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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有的城市设计和空间地理相关文献中，任何地图都是对现实的抽象描述，是场地现有或可见元素的汇总。地图简单地把一个时间段发生在某个地块上的变化和活动概括为一套传统意义下标准的图形符号。这样的地图没有能力反映日常生活和个人的空间经历，往往也和最后的设计没有太大的关联。与客观描述场地可视元素的地图不一样，图绘（mapping）是一个发掘场地的隐藏特征并且真实呈现我们所居住的日常生活空间的过程。它强调的是一个从看见和注意，到发现和介入的过程的形成，并为设计师提供了一种通过层层挖掘场地复杂性和丰富性来理解场地真实特性的方式。同时，图绘的过程也在揭示和可视化聚集于一个日常空间里的各种无形力量，而这些力量正好勾勒出了一个丰富和杂糅的现实生活图景。所以如何进行图绘，也反映了今天建筑学的表现技法面临的一个挑战——如何让图纸或者电脑里抽象的图形符号更有广度和深度地呈现我们身处的日常空间以及空间内的生命。笔者于2018—2019年间在香港油麻地长期跟踪了35位行动不便的老人，发现大部分老人为了可以每天走更长的路，都收藏着一张油麻地社区的“凳子地图”（图1）。在地图上清楚地标有凳子的位置和凳子数量，在需要凳子却还没有的地方，老人会放置一张凳子并用锁拴住（图2），这些凳子就变成了老人行走在这个社区里的小小“加油站”（图3）。笔者观察到，老人一般走5分钟休息5分钟。很多时候，凳子多的地方聚集了更多休息的老人，凳子变成了一个微观的邻里交流点。
图1 其中一位老人从A点到B点的行走路线，红色的叉标注了凳子的位置图绘推动者之一的景观设计师詹姆斯·科纳（James Corner）指出，图绘的目的是发现和构建离散事物之间的隐形关系，进而产生新的社会空间组织体制，而不仅仅是由此生成的一张地图。问题是，习惯自上而下解读世界的科纳怎么能够捕捉场地里这些不可见的微妙关系？带着对科纳的质疑，我开始探讨如何通过“跟踪”（following）来可视化这些分布在巨大城市系统中的各空间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人在空间营造（place making）中的参与。当以人的尺度观察城市、空间以及人的生活时，制图者可以更好地记录空间内随时可能涌现的关系（图4-6）。图4 在2016年开展的“超级平凡”mapping工作坊里，笔者带学生在广州龙洞村跟踪一位盲人两周，试图理解盲人是如何在城中村识别路线和方向的，以及他们眼中的城中村图景
图6 学生通过拼贴和插画的方式呈现他们蒙上眼睛之后行走的空间经历和情绪的变化
如果说观察发生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那么“跟踪”这一图绘方法进一步摆脱了场地物理边界的限制。换句话说，“跟踪”是某个时间周期里的连续观察。随着时间的推移，意想不到的事件会经常发生，有助于制图者解读被跟踪者以及他们不可预知的活动。偶然性因素在跟踪中是很重要的。为了进一步讨论偶然性因素，我借助了情境主义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提出的“漂移”（dérive）这一概念。漂移的目的是通过连续观察来解读城市，而不是仅仅依赖对空间、建筑及其功能等诸如此类的先入为主的概念。在漂移的过程里，行走者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欲望和意识是如何被不同空间所吸引或者抵制的，这些感受引导着行走者漫无目的地、随机地漂流过一个地方。换句话说，漂移是一种没有特定动机（agenda）的空间参与和实验行为模式。然而，与德波眼中的“漂移”相比，我对“跟踪”的理解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跟踪有一定的目的或特定的动机。跟踪这一行为的中心始终存在一个目标对象，而跟踪者的工作是长时间的观察、记录、整理、筛选、分析、发现和呈现。跟踪一定会带来偶然性和意外，但其主要目的是理解一个特定的人或物是如何与一个由各种碎片、人群和日常事件形成的更大的城市网络之间产生关系的。2017年春节前夕，笔者在6个礼品盒里安装了微型跟踪仪，并把这6个礼品盒分别送给了即将回家过年的6位亲戚（图7）。在福建县城的新年习俗里，到亲戚家拜年不能空手，礼品盒经常是用为拜年的必需之物（图8）。收到礼品盒后亲戚也很少会打开礼品盒，而是立马转送给下一位来拜年的人。借助跟踪仪，笔者记录了6个礼品盒在2017年整个春节期间“被转送”的次数和它们悲情的一生（图9）。
