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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发客到伯克利音乐学院讲师,她的音乐之旅|对话另一种生活

深度营 深度训练营
2024-08-04

从未经过科班训练的人要走上独立音乐制作人的路,到底有多难?从国内到国外的来回辗转、从台前演出到幕后创作、从沙发客到伯克利学院讲师……这是一个30岁女音乐人的回忆。

ADÀI宋黛霆,歌手、词曲作者、制作人。2018年起,宋黛霆开始以歌手、词曲作者和制作人身份进入华语乐坛,发行歌曲在全网超6千万播放量,曾作为榜单六强登上过优酷原创音乐人竞技成长秀节目《这!就是原创》,原创歌曲被收入院线电影和电视剧《半个喜剧》、《鳄鱼与牙签鸟》等。作为制作人,她合作过的艺人包括Sunnee杨芸晴、黄龄、任素汐、Elena Rose等。2021年起,宋黛霆来到在纽约,在伯克利音乐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开启自己的制作人/DJ生涯,以ADÀI为艺名活跃在海外,并开始在伯克利音乐学院纽约校区任教。

宋黛霆
以下是宋黛霆的自述:
我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终于来到音乐面前。
作为一个音乐人,我的出身可能不是很“正统”,没有艺考过,也不是音乐系学生,甚至一开始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主修的还是经济学。至于后来我是怎么把路走回“正道”的,我想还是因为我本身的“根”就长在音乐里了吧。
其实在人生的前大半截日子里,我一直都是所谓“别人家的孩子”,理想的追求目标也是成为主流价值评价体系里的“成功人士”。虽然那也是我,不过不是全部的我。可能,“享受竞争”是我性格里的一部分,它塑造我成为那个样子。
音乐不一样。我从小就很喜欢音乐,学了很多种乐器,12岁的时候就创作了自己的第一首歌,高中的时候,甚至还自己组了一个非正式乐队“小巫婆”。音乐的种子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埋下的。当我来到离家千里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这片父母无法约束我的海外远洋,这颗种子就开始生根发芽,破土而出了。
在加州大学,我先是丢掉了经济学这个对我来说“毫无想象力”的传统专业,去学我自己相对感兴趣的语言学和德语,又参加了学校的音乐俱乐部。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但是我还记得当时第一次走进那个俱乐部课室的场景:我拎着一把吉他,尽管我当时还不太会弹。可以说我是只“拎”了我的嗓子就进去了。那个地方,说实话,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会议室,中间有个圆桌,旁边散落着一些桌椅。但是里面的人让我觉得很特别,大家都抱着自己的家伙什在自由地聊着、弹着、唱着,没有太多的规则束缚。很自然地,我就在里面认识了一些好朋友:他们一个会弹吉他,一个会打鼓,一个会弹键盘,于是我们就一拍即合做了个乐队。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跨国界根本阻止不了音乐人之间灵魂的相通。
不过,“成为传统成功人士”这条弦一直在我脑子里紧绷着。尽管我越来越喜欢“玩音乐”,但是到了大三,当我面临“在音乐之路上冒险”和“追求传统道路上的功成名就”的选择,最终,我还是决定用一个夏天去跟音乐告别。不过倒是没有想到,我最后居然是在告别的路上一个急转弯,头也不回地奔向了音乐。
那个时候,为了回避家里让我回国考GRE这件事情,我选择去德国最大的公立银行之一的Sparkasse银行实习,五周之后我就很明确,我是不会再过这种循规蹈矩、朝九晚五的生活了。我当时跟家里人说我要实习三个月,多出来的时间我就开始在欧洲到处做街头演出。
没有什么精心策划或者高端设备,我就是抱着个吉他,有时间就去人多的地方唱,遇上有好音响的团队,我就直接上去问能不能借用他们的设备唱几首。有一次我在巴黎蒙马特教堂坡前唱了几首,现场的观众还挺多的,大家回应非常热烈,我把视频发到平台上还火了一把。
不过街头演出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光鲜亮丽。当时我失去家里的经济支持,在做街头演出的时候就只能到处做沙发客。但很神奇的是,我就是在这样一条“泥泞”的路上才发现自己是真的很爱音乐。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跟流浪音乐人Dario的那段经历。很难说清是他具体哪个行为让我特别触动,但是我确实在和他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感受到了音乐更深的魅力,也更加坚定我自己要走上音乐的道路。
第一次见面,我们在网上约好了去一个中心教堂。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大概六七点钟,路上刮着风,有些凉。我穿过老城区,还没看见他,就已经听到他弹吉他的声音了。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首曲子——意大利很经典的《Un Dia de Novembre》。
后来,我跟他生活了几天,体验了没有热水、没法洗澡的日子,但是也发现,玩音乐最糟糕的处境也不过如此,而凭我自己的实际情况,也不至于因为音乐流浪街头,那就已经足够了。如果说,物质跟快乐是一种必然的交换,那我愿意牺牲一部分物质,去换这个快乐。
实习结束,回美国之后,我就马上辅修了音乐学位,最后带着语言学(计算机方向)、德语文学双学位和音乐产业辅修学位离开了加利福尼亚大学。

