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要 | 【文研纪念06】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

研讨会上半场由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主持，三联书店党委书记李三秋、陈寅恪家属陈美延女士致辞。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桂生，中央文史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刘梦溪，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国蒙古学学会副会长、清华大学国学院教授刘迎胜做主题发言。

研讨会伊始，邓小南教授首先回顾了父亲邓广铭受教于陈寅恪先生的始末。1942年邓广铭写成《宋史职官志考证》后，得到陈寅恪先生的高度肯定。先生进而纵论中华文化的变迁，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小南教授深感这一论断简洁深刻、高屋建瓴，不仅激励了有志于宋史研究的学人，也从宏观层面树立了文化评价的准则标杆。陈寅恪先生的一生与学术思想界，与家国民族的命运同乐同愁，对先生的怀念与追思也构成了今日学界的聚焦点之一。

文研院院长邓小南主持发言

接着，李三秋书记代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致辞。他的发言呈现了陈寅恪先生的治学为人在当代社会的接受历程。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学术事业的全面复苏和陈寅恪文集的出版，陈寅恪先生的学术思想逐渐成为新世纪史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典范，引发第一次陈寅恪研究的热潮。如中山大学召开了三次与陈寅恪有关的学术研讨会，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也编辑出版了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此外，一批个人研究专著也陆续出版。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更是让陈寅恪先生的高洁人格和不屈风骨走进了大众的视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三个字也成为精神和风骨的代名词。进入新世纪以来，对陈寅恪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新一代的学人带着自己时代的研究课题、问题意识重新阅读陈寅恪，重新与陈寅恪先生的思想展开对话。此外，李三秋书记还梳理了三联书店和陈寅恪先生的渊源，重点回顾了《陈寅恪集》的出版历程。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撰写的《也同欢乐也同愁》、吴学昭所著的《吴宓与陈寅恪》也皆由三联书店出版。李三秋书记表示，一家出版社的出版品格与作者和出版物息息相关。三联书店早在1956年便与陈寅恪先生的著作相遇，90年代赓续前缘。这是三联书店的幸运与光荣，三联书店将继续从一代学人学品中汲取精神，坚持自己的出版精神，并向广大的读者传播。

李三秋书记发言

陈寅恪先生之女陈美延女士的致辞着重表达了对三联书店及学界各位专家的感谢。《陈寅恪集》的编辑、整理和出版刚开始并不顺利，所幸得到三联书店领导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得到来自学界专家、亲朋好友的鼎力相助。陈美延女士表示，姊妹三人仍致力于搜集先父的文字，特别是手记遗墨，准备出版《陈寅恪手稿集》（暂时定名，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希望有生之年能够见到这套手稿集面世，以寄托对先父母永远的怀念。

陈寅恪先生之女陈美延女士发言

在学者发言的环节，刘桂生教授首先发表了题为“寅恪师治学精神之感召力——课堂讲授及侍侧忆记”的讲话。作为陈寅恪先生在岭南大学历史系时期的高足，刘桂生教授回忆了许多陈寅恪先生在讲课时的细节。刘桂生教授称陈寅恪先生为性情中人，他的讲授往往充满激情，带有各种手势，这种情绪在精神上给学生带来了极大的鼓舞，也使学生领悟治学为人务必真切的道理。另外，刘桂生教授特别对陈寅恪先生“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创造将来”的教诲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他强调，“不忘本来”并不等同于“根据本来”，“本来”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材料。随着科技、学术的进步，对远古的了解也会更加丰富和深刻。考古学为今天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材料，便典型地说明了这一问题。对于外来，则需“充分地吸收、尽量地吸收”，只有这样，创造的“将来”才能是我们自己的“将来”。

刘桂生教授发言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蔡鸿生师从陈寅恪先生，因年事已高未能到场，其发言稿由三联书店编辑孙晓林老师代为宣读。蔡鸿生教授在文中谈及个人对陈寅恪先生学理的认知，认为其中理念与理路，抽象与具体兼而有之。陈寅恪先生的“夫子自道”已讲明：其一，“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1929年《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其二，陈寅恪先生以“三目”概括治学轨则：“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1934年《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遗书序》）蔡鸿生教授将“脱俗求真”概括为一个理念，将“互证互补互参”概括为三条理路。

