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院士档案：谢利·泰勒

Shelley E.Taylor

╱  谢利·泰勒  ╱

谢利·泰勒教授是当今最杰出的心理学家之一。著名的幸福心理学家 Ed Diener 在一篇用3个指标（引用指数、主流教科书中所占篇幅和主要奖项获得情况）对现代心理学家进行排名的文章中，将谢利·泰勒放在了第8位，排在她前面的是诺姆·乔姆斯基，后面的是阿莫斯·特沃斯基（其合作者卡尼曼是2002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之所以连篇累牍地抬出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是因为与谢利·泰勒为心理学做出的贡献相比，公众对她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今天我们就为读者朋友们翻译一篇 PNAS 上的文章，带大家了解这位院士的生平。

关键词：积极错觉  照料和结盟模型 社会认知 健康心理学  社会神经科学   

在康涅狄格学院（位于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就读本科时的第一个心理学实验，让谢利·泰勒着迷于收集和分析数据带来的刺激。“我被深深吸引了。”这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社会心理学杰出教授说道。这一研究经历推动她进入位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的耶鲁大学心理系攻读硕士，并最终成为一名备受推崇的研究心理学家，她是社会认知、健康心理学和社会神经科学的奠基人之一。

泰勒于2003年当选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2009年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并于2010年获得美国心理学协会（APA）的终身成就奖。她因多方面的工作而广受赞誉。她发现人们倾向于对自己持有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并且这样做有益健康；她还揭示了压力影响健康的机制，以及早期经历如何影响我们身体的应激反应，等等。

在其院士就职文章（inaugural article）中，她回顾了自己实验室和其他人的研究结果，提供了一个关于压力与身心健康关系的概述。“我希望 PNAS 读者能够看到，你可以将生物学和行为学结合起来研究特定的问题。”她说道。

着迷于探索发现带来的刺激

”

泰勒于1946年出生在纽约州一个名叫斯科山（Mt. Kisco）的小村庄。她在附近的查帕夸（Chappaqua）长大，距离纽约市以北1小时车程，靠近康涅狄格州边境。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在查帕夸成长是一段非常愉快的经历，因为邻居家里有很多小孩。她的母亲是一位钢琴老师，父亲是位历史老师。尽管泰勒喜欢上学时所学习的科学课程，但更喜欢阅读，并且在大部分童年时期她都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图书管理员。

父亲在二战期间曾担任精神科护士并经常谈论这些经历，这促使泰勒在大学里选修了第一门心理学课程。

他在厄立特里亚建造了第一家精神病院——真的是亲手与两个朋友和村民一起建造了它，以治疗患有“炮弹休克症”（现在称为PTSD）的士兵。正是听他谈论这些经历，让我在大学时选择了心理学作为我最早学习的课程之一。

当她在1964年进入康涅狄格学院时，心中唯一的规划是对心理学的这种模糊兴趣。但在完成了心理学导论课程后，授课老师邀请她和另外两名同学选心理学为专业。这一邀请如此令人受宠若惊，以至于泰勒决定接受它，并认为自己最终会成为一名临床医生。

在泰勒作为美国志愿者服务项目（VISTA）的一名志愿者，并在一家精神病院的试点项目中度过一个夏天后，这个计划改变了。她回忆说：“我被分配到一个多数由年长且服药量很大的男性精神分裂患者组成的病房。作为一段临床实习经历，它并不令人满意。当我回来时，我决定以后要走研究方向。”

完成了第一项有关妇女社会角色的研究后，她对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毕业即将来临时，她决定上研究生院成为一名心理学家。她申请了耶鲁大学著名的心理学项目并成功被录取。在那里，她被尼斯贝特新兴的社会归因研究所吸引。