2022年宋黛霆在伯克利音乐学院硕士毕业
可能很多和我一样半路走向音乐的人都会有这种困扰——缺少来自家人的支持。尽管我现在跟原生家庭在精神层面上的切割,已经算是比较完整了,但是当时还是得靠父母。在世俗眼里,玩音乐可能跟“想博眼球,想变明星”画了等号,所以在父母眼我当时一直是一个“不踏实”的女孩。
我转专业的时候他们就已经不是很高兴了,等到我开始辅修音乐学位的时候,我妈妈就忍无可忍,飞到加州呆了一个月试图劝退我。但是当时她就发现,我是真的在学习怎么创作,怎么在键盘上写歌,怎么去电脑软件上面研究制作。这个时候,她觉得我好像不是所谓“着迷于出名”,我对音乐的喜爱不仅仅是沉迷于舞台上大家给我掌声的那一刹那,我对音乐的喜爱是在她理解范围之外的“创作”。所以她被我的这种努力打动了,在家人那边,我也因此拥有了一次机会,用大学毕业后一年的时间,去证明我自己能在音乐行业“混下去”。

回国两年多之后,国内出现了很多支持原创音乐人的计划,比如腾讯的原力计划。当时这些大资源还比较愿意给独立音乐人投钱。我就在那时发表了不少原创和翻唱作品,都收到了很好的反响,成为了腾讯签约的原创音乐人,之后在原力计划的支持下,我又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在毕业两年之后,也算是有了一个能够给父母交代的机会。
但是到了2020年疫情开始之后,我整个人陷入了比较困顿的状态。在音乐领域内,之前我只接触过音乐演出这一种形式,可是受疫情影响,在无法演出的情况下,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2021年,在网上不断探索的过程中,我终于看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伯克利音乐学院在纽约新开了一个校区,提供音乐创作与制作(songwriting production)的硕士学位,于是我就从国内飞往纽约修读这个课程。当时伯克利提供机会选拔几个学生留在学校当助教,我的一个老师觉得我还不错,就决定把我留下。
但可能与大家所想的不太一样,在得知我自己可以留下任教的时候,我其实特别难过和崩溃。那时,我的想法一直是:在音乐圈里工作,成功的标识一定是拥有有影响力的作品,得到大规模的关注度和喜爱。“教音乐”似乎是当作品不够好,没法被看到,才做出的一种选择。这其实是我当时很固执的想法,我越这么想,就越是陷入了一个怪圈:我会觉得自己一定是在音乐行业里面失败了,才会去当老师。最后,我只能把自己关在封闭狭小的房间里,躺在床上哭着问自己为什么越活越窘迫。为了尽快取得事业上的突破,我开始“自我内卷”。我每天在没有窗户的房间里醒来,睁眼后,就在一片死寂里写歌、录歌、投稿,连创作都成了一件很机械的事情。毫无生活情趣、毫无社交活动,我疯狂地幻想着能中一个好机会。但无力、压抑吞噬了所有的快乐。
那个时候已经是深秋接近入冬了,可能是最后几个我能去外面呼吸新鲜空气、到处走走的日子。我就一个人,带着保温杯和笔记本电脑去了附近的一个小公园里写东西,那篇文章叫做《29岁半,我精神内耗到了崩溃边缘》,现在在我自己的公众号(宋黛霆)也还可以看到,开篇我写道:

