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与马克思、涂尔干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韦伯早年主修法律，后转而关注政治经济学、比较宗教学研究，但是“现代性”是贯穿其一生研究的核心命题。他围绕这一命题而提出来的一系列概念和问题，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官僚体制，乃至世界诸宗教之比较等等，直至今天仍深刻影响着相关议题的讨论。在彼得·拉斯曼、罗纳德·斯佩尔斯为英文版《韦伯政治著作选》撰写的序言中（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二位作者为我们勾勒了一个为德国民族之前途与命运而忧心思虑的思想者形象，他们对韦伯的政治观、民族主义倾向以及韦伯对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的认识之剖析，不乏洞见。今天恰逢韦伯诞辰160周年，我们特推送此文以纪念韦伯。标题为编者所拟，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转载。马克斯·韦伯与其一生的事业文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之一，与马克思、涂尔干并称为现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韦伯早年主修法律，后转而关注政治经济学、比较宗教学研究，但是“现代性”是贯穿其一生研究的核心概念。他围绕这一命题而提出来的一系列概念和问题，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官僚体制，乃至世界诸宗教之比较等等，直至今天仍深刻影响着相关议题的讨论。值韦伯诞辰160周年之际，我们特从文研院邀访学者、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李放春老师新近出版的《理性的反讽：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读》一书中选出一节，作为对韦伯的纪念；同时也在李放春老师的解读下，走进韦伯这篇经典文献。“禁欲主义新教”韦伯的概念创新文

Scholars）。宋怡明擅长利用历史人类学和田野调查方法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社会史，致力于研究明朝军户的历史。著有《实践中的宗族：明清福州的宗族研究》（Practicing

讨论第三场：卫所与满城本场论坛以明清时期的两种制度创设为例，思考在不同的族群传统和制度源流背景下，统一的王朝制度与地方传统如何发生互动，产生出貌离神合、同而不合的制度发明。311月4日下午

间：2023年11月1日（星期三）14：00地

Cotton）》是近期出现的一本令人惊叹的全球史作品。这本书基本上讲的就是世界体系的早期形态以及战争资本主义等等。然而我不确定全球史学家已经在这方面找到了足够好的研究方法。▴《棉花帝国》[美]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涵育学术，激活思想”为宗旨，七年以来坚持汇聚学人，探求学理。循世界学术机构之通例，2021年我们设立了“年度荣誉讲座”，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邀请人文社科领域的一流学者，依托北大的平台举办学术讲座，展现杰出学者的前沿成就，与北大校内外师生形成积极互动，并且通过系列演讲与出版相结合的方式，推出原创性的独有思考成果。2023年度荣誉讲座，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双聘教授、文研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葛兆光先生。他将以“余音不绝：接着讲宗教史”为总主题，重探20世纪宗教史研究的一流学者陈寅恪、胡适、陈垣等先生所开辟的学术命题，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宗教、思想和文化打开新的视野。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2023年度荣誉讲座余音不绝接着讲宗教史（共四讲）主讲人

本月，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教授葛兆光先生将做客北大文研院2023年度荣誉讲座，以“余音不绝：接着讲宗教史”为总主题发表四场演讲，重探20世纪宗教史研究的一流学者陈寅恪、胡适、陈垣等先生所开辟的学术命题。葛兆光教授曾在《仍在胡适的延长线上：有关中古禅史研究之反思》一文中（《再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代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通过总结胡适禅史研究的“典范”做法，指出80年代以来中日学者所开展的禅史研究，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材料使用等方面，可谓接续了胡适的研究。在此，我们节选该文前两节进行推送，读者可以借此管窥葛兆光教授返本开新的学术关怀。仍在胡适的延长线上有关中古禅史研究之反思文

等的我群中心主义概念。1990年王明珂老师前往四川黑水调查，本地某一小沟的居民自称为“中间的人”，这与“中国人”的中心主义认同十分相似。其次，“大一统”

2023年3月26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72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康梁笔下的世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作引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张帆主持，文研院邀访学者、复旦大学哲学院教授李天纲，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干春松，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唐文明，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伟驰，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章永乐，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章可作主题发言。首先，王铭铭老师基于人类学学科的历史和动向引入本次论坛的主题。区别于研究中国等文明社会的东方学，早期人类学被认为更侧重于研究原始社会，即使后来被引入中国，也基本被用于研究“更原始”的乡民社会或民族区域。近二十几年来，中国人类学开始希望通过自己的概念体系来解释世界，而非局限于为西方主流学术界提供信息。198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和欧洲的巴黎都出现了跨文化研究的号召，并且在不同程度上都指向中国。与此同时，意大利学者艾柯（Umberto

