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四四方方的结婚证意味着什么？对一部分农村女性而言，这意味着她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称呼——“出嫁女”。
与这个陌生的称呼一起出现在周宇面前的，是一张标题居中写着“xx村土地征用款分配方式公示”的白纸。2021年，周宇所属的村庄被征用了一块村级留用地，公示显示，19个村民代表中，有16人不同意身为“出嫁女”的周宇参与此次土地征用款分配。
即使户口没有迁出、一直生活在村里，在夫家所在地也从未享受过权益，周宇还是失去了她应得的120100元。于是，周宇决定申诉。她一边工作一边学法，自己出庭打官司。
站在法律条文与现实空白的交汇点上，选择维权道路的不仅有周宇一个人。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截至去年的18年里，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收到的与外嫁女土地权益相关的咨询求助越来越多，共接到投诉3000多起，涉及10万多外嫁女及其配偶、子女。维权之路漫漫，面对农村妇女的诉讼，法院大多表示，“无权干涉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决议”，将矛盾抛回村集体内部。
2023年10月19日，谷雨实验室发布了《结婚之后，女性失去的120100元，及其它》一文，隔日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名。走进农村女性群体的困境，还原维权者的心路历程，谷雨实验室作者荆欣雨从案件入手，带领读者不断靠近漩涡中心的角色，共同见证一位女性的觉醒与力量。
Q：最初你是怎么关注到“出嫁女”的征地补偿款分配这个选题的？A：其实我关注这个话题蛮久了，但一直没有出现特别吸引我的故事。后来我操作这个选题，与其说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关心，更多的是被周宇本人吸引。2023年8月19日，周宇发了一条长微博，在网络上热度较大。微博讲述了她作为“出嫁女”没有分到征地补偿款，因而维权的故事。
我在微博主页推荐上看到了这则内容，周宇让我印象很深刻。我先前认为这一类维权者是“比较弱势的、拥有很少社会资源的农村妇女”。然而，这条微博呈现出来的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有工作，也拥有一些社会资源的女性形象。她拥有很多，为什么还选择维权？这吸引了我。
再加上周宇在微博里提及，维权过程中收到过很多其他维权女性的来信，她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帮助她们。我产生了好奇——会不会有相同经历的女性成立所谓的联盟，并互相在背后给予其他人精神上的支持。
Q：你是怎么接触到文中几位访谈对象的？前期做了哪些准备？A：和周宇约定访谈是比较顺利的。我在微博给她发了私信，很快就收到回复，表示愿意和我聊聊。2022年，周宇对所在的村集体提起的两轮诉讼均以失败告终，2023年1月，她向浙江省高院提起了再审申请。在那个节点，媒体的邀请与她希望得到更多社会关注是不谋而合的。查资料的时候，我了解到《红星新闻》《南方周末》等媒体都写过相关的文章，但文章内容是偏政策类的。我翻了翻周宇的微博，又去裁判文书网上搜集了一些类似的案例。
去绍兴诸暨前，我与周宇在线上进行了一次前采，了解到在周宇生活的村庄里，多年前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有十几位出嫁的阿姨维权了十几年。周宇和我介绍，其中有一位姓蒋的阿姨（即文中的“蒋晓婕”），一直为女儿维权，但结果也是失败的。我意识到，在这个村子中周宇的案子不是个例，它与过往的案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A：我起初的思路是以周宇为核心，访谈周宇所在村庄里，那些她提及过的维权阿姨，以及后来在微博上联系她的其他“出嫁女”，了解周宇和这些有类似经历的女性，是否有组建联盟一起互帮互助。事与愿违，去诸暨实地了解后，我发现周宇生活的村庄被一轮轮扩建的城市吞并了。从地理意义上来讲，村子已经不存在。至于经历维权的阿姨，她们依旧抱着和村里和解的期待，害怕和媒体接触会影响她们与村委之间的关系，就没有接受访谈。
访谈结束整理资料后，我的成稿分成了两条线。一条显性的线是周宇维权的过程，属于很典型的叙事逻辑：怎么发现权利被侵犯；为什么决定维权；遇到了阻碍后欲望更加强烈；再维权，再失败；在这过程中，又遇见了什么样的事情。还有一条是隐性的线——关于农村出嫁妇女“失地”背后的公共议题。
Q：蒋晓婕也是很重要的人物之一，你是怎么接触到她的？
A：我的采写计划是围绕周宇展开的，包括蒋晓婕在内的访谈对象基本是周宇介绍的。
