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钱做心理咨询,还能怎么办?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青年志Youthology Author 林屿
我知道自己需要看心理医生,但是那时我刚毕业不到一年,没有积蓄,也没有稳定经济来源。单次四五百元的心理咨询,对我来说,是难以负担的开支。
难道没钱的人就不能得到心理援助吗?这里存在一个悖论,社会资源最稀薄的人群,反而得不到应有的帮助。
于是,我开始思考,类似处境的人该怎么办?是否存在更平价的心理服务,来接住坠落的人们?
文|林屿
曾玲,是我联系上的第一个热线求助者。采访前,她提出希望能用视频会议的形式对话。因为她担心自己在回顾创伤经历的时候,会遭遇情绪崩溃,“有个人陪着会好一点”。
时针往回拨,15岁时,曾玲的月经停止了。后来被诊断为多囊卵巢综合征,临床表现为月经紊乱、肥胖、不孕、抑郁等。由此,她开始长达四年的治疗,并持续与药物副作用、病耻感对抗。
医生给她开了短效避孕药,月经恢复的同时,也会带来莫名的情绪低落和失眠。“为什么你在吃避孕药?”同学的疑问,也让曾玲感到羞耻和痛苦,“难道跟人家说我不能生孩子吗?” 这跟生育意愿无关,而是从一开始,她就被剥夺了选择的权利。
长期的缺失,转变为强烈的欲望。她不断跟身边人说,多么喜欢自慰、多么想要做爱。这在她生活的江西,很难获得认同。“一方面看重生育,一方面又对女性的性欲和需求压抑得很厉害”。
渐渐地,曾玲成为旁人眼中的异类,直到老师W的出现。W是文艺学硕士,在大学教写作课。这是当时唯一接纳、关心曾玲的人。曾玲喜欢上了老师。
带着这段师生恋的纠结,曾玲去过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但咨询师转头就告诉了辅导员。这种泄密,让她感到痛苦,不再信任学校。
后来又有网络爆料称,W自称心理咨询师,接待抑郁症患者,性骚扰、精神控制对方。对此,W回应承认自己确实没有心理咨询从业资格。
曾玲没想到,自己那么喜爱的人竟然是这样的。“无论从个人情感,还是理想,全部都幻灭、崩塌了。”
这时,广州心理热线接住了曾玲。接线员不断告诉她“你的感受是正常的”,还帮她分析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
“首先,你是学生,视角有限,没法看清你崇拜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第二,你的父母没法理解你的遭遇,可能是他们自身有一些认知局限,不是你的问题......”
在持续的接纳和共情中,一只暴躁的小猫,慢慢被抚平了炸毛。
远在北京的夏冰,也曾拨打广州心理热线。
从小到大,夏冰都是班级里的好学生,成绩名列前茅。保研到211学校后,她发现自己成了最差的那个人。小组作业中,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讨论,但夏冰完全跟不上,听不懂,也参与不进去。
学业的挫败,蔓延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夏冰不敢跟人交流,每次问问题,都要纠结很久,怕被同学嫌弃。穿着打扮上,她也觉得自己很另类、不合群。
入学后的几个月,她常常一个人在厕所、楼道默默流泪。“我的泪腺阀门好像突然坏了,怎么都停不下来。”
夏冰曾求助学校的心理咨询室,不过由于资源紧张,学校规定每位学生在单个学期内,最多只能预约8次心理咨询。这完全满足不了夏冰的需求。
于是,夏冰求助了心理热线。接线员耐心地倾听她的讲述,恰到好处地用“嗯、嗯——”回应着她,还准确地复述了她的感受。
期间她们还聊到未来。“可以说说你对未来的期待吗?”面对接线员的询问,夏冰犹豫了一会,“我可以说没有吗?”“当然可以啊,这也是一个答案。”
从夏冰的讲述中,接线员还看到深层的家庭氛围。“我猜,你的爸爸妈妈、家庭模式更多地是压抑感受,来应对很多焦虑,对吗?”
