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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权义:心理创伤——我与MH370家属的故事 | 媒笔记

深度训练营 深度训练营 2022-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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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4月9日晚8点

📚 心理创伤——我与MH370家属的故事

✍🏻 庄泽铃



权义


先后供职于河北青年报、长江商报、东方早报、澎湃新闻。曾做过调查记者、摄影记者,视频栏目负责人,现为澎湃新闻华北市场部总监。参与过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天津大爆炸、河北蠡县坠井儿童事件、大兴西红门11.19大火、马航失联事件等国内重大灾难事件报道。



代表作


[1]MH370年终追问|失联乘客家属群像:不愿终结的2014
[2]三合悲歌,广西大新铅锌矿镉污染阴云下的村民群像
[3]“蒜你狠”背后的万名劳工:中老年为主,跪地挖蒜露宿街头

澎湃新闻记者权义首先分享了自己在马航MH370灾难报道中如何逐步走进家属们的内心世界、勾勒出更为清晰的失联乘客家属群像,进而思考灾难报道中记者应如何做好本位工作、第一时间赶往现场,以及在处理与家属的关系时可能遇到的困境、矛盾与伦理等。



以下是权义记者的自述:

今天是我第一次公开地讲马航MH370的故事。

马航失联已经过了8年多,许多有关新闻伦理的报道里都会反复提起MH370的故事。在这八年里,除了职业的报道需要外,我没有再公开地提起过,因为这是我个人特别不愿意触碰的一件事情。如果讲起这件事,情绪上可能不一定能控制得很好。

MH370事件与我参与过的其他灾难报道——天津大爆炸、东方之星等都有所不同。其他的灾难都已经能够知道结果,但马航飞机至今都还未被搜索到。对于家属而言,它是一个不断地被拉长的伤口。这八年来,我和家属们也从陌生到排斥,到熟知、信任,再到后来变成了朋友伙伴、家人的关系。这150多名中国乘客的家属的故事,包括他们这八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其实都不是一句话,或者是我们今天的聊天能够阐述完整的。

2014年3月8号那天,正值全国两会召开,那时我们记者都在报道两会。早上,突然微博有消息说,有架来自马来西亚的航班失联了,而当时传言这架飞机本来是在南宁机场迫降。于是我们所有的记者马上开始打电话联系南宁机场、马来西亚和民航局。

当时我接到了“要到现场去”的指令。还不到10点,我就已经到了首都机场。机场里已经有很多的家属,他们被媒体包围着。

马航起初的情况,和今年东航其实是一样的。那时媒体记者都被指责得比较严重,许多专家、或者微博上大V说,大家不要去打扰家属。

但我们媒体天生就有对灾难或者重大事件不缺位、不缺席的要求——所有的记者都要“到现场去”。

全世界的记者都集中在首都机场,还有丽都饭店,大家都不想错过这个特别重大的新闻。对我们这些在现场的记者来讲,如何和家属沟通交流,成为了最大的考验。

在此之前,我们所有的记者都没有经历过这方面的训练。即使在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到的也是一个“已知”的现场,但马航是一个“未知”的现场。所有人的眼睛里除了着急就是迷茫,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把我的采访总共分为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丽都饭店的时候。当时所有的家属都到了丽都饭店,马航的工作人员把他们都请到了一个会议室,家属在里边,而记者则被隔离到外边,不让接触家属。

这个时期比较大的特点是,面对突如其来的这件事,家属们都不知道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的家属有没有上飞机。在所有信息都不清楚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是处于很茫然和悲痛的状态,都不知道怎么面对记者。家属中大多数人都没有经过媒介素养的培养,除非他们有诉求,否则不会对记者讲。

当时的舆论也特别强调不要打扰家属,如果过分地打扰家属,就是对家属隐私的不尊重,所以只要家属一出来,安保人员和马航的工作人员都会护着家属、挡住摄像头,说“你不要拍”,但所有的媒体都会在这个时候去拍、跟进报道。第一天的时候,场面其实是十分混乱的。

第一天混乱的场面

一开始,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和家属开口,到了现场也只能站在门外往里看。

面对这种情况,国内记者和国外的记者要求不一样。国外记者基本上面对的是一个新闻开放的环境。当灾难发生的时候,记者会被允许到一个安全区或采访区,家属们到了这个区就可以接受采访;相反,如果没在这个区域,记者就不会采访家属。他们还有个要求,不允许用欺骗或是冒充家属的方式混入家属群体。而对国内记者来说,记者们都很善于“伪装”,比如伪装成家属、或者伪装朋友,然后进入现场。

