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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熙宁变法”

傅伟中 当代江西 2024-05-12

王安石的为政生涯,特别是他主持的“熙宁变法”,对宋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文化璀璨、群星闪耀的唐宋时期,既名列“唐宋八大家”又官至宰相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恐怕非王安石莫属。王安石的为政生涯,特别是他主持的“熙宁变法”,对宋代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毁誉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源头?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王安石画像。

“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江西抚州人,两度拜相,封荆国公,身后追赠为太傅,谥号“文”,世称“王荆公”“王文公”等。

《宋史》称王安石“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1041年,尚未出仕的王安石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结识了比自己大两岁的文学家曾巩,二人一见如故。

曾巩评价王安石“文甚古,行称其文……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还渡江到滁州,向大文豪欧阳修推荐王安石。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后,也赞叹“文字可惊,世所无有”。“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留下了一段文坛佳话。

王安石21岁时考中进士,此后相继在江苏、浙江、安徽、河南等地为官。彼时的北宋王朝,繁荣景象的背后是开国以来积累的弊端显现,内则官僚行政机构臃肿、兵力衰弱、财政亏空,外则被辽夏不时侵扰。

多年的地方官经历和基层治政经验,让王安石对国家治理和社会民生问题有深刻认知和切肤之痛。

1058年,王安石任提点江东刑狱期满返京述职时,以强烈的改革愿望和过人的胆识才识,给宋仁宗赵祯写了一篇奏章《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这篇万言书以人才问题为主线,抨击时弊,主张全面改革法度,体现了王安石“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他的变法主张虽未被仁宗采纳,但为后来的“熙宁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

熙宁元年(1068),宋神宗赵顼即位。年轻的神宗血气方刚、治国心切,急需一位给他出谋划策的治世能臣。性格刚毅、不流于俗、忠勇兼备的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身份与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神宗赏识,被选中成为走向改革历史舞台的那个人。

神宗问王安石:“当今治国之道,当以何为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在《本朝百年无事劄子》中,王安石透过北宋立国以来百年无事的表象,揭示出危机四伏的实质,犀利地指出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农业、财政、军事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张,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这篇奏议说理透彻,情真意切,是历代奏议中的佳作,正如明代茅坤在《唐宋八大家文钞》中所说,“此篇极精神骨髓。荆公所以直入神宗之胁,全在说仁庙处,可谓搏虎屠龙手”。此文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疑吹响了一支前奏曲。

宋神宗赵顼画像。

“不畏浮云遮望眼”

熙宁二年(1069),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次年又拜为宰相。王安石开始推行新法,自上而下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熙宁变法”“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问王安石:“不知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

王安石推动改革时,对改善经济民生怀有清醒的认识和美好的愿景,希望“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将财政税收大规模商业化,甚至不惜用行政手段干预、抑制大地主的兼并,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于是乎,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均输法等举措陆续推出。

改革从来都是利益的调整,变法自一开始就将王安石推到风口浪尖。面对皇亲国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的诘难,王安石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精神,勇往直前。天变不足畏,意即人事非关天意,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祖宗不足法,强调社会在变革发展,不可因循守旧;人言不足恤,表明不必在意保守派的是非议论以及身后评价。

“三不足”的言论,在当时堪称惊世骇俗、石破天惊。

变法时期的王安石,宛如北宋官场中的“风车斗士”堂·吉诃德,坚定而执着。江西方言中有“戆”一词,说的是一个人执着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王安石便是如此。他近乎倔强地以一己之力推动变革,给历史留下了孤独前行的背影,坊间和史家对其也多有“拗相公”之评价。

新法颁行不足一年,便引起北宋朝廷内部新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激烈冲突,史称“新旧党争”。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变富人之多取为少取,然“少取与多取,犹五十步与百步”;兵部员外郎范纯仁上书神宗,公开指责王安石“掊克财利”;御史中丞吕诲上书弹劾王安石巧诈,说他“置诸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三封长信《与王介甫书》,说“今介甫为政,尽变更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弃者取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还列举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弃新法、恢复旧制。

王安石以《答司马谏议书》回复司马光:“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寥寥数百字的回信,简洁峻切,有力地驳斥了司马光对新法的歪曲和诽谤,表达了将变法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后来司马光与王安石决裂,司马光辞官隐居洛阳。

《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插画


“明月何时照我还”

变法初期,神宗对王安石言听计从。然而在新法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导致反对者声势颇大,变法派内部也出现分裂。1074年,王安石被罢相。1075年初春,半赋闲于江宁的王安石接到朝廷诏令,第二次任命他为宰相。此时距离他辞去宰相职务不过8个月。

王安石立刻北上,仅用6天就抵达汴京(今河南开封)赴任。坐船途经瓜洲渡时,他写下《泊船瓜洲》这首后世广为传唱的绝句。诗里流露出归心似箭的情绪,特别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之句,似乎与一个正要奔赴宰相大任的改革家形象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但王安石当时的心情确实相当矛盾,也很无奈。

