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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郑丹:如果不能暴露记者身份,如何获取信息最合适? | 媒笔记

深度营 深度训练营 2024-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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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郑丹:如果不能暴露记者身份,如何获取信息最合适?

✍🏻 整理人:杨雨辰

📝编辑:俞言

郑丹

现任《南方周末》记者,前《中国经营报》记者,主要关注社会热点及突发事件,撰写过多篇调查性报道。

代表作品:

 [1]“消失”的婴儿牵出代孕贩婴暗网:涉多名儿童与东南亚代孕妈妈
 [2]CBR特稿 | “梦时代”跳楼少年之死
 [3]“底层围猎”拉面哥

 [4]发现丁真

郑丹

“我们去碰这些选题,做之前明知道它可能会很难,但还是想碰一下,哪怕它只冒出来一个尖,”郑丹认为,调查性报道,就是要不断地“刺痛”社会的阴暗面,“有些事情不应该被忽略,不能让它不被知道 ”

《“消失”的婴儿牵出代孕贩婴暗网:涉多名儿童与东南亚代孕妈妈》这篇报道的线索,最初是我朋友陶书宁提供的,当时得到的信息非常简单:未婚先孕的37岁上海女子邱佳红生下一个孩子,被医院告知是死胎。但就在分娩前一天,一个叫陈美凤的老人打电话问她这个孩子卖不卖。几个月后,邱佳红突然觉得不对劲,雇了两个私家侦探去调查,结果他们在陈美凤家里发现了一个东南亚代孕妈妈窝点,之后警方予以立案。

一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狗血的选题,但牵扯到代孕,就具备公共价值,所以决定去上海见一见邱佳红。我当时没抱什么希望,只想到了两条采访路径:一个是去她分娩的医院,证实这件事是否属实;二是与邱佳红一起去派出所询问案情,我觉得能够把这件事情讲清楚就好。

见到邱佳红、听她讲述整件事情后,感觉真相远比我想象的要复杂。首先,据邱佳红说,警方曾告诉她,此案已涉及20个孩子;第二,邱佳红与男朋友的关系有些奇怪,且为什么分娩四个多月之后,才想起之前那个老人的电话可能有诈?我猜想,可能是邱佳红因为私人关系没有处理好,于是想找媒体爆料。

之后,我和邱佳红的私家侦探、律师都聊了聊,也看过陈美凤窝点的一些视频,综合下来,我判断陈美凤是在做与代孕有关的生意。为进一步印证这一判断,我和提供线索的朋友假扮夫妻,踏上了去陈美凤老家福建莆田的路。

陈美凤照片

到达莆田的第一天,我们在一个村民的带领下找到了陈美凤所居住的单元楼,始终无人应门。第二天中午,我们向住在附近的一位老人打听陈美凤,对方正好认识她,并领着我们去前一天去过的楼栋里找,还是找不到陈美凤的家人。

好消息是,这位老人后来带我们去了陈美凤老公武玉嶂的哥哥家里。通过他哥哥,我们才有机会见到武玉嶂。

这篇报道的实习生郑彩琳是莆田人,她建议我们等她到莆田后再开始采访,因为考虑到我不会说莆田话,万一遇到危险,会很难处理。但我当时我满心想的是,“如果这个时候不采访,之后有变故怎么办?”做记者有点年头后,发现很多时候都只有一次采访机会,你没抓住,下一次采访对象可能就不会配合了。所以,我们当即就去见了武玉嶂。

我与陶书宁假扮成夫妻去找武玉嶂。见到武玉嶂后,我哭着跟他说,“我和我老公生不了孩子,家里又要得比较急,我们这次是来莆田进货的,顺便就想看看能不能找个孩子。”他本来不承认自己做代孕,但我们赖着不走,陶书宁还问了一些进货做生意的事情。这样聊天大概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武玉嶂承认自己过去做过代孕,并说了一些细节。我这趟莆田之行算是完成了任务。

为了获得事件中每一方的信息,我在结束出差前,临时决定去一趟位于杭州市、邱佳红分娩的浙江美福宝医院,邱佳红因故不能带我去医院,我有点不甘心,还是决定去一趟。出发的前一天晚,我和郑彩琳还认真商量了一会儿,到底应该把哪些东西放在外面,哪些东西带进医院里,是否会有不测……我们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

到了医院后,工作人员说院长不在,我就坐在窗边等,直到院长来询问我的身份。这次,我装作邱佳红的妹妹,在北京律所工作,“受姐姐的托付而来,就是想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套话连我自己都不信,但当时脑子里只能想到这个,其他人设没法直接问到主题。

