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宣长春：新传局内人，在自救 | 对话学者

宣长春作为青年学术沙龙的主讲人

宣长春的硕士学习生涯中，成绩在全年级数一数二，每门课的作业都“拼命要往好了做”，而在读博时却意识到“卷没有意义”。从研究生阶段的卷王，到博士阶段放任自流，当功利性的袈裟退去，绩点与排名不再成为耀眼的勋章，一位自允为“懒散”的反派诞生。

深度营：您说过硕士阶段是“卷王”，但是到博士阶段觉得“卷”没有意义，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

宣长春：有些课程给我的滋养相对有限，有这个时间，不如去读点喜欢的东西。到博士阶段发现所谓的课程作业、课堂呈现这些没必要，我就不卷了。包括现在我会对自己的学生说，PPT白板黑字就好。没必要花时间做美化。我一点也不在意你们呈现什么样的东西，但是我很在意你们能给我输出什么样的idea，这个必须是你们努力吸收之后才能输出的。无论是哪一种形式，要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要有经验材料和逻辑去支撑。想法应该是别致的，但别致不代表哗众取宠。

深度营：现在很多人说学生时代都上过一些水课，您怎么看待水课的现象？

宣长春：水课在任何地方其实都会有，但可以把时间花在更有意义的地方。我经常和学生们说，综合性大学学科门类很齐全，不止是课程，听一些讲座收获都很大。大学可以提供无数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看待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学生自己也要有驱动性的意识。

我上学的时候喜欢去人文学院旁听。当时，人文学院的周宁院长对我的影响很深。周老师研究跨文化，他切入跨文化的思路和想法，以及他的观点是有洞见的。周宁老师是人文出身，不同于新传这种偏应用的学科，在他的视角里有不同的观察。

比如形象问题是新闻传播学关注的问题，但是形象的质料不一样。我们学科的质料更多是新闻报道，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文学，小说，甚至很有想象力地通过词典的比较，例如将康熙词典和国外的某词典做比较，可以对某一个字的理解延伸出来各种各样的想象。走到别的学院最大的好处是视角的多元。我们看问题可以是多面的，如果以更多面来看问题是更完整的，在此基础上再转化成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深度营：您之前发表过一些论文从哲学角度诠释新闻传播学，论文《形式与意象：中西方说服逻辑差异研究》也讲述了相关内容，您认为哲学和新传学科嫁接的契机与节点是什么？

宣长春：首先，一个基本的认知——哲学是学科之母。这意味着它的很多概念、理论、思路或者想法等等，是具有基源性质的，哲学更改下面各个学科都随之更改。

比方说西方哲学，从胡塞尔、海德格尔出现一个现象学，然后到梅洛庞蒂讲肉身哲学，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身体的转向”。哲学的转向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在此之后，心理学出现具身认知，语言学、社会学也在转，比如奥尼尔的身体五态。在多少年的跨度之后，新闻传播学科才开始谈相关问题，这就可以想见到我们这个学科处在何种位置。

哲学作为学科之母，它的任何转变会带动整个社会思潮的转变，是结构性在变化。我们讲哲学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或者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它所谈到的都是最底层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可以辐射到各个学科去。

新闻传播学走到今天，它有很大的瓶颈，一个关键点是理论不深入，这意味着我们理论的反哺能力很弱，我们所创造的这些概念不会为其他学科所利用，我们都是在不停地拿来，用别的学科理论。学科本身的合法性必然有它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的夯实是这个学科现在面临的极大困境，可能因为它本身有应用性倾向，所以要不断追求新的东西。

我不太爱追这种很热的话题，因为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ing的过程，处在行进中，没有沉淀或者凝结出一些在消费端层面，或者用户、受众层面相对稳态的认知和态度，这些没有沉淀下来的东西可能还不够稳定，难以进行规律性总结，当然，并不是说预测性的研究没有价值，只是个人能力有限，不足以把握。

我一直认为理论的面向不可或缺，现实是我们没有办法反哺别的学科，还要依靠别的学科。没有关系，那我们就更紧密地先追上别人，不要和别人差距太大，不追上何谈超越。我们要赶上别人的步伐，知道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现在的节奏点在哪里，起码先跟上这个节奏点，这很关键。

宣长春：理论拿来不是我个人喜欢的方式，我更喜欢从碎片化材料当中去提炼东西。各种各样的质料都是经验性材料，从材料中我提炼出一个变量或者观点，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在抽象过程完成后，我再完成自上而下的过程，回到具体的研究当中去检验变量，完善逻辑。