到3月11号的时候,整个局面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马航官方发布飞机一直都处于失联状态,并没有返回到马来西亚的消息。但当时《纽约时报》发布了一条消息,称他们已经掌握了飞机折返的信息——马航370曾在泰国湾上空掉头,横穿马来西亚北部。这时候家属开始意识到媒体还是具有作用的。媒体不光是报道这个事件,也能够推动飞机的搜索工作,所以家属就没有那么抗拒记者了。

马来西亚的工作人员也到了中国,与家属间举行了一个分享会,把一些信息告知给家属,但媒体记者一开始不被允许参加。

当时大部分记者最大的希望就是得到“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的信息,所以每当一个家属出来时,我们就会去问,今天会议讲到了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家属们就会不断地告诉我们一些信息。

后来部分媒体记者也被请到了会议室里边去,我也是很早就进入到会议室里边的记者之一。

那时记者都被要求不能拍家属,原因是考虑到一些家属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尤其是一些老人。中国有一个习惯,我们会对一些年长的人隐瞒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可能就不会告诉他们飞机出事了。很多的家属也会强调,你不能到前面拍,但你可以在后面拍。我们进入到会场以后,就有了更多和家属接触的机会。

当时里边有一个家属,把我误以为是个孩子,对我特别好。因为丽都饭店只提供家属的餐饮,记者只能到外就餐,所以也有家属给了我一些餐票,让我跟着他们一起去吃饭,我们就一边聊一边交换了一些信息。

但那时大部分家属还是比较难接近的,还是会有各种各样的顾虑。在他们悲痛的时候,我基本上很少去做太多的采访,更多的还是去观察每个家属的状态,看看谁愿意讲话,谁愿意和我们聊天,如果有愿意聊的,我们才会去聊。

家属们最难过的时候其实还是在晚上,因为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的伤痛感就慢慢上来了。我经常会看到有人坐在楼道里抽烟、喝酒,有时候我也会陪着他们一起聊一聊,但同时我也会把我的身份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我是记者。慢慢地,他们也都熟悉我了,都知道我是个记者,包括保安也知道。

那时候我们记者还比较难,基本上是家属邀请记者去,但马航的人不邀请。安保人员就会特别讨厌记者,所以有时候就会把记者赶走,可能坐在里边就被赶出去了。

折返的信息出来后,有关搜索的信息就比较少了,搜索信息进入了“荒漠期”。3月17日,网上开始出现一些马航指责家属的消息。一百五十多个中国乘客的家属加起来就得上千人,而每个家属的诉求肯定是不同的,尤其是那些在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务工的劳工家属,他们自身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所以就希望马方可以先赔偿他们一部分钱,或是报销他们的医药费,各种各样的诉求都有。

当然,他们对马航的工作人员态度也不会很好。这时候马方就经常会指责中国的家属提出了一些非分的要求,家属们一听这种负面的消息在国际上开始传播,就觉得这样不行,他们要形成一个统一的诉求,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家属委员会。

家委会成员代表姜辉统一对媒体发布诉求

成立了自治家属委员会后,他们每天会把会议的情况告知给没有进入会场的记者,也会起草自己的声明。这时候,我和他们的关系就更进了一步。我和王冠一、徐京红、姜辉等家委会成员开始有了一些很好的沟通。他们会对媒体讲,我们也会问他们一些问题,比如说他们如何看待国外的心理援助(虽然实际上他们那时也没有接收到这种援助)。

家属们一点一点形成各种各样的诉求,我们记者就帮他们汇总,慢慢地也就形成了一个没有那么冲突的局面

3月24日,马航发布了一个让家属最无法接受的消息——飞机坠落在了南印度洋。但事实上,整个南印度洋都没有任何痕迹可以证明飞机坠海。虽然家属们都知道了这个消息,但并不希望马航公开对外宣布,而马航还是坚决开了家属沟通会。因此讲完之后的场面,就是家属们开始跟马航对抗了起来:他们到马来西亚的大使馆去抗议,认为他们不人道,不听家属的诉求,单方面地宣布了这个消息。