图7 6个礼盒的第一站
在跟踪过程中，跟踪者需要时刻面临尺度的转换——从在人的尺度（scale of body）上近距离观察事物，到以一个更大的尺度——城市尺度（scale of city）理解被观察的事物与其所在的场所、城市乃至国家之间的关联，这种转换可以为读图者提供一个跨越场所的角度理解一个很微小的物体是如何逐步影响城市里不同区域及区域内人的生活的，而并不被所谓的“建筑红线”或场所的物理边界所限制。许多当代艺术家也经常把“跟踪”当成一种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在地创造。他们跟随的对象可能会因他们的动机或目的而有较大差异。透过跟踪这些日常生活中微小普通的事物在空间中的活动，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城市空间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及普通人如何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反抗权力的规训。这些艺术家像街头游荡者一样生活与工作，将自己的创作代入到当下日常生活的语境，利用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他人的经验重新绘制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空间领域。而这种重新绘制（remapping）最终导致了新地图的形成。因此，跟踪的目的不仅仅是绘制被跟踪对象及其活动的地理范围，还可以揭示隐藏在这个地理范围内的关联和关系。这一行为可能帮助制图者创造一幅从未被绘制（unmapped）的或者不可绘制（unmappable）的地图。另外一方面，跟踪地图应该既是故事叙述性的又是可被操作的。“跟踪”作为图绘的一种方式，其扩展了一种能够使不同事物融合在一起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跟踪可以为个人体验指明方向，并使其直接参与到被跟踪者变化的场所和生活环境里。它可以从对单个对象的个人解读中跳出来，转向对城市和日常生活的更系统的解读。它全盘理解地点、人物、事物、日常事件关系的特殊性，是对传统制图术霸权的挑战。笔者于2018年6—12月期间在香港油麻地跟踪警察，试图透过警察的视角和巡逻路线描绘不一样的城市地图。通过跟踪，笔者观察到警察巡逻时经常穿过屋顶天台、地下通道、无名小巷、私宅的后院、不正规集市等法规地图上无法标记的地方；而这些本来相互毫无关系的场所通过行走（walk）不断使用和互动，形成了警察眼中的油麻地地图（图10）。
图10 油麻地跟踪
如何呈现跟踪过程及其所产生的新关系？正如科纳所指出的，这需要制图者在传统建筑表现之外寻找一种新的图形标记和符号。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发明和创造新图形语言的时代。但不管怎样变化，图绘最终的功能不能只作为一种安全可靠的情报分析手段，而是尽可能地成为一个可以进行批判性对话和真实体验的舞台。在这种理解意义上，制图者扮演了一位社会活动家（social activist）的角色。以上提及的“跟踪”这一自下而上的图绘方法显然已经超越了常规的建筑学表现，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仅仅是汇总场地内现有或可见元素的地图。这种移动的图绘方法的重心是为制图者（或设计师）创造一个从一开始只是看到（look at），到注意到（notice），到看见（see），到发现（discover）和呈现（represent），最后到介入（intervene）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种过程可以让设计师更好地通过“现场破案”的方式来层层挖掘场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为设计师发掘场地的隐藏特征并真实呈现我们所居住的日常生活空间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
