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记者转型学者，他们从“局内人”变成新闻事件的见证者和旁观者。在这过程中，他们是怎样看待自己身份的转变，又如何理解业界与学界的关系——协同抑或冲突，合作还是对立？在做新闻与做研究之间，两者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
深度训练营发起了「记者节·学媒跨界」系列，尝试与从记者转型的学者对话，理解他们所经历和所见证的，聆听学者们关于学界与业界的深刻见解，为学子们了解记者职业给予更具深度的阐述。
2023年11月11日，中国新闻史学会学术年会在广州举行。会议上，彭华新在符号传播学专业委员会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琐碎与日常：涉外文化争端在社交媒体中的情感传播与语言伦理》的演讲。现场评议老师称，“彭教授对问题的观察很细致，能够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忽略的事作为研究话题”。
2005年，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的彭华新去往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工作，开启了他的媒体实践生涯。就职期间，彭华新先后担任了记者、主编等职务，获各类新闻奖十余项。
媒体的工作经历让彭华新不断接触社会和了解社会现象，他在实践操作中建构了自己的底层逻辑和思维方式。渐渐地，他意识到“有一些社会问题并不能通过采访或其他具体工作得到解决”。他希望从更深入、更理性的角度去思考、剖析社会现象。因此，2009年，彭华新前往四川大学攻读新闻学博士，后任教于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目前，彭华新任学院副院长及博士生导师，主授《广播电视新闻》《新闻采写专题》《媒介伦理与法规》《媒介融合》等课程。“幽默、接地气”是一位学生对彭华新的印象，“彭老师可以记住班上每一位同学的名字，但他对我们也要求严格”。
媒体的工作经历为彭华新提供了很多真问题，指引着他寻找选题、确定思考方向，帮助他在研究过程中激发对问题的好奇。彭华新称自己的媒体经历是作研究的一种“田野调查”,与大量采访对象的接触形成了他研究的“数据库”。这些年来，他持续关注了"记者""农民工""科学家"等群体，从日常生活的视角去探究群体特点、社会现象、社会价值等。
同时，他主持和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广东省科研项目。2022年，彭华新在《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期刊上分别发表了论文，其中分别关注了乡村社会结构、网络民族主义、社交媒体“记者圈”。也因此，彭华新位列2022年新闻传播学研究高产作者前列名单。
面对学术研究，彭华新提到“要带着好奇心和激情，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这样问题做起来才有意思"。
本期"学媒跨界",「深度训练营」与彭华新老师进行了一次对话，以下为对话整理。
彭华新的生活照
A：我最大的收获是价值观的建构。一个人刚毕业走向社会这一时间段，是他真正价值观形成建构的最珍贵时期。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很少接触社会，这一阶段所形成的价值观和在社会中所形成的真正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在媒体工作中，我们能看到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媒体经历也培育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对我而言，它带给我的影响是当我在做社会新闻时，会自发形成一种底层逻辑和思考问题的价值判断。我会把这种思维模式带到现在的问题研究中去。
A：因为我们现在不缺乏宏大叙事和上层解读，所以我会从日常生活出发，去思考社会上一些现象。我认为这个是当下研究所缺乏的，也是我认为更有价值的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会从日常生活出发，去发现问题，发现民间的互动所带来的一些结构性变化，而不是一些人们预先设定好的结局。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社会互动是从底层出发的，底层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的融合，会导致新形态的出现。比如说，预先规划出来的市场没有人气，这可能是因为交通不便等原因导致市场出了问题。但如果从底层出发，有一块居住了很多人的场地，大家经常在这里聚会、喝茶，慢慢开始形成了一个市场。我认为这种市场的价值比上面所规划的市场的价值要大。我们做研究也是一样的，要从底层逻辑出发，去观察社会互动当中形成的现象。可以说，这是当下研究者需要去掌握的一种思考的维度和观察的角度。Q：媒体经历对您后来读博，做学术有什么影响？做报道和做学术时的观念、思维有何不同？A：媒体工作经历为我做学术提供了很多素材，同时也会给我带来很多真问题的思考。这些问题可能无法在采访中获得答案，但我可以通过研究，慢慢思考，寻找答案。但做记者写报道和做学术写论文的区别很大。新闻和论文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话语体系，语言、思路、思维都不一样。所以我在读博一时非常痛苦，容易把论文写成叙述式文风。因此，我通过大量阅读文献来转变我的思路。通过这一方式，到了博二时，我已经是能发4篇C刊的选手了。A：写论文和写报道的相通之处是你写的东西要让别人看得懂。不同之处是写新闻时候可以直接写事实，或者直接写一些具体内容，而非抽象内容。但是写论文的话，你必须把一个具体内容提升为抽象内容，使它形成一种规律，使它变得概念化。转换思维最好的方法就是换场景去思考你说的话能不能成立。比如我做新闻报道，我说的事情在我报道的场景中成立，那么报道就完成了。