在诸暨的一个下午，周宇带我去了蒋晓婕家里。周宇曾经帮蒋晓婕收集她女儿维权需要的资料，两人一直在联络，蒋晓婕对周宇是比较信任的。通过周宇的介绍，蒋晓婕对我也很信任。蒋晓婕普通话说得不好，有时候话题会扯远。访谈期间，周宇一直帮忙翻译，对最后的成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A：或许对城市的认识对成稿没有大用处，但花了功夫去了解这一座城市后，我会去理解故事为何在这里发生，由此理解周宇一系列的维权举动以及其意义、影响。我们常常会认为，城市的发展水平总是与个体权益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出嫁女”权益被侵犯的问题只会出现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农村妇女土地权益项目主管林丽霞的观点是，“出嫁女的集体权益有没有受到重视，这和经济发展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甚至在经济越发达地区，反而你的利益会更差。”诸暨在2021年全国县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前一百县市中，排名第一。为何在经济发展水平如此高的浙江，会发生看似违背文明发展的“出嫁女”纠纷的故事？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当地不断发展，土地拆迁安置项目频繁，再加上拆迁款金额较多，村民们会有意识争取自己拥有的权益。因此，地区经济水平和“出嫁女”个体权益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周宇身上体现得很明显。A：我先前准备了一份提纲，想要了解案子的来龙去脉，包括周宇第一次发现自己被归为“出嫁女”的时间、案子前情、周宇认为一审和二审败诉的原因、未来的打算等。到诸暨的第一天，我和周宇吃饭聊天的过程，其实已经算在访谈了。后来，我们抽了半天时间，在她的办公室里，通过所有的卷宗以及电脑上的资料，很仔细地过了一遍案子。我在诸暨待了三四天，基本每天和周宇见面。我们没有太正式和严肃，大部分访谈是在日常散步、周宇接孩子放学、吃饭的时候完成的。诸暨的服贸市场很有名，我在最后一天想去袜子城逛逛，邀请了周宇一起，她也欣然答应。两个年轻的女性，都有一定的性别意识，又是在谈论性别问题，很快就熟络起来，基本不会冷场。Q：你提到自己被周宇所吸引，在接触过程中，她是怎样的人呢？有哪些意料之外的内容吗？周宇所在的村庄很早之前是城中村，随着城市扩大，村子早都不存在了，因此不论是打扮还是谈吐，她的形象都是一位受到良好教育的城市女性。和她聊之前，我会认为周宇很需要这笔钱。可能对于一些偏远地区的维权女性来说，这一笔钱是她们很重要的经济支撑，所以她们必须去争取。但是对于周宇来说，按照她的家庭条件，争取12万元不是必要的。那么她为什么仍旧要争取呢？因为周宇觉得这是她应得的权利。这就回归到一个更本质的问题上——当一个人发现自身权利被侵害时，她该如何去维权？当她发现自己作为一名女性，权利被侵害，她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性别意识、社会意识是如何觉醒的？维权期间她的阻力是什么？她失去了什么？又收获了什么？即便周宇的案件目前还是失败的，但我认为她觉醒的过程，是比案件本身更为宝贵和重要的东西。这让我对周宇更加感兴趣。
A：我们聊到了她的家庭。周宇有一个弟弟，起初，她对于“姐姐”这个身份没有太多认知。后来，她在维权后发现，村庄里有很多“姐姐”。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当时村庄实行的政策是：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就不能再生了；第一胎若是女孩，政策才允许再生。弟弟刚出生时，周宇身边有人和她说，你们家以后的家产都不会给你，是给你弟弟的。小时候的周宇听到这些话，或许哭哭闹闹就过去了。但随着案子的进程，周宇对过去的事情有了新的认知，她的性别意识也随之萌发出来，这个历程比案子更加打动我。举个例子，周宇之前想当室内设计师，她的母亲不同意，觉得女孩子没必要这么累。但是周宇依旧想成为一名事业女性，在维权期间，她依旧没有放下她的工作。周宇丈夫所在的单位，女同事与男同事做着相同的工作内容，工资却比男同事低，如今的周宇会主动和这位女同事说，这是同工不同酬。除了性别，我也看到了她身上的公民意识和社会意识。很多人公民意识比较淡薄，权利被侵犯的时候，会选择忽视。但周宇不一样，她选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维权期间，周宇发现很多法律条文她看不懂，她就去学法；不懂如何上法庭打官司，她就去学。周宇在网上收到其他姐妹的求助时，把好的案例分享给他人，她甚至帮维权的阿姨写诉状。我认为，在维权的过程中，周宇身上才慢慢地生出了社会责任感，这让她成为一名公民，一位真正的女性，甚至是一个真正的人。
正聊着天，她猛地想起我们错过了园子里最值得展示的东西——一个透明的厕所。尽管已经走远了，但她很想带我看看，于是我们往回走。那是一个残疾人和第三性卫生间，门上写着unisex，有冷气，整洁干净，外面看是透明的，但人进去后，玻璃上会自动生成一层雾气，隔绝开视野。我想，她并没意识到，她最喜欢的是这个园区里最为现代化，也最重视人的权益的设施。
