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点健闻吴靖：除了感人或悲伤的故事，更需要理性分析的核心报道丨记者节讲座
/记者节分享讲座系列/
在第21个记者节到来之际，深度营邀请到了众多业界记者来进行线上讲座分享。记者们会分享Ta们的从业经历和采写经验，以及夹杂其中的各种平凡、难过和闪着光的瞬间。
深度营希望把这些经验和讲述留存下来。每一年，都有无数的年轻人走在“成为记者”的路上，在记者节之外的广阔明天，如果有更多学习新闻报道的学生能从这些经验分享里获得坚定往前走的力量，那会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2020年记者节系列讲座的第一次分享来自八点健闻记者吴靖，以下是她的讲述：
吴靖，八点健闻记者，曾在财新、新京报深度部工作，从事医疗行业调查和政策报道4年多，涉及多篇十万加传播量的独家报道。曾被盖茨基金会邀请去非洲调研疟疾以及艾滋病项目。
获得过：
2016年度中国烟草控制大众传播活动作品一等奖
2017年北大与盖茨基金的中国结核病防控健康传播二等奖
2019年第十四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好作品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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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 | 胡世鑫、张冰洁 编辑 | 陈星萌
我在八点健闻工作，这是一家主要报道医疗健康行业新闻的社会媒体，涉及到医疗相关的政策、新药研发、行业动向等。
我参与新冠疫情的报道是编辑部的决策——编辑和主编们有多年新闻从业经验，他们在1月初就开始判断这个事情可能会演变出一个较大的新闻事件，而且此后会不断发酵，所以春节前我们全员在家待命，随时跟进疫情。
1月20日回家后，我就一直在家里工作，但问题随之而来，在后方打电话或者在微博/微信上找人很难，很多记者也面临类似的情况。那个时候，信息非常泛滥，难以分别，信息量有限，而且多数信息难以交叉验证，比如要写治疗的选题，可你并不清楚它到底是怎么治的，你很困惑当时为什么死亡率那么高，网上到处都是零散的报道和零碎的文字。我也无法找到核心的采访对象——政府决策者、去现场调研专家、参与武汉救援的医生和志愿者，当地民众。
决定前往武汉其实是本能反应，手上操作的选题尤其是追溯早期疫情，在家中无法找到人，而且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新闻现场，巨大的好奇心使我想要参与其中。以往，我所去之处几乎都是已经结束的新闻现场，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锻炼。
期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交通，我不会开车，采访过程中，我大部分时间是骑车或者步行，也因为出行问题，我错过了一些比较重大的新闻现场，留下了一些遗憾。
明确报道方向
编辑部在我出发时已经确定好怎么跟进报道，后方的同事有去做比如中国武汉以外的疫情、患者的故事以及国际疫情，我在前方主要负责突破一些当地人。
当时确定报道的方向主要有四个：
1.溯源。病毒是如何从动物身上传到人的，我们必须了解到华南海鲜市场的生态环境，这个是现场才能接触到的信息。
2.“零号”病人。基于此前做过很多传染病方面的报道，在流行病学上，所有的疾控部门以及专家一定非常想要找到最早的病人，这也是媒体最关心的。因为有了这个最早的病人，就能对这个病人进行基因检测症状分析，确定病毒是从哪里传播来的，对接下来的防控有很大的价值。
3.政府在应对传染病时的政策及应对效果。之前做政府第三方在应对传染病的政策报道多，这次就是在非典出现很多年后，检验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治理效果的一次大练兵，它的一次次纠偏，它的早期政策的失误，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在这里。
4.治疗。这也是人们焦虑的来源，在前方能够了解到最新的和一手的信息，为了消除这个疑惑，我们为他们解释最新的治疗方法、武汉整体治疗状况以及进展，包括疫苗研发的进展、药物治疗到底有没有效等等。
体验式报道
《亲历北京70万人大检测，给100位新发地商户打电话，我们命运与共》那篇稿子其实是编辑想到的。
武汉解封，我4月15号回到北京，长期的跟踪报道会有很多的负能量，而且身心也较为疲惫，如何找到新的角度以及重新找回做报道的热情是很重要的。
新发地疫情暴发后，编辑迅速找到我们几个记者，准备合作，当时北京应对有效，做得不错，如何找到新的角度，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
正好我经过新发地，也成为了必须要做检测的其中一员，编辑就想到，既然我也要去做核酸检测，不如去现场观察一下北京是如何做到几天内70万人的检测的，所以我做了体验式报道。