过去的半年,我大概有三四次,整周整周地如行尸走肉,觉得人生毫无意义。直到上个月,连续两周的无意义感、动不动就失声痛哭之后,我发现自己醒来之后不开心的时间高达50%以上,我决定不能再这样下去,开始自救。

于是我开始尝试说服自己。在音乐这个行业里,有的时候,你不得不去做一些跟音乐可能无关,或者边缘性的事情——不管是为了生活的经验也好,音乐的积累也好,还是出于此时此刻的困境也好。不可能你想要什么机会,就得到什么机会。更何况在伯克利任教的确是一个外人看来很不错的机会,
我最终决定留在伯克利。一年之后我就成为讲师开始独立授课。
在伯克利教学的过程中,我逐渐改变了当时认为自己在音乐事业上失败了的想法。伯克利是一所公认的音乐名校,里面有很多格莱美得奖者(格莱美奖与电影类的奥斯卡金像奖、电视类的艾美奖、戏剧类的托尼奖共称为美国年度四大娱乐奖项),我的同事也有不少拿到格莱美奖项的,所以来伯克利任教肯定不是一件应该用“沦落”去形容的事情。不仅如此,老师的身份给了我充分的创作时间,让我有时间和机会去投标,即给一些机构或游戏写歌,不断地发展自己。而当老师本身,也给我的音乐创作提供了很多思路与灵感。比如我现在的学生里面,有一位来自波兰、做电音的男孩,我负责指导他的毕设,他现在每个月发一首歌。能在上学的同时还保持这种发歌的频率,我觉得还真的挺厉害的,让我不禁想到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子的。在他身上,我好像又看到了自己。

2022年宋黛霆在曼哈顿中心tiktok的纽约总部,窗外可以看到帝国大厦
同样,我认为伯克利的创新氛围也非常可贵。因为对于大部分美国音乐教育,只有古典音乐和爵士音乐两种类型可以选择,但是伯克利很早就开始积极打破这种现状,它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把摇滚吉他作为一种专业了,这对音乐教育界来说毋庸置疑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在伯克利的这份工作不仅能够给我提供物质上的保障,同时也能够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在这里我能够明显的感受到一种“community”的氛围。在这个环境下,我身边的朋友、同事可能现在40多岁了,但是还在做独立音乐人,同时兼顾自己的教学任务。我的学生可能年纪小小,20多岁从别的行业转行来做音乐。慢慢的,我会发现,在这个大环境里,大家都在做同一件事情,那就是音乐。

20多岁的时候,我很渴望事业上的成功,很焦虑,很少谈恋爱,也不太会生活。我觉得只有足够成功,我才能决定自己的人生剧本,不用再听任何人的话。我总觉得女性只有两种人生剧本。一种是找一份平稳的、方便照顾家庭的工作,在合适的年龄结婚生子;另一种是大女主剧本,事业成功,可以忽略社会对女性的传统要求。从小到大,我一直想拿第二个剧本。
受到疫情的影响,我的事业连连受挫,陷入低谷。妈妈开始不间断地给我发各种相亲群认识的男孩儿的照片和情况,催我结婚生子。我有一首歌叫《妈妈对》,里面有一句歌词“也三十岁了得赶紧搞大肚子”,跟我的处境高度重合。因此,我更苛责自己在事业上的失败,觉得大女主剧本我已经写不下去了。
直到我在伯克利认识了一个40出头的新同事,她之前一直丁克,在39岁的时候身体突然感觉到母性的召唤。她就立刻和丁克的丈夫离婚,重新开始约会,和新男友交往三个月后怀孕生下了孩子。后来他们分手了,但仍然共同抚养孩子。
她的故事突然给了我启发,我无法决定任何事情,那我就把这个决定权交给自然,交给身体,而不是每天焦虑内耗,去纠结我到底应该什么时候结婚生子。我想快乐地活着。