助理教授内容提要“丝绸之路”的概念自从十九世纪由德国学者提出之后，其在学术讨论中的使用，经历了长期复杂的变化。本次讲座基于文欣老师的新书The

所谓的“乡里制度”是由“乡”和“里”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的需要而建立的，其目的包括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最大程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等。鲁西奇老师的《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一书纵贯古代中国不同时期的乡里制度及其延续和演变，并重点关注了乡里制度的思想基础、其实践的地域差异及社会意义等问题。本文选编自《历史与变革（第一辑）》，是周雪光老师对于《中国古代乡里制度研究》一书的书评，周雪光老师从乡里制度与基层社会秩序、帝国内部一统性与多样性并存趋势等视角出发与该书进行了富有启发的对话。王朝基层控制、乡村社会秩序与帝国逻辑文

两千年前司马迁以龙门—碣石一线作为划分中国东西部的人文地理界线，地理学家胡焕庸先生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胡焕庸线”（也称瑷珲—腾冲线），二者貌似有别，但这两条东西界线背后的决定性力量，实际上都是年降雨量400毫米等值线，它界分了游牧与农耕区的边界，孕育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影响了古代国家疆域的变迁。本期“书事”栏目推送的文章摘自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韩茂莉撰写的历史地理通识读本《大地中国》，此书于2023年4月出版。特此转载，以飨读者。“只有理解地理，才能理解历史”何谓东西文

基于对以往文献和理论的反思，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周黎安教授运用行政发包制理论，重新审视中华帝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强调特定的治理领域特征与行政外包的具体形态之间的对应关系，进而揭示国家与社会、官与民互动关系的运行机制和内在治理逻辑。本文内容，周黎安教授曾于2022年6月16日在北京大学文科创新讲坛系列讲座中做过主题报告。本文原载《社会》2022年第5期。“一体多面”中华帝制时期的国家—社会关系再研究文

2023年2月21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76期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主题为“龙抬头为何在二月二——天文、历史、地理和气候变迁的解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辛德勇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何晋主持。讲座伊始，辛德勇老师从“大家怎么说”切入，介绍了历史文献中各家关于二月二龙抬头的说法。成书于明末的《帝京景物略》记载：“二月二日曰龙抬头，煎元旦祭余饼熏床炕，曰熏虫儿，谓引龙，虫不出也。”在这一天，人们通常要煎食正月初一祭祀用剩下的饼，同时借“龙抬头”之名“引龙”，目的是用天上的大龙来吓唬诸如蝎子、苍蝇、蚤虱等地上的害虫。由这一记载可知，“引龙”习俗与“龙抬头”具有直接的关联。各地关于二月二龙抬头节日的民俗不同。辛德勇老师回忆起自己儿时的经历：在东北，只有过了二月二这一天才可以剃头，因为只有在天上大龙抬头后，地上的人才可以净发露头。这个说法可以在《京本江湖博览按摩修养净发须知》中找到依据。▴《帝京景物略》明崇祯时期刻本

2022年12月18日上午，“北大文研论坛”第171期在线举行，主题为“图像·音乐·文学——丝绸之路三重奏”。文研院邀访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玉麒，文研院邀访学者、敦煌研究院研究员张小刚，文研院邀访学者、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徐欣作主题发言。丝绸之路上的便携式木雕佛像张小刚老师分享的题目是“丝绸之路上的便携式木雕佛像”。在便携式木雕佛像中，有一类可折合的小龛像数量稀少却备受关注。它们形式精美，有的是二连龛，如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佛与观音菩萨像龛；有的是三连龛，如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出土的檀香木雕三连佛龛、日本金刚峰寺藏的诸尊佛龛、奈良国立博物馆藏的诸尊佛龛。▲唐，佛与观音菩萨像龛敦煌莫高窟出土，现藏法国巴黎吉美艺术博物馆。高18.5厘米、宽24.5厘米、厚4.5厘米。左侧是手持净瓶和杨柳枝的立姿观音菩萨像，右侧是呈结跏趺坐状的禅定佛像。▲五代前后，檀香木雕三连佛龛苏州虎丘云岩寺塔1956年发掘出土，现藏苏州博物馆。佛龛连座高19.3厘米、宽6.3厘米，左右二龛高16厘米、宽4厘米。中间一龛内为一尊立姿菩萨像，左右二龛内上部分是一身飞天像，下部分是一尊半跏趺坐的菩萨像。便携式佛像在西域有广泛分布。例如，和田、库车、焉耆、高昌都曾出土过材质不同、大小各异的龛像。整体而言，便携式佛像符合以下特征：尺寸上，有大有小，一般在20厘米以内，少数在30厘米以内；形式上，有不可折叠有可折叠；年代上，有早有晚；风格上，有梵有汉；材质上，有木有石有牙；流向上，有西有东。▲公元3-4世纪，便携式佛龛像和田出土，现藏俄罗斯艾米塔什博物馆。通高13.3厘米、像高5.5厘米。由俄国探险队挖掘，右侧是坐于狮子座上的菩萨，左侧是身披袈裟、手提净瓶的菩萨。