Q：文中有一段你们在公园里参观透明的公共厕所的内容，当时的情景是怎么样的？A：我到诸暨没多久，周宇带我逛了当地的一个公园，她的介绍中说，公园是为纪念西施建设的，西施在传说中的形象，完全是为男性牺牲和奉献的。
快要走出公园时，周宇想到了园内一个透明厕所，迫切地想让我看看。于是，我们返程走了很多路，见到一个还设有第三性别的大型卫生间，内设哺乳室，很干净，冷气也开得很足。厕所里无人时是透明的，有人进去按下按键，玻璃上会生成一层雾气，自动隔绝外界视野。当时我感觉，时髦的厕所与公园有些格格不入，公园虽然很现代化，但是很多设计很拙劣，甚至土气。后来我回去查到这个厕所是由很有名的设计团队设计的。当时我内心隐隐感觉，这就像在这座城市，虽然周围人还处在一个很混沌的状态，他们就像是NPC，但周宇，我们的主角，已经更早一步觉醒了。
再败再战，愤怒过后，她竟生出一种慈悲和孤勇，“其实我现在是很明了的，我知道他们为什么判我输，我其实都不怪他们的，不管是法院也好，还是行政部门也好，还是村里面也好，我觉得还是观念的问题，而且我们需要去做这件事来改变他们的观念，我只是想把他们的观念树立成更正确的。我们不去说，他们永远不会知道的。”
正因于此，她说，做这件事，我很骄傲。Q：为什么会想到塑造周宇身上的孤勇感？
A：这其实是编辑给我的思路。我们沟通的时候，编辑提醒我，要找到周宇在维权中独自战斗的孤独感的来源。不断挖掘和她的性格形成有关的事情，比如她作为一名母亲，作为一位有工作的人，如何花时间完成维权的工作？如何跟其他姐妹取得联系？彼此之间怎么互相支撑和鼓励？周宇的父母是怎么看待她维权的？期间遇到的阻碍和战斗的经历？很多相关内容，是编辑提醒我不断去补充与挖掘的。
尽管周宇的父母、丈夫没有反对她，但是真正懂她的人并不多。在诸暨这个相对不大的城市里，周宇每天查资料、搞上诉，无人可倾诉，整体上她的状态比较孤独，更多的支持力量可能来源于网络。我去找她聊天，对她来讲也是一个倾诉的出口。再加上我也是女性，很多她表达的内容，我立刻能懂她的意思。
现实生活里，周宇独自奋战多年，越到后面，她越感觉到维权之路的漫长与艰辛。或许周宇知道自己为什么一直维权失败，这一切属于系统性的东西，靠个人力量改变太过于微弱，为此她也不责怪法官或者村干部、村民们，平日里她见到村支书还打招呼。当你意识到你拼过依旧会失败，你还是选择去奋斗，这是一种很值得歌颂的精神。周宇就是这样的人。
周宇和蒋晓婕都反复强调，她们相信法律，不去上访，但有一条路似乎被忽略了，难道不可以从村庄内部发起改变吗？
我问周宇为何不去竞选村民代表，她犹豫了，仿佛没思考过这个问题。我也问蒋晓婕，既然您以前做妇女代表，在村里有影响力，为什么不去游说村民们，让他们接受男女平等的思想呢？她仿佛听见什么天方夜谭，摆摆手，说，你不懂农村。这里无法改变。Q：为什么会想到问她们不去参选代表的原因？
A：聊天中，我很自然地问她们投票情况，包括最开始那张让周宇选择维权的纸，上面写的村里赞成和反对的人数与姓名。
我发现她们都更倾向于寻求外部的途径，比如找街道、打官司。我就很好奇，为什么实际。其次，可尝试女性从政。当时林丽霞给我讲过云南的案例，当政者有性别意识之后，在村庄里从上到下发起改革。既然面对不公，那她们能不能去参选村代表，从上到下改变这个事情？
此前林丽霞和周宇说过这个建议，但她觉得没有时间和精力。蒋晓婕觉得，她在村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已经意识到这个村子的落后，从内部改变是不可能的。
A：基本上我和周宇在一起，录音笔都会开着。期间有一些没必要的节点，或是说到明显与访谈内容无关的信息，我会关掉录音笔。每晚我会过一下当天的录音素材，记录下遗漏的问题，第二天及时补充提问。截稿之前，我还会从头再过一遍所有的素材，这是耗时又痛苦的大工程。前期访谈，我差不多花了一周时间；整理素材与写作，大概耗时一周多，稿件修改差不多又一周时间，中间穿插其他工作和假期，总共花了一个多月。A：如果可以重新操作这个选题的话，我可能还想更努力地和周宇的家人聊聊。我觉得有必要与她的父亲进行访谈，了解她的父亲作为家里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人，对于“出嫁女”话题，以及其他日常生活所遇之事的一些看法。但周宇完全不想让她的父亲参与此事，担心她的父亲会阻挠她，最终我也没有进行（访谈）。A：这篇稿子发出来那天，上了微博热搜第一，有了一定的热度。有法院的人找周宇撤稿，当时我以为靠这番热度可以帮到她，但后来她的上诉还是失败了，没帮到周宇太多，是我自认为比较惋惜的事。我也一直在关注她，希望她在维权路上有成功的一天。在我们公司里，有一位男性看完文章后给我发了很长的消息，大致的内容是看完稿子后，他意识到了一些他曾没有关注到的女性权利，还想到了他的母亲和妻子。当时我收到这反馈，内心很开心，觉得还挺难得。统筹 | 温泓烨 胡世鑫
作者｜杨 笑 姚玲利
编辑｜康琦悦
值班编辑｜李欣怡
运营总监｜温泓烨 梁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