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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UPI的故事 | 赵燕菁：弦歌如缕，岁月悠扬——记中规院老情院所与《国际城市规划》

赵燕菁 国际城市规划 2022-04-25

为庆祝《国际城市规划》创刊40周年，编辑部特别策划了增刊“我与《国际城市规划》的故事”，通过征文和邀稿等方式，我们最终收集并甄选出了55个故事。从8月19日开始，公众号推出“我与UPI的故事”连载，希望与读者们分享这40年来的珍贵点滴。


《国际城市规划》四十岁了，约我写篇文章，才发现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到了有很多故事可以回忆的年龄了。


相识


我和《国际城市规划》最早的接触，是我从中规院业务室（现在的科技处）调到情报所开始的。大约1988年，王凤武先生从英国回来不久。那时正牌的留学生很少，凤武先生师从大名鼎鼎的卡迪夫大学教授巴蒂，称得上是风华正茂，在中规院一时风头无两。凤武先生任情报所所长，招兵买马。我早就想脱离业务室这个“非专业”部门，情报所虽然不是正经的“一线设计部门”，但好歹比业务室强点，加上我相信凤武先生一身武功，情报所现在的业务绝对关不住他，于是，就投奔了情报所。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规划界几乎与世界隔离，加上懂外语的人很少，了解国外学术进展几乎完全通过翻译。所以，最早的情报所主要工作是翻译介绍国外城市规划的学术资料。老一辈的包括金经元、王进益、石成球、张叔君，还有年轻一点的刘金声……《国际城市规划》那时名字叫《国外城市规划》，还只是内部刊物《城市规划研究》改版过来的季刊。主要刊登翻译过来的外国文献。负责的是吴纯、曹新新与何林林。我和吴纯交集不多，只是记得她看上去温文尔雅，透着知识分子特有的知性。曹新新出身高干家庭，但一点架子都没有，人瘦瘦的，说话不多。何林林是武汉城建的，比我早一届，一副让人挺舒服的老北京的调调。北京文化特色之一就是“懒”，能省就省，所以当时曹新新被简称“曹新”，何林林被简称“何林”。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城市规划》英文版，由秦凤霞负责。主要工作是把国内的规划工作介绍到国外。秦凤霞后来接替王凤武当所长，那时大家都叫她“小秦”。英文版的王红、彭寒梅、单冰茸在一个小一点的房间。王红于1989年之后去了英国，然后去了香港、上海，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可能当时国内没有啥可介绍的，印象里刊物出版时断时续。不过值得一提的是，陈占祥先生曾是这个刊物的顾问。


编辑部和翻译们在北配楼朝南的一个房间，我们私下称之为“大屋”。我到所里第一印象就是怎么都是女的——左冰、刘益民、高健、钟英……学英语的、学俄语的、学法语的……一个比一个厉害。作为男丁的李金卫是我重建工小师弟，那时还是个嫩青，负责“小刊”（原《城市规划信息》），也在大屋，被她们揉搓的够呛，直到后来于立加盟“大屋”才有所好转。


这个“小刊”是后来《城市规划通讯》的前身。说起来，我还客串过一次编辑。有一段时间，李金卫生病休假，欠了十几期一直没出，可订阅费都已经收了。快到年底，领导找我接手此事。小刊没有投稿，一下找不到那么多素材，我就连编带写，为了撑足版面，我还画了不少插图，总算把欠的十几期全部出齐。本来有不少读者抱怨小刊拖期，结果那几期由于别开生面，反而好评如潮，不满也就被平息下来了。后来肇颖接手小刊，现在已经很正规了。我在厦门规划局时，总能定期收到《通讯》。


随着周雄、朱文华、彭小津、于立、杨德昭、谈绪祥等一干“壮劳力”加盟，情报所“阳气”上升。“壮劳力”这个词在当时还真不是比喻，那时不仅要自己排版，还要自己蹲胶印室。


杂志印刷出来，全靠自己搬，北配楼没有电梯，货一到，全所男女老少一起出动帮忙，甚至要自己运到北京站发货。 记得一次到北京火车站发货，货运窗口在室外，大冬天要在广场排队。好在都是一帮小年轻，一言不合就把扑克牌拿出来了，打得那是一个天昏地暗，把时间都忘了。发完货，也下班了，王凤武就拉上大家一起去“烤肉宛”暴撮了一顿。


那时真是青春无敌，无问苦乐。


打牌


说到打牌，可以说是中规院的一种“文化”，值得岔开主题说一说。那时不仅是情报所，但凡出差在外，最大的消遣就是打牌，深圳分院、厦门分院、汕头分院……这股风气甚至带回院里，影响到正常的上班。有的单位领导带头，把门一关，别人还以为他们在里面上班呢。打起牌来，骂人、掀桌子的都有。不仅王凤武如此，石楠、杨保军等等也都是“拖拉机”的高手。


