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玺, 等 | 中国省域国内与全球价值链的时空演变及耦合协调关系

世界地理研究

2024-09-04

摘要

利用2007、2010、2012、2015、2017年中国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测算出30个省级行政区的国内价值链（NVC）与全球价值链（GVC）的参与度。在综合分析NVC、GVC参与度时空演变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NVC、GVC的耦合协调度关系。结果表明: (1) NVC参与度不断增长且趋于稳定，GVC参与度不断下降也趋于稳定; (2) 东部地区省份NVC、GVC的耦合度水平呈现增长趋势，中西部地区省份NVC、GVC的耦合度水平呈现下降趋势; (3) 全国30个省份的NVC、GVC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水平呈现不断增长趋势，且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本文的研究内容对推进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

国内价值链; 全球价值链; 耦合协调; 双循环

作者信息

第一作者：

张玺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

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

E-mail：zhangxiQA@163.com

第二作者：

郭细根

江西农业大学

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产业发展规划

E-mail：jxguoxigen@126.com

通信作者：

李光勤

安徽财经大学

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贸易与环境

E-mail：zjfcligq@126.com

引言

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了全球经贸环境的不稳定性，而新冠疫情的出现又让这种不稳定性转变为不确定性，使得全球供应链体系断裂，极大地阻碍了全球化的推进和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2020年5月，党中央提出“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应对全球经贸环境的变化。国内大循环从本质上是推进国内贸易，而国际大循环是发展国际贸易。在我国40余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重点强调国际贸易，实施以国际贸易带动国内贸易的发展道路。“新发展格局”要求提升国内贸易地位，实现国内国际贸易平衡，其本质就是提升国内价值链，实现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ain，简称NVC）和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GVC）的双重价值链提升。中国拥有广袤的国土，各地区要素禀赋结构不同，经济发展差异较大，发展国内贸易，提升国内价值链具有较大的潜力；同时，根据各地区已经形成的国际贸易优势，全球价值链仍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因此，在双循环背景下，测算出我国各省域的NVC和GVC参与度，并分析NVC和GVC的时空演化特征和耦合协调关系，对于认识我国各地区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竞争力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与本文相关的文献主要分为三类。第一，关于NVC和GVC参与度的测算。Koopman等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将一国某行业的出口增加值分解为9项，提出了GVC上游度和下游度的测算方法。其内在逻辑为，若是行业更多地向其他国家提供中间投入品，则其上游参与度更高，若是进口更多的国外中间投入品用于生产，则其下游参与度更高。Wang等关注了双边贸易增加值的流出，并将分解方法拓展至16项；李跟强等将这一分解框架应用至国内价值链的研究；盛斌等更进一步地拓展模型的分解，并提出NVC参与度的测算方法。第二，分别研究NVC、GVC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盛斌等认为，参与NVC及GVC分工均会促进地区的经济增长。一方面，地区参与NVC会带来较多的增加值收益，并有着显著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参与GVC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就业机会与经济增长，促进了当地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第三，研究NVC与GVC的互动效应。有学者认为，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可能会加剧全球的不平等发展。在参与GVC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将低端产业转移至发展中国家，容易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低端锁定效应。积极参与NVC有助于重新组合本土产业链、供应链，能够有效应对价值链被俘获的困境。此外，参与复杂且多元化的生产网络有利于提升地区的经济韧性，将供应链条延伸至国内外，使得贸易与本土供给相结合，有助于提高应对供应链断裂等风险的能力，促进地区经济平稳发展。研究表明，嵌入GVC的NVC分工有利于缩小地区的发展差距，并且参与GVC分工会放大地区参与NVC分工时对区域经济周期协同的促进效应。而针对不同地区嵌入GVC程度差异带来的扩大地区技术水平差距问题，NVC提升可以起到有效的矫正作用。总的来看，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学者们开始重视起NVC的研究，并着重研究NVC与GVC的互动效应，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一是研究使用的数据较早，大多数研究使用数据为2012年及之前年份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而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中欧班列开行量开始大幅增长，对中西部地区参与国内/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影响较大；二是大多相关文献讨论地区NVC与GVC的互动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学者注意到嵌入GVC程度过深是否会导致地区的NVC断裂问题，而鲜有文献讨论地区参与国内/全球价值链分工时NVC与GVC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此，本文利用2007、2010、2012、2015、2017年中国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数据，在分析地区参与NVC、GVC分工的时空演变基础上，研究地区NVC、GVC的耦合协调关系。

