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想象中，记者有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专业形象，好像勤奋和能力是做好这份工作的全部，最大的艰难只是不规律的生活和舟车劳顿。实际上，危险、暴力、直面死亡现场等等经历都能给记者带来巨大的身心压力和情感投入。而新闻的客观性又要求记者做到“不带感情”，共情和抽离的矛盾加剧了记者的情感劳动付出。11月9日起，深度训练营将推出「记者节·关怀记者」系列，聚焦记者在工作中遭遇的一系列创伤和艰难，希望通过真实故事和个体经验为记者提供切实帮助和参考建议。
代表作品：
恐惧、无力、呼吸加速、头晕，血腥的画面在脑中不停盘旋。晚上近十点，北京的雨越下越大，雨幕迷眼，衣服被雨水浸湿，全黏在身体上，来回转圈却找不到停放在附近的电动车。半个小时前，罗方丹在健身结束后打开一个微信群聊，浏览消息时突然看见一些极具冲击力的尸体照片和虐待录像。这是缅北电诈园区受困者家属群，罗方丹在一周前潜入了此群。研究生毕业后，罗方丹于今年七月入职“真实故事计划Pro”，成为一名年轻的写作者。
七月下旬，她开始关注缅北电诈园区受困者背后的家庭，想追寻“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总是会生产出缅甸所需要的‘人才’”。她潜入受困者家属群，观察他们的困境、所处状态、彼此间的互助与情绪倾诉。看到尸体照片那晚，罗方丹出现了类似惊恐和焦虑发作的躯体症状。从业十余年，有资深社会新闻报道经验的编辑苑苏文及时向她提供了帮助。苑编辑用自身的经历同她表示共情，并引导她对这些影像进行专业分析，同时提供了情绪支持。“你会成为一个更强大的我”，前辈苑苏文后来这般祝福她。初代女性主义者叶海燕向苑苏文赠送了一对杯子，杯子上有一大一小两个泥人，同事告诉苑苏文可以将这看作一个“强大的我”和一个“弱小的我”，于是苑苏文将“强大的我”送给了罗方丹。这是那次交流泛起的涟漪，罗方丹认为与志趣相同的人建立联结是一碗很好的“鸡汤”。后来她们有了更多的故事，苑苏文告诉罗方丹可以和她分享观察到的任何事，发给她电话号码以便随时联系，在遇到突发情况时立即采取行动确保她的安全——罗方丹深受触动，她认为苑苏文为她创造了一个没有交流成本的安全空间。本科在心理学专业的学习让罗方丹更擅于处理自己和受访者的情绪，但她认为心理咨询能提供的只是比较通用的方法，在面对具体的困境时，还是需要去寻求对应的解决方案。
我关注到缅北的情况，最开始是因为河南都市报的记者卧底缅甸这件事在抖音上火了。他们的记者自称进行了卧底调查，发了一些纪实的视频和文章，据说最后通过他们的调查救出了缅北的受困者。所以我打算根据缅甸最近的情况报一个选题。
在选题会上，我和编辑部的成员们一起讨论，最终定下了具体方向，写普遍的受困者背后的家庭，用一句话概括主题就是“我们的社会为什么总是会生产出缅甸所需要的‘人才’”。主编和编辑认为，如果“单纯地去讲一些受困者在缅甸遭受了怎样非人待遇”，是一种猎奇的景观化写作，国内已经有很多这样的报道。关注为什么这样的受困者会层出不穷，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青年会去缅甸，最后沦为“猪仔”——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新角度。“真实故事计划Pro”的读者群里也在讨论这件事，群聊运营者关注到有一位读者发了一些相关信息，联系这位读者后得知对方在一个缅北受困者的家属群里，我们通过这位读者进了群。我当时潜入了三个缅北受困者家属的群聊，最大的一个群有将近五百人，其余两个分别有一百八十人左右和一百人左右。观察一周之后，我大概对其中发言的一些人有了印象。