和其他所的“拖拉机”不同，情报所时兴“敲三家”。规则很简单，六个人，三人一组，输的两个进贡，大贡先挑。出差当时无论多远，都是火车。在火车上晃荡一两天是常有的事。车上最好的消遣就是打牌。输了的人哪怕所长一样要钻桌子。


当时领导和下属的关系，是现在难以想象的。王凤武与其说是所长，不是说是“老大”。在对外场合，我们这帮小年轻对所长是众星捧月，令出必行；关起门来，就是没大没小，昏天黑地。王凤武头脑清晰，口才极佳，但从不装逼。他的领导作风，对我后来的管理风格影响极大。当然也害得我后来很难融入尊卑有序，以逢迎为常态的官场。


情报所当时不是“一线生产所”，为了创收，一开始只能在广西这样的边缘地区做做规划（因广西建设厅厅长和王凤武很熟）。最早进入做的就是钦州总体规划。王凤武带队进现场，中间有急事回北京，心想这帮小子一回招待所就打牌，玩游戏（那时的电脑啥图也画不了，只能用来“吃鱼”），现在可好，没人管了，还不都放了羊？结果他前脚一走，我们就开启了工作模式，疯狂调研、踏勘、做方案、画图……等老王从北京回来，进屋一看，各种的分析图、市政专项规划，挂了满满一墙。还有啥说的，打牌！


更夸张的是有一次从南宁去钦州，车开了一半坏在半路，司机要回南宁取零件。老王就带我们在路边一坐，说，拿牌！接着就是昏天黑地，一直打到司机从南宁回来，我们才悻悻地把牌收起来上路。我依然记得那次老王抓了一把“顺”，本来可以一次出光，直取“大贡”，但他偏偏要留一个“3”给自己的下家“坐车”，不成想我手中正好也有一把“顺”，刚好把老王的“顺”给压了。几十年后回想起轮到我出牌的那一瞬，依然能让我的多巴胺飙升！


当然，出差也不都是打牌，比如看武侠小说。一大摞古龙的《陆小凤传奇》，我就是在南宁一口气看完的。此外，我们还会四处惹祸，从不让单位省心。这些故事不是本文主题，以后找机会再表。之所以把“打牌”单拿出来写一下，主要是想怀念一下当年《国际城市规划》所处的那种人际关系和工作气氛。那是今天被称作“八十年代”的物质还相当贫乏的特殊环境，可当时并不觉得多苦。多少年后，青春一去不返，留下来的都是简单的快乐。


发表


真正和《国外城市规划》发生联系，是在我1989年从厦门分院回到北京接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所之后。


由于之前这个所差点被解散，所以办公室分布在北配楼的不同楼层。其中有几间办公室就在情报所对面。那时所里也没几个人要“管”，我喜欢做项目，实际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我没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室，只要回到北京，就会到隔壁情报所串门。此时秦凤霞已经当了所长。秦凤霞后来跟我说，她是亲眼看着我们从一个差点消失的所变成全院一等一的品牌。


2000 年前，名城所参加了《广州发展概念规划》竞赛。在这个规划中，我提出增长速度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广州，同时也适用于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当时，城市核心整体迁移还不像今天这样普遍，但我们判断随着中国城市化进入快车道，这样的迁移会大量出现，这很可能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色，是国外规划很少遇到的，中国城市规划必须为此作好理论准备。


于是，我就把广州概念规划的一部分内容抽出来，加上我对北京等其他国内外城市空间结构的分析写成了一篇文章“高速发展条件下的城市增长模式”。文章写好后，我就到隔壁编辑部问他们能不能发。那时《国外城市规划》主编是王静霞，但具体负责的是曹新新。杂志主要是介绍国外的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讲国内规划问题的很少在上面投稿。大概因为熟人，曹新新几乎没有修改，2000年底投的稿，2001年第1期就发了。这一年，也是《国外城市规划》从季刊变为双月刊的第一年。


那时，发行量比较大的规划刊物一个是学会的《城市规划》，另一个是同济的《城市规划汇刊》。《国外城市规划》改双月刊，发行量还不大，我原本以为文章没什么人看，可没想到那篇文章影响却很大。分管历史名城所的王景慧总工后来跟我说，那是他看到的第一篇从城市空间结构角度研究历史名城保护的文章。