研究方法和数据说明

1.1　研究方法　

1.1.1　中国省域NVC、GVC参与度的测算方法 为了考察中国省域嵌入NVC、GVC的程度，需要将地区嵌入NVC、GVC纳入统一的核算框架下，中国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提供了地区-部门层面的中间使用与最终需求等数据，为本文测算地区层面的NVC和GVC参与度提供了基础。借鉴Wang等和李跟强等的做法，将国内地区间的双边流出增加值分解为3大类18小类38项，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步，由投入产出表分别生成总产出、增加值、出口、进口、总流出、最终使用和直接消耗系数矩阵；第二步，由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计算出全局里昂惕夫逆矩阵和局部里昂惕夫逆矩阵；第三步，利用前两步通过矩阵运算测算出地区某行业流出的增加值来源。通过上述步骤分解的3大类18小类如下：第一大类，国内增加值部分。具体包括：嵌入最终产品流出的本地增加值、嵌入中间产品流出的本地增加值、嵌入返回至本地区消费的中间产品流出的本地增加值、本地增加值的重复计算项、嵌入本地最终产品流出的国内其他地区（以下简称外地）增加值、嵌入本地中间产品流出的外地增加值以及外地增加值的重复计算项共7小类。第二大类，国外增加值部分。具体包括：嵌入最终产品流出的本地进口的国外增加值、嵌入中间产品流出的本地进口的国外增加值、嵌入返回至本地区消费的中间产品流出中的本地进口的国外增加值、本地进口的国外增加值重复计算项、外地进口的国外增加值重复计算项、嵌入本地最终产品流出的外地进口的国外增加值以及嵌入本地中间产品流出的外地进口的国外增加值共7小类。第三大类，出口至国外的增加值部分。具体包括：本地最终产品直接出口至国外的本地增加值、本地中间产品嵌入外地最终产品再出口至国外的本地增加值、嵌入最终产品直接出口的本地进口的国外增加值以及本地中间产品嵌入外地最终产品出口的本地进口的国外增加值共4小类。此外，将地区某行业直接流出至国外的增加值分解为4小类，包括本地增加值、本地进口的国外增加值、外地增加值和外地进口的国外增加值。由于地区层面的价值链参与程度反映的是当地所有产业流出的增加值来源，因此定义地区层面的NVC和GVC参与度如下：

式中：为t年i地区的国内（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t年i地区的国内（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反映了t年地区以上游供应者的角色嵌入国内（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为t年i地区的国内（全球）价值链下游参与度，反映了t年i地区以下游生产者的角色嵌入国内（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价值链的上游参与意味着地区在供应链中以上游供应的方式提供中间投入品，价值链的下游参与说明地区使用了来自其他地方的中间投入品用作生产后再流出。因此，参考盛斌等的做法，以中间投入品流出外地（国外）的本地增加值（IOIV/IFIV）占地区总流出（Outflow）的比重来表示当地的NVC（GVC）上游参与度，以流出中的外地（国外）增加值（OVA/FVA）占总流出（Outflow）的比重衡量当地的NVC（GVC）下游参与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1.1.2　耦合协调度模型根据耦合原理构建地区参与国内/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公式为：

式中：C为耦合度，取值范围为［0，1］，数值越大说明NVC参与度和GVC参与度的耦合强度越大。

和

为待定系数，由于各省参与NVC和GVC程度对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有显著差异，因此待定系数的选取需根据当地参与NVC和GVC的实际情况而定，为了更为合理地衡量GVC权重，结合投入产出表数据，令各省的进口投入及出口之和与当地的总产出之比为

，则

。D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为［0，1］，该指标能更好地反映出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性，数值越大说明地区参与国内/全球价值分工的发展越协调。