家属们在丽都酒店的门口也拉起了条幅,要求马来西亚提供飞机坠海的证据。他们需要知道真相。到了那时,家属们和马航的对立情绪其实达到了顶峰。



要求证据、真相和尊严的家属们

5月2日,家属们开始从愤怒,到无奈地离去。这段时间我们也观察到,家属们开始会做一些祈福的活动,满足自己的心理安慰,比如说在小会议室里边祈福,在大会议室里边也会点蜡烛。很多的家属会坐在房间里交流信息,这时候我也能走到他们比较私密的小房间里去。





祈福的家属们

当时会场说要把家属们清走,因为搜索的时间太长了,跟马航家属之间的沟通成本太大了,这是马航所不能承受的经济代价。所以他们就决定把所有的家属遣返回老家,让他们各回各家,在家等待消息。

家属们就变得无依无靠了,那时候关注他们的媒体也不多,但我还在现场。这就是栗二友(下图),离开丽都以后,他就倚靠在丽都饭店门口的柱子上,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哪里。像他这种心理,我也能够理解,从5月2号离开丽都以后,我个人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样去工作。

2014年5月2日,
来自河北邯郸的栗二友不愿意离开,
酒店房间已被收回,
一旁站着一名酒店安保人员。

我在丽都从一开始就见证了他们的茫然无措、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到后来慢慢组成了家委会,系统地去跟马航、马政府沟通,再到后来他们被驱赶出丽都。见证了整个过程之后,我自己也不知道接下来我能做什么。其实非常痛苦。那时候所有的人都多多少少有了些心理问题,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离开丽都后,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抱团取暖阶段。家属们在从丽都饭店这个聚集的区域回到各自家庭后,都不知道该去找谁。有一些比较好的家属,就会组织一些饭局。那时候吃饭的频率还比较高,在饭局上,可能吃着吃着,家属们就哭了起来;有时候去喝酒,有些家属就喝得鼎鼎大醉;有些家属过生日,我们就会举行一些生日party,那时我也会跟着他们一起去。

北京一家饭店内,MH370失联家属聚会。
两名家属拥抱着一位哭泣的家属,安慰她。
这一天是她老公的生日,
也是她和老公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当时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关于MH370我要怎么再去报道,但还是觉得这个事情我要继续进行下去。

我开始和家属们一块抱团取暖。我们拉了一个小群,大概有30多个家属,每天我们都会在小群里说说话。过年的时候,我们设置了各种各样的规则,然后在群里发红包抢红包,去排泄心中不知所措的情绪。

家属们也还会去政府、去马航抗议,但那时他们遭受到的待遇可能就不如在丽都了。他们会被各种阻拦,变得更无助,时常在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宿静坐。因为很多家属都觉得,既然你们都不管我们了,让我们各回各家,而我们又不愿意回家,我们好不容易建立了一个家委会,或者说是一个马航家属的大家庭,大家在一起还有一些心理安慰,所以他们就开始去马来西亚驻华使馆门口抗议,在那个地方搭上大量的地铺,在那里睡觉,以这样的方式去抗议。他们还会到雍和宫去祈福,祈祷自己的家人早点回来。

到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门口露宿抗议的家属们

 部分家属来到北京雍和宫上香祈福,希望失联的家人能够平安归来

在第二个阶段的时候,我发现家属间每个人的故事都不同,他们有不同的悲伤、痛苦和各种各样的诉求。

每个人的命运都不同。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个人故事阶段,我觉得我需要做一些更深度的个体故事,就开始找一些故事能够打动人心的家属对象。

比如说谢修萃夫妇。他们是来自江苏的一对夫妇,儿子在新加坡务工,乘坐了马航。在马航把家属遣返了以后,他们在北京郊区河边租了一个工棚,一个月50块钱。

但2014年的时候,我在郊外租房子也大概要3000块钱了,而他们就用每个月50块钱的房租,在那个地方住了下来,然后每天去找马航沟通,希望得到更多的消息。

 7月起,冯知善和老伴谢修萃便租住北京郊区的一处棚户房

听说了他们的故事之后,我就去看他们。那时候谢修萃夫妇其实生活得很困难,家里也没有什么多余的收入,唯一能赚钱的孩子没有回来。夫妇俩在北京不断地寻找真相,但又没有工作,所以只能靠着一点积蓄维持找孩子的支出。