“对,你说对了。”夏冰感觉自己融化了,泪水涟涟。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体验。
夏冰记下接线员的工号,开始每周拨打一次热线,通话40分钟。从那年12月到次年7月,她们一直保持着规律通话。
不同于其它热线,广州心理热线允许来电者指定接线员。这样的设置,使得来电者能够长期与同一位接线员交流,以保证通话内容的连续性,避免重复讲述创伤经历。
后来,夏冰还把接线员写进论文致谢里。“谢谢工号***给予我的抱持和理解” 简短的一句话,却是她斟酌许久的措辞。“抱持”是一个心理学术语,来源于母婴关系研究,大意是接纳和支持。
《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免费、便捷,是曾玲和夏冰都认可的热线优点。
《重启人生》
夏冰还遇到过“高高在上”的接线员。通话过程中,接线员常常打断她,指责她无法忍受挫败感。夏冰非但没有得到心理上的帮助,反而接受了一场批评教育。
这些感受有数据上的印证。北京回龙观医院等机构的联合调查显示,20.1%的热线在人员资质方面不符合“所有热线咨询员均有相关学历教育背景或接受过相关的系统训练”这一基本要求。
除专业水平外,北京的接线员王碧雪认为,服务质量也跟双方的匹配度有关。“如果来电者碰到的困难,接线员没有经历过,可能会有一些经验或体验上的欠缺。”
从来电者角度也能验证这一点。网友“牟炎”拨打过多条心理热线,最满意的是厦门心理热线,曾抚慰过曾玲和夏冰的广州心理热线反而“体验很差”。(我曾向“牟炎”发出采访邀约,希望了解具体情况,但一直没有得到回复)
热线水平参差不齐,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是,资源利用不均衡。一项针对国内心理热线服务现状的调查显示,59.5%的热线日均接待量不足10个,5.6%的热线日均接待量在60个以上。
占线是优质心理热线的常态。曾玲发现,随着知名度提升,广州心理热线越来越难打通,常常需要拨打两三次。夏冰也提到,有时得排队半小时左右。
上海市心理热线,一般情况下,每天约有200-300个来电。新冠疫情期间,来电更是激增到500-600个,其中40%的电话因占线无法接入。
华中师范大学的疫情热线,面向全国开放后,也被打爆了。“很多人会说我都等了几个小时了,怎么还没轮到我?”热线志愿者陈洁婷发现,需求量出乎意料大。
在王碧雪看来,想解决占线问题,其中一个方法是增加接线员、增设线路。关键在于,机构是否有足够的经费来支付人力成本。
目前接线员的薪资为50-100元/时不等,根据所在城市、值班时段有所不同,夜班薪资高于白班。
以上海市心理热线为例,单个班次为4-10个小时,报酬为200-750元。假设每个班次安排两位接线员,一个月下来,人力成本已经接近九万元。对机构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我的事说来话长》
对于提供服务的接线员来说,同样存在情绪消耗和工作压力。
王碧雪工作过的心理热线,大多采取轮班制,6小时为一个班次。值班时,最多能接到6-8通电话。每结束一通半小时的电话,她需要及时在系统里填写工单,记录通话情况。工作量十分饱和。
夜班分为两种,小夜班是从晚上五点到十点,大夜班是晚上十点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大夜班是最辛苦的,整整十个小时,几乎不能休息。电话不停打过来,多的时候能达到二三十个。
热线还有置忙率的要求,置忙时长不能超过总时长的20%。超过的话,接线员会被通报批评、扣工资。(置忙:暂停接听来电)
“说实话,没值过这么辛苦的夜班。哪怕在医院值班,多多少少都能睡一会。”第一次值夜班时,李夕纯觉得自己要昏倒了,但她没法退出。同事里有怀孕的、哮喘的,也都要接热线。
李夕纯觉得,热线属于为爱发电的工作,不适合变成硬性任务。“我是可以尽心尽力去做的,但因为我对这个事情(强迫接热线)很不满,不会尽心尽力去做。”
压力来源于多方面。一方面是要跟日常作息习惯做对抗,忍受睡眠剥夺。另一方面是夜晚的来电情况十分复杂,有危机来电、精神疾病等。
研究表明:凌晨时候,个体更容易感到缺乏社会支持,有脆弱和绝望情绪,容易引发灾难性思考及低冲动控制,从而增加自杀风险。来电者可能一边通话,一边做一些自残行为。
接到危机来电,王碧雪会注重评估情况,了解来电者当下痛苦的原因是什么?过往有没有自杀自伤史?有没有精神疾病诊断、有没有规律服药?
