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西安事变八十三年：再说事变和平解决及日本对西安事变的影响
西安事变发生后走上街头的东北军、西北军。
题记：岁月荏苒，沧海桑田，当年西安事变沉淀至今，题旨重大与日俱增，蕴藏民族之历史、文化、构成之千变万化及深意，尤其耐人寻味。
在2019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八十三周年纪念日之际，再谈谈我个人视角下的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以兵变而兵谏，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由，在西安扣押蒋介石及数十位国民政府军政大员。
史称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既有当时中日问题的大背景，同时，更混杂了错综复杂的苏、日及英美在远东的各种勾结、矛盾。
这类问题沉淀在国内，暗流涌动，无形之间更是加剧了中国内部山头的矛盾、动荡。
西安事变之所以爆发，既有张学良当年少爷意气的拍屁股的冲动，自然也有更为复杂的外部诱因。
1936年4月9日，周总与张学良在肤施一座天主教堂秘密会晤，进行了四九会谈。
这次会谈，周总、李克农与张学良秘密磋商，就组建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及东北军与红军布防等等问题取得共识。
会议之后，周总专门指示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并指派李克农去洛川的张学良总部担任联络工作。
事变后西安报纸头条。
由此，张学良自作聪明，重新梳理了他与南京方面新的关系。
很快，反蒋与逼蒋，很大程度也就成为流落西北的东北军的战略主张。
也因为东北军如此状态，素来骑墙自保的杨虎城这才可以，才可能胆大妄为地明确地向蒋介石的把兄弟张学良提出兵谏动议。
西北局势危机四伏。
此刻，在蒋介石急于亲自赶往西安督战时，南京方面军方及军队情报部门多次劝谏蒋介石成行。
无奈，劝谏无效，大家只能为蒋介石前往西安作了应对危机的预案。
蒋介石住在西安城东35公里，为便于防御、戒备，占有有利地形的骊山。
彼时，南京方面预感西安暗流汹涌，在内卫外卫严格区分，南京方面在加强嫡系警卫之余，更将专列调往置于眼皮之下，随时准备发生意外时，可以营救蒋介石等出逃潼关。
然而，担负内卫的个别部队长官却所托非人。事变发生时，他们下达了极为蹊跷的原地观望命令。这个命令断送了蒋介石出逃的希望。
于是，蒋介石并没有多余的时间登上预备好的专列，只能束手就擒。
事态发生，还是出乎了人们的愿望。
很大程度上，蒋先生本人明知西安形势而前往西安，确实不妥。
蒋介石当时打完北伐，打完中原混战，击败国内地方势力，个人声望正是日渐中天之际，他在西北局势上与张学良、杨虎城二人的谈判，措辞强硬且不及提防军阀心思，确为诱发西安事变极为重要的细节。
——受传统文化熏陶，国人大多习惯三国演义类似舌战群儒或者春秋战国不辱使命等等传说。
周总等人和张学良的私人飞机。
说起谈判，人们太过于迷信自负唇枪舌剑，咄咄逼人。
大家习惯以为，只有夺取点滴利益而非要把别人逼到墙角。似乎，这才是谈判之道。
然而，无论采取协商、交涉、商量、磋商等等任何手段，谈判核心都是为实现利益最大可能的均衡，而寻求相互理解、兼容、妥协。
军国大事如此，日常生活也是如此。
如是谈判双方无视理解、兼容、妥协，相互针锋相对且不留余地，酿成遗憾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蒋介石在当时为首席军政大佬，既经历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又更是了解张学良及东北军构成，于西北局势，远东局势更是应该高屋建瓯。
是以，他居然轻身进入西安，以及事变前夜不留余地申饬张学良等人，换了角度再看，蒋介石对张、杨二人激烈强硬的言辞，难说不是一根压在那一年双十二黎明的一根稻草。
——何况，张学良在老虎厅对杨宇霆等背后捅刀，痛下黑手，旧事不远，
所以，我们知道的张、杨、周之外，蒋介石本人客观上也是西安事变的主要推手之一。
西安事变发生当日，南京方面迅疾决策，做出以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预备进剿，于右任为陕甘宣抚大使准备和谈的剿抚并举决策。
