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重温九一八，再论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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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最初爱国心爆棚，他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此后，战争爆发，张学良转身开跑，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对中国及远东格局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始末极为复杂。不过，如今已简化表述为家喻户晓的“国耻”，简洁。
课本、报刊、网络甚至民间，都有很多关于这次“国耻”始末及历史评价。
在此，我仅写朋友们可能不太清楚的其他内容。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随后，日军诬陷东北军，攻击东北军主要军事基地奉天北大营。
就此，张学良麾下数十万东北大军一路不战而溃。到次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日军以极小的代价，奇迹般席卷、囊括了肥沃、广袤的中国东北。
1932年3月，日本在中国东北扶持、建立了伪满洲国。
此后长达14年之久，中国的东北，却悲惨沦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最主要的军事、经济、后勤的大后方。
八年抗战，中国军民不仅蒙受天文数字般巨大、惨烈的牺牲，最为惋惜还在于，当时中国近现代文明的正常发育，被这场不期而遇的战争打乱和荼毒。
如今，张学良晚年回忆中，传说中的课本历史中的九一八事件似乎盖棺定论。
然而，除却我们已经知道的这些事情，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还发生了什么？
而“柳条湖事件”由于是“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索，也是日寇集结侵华的军事信号，对日本侵略者而言，“意义”重大。因此，日寇占领东北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柳条湖事件”的发生地点都被日本侵略者视作“风水宝地”加以“纪念”。图为1938年,日寇为炫耀侵华罪行建成的所谓“柳条湖事件”标杆与爆破地点“纪念碑”。
早在中苏中东路战争停战后，至张学良入关之前，东北军曾经对东北境内外的苏军、日军作过较为缜密的调查。
当时，在旅顺、辽阳、长春、海城、铁岭、奉天等十多处日军军营，驻扎不过万余人，勉强算作1个师团的日本关东军。
再加上能够与关东军相互策应的日军朝鲜军，总算日军野战、卫戍各部，也不过3万人。
九一八事变中束手就擒的奉天警察。
在谋求军阀利益最大化的张学良看来，这点日军不过留守东北军零头，想来，绝无可能可能翻起太大波浪。
为此，在1930年9月18日， 张学良发“巧电”，决心率东北军大举介入蒋冯阎中原大战时，他对东北边防的主要防御方向不是日本，而是苏俄。
和日军在东北境内驻军一样，当时苏俄在东北境内外也有数字更大的驻军。
斯大林执政早期，羽翼未丰。于是，苏俄专门在东欧轮番与边境签署友好条约，却在中苏边境部署了重兵。
中东路战争前后，苏军专门调集大量飞机、坦克、重炮、战舰等精良武器，包括当时苏军最新型的MC－1坦克，组建了针对中国东北的特别远东集团军。
这股苏军便是中东路侵华战争的主力。
该集团军下辖3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1个蒙古骑兵营，总兵力最高峰时兵力不少于8万人。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也在事变前后，对苏军进行调查、评估后，认为，苏军在西伯利亚以东部署有8个师以上的战时编制师。
同时，远东若爆发军事冲突，苏军可在百日内向中苏边境调集至少20个师的兵力。
然而，事态却往相反的方向发展。发“巧电”一年后同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这次异常震惊得悉，端他老巢的不是苏军，而是日军。
