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血肉的长城，即为民族的丰碑：漫谈抗战时期的中日火力对比
杨虎城囚禁详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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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装甲集群进犯保定。
序语：
1945年8月6日，上海《申报》刊文《八八父亲节缘起》，称：
美国为纪念欧战中阵亡将士的妻与母，曾发起创立母亲节。而今中国也应该发起创立自己的父亲节。
“父”字形同“八八”，且“八八”读音也与“爸爸”相同，故号召上海市民一同来过“八八父亲节”。
文章末尾，公开署名的首倡者共10人，分别是：颜惠庆、袁希濂、陈青士、梅兰芳、史致富、严独鹤、费穆、陆干臣、富文寿、张一渠。
当时，日军虽败局已定，但尚未投降，上海仍在其控制之下，这一倡议“暗中表示怀念祖国之意”，实有风险。
1946年5月，抗战胜利以后又有上海名流数十人联名向政府请求定每年的8月8日为“父亲节”：
“中国八年抗战，终究得到了最后胜利，这八年中阵亡将士不可计数，而这辈将士，前赴后继，杀敌致果的忠勇精神，实受父亲平日教养和随时激励的结果，所以父亲对于这次抗战胜利的影响，十分伟大。
回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加维然女士，发起母亲节，纪念欧战中阵亡将士的妻与母，因为她们对于国家有伟大贡献；我们应该效法先例，规定父亲节，同时纪念这次大战中阵亡将士的父与兄，因为他们对国家也有伟大影响，使父和母同沾其光。”
这次请求得获国民政府批准。
是日，人们佩花以作父亲节的纪念：
父亲健在者，佩以红花；逝世者，佩以白花……
——摘自边地良家子在《父亲节随谈：大院，已然残垣断壁》文后留言。
这一往事，少为人知。
如今读来，即可侧见中国历经八年苦难熬得最后惨胜之艰辛，更可理喻抗战历史对后来中国历史、文化影响之深远。
时值七月将近，抗战历史便成为记忆深处的一面旗帜。
旗帜摇曳，历史自然不能忘却。
侵华日军的化学部队。
进行化学战而准备冲锋的日军。
抗战期间，在中苏边境张鼓峰、中蒙边境诺门坎地区，拥有绝对兵力、火力优势的苏军两度与日军第二流师团第19师团主力，第三流师团第23师团主力决战。
战后，苏军回忆张鼓峰、诺门坎事件，对日军不顾性命的抵近炮击、步兵集群冲锋等战术记忆犹新，尤其感慨认为：
“当时，就像跟死人作战”。
当年，日军深受武士道洗脑，但凡作战就如美国丧尸大片翻版，官兵迎面弹雨呼啸冲锋，全然不畏死亡。
白崇禧将军曾用四字评价日军，即：
快，硬，锐，密。
四点归一，就是狠。
抗战后期，曾经在张鼓峰打得苏军两眼冒火的日军第19师团调往南方，参战林葛安湾激战，转而与兵力和火力占有绝对优势的美军大战。
这一次，斗志昂扬的日军第19师团悲剧降临。
日军同样以对付苏军、中国军队的方式，抵近炮击、迎面弹雨，以步兵集群冲锋等丧尸战法，反击登陆美军。
然而，日军在远东战场屡试不爽的冲锋，却遭遇美军空前强大、空前密度的猛烈火力压制，反击失败，伤亡惨重。
最后，2万余人的日军第19师团被打残打破，再无发起正面作战信心。就此，日军正规军转而变成了游击队。
他们每日只得以小股游击孤军与美军缠战。
日军在当地缠斗、游击半年有余。熬至日本投降，第19师团向美军投降，依然有建制完整的近万人。
由此战例即可看到火力对于战争的制胜作用，也可侧见日军之顽强、凶悍。
说起日军之顽强、凶悍，确属事出有因。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军队主要由贵族、武士们组成，战争实为贵族、武士们的专属游戏，与普通群众无关。
战争既然与群众无关，群众自然也就乐得清闲。
然而，群众毕竟不是陶渊明。历史证明，在远东，再怎么群众的群众，也绝耐不住清闲啊。
于是，日本群众迎来了明治维新的好时光。
当时，日本改革军制，建立全民军训、适役青年军训及动员体系，辅以军国主义鸡血注射，日本民众就此在一夜之间群情振奋，整齐划一，摆成战斗鸡的姿态，全民踢腿，踏入愤青大道。
各类日本文人适时出现，他们热情洋溢量体裁衣贴身洗脑，保证了日本全民人手一份鸡血注射。
就此，被文人国师们激励、洗脑，信奉为天皇、帝国而战死成神，荣进靖国神社，也就成为当时日本民众的精神追求。
人人可以参军，就像人人可以喝肉汤一样，很快就成为日本人的最高人生追求。
于是，射击、投弹、拼刺、敢死冲锋，也就成为日本不分男女老少每天睁眼就要作的功课。
——日本群众热血沸腾，也就因此全民步入了广岛、长崎的蘑菇云阴霾。
可见，1930、40年代的日本军国，名不虚传。
