家都赶紧往外跑，一夜也不敢睡。他们都睡在那里，更别说给记者找帐篷了。于是我就去到村民的帐篷区，一个个掀开帐篷，问有没有地儿能让我挤进去，大家肯定也不想那么挤，好几家都拒绝了。最后我找到了一间帐篷，里面住的是一家五口，他们同意让我住进来，还给我铺了电热毯。这样看来，如果第二天我没有离开（回市里），也是能有地方住的吧，永远都是离现场越近越好。纪佳文在陈家村住的帐篷内部从兰州前往震区的车上，我和司机朋友打听哪里受灾比较严重，再跟官方新闻进行比对，确认了大河家镇和陈家村这两个地区。去到现场，我不太清楚自己具体“想要做什么”，更明确的是自己“要去哪里”。当天晚上，我先去了陈家村，遇到了最后文章中的几个采访对象。当时是夜里12点多，很多人已经睡下了，但他们还站在帐篷外面烤火。我上前去和他们搭话，有一位男士语气比较低落，他说自己从厦门回来，联系不上家人。当天下午，在厦门打工的14位陈家村村民一起往家里赶，我当下觉得这或许可以成为一个选题线索。在现场，记者总是面临一种选择：是留下来还是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在遇到陈家村的采访对象之后，我决定再去大河家镇这一受灾现场看看，加上陈家村的采访对象着急寻找家人，情绪不太好，我尝试先和他们留下联系方式，最终要到了一个姐姐（也就是文中的绽玉娟）的联系方式。第二天，我一直都在现场摸索选题。一开始，我想要前往搜救现场，后来我才意识到，震区在农村，房屋和人员相对城市来说比较稀少，地震当晚，村民之间相互帮忙救援，遇难者们的身份也很快被确认，搜救过程在当晚就结束了。我也就放弃了跟救援队去现场的思路。这一天，我根据我的所见所闻联想到了许多选题线索：遇到蓝天救援队，提到房屋低温重建的问题；走访大河家镇，遇到做房屋质量评估的人；遇到热心村民说这里曾是一个旅游小镇，又联想到同事做泸定地震的磨西古镇也是旅游小镇……后来我去到了康吊村，采访了许多村民，这也足够做一篇常规的逝者报道。同时，虽然康吊村和大河家镇离得很近，但大河家镇指挥点物资充足，康吊村却没什么帐篷，很多村民下午还在自家门外、院子路边烤火，其中有许多问题可以写。但这还是比较常规的报道，没有特殊之处。康吊村的村民们在院子门口烤火最后，我又回到了陈家村，找绽玉娟聊了几句，她已经找到了她的孩子，跟她一块回来的人也基本找到了家人。我又开始想外出务工的选题能不能写，有没有足够的故事性。如果仅仅写他们返乡途中到找到家人的经历，基本就结束了，感觉也没什么可以写的。后来，我还跟着陈家村的一位村民去搬运过物资，我不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但我说我要跟着一起去。虽然这一过程本身可能没提供什么写作素材，但我会有一些“灵光一闪”的想法，比如我意识到他是从外地回来的，平常不在村子里，但作为村子里的男人，在地震来临之时，他要肩负起搜救和重建的责任。这些信息可能会对选题和写稿有帮助。之后，无论他走到哪里，他要坐什么车，我都会跟着挤上去。在确定最终选题时，记者自己的感受很重要。我走访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他们很想被人看到，他们想让外界知道自己的家乡还很贫穷，他们不太想出去打工，但又没有办法。最后，我也就确定了“陈家村外出打工人”这一选题。在跟采访对象打交道的时候，最好让他回到第一现场，这可能会有更好的采访效果。有天傍晚，我碰巧遇到绽玉娟在自家房子前，她问我要不要来她家看看。她的房子是去年刚建的，他们在外地打工还没怎么住。她刚开始心疼房子，后来又说还好房子修得新，要不然可能就塌了。我碰到的一个哥儿也是典型的例子。一开始他不愿意跟我讲什么，于是我就呆在他们帐篷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们聊天。过一会儿，他突然说：“你应该去村子里看一看。”我问：“那你可以带我去转一转吗？”他答应了，后来他跟我聊了一些事情，还带着我去找村里外出的打工人。我所有的采访基本在22日上午完成了。进行完大批量的采访之后，我脑子里的信息差不多能汇合到一起，形成了稿件的大致方向。我和编辑商量过后，编辑觉得还需要补充他们外出打工的情况：打工的南方城市比较发达，对他们来说就是两个世界，刚开始面对一个新的、比较发达的城市环境时，他们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心理发生了什么变化。所以那个下午，我又去找到了绽玉娟，聊了一下她在厦门的生活。之后，后方的实习生同学从村长那里了解到村民们这些年的务工情况等。虽然很多东西没有呈现在最终的稿子里，但现场的很多真实图景，都给我带来了极大震撼。印象很深的是房屋的坍塌状况，一个小男孩从塑料布包成的帐篷走出来的场景，他们一家七口就住在这里面，还有一些采访对象站在自家倒塌的房子前，指出亲人被掩埋的地方。小男孩从塑料布包成的帐篷走出来在康吊村，我有两个印象深刻的采访对象。其中一位的父母都在地震中过世了，我一进去他就开始哭，他家里的长辈说，他父母都死了，就剩他自己了。那天晚上发生地震的时候，他光着腿去扒废墟，想把父母救出来，他听到妈妈叫了一声，之后就没了声响。他把外裤掀起来给我看，腿上的疤已经很长了，血肉粘连到了一块儿，他还一直说“没事儿，我不疼”。他还是不能接受父母都离开的现实，他说想回来给母亲看腿，没想到腿还没看好，人就走了。一位失去父母的男子为救父母而留下的疤还有一个采访对象，家里有四个孩子，在地震中失去了两个孩子，他家非常穷，但没评上低保户。他盖房子用的都是空心砖，散落一地，这种砖比较便宜。他平常在家里打零工，没出过远门，就这一次他去广州打工，没想到出去了八天，家里就发生了地震。当时他从兜里掏出来一张飞机票，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却是为了回来给亲人处理后事。一位失去两个孩子的父亲站在自家倒塌的房子前一位失去两个孩子的父亲第一次坐飞机的机票我很难用语言非常准确地描述到达现场的感受，当你真正到前线的时候，你会在那里跟人面对面交谈，你会跟他们产生连接，你站在那里感受“余震”，你会感觉自己在参与事件的进程。这些东西在我眼前发生，它更加真实。Q：您觉得前线和后方最大的区别在哪里？A：在后方采访，搜集资料比较方便，你可以动态地捕捉信息。在前线，景象直接地就在你眼前发生，很多瞬间都会带给你想法，感受上的冲击也会是更多的，而你的感受可能会奠定你这篇文章的基调。在现场找到采访对象，即使他再忙，你怎么都能说着几句话。在后方采访，人不能面对面地交流，信任感也没有那么强。包括你得知对方家人去世了，好像你再怎么说，都是很冒昧的，你也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问。比如，最近发生了一件让你很烦的事，如果有人给你打电话，你可能不太想跟他说什么，但假如一个朋友来到你面前，你的倾诉欲可能就会强很多，这是去现场和电话采访永远无法消除的区别。Q：您在到达现场采访之前有大概的采访提纲吗？A：没有，基本上就是按新闻要素问，采访对象聊到哪你就顺着说。比如采访外出打工的人，无非就是事发情况，在哪打工，何时回来，一年能挣多少前，房子受损程度如何……大概就是这些，没有特别准备。Q：您是如何记录现场的采访的呢？A：我最常用的就是备忘录。一些当时的感受或者是场景性的东西，用几个关键词记下来，不然当晚可能就忘了。现场房子倒塌程度不一样，又不太好去描述，我就会拍视频，当自己是解说员，把现实情况或者内心感受说出来，到时候自己去听、去看，就能快速地想起在那一刻发生了什么、当时环境是怎样的。录音最好要一直录，但录音笔可能支撑不了一天。所以你说话比较密的地方，最好就一直开着，但比如说你俩在路上走着，说的话不是太多的时候，就关着省点电，用备忘录去记。Q：采访的过程要怎么关注采访对象的情绪？A：在面对灾难时，当事人可能会比我们想的平静很多，因为可能有很多事情正等着他们去处理，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伤心。每个人的情绪也不同，有的人比较镇定，你就可以按常规的采访来，问得更细更多。要是遇到情绪不太稳定的，你要么等着他哭完，要么跟他说一些话转移注意力，你可以问一些不那么直接的问题，比如你在外边打工的时候怎么样，但最后还是要问核心问题，因为他们也有倾诉欲，还是会跟你讲的。Q：您在前线采访的时候有没有受到过情感创伤或者身体受伤之类的事情？A：我觉得有时候记者没办法给采访对象同样的情感回馈。比如我在大河家镇只待了一天，那儿有个小女孩老给我发消息，问我今天晚上在哪儿，还回不回来，为什么不来我们这儿？这个时候你没有办法去为她做什么，说白了你只是在记录他们，你不能让自己过分地投入进去，这会让你非常内耗。在我回来之后，我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平稳或者过于冷漠了，同行朋友说这是正常现象，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冷漠的人，你应该会接纳自己是一个冷漠的人。所以可能我的情感一直没有变，只是在应对的层面上会更有经验，知道怎么去控制自己的情感，怎么让自己少一点内耗。

[1]@池早是我：在100种职业中找寻人生的答案丨对话自媒体人[2]谷雨实验室荆欣雨：从维权之路看女性觉醒的力量｜解困报道复盘[3]共同探究从土地到餐桌的巨变｜联禾创作计划招募

“跟大家说实话，其实我特别后悔辞职体验一百种职业。”怀抱小狗，池早眼圈泛红，声音带着哽咽。2024年3月，这个名为一年换了四十份工作，我和世界的连接却不止前进四十步的年度总结视频，迅速登上各大平台热门，仅一个月就在全平台获得超过8400万播放量。池早的总结视频截图一年前，池早决定辞职体验一百种职业，并将自己的体验分享在社交平台上，她的经历很快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截至2024年3月13日，她体验了41种截然不同的职业。从外卖员到茶馆小妹，从腰鼓队队员到舞台上的爱豆……体验职业的同时，她尝试寻找不同职业的独特意义，也在找寻属于自己的人生答案。刚毕业的池早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拥有百万粉丝的自媒体博主。大学学习文艺编导专业的她和很多同专业的学子一样，想要成为一名记者或是综艺编导。怀着憧憬，她担任过综艺节目实习生，也北漂做过艺人宣发类工作。后来，她又回到家乡成都，在MCN公司（负责孵化、包装网红的公司）工作，并从零到一做出一个百万粉丝的剧情号，但都因为个人或公司的原因离职。2023年的春天，池早刷到了一条短视频：如果不考虑职业歧视和薪资，你最想做什么工作？池早一边翻着评论区看五花八门的答案，一边在心里暗暗问自己。“想去天上开飞机，想去峨眉山管理猴子，想做成功女人……”从小喜欢看人文社科类纪录片的池早，对未知的世界怀有无限好奇，她的答案接二连三地从心底蹦出来。“我刷到那条视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寻找的答案，然后我就那么做了。”在过去的职业探索中，池早一直从事着幕后的工作，见证他人的光鲜，也在其中找寻属于自己的成就感。从幕后走向台前，对她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我挺怕站到台前的，”池早说，“在家庭生活中并非焦点，在学校生活中我也不是拔尖的学生，似乎我一直游离在边缘地带。