1936年，正是欧亚列强势力重组和调整的关键窗口期。
对苏联而言，中、德关系进入蜜月之外，威胁其东西两端的德、日两国越走越近，同盟在即。
苏联深感威胁之余，更担心德国调停中、日关系，形成德、日、中的联手，苏联更是万劫不复。因此，苏联外交方向调整，不惜代价拉拢南京自然就成为苏联外交刻不容缓的唯一选择。
由此，事变次日，苏联《真理报》《消息报》等报刊最先起床，率先发难，愤怒指责张学良和杨虎城。
西安事变结束，南京方面第一时间拍摄了蒋介石被逮捕的山崖，在山崖上留下了蒋委员长蒙难处。这是西安事变后的第一现场照片。
同日，1936年12月13日，中研院等七学术机关通电全国讨张、杨；南京各大学校长、教授罗家伦等347人联名谴责张、杨。
自此，到西安事变结束，全国各地除却张杨控制的西安之外，军、政、学、商等等各界，几乎同声声讨张、杨，几无停息。
彼时，西北军大佬，杨虎城结拜大哥冯钦哉将军在看到西安发表的八项主张通电冒署自已名字，立即发表通电声明：
冯钦哉和42师没有参加西安兵变。
旋即，他的部队向西安放出警备。
甚至，连张学良着意交好的意大利方面，其外长齐亚诺也是以严厉的言辞致电，指责并要求张学良悬崖勒马。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和反响，以及国际国内的强大舆论，让张杨二人尴尬之余，倍感压力。
彼时，事变不顺，张、杨以半路出家的哥们关系，自然旋即互生疑心，彼此戒备。
蒋介石被东北军控制，南京大员多被西北军控制。
二人既想收手，却又骑虎难下。
于是，宋美龄、宋子文飞抵西安送来机会之外，日本人莽撞决策，更为二宋与张、杨和谈西安事变，送来了一个相对关键的机会。
西安事变爆发，完全出乎日本方面预料。
震惊之余，日本军方和外交部在第一时间保持缄默，到是西安事变次日，事变新闻登上日本各大报纸头条。
甚至，日本舆论传闻蒋介石已被杀害。
12月15日，张学良和赶到西安斡旋的宋美龄信使，蒋介石顾问端纳。
13日，日本外务省召开紧急会议，判断情势，并就今后对华方针交换意见。
于此，日本政府正式会议研读形势认为，南京另立他人代行蒋之诸权限，证明南京与东北军分歧极大，甚至蒋介石可能死于兵变。
如此，中国将与苏联产生更大隔阂，中国外交自然就会趋向日本。
所以，日本不能轻率行动，应该慎重静观以待机耳 ：
事件对日本影响甚大……回避易招误解之行动。
帝国政府对于事态之推移，以重大关心而静观，坚持公正态度。
12月14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进宫，将西安事变的情况向天皇详细陈奏。
不过，在日本政府外交之外，实际同样与中国发生关系的日本陆军省。日本陆军以军人干政，历来莽撞。
他们则以军事视角专门判读中国形势，拟定了西安事变对策纲要。
日本陆军省以极为强硬的态度宣称要坚持既定的对华方针和政策：
侨民的安全和在华权益受到侵害”，应毫不犹豫地运用自卫权。
各持己见，口沫乱飞，日本外务、陆军、海军三省为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争论不休。
日本陆军省企图趁西安事变吞并华北、内蒙。
日本外务省则看清日本与苏联的拉锯态势，主张对华慎重。
西安谈判期间的周总、叶帅和张冲。
最后，日本海军省眼红日本陆军在九一八之后夺得的东北利益，而以适合海军势力发展的上海、武汉方向，增派海军陆战队作战部队，作出武力干涉预备。
就在西安事变极为敏感的时候，中日外交关系立刻紧张起来。
稍微清醒分析局势的日本外务省被日本陆军省、海军省逼到墙角。
18日，日本外务省只得发表声明说：
日本准备根据蒋介石可能提出的声明和要求而采取适当的自卫措施。
这道愚蠢的声明，纯属损人不利己。
通过这个声明，日本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与苏联针对中国的外交拉锯。同时，这个声明对华态度强硬，处处可见日本之蠢蠢。
彼时，日本外交声明之外，日本陆军更是处处发声。
恍如当年满清入关对李自成口诛笔伐一般，日本陆军首先指责张学良为叛徒，而后定性西安事变是旧军阀一派之常套手段。
日本陆军强硬表态，故为天人断不能容忍，预备到底断不能袖手旁观。
其实，当时的日军并没有做好全面侵华准备。他们之所以大放厥词，不过企图在与外务省、海军省抢跑中国利益和国内声望，口无遮拦之下，喊几句愤青口号。
