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高技术产业和商品贸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实力的直接体现。本文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选取2003、2008、2013和2018年四个年份构建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分析总结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发展情况、网络结构特征及发展演化趋势。文章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技术差距理论和多维邻近性关系分析视角，采用QAP回归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经济、技术、文化、地理和制度等因素对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量不断增加，网络规模不断扩大，贸易联系日趋紧密。（2）贸易网络出现中心极化现象，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和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三团聚核”的网络结构，呈现跨洲大国贸易和地区邻近贸易的双重特点，以及“轴辐式骨干网络”和“放射状区域网络”双网叠加并存的发展态势。（3）两国/地区技术差距、经济差距对商品贸易起正向促进作用，地理距离、语言差异和制度差异对商品贸易有抑制作用，但抑制作用呈减弱趋势。本文的贡献在于探讨了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及其演化趋势，并从动态演化和关系视角探讨了商品贸易的影响因素，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和商品贸易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演化特征；多维邻近性；影响因素
第一作者:
周锐波
华南理工大学
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产业规划、城市创新发展等
E-mail：rbzhou@scut.edu.cn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扩大科技领域开放合作，努力打破制约知识、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流动的壁垒，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高技术产业和商品贸易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科技创新实力的直接体现。我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日益加深，以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为特点的高技术产品在我国对外贸易中成为发展强劲的主要产品，不断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做出贡献。当前，全球高技术产品竞争和关键核心技术封锁日益激烈，给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因素。只有厘清我国高技术产品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优势地位及网络演化的影响因素，才能对当前全球贸易的新格局和新形势有更加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因此，研究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辨析我国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探究影响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因素，对推动我国高技术产品优化发展和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紧密联系形成不同网络，其中商品贸易网络尤为突出。20世纪后期，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被开创性地引入全球贸易领域的研究，并迅速成为学界热点研究方向。主要议题包括：（1）全球贸易网络及世界经贸格局研究。相关研究利用国际商品贸易流量数据作为权重和方向，构建全球商品贸易加权有向网络，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归纳总结全球商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进而剖析国际经贸格局及其演化特征。总体上看，全球商品贸易流量构成的联系权重，大体呈正态分布，总体形成“核心-边缘”的网络结构。少数国家或地区占据网络中心位置并获得网络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两者存在明显相关性。全球商品贸易网络研究多数观察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贸易中迅速崛起，网络地位不断提升，全球经贸格局正由“西强东弱”向“东升西降”调整，我国逐渐进入网络核心层并处于中心枢纽地位。（2）贸易网络拓扑结构及社团板块特征。拓扑关系是贸易网络结构特征的基础，具有“凝聚子群”“择优连接”和“富人俱乐部”等演化规律。随着全球贸易网络中的社区板块不断出现以及区域贸易协定下的区域贸易集团不断涌现，近年来学者开始在贸易网络分析中试图划分不同的社团板块，分析各板块特征进而更好地认识各社团在网络中的位置及作用。Barigozzi构建了多种商品贸易组成的贸易网络，比较由地缘关系、区域贸易协定等多种不同方式催生的不同社团结构之间的差别，发现地缘关系对社团形成更为重要。（3）行业性或区域性贸易网络研究。除了对全球商品贸易网络的整体研究，也有很多学者针对某些细分行业、某些产品类型或某些合作区域进行分类研究。现有研究集中于某一行业（电子、航空产业等）、某一产品（手机、汽车等）、某一服务（知识产权、专利许可等）等视角，但由于高技术产品分类体系的不统一，基于技术含量分类的高技术产品全球贸易网络的相关研究还相对较少。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不断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品贸易网络探讨正成为时下热点。