所以站出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是有过小小的挣扎。”然而，池早还是跳出原定生活轨道，依次体验了宠物店店员、剧本杀DM、小卖部摊主等多份职业，并把工作过程拍成视频传到网上。“打扮得美美哒，出门上班啦！”在每一段视频中，池早都活力满满地喊出这句口号，为大家呈现真实的工作状态。每个职业体验视频的时长从最开始的一分半到现在较为固定的三分半，但池早往往会为了这几分钟而付出几天几夜，甚至是一个月的努力。从选题，跟老板沟通，到正式入职，再到工作结束后的脚本撰写、视频剪辑……短短几分钟的视频，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池早是我”微博内容时常有网友在视频评论区留言，好奇池早是怎么轻易找工作、换工作的：“她是怎么有这么多店可以用的”“你是怎么那么轻易找到工作的”“你是怎么轻松应聘进去的”……不同于网友的想象，池早坦言，被拒绝是一种常态，她曾被违约过4、5次。有时拍摄计划已谈妥，却因对方突然失联或临时变卦而告终。如果求职顺利，池早会花时间跟老板聊天，了解店里的故事，为视频添加更多背景信息。她还会在网上搜集大量相关的职业内容或是工作经验。“在正式入职之前，就要对这个职业有非常清晰的认识跟了解。”为了在有限的视频里尽量完整地呈现职业内容，池早有时还会列出工作流程大纲提醒自己。“用大纲列举工作流程，是因为怕自己忘记，或者做得不够全面。”工作期间，也是体力与脑力的双重风暴。在奶茶店工作时，池早在后厨切柠檬、剥葡萄、备小料的同时，还要在脑中疯狂思考机位要怎么布置，素材该怎么找。工作结束后，池早还需要花上几个小时回顾素材，再撰写文案。池早认为，文案奠定了视频的呈现角度，因此在这一步就要写清楚在视频中想表达的内容，划出起承转合的结构，这样就能大大简化剪辑的工作流程，提升效率。剪辑过程中，每完成10秒或者20秒，池早就会代入观众的视角去看已经剪好的片段。“比如说，我觉得观众看到后半段时会失去耐心，那这后半段我就要剪掉，看到另一个地方，我作为观众会认为它需要一个音效，那我就要加一个音效上去。”这样一次次地反复回看，池早制作视频花费的时间几乎是成品时长的1000倍，她通常要花费近30个小时，才能将几百条素材剪成2分钟左右的短视频。目前，池早的团队只有她和摄像两人，池早负责联系、拟定拍摄大纲、撰写文案、出镜、剪辑、运营，摄像则负责跟拍、更新花絮账号以及联系商务等工作。职业体验系列走红后不久，一些同类型账号开始出现，同样的开头结尾，相似的内容调性，都收获了不错的流量。池早曾在MCN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了解这类账号的运营机制：以“流水线”方式快速翻拍视频内容，两三天就更新一期，比原创博主的创作周期短上数倍，从而吸引大部分流量，内容经过更细致打磨的原创账号反而会被覆盖掉。类似的担忧或是困境，也出现在她身边其他博主朋友上。她曾对此感到焦虑，但最终选择了与流量和解，不愿意被数据裹挟。她觉得，如果过于看重一件事，这件事一定是做不好的。如果做视频仅仅是迎合流量机制，计算着冰冷的数据，呈现出来的内容也不会有情感和温度，注定被市场淘汰。面对抄袭，池早感到愤怒而无力，作为内容创作者，她清楚“抄袭”本身是很难界定的。无论是选题角度、台词重复度，还是画面内容、视频起承转合，都不存在精确的衡量标准，无法仅凭相似度就判定为抄袭，视频行业内部也不存在具体的规章制度。她能做的只有发视频回应。发视频的初衷，并不是让粉丝讨伐抄袭者，只是希望自己的内容不会被错认。但这样的回应还是遭到了水军攻击，从弹幕刷屏，到造谣池早“背靠公司”，甚至说她的想法也是抄袭而来。评论里也时常出现质疑的声音，“剪辑、包袱、各种资源人脉、账号运营，感觉都是一个成熟公司做出来的账号”。面对这些恶评，她并没有觉得懊恼或生气，反而为这种想法感到可惜。“他们觉得一个年轻人，特别是女性，做不到看上去很复杂的事情，所以要用公司、资本、金钱等外界因素来包装我。”她认为，这些评论“看似否定的是我，实际上是否定了可以有无数可能性的自己”。一方面，很多工作的入职门槛可能很高，但工作内容很好驾驭。许多看似遥不可及的职业里，实际工作的同事和服务的人群都是普通人，正如网络上流行的那句“世界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另一方面，一开始对行业不熟悉时，的确容易胆小或露怯，但每个人都有很多可能性，在特定环境和专业人士的感染下，人是能够迅速适应和成长的。“有时候事情真的没有那么难，最难的是踏出那一步。”池早的坚持有了回馈。从宠物店员工到客栈老板，从网吧管理员到别墅管家，职业体验的种类越来越多样，接触到的世界也越来越宽广。从数据上看，“池早是我”账号创建三个月后，全网粉丝就超过三百万，B站、抖音等平台的视频总播放量更是在五千万以上，总点赞量超三千万。“池早是我”账号B站、抖音、小红书平台数据情况（统计时间：2024年4月22日）41份职业里，最受欢迎的是“茶馆小妹”，两期视频在B站的播放量约七百二十万，抖音点赞量超四百万、评论量超二十万，在同期视频中数据最好，这是她没有预料到的。池早工作的茶馆位于四川省成都市彭镇，这里也是她拍摄毕业作品的取景地。凌晨四点半，卸下一块块木板拼成的店门，茶馆的一天便开始了。这一天，池早总共工作了十五个小时，打水、用蜂窝煤烧水、泡茶、上茶，再上一壶热水方便茶客自己添加。虽然单调忙碌，但也无比治愈。比起呈现具体的工作内容，更打动人心的是视频里流淌的温情。茶馆里，职场关系“像草履虫一样简单”，来往的都是相熟的茶客，老板和伙计都淳朴随性。一位略显特殊的伙计老七，小时候吃药影响了智力，老板收留他在茶馆工作，一干就是十年。有茶客打趣他说，池早来了之后就不需要他了，让他一开始就对池早充满了敌意。休息时，池早看到老七的手因为常年洗碗长了很多水泡，就去镇上给他买了一双手套。一双不到十元的手套让老七放下了戒备，他开始主动递水壶给池早，和她分享自己的食物，会叫池早“妹妹”，如孩童般的纯真。临走时，老七还向她展示了自己的奖状——那是老板手写下的祝愿，“希望老七天天开心，不要怕黑”。镜头里，池早转身流下眼泪，镜头外的观众也共鸣了这份情感。离开前，池早和老七合影老七的奖状辞职体验不同职业的这一年，池早有很多变化。最显而易见的变化，或许是她在微博上写到的，她的人格类型从ENFP变成了INFJ。“说实话变化还是挺大的，不仅是从性格上，还有想法上的东西，”池早说，“但这些变化都是在经历中自然发生的。”“池早是我”微博内容这一年里，池早学会了很多新技能，结识了很多既定轨道里不会遇见的人。在视频里，她形容自己规整的人生道路被平整地切割成一百段。在职业的转换中，池早有时会感受到一些“割裂感”。在北京的豪宅里当了一天管家后，池早消沉了许多天。在这之前，她上一份工作是在镇里的茶馆当小妹。“从小镇的老茶馆突然转到首都核心位置的豪宅，那一刻我真的体验到了割裂感，这种割裂感让我很痛苦。”她尝试引导自己走出这样的感觉，并告诉自己世界上很多人的生活、工作、社会地位、收入等有很大差别，他们对幸福的定义也不同。“我不必用自己的幸福定义去衡量他们的幸福，这是不必要的。所以，在这套逻辑下，我的割裂感有所消解，但并没有完全消除。”“池早是我”微博内容除此之外，从辞职到2024年的3月，池早进行了41次职业体验，也面临了41次分离。“从2023年12月开始，我整个人感觉不太对，但说不上具体哪里不对劲。”池早回忆起自己去年年末的状态说道，“直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在想说到底是怎么了，慢慢去想才终于剥离出来，是因为不断的跟人在接触，然后分离，再接触再分离，这让我感到非常的恐惧和悲伤。”正是这份难以消解的割裂感与分离感，让池早感到“后悔辞职体验一百种职业”。在这样的心境中，池早萌生了去拜访过去“同事”的想法，才有了这样一期主题的年度总结视频。当再次看到过去同事时，回到一个个熟悉的工作场景时，她终于明白：“学会面对爱和分离，是比辞职体验100种职业还重要的人生课题。”在半年的回顾视频里，池早提到在过去半年中自己收获最多的是“能量”，这些能量来自于她体验的职业、她在这过程中遇见的人们、给她反馈的粉丝，但更重要的是来自于她自己。“我现在成为一个让自己很有安全感的人。”池早说，面对频繁的职业切换和社交带来的疲倦，池早认为自己在内心建立起了一个稳定的秩序。“就像在（总结）视频最后一句话说的那样，我希望我自己有随时喊停的权利。也希望今年自己不要那么疲惫，放更多的时间在感受这一切上面。”池早时常会收到来自粉丝的私信，她翻阅时总会发现一个高频的词语：“焦虑”。也经常有粉丝会在她的视频下留言，说着自己工作中的不顺利以及想要像她一样拥有“辞职”离开的勇气。对于这样的评论，池早往往会有些担忧并让大家不要冲动：“我可以给大家提供勇气，但这种勇气不是让所有人都不计后果地投身一件事情。辞职体验一百种职业是承载于我还有自媒体博主身份之上的，不管任何选择都要基于现实情况，不给父母、朋友增加负担，勇敢的前提是自己要为自己负责，不要冲动辞职！你可以有很多途径享受你的人生。”面对自己正处于迷茫的粉丝群体，池早认为，每个人在人生中的每个阶段都会面临迷茫，它是伴随人们一生的问题。她说：“我们永远不可能找到答案，因为没人知道未来的答案。”她分享了自己刚开始做自媒体时使用的小红书签名：不预设未来，相信每种选择都是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这是对迷茫最好的解释吧。也没必要跟大家说‘你还年轻，未来可期’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是虚的，最重要的就是大家稳定住自己的内心。”截至2024年4月22日，池早最新一期视频已经发出。她在娱乐公司担任男团经纪人，需要负责妆造、宣发等等业务。视频里的她显得得心应手，干劲十足。辞职一年体验四十多份职业，池早的冒险还在继续。走过诸多人生课题，她依旧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也能更从容地面对一切未知的境遇。“不是因为我做到了，才证明我值得拥有无限可能性，而是从一开始我就拥有支配人生的权力，这个世界也正在为我敞开。”社交平台上，池早再次回应了那些充满否定与偏见的留言。她写到，如果回到一年前，那个还没有出现在大家视野中的自己，也许会反问：“很多事情，难道不是从相信自己值得拥有才开始发生的吗？”