【摘要】传统地图作为一种客观的传统表现手法，抹杀了场所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文章通过对一些学者和艺术家作品的讨论，分析了图绘作为一种可替代的场地表现方式在当代复杂的语境下遇到的问题，并归纳了两种自下而上的图绘方法——近距离观察和跟踪。通过这两种图绘方法，我们可以对场所产生更为系统化的、跨越边界与尺度的理解，并帮助建构出场所与场所之间新的关系和连接。
在已有的城市设计和空间地理相关文献中，任何地图都是对现实的抽象描述，是场地现有或可见元素的汇总。地图简单地把某个时间段发生在某个地块上的变化和活动概括为一套传统意义下标准的图形符号。这样的地图没有能力反映日常生活和个人的空间经历，也往往与最后的设计没有太大的关联。例如：在制图者绘制边界区域时，最为常见的抽象形式是把边界区域简单描绘为边界一侧与另一侧的两元对立。正是这种抽象化的制图形式，忽视了边界区域内可能的（人或物的）日常活动，而也正是这些难以捕捉的活动在不断挑战和逾越“这边”和“那边”的二元对立关系（图1, 图2）。因此，作为一种客观的表现方式，地图并没有传递场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图1 作者于2010年定时定点观察和记录厦门华侨大学校园边界上一天的活动
图2 2010年作者在厦门华侨大学校园边界上观察到摊贩在中午12~13点间用晒衣杆向校内学生传递盒饭
与客观描述场地可视元素的地图不一样，图绘（mapping）是一个发掘场地的隐藏特征并且真实呈现我们所居住的日常生活空间的过程。它强调的是一个从看见和注意，到发现和介入的过程的形成，并为设计师提供了一种通过层层挖掘场地复杂性和丰富性来理解场地真实特性的方式。同时，图绘也是一种带有独特议程的创造性行为，为我们更好地解读日常提供了不一样的角度和叙事方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任何的图绘操作都会导致最终信息呈现某种程度的抽象。但图绘作为一个带入个人思考和创作的过程，信息传递的有效性不应受到影响。任何地图都带有制图者的偏见并反映出该地区最初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没有地图是中性的。因此，制图者在图绘时要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抽象什么，这意味着制图者要知道在最后合成的地图中需要保留什么关键元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为何，如此才能传达某个特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政治立场。从操作上来说，制图者必须很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捕捉什么信息才能最大化地展示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以便阐明某种社会经济、政治权力或文化力量所起的作用。同时，图绘的过程也在揭示和可视化聚集于一个日常空间里的各种无形力量，而这些力量正好勾勒出了一个丰富和杂糅的现实生活图景。
如何进行图绘，其实也反映了今天建筑学的表现技法面临的挑战——如何让图纸或者电脑里抽象的图形符号更有广度和深度地呈现我们身处的日常空间以及空间内的生命。笔者于2010—2014年在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RMIT University）从事“边界表现”研究时，就发现一个看似有限的边界区域不可避免地会与更广阔的城市景观、更大的城市空间和人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图3）。带着这个想法，笔者开始探讨如何通过自下而上的图绘方式（bottom-up mapping）来可视化这些分布在巨大城市系统中的各空间之间的关联性，以及人在场所营造（place making）中的参与。为此，笔者首先参考了荷兰建筑事务所MVDRV 的图绘理念，尤其是其“数据景观”（data-scape）这一图绘方法。“数据景观”将大量的（第三方）统计数据转变为定量信息图形，用大数据驱动的图绘技术来描绘一个城市或地区内不确定的特性关系。可视化后的图像信息可被用来测量、预测甚至模拟一个城市的未来景观。不可否认的是，将定量数据转化为三维图像具有很强的视觉吸引力。从大尺度的区域规划来看，这些酷炫的图景也确实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指明方向，帮助其快速作出决策。而这种图绘技术的缺点也很明显——其操作需要制图者用“上帝之眼”（God’s Eye）的角度来观察和体验城市，以及城市内的日常生活空间，这也是“数据景观”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但笔者意识到，如果从这个高度自上而下的角度挖掘城市事物之间或场所之间的关系，制图者永远都不可能创造出一幅真实生活世界的地图。