但我并没有直接去联系他们，而是先联系了比较活跃的一个群的群主以及管理员——我想他们可能是最了解群成员情况的人。我先跟管理员私聊了一下，她向我推荐了三个人。接着，我又电话采访了群主，和她聊了一个多小时，也让群主推荐了三个人。群主和管理员推荐的人中有两个人是相同的，所以我基本能够判断，他们应该是公认的情况最严重的、适合接受采访并且有讲述意义的人。刚好我在观察中对这两位也有一定印象，知道他们的情况可能和我们的叙述主题是比较相关的。这两个人就是最后呈现在我稿子里的受访者。家属们在群里互相倾诉自己的困境，互相帮助，聊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报警”。他们现在都处于“我的孩子已经困在缅甸了，我该怎么办”的情况，关于“怎么办”是有一个可依据的流程的：第一步需要在居住地报警。比如你在四川某个县的公安局报了警，你需要让县警方把这个案子转到四川省，再让四川省对接云南省，让省厅去发协查函，必须要两边的省级单位对接好协查函之后，再共同商讨解救线索。这个方案往往是需要家属自己去筹钱；如果拿不出钱，就会被通知“要等待国家的统一解救”。他们还提到可以去找大使馆，但大使馆通常会建议去报缅甸的警。这时就会有很多家长说，千万不要听信大使馆的建议，因为一旦向缅甸方报警的话，你的孩子马上就会被暴打或者被杀死，因为缅甸警方和当地的园区老板都是一伙的。像这样，家属们会不断地分享行动上的经验，这些对话里也会呈现出他们在孩子失踪、被拐和被困之后的层层困境。对于这些家属来说，每一个环节都会出现无穷无尽的阻挠，你可能连第一步的立案通知书都很难拿到，即使到了最后一步，你也是拿不出钱的——因为如果你有钱的话，可能已经解决问题了，你也不需要进入家属群。当大家围绕这些方案讨论出来的都是无路可走的结局时，就只剩下与自己各种各样的情绪共处。有的家长比较激进，会说“我要去缅甸，要见到我的孩子把他救回来”。这个时候就有很多家长劝他们千万不要冲动，说去了之后连你也会被困在那。还有一些家长是比较低落、比较悲伤的，他们会在群里发语音表达自己的情绪——因为很多人不太会打字。他们发文字消息很多也都是通过语音转文字的形式，有很多错别字；也没有什么标点符号，或者是很长很长的一段“一逗到底”。如果一天不看群消息，到晚上未读消息提醒肯定是“99+”。点开第一条语音，自动连续播放他们今天讨论过的所有内容，有时候可能一播就是两个小时。你会听到很多家长的崩溃——他们会发语音哭，一个家长哭完，另外一个家长就接着表示：“听到你哭我也很难过，我也崩溃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潘伯辉”被山洪冲垮的家
那段时间，我每天会坚持把群里的所有消息看完，白天空闲时就经常点开看一看，尽量不将消息存到晚上。我在群里待了将近一周以后，有一天晚上九点半，我刚从健身房出来，习惯性地点开群聊，从我未读的位置开始看，往下划的时候，突然看到一张尸体的图片。
我一点开，一张高清大图铺满整个手机屏幕。那是一个浮肿得特别厉害的女孩，能很清晰地看见脸上被刀砍的痕迹和血迹，五官往下陷。这是一张怼着脸拍摄的照片，仿佛那个女孩躺在你的面前。我当时有点被吓到了，立马退了出去。返回群聊，我发现下面连着五六张全都是尸体照片，非常清晰。拍照角度一致，上半身在画面中间，像证件照一样。他们死法不一，样貌不一，我现在能想起来的，一具是被烧焦的，全身纯黑；一具像是溺死的，浑身发紫，整个人肿胀得要溢出来。有一张照片是一位侧着的男性，他的右耳被割了下来，流着血，露出的脸部青肿。除了照片外，还有一些小视频。视频里，黑夜下一些人赤裸地被放在草丛里，另一些人打着手电筒跳进草丛，对他们拳打脚踢，还用棍子打，用电棒电。当时管理员在群里讲，有一个采访希望尽量多地征集家属，愿意接受采访的人就接龙。大概过了两三天，接了六十多个人。但那个管理员非常不满意，甚至有些愤怒：群里除去记者至少也有一百二十个家属，剩下六十个没接龙的人是怎么回事？