那天我去看谢修萃,是因为她生病了。她想吃块香蕉,但老公不太舍得买,就只给她买了一个红薯。在开会的时候,我听说了这件事情,就买了一些香蕉去看她。

去了之后,一看他们的条件那么差,我当时就特别的心痛。因为她的家乡离我的家乡也很近,我家在山东,鲁西南,挨得很近,口音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岁数跟我父母的岁数也差不多,所以其实会特别的难过。

那时候我就会不断地去寻找这些家属的故事,然后把每个家庭不同的故事整理出来:

这是胡女士。她的儿子、儿媳妇和孙女,一家三口都在飞机上。飞机失联后,她每天都会整理孩子的玩具,有时候拿出来看一看,就会幻想他们回来了,所以她就会不断地去整理,保持家里的整洁,每天也都会去扫孩子的床铺。

胡女士将小孙女的玩具都放在整理箱中

这是程利平。她的丈夫是一个很有名的武术指导,拍过很多知名的电影,和知名导演也合作拍过很多片子。我去她家里边看她的时候,正好一束光打在了他们的结婚照上。

那个照片在光里边,她的爱人在光的黑暗区域,看不清、看不到的区域。那一瞬间我就被触动到了,然后我就拍下了这样一张照片。

2014年12月22日,程利平的家中,斜阳透过窗户打在她的婚纱照片上

这是文万成,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这个倔强的老头。他儿子是他的骄傲,他把他的儿子培养成了一个研究生,也是山东高速的一个高管,还给他买了一套别墅。儿子出事了以后,别墅也没有怎么装修,他和老婆两个人就搬进了这套别墅里边生活。

他每天健身,保持自己身体足够的强壮,他跟我说,我不能塌下来,如果我塌下来了,那谁帮我去找儿子?

那时候很多的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还有谁能帮他去找孩子。所以那时候他就每天健身,每天训练。

2014年3月25日,MH370被宣布终结第二天,
文万成和家属们一起坐在公交车上去马来西亚驻华使馆表示抗议。

在这些家庭的故事里边,家属们唯一的诉求就是想知道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对于我来讲,我想了解的是,灾难发生了以后,每个家属是如何面对、怎样度过的,对于他们将来的影响又是什么样子的?

我拍了几十个家庭,这些家庭中有的人已经离世了,有的重组了家庭,有的人生了宝宝,每个家庭的变化都很大。但是这些照片我没有公开发表过。因为有些家属,尤其是那些已经重组家庭的,他们不希望自己的重组家庭受到影响。

我也成了他们的朋友,会经常在一起联系,帮他们去做一些事情。每年3月份是我们这些人的集中生日,大家就不停地办生日宴、聚在一起过。

一起过生日宴的家属

家属徐京红今年的时候对我的帮助很大。我的爱人在从马达加斯加抗疫回来后,在天津隔离。当时天津的条件很差,我就托付她帮我给我爱人送个被子,送点棉衣,她就帮我去送了。那天我去接我爱人的时候,我在她的工作室里,我俩拍了一张合照。

整个过程下来以后,其实套用姜辉的一句话,他说他为什么会去寻求真相、去马达加斯加、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各个地方寻找关于飞机的消息,就是为了知道飞机失联的真相、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又应该怎么避免这种灾难,让这些灾难不再发生。

我觉得这是他给我很大的启发。但对于我来说,最大的启发就是,我希望家属们都能度过这段心理创伤的时间,虽然确实很难。

所以我一直在记录,我可能还会持续不断地记录下去。

用真心换真心



Q:您可以讲讲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家属,再和家属建立起信任关系的这个过程吗?

A:其实和家属建立信任关系挺难的,没有谁信任谁,只有谁对谁有诉求,或者谁对谁有什么帮助,他/她才会跟你打开心扉,做一些交流。

一开始我去机场的时候,我一句话都没敢问,因为所有的媒体都在那个地方问,这时候也问不出来什么。而且这时候家属都还在一个比较慌乱的状态下,所以我就会先观察,我要记住谁是家属,他/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能不能跟我交流?