图3 作者通过对8位学生3个月的观察跟踪图绘出的厦门集美大学校园与周边村落之间波动的边界状况（2010—2014年）
在《台北策略》（Taipei Operations）一书里，作者桑·荷叟（Sand Helsel）指出，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一个城市及其复杂的日常景观，需要通过在特定地点的第一手经历和个人观察来收集数据（图4,图5），而不应只是借助各种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数据集和官方人口普查资料。基于定量的数据分析虽然可以为宏观尺度上的资源分配提供线索和方向，但它会忽略现实生活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与荷叟观看世界的角度一致，建筑师泰迪·克鲁兹（Teddy Cruz）进一步指出，基于图书馆内和网站统计信息的量化数据没有也不可能为设计师和研究人员提供近距离体验和理解空间的机会。著名学者伊恩·钱伯斯（Iain Chambers）更直接地批评那些高度抽象化的大数据和自上而下的图绘技术几乎不能描述并反映人类的行为轨迹，也根本无法观察到地面上时刻变化的日常及全球化的空间状况。
图4 2004年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荷叟教授和学生在台北街头不同地点对16个邮筒进行的观察记录，该邮筒在一段时间内被记录了50次
图5 台北大安区内的一个邮寄路线图揭示的隐形城市系统
当不能“代表真实”时，任何对城市空间非正规的使用都有可能被忽略。以美国和墨西哥边境为例，尽管地理信息系统的数据集和官方人口普查信息足以按年或天为单位计算两国边境上的非法交易总额，但这些总额并不能真实反映某些边境非法交易活动或者非正规活动的无痕迹操作过程（比如通过挖地道从墨西哥偷渡美国）——在哪里操作？地上还是地下？怎么操作的？什么时间发生？这种对普通人在真实生活世界里使用或挪用空间的不理解和漠视，反过来又可能导致城市管理者在制定各种空间管理法规时过于简单粗暴。荷叟、克鲁兹和钱伯斯都敦促设计师和研究人员要把城市观察视角放得更低，不能停留在基于大数据的空间表达上，或沉迷于视时空为静止的三维可视化的图绘方法上。
图绘推动者之一的景观设计师詹姆斯·科纳指出，图绘的目的是发现和构建离散事物之间的隐形关系，进而产生新的社会空间组织体制，而不仅仅是由此生成的一张地图。问题是，习惯自上而下解读世界的科纳如何能够捕捉场地里这些不可见的微妙关系？带着对科纳的质疑，笔者开始寻找一种可以亲身体验、更为微观的视觉传达方式——从人的高度来解构日常世界。当从人的尺度观察城市、空间以及人的生活时，制图者可以更好地记录空间内随时可能涌现的关系。
基于人的尺度的图绘是笔者在“中国游牧式的教学实践：图绘工作坊”（2014—2019 年）项目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教学方法，其最终目的是要求学生通过“蠕虫”的视角来审视城市的特定情况，通过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理解普通人的日常实践以及他们对空间的真实需求，从中挖掘隐藏在自上而下的城市管理机制背后的普通人自发形成的一套空间管理与协调系统。这些自下而上的空间系统不仅可以转化为城市规划师很好的工具，也可以为当今的城市管理者提供策略或者为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补充思路。而要挖掘这些城市隐形系统，最根本的要素是需要基于人的尺度近距离观察人的日常。