他的话让很多家属也非常有情绪，因为有些人对接受采访有顾虑——把信息提供出去的话，孩子在园区会受惩罚，会有危险。但另一些人认为反正大家的孩子在那边都会被打，作为家长如果什么都不干的话，是改变不了现状的。两帮人就因此吵起来了，吵得一分二裂。这个时候，突然有人开始发尸体照片，大意是想让这些家长们清醒一点，“如果再不配合，什么都不干的话，我们的孩子就会变成这样，你难道希望你的孩子变成这样吗？”他就是这么一种口气。那个人还说“你们还想看更多吗？还想看的话，我还可以发”。这其实是一种“激进派”对“保守派”发出的威慑和恐吓，希望大家按照他们的想法，达成一致，不要畏畏缩缩的，要站出来，一起去接受采访，一起发声。整个氛围是非常奇怪的，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看到了这些照片。那时候，我正在健身房的换衣间取东西。看到照片后，我全身瘫软地坐在那，完全没有力气，站不起来。但是我本能地觉得这些照片可能是重要的信息或者证据，就把它们都保存下来了。保存之后我会一直想，有三张这样的半身尸体照片，清晰地躺在我的相册里。这些照片我大概看了两次，刚点开那个瞬间没有看仔细，第二次再点进去，又觉得非常难受，还是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我依然让自己在每个画面都停留大概一两秒，仔细地观察其中的细节。但那一两秒也让我觉得非常惊恐，出现了一些类似于心理学上惊恐发作或者焦虑发作的躯体症状。很无力，呼吸加速，我想走动一下，但是头特别晕。假如在恐怖片里看到血腥的场景，我想我并不会觉得很害怕，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用特效做出来的。但我是在一个群聊当中，毫无准备地突然看到，我会默认它就是真实的状况。这些人可能就是我了解到的、采访到的家属的孩子。有女孩子。有两个非常年轻的人。他们就这样死在了那边。这些视频和图片在我的脑海里构成了一个具体的受困者画像，他们可能因为没有业绩或者什么原因而被扒光，丢在草丛里暴打，又会被割掉耳朵，最后被烧死……如此清晰的施暴流程，在我的脑子里过了一遍。正是它这样的具体可感，让血腥的照片更加有冲击力。这些图像占据了我的大脑，那些人死亡前后的过程在我脑中不停地循环。就好像我在脑海里发了一条附有这些照片的朋友圈，并将它置顶了，根本无法忽视。那天我可能在健身房坐了半个小时，等我稍微好一些，能够站起来的时候，我才下楼去找电动车，但是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丧失认知能力了，后来围着楼又转了十几分钟。当时北京在下雨，大概是越下越大，暴雨打得所有的衣服都紧贴着我的皮肤，眼睛也被迷得完全看不清楚，特别冷。这种情况下，我可能连10分钟的电动车车程都无法完成。我觉得自己非常需要镇定下来，就同朋友说我需要帮助，她马上给我打了个电话。于是，我一边跟朋友通电话，讲述刚刚遭遇了什么，一边骑着电动车回了家。我的朋友患有抑郁症，有一些处理情绪的经验。她向我介绍了一个办法：想象自己大脑是个仓库，在仓库里找到一个铁盒，把这三张照片放进去，再把铁盒关上，然后把这个盒子放到仓库的一个角落。她说不要想着把照片忘掉，而是想象把它们藏起来，这样也许会让我觉得好受一点。我就尝试着这样去想象，再加上和朋友通过电话保持着连接的状态，我感觉好了一些。到家快十一点了，我还是很不安。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有没有推荐的给记者做心理咨询的机构或咨询师，说“最近的困扰是总是看见物理意义上非常恐怖的图片，以及所有受访者都濒临崩溃，在电话里痛哭，我怕我心理出现问题，虽然暂时还没有出，但感觉需要一些支持”。这篇稿子的编辑苑苏文老师看到了这条朋友圈，回复说她可以给我介绍一个很好的心理咨询师。