我会选一些家属,比如说相对年轻的家属,他可能更容易去突破,更有倾诉的欲望,但年老的家属可能只陷在自己的悲痛里边,尤其是当外界在说记者不要打扰家属的时候,他们就会很反感,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家属把记者从会议室里边赶出去。

在任何一个灾难现场,家属里边也总会有人出来带头,而像这些领头的人,他们往往会更有讲述的欲望,所以我也会和这些带头人交流。

除此以外,如果某个家属和别的家属在会议室里边有交流,你也可以听他们的交谈。这时候你就要记住他是不是处于能交流的状态,如果能的话,你就可以尝试着去接触他。

我接触的第一个家属是来自江苏的,他来了以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在丽都里面待着;也不知道怎么和别人交流,因为他讲的是一口方言,很多人都听不懂,我就帮他翻译,把他的话讲给别人听。因为我帮了他,他就对我有了一些信任感,晚上我们就在丽都饭店里边坐下来,简单地聊了聊天。

要和家属建立充分的信任关系的话,第一你肯定是对他有帮助的,哪怕心理上的帮助比如在当时,你看他哭得不行,那你就递给他一张纸巾,给他倒一杯白水,让他缓解一下。你也可以拍一拍他们,比如说有一些老年人,你就拍一拍他,你什么都不用问,但这时候他心里也会开始认同你。

之后也有一些家属,真的把我当成了他们的孩子,会带着我跟其他的家属认识。当我隐藏身份进会议室,他们也会帮着我去隐藏身份,比如他带着我进去的时候,就会和保安说,这是我家亲戚,所以他们也会对你有一些帮助。

第二,真正能帮助你的人,你一定是拿真心去来换的,而不是说我要去硬突破。不是说我找到了他的电话,我就打给他,这种情况往往难以找到一个很准的人,你不如花一些时间去慢慢地观察,去了解家属,在所有的人都陷入悲痛的时候,你能用真心去对待每一个家属,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最早的时候是真的很困难,我当时饿得很厉害,也只能在会议室里边喝咖啡,不敢出去。因为早期都是隐藏身份的,一旦你隐藏身份进去了,如果出来了,想再找一些家属把你带回去就很难,所以我就天天待在会议室里边,跟家属们聊,他们就会慢慢地把我当成一个最熟悉的人,会对我有一定的信任感。

但如果你很陌生地进入到一个群体里边,大家都会对你有防备心理。包括我做的其他灾难报道,像天津大爆炸,我也帮助了很多的家属整理他们的信息、文件、东西之类,有些家属说在天津不能看精神类的心理创伤疾病,我就会带他到北京的医院陪他看病;有个老人每天晚上睡不着,可能就会给我发一条信息,问我好不好,我也会回他。有时候我看他晚上发朋友圈发得特别晚,我也会跟他打个招呼。

基本上对待所有的人,你都必须用真心换真心,而不是用欺骗换信息,或者用身份换信息。用身份换信息你有可能会被拒绝,但用欺骗换信息的话,你可能就是不道德的,甚至会引起一些官司。比如说他没有接受你的采访,那即使你有录音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对他表明身份。你需要用真心,让他主动地跟你有所交流,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在每次报道中跟家属的联系,都是采用这种方法,甚至和马航的很多家属,我们都会相互送一些礼物。有位家属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也会去看望,帮忙拍一些视频,把他父亲的葬礼记录下来,也给他自己留一个念想。这都是尽自己所能做的事情。

你要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而不是用其他的方法去做。

Q:您在乘客家属群体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您是如何深度融入这一个群体的?

A:朋友角色。比如说有的家属过两天接受一个采访,需要自己拍摄,但家属没有拍摄的经验,我就会帮助他们列清单,他需要配什么样的器材,如果他的器材不行,我有的话也会给他。

我不是一个组织者,而是一个参与者。我会帮他们完善每年的见面会,或者配合一些采访。但我不会干预家属其他事情,比如说他们需要发什么声明,或者是他们有什么诉求、需要找什么律师,家属与家属之间的这些矛盾我不会参与。

我会避开这样一个角色,虽然看似朋友,但其实是很脆弱的。这种脆弱在于你不能伤害别人的利益,你不能越位。


灾难报道方法论

Q:您能分享一些说服家属接受视频采访的技巧吗?

