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兆麟先生是德高望重的博物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他的学术回顾，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民族考古学发展历程的缩影。本书以作者曾参与的调查活动为线索，以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事件为叙事主体，寓教于乐，有较强的可读性。以下是宋先生为此书写的前言。

人类必须不断总结过去，继承优秀的文化，摒弃落后的文化，继往开来，才能不断进步，走向未来。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国人极其重视自己的历史。国家有自己的历史记载，如《史记》、《汉书》等；一个家族也有自己的历史记载，如数以万计的族谱；现代又兴起了个人史。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本来是一介草民，种过地，放过牛，也做过中学生，念过大学。工作后搞过考古，进行过不少民族调查，许多岁月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度过的，见到过不少鲜为人知的文化现象，大大地开阔了一个考古研究者的视野，有感而发，写了数以百计的论文，也出版过若干专著，比较重要的有《中国原始社会史》、《中国远古文化》、《中国生育·性·巫术》、《巫觋》、《中国传统节日》、《中国廿四节气》、《耳苏人象形文字和图经》和《边地民族考察记》丛书。参与过我国的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晚年下乡调查已不可能，但就近还有可以调查的场所：旧货市场、私人收藏家等。加上自己对文物或物质文化的浓厚兴趣，我又开始一个新的学习领域，到旧货市场学习，对收藏家进行研究。这里水很深，一是真假混杂，必须辨伪；二是有不少新问题，需要认真研究。有的专家爱发狂语，说“那些全是假的”，一言以蔽之。事实没那么简单，它要比想象的错综复杂。我虽然同文物打了一辈子交道，但是在上述社会现象面前，我还是小学生，不能说接触的文物全是假的，也不能说全是真的，关键是观察、学习，而且要长期如此。同时，在学习中寻找真的。万绿丛中一点红，其中总会有好的东西，事实也是如此，如红山文化的女神陶像、汉代的琴瑟、唐代的金银器、辽代的雕版和活字等。起初我是从学术研究角度分析这些文物，后来也做一点收藏，如汉代的漆瑟、唐代的银佛像、宋代的古筝、元代的缂毛唐卡，等等。这些收藏品为研究而来，不以营利为目的，有些是抢救而得来的，最后陆续捐赠给国家性质的博物馆。我的经历是平凡的，不值一提；但我所经历的时代是不平凡的，而且经历过、目睹过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情。应该说，民族社会是动态物，是会变化的，尤其在当今的社会转型期。我看到和经历的事情，前人看过而鲜有记录，后来者肯定是难以目睹了。因此，它又激励着我去写一本回忆录性质的著作。

第一，我生于贫困的农村，是一个苦命的孩子，但是时代的变迁，又使我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成为一位有益于社会的知识分子。回忆录首先记述了上述经历。

第二，我虽然是学考古的，但又大量从事民族调查，其中有不少探险性，看到和经历过不少鲜为人知的民族风俗，回忆录必然能讲述和介绍很多早已消失的往昔历史。

第三，我从年轻时代起，就专职搜集民族文物，几十年未变。退休后又与旧货市场、收藏家的藏品打交道，所以物质文化或文物是我研究的基本课题。其中又以民俗文物为主，所不同的是，它与非物质文化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都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两者互补，缺一不可，其中的物质文化还是整个文化的载体。现在有的人把整个文化撕裂，置物质文化而不顾，只呼吁保护非物质文化，或者只搞文物而放弃非物质文化，这些都是违反常规的，也不会有生命力的。

总之，《民族考古之路—我的治学生涯》不仅是我个人的历史记录，也是社会变迁的一个记忆，它将展示不少真实的史实。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说过：“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因此在我的种种理论由于丧失了用处，而和那些习俗及信仰一样承受废止的命运的时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这席话令我坚信不疑，我也是按着这个方向走过来的。本书正是这样的践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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