我知道苑老师之前一直在做社会新闻，我想她的咨询师可能跟我的需求也比较对口，我就跟她聊了聊。苑老师分享了她很多年前第一次看见尸检照片的体验，“也是一晚上没睡着”，表达共情的同时还对我进行了专业辅导。她引导我分析，这些影像是否真的和受访者相关，发照片的人的意图是什么，救援队志愿者的身份是否存疑。她强调，我们报道的是家长的状态，要多关注家长的反应。这让我从情绪状态转换到了工作状态，思路回到了稿件的叙述重点上。我当时确实没有关注家长的反应，后来又回去看了一下。最后，老师还提供了一些情绪支持，跟我说，不要着急，放松一下，吃点甜的，抱住一些软软的东西。老师发了很多拥抱的表情，给了我一个远程的抱抱。听到老师说她也跟我有同样经历时，我就感觉，其实你所经历的这种冲击并不是你所独有的，它们是你必须要去面对和克服的；有人跟你经历过一样的事、有过一样的反应，但是她已经走过来了。首先是她表达了自己的共情，其次是她的经验让你觉得可信，那么她让你去分析，劝你吃点甜的，拥抱毛绒绒的东西，你就会真的这样去做，也会感到得到了有力和可信的支持。在老师进行专业分析时，我就开始觉得，这可能真的不是心理咨询能完全解决的问题。我本科毕业于北师大心理学部，大概了解心理咨询的做法。在第一步的共情上，咨询师可能就是表示对情绪的认可，说“你现在感到恐惧是非常正常的”，然后对你进行安抚，可能也是让你去拥抱、去吃点甜的东西，或者像我的朋友一样，让我想象一个盒子，或者想象一下绿色草地和蓝色天空。我觉得这是一种比较普适性的情绪支持，并不是特别有针对性。比如当我失恋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呢？但是我现在面临的并不单纯是一个情绪问题，它是基于职业的，所以，即使心理咨询师告诉我“这是记者行业所常见的”，或许TA也认识曾有这样情况的记者，也肯定比不上一个实际从业了十多年的记者告诉我，她也有过这样的处境——这是一种比咨询可获得的更强烈的联结感。第二步的理性分析就完全是业务讨论了，心理咨询师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第三步的情绪支持则是心理咨询师和同行都可以提供的，但是基于前两步，最后一步老师给予的支持和建议会让我觉得更可靠和可信。和老师聊完以后，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了。只是有三张尸体照片还在我的相册里，我一直不敢点开。后来冷静思考一番，判断出这并不是我需要保留的重点，第二天我就打开相册把它们删掉了。看到尸体照片并没有给我造成长期影响，但是在那一次交流后，我与苑老师建立了更多的联结。
当时已经接近凌晨一点，苑老师还愿意同我进行这样一个流程完备的交流，这种及时的支持让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编辑，之后做稿时我也会更加信任她，更愿意和她聊。并且，我发现这种信任也会回馈更多的善意——当你很信任、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对方是能感觉到的。现在我在做别的稿子时，苑老师仍然愿意来帮助我，非常用心地给我发语音，提供建议和经验，即使这不是她的工作职责。这种感觉很好。她给了我一种超过工作关系的，基于同行和对这个职业的信念感的支持。她可能感知到我是一个做稿子比较认真的人，对这个职业有一种信念感，而她自己也是这样的。现在苑苏文老师出国留学了。出发前，她编了一篇有关初代女性主义者、社会活动者叶海燕的稿子。叶海燕隐退之后在直播间卖瓷器，苑老师买了很多，办公室的桌子上摆了大大小小的杯子、盘子和碗。可能她觉得这些瓷器里也存在某种精神。某天中午她给我发消息，说在我的桌上放了一个“强壮”的杯子。我很好奇“强壮”是什么意思。