A:接受视频采访是最难的,也没有什么技巧。这个跟拍摄还不一样,拍摄可能侵略性没有那么强,但接受视频采访,还需要带麦克风。

第一,你要告诉家属,我会很正式地对您进行采访,我有多少个问题,这些问题您愿不愿意回答?您有什么顾虑?这些顾虑我能否帮您解决?这些都要事先沟通好,如果你能把家属的一些顾虑解决掉,又不影响你的报道,成功的可能性会高一点。

第二,家属不愿接受采访,也没有硬办法,不能死磨硬碰。一般在灾难现场,家属是有诉求的。你不能强迫家属表达你想要得到的内容,当家属接受采访,尤其接受视频采访的时候,你需要听他们的诉求。你要知道他想说什么,要讲他想说的话,把你想问的问题放到最后,不要一开始就谈崩了。

Q:在采访过程中会有情绪奔溃的时候吗,在这类报道中该怎样调节自己的情绪来完成客观真实的采访?

A:情绪是不好调控的,我也经常会陷入到痛苦的情绪里边。

比如说我在天津大爆炸的时候,我会遇到很多的伤者。因为应急障碍,他们形成了自闭症或者其他的心理问题,但是早期在天津没法看这些病,也没法出具关于抑郁、或者其他心理障碍的证明和医学鉴定,当时我也很痛苦,明明看到了这些人的这些状态,但能怎么办?

我自己也对介入到这种痛苦情绪里边没有办法,能做的就是调整自己的状态。马航的时候,我经常和家属在一块。有的家属没地方去,我也会把他们拉到我家里边去住。大家一起互相帮助度过痛苦,可能会好一点。

至于说客观真实的采访,真实是我们采访的一个基础。你跟别人聊的、你观察到的、别人告诉你的,你都要去验证。采访不是简单的对话,不是他告诉你,你就去记录的一件事情,而是要体会、要观察,还要客观地去求证。我也遇到了很多种情况,比如当家属们争取孩子抚养权的时候,你就要把两边的态度都呈现出来,不能只单单说老人想要孩子或者是父母想要孩子,抚养权就该归父母或者是归老人。你不能站立场,这时候还是要冷静的。

Q:当时被派去报道,和同事们如何分工?您负责的是哪块工作?

A:每次发生重大灾难的时候,我们机构都会成立一个临时报道组,有时候五六十个人一个临时报道组,比如在天津大爆炸、东方之星的时候都有五六十个人;马航最早期也有很多人,因为大家要抢时效和关系。

我们当时派了一批记者去了马来西亚,派了一批去新加坡,还有一批记者去了越南,而我是在北京,我的分工就是马航家属的采访,因为当时的马军方、马政府、交通部都有高层次的官员来与家属举行沟通会,那些都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当时我们在会场里边,不光是要采家属,还要挖掘最重要的信息——马航飞机到底发生了什么,而不是说我们只是一味的采家属的故事,我们是要把家属的故事融入到整个报道里边去。所以那时候分工还是比较细的。

你要把你的采访信息往临时工作组的大群里边分发,因为后期的制图、动画,或是其他工作人员都需要你的支持。所以当你走到这个工作岗位上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一个重大的事件,不是你一个人就能够突破的,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分工的。

Q:在灾难报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准备?

A:第一是反应要快,作为我们新闻人来讲,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如果你不能快速地到达现场,快速地接触当事人的话,那你基本上就废掉了,可能之后会遇到一个又一个个的坎。你要以最快的时间到达现场、接触到当事人,用最快的时间把你所有的资料发送回单位,这才是最重要的。

比方说东方之星的时候,我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恰巧也在第一时间遇到了第一批登船的蛙人,如果没有搭上那个载蛙人的船的话,我也不可能上到事故船上去。要想后来再进核心现场,是没有可能性的。

天津大爆炸的时候也是一样,当时我正和朋友一起聚餐。平常的时候,我的背包里边会放相机、电脑,不一定会放钱。天津爆炸消息出来时,当时还不到12点,我就立马跟朋友借了钱,打了一辆出租车,背上包直接就往天津去。

等我到达天津的时候,已经是3点多了。那时天非常黑,我到医院拍完伤者以后,就去到了现场,走到万科的楼上往下看,当时现场一片混乱,许多人都需要被救出来。我就背着相机直接进到现场里边去了,也没有人拦我。

等天亮时才赶到的那些记者,其实都已经晚了,想再进去现场或者再进到医院,都没有机会了。

大兴大火的时候,我和我爱人正在家吃着饭,突然医院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所有的急诊人员都要返回医院。听到这个消息,我就觉得一定是发生大事了,我就去翻微博,一看在大兴有个地方着火了,就立马搭了个车过去,又成了最早进到现场的记者。等所有人再进现场的时候,又是根本就进不去了。所以就是一定要快,你要快速的反应。