1931年9月18日事变发生当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中将参谋长荣臻根据张学良之命，命令东北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图为1931年9月6日张学良不抵抗电文。
张学良晚年，真诚回忆解释：
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这番自供，卸下了课本里蒋介石背了几十年的黑锅。
可是，如是对他这番解释稍微思考，不难发现，他的判断颇有理由，但他为溃逃找的理由，却未免过于继续欺史、欺人。
中原战争后期，1930年10月，张学良关东军主力入关。
很快，混战中的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联电张学良，表示接受和平解决。
战争结束，大局已定，东北军入关准备已久，迅速调兵遣将八方出击，抢先占据、控制了晋、冀、察、绥四省，以及当时北方最为发达和极具军事价值的平、津、青岛三市。
到九一八事变前夜，继张作霖早年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成就之后，张学良及奉系军阀们再回平津，空前膨胀之下，免不了弹冠相庆，大为振奋。
张学良不仅个人军职高升，他的东北军更是浑水摸鱼，收编了阎锡山、冯玉祥不少乱军。
九一八事件爆发，此刻的张学良坐拥晋、冀、察、绥四省，及平、津、青岛三市，正在不断接手新的地盘。
日军占领吉林。
所以，九一八事变消息最先报来，就算张学良等人为老巢被端未免恼火，但是，按照张学良的性格和军阀们的本性，张学良和军阀们也绝不会有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的想法。
张学良和东北军阀们审时度势，应变危机之根本，便是他和东北军阀们的利益。
就算失去整个东北，只要保证军队不被事变影响受损，一旦日军止步于锦州或山海关，他们依旧控制着中国北方最广袤和肥实的地区。
这可能是张学良一直不愿意名言的可心小算盘。
九一八事变后向东北各地进军的日军关东军。
东北在战略上一直处于被苏、日夹击态势。
早在中东路战争中，日军明为中立，暗自怂恿苏军放开手脚乱打一气，东北军损兵折将的惨状，使得张学良和东北军阀瞻前顾后、杯弓蛇影。
他们最为畏惧的，莫过于东北军如是顺应民意北上自卫，一旦与日军再度爆发战争，陈兵边境的苏军如果重演日本人在中东路战争的动作，东北军势必损失巨大，也就失去了割据的“筹码”。
事实上，张学良和东北军阀们的预判，也不是空穴来风。
当时，马占山将军以万余黑龙江军队奋起抵抗，自10月起，该部东北军即与关东军僵持于铁路沿线，扼制了日军向北攻势。
关东军在东北军事行动，毕竟是属于违背军政上级的“下克上”。九一八事变后轻松的胜利，鼓动了爱国爱天皇激情泛滥。
日本民粹情绪倒逼着日本军政不得不坐以观望。
此刻，日军关东军倘若遭遇坚决、有效抵抗，“下克上”的妄动将必然丧失合法性，假设如此，日军本来规模太小，企图蛇吞象完成全面侵略东北显然难以为继。
所以，在马占山将军部的抵抗期间，桀骜不驯的日军关东军内部也对如何善后九一八事件，出现了不同的、激烈的声音。
当时，日本军政最主流的善后意见，即是不作武装占领整个东北的企图，以谈判解决旅大的租借问题，为事件善后的主要目标。
然而，这时的苏军也确实在重演中东路战争中日军扮演的角色。
奉天被占领后，被日军拘捕的奉天军民。
得悉九一八事变爆发，莫斯科国际即向各地组织下达命令，明确了苏俄不准备介入事件和九一八事变性质：
帝国主义强盗的联盟，即国际联盟，准备重新瓜分中国的并同意发动的这场战争。
而英、法、美帝国主义，便是斯大林认定的日军背后的事件策动和教唆者。
11月2日，日本最高军政再度向关东军发出严厉指示：
鉴于内外大局，无论以何等理由，断不允许部队越过嫩江、远向北进军。
此刻，苏俄却开始以默认和配合日军进军黑龙江，向日本输诚。
在日军攻占齐齐哈尔前夕，时任苏俄外长李维诺夫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保证，苏俄将奉行严格的不干涉政策，不会援助中国军队。
日本驻哈尔滨总领馆在得到苏俄中东路当局承诺后，向东京报告了苏俄无意于日本为敌，并且可以利用苏俄占据的中东路北上黑龙江的消息。
19日，日军第二师团由苏占中东路运兵进军，占领齐齐哈尔。
对中国而言，九一八事变恶果进一步扩大。
11月23日，联共(布)最高组织专门成立了斯大林亲任主席的特别外事委员会。
该委员会说是以应付随时可能降临的国际帝国主义威胁，其实，就是苏俄应对九一八事变的非常设最高专门机关。
该委员会应对九一八事变的根本策略，即是输诚以换取日苏友好合约的签署。
苏俄反复强调宣示，对九一八和中国东北局势的不干涉的中立立场。同时，苏俄中东路当局继续妥协默许日军在东北的行动。
很显然，苏俄目的，无非是想尽快与日本改善外交关系。