国际贸易理论向来关注贸易形成的条件因素，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四个发展阶段。古典贸易理论中的绝对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一直是国际贸易研究的主要理论依据，强调要素禀赋差异是商品贸易的基础。技术差距理论（Technological Gap Theory）作为新贸易理论的代表，强调技术是生产活动的第三种要素，具有特殊重要性并影响传导过程。当技术先进国发明出新产品或者新生产方法时，相对落后国尚未掌握这种技术，导致国家间产生技术差距，技术先进国出口产品，技术落后国进口产品。但是，技术落后国的技术水平会随着进口后的技术模仿而提升，并逐渐掌握创新技术，最终技术先进国与技术落后国间的技术差距会逐渐消失。因此，技术差距成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并对国际贸易流向起决定作用。邻近性是创新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关注的焦点，常用于创新和区域合作等方面的研究，本质上关注的是研究对象间的“关系”。法国邻近动力学派在最初的地理邻近的基础上，提出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制度邻近性均会影响创新知识网络的形成。Boschma在研究中构建了地理邻近、组织邻近、制度邻近、认知邻近、社会邻近五个维度的研究框架，且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了普遍认同和广泛应用。总体而言，关于国际商品贸易发生的影响因素和网络演化的机制研究，大都以贸易引力模型为基础，采用多“关系”分析视角进行研究，证明要素禀赋、经济规模、交易成本（地理距离、文化距离、制度差异和语言不同等）、劳动分工、制度环境、治理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对国际贸易有着深刻影响。综上，关于全球商品贸易的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然而，相关研究虽然阐释了全球商品贸易体系的结构特征和格局变迁，但缺乏将网络拓扑结构特征和空间布局结构特征结合起来的综合研究，因而难以清晰刻画全球商品贸易的总体格局以及中国在全球科技版图中的位置。同时，影响因素研究多停留在单一年份、单一网络和单一维度的研究，缺乏动态、比较等分析视角。因此，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解析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格局，并对贸易网络进行社团板块划分，总结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的网络空间格局及其板块演化态势；同时，借鉴贸易引力模型、技术差距理论和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力图从动态的、关系的视角探究影响国际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因素和机理。根据我国《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7）》，高技术产业（制造业）是指国民经济行业中R&D投入强度相对高的制造业行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和信息化学品制造六大类。考虑到“信息化学品制造”统计数据年限较短，本文最终选择的研究对象仅包括前五类行业。为获取高技术产品国际贸易数据，本文须将国内高技术产业分类标准对照到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建立“《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国际标准产业分类》ISIC-《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对照表（表1），以获取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数据。本文贸易数据源自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本文选取了2003—2018年各国/地区高技术产品贸易数据进行统计。经分析得知，2003—2018年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涉及160余个国家和地区，但贸易量相对集中，贸易额较大的50个国家和地区占比超过94%。考虑到数据下载处理工作量大，且我国于2001年底加入WTO、最新完整数据年份到2018年、全球商品贸易在2009年和2015年有较大波动等情况（图1），本文根据2018年贸易额排名和高技术产品分类对照表（表1），选取了贸易额较大的前50个国家和地区，69个SITC Rev.3商品编码，四个代表年份（2003、2008、2013和2018年）的进、出口数据作为分析对象，共计62万多条数据。经数据清洗和汇总统计，构建四个代表年份的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实证研究中，影响因素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DI）、CEPII官网（www.cepii.fr）和世界银行治理指标数据库（WGI）等。2003—2018年间，世界高技术产品贸易迅猛发展，贸易总额由32 503亿美元增长至85 265亿美元，年均增长7.02%。期间全球商品贸易受2008年金融危机、2015—2016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等影响而出现了波动，但相比而言，高技术产品贸易所受冲击较小。2011年以来，高技术产品贸易更是成为拉动全球商品贸易增长的主要力量，其增速高于全球商品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占比也稳步上升，由2011年18%上升至2018年的22%，凸显了高技术产品贸易在全球商品贸易中的重要作用。从高技术产品贸易行业结构看，五类行业产品结构相对稳定，各类产品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其中，电子通信和计算机两类产品占比始终较高，超过60%；医药和医疗仪器两类产品贸易额略有增长，2018年约占30%（图1）。从空间分布来看，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呈现如下两方面特征（图2）：一是参与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涉及的地理范围越来越广，多达160余个国家或地区；二是高技术产品贸易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地区，其中中国和美国的优势地位越来越明显。