你要解决真正的实际问题,不能说进到现场,自己反而成了一个灾民,所有事情都要有所准备。就像救援的时候,你没有船,到处要借别人的船,这是不可能的。你要别人的冲锋衣也是不可能的,要别人吃的也不可能,所以平常都要做准备,比如说包里放点巧克力,放上相机,放上充足的电池、录音笔,要准备好,这些都是最简单的。

对于我们记者来讲,真的没有什么太多的技巧。我们媒体人都是实践经验主义者,那些理论对我们来讲,没有太多帮助。我们遇到的可能是千变万化的现场,每个现场有每个现场的不同。要是套用理论、技巧去做,肯定是做不成的。

Q:在突发事件中,时间很紧张的情况下,发稿最基本的标准是什么?

A: 消息准确。哪怕只有140字,也要消息准确。另外就是前后协调,比方说你采到了谁,你看到的现场是怎么样的,你听到了什么,你闻到了什么,你触摸的感觉是什么样子的,这些现场的状态你都要发送给编辑,要及时和后方保持联系,在特别紧张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你来写稿。

另外在突发报道中,记者要突破的是信息的增量。公共信息其实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几点几分发生了一个爆炸,或者哪里发生了一个地震或者是泥石流,甚至机构派了多少人,怎么去搜索,救了多少人,这些都是公共信息,不需要你去找,你需要寻找的是增量的信息:你到了现场的感觉、你在现场的采访、在现场了解到的东西。

对于我来讲,我每次到一些重大事件现场的时候,没有什么好的技巧,就是早到,早到的话所有的东西都能了解到。有时候如果到得晚了,基本上什么都了解不到。但有时候到得早了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要寻找突破的话,你还需要耐心地去等一个好时机。

举一个例子,东方之星被扶正后,我们所有的媒体记者都被赶下船了,都在岸上。那时候我在岸边也没有什么办法,就每天在附近转啊转。后来看到江中心有艘船离我有好几百米远,就想上去看看船里边的样子。

当时上船必须有防护服,而船底下有一摞一摞武警进船时穿的防护服,我就通过一位记者朋友的联系拿到了一套。穿上防护服后,我在那个地方又待了一会儿,就看到了尸体被打捞、清理过后的第一现场。

之后我就上船的时候,手都是抖的,腿也是抖的,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因为你一取相机就会被发现。我从船舱一层一层拍,就拍到了手印,可能是船倾翻的时候,手涂在墙壁上,留下的挣扎的带水手印。我还拍到了一些旅客留下来的物品,还有驾驶舱的钟表。

有时候去到现场,你第一是要快,第二是要等一个合适的机会,但这些东西都是要靠你在这些突发事件中慢慢总结出来的。我们很多年轻的记者,可能一到现场就直接就晕了。

Q:灾难事故现场进不去怎么办?

A:想办法进现场。每一个被封锁的现场,都是有机会可以突破进去的,基本上你要想办法,各种各样的。

年轻的记者可以通过老同志带着去做采访,怎么找人,聊什么样的故事,都需要不断地去总结。

你还需要一个一个现场去跑,可能才会有突破。你的关系圈、人脉圈、实践经验能不能给你一些帮助,这也是很重要的。


灾难报道的记者本位和新闻伦理

Q:您在刚开始接触家属时会表明记者身份吗?会不会有家属在听完身份之后立刻表现出抗拒呢?

A:每个家属面对媒体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一开始我们进入会议室的时候,都是不会亮明身份的,比如说你带了摄像机等器材,你就进不到会议室;你要是在前两天说明你是记者,你在小会议室里边也是会被揍出去的,所以大家都不会选择亮明,在会议室里边首先要在的就是观察、寻找最合适交流的对象。

但当你接触家属的时候,就要亮明身份了,我那时候很多的采访都会表明身份。因为我既是文字记者又是摄影记者,我一方面要寻找更多的信息,另一方面也要拍摄,所以当我举起相机的时候,所有的家属都会知道我是记者,所以我那时候是最容易暴露的,我被安保人员从会议室里面揪出去,至少10来次。

这时候你要知道,一旦你隐藏自己身份,就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也存在暴露的可能性,会被家属抗拒。但抗拒其实是没关系的,不单是在灾难现场别人会拒绝你,一般的采访也有很多人会拒绝你。拒绝你就拒绝你了,拒绝了你就会找下一个合适的采访对象,每个人都有拒绝你的权利

Q:如何把握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工作采访和闲聊之间的微妙尺度?