幸运的是,院长表现得很坦率。“今天我就把这件事来龙去脉给你说清楚。”他直言,邱佳红的说法有很多不合逻辑的地方,并向我介绍了邱佳红的情况:她一开始是冲着打胎来的,先在网上咨询这里能不能打胎,之后来过两次,才决定要做引产手术。

“这些情况在病历上都写得一清二楚,”和我见面时,院长还提到一些有关代孕的信息,比如陈美凤之前卖的孩子有多少是在他那儿出生的,但他并不知道这些孩子是贩婴,只知道是代孕。他强调代孕只是违法,但不属于犯罪。

至此,我才知道关于邱佳红的另一个“真相”。 

2023年夏天,在福建沿海地区,一支追着“杜苏芮”(2023年第5号台风)跑的救援队引发关注。我当时正准备写他们的故事。一天晚上,这支救援队的队长听朋友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的一个小村子,一共30余人,被洪水冲走了15个,回来7人,8人失联。
在传统认知中,“南涝北旱”是我国气象的一大特点,但随着极端天气日趋频繁,东北地区也在2023年也出现了洪水,这并不常见。通过实习生的帮忙,我们确认了这个村子是东京城镇的大西屯,准确地说,那里是一个小林场。在结束“救援队追风”选题后,我就将关注点北移至大西屯,想记录下这个人口稀少的偏远村庄在洪水面前遭遇的影响。
由于网上信息不多,8月17日晚上,我直接先到牡丹江城镇。入住的酒店老板告诉我:“你运气很好,要是早来一天都没有房间,因为救援人员和救援兵团刚刚撤离。” 

第二天早晨,我先在快手上搜索了有关大西屯的内容,私信了当地的一个志愿者,他回复了我。这位志愿者之前也发过有关大西屯的视频,但是很快被要求删掉,心里憋屈。得知我是记者,他立马就答应可以带我进大西屯。

随车去往大西屯的路上,我很紧张,因为路上有一些公务用车,我一下车拍照片,就有工作人员来问我在干什么,不要逗留。
灾后大西屯

在大西屯,我见到了陆老六。和屯子里其他村民一样,陆老六此前也发布了一些记录水灾的短视频,后都收到删除的通知。所以他见到记者不屑一顾,直接说“记者来了也没用”,不愿配合采访。他告诉我,自己的老丈人住在牡丹江城镇,这一次也经历了洪水。拿着他给的地址,我找了过去,地址竟然是错的。

就在这个错误的地址上,我遇到了一位老家在大西屯附近的居民。保险起见,我不再把“记者”挂在嘴边,谎称自己是基金会的志愿者。没想到这位居民非常热心,“你愿意帮大家,我们也愿意帮你。”他喊来自己的哥哥(下称“张哥”)来帮助我。

张哥对大西屯的洪水情况很是熟悉,他答应带我再去一趟大西屯。但那天大西屯的情况还是很紧张,路上一直有警车把守,根本没有下车的机会,只得无功而返。

大西屯地理位置偏僻,处在张广才岭的深处,其“两山夹一沟”的地形也导致这里的洪水最猛。据村民们说,这里管辖权模糊,属于“上下两不管”,洪水来临前,这个小屯子并未及时接到通知,最终两波洪水来袭,8人死亡,几排房屋几乎全部被抹平。

第一次跟着志愿者去到大西屯时,我心想,遇难者家属应该有表达诉求,这对开展采访是有利的。但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很多人不敢与记者接触,只有一个叫付洪历的女人愿意把她的电话留给我。

在这轮洪水中,付洪历的姐姐付洪梅遇难。第一次见到付洪历时,她姐姐的遗体还没找到,天色变暗,带我来的志愿者也要回家,我只好跟着返回镇上。

出了大西屯,我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再进来,当时也在考虑下策——写一篇短稿,至少能呈现这里的受灾情况。第二天,我给付洪历打了一个电话,她告诉我,遇难者遗体一直找不到,政府好像也放弃寻找,她看不到希望。我与她在镇上又见了一面,她跟我讲述姐姐和姐夫的生平过往,讲得很细腻,我跟着哭了好几次。