从全球来看，北美、西欧和东亚是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的三大中心，中国、美国、中国香港、德国、新加坡、日本、韩国等是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的主要国家或地区，它们的贸易量和所占份额都相对较多。中国则是高技术产品贸易量大国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自2009年超越美国后，一直稳居全球第一大高技术产品贸易国的地位，约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7.5%。以两国间高技术产品贸易额作为权重，进出口额作为方向，分别构建加权无向网络和加权有向网络。加权无向网络整体特征显示，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十分通达，网络联系数保持在2 442~2 446条之间，接近理论最大值2 450条，表明全球最大贸易额的50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几乎都有高技术产品贸易往来。网络平均连接强度（平均贸易额）不断提升，由2003年的12.0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18年的28.8亿美元，说明国家或地区间的高技术产品贸易联系日益紧密，表明国际高技术产业的新技术交流和新产品传播扩散日趋活跃。加权有向网络个体特征显示，网络中少数节点（国家或地区）拥有较强的点度中心性，在网络中占据着中心节点位置，体现出网络中节点间存在明显的“地位”差距。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中心地位体现出“经济规模”和“先进技术”明显的支撑作用。这些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出口额还是进口额都较高，四个代表年份中排名前十的基本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新加坡、法国等（表2）。同时，点出度和点入度、出口额和进口额虽有差异，但总体上高度相关。高技术产品出口能力较强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也是进口需求强烈的国家或地区，主要经济体在高技术产业进出口地位存在“同强”特征。中国的出口额多年来稳居全球第一，在高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方面都有着强大的规模实力和强劲的发展动力；同时，我国的进口额位居全球第二，还落后于美国，输入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本文利用ArcGIS软件，通过地理坐标配对将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投射到地图上，用圆圈大小代表各国贸易额，用连线的粗细和颜色代表两国间贸易额。由图3可见，北美、东亚和东南亚以及西欧构成了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的三大核心，形成“三足鼎立”格局且有不断加强之势，网络演化中的“富人俱乐部”效应明显，构成洲际贸易为主导的“轴辐式”骨干网络。网络中心节点（如中国、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等）的高技术产品贸易额较大，且彼此间贸易流量极大，具有中心极化特征。同时，这些中心节点还发挥着跨洲网络枢纽和周边辐射带动的双重作用，东亚和东南亚以中国为核心、欧盟以德国为核心形成区域性的紧密贸易网络，具有典型的空间邻近溢出效应，形成地区内贸易为主导的“区域性贸易网络”。为进一步揭示和刻画贸易网络子结构状态，本文利用UCINET软件中的Concor方法对贸易网络进行社团板块划分，以识别各社团成员及特征，更好地甄别不同板块国家在网络中的作用。社团板块划分后，可根据板块内部及板块之间的贸易关系对社团板块进行分类，判断板块的贸易溢出特征，分析其网络结构。参考牛华等的研究，采用分类方法如下：对于规模为的贸易网络而言，某社团板块内国家数为，则社团板块内部的国家间贸易额占社团板块国家总贸易额的期望比例为；如果社团板块内部的国家间贸易额为，该社团板块国家在贸易网络中的总贸易额为，则社团板块内部的国家间贸易额占社团板块国家的总贸易额的实际比例为；如果该社团板块对其他社团板块的出口贸易额为，该社团板块从其他社团板块的进口贸易额为，通过各比例关系将贸易网络分为四类社团板块（表3）。结果显示，历年的社团板块划分结果差别不大，所包含的国家或地区相对稳定，但各社团板块间的作用类型差别明显。以2018年为例（表4），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社团板块始终属于经纪人板块，即板块内部国家间贸易联系较少，与板块外贸易以进口为主；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社团板块则相反，属于双向溢出板块，板块内国家间贸易紧密，且板块外贸易以出口为主。欧洲则分为两种社团板块：一是以德国为中心的主溢出板块，该板块与其他板块联系紧密，并以出口联系为主；二是以荷兰为中心的经纪人板块，板块内贸易联系较少，与其他板块之间的联系以进口为主。综上，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各国进出口贸易总体协同发展。贸易网络联系广泛且较为紧密，整体凝聚性较强，主要经济体或经济较发达地区因经济规模或技术水平占据了中心节点位置，发挥着洲际贸易枢纽和地区辐射带动的双重作用，表现出“富人俱乐部”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网络结构总体呈现“轴辐式骨干网络”和“放射状区域网络”并存的态势。可见，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表现出明显的经济规模支撑、先进技术依赖和空间邻近溢出等特点。本文采用QAP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法，实证研究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形成及演化的影响因素，并对不同类别的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进行分样本回归。
QAP方法（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二次指派程序）是专门用于网络分析、检验关系数据的非参数检验分析方法，被广泛运用于国际贸易等“关系”型数据的回归检验中。根据研究对象和关系数据的特点，采用QAP方法对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的影响因素进行关系层次的实证检验。模型构建如下：