一张四四方方的结婚证意味着什么？对一部分农村女性而言，这意味着她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出嫁女”。与这个陌生的称呼一起出现在周宇面前的，是一张标题居中写着“xx村土地征用款分配方式公示”的白纸。2021年，周宇所属的村庄被征用了一块村级留用地，公示显示，19个村民代表中，有16人不同意身为“出嫁女”的周宇参与此次土地征用款分配。即使户口没有迁出、一直生活在村里，在夫家所在地也从未享受过权益，周宇还是失去了她应得的120100元。于是，周宇决定申诉。她一边工作一边学法，自己出庭打官司。站在法律条文与现实空白的交汇点上，选择维权道路的不仅有周宇一个人。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截至去年的18年里，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收到的与外嫁女土地权益相关的咨询求助越来越多，共接到投诉3000多起，涉及10万多外嫁女及其配偶、子女。维权之路漫漫，面对农村妇女的诉讼，法院大多表示，“无权干涉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决议”，将矛盾抛回村集体内部。2023年10月19日，谷雨实验室发布了《结婚之后，女性失去的120100元，及其它》一文，隔日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名。走进农村女性群体的困境，还原维权者的心路历程，谷雨实验室作者荆欣雨从案件入手，带领读者不断靠近漩涡中心的角色，共同见证一位女性的觉醒与力量。荆欣雨生活照Q：最初你是怎么关注到“出嫁女”的征地补偿款分配这个选题的？A：其实我关注这个话题蛮久了，但一直没有出现特别吸引我的故事。后来我操作这个选题，与其说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更多的是被周宇本人吸引。2023年8月19日，周宇发了一条长微博，在网络上热度较大。微博讲述了她作为“出嫁女”没有分到征地补偿款，因而维权的故事。我在微博主页推荐上看到了这则内容，周宇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先前认为这一类维权者是“比较弱势的、拥有很少社会资源的农村妇女”。然而，这条微博呈现出来的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有工作，也拥有一些社会资源的女性形象。她拥有很多，为什么还选择维权？这吸引了我。再加上周宇在微博里提及，维权过程中收到过很多其他维权女性的来信，她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她们。我产生了好奇——会不会有相同经历的女性成立所谓的联盟，并互相在背后给予其他人精神上的支持。Q：你是怎么接触到文中几位访谈对象的？前期做了哪些准备？A：和周宇约定访谈是比较顺利的。我在微博给她发了私信，很快就收到回复，表示愿意和我聊聊。2022年，周宇对所在的村集体提起的两轮诉讼均以失败告终，2023年1月，她向浙江省高院提起了再审申请。在那个节点，媒体的邀请与她希望得到更多社会关注是不谋而合的。查资料的时候，我了解到《红星新闻》《南方周末》等媒体都写过相关的文章，但文章内容是偏政策类的。我翻了翻周宇的微博，又去裁判文书网上搜集了一些类似的案例。去绍兴诸暨前，我与周宇在线上进行了一次前采，了解到在周宇生活的村庄里，多年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十几位出嫁的阿姨维权了十几年。周宇和我介绍，其中有一位姓蒋的阿姨（即文中的“蒋晓婕”），一直为女儿维权，但结果也是失败的。我意识到，在这个村子中周宇的案子不是个例，它与过往的案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Q：在采写过程中，你的思路是怎样的？A：我起初的思路是以周宇为核心，访谈周宇所在村庄里，那些她提及过的维权阿姨，以及后来在微博上联系她的其他“出嫁女”，了解周宇和这些有类似经历的女性，是否有组建联盟一起互帮互助。事与愿违，去诸暨实地了解后，我发现周宇生活的村庄被一轮轮扩建的城市吞并了。从地理意义上来讲，村子已经不存在。至于经历维权的阿姨，她们依旧抱着和村里和解的期待，害怕和媒体接触会影响她们与村委之间的关系，就没有接受访谈。访谈结束整理资料后，我的成稿分成了两条线。一条显性的线是周宇维权的过程，属于很典型的叙事逻辑：怎么发现权利被侵犯；为什么决定维权；遇到了阻碍后欲望更加强烈；再维权，再失败；在这过程中，又遇见了什么样的事情。还有一条是隐性的线——关于农村出嫁妇女“失地”背后的公共议题。周宇所在村土地征用款分配方式公示

过去几十年，中国人的餐桌越来越丰盛，但是，餐桌背后的故事——食农体系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及其带来的环境、社会和健康影响，公众却知之甚少。商业、工业和政策的三重作用重塑了中国食物体系：母猪上楼节约土地，火龙果接受夜晚补光以便24小时进行光合作用；电商、食品企业和连锁餐饮绕过传统的农产品批发系统，新商业模式改变了产地的格局；网红食品层出不穷，街边的独立小店越来越少，连锁品牌越来越多；预制菜不仅出现在忙碌得没空做饭的都市人冰箱里，也正在占领餐厅和食堂。这些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影响上下游、决定生产和消费的新兴力量如何促成了这些转变，又如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减少的压力同样降临在食农体系头上，“烂场雨”落在河南小麦地里，五常大米淹在台风洪水下，广东正在经历少有的连续暴雨，这些被关注过又很快被遗忘的气候农业事件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环境影响还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悄悄发生。然而，农业本身也是环境问题的制造者——生产污染物和温室气体、侵占土地、破坏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未来，农业想要变得更加可持续，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同时不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污染，究竟需要走哪条路？大型食品企业不断推出的“低碳”和“环境友好”计划，号称将担负起自身的社会责任。但这些计划是否真如宣传所言，能够改变现状？政府的绿色政策能否兼顾农民利益和环境保护，又该如何协调？而在另一面，中国的农业生产一步步从农村和农民中剥离出来——现在拥有土地的不是农民，农民也不一定要种地。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聚焦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中国农业的未来由谁来支撑似乎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有些问题看似距离遥远，却由日常每个消费选择决定着，普通人难以置身事外：点一餐外卖看似便利，也可以影响劳动权益，制造废弃物；在水果店选择从未见过的新品，可能决定一片水果产区的兴衰；选择垃圾食品和预制菜，还是就近从农民和小贩处选购食物，意味着是否要把你的食物权利交给大公司。如果在追问的同时，让公众深切感到以上问题与自己紧密相连，也许现状也可以从消费端发生改变。食通社希望更多的人去探讨食农问题背后的复杂性。自2017年成立以来，我们始终在关注中国小农的现状，农业的生态化路径、食物体系发生的变迁以及食物和社会、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我们认为，一个真正健康的食物体系在环境和社会意义上应该是公平且可持续的。点击以上链接了解食通社关注和报道过的食农议题那么，在这些快速变化的现状之下，我们该如何想象一个公平且可持续的食农系统？2023年8月，食通社曾在北京举办了一次食农媒体工作坊，邀请了数十位媒体人参与走访食农生产和销售的现场，并参与讨论。作为第一次尝试，我们惊喜地发现，分散在各处的媒体人——无论他们所在的部门和条线是什么，创作的媒介也各不相同——也在追寻着同样的问题。他们也表示，有价值和新意的食农媒体报道需要更长期的积累和更深入的调研，但在越来越快节奏的媒体时代，他们能获得的支持并不多。●2023年8月，30多位媒体人和食农领域的学者、同行参加了食农媒体工作坊，详情请点击图片。因此，食通社和多家公益和媒体伙伴共同发起2024联禾创作计划，支持媒体创作者和研究者在食农领域开展调研，并资助其完成进行面向公众的内容创作。我们希望通过跨界合作，支持媒体伙伴生产出深度且扎实的内容向大众展示出食物和农业背后的复杂性，让公众明晰现状，思考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并采取行动，通过每一餐饭，为自己想要的世界投票。-

2022年的最后四个月，在位于青海玉树的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工作站，女性环保人们同协会工作人员、志愿者们一起度过了一段美妙的日子。她们早起在雪山背景前做冥想，停水时用雪洗漱，学习拍摄和剪辑，用牦牛奶、酥油、薰衣草等原料制作无污染的手工皂，守在烤箱边等待面包出炉。没有工作的时候，大家就到河边散步，去草原里玩耍，围在一起唱歌、跳舞……这是一种不同于长久以来这片土地上她们的女性长辈的生活。玉树州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是长江、澜沧江发源地，绝大多数人口是藏族。在辽阔的牧区里，受宗教文化影响，女性通常承担着照料家庭的角色。她们在公开场合表现内敛，常年生活在交通不便的雪山草原间，很难接触有益的新知识。此外，青海省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协会（以下简称“三江源协会”）亦发现，环保工作中存在女性视角缺失与女性参与度低的问题，这会影响项目落实。2020年，三江源协会开始运行女性项目，“希望女性更多地参与公共性事务，有更多的表达空间”。协会寻找有能力的年轻女性，协助她们在社区里建立起自己的团队，链接外部资源向女性们“赋能”授课，持续陪伴至她们有能力自发、独立开展工作。几年来，一批女性获得了许多成长。她们拥有了此地女性环保人的第一个社群，把学到的知识讲给社区里的其他居民。像多股原本无声的涓细水流汇在一处，一同前进，流向更广的天地。这所民间环保组织在实地碰撞中有过很多探索，产生和积累了理念构想外的在地思考与经验。一如采访开始前项目前执行者艺源的提示，“三江源女性环保人项目首先是一个环保项目，而不是性别平等项目。”2022年10月，影像赋能活动期间，大家在工作站的屋子里一起观看拍摄的视频2019年，三江源协会决定开始专项帮助当地女性参与到社区可持续发展建设当中。协会秘书长东周群培介绍，想要做这件事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女性获得的学习机会少，女性参与环保工作少。三江源地区的人们大多以游牧为生。在牧区的藏族家庭里，女性通常在家操持家务，包括做饭、挤牛奶、捡牛粪、打酥油、带孩子、照顾老人等，家庭之外的事务则一般由男性处理。在协会提供诸如让牧民们外出学习和邀请老师到社区宣讲这样的学习机会时，八到九成的参与人员都是男性。“当然我们在整个过程中都很鼓励女性参与进来，但由于当地的生产生活方式的背景，女性很多时候没法过来。”东周群培思考，社会不断发展变化，而女性长期接触不到学习机会，那她们对新的知识体系以及新的工作生活方式的了解就会越来越少。“在当地的文化里，如果一个家庭里的丈夫还在（参与社会生产），出面做事的妻子经常会被认为太强势了。于是我们设想，有没有可能专门成立一个女性环保人的组织，开展针对女性的活动呢？这样女性参与就可以获得家庭的支持，她的丈夫也不会觉得没有面子。”另一方面，协会希望推动环保成为一种生活常态，这关乎每个家庭的衣、食、住、行及对下一代的教育等各方面。而女性参与，会给环保工作多一份力。实际上，性别视角早已被纳入环保议题的讨论中。