“我对人们如何理解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原因感兴趣”，泰勒说道。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她要求参与者按吸引力给一群人排序。然后，就他们对这些人的图片产生的生理反应提供虚假反馈。反馈信息向他们表明排名较低的人对他们更有吸引力。她发现，如果反馈与现实完全不符，则参与者会毫不犹豫地拒绝它。然而，如果反馈很接近——比如说他们最喜欢的排第二或第三的人——那么他们会接受这些信息并重新评估自己的评价。

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泰勒搬到哈佛大学（马萨诸塞州剑桥市）成为社会关系学院的一员，那里强调心理学、社会学和人类学之间的跨领域合作。“我喜欢那里视野宽泛和跨领域聚焦的特点”，她说道。

在哈佛大学，泰勒的第一位学生是一个名叫苏珊·菲斯克的本科生，自那时起，她们就一直合作。泰勒说：“我与许多学生都保持着长久的关系。苏珊与我成了亲密的朋友，并且她总能为研究提供不同于我的见解，这使得我们的合作非常富有成果。” 

她们共同致力于扩展社会认知这个新兴领域，它探讨的是人们如何思考他人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在1984年，她们联合撰写了社会认知领域的圣经——Social Cognition，书中她们定义了该领域的范围和野心。1991年该书出版了第二版，2007年完成续版 Social Cognition: From Brains to Culture （中文简体版《社会认知：从大脑到文化》）。 

泰勒在哈佛大学工作期间主要涉及认知突显问题，即如果某些事情很突显，那么人们会相信它们更重要。她和她的学生通过一系列实验测试了这个想法，她们要求参与者表演脚本化的互动行为。通常情况下，小组内会有一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的人，例如在白人中有一个非裔美国人或在非洲裔美国人中有一个白人。研究表明，人们倾向于认为有突显特征的那个人在掌控局面，并因此更可能对那个人有刻板印象。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倾向于对与自己不同的群体有刻板印象。

进入健康心理学领域

”

当泰勒在哈佛的七年即将结束时，当时在耶鲁大学任教的朱迪·罗丹正在为一家西海岸癌症基金会提供咨询服务，并邀请泰勒撰写一份关于心理学对乳腺癌管理有何建议的专家立场文件。

我告诉她：“什么也没有。”但是我还是写了这篇文章，并认为心理学在医疗领域没有一隅之地是荒谬的。我们可以对很多方面发表意见，从适应慢性疾病到遵守治疗方案等。

泰勒总结了她对社会心理学如何能够影响医疗实践的想法，撰写了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推动了健康心理学领域的发展。事实上，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非常赞同泰勒的想法，并提供了一笔资金以启动健康心理学课程。“我和他谈论我的计划后，他给了我一张1万美元的支票”， 泰勒说，“拥有这样的信任真好。”

尽管得到了这样的支持，但泰勒并未能获得终身教职，1979年，她接受了UCLA的聘任。“很高兴能在一个如此多元化的校园里工作，在这里心理学院离医学院非常近。”泰勒还称在洛杉矶找到了家的感觉。

当她到达那里时，UCLA的同事伯特·雷文刚开始开发一项培训项目，并希望将健康相关问题纳入其中。他请泰勒接手该项目并开始开展健康心理学项目。“我没有放弃社会认知，而是利用社会认知来发现它如何影响人们对健康相关障碍的反应和易感性，”泰勒说道。

基于她在乳腺癌方面的工作，泰勒的第一项健康心理学研究探讨了女性的思想和信念如何影响她们对乳腺癌的适应。她记录了与78名妇女的数小时的访谈。她说道：“在这些采访过程中，我清晰地意识到有几样东西似乎可以预测某人是否会更好地适应乳腺癌。” 

具体而言，那些能够为自己的癌症经历找到一些意义，并且对疾病或者对其反应具有控制感的女性能够恢复自尊。

记录下这一发现的那篇论文可能是她的最爱。它不仅在乳腺癌领域产生了影响，而且成为思考一般压力事件的一种方式。此外，它还推动了许多其他领域的研究。该论文首次以书面形式记录下了一个让她出名的发现：人们对自己抱有虚假的错觉。