同时,还要跟来电者建立情感联结。“不要让他觉得,你是在完成工作才跟他讲话。而是让他感觉到,即便没有见过面,我也关心你的安全、理解你的痛苦,传达出共情和联结感。这种联结建立得越紧密,可能来电者就会越安全。”
除此之外,挖掘资源也很重要。来电者的情绪相对平稳后,王碧雪会引导来电者梳理生活中有支持感的人事物,找到对方跟世界的纽带,激发求生意愿。“很多人来电话,其实并没有下定决心去自杀,我们就会问,这个世界上他最放心不下的是什么?“
《小森林》
李夕纯认为,处理危机来电需要接受专业的、系统的培训。而她并不具备危机干预的能力,也缺乏团队支持。
大多数时候,李夕纯只能单打独斗。万一真的遇到危机来电,她忙着安抚来电者,根本腾不出手来报警,也没人能帮她。这对接线员是很大的冲击和挑战。
陈洁婷的同事接到过一通危机视频通话。对方拿着手机,站在九楼的天台,说“我马上就要跳下去了,你帮我带几句话给爸妈。”
同事一边接着电话,一边联系人去现场救援。但是在救援到达之前,来电者和手机一起摔落到了地上,咨询师只能眼睁睁看着。从那以后,她就没法再接热线了,只能退出。
“我是运气好,还没遇到自杀的”李夕纯只能抱着侥幸心理接听热线。
除危机来电外,夜班也更容易遇到性骚扰。李夕纯曾经遇到一个男人,一边聊露骨的性细节,一边发出异样的声音。一开始李夕纯以为对方有性方面的困扰,即便不适,还是努力试着共情。后来,跟同事交流,她才反应过来是性骚扰。
性骚扰不是个例。王碧雪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些男人打来电话,一听接线员是男性,就挂断电话;一听是女性,就会进行性骚扰。
中国心理学会认为,通话中含有50%以上的色情性表露内容,就可以认定为性骚扰。针对骚扰电话的处理,分为两个阶段。
在接线当下,向来电者严肃指出其骚扰性质,或者直接挂掉电话。后续处理,则需要做好通话记录,提醒下一轮值班人员做好思想准备。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为接线员做个别督导,缓解心理扰动。
接线水平参差不齐、工作体验截然不同,可以由此窥见热线内部建设的差异。
《蜂鸟》
金金是上海心理热线负责人,在她看来,热线其实是次序靠后的选择。“你想她都会来电话了,肯定是没地说嘛。”只有社会支持系统失灵,人们才会想着打电话求助。
有时来电者倾诉自己遭受性侵,不知道该怎么办?接线员会安慰她“不要自责,这不是你的错”,鼓励她取证、报警。
这也是热线的意义所在,至少为来电者提供一个渠道,让他们感受到被倾听、被关爱。
王碧雪也发现,热线里不乏来电几百次的人。“热线让我看到人的生命中坚韧的部分,我们仅仅是去倾听她、回应她,就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王碧雪类比了心理咨询和心理热线侧重点。“如果把心理咨询比作一段持续深入理解心理困难的旅程,那心理热线更像是一段短跑,虽然时间和连续性上会有限制,但它仍然能够做些事情,被倾听、被理解是人本能的需求。”
从2016年到现在,曾玲拨打过10多个省市的心理热线。热线陪伴着她,从大学到毕业工作。不过,曾玲认为,虽然心理热线是必要的基础设施,但不能过分抬高重要性。出现心理问题,不一定是病理原因,还可能跟现实困境有关。解决后者,对社会心理健康有更大帮助。
金金对一位姑娘印象很深。她的父母很早就离婚了,都不愿意支付学费。从高中开始,她就一边上学一边打工。生活很辛苦,因此常常打电话来倾诉。
“放谁身上肯定都是要崩溃的,我也一直说这个姑娘挺厉害,要给她鼓励和支持,帮她看到内在的能量。”不过金金也坦言,相比情绪鼓励,对方更需要的可能是经济支持,而这并不是热线能解决的问题。
心理热线的局限性,在疫情时期尤其明显。
陈洁婷发现,疫情心理热线的来电者需求,主要聚焦在现实层面,比如吃不上饭、没有药。“我们不能跟他说,虽然吃不上饭、睡不着觉,但是你先别急。这种话没用。”
半个月后,华中师大热线联系到武汉各个街道办,开始供应急救包。急救包里有应急药物、检测试纸和简单的饭菜。心理热线接到需求后,记录到表格里,每天统一汇报,由街道办负责投放急救包。
从这个层面来说,心理热线更像是一个瞭望塔,在这里能看到世间百态。看见,能让陷入心理危机的人,不再成为孤岛。但只有看见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多措施和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困境。
回望过去的热线经历,曾玲说“我还是有点进步的”。一开始她每个月都要拨打热线,后来时间间隔拉到三个月、半年,甚至更长。从句句不离原生家庭,到上岸体制内工作,她的人生更广阔了。
*文中曾玲、夏冰、李夕纯为化名。
感谢朱清华、徐群霞、庄子等人,为本文提供帮助。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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