那晚天气很冷,付洪历穿的单薄,我担心她会感冒,聊完之后,顺便借给她一件衣服。这样一来,在御寒之外,她可能会想着还给,还能见一面

果然我们因为这件衣服又见面了。在第二次采访时,付洪历透露,还有一户逝者家属的赔偿没有谈拢。当晚,我通过人要到了那位逝者女儿孙波的电话。

次日早晨,我拨通孙波的电话。她告诉我,现在政府一口咬死只赔十几万块钱,她生气地说,如果我真的能报道这个事情,她会配合我。但那天下午,政府的人又找家属们谈话了。后来回我电话的是一个男人,他自称是孙波的哥哥。在他这里,我基本没得到有效信息。孙波的顾虑占据了上风,她很快反悔,拒接我电话并拉黑微信,不留一点沟通的余地。

我还去镇上参加了一场葬礼。那家人也来自大西屯,70多岁的老奶奶和22岁的孙女遇难。家属一听我是记者,二话不说就要赶我走。我当时想了一招,“能不能让我给这个孙女上个礼钱?”通过这种方式,我辗转添加了一个家属的微信,对方后来推荐的人,又给我提供了家属与政府谈判的协议。虽然谈判相关内容最终没有出现在刊发稿里,但我觉得,在采访调查层面,做到这一步是必要的。

那些天,像这样的葬礼有几场,我参加了其中两场,在殡仪馆等候尸体火葬,然后跟着去吃丧饭,也多次坐大巴车往返于牡丹江城镇和大西屯之间。尤其前几次,我也不知道回大西屯又该往哪走,很多采访都是这样,到了现场才知道下一步往哪走。

印象深刻的是,在一趟大巴车上,我遇到一个叫常洪春的老人。我感慨道,大西屯死了这么多人,也没个说法,我作为记者,就想来采访报道这事。常洪春很爽快,直接带我去家里深聊,在他的讲述里,大西屯的村民们平时会组织一起跳舞,邻里关系和谐。

组织大家跳舞的是徐大江和徐二嫂。一天晚上九点,我和徐二嫂聊了两个小时,她哭着向我讲述了大西屯的往事,她说,如果不是看在我真心想为大西屯做点事情的份上,根本不会搭理我。

当然,这篇报道刊发后,虽然最终未必能帮到大西屯的人们,但能做一个记录也够了,在我看来这就是记者该做的事。我只能安慰自己,我做了我该做的,至于结果,我改变不了。

《“梦时代”跳楼少年之死》这篇报道是我大二时写的,当时得知有一个叫王家新的男孩在南昌恒茂梦时代广场(下称“梦时代”)跳楼。我当时就想搞清楚他为什么跳楼,仅此而已。


顺着网上暴出来的信息,我一步一步摸到了王家新的家庭住址。去的时候,他们家的门紧锁,我就敲了对门邻居家。但邻居与王家新一家不是很熟,这一趟基本没什么收获。

出小区之后,我意外遇到了王家新的母亲、哥哥和前来调查的警察。从他们的对话中,我得知有一个女孩在事发前曾登录王家新的QQ号。哥哥当时给警察报了这个女孩的电话号码,我就赶紧记下来,并在当晚添加为微信好友。

这个女孩叫文文(化名),后续几天我们一直在聊。除了与文文聊,那段时间,我经常拎着水果往王家新的家里跑。他的母亲一见我就哭,倾诉欲很强。当时也没有带着明确的采访目的,更像是在聊天,聊着聊着,我知道王家新的家人在寻死觅活地找“梦时代”要赔偿,说是“梦时代”广场上的防护没有做好,但“梦时代”对此没有回应。

王家新的父母后来渐渐绝望了,也不想接受我的采访,觉得没有用。

王家新和哥哥的卧室

为了打开突破口,我就约文文一起去看望王家新的父母。这一次到王家新的家里,他的父母觉得文文当时看到王家新想要轻生的信息后没报警,很不高兴,我就向着文文说话。从那以后,文文明显更信任我了,把王家新的QQ号和密码都给了我。

王家新的QQ号非常阴暗,经常觉得生活没有意义,我从中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王家新。他有很多在网上认识的“妹妹”,在“妹妹”面前,他塑造的是一个非常贴心的暖男形象。但在同学眼中,他极其邋遢,是被班主任打压的对象,总被戏称“王总”。

我猜想,他把现实中遭受的负面情绪寄托在网上,可能是希望在网上得到爱的满足。慢慢地,我觉得自己成了最了解王家新的人,当我非常坚定地要去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好像全宇宙都在帮我。

我当时采访不到王家新的女朋友,给她写了很多小作文,她都不理我,所以就从其他人那边拿到了王家新和他女朋友的聊天记录。我这才知道,跳楼之前,王家新私自登录了女朋友的QQ号,女朋友知道后很生气,要分手。这对王家新来说是致命打击。

这篇报道操作了近一个月,这期间,我没有想着要做出一个大稿,只是觉得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不能放弃。写完稿子后,我与跟王家新的父母核实了一些采访内容是否有误,他们最后也很震惊,没有想到我能够挖出这么多东西。

我的文章后面附了一个募捐二维码,为他们共筹款1万左右。回过头来看,这篇报道有很多稚嫩和不足之处,但它仍然是我做新闻以来最关键且有成长意义的稿子,甚至就给受访对象带来的实际帮助这一点,也比我后来做的很多报道要强。

Q:如果遇到比较不健谈的人,问什么他都只答一点点,那要怎么深入聊下去呢? 

