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周刊》陈龙：对土耳其地震报道，我内心充满遗憾丨记者在震区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9时17分，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中国记者前往一线震区跟进报道，产出一篇篇优秀的报道。在寒冷、余震和冲突中，记者们及时地记录土耳其地震受灾情况，详实地呈现灾区救援过程，直面灾难与伤痛，撰写历史的初稿。
「深度训练营」对话了部分参与此次土耳其地震报道的记者，了解他们在震区的见闻，还原报道产生的过程，在与一线记者的对话中重新抵达现场，追寻新闻的深度，感受人文关怀。
坐在从伊斯坦布尔回国的飞机上，陈龙的内心有些不甘。入行多年，陈龙跑过许多重大的突发现场，报道过2020年江西鄱阳湖水灾，2021年的白银越野赛事故、郑州暴雨，2022年的东航客机梧州空难、泸定地震等。在这次报道中，他写下《我在土耳其重灾区：发现生命迹象的瞬间，整个街区都安静了》，稿件着重刻画了重灾区的氛围，唤起读者对土耳其地震的感受，取得较好的传播度。
尽管如此，他仍对本次报道感到遗憾，在他看来，“好的灾难报道，要从微观个体出发，写出个体的生命体验，并叩问宏观问题”。因为现实的重重困难，他难以达到心中理想的标准。
深度训练营通过采访陈龙，了解土耳其地震报道中记者遇到的困难、稿件的不足，以及好的灾难报道的标准。
以下内容整理自受访记者口述：
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国内的绝大多数记者包括我在内，都没有出过国，这使得临行前的准备就很慌乱。我们用一天时间准备睡袋、食品、药品等物品，办理电子签证，还有出境航班需要的48小时核酸。我没有想到，核酸结果成了本次出行的最大阻碍，耽误了很多时间，很多核酸点已经撤了，或者无法在一天内出结果，我们辗转一家三甲医院和一家核酸机构，才做上核酸。所幸在我办理登机手续之前，结果出来了。
我从北京飞往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在那里转机，于当地时间2月10日凌晨5时（北京时间2月10日上午10时）抵达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机场，在行程中，我遇到中国平澜公益基金救援队，我开口求助，他们“收留”了我，我跟随他们一同前往哈塔伊省的哈塔伊市，中间省去了很多麻烦。我的同事坐另一班航班，在迪拜中转，去往马拉什、努尔达吉镇进行报道。
根据土耳其官方最新统计，2月6日发生在该国南部的强烈地震已造成至少48448人遇难，包括6660名外籍人士，而位于南部的哈塔伊省又是重灾区。
在土耳其时间2月10日傍晚五六点，我们到达哈塔伊市，天已经黑了，没有办法工作。直到 2月11 号早上，我随平澜救援队进入安塔基亚市才开始报道，这已经是震后第六天。这个速度显然太慢了。来的路上，车上一位同行的AFAD（土耳其灾害和应急局）工作人员说，很多地方已经不再搜索生命，直接动用挖掘机清理废墟。我就感慨，来得太迟了。
但这次很多国际救援队也来得很迟，否则，也许会有更多人幸存。11日全天，我在两处救援现场，观摩了比较完整的救援过程。坦白说，救援过程非常枯燥，现场就像一个巨大的工地，充满着机械噪音、灰尘，以及偶尔的尸臭味。救援人员一点也不害怕尸体，他们早已“免疫”，只专注于技术性工作。
中午找不到饭吃。那天下午，我和一个同行又饿又渴，浑身沾满灰土，坐在不远处的长椅上，挖掘中的废墟飘出浓烈的尸臭味，弥漫了整条街道。所有人都开始严格戴口罩，救援人员甚至要特意在口罩里面喷上风油精。那天，我一共看到13具遗体陆续被抬出来。由于味道太大，救援人员口罩里的风油精也会很快失效。——这些，如果不到现场，都是感受不到的。
国内土耳其报道的热度过去的很快，我一度觉得，中国人并不真正关心土耳其人、土耳其的灾难。我觉得这首先和中国与土耳其的民众之间的文化隔膜有关。土耳其是跟中国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它是伊斯兰文明，离我们又很遥远。这次的重灾区哈塔伊省距离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约1000公里。换言之，如果这个级别的地震发生在美国、欧洲、日本，或者有中国人很多的东南亚，甚至发生在伊斯坦布尔，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
从记者的角度，在报道时也存在文化的隔膜。在救援过程中，我看到不远的地方有很多土耳其人，明显看得出来其中一些人的情绪很悲伤，特别是女性，有一个女人一边打电话一边哭。还有人一言不发，着急地等待救援结果。还有一个女人，不断在抽烟，很明显很焦虑。还有人会从别处跑来向救援队求助。