口号也罢。
日本陆军一方面联络南京表达出兵意愿，一方面着力绥察内蒙德王等人停止与傅作义等摩擦，调动关东军，做出预备武装策应架势。
西安事变期间驻防察绥的国军精锐汤恩伯部。日军在西安事变期间，虚张声势往中国上海、武汉、察绥蠢蠢欲动，引起中国各界极大反感。
如此趁人之危的虚张声势，自然引起中国各界的反感。
甚至，临至西安事变尾声的12月24日，日驻华大使还在面晤军政部何应钦是，慷慨表示，日本愿意军援南京，参与讨逆军事。
何应钦冷言回拒：
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针办理。
彼时，中国军方高层，何应钦堪为对日本国力、军力评估相当全面、深刻的第一人。是以，一则顾忌日军实力，一则本性冷静，何应钦通常为人们误会亲日，却在西安事变期间疏于与日本方面接触。
国人对日本反感渐深。
于是，日本的声明和日本陆军的杂声在极为敏感的时候，顺其自然还是成为张、杨势力在骑虎难下之时，迅速反转，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的抓手。
1936年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南京，张、杨、周代表西安，在张学良公馆西楼二层开始正式谈判。
西安方面在谈判最初，虽然提出来停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开各党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等六项条件，但是，周总并没有强调坚持周、张、杨三位一体原则。
杨虎城控制，陈子坚、宋绮云负责的西北文化日报报道西安事变。
实际上，张、杨只得各怀心思，于和平解决句号划上之前，冒险再做最后的投机。
——四九会谈之后和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不明白苏联的心思，自作聪明认为，他只要发起兵谏，即可得到苏联的支持和声援，在国内可以得到红军的策应。
很显然，这是张学良下决心发动兵谏的心理底线。
然而，社会确实复杂，实际情况远非张学良的想当然。
西安事变爆发，国内舆论之外，苏联舆论天天痛骂张学良受日本人的指使，使得张学良非常难堪。
为此，张学良要求解释不得其果，在西安事变之后心事重重，非常郁闷，日渐愤懑。
是晚，在西安事变跳得最高的张学良预感不妙。
于是，他在会晤宋美龄、宋子文时极力输诚示好，承诺将原西安方面要蒋介石亲自签字的六项条件，改成只要宋美龄和宋子文签字担保即可。把先撤兵、先放七君子，改成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即可。
显然，张学良毕竟聪明，他在想办法跳下虎背。
最后，仅有杨虎城懵懵懂懂坐在鼓里。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和宋美龄返回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接机。
1936年12月24日，张、杨、周在西安事变之后最后一次会晤。
周、杨提出了南京军撤出潼关，蒋介石亲自签字宣布和平，不会秋后算账，召集救国会议和签字释放政治犯等等和谈底线。
不过，这次会晤，张学良再无四九会晤的激情，敷衍哼哈，不以为然。
谈到深夜，吃吃喝喝之后匆忙散去，会晤没有答案。
12月25日，下午，当周总希望再次会晤张学良商议和谈底线问题时，张学良公馆方面这才报告周总，说是张学良已经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前往洛阳。
——电影里，人们熟悉的周总飞驰赶往机场晚了一步，跺脚叹息来晚了来晚了的镜头，其实不过是后来文人的文艺想象。
1936年12月26日，蒋介石抵达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至此，日、苏在西安外交博弈、拉锯中，日本遭到前所未有的挫败，中日两国加速日趋紧张，全面战争一触即发。
可见，无论大词如何堂皇，细细看去的历史，确实给与我们的亲爱的祖国以太多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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