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性别平等”是其中一个目标。200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首次关注性别问题，2012年开始关注性别议程。来源：公众号“联合国妇女署”随着白色污染日益严重，三江源协会从2017年起开始推动零废弃社区与零废弃家庭建设。“零废弃”是指对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进行3R管理（源头减量、重复利用、回收循环），使垃圾无限趋于零，实现垃圾再利用的最大化。其间有很多具体而微的问题，比如，如果完全不使用塑料袋，会不会对女性处理家务带来困难？而当家庭中只有男性能参加论坛与培训时，即使他愿意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也很难在家里推行。在当时，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三江源协会已经建立了比较好的社区基础，与五六个社区有较深的链接，但在85人的三江源环保人网络中只有5名女性。希希是协会的长期志愿者，在她的记忆中，她2017年初到协会时，网络中的女性系统地参与环保工作的程度并不高。例如一位职业为教师的女性环保人只参加过协会的一些培训，在课堂上向学生们科普相关知识。环保工作中女性参与度低便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得到了更多的证据支持。协会在执行联合国妇女署CGF（中国性别研究和倡导基金）资助的项目时，于2020年12月至2021年7月期间对三江源民间环保组织的性别意识状态展开了一次调研，对组织的创始人、负责人、项目实施人和受益群体四类人群进行访谈，共获得13个环保组织的43份有效样本。调研报告显示，组织中女性员工占比仅为21％，并且她们多承担后勤辅助、财务、宣传、手工艺制作等方面的工作；在项目设计、执行与评估各环节中，纳入性别视角考虑的组织较少，且实施受困于女性表达意愿低与表达能力弱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协会计划创建一个平台，以期让女性学习技能、增进知识，拥有选择家务以外的工作方式的机会，推动在社区治理中增加对女性需求的关注并针对女性开展工作。这样一个“为了女性”的平台该怎么搭建呢？协会移用了过往运行以男性为主体的环保人网络的经验与方法——寻找、培育环保骨干，由骨干在社区内建立自组织，辐射更多人。“陪伴环保人”是三江源协会近年来的核心工作之一，这是基于“以当地人为主体、让社区自己成长”的工作理念，即不强制要求社区去做什么，而是聆听社区想做什么。这个理念源自三江源协会对开展工作中自身角色的反思。2012年，协会申请到了一个国际基金会的项目，目的是支持某个村落的发展，协会是项目的执行者与推动者。“做的时候我们感觉良好，百姓也配合，可是项目结束了，我们要离开了，这个村子里还能留下什么呢？”协会思考，一个研究者来社区分享自己的论文或者关于社区发展的想法，分享完，TA走了，村子里的人具备实现这个构想的能力吗？一个项目要对当地有持久的促进作用，需要在这个社区与外界有连接的情况下，发挥对接外部作用的平台退出之后怎么办呢？——由外来者开展项目，当地真正发展出的力量是非常少的，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项目就应该由社区自己的需求驱动。于是三江源协会改变了工作方法：在每个村落寻找愿意为家乡事业付出、村民又信任的人，了解他希望做成的事，鼓励他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结成团队，由团队一起推动完成。协会与社区团队充分沟通，作为协助力量运用自身资源帮助他们解决在此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比如资金、人员、对外宣传的需求等等。当当地人的能力逐渐提升，获得独立申请外部资源的能力后，协会再开始淡出，去到更需要协助的地方。志愿者同协会伙伴到社区里访问当地女性开始发展女性团队时，协会借助已有的社区基础与环保人网络连接到更多女性。他们到社区召集有空闲时间且有参与意愿的女性，以及让男性环保带头人鼓励家里的妻女，推荐他们在社区工作中遇到的比较积极、会对此产生兴趣的女性——每个社区就如此发展三四个女性带头人。而后以当地的文化背景为基础，调研社区女性拥有的手工技艺，组建起手工团队，再邀请专业老师帮助团队成员提升技能。“那这又如何与环保联系起来呢？我们就选择制作对环境无污染的产品，建立一种健康的、发展空间大的经济模式。”东周群培解释。目前，措池、甘达、甘宁、那索尼等多个村已经发展起了女性带领或女性参与的团队，共有三种模式：一种是基于协会的女性项目，通过上述方式建立起来的全女团队，如杂多县的莫云村；一种是女性环保人在协会的驻扎工作站上开展旧衣改造等工作；还有一种是社区原本就有的合作社，女性环保人就是从合作社成员里发展起来的，如帕卓巴游牧人合作社、措池合作社。在基层乡村里，这样的平台对女性来说非常重要。“以往她对外界的生活了解太少，在团队里，她可以上课，做喜欢的、会做的手工，通过销售产品提升经济能力，拥有放牧之外的另一种生活选择，获得自信心。有了自信，她更有可能去思考，在当下与未来的发展中，这些选择意味着什么？该怎样去拥有更好的生活？如果没有这些，当最后别人都舍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她只能一个人一直这样过下去。”东周群培说。而当女性拥有了自己的团队，更进一步的是她拥有了参与社区建设的渠道。关于这一点，东周群培举了一个例子。甘达村的“自然资源共同管理委员会”共有28人，由来自村委会、寺庙、学校、民间组织、政府的代表组成，其中亦有女性代表。“在讨论乡村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未来要做出的选择的会议时，女性的团队代表就可以发言和参与。”“她有参与，她才可以发出声音，她的声音才可能赢得重视。”但将已有的陪伴模式运用到女性环保人身上时，需要应对不同于男性的情况。很多男性有一定阅历积累，且为校长、村长这样比较有权威的人物，本身就拥有较强的能力与召集力。而四五十岁的女性则受教育程度不高，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太长时间待在家里，让她们走出来，去做带动性工作有很大难度。在外地上大学归来，以及虽然在本土、但接触过公益活动的年轻女性学习能力强，积极性高，有更多发展的可能；但是囿于年龄，她们有时在表达与事务考虑上没有那么成熟。于是，团队建立好后，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借助外部力量与资源给女性们赋能。他们刚好遇到了一个机会。时值联合国CGF第九期项目面向全国招募，该基金为研究当代社会性别问题与倡导具有性别敏感视角的发展规划和政策的项目提供资助。2020年5月，获得资助后，三江源协会执行的“三江源民间环保组织与游牧社区的社会性别构建项目”正式启动。协会的公众号文章介绍，项目旨在提升当地环保组织和公众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意识，促进性别平等的措施落实到位，实现在三江源地区环保工作中女性同男性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2020年，即将硕士毕业的艺源加入了一个名叫“维儿巴”的自然环境保护跨学科学习小组，其线下实践部分要求成员去到几个位于青海和甘肃的藏地环保组织当志愿者，艺源选择了三江源协会。她毕业后即前往青海，八月底，出于对协会理念的认同，艺源留下来成为了正式员工，主要负责对外传播、项目筹款与基金申请和项目执行等工作。当时女性项目正在进行三江源地区民间环保组织的性别意识调研工作，已于6月底邀请四位专家老师设计了访谈问卷。由于前一个执行人员的离职，艺源入职后便接手了这个项目。项目主要涉及三方面工作。第一部分为调研走访；第二部分是在当地环保组织中推动性别主流化，与环保组织的带头人进行沟通与培训，共同探讨如何在组织运行中纳入性别视角，倡导给女性提供更多的参与机会和资源；第三部分则针对女性环保人，将她们聚集起来，为她们提供培训课程，产出女性环保人故事的文章与宣传片，最后成立了“三江源女性环保人网络”——她们的第一个社群。培训课程关乎表达能力训练、生理健康知识、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由老师到社区里做分享，或通过线上会议进行。艺源与不同社区的女性带头人们之间建有群聊，有培训课程时，一般是将相关信息发至群中，再由带头人发到自己社区的妇女的群里，号召大家参加。慢慢地，妇女们觉得课程有用，有时还会主动提出想听的内容，比如防家暴、离婚事项、妇科疾病、教育等，反馈到协会，协会帮忙找老师安排课程。围在一起学做面包当带头人们成长起来后，艺源们会给她们“布置任务”，让她们去社区里宣讲自己学到的知识；有时在一起放牛、过年聚会等场合，她们也将觉得有益的内容分享给自己的女性亲友。后来协会零星能收到想加入项目的申请。这像是一个水波推及水波的过程，原本静默的涓涓水流汇集到一处，被源源注入能量，在广阔的草原上一起闪着一簇簇细碎的光奔向更远的地方。2021年10月31日，“三江源女性环保人网络”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来自江河源头各地的女性们聚集在玉树，自主讨论与表决通过“女性环保人公约”“女性环保计划表”等内容。她们围在一起大声朗读公约：“作为三江源女性环保人，我要开开心心地加油！……”目前，网络一共连接了28名女性。2023年10月，受邀老师向措池村的妇女们讲授女性健康知识。当天有很多女性从很远的地方而来，有一位女性说自己早上五点出发，中午十一点才到达培训地。这是第一个在藏区开展的环保与性别议题交叉的项目，他们没有太多案例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需要在摸索中进行。当外部的概念进入这片土地后，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理解问题。在不同的文化中，对某一词汇与现象的解释与理解是不一样的，如何把握其中的差异呢？比如，“性别平等”的本义是什么，西方概念里指什么，在藏区基层社区的社会结构中，又如何去理解这个“平等”呢？“如果解释得不准确，很有可能会造成新的矛盾。”东周群培说，“妇女听着听着课，觉得自己不应该继续在家里干活了，应该由男性来——如果形成这样的对立，那我们所推动的‘性别平等’一定是一种新的社会问题。”那么就由女性与男性坐在一起共同讨论什么叫“性别平等”，东周群培认为这是整个项目中最有意思的部分。“如果对男性不做家务有意见，那由女性来承担原本男性做的全部工作可以吗？”“过去是根据生理上的区别做了分工，男性做的事是比较危险的。但社会发展后，外出不再需要骑很长时间的马，那空闲时间用来帮妻子做家务可以吗？”……如此这般，每次召开相关论坛或会议都将男女性环保人一起邀请来，分坐长桌两侧，在问答中讨论如何理解性别议题。2021年，女性健康生活和环境论坛参与人员合影讨论最后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平等是一种相互尊重。