如何理解在人的尺度上的移动比“上帝视角”上的移动更快？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从飞机的高度向地面俯视，汽车的实际运动似乎非常缓慢甚至是静止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地面上站在汽车旁边，从人的尺度上观察同一辆车，它将呈现出正常的速度。于是，笔者开始思考如何在自下而上的图绘过程中注入人对时间和运动的感知。美国学者和建筑评论家马克·特雷布提出，图绘是一种记录经历的行为，而经历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能在某段时间内折叠和展开出另外一种经历。正是时间的流逝定义了空间的动态性，在图绘时，需要在其多样性中注入“时间”这一元素。而特雷布建议将“行走”作为捕捉城市与时空多样性的一种方法。
行走有很多种，所以需要清楚地定义图绘采用什么样的行走方式。行走不只是身体的移动，更重要的是通过行走者脚的丈量和五官（眼睛、耳朵、鼻子等）的感受来体验空间，重新审视城市空间里不引人注意的日常小事物，把思考融入行走之中。在这里，笔者用阿努拉达·马瑟和迪利普·达·库尼亚的“照片行走”（photo-walk）这一图绘技术来探讨时空的多样性。他们收集的照片不仅展示了步行者的路线，而且记录了行走过程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个被观看到的事物（房子、树、汽车、动物等）、每一个停留点、每一个空间以及步行者的活动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为了可视化时空的多样性，他们把这些加工或裁剪过后的照片、地图、行走路径、文字、草图、时间轴、关系线条和一系列等距切开的剖面图拼贴起来，而后串联起这些拼贴图，以便更直接地传达出场景的序列感和时间的流逝感（图6）。“照片行走”关注事件本身以及各种时间场景的共生。它没有明确的边界，而是将注意力转移到人与人的活动所构成的不断变化的领域（shifting territories）上。这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城市景观：城市不仅仅是一张呈现“事物本该在哪里”的位置地图，而且是一个复杂丰富的生活系统。
图6 马瑟和库尼亚在“跨越马希姆”项目（Mahim Crossing Project）中的摄影行走图
为了避免常规化和简单化，有两点是自下而上图绘的关键。首先是尺度的概念。制图者要从人的尺度来审视和解读日常生活和城市景观，以便更好地捕捉人与人之间、人与场地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相互交织和互动的关系。其次是时间的概念。制图者要在时间多样性中记录空间和事件，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活动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尺度的概念，即人的尺度，可以通过下文提出的“近距离观察”（close observation）来图绘；而时间的概念可以通过下文提出的“跟踪”（following）来图绘。“近距离观察”和“跟踪”这两种方法在城市漫游或场地图绘（site mapping）中可以很好地同时交叉使用。因此，当这些方法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意味着制图者需要非常近距离地观察城市和人。
近距离观察涉及记录在局部范围内发生的活动，以了解人们如何利用微观的基础设施来展开日常活动或非正规的商业活动。景观设计师伦道夫·赫斯特（Randolph Hester）建议，近距离观察是发现人们在邻里空间里做什么以及人们如何与他人互动的最有效的技术。正如荷叟所说，通过长时间近距离观察人的活动，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普通老百姓如何在逆境中利用自己发明的一套方式来划分或协调公共和私有的界限（图7）。在现实生活中，内部和外部往往不再由简单的土地所有权或一堵围墙来定义，而是由实际的“占领证据”（evidence of occupation）来界定。在笔者的日常观察中，这种“占领证据”可以归结为诸如一双鞋、一条拖把、一张椅子、一盆花、一个垃圾桶、一件湿衣服这样的生活物件。同时，可以通过观察人和这些物件的互动，让我们看清城市空间背后复杂的权力关系，以及普通人如何用自发形成的一套草根协调系统来反抗权力的规训。
图7 无证经营的蔬菜摊贩6:30—19:30之间的空间占用策略图绘