1.2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的原始数据为2007、2010、2012、2015及2017年中国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其中，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院重点实验室提供了2007年和2010年中国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数据涵盖了30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以下简称省，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30个部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提供了2012、2015、2017年中国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数据涵盖了31个省42个部门。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的研究主体限定为30个省（不含西藏和港澳台地区）。由于本文测算NVC参与度和GVC参与度为历年流出的增加值占总流出的比值，因此无需对测算出的数据做进一步的无量纲化处理。此外，本文研究主体是地区层面的NVC参与度和GVC参与度，在具体测算时将不同的经济部门流出增加值数据进行加总处理。而对于一个地区而言，不同年份的所有经济部门加总后是保持一致的，因此无需考虑不同年份的细分经济部门不对应匹配的情况。

省域国内/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时空格局

根据上文提出的投入产出表分解框架及价值链参与度的测算方法测算出中国30个省区的2007、2010、2012、2015、2017年NVC参与度和GVC参与度，测算结果见图1。

2.1　国内价值链嵌入的时空特征　从具体省份的NVC值来看（图1），各省区在2007—2017年间NVC值整体是上升的，但也存在一定的波动，其中波动最大的是2007—2010年之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有12个省份的NVC值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2007年，广东省的NVC值最低，只有0.248，而最高的省份为内蒙古，NVC值达到0.476；2017年，福建省的NVC值最低，为0.239，最高的省份为青海，其值达到0.654。为了直观显示出NVC参与度的特征，计算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NVC参与度平均值（图2）。从横向看，东部地区的NVC参与度最低，仅为0.289，中、西部地区相差不大，在0.42左右；到2017年，东部地区的NVC参与度仍然最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高。中西部地区NVC参与度大于东部沿海地区的可能原因在于，中西部的开放程度相对低一些，内循环就成为其重要的选择方向；而沿海地区的开放程度高，外向型经济发达，对内循环的需求相对较低。从纵向看，2007—2017年三大区域的NVC参与度均有较大的上升；东部地区提升了32.87%，到2017年达到0.384；中部地区提升相对慢一些，增长率仅为17.63%，2017年达到0.489；西部地区提升最快，增长率为21.27%，达到0.507。由此可见，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东部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受阻，其NVC参与度得到较快的提升；中西部地区的NVC参与度也稳步提升，东部地区的内循环仍然弱于中部地区。我国各省域NVC参与度的增加表明省际贸易的发展迅速，在国际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完善的国内供应链体系抵御全球供应链断裂的风险。近年来，政府大力推进国内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大幅降低企业的运输成本，推进了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对于建立完善的国内供应链体系起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的国内大循环发展势头较好。

2.2　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时空特征　
图1显示，各省域的GVC参与度呈现下降趋势。具体到各个省份，2007年广东省的GVC参与度最高，为0.697，吉林省最低，为0.235；到2017年，广东省的GVC参与度仍是最高（0.583），甘肃省最低（0.151）；广东省的GVC参与度历年均是最高；吉林省是唯一实现GVC正增长的省份，从0.235增至0.248，但仍处于较低水平。需要说明的是，海南省的GVC参与度下降幅度非常显著，远超其他省份，由2007年的0.626下降到2017年的0.154，下降幅度超过70%；同时海南省的NVC参与度增加幅度为全国最大。在党的十九大中央政府推动海南省建立自由贸易港之前，国内及国际旅游等服务业发展是海南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一方面，国际局势不稳可能是海南省GVC参与度下降的重要原因，金融危机发生后，海南省GVC参与度由2007年的0.626下降到2010年的0.415，下降幅度高达33.7%；另一方面，国内居民收入的增长带动了海南省的旅游行业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了海南省与内陆省份经济的循环。利用各省GVC参与度计算出全国的平均GVC参与度和东、中、西三大地区的GVC参与度，如图3所示。从整体看，全国GVC参与度平均水平呈现下降趋势，由2007年的0.408下降至2017年的0.282，下降幅度超过30%，但下降趋势越来越慢，2015年GVC参与度为0.285，与2017年相差非常小。这说明，从整体看，受逆全球化趋势的影响，我国整体GVC参与度不断下降，但2015年之后趋于稳定。从横向看，2007年，东部地区的GVC参与度为0.553，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0.329和0.320，东部地区的GVC参与度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且中部地区略高于西部地区；2017年，东、中和西部地区的GVC参与度分别为0.397、0.224和0.209，东部地区仍为最高，中部地区仍略高于西部地区，但三大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从纵向看，东部地区GVC参与度均值由2007年的0.553降至2017年的0.382，下降了28.3%；中部地区GVC参与度均值由0.329降至0.224，下降了32%；西部地区由0.320下降至0.209，下降幅度最大（34.5%）。因此，我国的GVC参与度整体出现下降趋势，说明我国实施“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选择是正确的。