从学术实践来看，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两项学术主张，“预流”和“发覆”，正如彩凤双飞翼，两项缺一不可。他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写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蔡鸿生教授认为，这个著名的“预流说”为闭门造车的陋儒敲起警钟，有力地促进了敦煌学在我国的发展。陈寅恪先生本人也身体力行地贡献了一批相关论著，如《莲花色尼出家姻缘跋》。至于在学术研究中应当“发覆”和如何“发覆”，则无论早年问世之作，还是晚年的《柳如是别传》，陈先生都现身说法，不同程度地颠覆俗见和旧说，产生了“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应。像这样双向治学，非高手不能左右逢源。就此两项，蔡鸿生教授做进一步辨析：“预流”和“发覆”孰重孰轻？比较而言，新材料的发现可遇不可求，治学之士不能停工待料，其工作常规状态只能是温故知新，即从旧材料（传世的史籍、诗文、碑铭、档案）去找新问题，对旧事物寻求新解释，在故纸堆中化腐为奇。这同样是古今学术史之通义，可惜陈寅恪“发覆”名篇《支愍度学说考》，虽创获实多，却不入时眼，似乎已被忘却。最后，蔡鸿生教授总结道，陈寅恪先生的重大关切是如何避免思想的停滞和理性的衰退，并非什么现世功利。面对陈寅恪的精神世界，切莫随意浮想，做出非学人化的解释。对此，后人应具“了解之同情”。

陈寅恪先生中山大学故居像

刘梦溪教授发言的题目为“陈诗‘明清痛史新兼旧’寻解——《柳如是别传》历史书写的‘古典’‘今典’和‘近典’”。刘梦溪教授从陈寅恪诗作入手，重点强调陈寅恪先生的“家国兴亡”之感。刘梦溪教授认为，陈诗中的“家国兴亡”常与湖南联系起来，如“儿郎涑水空文藻，家国沅湘总泪流”、“死生家国休回首，泪与湘江一样流”，或与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戊戌政变前后的遭际有直接的关系。其父陈三立诗中亦多“家国”之思，以1901年秋所作《遣兴二首其二》为例，刘梦溪教授认为，“俯仰已迷兰芷地，伶俜余吊属镂魂”一句中的“属镂”一典正是以“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属镂之剑自刎”事暗指陈宝箴被慈禧赐死的真相。

陈寅恪先生作于1965年的《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一律》中“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几乎可以用作陈寅恪先生全部著作的主题曲。陈寅恪先生在历史书写中所用的典故往往投射有自己的家国身世之感，刘梦溪教授谓之“近典”，即“近取诸身”之意。如陈寅恪先生多部著作的命名——《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寒柳堂记梦》或与柳如是《金明池·咏寒柳》一词相关。而词中的“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正是陈寅恪先生晚年的关键词，“春日酿成秋日雨”也隐含着对悲剧酿成原因的反思，这种反思同样体现在对国民党败亡之速的书写中。刘梦溪教授认为，作于1963年的“明清痛史新兼旧”一句，其中的“新”字或可指认为国民党政府的垮台。再如《题小忽雷传奇旧刊本》一诗中的“唯有义山超党见”一句，陈寅恪先生流露了对李商隐超越党派之见的赞赏，这也是陈寅恪先生对陈氏家族在晚清历史舞台上超越党争、“优美门风”的体认。

《金明馆丛稿二编》

研讨会上半场，最后发言的刘迎胜教授在陈寅恪先生《元代汉人译名考》的基础上引出了若干考证的内容。陈寅恪先生的《元代汉人译名考》以陶宗仪《辍耕录》卷一“氏族”记载的“汉人八种”这一史料为基础，针对日本学者箭内亘在《元代社会的三阶级》中提出的“汉人和南人未被包括在内”的质疑，运用欧洲东方学的方法，将元代《事林广记》、《元朝秘史》与若干波斯文史料相对照，得出了“陶宗仪记录下的应是‘汉人’一词在蒙古语的音译”这一结论，推测陶宗仪所抄录的资料可能是非汉文的资料。在此基础上，刘迎胜教授进一步指出，“汉人八种”应是元朝政府为了统治的便利进行族群归类的结果，并不等同于时人的自我认同，也即这一史料并不能说明“汉人八种”所列的族群都已被汉化。第二，刘迎胜教授还针对陈寅恪先生引证的一条波斯文史料（见于拉施特《中国史》）提出了新的翻译和读解。第三，刘迎胜教授特别强调，辽金元时代的南人北人区隔明晰，史料的上下文语境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陶宗仪提及“汉人”时不写“南人”情有可原，箭内亘的质疑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历史语境。最后，刘迎胜教授在陈寅恪先生的结论上提出进一步的假说，认为陶宗仪在誊录氏族材料时很可能不理解这些外文材料的意思，且元代知识分子追溯氏族的行为或许出现在科举这样的场合。刘迎胜教授总结道，时至今日，纪念陈寅恪先生最好的方式，应当不墨守成规，在前辈大师的肩膀上继续前进。