对我自己而言也是如此。名城所后来在接到北京建筑高度控制的研究任务时，之所以另辟蹊径，提出在通州建设新的行政中心释放北京高度限制的思路，很多观点就是发端于此文。在深圳2030战略项目中，我负责的《深圳城市发展战略咨询》进一步提出，用结构取代规模的规划思想，也是发端于这篇文章。当时的建设部部长俞正声也看过此文，并和其他人讨论起过。那篇文章里当时看上去很“大胆”的判断，很多都已实现或被接受，以至于现在回过头来再看，已经算不上多“大胆”了，连我自己都会觉得“真实”得像是在穿越。


直到快20年后的今天，这篇文章依然不时被人引用。我特意把此文收录到我马上要出版的文集《超越地平线》里。也借用此文，表达我欠《国际城市规划》的这个迟来的感谢。


祝愿


现在的《国际城市规划》已经越来越规范了。前年编辑部秦潇雨找我约稿，催了几次，我就把一篇关于专业化城市的文章发给她。过了一段时间，潇雨告诉我，那篇稿子拿出去同行评议时没有通过。我听了一愣，才突然意识到，《国际城市规划》不再是那个可以随时把稿拿过去的“隔壁办公室”的杂志了。《国际城市规划》已经真的长大了！


在博士们面对发表压力下四处投稿的今天，《国际城市规划》早已无需担心稿源不足。但也正因如此，杂志高质量稿件的“浓度”反而可能下降。即使积压了大量稿件，发表率极低的顶级期刊也存在类似问题。原因很简单，在堆满稿件的办公室，编辑们会逐渐丧失寻找高水平稿件的意识和能力。而且越是顶级杂志，问题越严重，因为它们需要从更多稿件中找到好的思想。


过去20年是城市规划大发展的20年，规划队伍随着市场膨胀急剧扩大，项目经费屡创新高，但我们看到的不是规划思想的大飞跃，而是越来越厚的文本，越来越复杂的数据，越来越漂亮的图表，越来越精美的PPT……而创新性的规划思想反而愈来愈少，或更准确地说数量的急速扩张反而使高价值的思想变得“稀薄”。


我在厦门规划局工作时，仿效杂志的“同行评议”建立了“方案专审会”制度。这个会每周一次，只看方案的效果图。评审员由厦门几个专业学（协）会选出的年度“十佳”设计师加上有审批权的规划局人员共同组成。几年下来，效果显著，大量“奇奇怪怪的建筑”被堵在方案阶段，开发商不得不花费更高的设计费，把设计权交给通过率较高的设计师。


但我很清楚，真正好的方案是“审”不出来的，甚至通过招投标制度也“招”不来的。真正高水平的设计师是稀缺商品，只有“求”才有可能引进厦门。为此，厦门建立了一个顶级设计师的清单，凡在这个清单内的设计师，都可以不经过招投标优先获得方案设计权。后来这一制度被福建省全面推广。高水平设计师的引入制度和低水平方案的排除制度，共同塑造了厦门的“高颜值”。


我现在也是《城市规划》的评委，发现杂志获得好的稿件也面对类似问题。同行评议只能筛除低质量的稿件，但却很难发现真正高水平的稿件，有时还会出现误伤。我被《国际城市规划》拒掉的文章，转手投到《城市发展研究》后，进入了去年金经昌奖的提名。其实那篇稿件针对的是“收缩型城市”增长的理论问题，在世界上都是一个艰深的课题。目前国内大部分此类研究都是“观察到”收缩，很少有研究“为什么”收缩，更少有研究“解决”收缩。但也正是因为“不成熟”，才有可能成为未来学术的“富矿”。这就像在未知的区域打井，出油率总是低于成熟的油田，但没有一定的冒险，新的机会就永远不会出现。


《国际城市规划》要想超越行业现有的领先杂志，就不能依靠同样的审稿模式，将稿件的筛选完全交给同行评议——在稿源和评委水平都不如对手的条件下，杂志整体水平低于对手就是大概率的事件。变通的办法，就是部分回到杂志初创时期，依靠具有敏锐行业嗅觉的编辑，找到未来学术方向上最有潜力的作者，然后给予他们更加优先的发表权。一个能够发现并垄断学科领先作者的刊物，早晚会成为学科最有影响力的刊物。


作为一个经历过40岁的人，我想给《国际城市规划》最好的生日祝福不再是“快快长大”，而应是“慢慢变老”——不要变成那些成熟的名刊现在的样子，而是继续保持奋发进取的创业姿态。中国城市在世界范围的大规模崛起，给了《国际城市规划》从未有过的机会，关键是能否抓住这样的机会。只要不忘初心，《国际城市规划》就可能成为全球城市规划行业的伟大“地标”。


作者：赵燕菁，厦门大学建筑/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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