彼时,变法已到了关键时刻,而王安石推荐的主持变法的参知政事吕惠卿不仅辜负了他的期待,还与皇帝和当时的宰相韩绛关系紧张,以至于皇帝不得不重新召他回京。

王安石自己当然也很想再推动一把,亲眼见证变法大业有所实效。然而,推进新法过程中引起的激烈矛盾乃至许多旧友的反目,已让淡泊名利的他身心俱疲。头年他连辞6次,神宗才勉强同意罢去他的宰相职务。

所以,王安石希望此去汴京,能够速去速回。但他的第二次宰相任期短暂而不成功,除了引发更加汹涌的朝野纷争,终究他没能干成什么。

瓜洲古渡。刘江瑞/摄

1076年,王安石年仅33岁的长子王雱病逝,悲伤至极的他再也没有心思操持政务,替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神宗分忧了。同年十月,55岁的王安石再度被罢相,回到江宁。

1077年,王安石辞掉江宁知府职务,从此在江宁钟山脚下居住养病。他在城东一个名叫白塘的地方购地建宅,将宅邸取名为“半山园”。在半山园,他校阅著作《三经新义》,撰写《字说》24卷,阐述“新学”思想。朝廷给了这位退职宰相无以复加的礼遇,但他再也没有回过汴京。

在钟山定林寺,王安石拥有一座专门读书的昭文斋。书法家米芾、画家李公麟就是在这里拜访王安石,李公麟还为他画了一幅形神兼备的画像,悬挂在昭文斋中。王安石《游钟山》表达了他对这座名山的喜爱:“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长在,山水空流山自闲。”

这期间,王安石所作《浣溪沙·百亩中庭半是苔》是其彼时落寞心情的真实写照:“百亩中庭半是苔,门前白道水萦回,爱闲能有几人来?小院回廊春寂寂,山桃溪杏两三栽,为谁零落为谁开?”全词构思精巧,意境优美,格调深沉,尤其是最后两句,将寂寞写到了极致,惹人心疼。

文豪苏轼跟王安石有过节,曾上书指责新法。然而,当苏轼突遇“乌台诗案”大祸,已经退居半山园的王安石却上书为他鸣不平:“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的《眉山集》一问世,王安石即买来读。离开了官场,没有了党派偏见,作为文友,心灵依然息息相通。

1084年,被贬官的苏东坡途经江宁,特地到半山园拜访王安石。听说苏轼来访,王安石非常高兴,穿着一身与农民没有多大区别的衣服,骑着一头毛驴到江边迎接。见到王安石,生性诙谐的苏轼调侃道:“轼敢以野服拜见大丞相!”王安石哈哈大笑:“礼岂是为我辈设?”相逢一笑泯恩仇。

在江宁相聚的日子,他们一起游山玩水,吟诗作对。苏东坡在《次荆公韵四绝》中表达了对王安石的敬佩,甚至还动了在钟山买田居住,和王安石一起养老的念头。临别之时,望着苏轼远去的背影,王安石感叹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王安石变法》油画。 国家博物馆藏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所废罢,其间将近15年。大历史观视野下,“熙宁变法”富国强兵的效果十分显著,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北宋国力有所增强。但由于急于求成,利弊互见,最终招致失败。

对于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历来众说纷纭;而提及王安石的高洁人品,连他的政敌都赞叹不已。

司马光评价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朱熹感慨荆公“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梁启超盛赞王安石“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列宁对王安石主张土地国有化深表赞同,将其誉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毛泽东在赞扬王安石改革勇气的同时,总结王安石变法的教训,认为他“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

人们通常在为王安石变法的制度缺陷、执行不力、用人不当等问题扼腕的同时,甚少关注改革举措的超前意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即使放到当今世界经济学领域观照,也有积极的启示意义,甚至一些主张加强国家干预的近代中外学者,把王安石誉为“中国古代的凯恩斯”。

当然,我们并不赞成一味套用近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去绝对衡量古代中国经济社会改革,但“熙宁变法”作为一个观察世界和中国改革的视角,则不得不令我们赞叹王安石的敏锐与远见。

今天的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更趋理性,鲜活的王安石形象越来越清晰地从历史尘埃里显现出来,人们已能用平常心对待过去对他的毁誉褒贬。

在江西抚州,市民参观王安石纪念馆。 图源视觉中国


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远大抱负、思想家的理想情怀、文学家的巨大成就,一直为后世所景仰。他像一把穿越历史的火炬,照耀着后人的精神世界和前行征程。

习近平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这位千年之前的先贤,表示王安石等古代政治家的治政值得研究和借鉴,还曾多次引用他的诗文。

比如,2012年2月14日,习近平同志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引用王安石的《登飞来峰》,以“不畏浮云遮望眼”这句诗勉励中美企业家们不要因一时一事的干扰而裹足不前,而应着眼长远;

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引用王安石《题张司业诗》中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激励大家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人生……


来源:当代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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