A:把他约到一个安静的地方,你的音调可以轻一点,看看能不能试着用缓和一些的方式让对方说。如果时间充裕,那就先花一段时间和采访对象建立起信任感,你还可以与他一起吃饭,看看他喜欢什么东西。

我之前采访拉面哥,他也非常不健谈,后来我发现他喜欢玩单反,我就把我拍的照片给他看,他说我的照片拍得挺好的,问我是怎么拍的,就这个话题我们就聊起来了。与拉面哥聊了几次之后,我知道他心里很痛苦。原来他私底下已经签了一份协议,这成了他的心头病。

不太健谈的采访对象内心可能会比较丰富,你就得牵引一下,让他把内心的想法说出来这么说虽然有点“恶毒”,但我总会试着共情受访者的情绪。我当时对拉面哥说,“你心里肯定也很着急,这个事情说不定会影响你未来的发展。”他的确心里慌乱,说着说着就哭了。

面对不健谈的采访对象,要看对方的情况,可以先建立信任,试着去找他对什么感兴趣,或者去找容易让他共情的东西如果时间不太充裕,就直接切入主题,多问一些,他哪怕封闭回答也总会给你一个结果。

Q:你之前有提到,在不同的场景下可能会伪装成不同的身份,那要怎么去选自己扮演的身份,让对方更好地去讲述这个事情?

A:我更多考虑的不是如何让对方更好地讲述这个事情,而是如何更好地让我拿到信息。

比如邱佳红的故事,非常隐私。如果我的身份是一个想找代孕的人,去找医院方是问不到与邱佳红相关信息的,我也问不到陈美凤相关信息,最直接且能深入主题的方式就是扮成邱佳红的家人。

我知道邱佳红的确有一个与她年龄相差较大的妹妹,也比较匹配我的年纪。当然,我也担心,以邱佳红妹妹的身份去医院,在医院方看来像来找茬的,因为邱佳红已经害医院被罚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会说:“虽然与邱佳红是姐妹,但我认为这个事情有点古怪。”总之,这样可以直接问到关于邱佳红的比较重要的事情。

一般来说,能够单刀直入切入主题的身份是最好的。在大西屯的采访中,如果不能说我是记者,那还有什么人可以在这个村子里面晃荡呢?所以我就想到了扮演基金会的人,为了扮演这个角色,我还编了这么一套说辞:“我先去看一下情况,再反馈给我们总部。”当被问及物资能否直接送到,我说自己只是个志愿者,不能做这个承诺。这一套说辞可以支持我去村里采访,因为我是来问灾情的,这个身份做的事情与记者是一样的。

Q:你最后会告诉对方你的真实身份吗?如果不告诉他们,直接把这个信息写到稿件里,会不会涉及一些新闻伦理的问题?会不会产生一些纠纷?

A: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编辑部有讨论过,的确应该告诉真实身份。在前面讲的大西屯采访中,面对要深聊的村民时,我都会公开自己的记者身份,因为心里到底还是过不了这一坎儿。一般非必要情况,我都不会隐瞒记者身份。

可是就上述代孕选题,再给我一次机会采访,我还真不敢当着他们的面说我是记者,因为一方面,会有安全问题,另一方面,这会影响稿件刊发,我只能够以暗访的这种形式。

代孕那篇稿子里,我最后给派出所所长打了个电话,告诉对方我是南方周末记者,但医院和武玉嶂到最后都不知道我是记者。这样实际是有争议的,我能做的就是要把所有证据都保留下来。

在代孕事件中,医院做的是灰色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我把这个事情披露出来,是履行媒体的监督职能,而追责方是没什么优势的。但是,如果我当时跟他讲我是记者,可能他当即反应很激烈,会把我扣下来或者通知报警,说我冒充记者,用一系列流程调我的身份,那这个报道可能也无法问世。

陈美凤处代孕的境外姑娘

*图片源自分享者


-END-

值班编辑 | 付雨洁运营统筹 | 周智珊 陈子桐运营总监|温泓烨 梁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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