到1931年12月初，李维诺夫曾经多次向日本高级外交官表示、提议签订日苏互不侵犯条约。
苏俄的态度让日军关东军非常震惊——同样，对苏俄态度非常震惊的日军关东军迅速向黑龙江进军，在迅速占领全东北后，日军也让苏俄倍感震惊。
靠着缴获的张学良东北军老巢的军械库和庞大的兵工厂生产补充，1932年4月，弱小的关东军在占据东北，扶持伪满洲国成立后，几乎一夜之间，撒豆成兵。
日军关东军由事变前的1个常设师团，膨胀为5个野战师团，3个混成旅团，2个骑兵旅团，5个独立守备队，总兵力突破10万，迅速反超苏俄远东军队。
就此，日本陆军开始了雄心勃勃的北上战略。
这时的苏俄似乎已经自吞苦果。
拘禁中的张学良。
虽然在伪满洲国“建国”以后，苏俄第一时间继续殷切，率先承认了伪满洲国。但是，日苏关系也就此开始步入恶化，预埋了后来的苏日张鼓峰会战、诺门坎会战等军事冲突。
当然，以张学良当时无限的贪欲和有限的智商，他和他的东北军阀们断然不会处于国家安危，作些许深远的思考。
他一味推诿、搪塞、回避九一八事件后的应变，也绝非出自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
当然，他也绝对不会是因为担忧日苏夹击，导致东北国防力量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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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军阀本性，张学良和东北军阀们最高谋略，只能是出于保全东北军阀集团的最高利益去炮制。
如何保证东北军继续强大，继续接手扩大地盘，如何坐拥北中国，让张学良把当陆海空军副司令子子孙孙地当下去。
这才是张学良及东北军阀们在九一八事件后，最为忧心忡忡、殚精竭虑的事情。
九一八事件前后，东北军一切照旧，没有中断向华北四面调兵遣将接受新的地盘的动作。
对于应变，张学良和东北军阀拒绝了国军北上华北，企图策动锦州中立、托管。
失去东北，张学良梦寐以求无非是以锦州为中立地带，借以保全东北军的平津、华北利益。
九一八事变后，灾难继续扩大。11月，日军得寸进尺向锦州进犯。
迫于无奈，国民政府只得与美、英、法、意外交周旋。在日军逼近锦州，美、英、法、意才同意组成联军，驻防锦州。
九一八事变后的日军关东军。他们的装备不比东北军先进。
消息传来，一大批“爱国群众”正义爆棚，痛殴当时政府驻国际联盟代表施肇基，要挟政府退出国联。
就在外交被群众正义绑架，美、英、法、意联军驻防锦州犹豫之际，张学良已经向全军下达了撤退命令。
可怜蒋介石、顾维钧、宋子文、汪精卫、何应钦等国民政府军政外交头面人物们，他们轮番软磨硬泡，命令、哀恳、苦求张学良：
请暂从缓；期能防御；锦州军队此时勿撤退；以固疆圉；无论如何，必积极抵抗！
等等。
然而，1932年1月2日，随张学良一纸手令，面临不过3、500人的日军轻兵，锦州东北军3万精锐居然一枪不放，再度一哄而散，全部撤至山海关内热河境内。
这时，日军不过千余人的主力尚在奉天附近集结，军官们还在为是否调动可怜巴巴的几辆坦克参战，争得面红耳赤。
莫名其妙间，辽西走廊最具军事价值的锦州重镇居然到手了，消息传来，日军关东军大惊失色，欣喜若狂。
苏俄态度和锦州失陷，日本军政同样为关东军莽撞的军事行动大感吃惊。至此，日军当然也就不再满足于以谈判解决旅大的租借问题。
九一八事变不断发酵，灾难扩展、漫延直到华北，最终酿成不可挽回的国祸。
锦州事变之后，山海关，就此成为中国的“国门”，也成为卢沟桥事变前的中日对抗最前线。
岁月沧桑，弹指间往事早已风轻云淡。
不过，假设再回头看看九一八事件和后来的热河抗战、长城抗战，张学良部往往非溃及逃。
所谓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一说，也不过是东北军面对日军，一路风声鹤唳乱跑一气，一路丧师失地，魂飘魄散到了西北后，无奈之下的一出花招。
抗战期间的张学良。
张学良确实是非常晦气之人。以前写西安事变时，我感慨过写了张学良，三月不要摸麻将，还真不是虚言。
试看：八年抗战战史证明，如以丧失土地，投降军队计，以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及东北军控制的地盘、军队为最。
当然，我等不过平民，说到历史，唏嘘而已。
倒是我忍不住写了，你忍不住看了张学良三个字，最好别碰麻将，否则，只输不赢确实不划算。
所谓国耻，实则是张学良和当时东北军之无法洗却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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