1982年10月，吴于廑先生应邀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做了题为《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的报告，随后《云南社会科学》1983年第1期和《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分别发表了这篇报告的全文和摘要，《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以《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三次大冲击对于历史成为世界史的作用及其历史限度》为题对报告的内容作了介绍。吴于廑先生在报告中指出，从公元前二千纪中叶迄公元13世纪，欧亚大陆草原地带游牧世界诸部族先后对农耕世界掀起了三次大规模移徙、冲击的浪潮。这种历时长久的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和平与暴力的接触，在打开地区间闭塞、扩大彼此物质和精神文明交往，乃至促使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方面，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这一认识颠覆了传统历史研究把游牧世界看成是历史上破坏力量的片面结论，体现了吴于廑先生的世界史新思维在具体历史研究实践上的应用，对于新时期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本文原载《中国历史评论》第二辑，特此转载，以飨读者。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文

2022年12月17日，“北大文研论坛”第170期在线举行，主题为“胡适的生活世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研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北京语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安徽大学、温州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十余位知名学者参加了此次论坛。论坛伊始，文研院邀访学者、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致开场辞。潘光哲老师表示，胡适先生于1917年回国任教北大，直至1948年离开。在北大任教和工作的这些年里，胡适先生取得的成就和产生的影响举世皆知，而且北大也一直是胡适先生魂牵梦萦的地方。12月17日是胡适先生的诞辰，这一天在北京大学举办胡适先生的纪念工作坊意义格外深远。※

I，705—715在位）当政时期，通过对外征战，印度西部被纳入其帝国版图。阿拉伯历史学家拜拉祖里（al-Balādhurī，820—892）的《各地的征服》(Futūh

13.）显然，这个女人就是彼得堡，或者说她代表了彼得堡的近代形象。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强调共同兴趣、共同生活而不是离群索居（уединениие）的重要性，他坚决反对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隔阂。（Ф.

2022年11月23日晚，“文研读书”第39期在线举行，主题为“古代中国的兴衰——国家发展的社会根源”。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王裕华主讲，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世瑜，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静，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泰苏，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严飞与谈。本次活动由文研院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讲座伊始，王裕华老师首先介绍了自己关注的问题：中国古代皇帝的命运与国家力量的联系。一方面，中国古代皇帝中只有一半是自然死亡，剩下的一半里大多数都是被精英推翻的。皇帝的命运大致以唐宋之交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此之前皇帝死于非命的比例更高，统治时间普遍较短；在此之后，皇帝的统治时间则大大增长。另一方面，考察中国古代的财政政策，可以发现唐宋之交也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增税政策更多，之后则反之。人均税收与财政政策情况类似，也是在唐宋之交达到顶点，而此后除了明前中期的高峰，基本呈下降趋势。鉴于二者相反的趋势，王裕华老师提出了两个问题：在中国古代，为什么短命的统治者治理一个强国家，而长命的统治者则控制一个弱国家？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绝对君权的巩固和中国帝制国家的衰弱？接着，王裕华老师介绍了相关的学术史。较早思考这些问题的是以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及魏特夫（Karl

Studies主持人：孙飞宇（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14:00-14:10渠敬东致辞14:10-14:30全球史观中的汉藏佛教研究：以观音崇拜、修法为中心沈卫荣

间：2022年12月9日（星期五）19:30主讲人：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

1206年，奴隶出身的将领库特卜丁在拉合尔被拥立为苏丹，开启了第一个定都德里的穆斯林王朝。同年，铁木真被蒙古诸部推选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对亚欧大陆腹地的征服即将拉开序幕。在之后数个世纪中，蒙古的军事压力和印度次大陆的财富驱使一批又一批军事冒险家和文人教士离开河中地区、呼罗珊和伊朗高原，顺着曾几度见证古文明兴衰的商路，或经山口穿过兴都库什山脉，或循阿拉伯海路南下莫克兰海岸和坎贝湾，抵达印度。以亚穆纳河畔的古城德里为都的中亚西亚裔移民和本地居民以印度的人力、物力和精神财富为笔，以对伊斯兰世界往事的回忆和诠释为墨，努力绘制了一幅新的帝国蓝图。这项新的帝国工程续写了印度与中亚、西亚古已有之的联系，并逐渐凭借武力和文治统和中世纪邦国林立的次大陆，为印度在日后转型成为近代军事帝国奠定了基础。本系列讲座将邀请瑞士洛桑大学南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南亚伊斯兰研究教授布莱恩·奥尔（Blain

