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城镇化的不断发展，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城市更新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城市营销作为城市发展的催化剂，可为城市更新规划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以经典的古根海姆效应为例，分析古根海姆博物馆营销带动毕尔巴鄂长期更新的作用机制，评估近20余年其对毕尔巴鄂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起到的作用。研究表明，协调高效的组织管理、动态长效的更新机制、专业国际化的营销策略和根植本土的内生动力是毕尔巴鄂模式成功的关键，这为我国城市更新活动提供了借鉴。
随着资源和人才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城市的更新和发 展不仅需要提升城市硬件环境，还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提升文化软实力，以获得更多外部发展资源。城市营销是1980年代以来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有效方法，而毕尔巴鄂城市再生可称为世界范围内通过城市营销促进城市更新 最为经典的案例之一——1993年毕尔巴鄂市政府决定与古根海姆集团合作，由世界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主持设计古根海姆博物馆毕尔巴鄂分馆（GMB：Guggenheim Museum Bilbao），从而带动了一系列城市更新举措，使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此后，这种由旗舰博物馆带动产业转型和城市更新的现象即被称作“古根海姆效应”。巴斯克地区的中心城市毕尔巴鄂曾经是一座环境问题严重、经济结构陷入危机的城市，毕尔巴鄂分馆的建设是其城市更新的“触媒”，使之转变为生活、旅游、投资俱佳的理想城市，并于2018年战胜维也纳和卢布尔雅那，获得“欧洲年度城市奖”。毕尔巴鄂市市长阿布尔托称，这种以艺术文化带动地区整体经济和产业转型，实现长效更新的现象不仅是“古根海姆效应”，而且是真正的“毕尔 巴鄂效应”。在古根海姆效应的影响下，世界各地兴起了以博物馆作为带动地区更新的文化旗舰的风潮，我国的大小城市也建起了各式造型前卫的博物馆，然而多数收效甚微。这些不高明的效仿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没有充分结合城市的具体发展条件来进行正确的城市营销，也没有认识到古根海姆效应的成功是建立在毕尔巴鄂整体的城市更新战略之上的。虽然毕尔巴鄂的案例说明城市营销有助于促进城市更新，但是二者之间绝不是简单的因果关系。本文通过回顾城市营销和文化导向型城市更新策略的理论和实践，以及分析毕尔巴鄂城市更新案例，评估城市营销对城市更新起到的作用，解读毕尔巴鄂模式成功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对我国城市更新工作的启示。城市营销学的产生与城市间资源争夺日趋激烈的环境和市场营销学的发展紧密相关，也与不同时期城市的发展方向有很强的关联性。在最早的城市推广（promotion）阶段，通过宣传城市形象、提供优惠政策等方式吸引资本到城市中发展产业，吸引游客和移民，以促进城市的文化产业、旅游业和房地产业发展。在随后的城市推销（selling）阶段，城市更新和工业城市转型成为主要目标，城市营销开始与城市规划结合。1980年代至今，城市营销学理论不断完善，并逐渐深入到城市管理、城市规划和建筑策划等各个层面的城市建设过程中。1990年代城市营销理论传入我国，受到了学术界和各大城市管理部门的广泛关注，刘彦平、倪鹏飞、卢泰宏等的研究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促进了城市营销理论的引入和发展。在城市规划领域，孙成仁、唐子来、张京祥等探索了城市营销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应用。城市文化产业是联通城市营销与城市更新的媒介。文化类产业项目可以植入城市历史街区、工业改造项目以及地标性建筑等实体中，经过创意包装，作为城市的“空间产品”进行营销，在城市更新中实现激活经济、提升价值和传播形象等目标。城市营销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发展，与文化导向的城市复兴思潮有密切联系。自1980年代开始，为了复兴衰退工业区，许多西方城市制定了一系列由文化带动的城市更新策略，如英国的文化区政策和在欧洲兴起的“旗舰文化开发”策略。