如果说近距离观察发生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那么“跟踪”这一图绘方法则摆脱了场地物理边界的限制。通过跟踪人的日常路径以及他们在城市中的活动，我们可以挖掘出其背后隐藏的秩序以及那些不可见的、更为广阔和复杂的网络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跟踪”探讨了在一个被延伸的空间和更长的一段时间内，“占领证据”是如何发展并发挥作用的。换句话说，“跟踪”是某个时间周期里的连续观察。随着时间的推移，意想不到的事件会随时发生，有助于制图者解读被跟踪者以及他们不可预知的活动。偶然性因素在跟踪中是很重要的。
为了进一步讨论偶然性因素，笔者借助了“漂移”（dérive）这一概念。漂移是由情境主义者居伊·德博提出的一种以身体为媒介的城市行走。在他的《漂移理论》（Theory of the Dérive）一书中，德博将漂移描述为一个穿越都市的短暂通道，一种对城市心理、地理意识的探索（图8）。漂移是一种记录行走者走过不同空间时的体验的方式，主张行走者对城市不同空间之间的联系进行不同的解读。漂移的目的是通过连续观察来解读城市，而不是仅仅依赖对空间、建筑及其功能等诸如此类的先入为主的概念。在漂移的过程里，行走者能够感受到自己的欲望和意识是如何被不同空间所吸引或者抵制的，这些感受引导着行走者漫无目的地、随机地漂流过一个地方。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没有特定动机的空间参与和实验行为模式。
图8 居伊·德博制作的巴黎新地图
然而，与德博的“漂移理论”相比，笔者对“跟踪”的理解有所不同，即跟踪有一定的目的或特定的动机。因此，跟踪这一行为的中心始终存在一个目标对象（有生命的或者无生命的），允许这个目标对象在跟踪过程中遇到偶然事件，而跟踪者的工作是长时间的观察、记录、整理、筛选、分析、发现和呈现。跟踪确实会带来偶然性和意外，但其主要目的是理解一个特定的人或物是如何与一个由各种碎片、人群和日常事件形成的更大的城市网络之间产生关系。当然，在跟踪过程中，跟踪者需要时刻面临尺度的转换——从在人的尺度上无微不至地观察事物，到以一个更大的尺度理解被观察的事物与其所在的场所、社区、城市乃至国家之间的关联，这种转换可以为读图者提供一个跨越场所的角度，理解一个很小的事物是如何逐步影响城市里不同区域及区域内人的生活，而并不被所谓的“建筑红线”或场所的物理边界所限制（图9）。
图9 作者通过5天内跟踪在厦门集美大学校园边界上送盒饭的摊贩得出的一张跟踪地图
几乎与德博的“漂移理论”的提出时间同一时期，法国艺术家保罗·亨利·雄巴德劳维创作了一幅名为《一个年轻女孩在第16区的旅程》（Trajets pendant un an d’une jeune fille du XVIe arrondissement）的巴黎新地图（图10）。这张地图是根据一位居住在法国巴黎第16区的女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轨迹绘制的。雄巴德劳维利用将近一年时间持续跟踪观察了这位年轻女学生，在随身带的一本小笔记本上记录她每天去过的地方及其移动轨迹，试图通过女学生日常轨迹的叠加来理解她生活中的巴黎和巴黎地图。正如雄巴德劳维的地图所示，这位学生的轨迹最终叠加成了一个三角形，她每天的活动没有明显的偏离——三角形的3个点分别代表了她的住所、学校和她钢琴老师的家。女学生的路径图解揭示了“每个人生活的真实巴黎的狭隘性”。虽然雄巴德劳维眼里那位学生的日常移动并没有生成一个丰富而复杂的巴黎景象，但当这些简单的点和线被合并且叠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幅能够关联不同人物、事件、时间和场所的巴黎城市地图，一幅加厚的地图。他用这样的一张跟踪地图告诉巴黎权威的地图制定者们——真正的巴黎地图不是你们站在高处往下看所描绘出来的，而是生活在巴黎的人行走出来的。在这种理解之下，每一个人的巴黎地图都不一样。雄巴德劳维的跟踪并不是漫无目的地游荡，他将这名女学生作为他的跟踪中心，跟踪和观察过程中那位女学生可能遇到的突发事件以及她偶然偏离的路线也是雄巴德劳维所要记录和分析的。
图10 保罗·亨利·雄巴德劳维跟踪女学生一年的路线及生活轨迹叠加出的地图