一个家庭里如果男性充分尊重女性，那他就会主动帮她干一些活，发现她累了会让她休息；女性也同样，看见丈夫劳累了一天，可能会想着好好给家人做一顿饭。“不能把之前接触到的一些性别观点放到一种不同的文化中去贸然地讨论。”艺源刚开始负责女性项目时对当地文化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但已经持有这样的概念。艺源曾在维儿巴里听过一节有关藏区性别文化的课程，她了解到，在藏区不太存在所谓的性别不平等，更多要从宗教、历史的角度去考虑。例如在藏传佛教中，杀生是红事，带来的罪孽很深，一般由男性承担，女性则更多做温和的白事，如挤牛奶等维持生计的工作，女性是更受尊重和保护的。在每次开展活动前，艺源都会与本土的、男性的以及别的不同身份的同事交流，避免外来的性别观念引入后会造成矛盾与对立。整个项目运行中，他们都在避免制造冲突。协会公众号里一篇记述女性环保人故事的文章里是这样描述的：探索女性的价值，让女性走出家门，这在当地是新的实践，没有先例。如果无法保证长期的陪伴和赋能，是很不负责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里说，“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人在觉醒后发现自己深陷生活的漩涡，是很痛苦的。我们闯进她们的生活又走了，其实是把她们又扔回去了。艺源说，这种探索要轻一些，慢慢来，要把握平衡点，不要太快太急。采用“赋能”而非“赋权”的方式亦是出于此考虑，即通过各种途径提升女性的能力，等待其自发地做有益于社区的行动，“（这样）那她其实是会被整个家庭、社区、不同性别的人所欢迎的”。“轻”还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谨慎使用“性别平等”一词，不引起“以前是不是不平等”的争论；培训开放给所有人参与，不造成“女性就是要抱团，要排斥男性”的想法。根据具体情况调整工作方法也是经常发生的。牧区的生活方式随性自然，鲜少有“ddl（截止日期）”的概念，比如希希有位朋友会在临开会前突然决定要搭车去镇上吃饭，一些志愿者开玩笑“协会的计划快如闪电，慢如蜗牛”——那就去顺应。在工作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约定晚上八点开会，但不能保证八点能把牛赶完；有人家里临时有事；有人居住的地方没有信号，很难联系上……2022年药水节，大家下河沐浴、戏水“大多数时候我们对活动的参与人数都没有强制要求，我们会采取一定补充性措施——入户去与牧民们沟通，把线上会议录制下来在群里共享，不断与基金会沟通在地情况。”艺源介绍，“（毕竟）目的是真正地解决问题。”联合国CGF的项目在2021年底结项后，三江源协会想把这样的赋能实践变成一个概念型“项目”延续下去。协会后来申请了一些其他基金会的短期项目，持续协助外界能量的注入——为女性环保人们提供环保、健康与手工技艺方面的培训，提供参与拍摄、采访、论坛发言之类的宣传机会，寻找健康物资支持渠道。在一次为期三天的培训里，女性环保人们从一开始的害羞，到最后都能够放开来跟协会的男性工作人员辩论，见到这一幕的希希感到非常开心。“这是非常珍贵，非常不容易的。”希希日常见到的年纪偏大的牧区女性，一般都用面纱遮着脸，不怎么讲话，聊到一些话题时会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掩着面低头笑。“相比起来，这些年轻女性们愿意表达自己的想法，已经是有很大突破了。”女性的进步是令人欣喜的。巴央家住那索尼村，家里一共有七个孩子，一个姐姐，四个妹妹，最小的是弟弟，这样的家庭组成在当地是常见的。2017年初三毕业后，因为妈妈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巴央回到了家中。2018年，巴央加入了父亲所在的环保组织囊格团队，负责记环保日记。囊格团队是三江源协会孵化的本土环保组织，那时巴央便开始接触协会。2021年9月，经东周群培的介绍，巴央加入了女性环保人的队伍。两年多来，在这里，她从不喜欢讲话、不喜欢交友，变得“嫌弃”自己话太多，并且结交了一群伙伴；学会了制作很多手工产品，面包、香皂、环保袋；戒掉了以前最爱的辣条和方便面，从“吃垃圾食品的大王”变成了实践“零废弃”的环保人……巴央笑着谈道，妈妈经常开她玩笑，说她加入协会后完全变了一个样。没有上学后的几年里，巴央大部分时间都在家里做家务。六七点起床，去牧区挤三小时的牛奶，把牛赶到草原上。回家洗衣、打扫，做午饭。下午可以休息两三个小时，四五点去把牛赶回家里，给牛喂草，做晚饭。加入协会后，除了6月及前后的挖虫草期间会待在家里，其他时间都在协会。巴央现在是穹空仓的成员，这是一个制作手工艺品的本土企业，亦由三江源协会孵化而来，最近他们在赶制一份一千个环保袋的订单。拍摄女性环保人视频时，采访提纲的最后一个问题有关她们的心愿，系列视频便以“江河源的心愿”为名。巴央（右）期待有一天家人能吃上自己亲手做的面包，她希望能开一家面包店。巴央已经参加了十余次课程了，她印象最深的是有关视频拍摄与剪辑的培训。2022年，三江源协会与云南乡村之眼乡土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发起了“三江源环保人影像赋能计划”，希望通过影像记录当地文化，促进环保人对自我与社区的思考和表达。9月至11月，乡村之眼通过线上或线下的方式教授和陪伴大家完成视频制作的整个过程。那段时间，大家每天都拍视频，自己剪辑，把作品展示给别人看。“老师说普通女性很难正对镜头，但是我们会拍下自己每天做的所有事，感觉特别好玩。”巴央说。2020年8月，在第一次社区影像培训上，吕宾老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艺源关注当地性别问题的开始。当时有十几位环保人参加，只有一位是女性。老师请她发言，但她表现得很害羞，没有说什么。这一幕后，吕宾感慨，在做社区影像的工作中，女性视角是非常缺失的。这启示了艺源：如果用影像的方式关注环保的话，只有男性视角是并不全面的。后来，影像里的“女性眼睛”真的多了起来。在巴央的短片《寻找梦想的我》里，有着对自己参与环保工作的记录，学习制作面包和手工皂的过程，在雨里挤牛奶的藏族母亲，以及她眼里的雪山、风、云朵与河流……2023年夏天，巴央在家乡放牧时遇到的妇女们这是一个女性视角加入的微观体现，而社区生活中的女性参与又会带来什么呢？在牧区，月经期的清理问题困扰了妇女们很久。过去卫生巾并不普及，四五十岁那一辈的女性们一直使用的是牦牛毛、羊毛一类的毛制品。即使知道卫生巾的存在，由于居住地离商店很远，采买物资一般由父亲负责或家族成员一起前往，女性们由于害羞，很难开口提出购买卫生巾的需求。甘达村的女性环保人索南卓尕发现了这一问题。她在社区妇女们的群里同大家说，自己买过一种很好用的卫生巾，需要的人可以跟她联系，由她在网上购买。当时有很多人都来登记，买来后，索南一家一家地给她们送了过去。除此之外，她还观察到经常在雨雪天气里挤牛奶的女性容易患关节炎，有的女性身体有了小毛病不会主动提出，也不会立马去检查，缺乏生理知识的女孩会无意识怀上孕。她同大家说，有需求可以在群里或私聊跟她讲。东周群培说，在调研社区女性需求时协会的男性工作人员很少参与，或者最多是旁听者，因为很多女性在生理健康的话题上很难开口，女性带头人则更容易与她们建立信任关系。索南现在是三江源协会的成员，负责女性项目、社区对接和环保袋制作等工作，前段时间刚协助一批捐赠的卫生巾的发放。2024年1月，甘达村发放卫生巾现场在这样一个女性长期缄默的地方，打开她们的公共表达与参与的空间是非常不容易的。它需要发起者与当地有深厚的情感链接，也如同在此处为修复人类与环境之间的裂隙作出努力一样，都凭靠着民间组织与当地游牧人民身上宝贵的利他心。在一次公益沙龙上，志愿者正宁分享，村民们会在采挖虫草期间，放弃能带来高收益的虫草，花几天时间去捡垃圾。环保行动没有收入，协会大多数时候也只能通过申请基金获得项目费用。水源保护，垃圾清理，野生动物巡护，动植物记录，传统手工艺恢复……过程中会产生很多费用支出，大家也都愿意跟着协会长期地去做这些事。在一篇志愿者手记里，作者写：“某一天，协会的秘书长东周老师告诉我，‘利他心’的含义是‘抱着一颗对他人好的心去做事，而不计较自己得到什么，最终一定会收获好的结果。’这句箴言果然应验了，我想这就是牧民们纯粹而朴实的最高智慧。”2022年，协会成员、志愿者、环保人们一同到山上放置红外相机除了资金有限，人力短缺也是三江源协会这样基层的环保组织面临的问题。十几年来，协会的核心成员都不超过十个，落在个人身上的工作很多，艺源形容为“根本没有下班的概念”。在希希的观察里，每个人随时要处理很多机动性任务，比如有时打电话找东周老师或协会的项目官员洛松老师，他们可能会说自己刚刚在修一个柜子。有限的人力也限制了捐赠物资的承接和捐赠渠道的完整建立。“最大的困难是，我们本应该有更多的资源去帮助解决很多问题，过去积累的很多成熟的经验和稳定的模式也无法推广。”东周群培惋惜于女性环保人网络的覆盖范围很有限。“这个网络是很松散的。”艺源坦诚说，“它不是组织性很强的一个团队，只是说大家在其中可以增强联系、共享资源、互帮互助。实际上这只是我们发现了更多对环保感兴趣的女性，有需要可以联系到她们。”大家的成长情况也是“两极分化”的：六七名成员参与度较高，有的已经成为了全职环保人；其他的可能因为家庭原因，则是“处于潜水状态，不会主动行动，通知有活动再来参加”。巴央拥有了工作，但家里的家务落到了她最大的妹妹的肩上。还有很多女性并没有走出家门。“我们经常能听到女孩子被留在家里的故事。”巴央谈起牧区女性的困境，“去年有一个女孩想和我一起去三江源协会工作，但她的家人一直不允许。那个女孩家里有八个孩子，她是老大。她想出去学手工，想工作，但她父母认为她不会汉语，又没上过学，不相信她能在外独立生存。”希希曾经同艺源聊，她们身上有非常纯粹的东西，真的很希望能够帮助这些女性环保人，但实际上长期陪伴会有很多不可预见的困难，比如未来她们可能会结婚生子。在这么长久的传统的影响下，有的人真的会很内敛，想不断锻炼她们走出来的能力，时刻关注她们的成长和需求，这是需要很大的精力的。三江源协会公众号里“江河源的心愿”系列文章写了多位女性环保人的故事。达吉在合作社学做毛毡，想要好好保护草原；从小辍学的央措学到了很多知识，顺利完成了在家乡的健康宣讲活动；作为乡妇联副主席的更松永措入户调查社区女性生活状况，作为生态管护站干事的她则忧心女性管护员太少……她们看上去是那么美好，阅读时我心里埋下了一个疑惑——采访中，我谨慎地提问：会面临“倒退时刻”，感到无力或失望吗？艺源和希希都做出了否定回答。“通过我们的培训，很多女性能够在想要表达的时候勇敢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能够意识到自己应该去做一些什么，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至于有的女性选择结婚、生小孩、照顾家庭，这是她自己的选择，我们每个人都会基于自己的身份做出这样那样的选择。”艺源说。希希补充了另外一层想法：有期待才会产生失望或无力的感受，但她们本来的样子就很好，没有必要去期待，而且更多时候是我们要去向她们学习。希希很感动于在她们身上感受到的生命力，她动容地聊起和她们相处的故事：她的眼睛是很亮的；跟她对视能获得沉静的力量；拜访结束后，她的母亲给了自己一个非常安全、非常有力量的拥抱；在辽阔干净的天地间，和她躺在帐篷里聊对生死的理解；她和她掌握了一般由男性使用的交通工具，在风雪中兴奋地骑行要去做分享……希希常念三江源土冷血热，在这里像是找回了遗失很久的自己，找回了生命中最需要的那个东西。“这片土地给我们的东西远比我们能给它的更多。”三江源协会依然在耐心地陪伴这群女性环保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不需要依赖项目人员，她们自己能够有意识、有能力去开展行动。”艺源说，“我们在等待一种自发性的产生。”女性环保人们在巴塘草原*图片来自受访者-END-作者