到了公司后，我看到了这个杯子——没有面部表情的小人坐在杯沿，手臂强壮。苑老师从自己的工位上也拿了一个杯子，向我走来。这是叶海燕送给苑老师的，杯子上有一大一小两个小人。苑老师将这一对杯子拿到编辑部时，一位作者问“为什么要做一对，是夫妻杯的意思吗”，另一个作者说，“为什么一定是夫妻呢？也可能是一个‘现在的我’和一个‘理想的我’”。苑老师觉得这个阐释特别好，就把这个对话转述给我。她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她要把“现在的我”留在她那里，要把这个“理想的我”送给我。“因为我觉得你会长成一个更强壮的我，所以我把‘弱小的我’留下了，想要把‘更强大的、理想中的、未来的我’送给你。”她说道。那时我还不知道她下周就要走。下周周五，她在和我讨论稿子的时候，突然说她要上车了。我问她要回老家还是出差，她说她要去英国，我才知道，噢，原来那个时候她已经做好所有的准备要去读书了，下次回来可能是一年之后了。对我来说，与她建立联结是一碗很好的“鸡汤”。我能感知到，她报选题的视角是更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的，我非常认可她的视角。她可能也能感觉到我们是有同样追求的，我可能就是过去的她、一个未完成态的她。她好像已经不是在帮助一个他者了，她就是在帮助一个过去的自己；她觉得过去的自己如果在这个状态当中得到了一些帮助的话，应该也会很好——我会有这样的感觉。
苑苏文赠予罗方丹的“强大的我”
我在写《「狗头萝莉」的故事》时，去到了成都，从9月25号到10月2号在狗头的煎饼摊上打工，中间离开了一两天。狗头每晚七点开摊，收摊时间不一，一般是在凌晨。如果没有突发情况，早的话可以在凌晨两点收摊，忙得晚可能会在五点。那时几乎每天都有人闹事——在排队时突然开始大吵大闹。一类人是在排队人数较多时，抱怨“排了很久的队，怎么还吃不上”；另一类是专门来对狗头说“网红炒作”之类的话。这时一般由一位工作人员负责沟通和维护安全，如果沟通无效，对方先骂人或者动手，双方通常会打起来。
9月26日到9月27日的晚上，一共有三波人来闹事。最后一次发生在凌晨两点后，周围几乎没有人了，大家正在收摊，突然有五个男性路过，用不是很友善的语气向我们询问还没有饼。他们大腹便便，满脸通红，看上去像是喝醉了酒。我们回复已经收摊了，他们于是开始讥笑和嘲讽，语气很冲，说“你摊一个饼半个小时，老奶奶都比你做得快”“你都是炒作”之类的话。双方争吵了几句，后来工作人员跟他们打起来了。
六个男人扭打在一起。桌子上的东西全部翻倒在地。有人流了很多血，每个人身上和桌布上都沾了血。其他女生们拉着狗头去仓库躲着，一个男生帮忙拉架。我希望寻求他们的信任，再加上我外形偏中性，我想站出来做点什么。
我站在一个离他们很近、伸手就能触碰到的地方，尝试拉架但无果。我感到慌乱，不知道能做什么时，那位男生塞给我一个停留在相机页面的手机，于是我立即开始拍视频以留作证据。发现场面控制不住时，拉架的男生让我报警。后来警察来处理了这件事。
之前苑老师让我把她的聊天框当做备忘录，看到什么就跟她讲。凌晨三点十六分，我同苑老师说，“晚上突然有人来打架，打得一身血，我报警了，然后送狗头回家”。她立即回复了我，关心我的情况，询问现场状况。我因为接了一个电话，三点十八分回了一条消息后，便没有继续回复。三点二十六分，她问“你还安全吗”。三点三十二分，我接到了佟畅（“真实故事计划Pro”写作者）的电话——苑老师没有开通手机的国际长途业务，委托佟畅来询问我的安全状况。
我消失的时间并不算长，而且我告诉了她我没有参与打架。我没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她就已经做出反应，让别人打电话给我了。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负责的态度，一种很宝贵的风险意识，因为如果确实出事了，肯定是干预得越早越好。