本文简化关系数据流向（进、出口额），使用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总额构建的加权无向网络作为被解释变量。矩阵C表示国家间高技术产品贸易关系，以国家间贸易总额作为边的权重，不考虑贸易流向构建对称矩阵，即Cij=Cji=Wij+Wji，其中，Wij表示i国向j国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额，Wji表示i国从j国的高技术产品进口额。本文借鉴贸易引力模型、技术差距理论和多维邻近性关系分析视角，选取了经济、技术、文化、地理和制度五个方面的要素差距作为解释变量。（1）经济差异。一国/地区的经济体量（市场规模）和发展水平（市场需求）向来是影响国际商品贸易的重要因素。本文以国内/地区生产总值（GDP）反映经济体量，以人均生产总值（PGDP）反映收入水平，对两国/地区间的数据差取绝对值，形成GDP差值矩阵和PGDP差值矩阵作为经济差距解释变量。（2）技术差异。技术差距理论认为技术差距是影响国家/地区间商品贸易的重要因素，其作用机制包括壁垒效应、学习效应和互补效应。技术差距越大，国家/地区间的互补效应和学习效应就越强，壁垒效应就越弱，从而有利于双边贸易。专利申请量是技术创新能力的直接体现，因此本文选择人均专利申请量（TECH）作为国家/地区间技术差异的衡量指标。（3）文化差异。文化是一国/地区“软实力”的象征，对科技创新和商品贸易有深层次的影响。本文以语言差距（LAN）作为表征，判断两国/地区之间是否使用共同官方语言表示文化差距，若相同取1，否则取0，构建语言关系矩阵作为文化差异解释变量。（4）地理距离。贸易引力模型认为地理距离会影响运输和交流成本，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影响因素。采用两国首都城市之间的直线距离来表征地理距离（DIS），形成距离矩阵作为地理差异的解释变量。（5）制度差异。制度差异与文化差异有类似之处，主要会影响国家或地区间贸易成本，并主要反映在制度不确定性、政府治理效率等方面。由Kaufmann等创建的世界银行治理指标数据库（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包括言论自由、政治稳定性、政府效率、规则质量、法制水平、腐败控制六个维度的指标（取值在［－2.5，2.5］之间），是数据来源规范且计算方式较合理的制度衡量指标，并被广泛使用。本文采用Kogut-Singh距离指数计算制度距离，即：
式中：INSij表示两个国家或地区i和j间的制度距离，Iki和Ikj分别表示经济体i和j在制度指标k上的值，Vk为样本中所有国家和地区制度指标k的方差。
由于贸易额、GDP等变量在国家或地区间相差较大，为排除量纲影响，本文在进行QAP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前，对以上变量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考虑到本文涉及变量较多，在进行回归检验前利用QAP相关性分析，探讨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结果显示各个解释变量的Pearson相关系数都在［－0.6，0.6］之间，对此可以判断基本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使用QAP回归方法，设置随机置换次数为10 000次，进行回归。表5给出了四个代表年份的分析结果，R2在0.4以上，大部分变量在多个年份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能够对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形成和演化的影响因素做出较好解释。由表5可知：（1）代表经济因素的两个变量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差距对高技术产品贸易有促进作用，反映了一国经济规模和市场需求是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基础。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体量较大，具有超大规模市场和生产能力优势，能够促进与其他各类国家的高技术产品贸易，是整个贸易网络的中枢。由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规模较大，它们彼此间或与其他国家间的经济规模差距（GDP）绝对值也都较大，这进一步验证了商品贸易网络中出现中心节点极化的现象。发展水平差距（PGDP）只有2013年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一定程度上说明发展水平差距有利于促进高技术产品贸易，但也可能由于高技术产业门类众多，国家间资源禀赋不同，优势产品容易错开，以及产品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同水平国家间贸易也广泛存在。（2）技术差距（TECH）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技术差距越大，双边贸易额越大，这与技术差距理论一致。高技术产业特别是电子信息和计算机行业的产品技术复杂、生产链条较长，技术水平差距大反而推动劳动分工合作，促进双边贸易。（3）文化差距（LAN）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语言相似性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中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一般而言，拥有相同语言或文化背景的国家，贸易磋商成本较低，有助于推动商品贸易谈判。（4）地理距离变量（DIS）回归系数为负，表明空间距离对高技术产品贸易依然具有抑制作用，即地理距离的增加会加大运输成本及贸易风险，从而制约国家间高技术产品贸易发展。同时，地理距离的回归系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表明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进步有利于克服地理空间障碍。（5）制度差距变量（INS）回归系数也为负，说明国家间制度距离越大，对双边贸易抑制作用越强，并且这种阻力未因时间变化而减小，难以用时间去消化。为进一步验证不同高技术行业商品贸易的影响因素，本文还对五个行业进行了分样本回归分析。总体上看，分样本与整体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回归系数为负；而经济差距、技术差距、语言差距回归系数为正，其中经济差距、技术差距对商品贸易产生正向促进作用，语言差距产生抑制影响。