许多当代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也经常把“跟踪”当成一种参与到日常生活的在地创造。他们跟随的对象可能会因他们的动机或目的而有较大差异。有些艺术家喜欢通过跟踪人来揭示城市空间里隐藏的译码和生活系统，比如维托·阿肯锡（Vito Acconci）的《跟随片段》（Following Piece）（图11）和索菲·卡尔（Sophie Calle）的《威尼斯套房》（Suite Vénitienne）；有些艺术家通过跟随某种“路径”在地图上画线的方式来讨论社会与公共问题，比如理查德·隆（Richard Long）的《走出来的线》（A Line Made by Walking）和弗朗西斯·艾丽斯（Francis Alys）的《童话》（Fairy Tales）；而也有一些建筑师喜欢跟踪一些不被人关注的日常物件来发现其背后看不见的都市关系和空间译码，比如苏安·威尔（SueAnne Ware）的《留意墨尔本》（Noticing Melbourne）和荷叟的《橙子》（Oranges）。当艺术家和建筑师把日常生活中微小普通的事物和它们背后不寻常的故事拼贴在一起时，我们就会清晰地看到真实世界里极其丰富的人间百态，以及这些日常事物与整个城市乃至整个世界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这些艺术家和建筑师像街头游荡者一样生活与工作，将自己的创作代入当下日常生活的语境，利用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他人的经验重新绘制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空间领域。而这种重新绘制（remapping）最终导致了新地图的形成。
图11 维托·阿肯锡在纽约街头随机跟踪一位陌生人，直到他/她完全消失在视野中
因此，跟踪的目的不仅仅是绘制被跟踪对象及其活动的地理范围，还可以揭示隐藏在这个地理范围内的关联和关系。这一行为可能帮助制图者创造一幅从未被绘制（unmapped）的或者不可绘制（unmappable）的地图。另一方面，跟踪地图应该既是故事叙述性的又是可被操作的。“跟踪”作为图绘的一种方式，其扩展了一种能够使不同事物融合在一起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跟踪可以为个人体验指明方向，并使其直接参与到被跟踪者变化的场所和生活环境里。它可以从对单个对象的个人解读中跳出来，转向对城市和日常生活的更系统的解读（图12）。它全盘理解地点、人物、事物、日常事件关系的特殊性，是对传统制图术霸权的挑战。
图12 作者通过跟踪一位在集美大学校园边界上卖盒饭的摊贩4年图绘出来的一个该摊贩用来传递盒饭的“逾越系统”
如何呈现跟踪过程及其所产生的新关系？正如科纳所指出的，这需要制图者在传统建筑表现之外寻找一种新的图形标记和符号。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发明和创造新图形语言的时代。但不管怎样变化，图绘最终的功能不能只作为一种安全可靠的情报分析手段，而是尽可能地成为一个可以进行批判性对话和真实体验的舞台。在这种理解意义上，制图者扮演了一位社会活动家和城市侦探的角色。
以上提及的两种自下而上的图绘方法显然已经超越了常规的建筑学表现，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仅仅是汇总场地内现有或可见元素的地图。无论是近距离解读空间，还是连续地跟踪某个对象，都是一种在地的建筑学训练。这种图绘方法的重心是为制图者（或设计师）创造一个从一开始只是看到（look at），然后到注意到，到看见（see），到发现和呈现，最后到空间介入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种过程可以让设计师更好地通过“侦探破案”的方式来层层挖掘场地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也为设计师发掘场地的隐藏特征并真实呈现我们所居住的日常生活空间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手段。在某种层面上讲，这些自下而上的图绘过程不是常规设计的前期调研或场地分析，而是整个设计过程中最开始的设计主张与介入，是整个设计过程的第一步，是最具有策略性的一部分。
作者：何志森，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建筑与城市设计学院，荣誉教授日常都市主义理论发展及其对当代中国城市设计的挑战
日常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