实施这些策略的管理部门相信，通过建设大型和标志性文化设施，可以提升城市形象，吸引游客，促进周边地区的投资，形成触媒效应。这一时期，城市营销作为一种宣传城市形象、推广城市文化的有效手段来参与城市更新进程。英国的格拉斯哥、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等都成功地通过文化策略，从衰退的工业地区转型为欧洲文化之都，毕尔巴鄂也是通过借鉴这些成功的先例而确定了城市更新的方向和策略。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和产业的进一步变革，以文化带动旅 游、地产和服务业发展的规划策略，逐渐被“创意城市”这一概念所取代。1990年代末出现的“创意产业”和“创意阶层”概念，为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即吸引创意阶层，通过促进文化生产和产出创意产品来推动知识经济和创意经济成为城市发展的增长点。以文化复兴城市的策略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内涵，城市营销的目的也从推广旅游、刺激消费、销售房地产转为吸引人才、强化城市文化软实力等。毕尔巴鄂紧跟时代的发展，在古根海姆效应发展了近10年后，于2001年又提出了以“创新与知识”为主题的发展目标，向创意城市的方向发展。虽然以文化复兴城市的策略被赋予了更广泛的内涵，但其在物质空间上的表现仍主要体现在建设以旗舰文化建筑为核心的创意产业集群。然而越来越多不理想的实践，逐渐证实了创意经济与旗舰文化建筑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还需要对成功案例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才能明确以文化带动城市复兴成功的机制和关键。英国是文化导向型城市更新策略的发源地，从格拉斯哥到利物浦，都是从工业城市转型后被评为“欧洲文化之都”的成功案例。虽然文化策略现时已逐渐退出主流历史舞台，但是文化营销的策略和方法已经深深融入城市发展战略中。例如伦敦市将2012年的奥运申办与衰落的伦敦东区的城市更新计划相结合，以大事件营销为触媒带动了城市更新。除了事件营销，旗舰文化建筑的营销也是城市营销的一个重要内容。1980年代有巴黎蓬皮杜中心项目和纽约林肯广场项目，到了1997年则是毕尔巴鄂分馆开业后形成的热潮，引发许多城市明确表示希望产生自己的“古根海姆效应”。拉斯维加斯、维尔纽斯、赫尔辛基等城市都尝试了与古根海姆集团合作；法国的朗斯和梅斯两市分别开设了卢浮宫和蓬皮杜的分馆；阿布扎比的萨迪亚特文化岛更是规划了8座大型文化建筑，其中包括由盖里设计的另一座古根海姆分馆、由让·努维尔设计的卢浮宫分馆以及由扎哈·哈迪德设计的表演艺术中心等。然而，实践证明并不是所有文化项目都能产生“古根海姆效应”。例如：在英国纽卡斯尔、西班牙莱昂、美国密尔沃基等地都出现了因运营不善导致项目失败或未能起到带动城市更新作用的案例。此类大型文化设施项目的效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正在进行的项目都或多或少受到影响。例如香港政府斥资216亿港币开发的西九龙文化区，就因为民众的质疑和反对屡屡受挫，进展缓慢；芬兰赫尔辛基2011年提出的建设古根海姆分馆的议案也一直饱受争议，最终在2016年被投票否决，反映出城市对此类项目愈加审慎的态度。城市营销在我国的兴起表现在很多方面，实践中常见的类型包括城市品牌、城市形象和城市事件。自1990年代末期，大连、昆明、上海、珠海和成都等城市纷纷明确提出城市营销的口号。此外，各类城市排名的兴起、媒体广告中的城市宣传、地标性明星建筑的建造、各类城市大事件的举办以及近几年社交媒体中的网红城市等都反映了城市营销意识已成为新时代我国城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从城市营销的动因和规模来看，主要包括：（1）外因型大事件形成的世界级城市营销活动，如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营销的对象是城市整体；（2）内因型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如天津的海河两岸城市整治和改造、上海的“新天地” 和“苏河湾”城市更新、北京的银河SOHO商业地块开发项目等，营销对象是城市核心地段；（3）内外因兼顾，依据地域、文化特色优势导入的对小城镇的整体营销，如浙江的乌镇、莫干山镇等特色小镇，营销对象为特定的城镇区域。以天津的海河两岸城市更新为例，2003年颁布的《海河两岸综合开发规划》中提出：利用10~15年时间，将海河建设成独具特色、国际一流的服务型经济带和景观带。