因为去新发地现场时，现场已经被封，新发地商户已经被隔离起来，怎么找到他们呢？我和另一个同事就给这些新发地商户打电话，这其实是最常见的采访办法，但是也很耗时，虽然后来没有找到最初被感染的商户，但是从这些商户接电话和聊天的反应，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无奈，迷茫，困境，于是，为什么不把这个过程也写出来呢？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我觉得这种体验式的报道，是非常有意思的。
印象深刻的报道经历
印象深刻的其中一个采访就是，2月11号的那篇《失去的机会，新冠疫情早期被忽视的小医院病例》。
其实是我们出发之前决定的选题方向是找到零号病人，这个选题的发现是非常偶然的。当时二月初的时候，武汉的红十字会爆出新闻，分配物资的时候群情激愤，大家对武汉红十字会不满。我当时也去了武汉红十字会，收获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在仓库的门口正好见到了一名医生，那个医生也在门口等待物资，我和他开始聊天，发现他是这家优抚医院的医生，也就是在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几百米的那个医院。
我刚来武汉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去华南海鲜市场附近转了一圈，但华南海鲜市场封锁了，我就在周围骑车绕了一圈，当时发现了这个优抚医院，但我并不是太在意，因为优抚医院在哪个城市都有，是退休军人可能会去的医院，一般人都会忽视它。我和他聊的时候，他说，他们医院非常缺物资，而且在早期的时候当时已经碰到这些病人，也有医生病倒了。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媒体铺天盖地报道红十字会以及其他医院的医生，但我从来没有听说媒体报道过小医院的医生。聊的过程比较愉快，后来就留下了联系方式。他说前一天分配不到物资，非常恼火，后来第二天我帮忙搬运物资，他才放下戒备心，和我聊。那天开车载我回家的时候，说到医院其实很早就有了新冠病人，12月中旬。这个题算是调查中的意外收获，来之前就确认了方向，所以也会留意线索。
第二件事其实是2月25日那篇《2596名死者留下的遗憾，6位一线医生讲述新冠重症治疗难题》。去武汉之前我们就想做关于重症治疗的报道，当时刚好有一个契机，我联系到了武汉的一位医生，他其实是一位感染了新冠被治好的医生，所以他会讲当时用的哪些药会比较有效，根据他的说法，我又找了很多医生验证，有一位呼吸科的医生，他当时已经半头白发，说治疗毫无进展，对现状有点绝望，但他会和你讲他尝试治疗重症患者用的方法，我发现和之前那位感染的医生方法并不相同，我又找了重症科的医生去问，后来发现不同科室——呼吸科、重症科——的进程之后发现，他们是有不同的治疗方案的，对于什么时候插管、要不要用糖皮质激素都是存在争议的。
疫情从1月开始，这么长时间的治疗,医生们其实都很艰难、迷茫，而他们之间又是彼此割裂的，限于科室以及援助医生和本地医生的差异，合作的效果并不是明显，我把这种困境写了出来。
Q＆A
Q:一开始是怎么决定做医疗记者的？做专业性强的行业性报道需要额外学习哪些东西？
A ：2016年做开始医疗报道，但对其一无所知，可能是赶上了时机，当时国家在医药行业的改革力度非常大，带我的老师写出了非常多优秀的文章，这些文章是非常启发我的。印象特别深，跟着带教老师做的第一篇稿子就是山东疫苗运输冷链的选题，我的带教老师在研究问题的专业性上给了我很多思路，视角非常多元。
所以我后来一直做医疗领域的报道，做过医疗政策报道、医疗领域的调查和写作，传染病系列的报道，八点健闻是我第一份做行业报道的工作。
Q:对新记者业务上手有哪些建议？
A ：我唯一的建议是你要花时间。我研究一个问题基本会把相关领域的所有论文都看一遍，因为其实采访他们的时候也是他们论文里讲的东西。你有的时候要在前期大量地看资料，看完之后会形成自己的观点，比如说这个专家在这个问题上是什么样的看法，另一个专家在这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看法，他们俩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你会去问专家，而不是你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去问专家观点，而是去问你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观点？是什么经历造成你形成这样的观点？你为什么会研究这个？这样你对一个问题会了解地更加透彻。多找相关书籍，看完一本书就会建立对此类专业的认知。大量的知识其实是你在看书看论文中知道的，而不是采访过程中。
走进编辑部
1、您之前有提到疫情选题是编辑部提前预测后决定做的，那在平时，一个选题的操作流程具体是什么样的呢？记者和编辑之间是怎样配合的?