2022年4月的新加坡，口罩渐渐退场，律动的音乐冲破了封锁，人潮涌动的集市重回岛国。自由自在的海风吹散了疫情的阴霾，新加坡的解封新政淅淅沥沥地融入肌理。疫情带来的封锁一度让世界经济停摆，作为一个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新加坡更早地选择开放。政府抽丝剥茧般逐步解除封锁，又谨小慎微地维护着人与病毒的防线。2022年5月，「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发表了《新加坡在疫情中开放：生活逼近正常，但非放任自流》，聚焦这个先行开放的亚洲国家，展现自由背后循序渐进的政策变化。在陌生环境中如何迅速全面地了解信息、剖析关键问题？线上采访如何获取大量环境、细节信息？如何串联民间细节，呈现宏观社会的运转？带着这些问题，「深度训练营」对话本文作者王雅淇，复盘稿件背后的故事。王雅淇生活照Q：这篇文章的选题线索是如何找到的？为什么会选择“新加坡”这个国家？A：当时上海的情况不容乐观，我们希望能够以平行世界的解读写一写别的地方。当时几位编辑老师商讨想要写开放国家的后疫情生活，一个是通过了解其他的可能性来寻找参考，一个是唤起一些对平常生活的记忆，为迷茫的情绪找找出口。商量之后决定找个离中国不太远的亚洲国家。我们发现，2022年4月，当我们仍处于较为严格管理的环境时，新加坡已经宣布想要完全开放了。两个地缘关系很亲近的国家有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和生活状态，同时这种距离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观察位置，有机会触碰到具体细节。综合考虑之后，我们认为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考虑到我们大部分读者来自国内，当时体验到的生活是处于疫情管理之下的，但部分其他国家可能是另外一番风景。因此，编辑想要我塑造一种“平行世界”的感觉，向大家展现一个“开放”了的国家，展现他们的现状、开放的原因以及他们的操作方式。当时新加坡书摊上一本比较“显眼”的书Q：您在写作这篇报道前有什么心理预期？有预设要做解困式报道吗？A：当时国内处于一个很疲惫、迷茫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能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具体例证和参考，大家在看到其他国家的生存状态之后，可能能够产生一些思考。当时我确定的是要做一篇解释性报道。新加坡位于我们国家附近，他选择开放的背景基础是什么？他们国家是怎么跟病毒共存的？又是如何一步步做到完全开放的？虽然它与中国地理关系比较接近，但是呈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状态和处理方法，这个过程是怎么实现的？我希望报道能回答这些问题。Q：您是否想过在文章中比较新加坡的“平行世界”与我国的情况？A：在文章中，我将新加坡的国情基础、各种条件以及他们的政策制定、与病毒共存的过程、产生的问题这些点都写得清楚。呈现清楚后就会发现，两个国家是没有对比的基础的。新加坡与我国的体量、国家政体等都很不同，它是一个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相较之下，新加坡的开放诉求更强烈，他们的政策制定会更加适合他们的国情。Q：写这篇报道之前，您做了哪些案头工作？A：写作前，我搜集并阅读了新加坡疫情相关的绝大部分报道和资料。这些不限于官方媒体，还包括各种小报、公众号文章、一些定位在新加坡的博主视频，和一些我能看懂的学术发表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对新加坡总体情况有了大概了解。由于稿件安排的时间问题以及护照签证等种种原因，我无法实地去新加坡采访。我通过新加坡的同学认识当地各行各业的人，了解一些民风生活细节。因为没到这个地方，所以需要大量找人聊。同时我还看了新加坡的地图，尤其是实景地图，对分区规划、交通布局等细节做了案头工作。Q：文中您采访了好多个受到影响比较严重的行业和人群，您是如何捕捉到这些采访对象的？A：首先，我从之前新加坡本地关于疫情的报道里面总结出哪些时间段的报道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我就去找了新加坡当地的报纸，比如《联合早报》《海峡时报》，还有一些当地人看得比较多的公众号。我阅读了这几个时间段的内容，大概总结出他们可能都提到了哪些人、哪些空间。换言之，我是先提取“新加坡”这个关键词，然后再提取“疫情”这个关键词，思考疫情本身会对哪些行业造成怎么样的冲击？两个关键词结合起来又有哪些影响？从大方面入手，我将好奇的问题列了一张单子。Q：您也采访了一些当地的居民，比如酒吧的老板，您是怎么采访到他们的？A：我的几个朋友都提到了这家酒吧，这应该是当地比较受年轻人欢迎的地方。后来，我在Instagram上联系到了酒吧的调酒师。调酒师是智利人，一直都没有回家。我在本科期间学习了西班牙语，不过和他交流还是用英语采访，也很亲近。正因如此，联系这个采访对象比较顺利。还有一些采访对象如医护人员是我在小红书上找的。我在小红书上看到了他们的定位，以及包含新加坡医院具体细节的帖子，就直接留言向他们提出采访邀约。很巧的是，这几个医护人员都是我的老乡，因为他们也很久没有回家，所以很愿意敞开心扉，讲的故事都比较细腻，后来还帮我介绍了他们的其他同事。Q：采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比较难以突破的采访对象？A：我觉得整篇稿子里面涉及“高层”、政策制定者以及一些内部过程的采访是会有遗漏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破。这可能与我本身能接触到社会资源有关，我可以约采到的群体都属于政策的接受者，没有办法采访到政策制定者。Q：文中描写疫情政策制定的场景是怎么了解到的？A：疫情政策制定的场景是通过视频了解到的。我先是看了《联合早报》发布的一则有关政策制定的视频，里面大概描述了这个政策制定的现场。我也交叉印证了几家其他媒体写的现场情况，梳理后就把它写出来了。Q：稿子里面有很多对于新加坡状况的环境描写、生活细节描写，这些信息是如何通过线上方式获取的？A：我本人从来都没有去过新加坡。但是比较好的是，我有很多朋友们在新加坡留学，所以可以通过他们来获得一些直接的视频和具体细节。这些同学中也有很多是学新闻传播的，他们的故事敏感性更强，会很好地知道哪些例子可能对这篇稿子有帮助。所以稿件中很多具体的细节是我拜托各个专业的同学，在他们所处的地方拍视频给我的。其次，虽然我没有去过新加坡，但是可以看地图。首先看城市的规划分布，可以看到一些实景：哪个地段是比较繁忙的；哪些地段是居民区；哪些是商业区……。等到采访对象提到相关地点的时候，脑海中就能构建起实景，想象那个空间大概是什么样的结构，根据自己的理解向他们印证。他们向我讲述具体的生活情况和细节，而我要做的是想象头脑中有一台录像机，拍摄各个机位的画面。如果有哪个细节不清晰，我会继续问他们：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对面的人穿什么衣服？他们在说什么话？大概是什么年纪？如果画面上有哪个不太具体的细节，可以追问，直到你认为已经确定拥有了一个好像你自己是在现场的实景，再向他们重新讲述你理解的这个画面是否正确，写完稿子后也要向采访对象再次返稿。通过这样的沟通过程，我会大概知道那边的具体情况。为了让描述的画面内容呈现出现场感，对新加坡的生活描写部分我用了“密恐式”的写作方法，呈现一个平行空间，让大家更好地感同身受另外一个世界的具体样子。Q：您选择描写的场景主要是您主动地选择，还是被动接受您朋友拍摄的内容呢？A：我阅读了大量相关报道后，才知道哪些是遭受冲击比较直接的行业。然后我会大概列一个表。算上空间、职业，当时一共有列了大几十个点，但是我并不能够拿到每一个点的信息。所以我是和我的朋友去谈，问他们你们可以拿到哪些，大家再给我反馈。所以，并不是我去选择这些地方，我选择everything，但并不是所有东西我都有，这可能也是需要完善的地方。朋友发过来的当地商场门口的“合力追踪”码Q：对于获取到的信息，如何进行交叉印证？A：如果我比较确定采访对象提到的空间很多人都去过，我就会拿这个人提供的信息向另一个人证实。因为无法亲自到现场，所以我会对相对不确定的内容反复核实，比如当时餐馆、菜贩的具体情况。如果另外一个采访对象确认情况属实，一般就没有太多问题。但是也有确实无法做核实的单一信源的情况，比如文中疫情逐步开放后公司内部的细节变化，我没有办法找另外的人核实，只能向他返稿，他自己帮我来做事实核查，他觉得没有问题，那就OK。Q：文中也用到了很多的具体数据，您是如何获得的？A：新加坡的数据还是比较公开的，国家卫生部、疫情专门的系统都有公布这些相对细节的数据，可以通过这些渠道找到数据。Q：这篇文章的整体写作逻辑是怎样的？A：这篇稿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逻辑主线就是时间。我选择了4月这个时间点作为起点，这是新加坡的解封时间。4月1日，新加坡进一步解封，全面重开边境。到了4月26日左右，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了Facebook说，“我们几乎回到疫情前的状态”，这些比较有标志性的节点，都在4月前后。而当时我们国内与之对应的是完全不同的状态。因为要塑造“平行时空”，因此我选择先写新加坡的解封，即4月之后的事情。再回到他们在疫情到来之后的时间点，写他们先是如何与之对抗，再逐步共存的过程。除此以外，每一个时间的框架下都有一些比较重要的空间，这些空间选择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解封之后，我呈现了酒吧、餐厅等生活场景以及工作场合。还在与病毒对抗时，我选择的空间有交通系统、工人宿舍、医院等。不同时间段都有自己的主题，自成逻辑。Q：“密恐式”写作方法，具体是什么意思？A：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铺全场景的写作手法。王天挺的《北京零点后》是国内采用这种写作方法的比较经典的稿件。当时我也跟编辑金赫老师讨论了一下，编辑希望稿件能呈现一个比较真实的平行世界，那就需要大量的场景与细节。编辑当时还给我另一篇稿件做参考文章，是《深圳停电两小时的民间细节｜荐文》，这篇文章中有很多民间细节，是一个非常好的参考。Q：在这篇文章中，您如何对环境的细节描写进行合理运用？A：这其实取决于我获得材料的详细程度，如果我拿到的是一手的、非常详细的、之前的报道没有提到过的信息，我就愿意在我的稿子里多呈现一些；如果是其他稿子有所提及的话，我就只是大概地写这部分内容。