A:你一定要把握的一件事情就是,个人特别私密的事情,避免放到公域去讲。比如说马航家属中有一个小女孩,大家都想知道她的消息,但我是不会在公开场合上讲她的任何一个消息的,我只能告诉大家她很好。

但如果是发生的大事件对个体造成了大的影响,比如他受到影响后瘦得脱相、八十几斤的时候的照片,那些我是会去拍的,但其他私人的我不会去讲,我不想把闲聊、或者是特别私人的事情放到公共场合里边去。

另外,你要尊重家属的隐私,尤其是重组家庭,如果他/她现任的爱人能够接受这种状态就还可以,但如果他/她不接受,你就不要去聊这些事情。

家属之间的矛盾再大,我也不会对外去讲。如果稿件中具体讲到某一个人,我可能会用化名或是用模糊性的语言来讲述;此外,酒桌上的话也不能拿到你的稿件里边去,这些都不太合适。

Q:您认为发生灾难之后,多久报道家属的故事是比较合适的?

A:不知道你们看过展江的一本书没有,叫做《新闻报道与写作》。那是我当时进入新闻媒体业后买的一本书,里面有对灾难报道一些点的介绍。灾难发生之后,没有说多久报道家属的故事才是合适的,这是作为一个事件的报道,不是我们个人能够决定的。

第一,它是由我们的媒体机构所决定的;第二,我们个人也做不到把一篇报道的信息全部囊括进来。

我们有很多的分工,比如说不同的记者分别对接发布会、职能部门、民航局、应急管理部、医院、当地政府等,很多的部门都要采访,而不是哪一个记者能够决定我们这个报道要如何呈现。

最近可能也是因为东航这件事情,让大家又想起了马航。每到发生一些大的灾难的时候,都有关于要不要采访家属、要不要在第一时间内联系家属的争议,这些讨论往往上升到了新闻伦理的层面。但你有没有到现场去,你能不能第一时间接触到现场?

家属的故事,是灾难新闻里边最关键的一个要素。如果你没有了,是不是就缺少了什么元素呢?所以我觉得没有时间上的合适不合适,只有工作方法上合适不合适。

Q:对于进入灾难现场的记者,所属组织会在采访后对记者进行心理疏导吗?

A:这个几乎没有。我5月2号从丽都酒店回到家的时候,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处于抑郁的状态,完全不能工作。后来我被暂时调到南京大学金陵学院一个创作纪录片的工作坊,跟别人交流学习。进入到另外一个状态以后,我才慢慢走出来。

我所了解的是,国内给记者做心理干预的基本很少,都是记者自己来对抗这种心理上的问题。

没有人会在乎你的心理感受,这个报道做完可能立马就要做下一个选题了,最好的办法还是自己调节。我压抑的时候身边也会有一些朋友来帮助我,喊我出去喝酒、聊天。2014年5月份到8月份那段最痛苦的时间里,是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帮我度过来的。

Q:在现在的新闻环境下,一个花费了巨大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心理成本的报道具有怎样的价值?

A:在一个重大、或者足够重大的事件里边,媒体进行长期持久、跟踪多年的报道,是之前媒体业的一个传统。我们可能觉得这个事情没有什么价值,认为花费的时间成本太大了,但是在当下碎片化的时代,这种记录的价值是要放进历史长河里边来看的,你不能局限在眼前有没有价值。

像我对马航家属的跟踪报道,我觉得它们的价值就在于八年过后,家属的每件事情我都帮他们记录下来了。当家属们需要的时候,我有这份资料给他们,或者当公众想要去了解马航,了解乘客家属创伤故事的时候,我能够讲给大家听,我觉得这就是价值。

像我们知道的聂树斌案,也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承记录下来的。你可能在当时觉得,这个事情我也推动不了什么,我的报道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放在大的历史长河里边,你如果能对这个社会做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


-END-


值班编辑 | 胡明月
统筹总监 | 胡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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