同时，分样本回归结果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略有差别，总体而言变量PGDP的显著性下降，DIS、INS的显著性也有所下降，表明这段时期内交通、通信技术蓬勃发展和双边、多边贸易协定陆续出台，高技术产品贸易更能克服发展水平差距、空间距离和制度距离等因素障碍。从分行业横向对比来看，各变量对不同行业商品贸易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1）经济差距与技术差距对航空航天产品的影响最大。这与该产业的技术含量高、行业垄断性等特征相符。航空航天产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和行业垄断特征，其发展要求具有长期的技术储备和较强的经济实力，目前该产业主要集中在美国、德国、英国等技术优势国，因此技术差距和经济差距对商品贸易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2）地理距离对电子通信行业的回归系数最小、影响最弱，其他行业则出现回归系数逐年变小的趋势。这与电子通信行业产品价值高、体积小，因空间距离带来的交通运输成本影响不大有关。其他行业的回归系数变小，说明了交通及通信技术进步带来的全球时空压缩大大降低了全球商品贸易的物理空间障碍和物流沟通成本，空间溢出和地理邻近效应趋弱。（3）制度差距和文化差距均对航空航天产品贸易产生较大负向影响，其次是医药制造行业。这与这两类行业技术含量高、知识产权保护严格有关，技术“封锁”或出口“限制”容易导致双边贸易不畅。本文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构建了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加权无向网络和加权有向网络，分析总结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发展情况、整体网络和个体网络特征、网络结构及演化趋势等；基于贸易引力模型、技术差距理论和多维邻近性等视角，采用QAP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技术、文化、地理和制度等因素对高技术产品贸易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1）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已成为全球商品贸易的重要支撑和主要增长点，约占全球商品贸易的22%。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在广度和深度上发展迅猛。广度上表现为网络规模不断扩大、连通性提升，节点数量已覆盖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额前50的国家和地区间广泛存在双边贸易关系；深度上表现为节点国家间贸易量不断提升，贸易联系强度增大。（2）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结构总体呈现中心极化现象，并表现为“轴辐式骨干网络”和“放射状区域网络”并存的情况，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和东南亚、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和以德国为中心的西欧“三团聚核”网络结构。世界主要经济体或经济较发达地区因具有产业技术领先优势和巨大规模市场效应，占据着网络中心节点位置，并有中心极化发展之势，发挥着洲际贸易枢纽和地区辐射带动的双重作用。（3）从影响因素上看，总样本和分样本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经济差距、技术差距因素对双边商品贸易产生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地理距离、制度差异和语言差距则产生负向抑制影响，但抑制影响作用逐年趋弱。这表明高技术产品贸易高度依赖于经济规模和产业技术基础，这是高技术产业生产制造和商品贸易的核心动力；而空间距离、文化及制度差异等会对商品贸易造成阻碍，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这种阻碍作用随交通、通信技术发展和多边经贸谈判等得到化解或弱化。虽然，我国在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中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占据网络枢纽和中心地位，但仍存在明显的技术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在新的贸易环境下，首先，我国要不断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眼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演化趋势，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科学技术是高技术产业发展和商品贸易的基础，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确保我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其次，要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高技术产业在科技研发和生产贸易上供求双向互动、规模经济效应十分明显，我国应利用好大国经济纵深广阔的优势，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应能力，实现内部大循环并支撑带动外循环，才能更好地发展高技术产业并推动商品贸易。最后，要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切实实行多边贸易主义政策。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连通性和流动性逐年提升，交通距离成本和制度文化障碍等抑制作用则逐渐变弱。虽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我国仍应坚定捍卫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这必将推动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和科技创新发展机遇和成果。周锐波，陈依楠，覃远红.全球高技术产品贸易网络演化及影响因素.世界地理研究，2023，32（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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