淞沪战场，第28军一个战术阵地。这样的阵地，日军不需冲锋，只需数发山炮弹即可摧毁。
国军精锐装备的极为稀罕的战防炮。
反之，当时中国军阀林立，政令散乱，南京中央政府尚未真正完成统一。
武器匮缺，军令不畅，军队番号繁杂，各路军队看似人数众多、庞杂，但是，受制物质条件，现代军队必不可少的常规训练，更是极为欠缺。
直到抗战突然爆发了，各路军队、军阀这才猛然清醒，想起了团结抗日。
然而，这时经历实战锻炼的精干军队毕竟太少，只得仓促扩军。
于是，匆忙应征而来的，主要为老实巴交的农民、学生、市民。
未经训练，人们提刀杀猪尚且手软，晕血，何况要上阵杀人？
两军单兵的军事素质、技术差距，可想而知。
兵员素质之外更为险恶的是当时中日国力差距。
以中日两国步兵的单兵装备为例，有着自成体系的完备的国防工业，日军步兵更占优势。
人人熟知的三八式步枪在研制之初，即专门考虑在中国、蒙古、西伯利亚作战，专门设计了防尘盖。
同时，为保障身矮手短的日本人能够在拼刺和精确射击上占据上风，三八式步枪配装军刺。
——除却采用小口径子弹降低后坐力以提高射击精度，三八式步枪更被认为是二战中最长的步枪。
营养良好，训练有素的日军单兵虽然身矮手短，近战搏杀往往占尽便宜。
台儿庄会战期间，即有我军9名战士近战拼刺日军3名士兵，最终全部殉国的记载。
战场上，官兵的军事专业素养和技术对抗，瞬间即可决定成败、生死。
现在网络很多人因为无知当年情况，无知中日两军受制客观形成的差距，而振振有词嘲笑国军抗战窝囊，确实非常不该。
抗战期间，中日军队战力差距极大，除却官兵素质悬殊，更有武器装备悬殊影响。
侵华日军通常以步兵中队、大队作为基础战术部队。
日军根据会战规模、目的，分别以师团、旅团、支队作为其战役兵团。
日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中队不能简单、肤浅地类比国军的师、旅、团、营、连等作战单位。
当年，作为亚洲唯一的现代化军队，日军编制与作战任务关联度极高，经常以编制配合、对应作战任务编成战术群、战役群投入战场。
此外，就是中日军队装备和支援火力的差别。
通常，按照当时中日两军装备对比，一个日军野战中队投入战场，即可得凭借其官兵职业素质及战时常规配置火力加强，轻松压制1、2个国军步兵营。
作战中的日军坦克部队。
生产坦克的日本军工厂。
抗战初期，国军海军、空军很快消耗殆尽，步兵作战唯有以民24式重机枪、迫击炮作为主要火力对抗日军。
国军缺乏重武器，射程有限，多数时候处于防御状态。
因而，国军既缺乏现代战争认识，更受武器装备缺乏远程火力限制，往往为追求射界宽广而配置火力，凭经验去占据高地，或者依托高地两侧。
如此火力点，射界虽然宽广，目标却也明显。
然而，迫击炮和机枪射程，毕竟比不过大炮射程。
这样一个国军旅、团级别的防御阵地，如果日军以野战大队派出一个中队单位发起地面进攻，那么，在日军这支战术分队的背后，即有日军旅团、联队单位配属重炮、山炮，以及口径较小的联队炮、大队炮等等炮火支持。如是重点攻击目标，日军还可以得到战机、战舰及师团重炮的远程火力支援。
如此一来，区区一个日军中队的正面攻击，火力就会无限放大，变得犀利，猛烈。
正面猛攻之外，这个日军大队再以其他二个中队在两翼迂回。
甚至，日军会携带高精度作战地图、数门山炮、重迫击炮进行纵深穿插、渗透。
如此一来，以当时国军装备和兵员素质，即便最精锐的黄埔系军队，以师、团规模抵御日军一个大队，碍于火力对比、射程悬殊，于是，最好的办法也只能坐守阵地，被动挨打，苦撑至日军弹药消耗殆尽，再以近战反击。
万一，国军伤亡惨重而无法坚持到日军弹药消耗殆尽，战事便以国军防御崩溃而结束。
由小见大。
抗战诸多会战均是由诸多战斗组成。
可见，无论万家岭大捷，长沙会战，国军处于完全弱势火力下赢得的每次会战胜利，无不是以血肉之躯苦撑日军消耗殆尽而发起反击赢得的胜利。
日军105榴弹炮阵地。当年105榴弹炮犹如今天的中程导弹，如今依然为战场常见武器。
激战中的日军野炮阵地。
抗战中国，既是穷国，更是弱国。
中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导致军队武器弹药自给率极低，一旦被日军围堵断绝海上通道，或者失去了美、英国得到军火供应和财政援助的可能，中国就将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所以抗战开始，中国既不与日本宣战，国民政府更是通过各种途径呼吁美国不要实行中立法， 不要在中国进行生 死存亡的搏斗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最终，中国苦撑八年取得抗战胜利，其间苦苦支撑之苦，远非今天看完抗战神剧的观众们可以理解。
事实上，纵观抗战战史，日军正是凭借其优势火力和官兵素质，无论发起战役、战术攻击，都是频繁使用正面突破，纵深穿插，两翼包抄，以少打多，最终击破国军防线。