研讨会下半场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陈苏镇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杨国强，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王汎森，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陆扬，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侯旭东，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沈卫荣，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景蜀慧，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江湄参与讨论。

座谈会开始，杨国强教授从陈寅恪先生的三段话入手，谈论了文化迁流中的“中国文化本位意识”。第一段话是，“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知识分子必须回应西方，直到五四运动时要求彻底反传统，陈寅恪的“不古不今”正是对这一段思想历程的反思，认为需要确定中国文化的本位意识。第二段话是陈寅恪预言“将来所止之境”乃“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中国文化自繁至简，造极于宋学，近千年的文化发展脉络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意识。当西学变为中国之新学的时候，只有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才能更好地吸收西学。第三段话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其实是在要求激发文化与思想的自觉性。面对外在世界潮流的挑战，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往往以潮流作为存在方式，但是陈寅恪正是要求摆脱潮流，作出自己的独立判断，具有精神上的斗争性。

杨国强教授发言

王汎森教授主要讨论了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与《论再生缘》中使用证据和推理的方式。王汎森教授指出，陈寅恪先生使用的许多论述证据其实是带有象征性的。他注重发掘普通的事实背后的多层次的诠释空间，其创造与生成背后的动力。对层层的文本套叠、种种的事实杂糅，以及对文本编排顺序、时间与空间变迁的重视，构成了陈寅恪之论述证据与论述方式的独特面向。陈寅恪在坚实的史料功底基础上，将这些无法明言的证据运用地神龙见首不见尾。此外，《柳如是别传》中叙述了文人之间互相标榜、党社斗争、书生谈兵、舆论风起的故事，生动地反应了晚明时期的社会文化风气。王汎森教授认为，《柳如是别传》就是通过特殊性显现了社会普遍的风貌，绝非仅仅是柳如是与钱谦益两人之间的情感纠葛。

王汎森教授发言

接下来，陆扬教授以“为何唐史，再论陈寅恪史学方法的思想资源”为题谈论了他的看法。陆扬教授认为陈寅恪可能是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史家，把现代性的学术方法融入传统研究，但是有其特殊性，使得陈寅恪的方法难以完全模仿。陈寅恪方法的精髓是古典与现代方法的不断对话。他对史学的论证可能存在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地方，但是也正是在这里，反而体现出了陈寅恪先生的历史感。他有丰富的历史想象力，但是大论断最终会落实在十分具体的史实上。这两者结合的背后是一种特殊的思想结构，这特别体现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有着极强的想象力，也有着对士大夫之间默会之意的精确而微妙的把握。

陆扬教授指出，陈寅恪先生对唐史的特别关注仍然需要进一步解读。陈寅恪转向唐史研究，固然与中国学术的专业化、清华大学的学制改革有关，但是也有更为深层的原因。陈寅恪对唐史的兴趣很早就开始了，他将晚清与晚唐相比，存在着一种视域融合。两者都存在种族、胡汉、党争、外来威胁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晚唐有相当长的承平时代。陈寅恪对唐史的观察来自两个不同的传统，并且两个传统中存在断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完全是制度史的研究方法，但是到了《唐代政治史论述稿》，却是延续着宋代史学的脉络。进一步地，陆扬教授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写作很可能受到欧阳修、司马光、朱熹、张之洞的重要影响。陈寅恪先生的知识结构值得进一步探索。最后，陆扬教授认为，陈寅恪先生在他的研究中始终保持着极强的自我意识，使得他获得了极为敏锐的历史感觉。