Q：在写作这篇稿件中，有没有遇到哪些困难？A：由于我不能及时获取新加坡一些关于疫情政策制定的过程，刚开始我的写作比较零碎，因此我选择用大量的民间细节去展示、描绘一个国家的生存状态。但这个是比较表面的写作方式，没有办法去深究他们这样生活背后的原因与影响因素，也并不能写清楚这个开放的社会到底如何运转、被维系。因此，我的初稿中有很多碎片化的内容。尽管有框架，但是写得不够深入。后来，我找了很多（当地）官员公开的信息和报告，把这一部分加进去后文章就更有逻辑了。现在来看，我觉得这篇稿件还有很多需要补充的地方。如果有继续采访的机会，我希望还可以与新加坡的病毒学家们做对谈，听听他们的理解。还有和公共卫生学家对话，了解他们的预案是如何一步步完成并调整，以及了解医疗资源是否出现挤兑、如何避免挤兑、避免病毒继续演化的机制等等内容……这些我都是没有提到的，或者只是引用了一些现成的数据和发表，因为我没足够的时间完成相关的采访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疫苗”，为了提高接种率，很多工作都是靠社区基层人员来完成，但是我也没有能够联络到这种基层人员，没有具体写到这些操作。这些确实在这篇稿子中有所限制。Q：这篇报道发出后，收到了怎样的反馈？A:发稿后（我）还比较意外，反馈很好。这个反馈也反映出大家当时是处于不知道该怎么办，情绪上寻找出口的状态。读者们也很希望知道更多（外部）信息。Q：这篇文章的解困路径是怎样的？您认为可以如何操作解困式报道呢？A：整体的操作过程中其实并没有“解困报道”这个名词出现，我只能概括一下我的采写路径。最基础的是先去了解清楚这个任务，了解这个任务中你需要铺陈哪些具体内容，并将他们串联，把内容讲清楚。这篇文章其实是要写清楚在疫情状态下，新加坡为什么“胆敢”选择开放，以及是怎么一步步做到的。我需要把这些事情写清楚。通过不断探索、挖掘中间需要的材料，最后串联起一个逻辑线，铺陈开，确认能较为满意地回答我最开始的核心问题，就大致完成了。之前我做过一篇科学报道《杀死那只美国白蛾｜谷雨》，大概相较社会问题来说，这算是一种更直白的解困类型。从一个现象出发的话，对这个现象足够了解很重要，比如思考它背后的逻辑，再从这个现象里寻找其涉及的空间角色、时间角色。拿白蛾这篇文章举例，在了解相关现象和背景后，就需要去分析相关的角色，如杀虫的人、林业局工作人员、研究员等，以及分析这个现象在历史上如何发展的。如果从我这些有限的经验出发，我会把做好解困式报道的关键落在资料的熟悉程度。因为在得到充分的信息之前，判断失误的可能性不低，即便经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直觉的可靠程度，但是对于严谨的、尤其是和科学沾边的话题来说，资料不足就会盲目。个人感觉资料收集和写作甚至能到八二分。回到新加坡这篇稿子，我其实在刚开始着手的时候并没有把疫苗放到一个绝对重要的位置，但是在了解过具体的政策制定过程、各类数据、医护的工作和其他各行业平民百姓的体验之后，会发现极高的疫苗覆盖率好像成了新加坡赌一赌的资本，或者为了经济不崩盘的自救稻草。如果说这篇稿子有一点价值的话，那这个基于资料积累的答案应该多少具备一些迁移能力。对应到中国，它也提示了在突然放开之前，漫长的管控所换来的时间应该完成哪些准备。*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者-END-系列统筹｜温泓烨

以顺利约访为起点，一转眼已冬末变初春，我们的稿件历经了近四个月的时间。3月中旬，初稿完成后，开头的顺利没有继续延续，真正的“伤筋动骨”才刚开始。足足一个月内，这篇稿件被反复修改、补充和调整，遭受了反复打磨之后终于诞生。通过作者手记，我们反思和总结这个充满波折的过程，再次还原当下的思考。#

竞业协议通常用于保护商业秘密。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劳动合同和保密协议，禁止劳动者在本单位任职期间同时兼职于竞对公司，或禁止他们在原单位离职后一段时间入职与原单位业务范围相同的企业，避免掌握关键技术、保密信息的员工流入竞对公司，对原公司造成商业损失。但如今不少离职员工面临竞业协议下沉的困境，一些基础岗位员工也被纳入竞业范围，且违约金为其报酬的数倍，这显然违背了竞业协议设立的初衷，不利于人才的自由流动。然而，目前竞业协议下沉现象愈演愈烈，今年三月某大厂对基层员工启动竞业并索赔高额违约金的事件再次引起媒体注意。如何在同题报道数量较多时找到新的切入点？如何将专业的法律问题清晰呈现给读者？如何找到信息源并展开沟通？深度训练营第二期评稿会以“如何讲清楚‘竞业协议’这件事”为主题，选取了多篇相关报道并邀请《第一财经》记者崔硕、财联社记者敖瑾和“RUC新闻坊”成员林歆瑶，与大家共同探讨如何全方位挖掘热点事件中的重要信息。图片来源：UnsplashQ1：大家对于哪些报道印象最为深刻？最喜欢哪篇报道？为什么？付雨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解放日报》“原点original”的《被滥用的竞业协议，正在围困普通人》。这一篇对大厂基层员工离职“被围困”的处境描写得很清晰，写到了离职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其中提到函道的母亲向公司写了一封信，请求领导“宽恕”，但遭到拒绝。文章从家人这个视角切入，更能让读者有情感上的共鸣。“竞业协议”本来是比较硬核的知识，这一篇加入了感性的视角，可读性更强。顾昭玮：这篇文章找到了两个典型人物案例——函道和李雨珊，他们相对而言都来自于更脆弱的家庭，拿不到工资会让自己和家人都处于一种很困难的境地，更能突出个人在结构性困境中的无力感。袁扬洋：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原点original”的《深度|徘徊在合法与合理之间：六问竞业限制协议的“双重困境”》，这篇把我想了解的所有边界问题都进行了清晰解答，比如竞对关系怎么判定、怎么判断劳动者是否属于保密人员、竞业协议的时间范围否是合理。访谈对象是胜诉员工的代理律师，比较具有权威性和说服力，他提供的专业视角也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在可读性上可能稍差一些，但是能够很好地解答我们的疑惑。Q2：操作稿件前需要做哪些案头准备？顾昭玮：这里我分为知识储备和信息来源两个部分来讲。必要的知识储备主要有：基本法理、竞业协议的定义、法律限制的主体对象和行为、竞业限制生效的法律依据和构成条件以及法院在判决时采纳的证据类型。还要理解员工离职过程中竞业协议生效的全过程，包括签订、收到被竞业通知、收到法院立案通知、被要求赔偿。另外还需要注意到竞业限制在立法和司法上的差异：如何判定两家企业竞争关系、商业信息是否真正具有保护价值、劳动者是否真正具有保密义务、竞业协议中违约金、补偿金以及竞业期限的规定是否合理等问题。可以获得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有法律数据库、法律条文、受访者和政府政策，也有部分报道引用其他国家的法律条文和实践加以对照来说明问题。从具体操作上来看，可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和人民法院案例库上搜索相关纠纷案件、查阅公开的竞业限制相关案例仲裁书、在威科先行法律信息库中获取涉及竞业协议限制的案件文书。相关的法律条文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民事诉讼法》，另外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最高人民法院190号指导案例可供参考。受访者可以提供的主要信息是工作时间、薪酬状况、竞业协议、银行流水和仲裁书。Q3：同题报道较多，如何寻找更新的切入点？付雨洁：很多发布时间靠后的稿件，都会继续挖掘之前报道提供的线索，同时横向上也有扩展，可以观察到记者们扩充信息的方法。一是采访对象的多样性。受访者可以分为律师、HR、员工。“原点original”的《深度|徘徊在合法与合理之间：六问竞业限制协议的“双重困境”》通过对话律师，呈现了很多干货。《三联生活周刊》的《遭遇裁员时，才知道泛滥的竞业协议有多坑》加入了前HR

河南漯河拆迁血案调查：为何房产证和判决书挡不住黑衣拆迁队》[2]《新乡镉麦调查》[3]《特稿

“社会时钟”是用来描述生命中主要里程碑的心理时钟，指的是社会文化期望人在一生中的特定时间，按照特定顺序依次完成人生的重大事件。在社会时钟的指引下，人的一生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从出生到高考，再到就业、结婚和生育……每个人按部就班地疾驰在轨道上，匆忙跑过每一个里程碑，摁下计时表。等到岁月将至，再将不同节点相连，拼接成完整的人生轨迹。但从踏上马拉松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注定在赛道驰骋，不能回头吗？前行的路途里，能否逃离人群、栖身丛林，获得片刻的喘息；或是经过大海时奔向浪潮，拥抱暂别的自由——我们能「不在什么阶段做什么事情」吗？诗人伊蕾曾以“一个万劫不复的数字”来形容女性被长久凝视的年龄问题。生育、产假等社会政策将其个人生平放进制度化的时间框架之内，所谓的“适婚、最佳生育年龄”规定了她们扮演妻子和母亲角色的“恰当时间”；关于时间的人生规劝，更让女性对逆行感到恐惧和孤独……由于种种因素，选择逃离既定轨道的女性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带着疑问，我们和三位“逆行”的女性聊了聊。她们有人40岁时裸辞外企高管，打算在退休后再次逆行，完成少时的留学梦；有人念念不忘摄影六年，从企业裸辞闯荡四方，终于在28岁成为一名独立摄影师；也有人辞职跨考研究生，毕业后找到工作又再次裸辞，过上四处游走的生活……正如一位采访对象所说：“行走是为了回归”。所谓回归，是在行走中自我知觉，回归自己的生命之路。身处旷野，一双腿能踏出一条小路。这条路可能荆棘密布，也可能铺满碎石，当我们选择未知，必然承担其代价。在逆行者们的讲述里，犹豫和恐惧并不罕见。但故事最后，你会发现——在不确定中，生命的可能性正在悄然萌发，这便是逆社会时钟的意义。以下是她们跳出轨道，寻找自我的故事。50岁那年，医生宣判我进入了更年期。听到医生的话，我一下子呆住了，脑海中“噌”地冒出“老化”两个字。“老化”，这意味着我已经到达人生的巅峰，往后都是下坡路，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有限。自毕业起，我在金融行业已经忙碌了25年。面对衰老，我不得不开始思考：我还要继续在职场上奔跑吗？自然而然地，我产生了50岁前打拼工作，50岁后回归生活的念头，下定决心提前退休，完成一个埋藏心底已久的梦想——去德国留学。人生的每一个选择都与之后的路息息相关，如果不是十几年前离职自愈的一年，我想，如今的我不会这么果决。2011年，那时我刚被提拔到梦寐以求的职位，但随着肩上的担子变沉，我的情绪也越来越糟糕。心情的灰暗反映到躯体层面，身体也出现问题，有时周一早晨根本没法出门，只能请假在家。当时的主管很贴心，为我调整了工作量，试图缓解我的压力。但症状持续了好几个月，我始终无法摆脱这种状态。