如果是在国内做灾难报道，我一定会去跟他们聊一下，不是一定要让对方说什么，我还可以表示安慰，疏解对方的情绪。但是这是在国外采访，文化的隔膜难以突破。比如我们的语言是不通的，我不会说土耳其语，也没有带翻译，报社派的一个翻译跟着同事一起走，我还是一个东亚面孔，感到很难去开口去打扰这些悲伤中的人。即便通过翻译与土耳其人对上话，对方的面孔、眼神、语言、语气等所包含的信息和情感，也不像国内采访那样容易捕捉。某种程度上，中国人与土耳其人的心灵并不相通。
安塔基亚市是我在土耳其见过的最深情的一个城市。很多人守在一片废墟的城市里，守着他们废墟底下的亲人。他们处于灾难之中都会有一种意识——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帮助。这种情感很明显地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大家对外来的救援队和记者毫不吝啬地表达感谢和友情，并提供帮助。
我在街上走的时候经常看到他们的军人背着枪，有一部分人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或者巡逻的，还有很多的军人，分散在各个厂废墟的现场帮忙，和各个国际救援队一起，共同救援。
当地平民的互助也非常令人动容。在救援现场，很多当地人或邻居会在一个救援现场围观上一整天，每个人都在关心能否从底下救出来人。只要救援队说缺什么东西，比如缺一个方形的木柱，就有很多土耳其人爬上爬下地去房梁上拆一些东西来。
只有在土耳其亲身体会，才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当地人的悲伤。此时离灾难已经过去很久了，国内关注度正在急速下降，我选择用记者手记的方式呈现灾难，希望以”我“的视角带领读者走进现场，唤起国内读者对灾难的感受。
在那篇手记里，我还写到让我最震撼的场景：
走在街上，嘈杂声充斥耳朵，救援现场的机械作业声、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但突然间，如果有人吆喝并举手示意，其他人立刻会意，相互发送信号……短短10秒，整条街道突然鸦雀无声，机动车熄火，行人止步，摩托靠边，也无人说话。这一刻，大家仿佛在用同一颗心脏共同呼吸。
这就是救援所需的寂静时刻。救援人员趁此机会倾听废墟中的动静。二三十秒后，如果发现没有生命迹象时，他们会再次示意。街道立刻恢复原样，救援的机械钻头声、马达声又响了起来。
那是2月11日，我跟随在安塔基亚市拍一个视频。我想拍道路两边严重坍塌的建筑，那是像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样的可怕的场景。拍到中途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巨大废墟中，大家热火朝天地在挖掘，我以为即将挖出来活人，就把镜头对准那里，但是并没有挖出来。
正在我想要离开的时候，我发现突然有人发出了一个信号，意思是保持安静。街边所有的人会互相示意，整条街道立即安静下来。有些人可能没有遵守，就有几个土耳其的女性很严肃地用手指着提醒他不要说话。
我的稿子里写这个过程安静了20 秒，我后面再去看自己拍的视频，发现实际上安静了两三分钟。
我产生这种时间上的错觉，可能是因为之前救援的喧闹和突然的安静之间形成巨大的反差，让我被深深震撼——时间仿佛凝固了。如此迅速的执行力，说明大家真的很关心救援。尽管大家可能都是陌生人，但是当同处在一个灾难之中，都愿意配合这个指令，为生命而停下，为哪怕一点可能性而付出，我被深深感动了。
我还在报道中写那些倒塌的房屋，街边哭肿了双眼的难民，救援出的遗体和生命，家属整齐地摆放逝者的遗物，都是想尽力呈现那个悲伤的现场，反映受灾的严重性。那些都是当天最打动我的场景，只有真正打动了记者的场景才能打动读者。报道发出后，也有很多读者留言被这些场景感动。
2月14号，根据工作需要，我离开了安塔基亚，也和平澜救援队告别。我其实并不愿意离开。因为安塔基亚是媒体真正应该关心的现场，它是土耳其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当地还有很多废墟和大量腐烂的遗体没有被处理好。安塔基亚人民也还在面临各种各样的具体的问题：比如由于厕所倒塌，上卫生间成为难题，人们只能在室外找隐蔽角落里大小便，还有女性缺少卫生巾。一个在当地属于家庭条件不错的土耳其女性，在说起地震的时候，手还在发抖，仍处于灾难的恐惧中。她不好意思领饭，想把饭留给别人。在她领饭的时候，她哭了，因为她觉得这是别人的施舍，她的自尊受到了伤害。
2月12日，一名土耳其女子被救出的瞬间
土耳其的各个城市气氛很不一样。加济安泰普受损不是很严重，还有很多历史遗迹，是一座浪漫美丽的城市。在这里，我连上了wifi，给所有设备充上电，五天以来第一次洗上澡。
但是在地震后，这座城市里充满恐惧，有很多人逃离。2月10日，我们落地加济安泰普时，机场大厅里面挤满了人，大概有几百人在那里排队。我不解地问土耳其翻译希加伊，为什么这么多人？他告诉我，出于对余震的担心，有能力离开的人都会逃走，前往其他一些更安全的地方。这和安塔基亚是完全不同的，那里几乎所有人都在守着他们废墟下的亲人。