陆扬教授发言

接下来，侯旭东教授就陈寅恪“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这句话发表了看法。这句话体现了中西汇通背景下的一代学者立基传统，融汇新知，开辟新途的构想。在他的影响下，学人虽有所实践，但这一方法可拓展的空间广大，值得我们赓续前贤，继续探索。清代出现的训诂通经明道的传统，与西方学术的刺激，以及与史语所同仁的交流，都是陈寅恪先生这一看法的渊源。这一看法还深刻地影响到了他的学生——杨联陞与罗常培。杨联陞先生的著名论文《中国文化中的“报”、“保”、“包”》以及他所提倡的“训诂治史”，罗常培文化语言学的研究，都是对训诂学方法在社会历史政治领域运用的进一步拓展。到了21世纪，文字学、训诂学、历史学之间断裂的传统还占据主流：文字学与训诂学之间打通不易，文字学与史学之间亦是相互分离的。侯旭东教授强调，借助语言学的积累，可以打通古今中外、表达与实践等等，开辟新的研究方向。

侯旭东教授发言

沈卫荣教授主要谈论了陈寅恪先生在语文学上的贡献。从陈寅恪先生主要的学术著作来看，他是一个杰出的东方语文学者。在二十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从世界范围内也是语言学的黄金时代，直到学术分工的进一步细化，才把语文学遗忘了。陈寅恪先生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下，学习掌握了多种语言，并且不限于语言，在其广博学识的基础上做出了极为重要的研究。陈寅恪先生并没有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局限于一隅，其对语言的学习是为历史研究、佛教思想研究服务的。

接下来，景蜀慧教授从缪彦威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一段交往谈起，申发了陈寅恪对缪彦威的学术影响。景蜀慧教授详细分辨了陈寅恪、方豪、缪钺的书信往来，厘清了三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得知缪钺先生虽然没有能够亲自见到陈寅恪先生，但是得到过陈寅恪先生的书信勉励，并深受陈寅恪“文史互证”方法的影响。

沈卫荣教授发言

最后，江湄教授以“陈寅恪的‘士大夫’论——陈寅恪与中国史学传统”为题发表了看法。陈寅恪的中古史研究在中国现代史学界有研究示范作用，他勾画了统治集团势力形成、竞争、消长的长时期历史过程，给出了中古历史脉络的总轮廓。江湄教授认为，陈寅恪历史研究与撰写的主角始终是士大夫阶层，其看待事件、制度、结构动力关系都因人而起。陈寅恪的历史情感主要体现在《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但是在中古士大夫身上也是寄托颇深，存在古今的对话关系，借助这种对话关系，能够进入历史内在的心灵世界，产生古今相容之境。

江湄教授指出，陈寅恪的“知人论世、读诗治史”两句话，对他的整体研究有方法论意义。传统史家通常以“究盛衰之故”为自己治史的目的，陈寅恪也以此为目的，但是他并不将盛衰之故推给天道。陈寅恪先生把自己研究的眼光，从个体的人深入到集体的人，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史的眼光和方法。个人的因素、偶然的事变都有关键的作用，但是政治家的成功也有其原因，是因为能够以人力利用和造就实事，关键在于能够“操纵分合”，从而用科学的方法呈现了历史的变动。江湄教授着重强调了陈寅恪先生对历史主体性的重视。此外，江湄教授指出，陈寅恪特别强调从家学门风——家世传统和少时熏习——入手对个人的理解。这两点又不是被动地作用于人，而是通过主体性的酿造和创成，成就了人的历史塑成。

最后，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荣新江作总结发言。他谈到，《论再生缘》的文本流传过程反映了陈寅恪先生与他的弟子周一良、蒋天枢等有十分深厚的传承关系；八十年代开始对陈寅恪先生的纪念，其实是对其学术衣钵分门别类进行继承的表现。陈寅恪先生启发我们思考，在今天如何建立起中国的人文学术传统。传承学脉是一代代学人的使命，也是文研院举办“文研纪念”系列学术活动的意义——纪念学术史上重要的人物和事件，寄托后辈学人的怀念，学习为人为学之精神。

参会人员合影

责任编辑：曹全友、崔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