我试过向公司的咨询师求助，只是各种心理疗愈方法都无济于事，直到有一天，心理医生告诉我，我确诊了抑郁症。我像是在漫长的马拉松赛跑中，终于得到了一个停下来的理由。身体无法支持我继续工作。在同事们错愕的目光中，我这个职场优等生逃一般地离开了工作。但事发突然，以至于我压根没想过之后的生活应当如何安排，甚至没想好是否会回到职场、回到金融业。一切都毫无定数，我陷入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刚辞职的三个月，我十分痛苦。病痛让我不得不三头两天跑医院。更重要的是，没有了工作，突然获得了大片空白生活的我有些不知所措，焦虑从空虚感中萌芽，我不能接受自己休息。有一天送小孩上学后，我搭着公车回家。工作日的上午，公车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老人，另一种是三岁左右的小孩。我是例外。我被眼前的情景刺痛，心想，凭什么只有我坐在这里？那时候的我被工作束缚了太久，无法接受自己的停滞。当时看到阿姨在路边收破烂，我都会反复质问自己，“为什么她都有工作，而我没有”。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看着银行账户上的数字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曾经由财富积累带来的安全感一点一点从我身上抽离。一年后重回职场，看到洗手间有卫生纸，我甚至会发出“哇，我居然有一卷免费的卫生纸可以用”的感叹。在被焦虑和痛苦纠缠的期间，我做了两件事——一个是看医生，另一个是找自己。我开始读书，读心理学，也读抑郁症相关的书籍，一面认识自己，一面了解自己的病症，时不时参加心理疗愈工作坊的活动。我迫切地想要知道自己究竟怎么了。有一本名叫《让天赋自由》的书让我印象深刻，虽然我已经记不清书的内容了，但它让我思考，除了金融业之外我还能做什么。我才发现，其实人生不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或许明天我就跑去做小说家。40岁那年，Emily在咖啡厅读书我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先前在工作的高压下，我从未真正地认识过我的信仰。直到有一天，我照例在咖啡厅读书，那天读的是《荒漠甘泉》，这是美国考门夫人的读经心得，信心与爱是贯穿全书的主题。其中一篇讲了一个骑兵正在被追杀，却停下来更换蹄铁的故事。在快被追上的千钧一发之际，他跃上马背成功地逃脱了。我当即觉得这个故事和我的中断过于相似，似乎昭示着我的未来——停下来拂去身上的尘埃，好继续走前方的路。我恍然大悟，终于从自怨自艾的不配得感中逃脱，接纳了需要休息的自己。一年后，另一家公司以更优厚的待遇主动聘请了我，我再次回归职场，这一切与故事如出一辙。停滞的一年，我以为自己是失败者。但如今回溯，我更愿意把那一年看作信仰的恩赐。可能是命运特意将我的工作挪开，让我好好认识自己，再将我的生活悉数归位。如果我始终在为工作奔波，说不定某天我就彻底垮掉，再也站不起来了。回归后，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的我总是把情绪藏在心里或是文字里，不和家人倾诉，但和自己相处一年之后，我开始展露出真实的自我，收获意想不到的理解与宽容。正是中断的一年让我认清自己，我不再将工作视为生活的全部，在50岁时果决地决定提前退休，去德国留学。这个念头源于我在德国留学的女儿。一天，她向我提议：“妈妈，你退休后也可以来德国读书”。我下意识否定，“我的年龄都这么大了，怎么还能读书呢？”女儿却反驳道：“我们大教室里七十岁爷爷上课还举手发问呢”。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在女儿的鼓励下开始学习德语。虽然留学困难重重，我面临着语言障碍、文化冲击、学业压力等众多问题，尤其是我将辞掉工作——失去收入来源，在哪可以找回安全感？但倔强的性格让我选择直面困境，我正在一边朝着财务自由的路上前进，一边思索在异乡谋生的手段，未来一切未知，只有到达才有答案。2022年，Emily在德国旅游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想学室内设计，父母说这个专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建议我选电气自动化。我喜欢手工，接电线也勉强算得上“动手”，于是接受了父母的建议。他们说得没错，这个专业让我毕业后进入了一家企业做液晶显示屏。但工作内容和“动手”几乎没有关系，我本以为会成为一名一线女工，在现场操作设备、维修仪器。没想到领导看我是女生，“体贴地”让我进了办公室工作。工作中，我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做着一些琐事：核对报销申请，整理员工的工资表，然后再去生产线溜达。到了工厂后，我不需要操作仪器，只用清点消防设备。看着这些消防栓，我似乎可以一眼望见自己三十年后的生活。我不断做着机械的工作，日复一日地过着宿舍与公司间“两点一线，原地打转”的生活，也不知道这样索然无味的日子还要过多久。我才20多岁，怎么就开始养老了？终于有一天，我的情绪在无休止的重复中爆发了。我冲出办公室，在四楼的休息间里痛哭了一场。我可以充满热情地去做很多事，即使不会我也愿意学习，但现在却被扔在这里无所事事。如果再待下去，自己只会更痛苦。经过那场“暴风式”的哭泣后，我想起了摄影。从高中开始，我就喜欢用手机记录生活。大学加入了学校的摄影社，只要不上课，我便跟着社团出去拍摄，利用空余时间掌握修图技能。后面我加入了淮南市的摄影群，和群里的摄影师一起拍摄。没过多久，我便可以独立约拍了，甚至有人找我预约写真。上班后，唯一让我开心的是周末的摄影时光。我扛着大包小包的摄影器材，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来到拍摄地点。那时开始，我才知道合肥原来这么大，有这么多好看的地方。摄影让我的世界广阔起来。工作之余，我偶尔做着拍写真的兼职，客人们通过微博找到我拍摄、修图，这能让我每月多挣2000元。要知道，2016年，我的正职工资只有2800元/月。兔子在给顾客拍写真于是，一个大胆的想法出现在我脑海里：辞职去做摄影师。父母得知后非常崩溃。他们十分不解：“下一步都没准备好怎么就辞了呢？”可我管不了这些，这份工作我一天也不想干了。做自由摄影师，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将一切都投入到摄影中。即便父母不支持，储蓄不充裕，我还是毅然决然地辞职了。辞职后，我和朋友在合肥租了一间房，兴致勃勃地开启了我的摄影师生涯。但我高估了自己的客源，接单的频率并不高，拍摄收入只够我支付房租，如父母说的那样——我过上了“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合肥的冬天很冷，没有雪，没有漂亮的外景，一切都是光秃秃的，我的情绪也开始变得低落。为了熬过冬天，我回到老家淮南找了一家甜品店打工。一周休息一天，每天工作12小时，日子有些辛苦，但能和诱人的蛋糕、奶茶待在一起，我很幸福。小时候有当蛋糕师傅的梦想，现在也算圆梦了。我和这里的一切都相处得很融洽，但我内心从未放弃过摄影。兔子在老家的冬天离开甜品店后，我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做着剪辑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的摄影作品被当地一家小有名气的摄影工作室相中，工作室老板向我抛来了橄榄枝，我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但2022年初，疫情的席卷和工作室的转型让我不得不离开这里。我做回了独立摄影师。我再一次迎来了父母的激烈反对。起初他们觉得我还年轻，即便是做一些“不切实际”工作，也有足够的时间挥霍，“说不定哪一天就想明白了”，但这份不稳定的工作失败后，我依旧没有“想明白”。为了逃避争吵，我离开家和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组建了摄影工作室，合伙生意没有我想象中顺利，因为任务分配不均，工作效率低等一系列问题，工作室没能成功运营，我和那位伙伴不欢而散。创业失败，父母反对，让我的情绪变得极不稳定。内心的压抑无处诉说，也让我濒临崩溃，一天内会莫名其妙地哭好几次，无法集中注意力，也不敢再拿起相机。心理学专业的哥哥知道我的情况后，拜托他的导师帮我做了一次诊断：我大概率患上了抑郁症。他建议我去医院进行治疗。看心理医生的费用太昂贵了，犹豫再三后我拨通了母亲的电话，母亲态度很温和，希望我能尽早去医院治病。这是我任性辞职以来，第一次和母亲袒露心声。出人意料的是，在说完我不堪一击的情绪状态和对摄影的执着后，母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支持我。之后为了布置场地，我找母亲借了3万块钱，还报名了很多摄影课。摄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不想放弃，决定再为梦想努力一次，如果这次失败了，我就按部就班地回去上班。2023年3月，我重新开启自己的独立摄影生涯；6月，我拥有了自己亲手搭建的拍摄场地，几乎每天都在社交平台上更新着摄影动态。高峰期，一个月能拍24场。这是我接触摄影的第七年，我共计拍下了7万5千张照片，每个月能有上万元的收入，一切都在好转。兔子亲手搭建的拍摄场地摄影对我来说是成长的印记，在记录别人的同时，我也在记录着自己。虽然不知道未来还会面临怎样的挑战，但对摄影的热爱足以帮我度过寒冬。最近几年，我始终游离在社会时钟的轨道之外。2015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我做了四年高中语文老师，然后跨考心理学上岸。硕士毕业后，我短暂回归教育领域，但不久选择了裸辞，追求内心深处渴望的自由。如今半年过去，我将以高校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毕业后成为老师，我怀揣着朴素的教育理想，希望能培养出自由的学生。那时，我很欣赏一个孩子，但他总在我的课堂上写别的作业。可能在学生的眼里，与其他学科相比，语文重积累提分慢，他们不会把这门学科当成重点。我找他苦口婆心地长谈了几次，但他始终不听，这反倒让我们的关系变得尴尬。我发现自己无法改变这个现状，很难实现教书育人的理想。反复思索了很久以后，我决定离开学校，去读心理学硕士，寻求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入行第四年，我在带班之余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的研究生。读研之后，我兼任了两所高校的心理咨询师，许多受访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看到受访者慢慢从痛苦低落的状态中走出来，我很欣慰。通过他人的故事，我也更好地看见了自己。但先前任课的遗憾始终横亘于心，我想再做一次教书育人的梦。不顾导师的劝阻，我毅然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