从理论层面来说，我不拒绝任何理论，但是我们不应该被各种理论框架所束缚。这是指在研究中要有自己通过经验材料所形成的变量，要有变量之间的关系回应。那这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都没有很充分的说明，但没关系，a和b之间没有研究过，我再绕到c，也许a到c，c到b可以形成一个路径，这个过程充分融合了各个学科的理论知识，帮助我形成一个相对比较新的逻辑链条。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方式，而不是单纯地将某个理论框架放到传播场景当中去应用，这样操作不够具有创造力和挑战性，我们应该走到别的学科视角，看看他们研究这个问题是以什么思路，用什么样的方法，采用什么样的材料，我们又是什么样的，应该如何去融合这些东西。

从我的角度来说，我不在意问题是不是属于新闻传播领域的，我一点也不在意，但是我在意问题本身是不是一个真问题，有没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深度营：您对学生的选题会不会比较包容，给予他们自由探索的空间？

宣长春：我鼓励大家去做有价值的研究。作为老师，一方面，学术上我要给大家充分的自由驰骋的空间。但没有办法，特别是对我自己的学生，我需要做必要的提醒和措施，安全毕业是前提，大家都有这样的现实压力。我可以尽情在那奔跑，但是我不能让我的学生在没有安全阀的状况下一路裸奔。

但从内心来说，我永远鼓励学生去做一些哪怕是“离经叛道”的探索，这个探索只要我们论证存在合理性，逻辑是成立的，那就去做。

探索的意思，第一是不要于局限我们的学科，但也不是说刻意地嫁接别的学科，那没必要。这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第二是我们要去寻找一些Interesting的点。比方说我在课上经常讲的空间物理因素，我们这个学科的人去关注地理距离不太多见。有人觉得这个有什么好讲的呢？这些周身性因素太过于平常，但是大家不要把一些习以为常的因素看轻，这难道不值得做吗？当然值得做，Science研究成果表明，手捧一杯热咖啡都可以让你整个人对世界和他人更加温暖和慷慨，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吗？

1968年，在北卡罗莱纳的教堂山，美国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开始了第一个新闻设置公众议程的研究。55年过去，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学术界，以“议程设置”为关键词，在知网可以检索到8995篇中文文献。正如传播学是舶来品，当生发于西方语境下的理论被应用于中国大地上的研究时，该如何重新审视，甚至突破被限定的框架？

深度营：目前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中有一些借用西方的理论，再用中国经验加以诠释，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深度营：您觉得我们目前有没有实现这种言说自我？

宣长春：还没有，这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困境，不是我们传播学界的困境。当然别的学科做得比较好一些。社会学、心理学中有一些本土的东西是有说服力的，比如本土心理学，台湾的杨中芳、黄光国、杨国枢他们都做了一些。社会学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是相对做得更差，虽然也在强调本土化意识，但是本身理论功底差。

言说自我，当然需要一些理论、话语作为支撑。近代以来，我们充分吸纳了西方的话语体系，以至于我们面临言说困境。

因为近代以来西强东弱，我们把西方的尺度、标准引进来，最典型的就是“德先生”“赛先生”，科学、自由、民主这些叙事和话语都成为了我们今天衡量自己的一些维度，当然这些也有可取之处和自身的优越性。但是我们要思考，放到我们的文化语境下面来说，还是不是我们的优势？或者说我们的文化共同体、文化实践对这个问题的认知是怎么样的？

说得更基本一点，这些维度是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标准，甚至说只有西方解释的标准？科学是不是只有一种模样？

看看从清末鼠疫以来中西医的几次论战，就可以知道，中国社会在近代救亡图存过程当中，对于文化优劣的讨论，有非常大的变动。

西方的科学研究要剥离人的主观性，去获得基于机器的所谓“客观理性”基础之上的数据，进而通过逻辑整合这些数据，延展出一套科学的结论。这是西方界定的科学。

但如果没有了人的这种主观性，那还有什么？人的主观性难道不是这种客观、理性、科学最基本的元素吗？人都不见人，变成无数碎片、编码——男的编码为1，女的编码为2，只建一堆编码，这叫科学吗？摆脱了具体情境的一堆僵死的数据是很客观，但有什么意义？