但如果我写论文，（我的内容）只在论文场景中成立，换到另一个地方就不成立了，那这个研究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是在写个案。假如我写的内容放在很多场景中都适用，把它提炼出来、抽象化，它可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因此，做研究、写论文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问题是不断去反问、去推敲、去证伪。新闻写作和论文写作最大的区别不是文风，而是内容。很多研究生对写论文的误解是要把话说的绕来绕去，写长句子让大家看不懂，这样就显得高深了。其实并不是这样。论文文风很理论化、深奥、晦涩的原因之一是有些内容要显得严谨，就需要附加很多条件。附加条件一多，语句就绕来绕去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要为了语句生涩而生涩。A：首先，我有更多更自由的时间去做观察，与社会接触，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学习；第二，我有更多的时间去和年轻人打交道。我在给同学们上课时，可以给予学生很多现在的价值观念，也可以从年轻人那里学到很多东西；第三，我可以建立自己的研究团队。以前我是一个人或者同少数人合作做一个选题，但现在我可以建立团队去长时间地进行深入研究。Q：您主要关注过哪些议题？有没有让您认为特别有价值的？A：我主要关注过记者相关的议题，这也是受到媒体经历的影响。比如，我从底层逻辑角度去研究记者群体。这个群体在社会中从“无冕之王”沦为“新闻民工”，我观察他们作为新闻民工的生存方式、话语体验、群体间的权力关系、社会互动、身份构建等等。在研究过程中，我没有对哪个研究有特别的成就感，我总是沿着某一脉络去展开我的关注和研究。比如我最开始关注农民工怎么通过符号来参与网络，形成自己的表达。后来我也关注过科学家。特别在疫情期间，不善表达的科学家在网络上是弱势群体，他们做研究很厉害，但不会表达。我观察过科学家们如何利用社交媒体去跟公众对话。我们的社交媒体是变动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关注社会。Q：您的同事评价您的学术产出能力特别强，您是如何保持这种“高产”状态？对于一些后来者，有没有什么做学术方面的建议？A：首先要带着好奇心和激情，社会上确实有一些问题是需要我们去解决的。面对学术研究，我很有激情，很有热情去搞懂某个问题，或是从某种理论入手，找到我平时日常生活中所思考的一些问题的答案。如果仅仅说要发文章，这个效果可能也不会很好，你自己也会觉得很枯燥。不要让自己觉得学术很无趣、很枯燥，你一定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这样做起来才有意思。只有这样，你才会把这些问题系统化，去找答案，到时候你自己也会很有成就感。Q：在《社交媒体中的自发式“记者联盟”：身份、环境、伦理》文章中，主题是关于“记者联盟”这一群体。您是如何发现这一选题的？在具体深入研究过程中如何从现象中提炼出概念和问题？A：我做记者的时候就很感兴趣这个选题。虽然各媒体之间存在经营的竞争关系，但是不同媒体的记者之间并不存在这种问题，他们之间反而可能是合作关系。记者群体们在横向角度形成一个独特的共同体，这个让我非常感兴趣：记者群体们为什么会联合起来？他们之间为什么会形成一种横向的共同体？他们的利益点、出发点在哪里？他们与他们的纵向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带着这些问题，我去观察、思考、访谈。在研究这个议题的过程中，我积累了很多的材料，并且观察了至少5年，积累了很多的材料和经验，写作就容易很多。Q：您在做研究过程中，是如何维护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A：我以前研究记者的时候，没有出于策略性的目的去维护关系。因为我和他们都是好朋友，彼此有感情，所以我会真诚地去对待他们，我们也会彼此信任。并且出于一种学术伦理，我不会去把他们的隐私公之于众，但是我会去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我研究农民工的时候，我也不用去维护彼此的关系。我能够尽我的一些个人力量去帮助他们。第一，能够帮助他们，我很开心；第二，他们会很信任我。后来我研究其他群体也是一样的，我平时也不用去联系他们，但他们都会记得我，一说起来彭记者，他们会说“我知道，你以前帮过我什么”。我不用刻意去维护关系。以前当记者的时候，我利用个人的一些资源帮助过很多人。现在为止，很多时候还会有陌生电话打给我，他们都是以前给我爆料的人或是我的采访对象。他们会提到说我十多年前采访过他们，一直留着我的电话号码。所以我觉得，这种关系是不用去维护的。不过我在做研究的时候，会刻意去观察一下，比如朋友圈、微信群，自然而然我就可以获得很多材料。Q：您如何理解“学界和业界之间存在割裂感”这种说法？A：学界和业界是割裂的，他们不会和解。（虽然我做的是媒体相关研究），但我不是研究业界应该怎么做才能有更高的收视率、点击率和更好的发行量，所以我不会指导业界。我认为研究如何提高收视率这些并不是在做学术研究，这些是网红培训班做的事。我们学者并非服务于某个媒体机构，而是从公共角度出发，去做关于某个行业的研究。就算是做业务研究，也是针对某一个行业的角度去做，不会针对具体的策略。我认为这也是研究不出来的，因为不同时间段人的兴趣点是不一样的。Q：那么如今的学界和业界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A：我觉得新闻与传播专业的学者是在关注一些宏观上的伦理，规范媒体行业不能做什么，这方面是更重要的。学者能说什么是不能做的，但他不能告诉业界什么是可以做的。如果学者告诉媒体什么（内容）是可以做的，就可能会出现一种问题：别人让你来做这个内容，看你做不做的好。采访 | 胡世鑫
运营总监 | 胡世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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