如今，乘船游览海河，从“天津之眼”摩天轮、两岸的租借区历史建筑、古文化街、高端写字楼到风格各异的桥梁，各种类型的地标建筑展示着天津的多元城市风貌。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2016)》中，天津的城市品牌发展评估结果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列第三。然而，海河两岸综合开发是以房地产项目和商业消费型项目为主，地产开发热潮过后，文化建设和公共服务建设仍然滞后，在文化效应、功能多元和公共空间活力等方面与塞纳河等世界名河仍有显著的差距。综合看来，我国的城市文化营销仍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四点。（1）城市营销的主体单一，公共参与缺乏，主要由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等负责营销活动，缺乏社会资源的广泛参与，难免忽视弱势群体和城市公平，也缺乏可持续性和可推广性。（2）缺乏政府管理与市场机制的合理衔接，城市领导的周期换届导致难以从营销战略上建立起长期动态的运营过程。一方面，短期、繁复的营销活动不利于城市品牌的塑造和强化；另一方面，欠缺对于城市营销的科学评估，无法检验这些公共投资的成效如何。（3）对城市营销的理解认识不足，专业性较低，营销手段单一，营销碎片化，缺乏传播广度和文化深度。大部分营销活动没有与城市发展战略、城市规划和城市资源整合等统筹谋划，造成效果不佳、资金浪费。（4）营销方案缺乏对城市特色、城市形象的研究，缺乏对城市整体所作的战略性判断和规划，导致城市营销内容缺乏吸引力，地方形象定位以吸引短期效益为目的，不利于城市真正特质和价值的塑造。我国城镇化发展至今，一线城市距离“卓越的世界城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二、三线城市正在开展激烈的人才争夺战，地方政府打造的成百上千的所谓特色小镇多数还存在先天不足。面对有限的人口、企业和资本，城市间竞争将会空前复杂和激烈。立足本土，积极策划并利用“触媒”实现城市营销，对于城市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将会愈加重要。毕尔巴鄂是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比斯开（Bizkaia）省的首府，位于西班牙北部距比斯开湾以南约16km的内维翁河（Nevion River）河谷，是一座因航海业和进出口贸易而兴起的港口城市。19世纪初期，在毕尔巴鄂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高质量铁矿，由于采矿业和工业的繁荣，毕尔巴鄂成为西班牙仅次于巴塞罗那的第二大工业中心。197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助推地区产业转移加速，加之1980年代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毕尔巴鄂的工业逐渐失去竞争力。随着采矿业、钢铁业和造船业的崩溃，城市失业率骤增，劳资纠纷和暴力政治分裂主义加剧，被污染的河谷山丘以及465h㎡的工业废墟使这个城市满目疮痍。进而于1983年发生的大洪水对城市历史核心区造成极大破坏，一场城市更新行动势在必行。面对城市的衰败，当地政府和商业集团积极寻求破局之道，它们选择学习海外工业城市转型的经验，酝酿了具有前瞻性的、突出文化投资导入型的城市复兴策略，并制定了战略目标——把毕尔巴鄂打造成一个后工业服务、金融和旅游中心。1980年代中—1990年代初，城市当局组建了一系列城市规划、建筑及文化和旅游方面的组织机构，负责城市复兴项目的策划、实施和评估（表1）。其中最主要的是集合了政府关键部门和商业机构的公私合营机构“毕尔巴鄂都市30”（Bilbao Metropoli-30），该机构从1991年开始实施毕尔巴鄂大都市的战略复兴计划；以及致力于将老工业用地转用于新投资项目的城市发展公司“毕尔巴鄂河口2000”（Bilbao Ria-2000）等。表1 毕尔巴鄂城市更新主要机构
1970年代，政权更替，国家一级政府权力下放，巴斯克自治区成立，并被赋予进行土地规划的义务。为了建设新的服务型城市，毕尔巴鄂制定了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及片区规划等一系列必要的规划（表2）。表2 1979—2016年间毕尔巴鄂的重要城市规划