中国治学各个维度都是以人为尺度的，这个本身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而且放在当下社会里，在反思现代性种种弊端的过程当中，我们愈发感受到回归到人这一主体，人本身的重要性。或者我讲得更严谨一点，我们从完整的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它本身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和价值，都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宣长春：我第一次做量化是在硕士的时候。我在课上学习了SPSS，我们读书的时候，实验问卷基本都是用SPSS这个软件解决，学完后发现好像都懂了，但真正做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对于这种方法性的课程，现在我给本科生上课时会有意识地让他们实操，至少安排三节课当堂练习和讲解。其实量化就是这样的过程，你必须给到一个case，实践了之后才会慢慢有体会。

做实验常常会遇到棘手的数据，实验结果不理想的情况很多，一次实验不行可能要再推倒重新，这样的反复是一种常态。现在可能是在问卷星上做，还好一点。我原来是在图书馆发问卷，在小店买很多零食带着去发。我脸皮比较薄，硬着头皮去交流：“同学，请你帮我做一份问卷。”一开始被拒绝也会有些情绪，但慢慢的就很习惯别人say no了。我在图书馆发过很多次问卷，我的经验是 3 个实验，能有1次有结果，都已经是很理想的状况了，因为实验设计也是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并加以完善的。

宣长春：我个人觉得量化是比较好上手的。好上手是因为它相对“八股”，相对规范，有一整套流程可以去依循。但凡事都要看两面，量化不比质化好做。正是因为它很“八股”，所以你要做出突破框架的东西，去做一些有想象力的研究是更难的。当你必须要在一定限度上去突破这个强大的具有粘附力的框架，摆脱它的引力，跟它适当做一些抽离的时候，会发现阻力是巨大的。

对于量化研究来说，思维的缜密性、逻辑的严谨性非常重要。比如实验设计思考不全面的话，可以被抓住很多问题和漏洞。思维和逻辑也是基础能力，在工作中也需要。如果你话都讲不周全，质化也不能做，写论文的时候也可能错漏百出。

我也尝试做一些质化研究，我觉得质化可以做一些洞察。很多人喜欢做质化，觉得质化好上手，他们会觉得量化那套规则很难学，但是谁还不会聊天？不过，我反复告诫学生，真正好的访谈很难，你自己的积淀够不够，能不能get到受访者的思路，能不能顺着对方的思路去延伸、深挖，更有价值地追问，这个很考验访谈人的功力。访谈同样很考察洞察能力，如果没有积累，没有厚度，做不出来有价值的质化。

宣长春：我听说今年新传考研的热度好像有所下降。中国人讲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很多事情有周期性波动的规律。前些年，法学很热，热到一个程度它自然就会降。新传也是如此，这是正常的，有什么是长盛不衰的？不可能。达到了一定极致之后，必然是往下走的。所谓的“热与不热”都是存在阶段性和周期性。

新传考研热度高，说白了是因为门槛低。但没有门槛也不见得是坏事。没有门槛说明我们研究的问题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问题。人类没有办法回避的行为是传播，传播永远要发生。所以这也是新传领域的优势，因为涉及基本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看，可研究的内容和空间是很大的。关键在于这个学科的人把它玩成了什么样子。

宣长春：我个人是对“模式化套路”持保留态度，套路能使人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一定的水准，但是要突破那个水准，说实话就很难。这种模式化教学，通过大规模生产可以到达一个基准线水平，可能能让你达到75分到80分，但是要到90分很难。

对有学术追求，以此为志业的人来说，可能还是要小心这样的训练，我觉得是不太可取的，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养成惰性，舒服了之后，就会有惯性，你总想依靠一套模板化的东西，那就很可怕。

对于长期浸泡在这样环境中的人，必须跳脱出固有的惯性，进入到一个新的思路或者说环境当中，才有可能慢慢通过时间抛掉，再建立一些新的框架出来。这仍然建立在大量阅读、广泛涉猎的基础上，可以先往别的学科去走一走，读读心理学、社会学、哲学，涉猎各种有趣的研究。

宣长春：我自己是文科背景，对理工科专业的理解很浅，从文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在大学学习任何专业，只有搞清楚并践行一点：不要被专业界限所束缚，不要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应该都不会是令人后悔的选择。因此，所谓专业的重要性似乎可以稍微看淡一点。

就我们新闻传播专业而言，我个人觉得这肯定不会是一个过时的专业，百年来，我们党无论所处的历史方位和执政条件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从来都没有放弃宣传思想工作这个武器，而今，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传播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

[2]刘俊.新闻传播学量化研究方法的利弊之辨:溯源与规避[J].东南学术,2020,No.279(05):47-55+247.

*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1]复旦大学邓建国：传播学的“存在”决定其“本质”

[2]中山大学黄涛：用20年，从法学生到哲学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