事实上，在泰勒进行乳腺癌研究时，很多妇女声称她们能够控制疾病，即使泰勒和其他人很清楚她们的预后并不乐观。更有趣的是，泰勒说当癌症复发时，这些女性并没有感到沮丧。“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积极错觉的存在，”她说，“正是这一发现引发了关于积极错觉的研究，它不再局限于人们如何应对创伤，而是进一步考虑‘日常思维中是否也如此？’”

在当时，认为积极错觉——不现实的乐观主义、夸大的个人控制感或自我感——可能具有适应性而非一种适应不良是反直觉的。她第一篇阐述该概念并证明积极错觉具有益处的论文一度是心理学领域被引用最多的。此后，泰勒及其同事证明了积极错觉与心理和身体健康都有关联。

乳腺癌研究不仅影响了泰勒的职业生涯，还启发了她的个人生活，让她重新考虑不要孩子的决定。泰勒回忆道：“采访那些妇女从疾病中获得的感悟时，很多人说疾病使她们意识到关系是自己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东西，而孩子则是她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我回家和我的丈夫谈了谈，考虑要一个孩子。”

随后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在健康政策方面获得博士学位并致力于乳腺癌问题；还有一个儿子，在政治科学领域工作。泰勒说，生养孩子是她一生中最好的决定。

理解通路

”

泰勒职业生涯的第三阶段始于1981年，当时她从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获得了为期10年的职业发展基金，用于学习生理评估和方法。这种培训使她能够探索行为和认知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这个领域现在称为社会神经科学。泰勒说：“说你相信人们在某某条件下表现更好是一回事，而要证明它们如何实现是另一回事，我们需要了解具体的通路。”

生物心理学家约翰·利贝斯金德在泰勒的许多学习过程中提供了帮助，为她提供反馈并传授技术。泰勒说：“开始能够看到压力对压力调节系统的影响是如此令人兴奋”，“随后，我们从那里扩大视野，开始关注免疫系统和促炎细胞因子。”

他们发现压力会影响身体对压力的反应。“我们已经能够证明类似这样的东西，即乐观并且感觉良好的人在面对压力情境时具有较低的生物反应”，泰勒说道。长年累月，经过多次压力事件，这种缓解作用减少的累积性损伤将是巨大的。她将这个想法归功于神经科学家布鲁斯·麦克尤恩（Bruce McEwen），他首先提出人们可能通过小型压力事件的堆积慢慢从压力调节功能受损转化为疾病。

这项将压力与生物学联系起来的工作让泰勒开始思考哪些环境因素会影响压力调节。她在UCLA的同事雷娜·瑞佩蒂指出，一项又一项的研究表明某些童年特征与某些结果相关。例如，研究表明，在低社会经济地位（SES）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比其他家庭的孩子有更差的健康结果，即使控制他们成年时的社会经济地位后也是如此。还有其他人发现，早期家庭环境中存在虐待、冲突或忽视可以预测未来不良的健康结果。

基于这些发现，瑞佩蒂、泰勒和特丽萨·西曼撰写了一篇论文，泰勒亲切地称之为“危险家庭”论文，它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即早期家庭环境可能是应激反应调节不良的起源。通过那些能够帮助泰勒探测大脑压力调节情况的同事，他们证明了来自危险家庭的孩子不能很好地调节应激反应。“看到大脑中的差异真是太令人兴奋了，”泰勒说道。

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基因与此有关。她在一篇关于血清素转运体基因（5-HTTLPR）的论文中测试了这个想法，该基因有两种主要等位基因：短形和长形。其他实验室的研究表明，短等位基因纯合子的人可能更容易患上抑郁症。然而，泰勒的研究表明环境可能会缓解某些遗传风险。事实上，泰勒和同事发现，与只有一个或没有短等位基因的人相比，拥有两个短等位基因的人如果早期在支持性环境下成长，那么他们患抑郁症的风险显著更低，但如果他们的早期家庭环境恶劣，那么他们患抑郁症的风险会显著更高。