分析历次规划的内容，可以看出毕尔巴鄂市通过制定动连续的规划，始终抓住时代赋予城市经济复兴的契机，城市发展目标和城市更新策略一直走在时代的前沿：从1979年《内维翁河综合卫生计划》治理环境污染，到1989年复兴计划提出文化导向的目标和涉及各个领域的综合更新策略，再到2001年提出“创新型知识城市”的目标，直到在2016年颁布的《2035年毕尔巴鄂大都会战略》中提出“在基础设施基本配置完成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推动价值观的转换，提升利用各种软件的条件，发展知识创新型经济”，毕尔巴鄂在成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以期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在转型过程中，为了提升城市的国际形象，毕尔巴鄂对关键的公共建筑项目举办国际建筑竞赛，吸引国际知名建筑师参与其城市建设。此举一方面提升了城市更新项目的设计水平，另一方面提高了更新项目的国际知名度。1987—2013年间，毕尔巴鄂的主要城市更新项目有16%是由海外建筑师设计，来自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的建筑师参与了毕尔巴鄂城市更新项目，反映了其城市发展的国际化倾向。古根海姆博物馆毕尔巴鄂分馆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项目。毕尔巴鄂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和会展城市”的发展目标，与古根海姆集团实行的全球推广战略一拍即合。与古根海姆纽约基金会的合作，为毕尔巴鄂注入了大量的国际文化资源：古根海姆品牌相关展览资源；商业、金融和管理模式；与古根海姆长期合作的建筑师弗兰克·盖里；以及纽约作为当时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传媒中心的媒体宣传资源等。这些资源为毕尔巴鄂分馆在国际范围内的营销提供了成功的基础。毕尔巴鄂还对其城市交通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更新，修建了地铁、高速公路、有轨电车，改造了港口、火车站。其中由诺曼·福斯特事务所设计的毕尔巴鄂地铁、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设计的航站楼都是具有地标意义的城市公共建筑。沿河增加了巴斯克桥和两座步行桥，即卡拉特拉瓦设计的白桥和佩德罗·阿鲁普（Pedro Arrupe）桥，新桥的建成疏通了曾经被沿河工业区割裂的城市交通，促进了慢行系统的构建。在最初的城市更新定位中，提出要将毕尔巴鄂建设成为“面向河口”（facing the estuary）的新型服务型城市，主要 是指将滨河工业区——阿班多尔巴拿区（Abandoibarra）改造为城市的新公共中心和城市门户。毕尔巴鄂分馆是在河边落成的第一个项目，此后西萨·佩里（Cesar Pelli）于1996年主持设计了这一区域的总体规划，2012年规划基本实施完成。多个地标性建筑和公园于此落成，包括毕尔巴鄂最高建筑伊比德罗办公塔（Torre Iberdrola）、组比亚特商业中心（Centro Comercial Zubiarte）、德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Deusto）图书馆、尤斯卡尔杜那宫（Palacio Euskalduna）音乐和会议中心等（图1）。更新后的阿班多尔巴拿区成为一个拥有优质开放空间和慢行系统的混合功能城市中心，成为毕尔巴鄂的城市门户。
图1 滨水集中更新片区的公共建筑分布
对于毕尔巴鄂城市空间的重塑采用了点面结合的方式，将主要更新项目沿河分布（图2），以取代凋敝的工业区给人的负面印象，塑造新的城市形象。例如：沿内维翁河建设了著名的圣马梅斯球场（毕尔巴鄂竞技足球队主场）、双子塔公寓（矶崎新设计）、毕尔巴鄂海事博物馆等。在老城和旧城区以单个街区或单体建筑更新为主，完整保留了城市的原有肌理和风貌。例如在内城区建设的毕尔巴鄂文化艺术中心（Azkuna Zentroa）和毕尔巴鄂阿雷纳体育馆（Bilbao Arena）均为获得国际奖项的文化建筑。
图2 1996—2018年毕尔巴鄂重点更新片区及项目
毕尔巴鄂在城市更新中重视开放空间和绿地的营造，在阿班多尔巴拿34.8h㎡改造区域中，开放空间占地达20h㎡，新建的阿班多尔巴拿公园、巴斯克广场以及既有的卡斯尔达（Casilda）公园共同构成了城市的绿肺。内维翁河沿岸进行了滨水景观提升（图3），慢行系统的构建增强了滨水空间的可达性。此外，毕尔巴鄂城市绿地十分重视设置儿童游憩空间，提升了城市的儿童友好程度，增强了开放空间的多元性和活力。各项城市更新计划自1990年代中期启动至今，对毕尔巴鄂的城市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表3），其显著成效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和认可：毕尔巴鄂在2004年威尼斯双年展荣获“世界最佳城建规划奖”；2010年获得“李光耀世界城市奖”；市长获得了2012年“世界市长”称号；在2016和2017年度的最佳投资城市排名中位列欧洲城市第四名；2018年还获得了都市主义奖（Urbanism Awards）机构颁发的“2018欧洲年度城市奖”（European City of the Year）。