日军凭借火力优势的简单、高效的战法，使得看似兵力占优的国军往往顾此失彼，处处被动。
现代化战争的成败受火力影响，远不是靠几句生吞活剥的孙子兵法就可以用兵如神，予以扭转的。
事实上抗战八年的绝大多数时候，日军现代化军队凭借地空协作，步炮协同，步坦协同等等现代战法主动出击，频繁使得拥有兵力人数优势的国军在血战力战之后，付出巨大牺牲，却战果黯淡。
为此，国军每每总结正面战场的会战经验，总会强调日军技术兵器优势。
敌军炮空火力旺盛，能收到压制我炮兵之效，为（日军）战况迅速发展之主因。
（日军）炮兵即能应时发射。
（日军）进至我军阵地最近距离之瞬间，（日军炮兵）复能立即延伸火力。
我军无论攻防，受敌害最大者为日军炮兵。
诸如此类总结泛见战史，然而国军却苦于装备不济却无法做出反制战法，持续八年，被动挨打，其间之悲壮和无奈，尤其让后人读史而唏嘘、惋惜。
侵华日军150榴阵地。
日军在江汉平原机械化行进。
抗战中、后期，侵华日军主力师团配有山炮兵联队，由一个装备12门野炮的野炮大队，二个装备12门山炮的山炮大队组成。
此外，日军师团作为基本战役作战群投入战场，还可以得到来自方面军、军的战机、战车、大口径野战重炮等远程火力的加强、支持。
1939年武汉会战之后，日军调整、编成特设师团若干投入正面战场，其师团火炮配置更是大大加强。
日军正面战场野战步兵联队基本装备联队炮之外，每个师团更是装备12门105毫米野战炮，以及24门75毫米山炮。
日军火炮之多，以至于当时日军炮兵大队编有挽马经常超过500匹，远超当年的日军骑兵大队。
对应而言，同期的黄埔精锐步兵师，不过配有12门山炮，全师无炮的杂牌国军更不在少数。
如是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里面，龙文章团长能够拥有一门小小的战防炮，那其实是他的运气。
在美援至华之前，中国全军拥有105毫米野战炮总数不过40余门。
至于国军的战区、方面军、集团军和军等单位，在重大会战期间，能够用作加强步兵师作战的战机、战车、野战重炮等远程火力，数量极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于是，为数少得可怜的重炮成为国军抗战的国之重器。
也因为此，当年，如刘峙、汤恩伯、胡宗南等抗战名将，为了保炮想尽办法，甚至不惜放弃战术胜利转而撤退……
他们由此被人骂成逃跑将军，其实事出有因。
中日军队在技术兵器和远程火力的对比过于悬殊，使得国军在实战中只能选择机动避战，伺机而动。
这是以步兵为主的平面化、近代化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最为悲壮的无奈。
日军步坦协同攻击。
因为国军没有远程火力威胁，日军战机、重炮每每攻击，总可以从容机动、展开、瞄准、开火。最大程度发挥远程火力威胁。
日军空袭的战略威胁，一直是抗战时期国军头上无法躲避的阴霾。
抗战爆发初期，中国空军以少得可怜的战机，迎战当时现代化空军大国日本。
当时，中国空军以寡敌众，顽强作战，悲壮牺牲，几乎全军覆灭。
然而，因为战力微弱，中国空军能够对战场的支援，正如日军陆航的总结，在野战中实无大效用。
到1940年之后，日本完全控制了战场制空权。
于是，日军不仅有恃无恐对中国抗战大本营重庆进行无差别战略轰炸，同时，在长沙会战、枣宜会战、浙赣会战等作战中，还以战机直接加强日军师团方面的作战。
日军战后记载，彼时，日军“多以飞机轰炸，代替炮兵，发挥威力甚大”。
正是两者之间的火力悬殊，使得国军作战不得不进行战略退避，依靠山川险阻，以草鞋行军而想方设法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才有可能于会战中，以数倍甚至十倍兵力，抵挡、化解日军攻势。
如此，由华北到淞沪，由徐州到武汉，由广州到长沙，由石牌到衡阳，无数本是市民、农民、学生的战士，还是义无反顾脚踏草鞋，身着单衣，手握一支步枪去抵抗，去牺牲。
他们以血肉铸成长城，以无数无名无姓的人们的牺牲，最终，为历史赢得了八年持久抗战的惨胜。
正如抗战名将张自忠将军书题：为民族争生存而奋斗！
正是他们以牺牲换来的惨胜，不仅为民族夺得生存的机会，更为中国于二战之后崛起，奠定了根本的基础。
当年的血肉长城，即为现在的民族的丰碑。
抗战军人，无论有名无名，他们实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后人仰望和尊重的人们。
三点一转支持橡树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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