她们在评估人们当前的生活环境时也发现了相同模式。压力大的环境使短等位基因纯合子的人更容易患上抑郁症，而支持性环境则减少了其患抑郁症的风险。研究表明，有一个强大的基因—环境相互作用，泰勒说道。因此，拥有两个短等位基因可能不是抑郁症的危险因素，而是使人们对其环境更敏感，所以在高度压力的环境中他们更容易患上抑郁症，而在滋养、支持性的环境中则能够茁壮成长。“我喜欢这项研究结果的原因之一就是你可以根据环境情况来改变患抑郁症的风险。”她说道，“看到我们的数据中出现这种情况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尽管血清素转运体系统是泰勒最感兴趣的，但她的实验室还研究了许多其他的基因—环境相互作用，包括多巴胺、催产素和μ-阿片受体等基因。

照料和结盟：建立模型

”

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泰勒喜欢将她的研究成果汇集成一个宽泛理论，并在实验室进行测试。其中一篇理论性文章引起了轰动：2000年发表在《心理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泰勒所称的“照料和结盟”模型。该模型认为，虽然压力确实会触发被广泛接受的战斗或逃跑反应，但也可能激活更社会化的反应，特别是女性。这种照料和结盟反应以荷尔蒙如催产素为支撑，在紧张时期推动女性照顾弱势群体并去帮助朋友。

有关社会支持对心理和身体健康的保护作用的发现被严重低估，那篇论文正是有感于此而发。社会支持对健康结果的预测效力至少像吸烟和血脂一样好。我对调节社交系统的激素以及社交关系的激素后果感兴趣。

自那篇论文发表以来，泰勒实验室一直致力于通过研究支持该模型。他们在2010年发表于《心理科学》的一篇文章中总结了这项工作，解释了该理论并提供了催产素和加压素在照料和结盟反应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证据。

“媒体和许多研究者认为催产素是一种有关可爱的荷尔蒙，”泰勒说道，“但它与心理状态的对应度没那么高。当我们最重要的关系受到威胁时它会上升，当我们得到社交满足时它也会上升。很明显，催产素涉及积极和消极关系——我认为这是因为它刺激我们寻求社交接触（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

照料和结盟模型是泰勒认为自己对心理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将生物参数与心理参数相结合。她说：“我希望我的一个持久的贡献就是行为科学和生物科学都能意识到整合生物和行为因素的重要性。” 她解释了自己如何在院士就职文章中践行这一点，该综述总结了她的实验室做了哪些工作来解释早期压力与成年期健康之间的联系。

“我的院士就职文章似乎是突出我们工作不同之处的最好媒介”，她说，“我们关于早期压力与健康结果的研究似乎很自然地组成一个整体。”

在这篇文章中，泰勒利用她的实验室及其他人的发现来展示在有遗传易感性和缺少强有力社会支持的情况下，艰难的童年如何能够导致包括身体应激调节系统在内的多个生理系统的失调。泰勒表明，上述情况导致的结果是身体对压力反应不够灵活，并可能造成许多与健康相关的结果，包括代谢紊乱和心脏疾病。

这篇文章还使她能够突出其研究的合作性质。泰勒最自豪的不是她在研究中的实际发现，而是多年来培养的学生们各自拥有了杰出的职业生涯。她对自己单独被拿出来表彰感到不适，因为科学是一种合作，“即使竞争也是合作的一部分，因为其他实验室迫使你做你本来不会做的事情”，她说道。“个别科学家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向下一代传递了什么。”

资料来源

Diener, E., Oishi, S., & Park, J. (2014). An incomplete list of eminent psychologists of the modern era. Archives of Scientific Psychology, 2(1), 20.

Taylor, S. E. (2010). Profile of Shelley E. Taylor. Interview by Beth Azar.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7(47), 20153-20155.

图文编辑：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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