尽管成效显著，但城市营销式的外生型发展模式具有难以避免的投机性、短效性弊端，“古根海姆效应”的可持续 性一直饱受争议。虽然城市发展需要从竞争中谋求外部的资源，但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在于城市内部的动力。下文将从经济、社会和文化艺术等方面进行量化分析，以评估“古根海姆效应”是否为毕尔巴鄂带来了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毕尔巴鄂分馆的营销对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最为直接和显著的作用。1997年以前毕尔巴鄂并不是一个旅游目的地，人们来此的主要原因仅为出差或探亲访友。而毕尔巴鄂分馆（GMB）开放的第一年就为毕尔巴鄂吸引来130余万的参观者，此后虽然参观人数有所下降，但一直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巴斯克地区的过夜停留旅客数量总体处于持续增长的状态（图4）。旅游业从无到有的产生，为毕尔巴鄂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至2013年旅游业已经占到毕尔巴鄂地区生产总值的7%。
图4 1996—2016年间GMB参观人数和巴斯克自治区过夜停留旅客数
不仅仅是旅游业，毕尔巴鄂地区整体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1996—2012年间毕尔巴鄂市人均GDP快速增长，从以前低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到2005年超过欧盟的平均水平，直至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才增速放缓（图5）。失业率也从1993年的25%下降至2010年的11.2%，但近年来又有所回升（图6）。在拓展新经济增长点的同时，巴斯克地区没有抛弃其工业历史积累，目前仍承担西班牙50%的机械制造，90%的特殊钢生产，80%的机床生产和25%的航空工业份额。毕尔巴鄂仍然是巴斯克地区制造业的主要中心，同时也朝着服务业决定性地转移。1975—2015年40年间，制造业从业人数比例由46.5%降至17%，而服务业从42%增至77%（图7）。图7 1975—2015年间毕尔巴鄂制造业与服务业从业人数比率20世纪后期的工业衰退导致毕尔巴鄂流失了大量的人口，从1980年的45万人断崖式下降至1990年的38万人（图8）。城市更新措施生效后人口流失现象减少，还吸引了一定数量的外来移民，1985年外国人口只占该地区总人口的1%，到2016年这一比例提升到了7.4%。
图8 1960—2016年间毕尔巴鄂人口变化
毕尔巴鄂分馆（GMB）杰出的建筑艺术和成功的文化营销，让本地居民重新获得城市自豪感。作为一个标志性的后现代建筑杰作，它被评论家埃利斯（Ellis）誉为“也许是战后唯一一座在情感共振和即时认同中挑战悉尼歌剧院的建筑”。以GMB为接口，古根海姆国际文化集团为这个城市带来了更好的展览、更好的教育项目，让更多的人通过艺术学习，通过不同价值观的分享来增进各个国家、地区、文化、个人之间的关系。GMB大幅度地人是巴斯克人（28.6%）。GMB还提出了当地青年艺术家 发展计划，并向公众提供艺术教育活动，为当地文化的发展 提供了更高的平台。毕尔巴鄂城市更新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无效或失败的投资项目。例如高速公路“超级苏尔”（Super Sur）和大型市政建筑毕尔巴鄂展览中心等，项目的收益远低于预期。此外，尽管毕尔巴鄂在更新初期就强调公私合作的重要性，但是更新过程中政府的公共投资仍然占据主导，私人投资更具象征意义而非实质性投资，这与最初对公众的承诺不相符。毕尔巴鄂分馆营销与毕尔巴鄂城市更新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有复杂而深刻的系统联系。只有正确认识到这点，才能引导城市营销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笔者总结其成功经验，针对我国城市营销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四点启示：协调高效的组织管理；动态长效的更新机制；专业国际化的营销策略；根植本土的内生动力。这既体现了其他成功的城市营销所具有的共性，也凸显了毕尔巴鄂自身城市个性，可以为我国的城市更新和营销活动所借鉴。在复杂的城市营销过程中，拥有管理本地资源领导力的地区将成为成功者。