2.3　国内/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时空特征　为了更为直观地观察中国30省NVC与GVC参与度的变动趋势，制作2007年和2017年各省NVC、GVC参与度图（图4），横竖两条虚线分别表示2007、2017两年的GVC和NVC参与度均值。两条虚线将图4分割成4个部分，左上方表示高GVC参与度与低NVC参与度的地区；右上方为高GVC参与度与高NVC参与度的地区；左下方为低GVC参与度与低NVC参与度的地区；右下方为低GVC参与度与高NVC参与度的地区。通过图4可以直观看出，一方面，2007年各省的NVC、GVC参与度主要集中于图的左上方和中间部分；到了2017年则主要集中于右下方，整体呈现出由左上方向右下方移动的趋势，说明各省NVC参与度增加，GVC参与度下降。另一方面，NVC、GVC参与度主要集中在图中横竖两条虚线交点处四周，这说明较多的省份处于参与NVC和GVC协同发展的状态，并且NVC参与度和GVC参与度处于平稳变动的趋势。

国内/全球价值链

嵌入的耦合协调关系

3.1　省域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度　

通过公式（8）测算出各省NVC与GVC耦合度，并绘制各个年份耦合度的箱状图，如图5所示。各省区历年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度均达到0.8以上，且均值大于0.98，说明各省NVC与GVC耦合程度较高。具体看，2007年和2010年有个别地区的耦合值相对低一些，出现了几个异常值，说明存在个别地区与整体趋势不一致的问题；但是从后面几年的耦合度箱状图看，虽然置信区间较大，但整体均处在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

为了更直观地显示出各省区NVC与GVC耦合度时空变化趋势，绘制得到2007、2012、2017三年的全国30个省区的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度空间演变图（图6），并根据等间隔分类原则，将不同省份的耦合度分为四类：［0.80，0.85）为中低水平耦合，［0.85，0.90）为中水平耦合，［0.90，0.95）为中高水平耦合，［0.95，1）为高水平耦合。从整体看，不同地区之间的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度存在空间集聚特征。2007年中国整体NVC与GVC耦合程度处于较高水平，且中西部地区省份均达到高水平耦合度集聚，东部地区省份的链耦合程度相对低一些，其中广东省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度水平最低，处于中水平耦合阶段。2012年，中西部地区的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度呈现不断下降趋势，东部地区则呈现不断增加趋势；中西部地区省份的NVC参与度持续增长但GVC参与度持续下降，安徽、重庆、宁夏的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度由高水平耦合下降到中水平耦合，山西、吉林、河南、湖南、云南、贵州及甘肃7省则降至中高水平耦合；此时东部地区的GVC参与度原本就处于较高水平，因此尽管和中西部地区相似，东部地区的NVC参与度持续增加而GVC参与度有一定程度下降，但东部地区的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度处于增加趋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及海南6省由中高水平耦合上升到高水平耦合阶段，广东省由中低水平耦合上升到中水平耦合。2017年，中西部地区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度水平整体呈现下降趋势，仅有吉林、安徽、重庆、宁夏4省有所上升，山西、内蒙古、黑龙江、江西、河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及新疆10个省的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度下降，其中内蒙古、黑龙江及青海3省下降幅度最大，由高水平耦合下降至中低水平耦合，东部地区个别省份的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度出现波动，广东省由中水平耦合上升到中高水平耦合，而河北省由高水平耦合下降到中高水平耦合，海南省由高水平耦合下降到中低水平耦合。