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件事还是觉得非常有安全感。
我正在写作的选题涉及一个拐卖女性事件频发的农村，受访者拍摄的视频中出现了很多面目不一的、精神不正常的女性。其中有一位大哭大叫，把自己的脸抓得血迹模糊。看完视频我感到非常恐怖，我计划要去到这个地方，心存担忧，但是苑老师已经不做我的编辑了。
在我跟苑老师还不熟时，她就鼓励我跟她闲聊，告诉我可以随时给她发消息，把观察到的任何事告诉她。这让我很有安全感，因为我是一个遇到有趣的事很有诉说欲望的人。这样一方面编辑可以搜集我实时获取的信息，另一方面我也有一个表达出口。苑老师给我反馈改稿情况后也会告诉我她的电话号码，说可以随时联系她。
以前学心理学时，课上讲心理咨询师需要把咨询室打造成一个安全的空间，比如沙发要是什么颜色，沙发和桌子之间的距离要是怎样等等，需要让来访者进到这个空间后觉得是安全的，像回到妈妈的子宫一样，让TA可以无所顾忌地讲述。我认为交流的安全感不来源于述说和发起交流的人是否勇敢，而是倾听和承接交流的人是否把交流的成本降到最低。
我觉得苑老师就为我创造了一个这样的安全空间。不管跟她说什么，我都不会有负担感，不会有任何成本——我不会被骂，不会感受到她的不耐烦。
我会接受受访者的情绪，但不会让它影响我，这跟我本科学心理学有关。在学习中能够认知很多情绪，会建立起对它们的处理机制，这些技能是非常重要的。
在采访时我会遵照心理咨询的三要素，“真诚、共情、无条件积极关注”，非常认真地聆听受访者，让TA尽可能地表达自己。你其实没有安慰TA，你只是让TA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最后在采访结束时，你就能够化解TA的情绪。借用心理学的概念，我希望这样的采访本质上是在完成一次叙事治疗。在采访中，我会注意调节受访者的情绪。例如我曾经的一次采访，一位受害者家属说起自己的遭遇，情绪很悲愤，说她想自杀。我就追问了另一个问题，“你刚刚提到，如果哪天你有了三万块，就去开一家养殖场。你打算养什么？可以展开讲讲你的计划吗？”后来，这位受访者给我讲了45分钟她的养殖场计划，从养鱼到养羊，计算每天羊儿能长几斤肉，能赚多少钱，几个月后，能够回本。挂断电话前，我说，你头脑太聪明了，我从未听过这么好的计划。等事情解决，我们一定会有这三万块的。她的情绪就缓和了很多。每次采访结尾，我都会问受访者还有没有想说的，我一定会让对方把自己想讲的话讲完。我还需要确保话题整体像一篇稿子一样，留下的结尾是比较平静或多少有希望的，而不是比较下沉、比较绝望的。我会让对话停留在这里，再结束采访。此时受访者的情绪其实也已经终止在这个落点了，能睡个好觉。除此之外，心理学的助力还有在对人的理解和写作上，因为心理学本质上是一个微观的理解人的视角。但是当然不能只停留在心理学的角度，社会学可能是一个偏中观的视角，政治学、哲学也许是一个更宏观、更高维度的视角……所有这些视角对理解选题和写作的帮助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在调节情绪上，最好的心理学办法可能还是去找一个心理咨询师。如果想自我调解，无非也就是冥想、运动、看一些心理学书籍。我觉得这都是比较通用的方法，但它们无法为每一个具体困境提供对应的解决办法，比如像我经历的那样，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看到尸体照片，受到冲击，该如何调适。
*文中图片来源于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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