每个记者都有自己擅长和喜欢的领域，比如有记者对民营医院感兴趣，有记者对新药感兴趣，会各自关注。因为我常驻北京，所以我做的最主要的报道与国家医保局和各地医保局政策相关，日常需要去浏览医保局官方网站，以及跟进相关动态。
初期，我对这个领域不是特别懂，很多时候是编辑发现了一个医保领域的选题，他会告诉你它的重要性在哪里，虽然你可能不太懂，但是你会在做的过程中发现更多大量新的选题，比如某个政策出来之后，对药企有什么影响，又可以从药企的角度去写，之后由于积累的采访对象越多，就会不断产生新的选题，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对我们锻炼较多的选题，还有医疗社会热点话题。还有就是跟进社会热点，一是能够锻炼我们的反应能力、采访能力、快速搜集信息的能力，一是能够扩大我们媒体的影响力。
2、在武汉一线采访，面对这么多线索和选题，你怎样安排时间？和编辑怎么对接能做到这样及时出稿？
其他媒体记者比较多互相之间做配合，那么在仅有一个人在前方且采访不便的情况下，你必须要明白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就比如说，我明白我这个媒体优势是专业性，需要更多的理性分析和政策报道。我当时把非常多的精力放在决策者在应对疫情、做出决策的时候，合理性和问题在哪里。主要围绕这个核心点展开，这是其他媒体很少跟进的。
和编辑的合作，我觉得主要是编辑的功劳，编辑有多年的从业经验，对某件事的判断会非常地准确，所以能够让我在现场采访的时候少走很多弯路。在武汉采访的时候，有一个编辑是随时和我们沟通的，一对一配合。过程中会加入A记者、B记者，但是我们两个是紧密配合的，我们每天早上打电话沟通确认内容，后方的记者查阅这方面的资料，然后及时拉群做一个信息的补充与沟通。包括稿件，我其实不会花费很多时间整理录音、查资料，现场是边采访边整理成文字发给编辑的，编辑在后方加工。有的稿件，有一半是我在前方写，有一半是记者在后方写，最后合稿。
3、八点健闻是一家更多专注于医疗健康产业的媒体，很多文章要在内容上兼具专业性与可读性，但在专业性和可读性的平衡上有时很难把握，编辑/记者是如何处理选题/帮助平衡的呢？
政策报道很枯燥，如何把它做好也是我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经验。其实政策报道无非是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政策是怎么出台的，第二个部分是要对政策的细则加深理解，第三部分是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如何能把这些部分采访得非常扎实，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政策出台，我会想方设法找到与之相关的所有人都采访一遍。我希望能够通过大量的采访帮助我理解政策出台的背景，当我有对政策的了解，我才能去消化这个政策，才会去再找因为政策受影响的人。
其实我觉得很多记者在写政策报道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特别理解的，如果没有把政策制定者或者反对政策的人、支持政策的人都采一遍的话，他对政策的理解是不充分的。抛开对这个政策预设的立场，大量采访这样的人，最后可能的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有一些政策出来很多媒体在写，我有时候在时效性上是赶不过很多媒体的，但我可能会把涉及到这个政策所有媒体的报道都看一遍，以及相关论文，包括一些这个领域大牛发的公众号文章全部浏览一遍，在此基础上我才会想出新的角度。
政策报道并不难，可能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你的采访越多，你的信息量越大，你才会发现一些新的角度，这些切入的角度一定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一定是大量的资料后，发现一个角度是大家都没有关注的，然后才会切入去写。
还有一点，跟采访对象建立比较好的联系。到后期大部分线索其实都是采访对象主动提供给我的，前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采访对象建立联系，当你建立更多的联系之后，你得到的行业信息是更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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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总监 | 谢 婵
统筹编辑 | 陈星萌
值班编辑 | 邹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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