2022夏天宋黛霆在新泽西的一个火车站
纽约的生活成本“无法无天”,我做的第一个改变就是从寸土寸金的纽约曼哈顿搬到了新泽西。在这里,一推开窗就是哈德逊河上南来北往的船只,傍晚时分,能够远远望见霓虹闪烁的曼哈顿还有天际线。我终于逃离了那种逼仄的局促感,到了让我身心开阔的空间。
环境的改变从外而内地感染我,我开始学着“躺平”。以前我从来不逛街、买菜,我觉得这些都是浪费时间。后来我发现,我从来没有专心致志地在蔬果摊上挑过一个好闻的西红柿,从来没有在线下选购我想买的衣服,我好像没有真正生活过。如果生活都不会,怎么做音乐?我问我自己:你有没有想过,那些琐碎的生活细节,也会给你一些音乐的灵感。所以,我要好好生活。
以前我的歌都是咬文嚼字的文艺范。28岁时,我突然爱上了很重的电子音乐,喜欢跟着节奏挥汗如雨地蹦迪,像陈慧琳的那首《不如跳舞》中唱的那样,“聊天倒不如跳舞”。表达太无力了,用跳舞宣泄情绪最有效。我开始学做电子音乐,接触制作Kpop,我的新专辑《妈妈我30了》中,第一首《妈妈对》就尝试结合rap和house(说唱嘻哈和浩室音乐),后三首比如《lay me down》则是electropop风格(流行电音)。
这几首歌的风格更贴合我30岁的生活阶段,28岁是我生活、音乐的转折点,和家人的关系变化也影响着这种转变。以前,我是以女儿的视角看待妈妈,很纠结她是不是在无条件地爱我。但是现在以一个女性的角度来看,她23岁就生了我,不由分说地把我放在她世界的第一位,而她因此无法享受独立女性应该享受的资源。既然牺牲了,她一定会期待回报。当我的选择与她背道而驰时,她肯定不满,但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因此这个矛盾无解。现在我已经释然了,就像《妈妈对》的歌词“无条件的爱根本就不存在”。她是我妈妈,我还是很爱她,但这份爱不会让我放弃自己想做的事。我只能先写好自己的人生剧本。

宋黛霆在2023伯克利音乐学院纽约校区毕业典礼上做DJ
比起获得无条件的爱,我学会了先爱自己,不把自己当成一味追求成功的“工具人”,而是一个拥有感受和完整人生体验、能够接受自己平凡的人。宋黛霆在《一个30岁女子的性与爱》中写道。

“我想要得意尽欢 也接受失意平淡 通通透透 明明白白”——《人人》

音乐的道路很曲折,我可能需要十年的时间去搭建自己做音乐的生态,这个生态里30%是教学,30%是做自己的音乐,40%是投标。我没有明确的阶段性目标,我觉得有什么机会做什么,把它做好就足够了。生活上面有什么机遇,你就抓住什么,有的时候没有机遇,那就先躺一躺好了。
我始终相信自己十年的积累不会白费。台前演唱、幕后的创作、词曲、制作,这些星星点点终究会形成我自己的道路。
*文中图片来自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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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罗彦清 连钰媛 赵秋伊
编辑丨徐   岑
值班编辑丨王中胜
运营统筹 | 周智珊 陈子桐
运营总监|温泓烨 梁   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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