政府通过有效的管理和运作，把从外部引进的资源、企业与特色的地方文化、管理等充分结合，从而进一步激活城市发展的内生动力。作为城市营销的主体，毕尔巴鄂政府发挥了应有的主导作用和强大的组织能力，政府对工业废弃地的顺利回收为城市更新提供了物质空间基础。此外，城市营销需要鼓励私人部门、社区和市民的参与。例如“毕尔巴鄂都会30”“毕尔巴鄂河口2000”等主要负责城市更新项目的组织都是公私合作的形式，一方面能够更有效地集合各部门的资源和智慧，明确改革共识和发展目标；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加强公众参与，消除社会不同阶层的分异，缓解城市营销导致区域绅士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审时度势，有针对性地制定城市长期规划和发展目标，为各类项目计划构建动态长效的更新机制。毕尔巴鄂的城市更新和城市营销策略从一开始就具有整体性、综合性、长期性和动态性特点。毕尔巴鄂分馆的营销与城市发展方向和各项更新策略保持了最大程度的一致性，从1995年的《毕尔巴鄂城市总体规划》到《毕尔巴鄂大都会2035规划》，毕尔巴鄂的组织部门通过规律性的规划实施评估和新规划的不断更新，及时发现发展中的新问题，提出与时俱进的规划策略，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效引导。认准城市的战略远景，整合长期和短期规划，制定透明的规划流程，促进公共组织与私人部门之间的联系，学习并重视过去30年的经验教训，在规划中集合大学和研究中心等学术合作伙伴的智慧，都是毕尔巴鄂规划成功的要素。提升城市营销的专业性，一方面需要借助专业机构和人才的视野和经验对城市进行精准的定位和策划，另一方面也需要加强城市与区域和国际的交流与连接，加强人才、资源和信息的流动。例如：毕尔巴鄂借力古根海姆集团获得了品牌、管理、艺术作品等先进的文化资产；同时，利用其纽约总部的全球影响力，加速了毕尔巴鄂分馆的品牌效应和毕尔巴鄂新形象在国际的曝光度。城市营销需要根植于本土，保持本地的发展态势，同时促进新的开发和投资。毕尔巴鄂在转型期开始即认识到一个新的博物馆并不能为毕尔巴鄂的经济转型提供根本性的改变，虽然被迫面对从工业城市到后工业城市的转变，但毕尔巴鄂并没有完全放弃发展工业，而是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升级和新产业培育等方面积极作为。在城市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既能宽容接纳外来的文化产品，又保持了巴斯克地区的传统文化特质。此外，毕尔巴鄂在城市变革期间完成的所有项目，都有当地技术人员的参与，也带动了本地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当今城市的发展和更新不仅要向内关注自身资源条件的优化升级，服务本市市民的需要，还要面向外部资源，不断扩展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要求在城市更新规划工作中，引入城市营销思维，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植入创新的制度和模式。毕尔巴鄂的经验表明，通过整体组织和综合规划，城市营销能够成为城市更新的催化剂，助推城市长期可持续更新的进程。在城市规划工作中引入营销思维，有助于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把握城市的发展方向，在城市品牌塑造和差异化发展中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同时有助于促进公共与私人部门的沟通联系和规划落地，最终促成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作者：王懿宁，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硕士研究生。yiningwang_sophie@qq.com陈天，工学博士，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导，一级注册建筑师，城市空间与城市设计研究所所长。teec@tju.edu.cn臧鑫宇，工学博士，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研究员，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城市空间与城市设计研究所副所长。zangxinyutj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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