3.2　省域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协调度　根据公式（9），测算GVC和NVC的耦合协调度，并根据等间隔分类原则，将不同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分为五类：［0.50，0.55）为勉强协调，［0.55，0.60）为基本协调，［0.60，0.65）为中度协调，［0.65，0.70）为良好协调，［0.70，1）为优质协调，根据分类绘制出2007、2012、2017年中国地区层面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图（图7）。从整体看，各地区的NVC与GVC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个别省份出现波动现象，中西部地区省份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可能的原因在于，受全球化推进的影响，早年间东部地区省份积极参与进出口贸易，当地的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全球市场。因此，东部地区省份GVC参与度要显著高于NVC参与度，NVC与GVC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然而，金融危机的爆发敲响了警钟，对国外市场的严重依赖会导致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脆弱性增加，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差异性特征。对东部地区而言，从国外市场逐步转向国内市场有利于促进当地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协调发展；受制于地理条件，中西部地区更多地参与国内价值链生产，随着加工贸易企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的梯度转移，并且伴随“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欧班列的开行，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可用更少的生产及运输成本直接嵌入全球价值链，从而有利于促进当地的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协调发展。具体看，2007年，河北、山西、内蒙古、黑龙江、陕西、青海、宁夏及新疆8省NVC与GVC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良好协调水平，而东部地区的北京、辽宁、江苏及浙江处于基本协调水平，福建、山东及海南仅为勉强协调水平。2012年，从整体看，各地区的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协调度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其中山西、青海、新疆达到优质协调；安徽、江西、广西、云南、贵州、河南及甘肃8省由原来的中度协调、基本协调水平上升至良好协调水平；东部地区的北京、辽宁、海南上升至中度协调水平，山东上升至基本协调水平，而广东降至勉强协调水平。2017年，山西与青海的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协调度仍保持为优质协调水平，新疆由优质协调降至良好协调水平，安徽和广西由良好协调降至中度协调水平，江苏、浙江上升至中度协调水平，湖北由勉强协调回升至中度协调水平，广东由勉强协调回升至基本协调水平，而福建省的NVC与GVC耦合协调度持续处于较低的水平。

结论与讨论

基于投入产出表分解模型，利用2007、2010、2012、2015、2017年中国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计算出30个省NVC和GVC参与度，详细分析省域NVC和GVC的时空演变特征，并进一步考察了各省的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关系，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时间维度上中国各地区NVC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但也存在一定的波动特征；从三大地区看，不同年份均呈现中西部地区的NVC参与度大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特征；空间维度上，各地区NVC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但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2）时间维度上中国各地区GVC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从三大地区看，不同年份均呈现东部地区的NVC参与度大于中西部地区的特征；空间维度上，各地区GVC呈现空间集聚特征，但也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3）通过对2007和2017年NVC和GVC的散点图分析可知，随着时间推移，各省NVC参与度增加，GVC参与度下降；较多的省份集中在散点图中心区域，NVC参与度和GVC参与度呈现平稳变动的趋势。（4）各地区的NVC和GVC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但个别省份出现波动现象。中西部地区省份的NVC与GVC耦合协调度要明显高于东部地区，空间上呈现中西部地区省份的国内/全球价值链耦合协调度普遍高于东部地区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在全球经贸局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研究NVC与GVC耦合关系对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东部地区的省份，需要加强与内陆省份的资源要素流动，更深层次融入国内生产网络，提高应对全球供应链断裂风险的能力，进一步提升NVC与GVC耦合协调关系；中西部地区省份的GVC参与度仍处于较低水平，需要利用当地的资源要素禀赋，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经贸发展，主动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的治理。此外，受数据及篇幅限制，本文未进一步展开讨论不同省份参与国内/全球价值链的时空特征。如不同地区省份嵌入NVC时是否表现出多中心集聚特征，嵌入GVC时存在怎样的区域关联与差异，如何将研究主题由省域层面拓展至市域层面，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该文载于《世界地理研究》2023年第7期

引文信息

张玺，郭细根，李光勤.中国省域国内与全球价值链的时空演变及耦合协调关系.世界地理研究，2023，32（7）：1-12.

ZHANG Xi，GUO Xigen，LI Guangqin.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of China's provincial domestic and global value chains.World Regional Studies，2023，32（7）：1-12.

DOI：10.3969/j.issn.1004-9479.2023.07.202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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