第二天我们又租车去阿德亚曼，那里是土耳其的另一个重灾区，同样有很多倒塌的楼房和死去的人。但是当地居民充满了笑容，没有悲伤的气氛，让我感到很奇怪。跟他们聊政府的时候，他们有的人会说政府没有做错，因为灾难本来就是这样子，也有些人会有对建筑质量的质疑。
2月18号，我前往伊斯坦布尔，我的同事在安卡拉进行报道。伊斯坦布尔几乎没有在本次地震中受灾，它还是土耳其经济、文化中心，靠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黑海，现代化程度很高。我好像从一个战争年代走进了和平年代，但是到了和平年代之后，人的关系又变得冷淡了。没有陌生人在街上跟我寒暄、交谈表示感谢和友好。有些人跟你打招呼，是为了卖给你商品。
在这几天，其他媒体也陆陆续续都到了伊斯坦布尔，我们沟通交流了一些报道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语言障碍、报道碎片化和肤浅，是比较普遍的问题。
2月22号我从伊斯坦布尔坐上回国飞机时，心情很遗憾，感觉只是完成了任务。在这些天里，我更多地是用眼睛观察而非参与其中，而好的报道应该有一种生命体验，如果没有的话，就证明没有成功。
Q：您对自己的报道感到遗憾的原因是什么？
A：第一是响应速度不够快，我到达灾区进行报道已经是震后第六天，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灾区。
第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文化的隔膜，它伴随我报道的全过程，让报道很难做出深度。比如语言，我不会说土耳其语，一开始也没有带翻译。土耳其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比较遥远陌生的国家，文明类型跟我们很不一样，如果地震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或者东亚国家，我们都不会这么陌生。
第三是随着新媒体的冲击，记者必须要同时做碎片化的文字快讯、拍图片、做直播，没办法静下心来做真正的调查。作为文字记者，我在报道过程中刚上手直播这项业务，并不是很熟练。而土耳其的通信基站信号被地震摧毁的很严重，每次一进入救援现场，里面一点信号都没有，我都要“失联”几个小时，拍的视频传不出来。这导致直播的工作让我耗费了很大的精力，却没有什么收获。
Q：您提到这次地震报道，媒体普遍存在一些问题，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A：这次报道整体比较碎片化。更多的报道都是蜻蜓点水地写了几个土耳其人，每个人几百字。可是缺乏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深入了解和面貌勾勒。
这些信息量远远不足以让我们记住他，更不可能让我们深度了解他的系统性的困境和他的生命的广度。报道的叙事也比较单一，更多地集中在救援成功的案例，当地人对中国救援队表示感谢，只有一两家媒体分析了土耳其全国的建筑质量问题及其政治原因、历史根源。
原因是我觉得记者对土耳其的了解整体是薄弱的。这次很多报社派的都是国内新闻记者，国内新闻记者对国外情况比较陌生。还有记者需要适应不同媒介，精力有所分散。以及文化的隔膜，语言的不通，监管的阻碍。现实报道不是活在真空中，不应求全责备。
Q：您推崇的报道模式是什么样的？
A：一家媒体派出了两个文字记者，两个摄影记者，还有翻译。他们的人员配备比较充足，节奏比较偏传统媒体的节奏，而非新媒体的节奏。虽然他们在现场没有怎么出报道，但是他们后来出了很多篇杂志稿，深度做的比较好。
我还很认可专业型的记者，我们有一个特约记者齐然，他是自由撰稿人，会说一点土耳其语，对土耳其文化比较了解，能对当地的问题有更深入的分析，还给国内记者提供了很多帮助。
Q：您认为一篇好的灾难报道应该怎样完成？
A：一篇灾难报道有很多的维度：首先是灾难本身的严重性，不仅停留在数据上，重要的是关切当地人内心的痛苦。
此外，灾难救援的过程和灾民安置，也是灾难报道的重要组成内容。还应该有一些对当地的监督，比如对建筑质量的追问。
再深一步的就是对背后的国家经济发展、政治和文化环境进行分析。好的灾难报道，要从微观个体出发，写出个体的生命体验，并叩问宏观问题。汶川地震中有很多报道，是我所推崇的，这些也需要建立在一个文化隔膜少且更自由的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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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 | 刘淑欣
采访 | 宋佳旻 叙瑾
作者 | 宋佳旻
编辑丨周子豪
值班编辑 | 张美伦运营总监 | 胡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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