Representation”（八至十世纪的佛教图像与文本：复制与表现的类型研究，2010）、“Antiquarianism

2022年11月1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七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作主题报告，题目为：“蔡元培学术的日本渊源（一）：以《中国伦理学史》为中心”

1206年，奴隶出身的将领库特卜丁在拉合尔被拥立为苏丹，开启了第一个定都德里的穆斯林王朝。同年，铁木真被蒙古诸部推选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对亚欧大陆腹地的征服即将拉开序幕。在之后数个世纪中，蒙古的军事压力和印度次大陆的财富驱使一批又一批军事冒险家和文人教士离开河中地区、呼罗珊和伊朗高原，顺着曾几度见证古文明兴衰的商路，或经山口穿过兴都库什山脉，或循阿拉伯海路南下莫克兰海岸和坎贝湾，抵达印度。以亚穆纳河畔的古城德里为都的中亚西亚裔移民和本地居民以印度的人力、物力和精神财富为笔，以对伊斯兰世界往事的回忆和诠释为墨，努力绘制了一幅新的帝国蓝图。这项新的帝国工程续写了印度与中亚、西亚古已有之的联系，并逐渐凭借武力和文治统和中世纪邦国林立的次大陆，为印度在日后转型成为近代军事帝国奠定了基础。本系列讲座将邀请瑞士洛桑大学南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南亚伊斯兰研究教授布莱恩·奥尔（Blain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进驻北京，有着美国教会大学背景的燕京大学成为北京文教界的“孤岛”。成为“孤岛”的燕京大学，维持着由政治庇护带来的校园生活，同时也通过所谓的“不进城”运动，隐微地暗示着自己的政治立场。文研院邀访学者、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袁一丹在《沦为“孤岛”的教会大学——七七事变后燕京大学的校园氛围》一文中，为读者呈现了七七事变后，在艰危时局中的燕京大学校园生活的不同面向。本文原刊《北京青年报·星期学术》2015年1月27日，收入氏著《此时怀抱向谁开》。感谢袁老师授权转载。沦为“孤岛”的教会大学七七事变后燕京大学的校园氛围文

纪念宿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敦煌学”系列宿白先生与敦煌石窟考古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围绕如何界定印度教徒身份、印度教徒身份是古已有之还是殖民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等问题的争论不断。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张忞煜老师《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Hindu族群建构与印度历史书写》一文，尝试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下，探讨对Hindu身份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殖民前的印度波斯语史书、梵语和地方语言的历史书写以及殖民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印度独立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达利特史学。相关内容，张忞煜老师曾于2021年3月30日在文研院未名学者讲座“达利特大众之声——一种对印度历史的替代性书写”上作主题报告。原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Hindu族群建构与印度历史书写文

1206年，奴隶出身的将领库特卜丁被拥立为苏丹，开启了第一个定都德里的穆斯林王朝。同年，铁木真被蒙古诸部推选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对亚欧大陆腹地的征服即将拉开序幕。在之后数个世纪中，蒙古的军事压力和印度次大陆的财富驱使一批又一批军事冒险家和文人教士离开河中地区、呼罗珊和伊朗高原，顺着曾几度见证古文明兴衰的商路，或经山口穿过兴都库什山脉，或循阿拉伯海路南下莫克兰海岸和坎贝湾，抵达印度。以亚穆纳河畔的古城德里为都的中亚西亚裔移民和本地居民以印度的人力、物力和精神财富为笔，以对伊斯兰世界往事的回忆和诠释为墨，努力绘制了一幅新的帝国蓝图。这项新的帝国工程续写了印度与中亚、西亚古已有之的联系，并逐渐凭借武力和文治统和中世纪邦国林立的次大陆，为印度在日后转型成为近代军事帝国奠定了基础。本系列讲座将邀请瑞士洛桑大学南亚语言与文明系主任、南亚伊斯兰研究教授布莱恩·奥尔（Blain

2022年10月18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五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与线上平台同步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墨西哥自治大学经济学研究生院教授恩里克·杜塞尔·彼得斯（Enrique

近代以来，伴随着西学东渐，对中西文化异同之看法曾一度引发思想界的激烈争论。尽管论者价值判断各异，但对中西文化所彰显的内在差异及其所引发的中西文明的不同走向，似无甚争议。对此，人文学者从各个角度多有论列。著名科技史学者、清华大学科技史系吴国盛教授在《科学与礼学：希腊与中国的天文学》一文中，则从天文学的角度比较了中西天文学发生的“动力”学差异，进而指出中西天文学“科学”与“礼学”的分野。本文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特此转载，以飨读者。科学与礼学希腊与中国的天文学文

“文明：中华与世界”一直是文研院的核心学术旨趣。2019-2021年持续推出的三期“文明之间”系列讲座，重点关注文明的复合性与包容性；今年秋季，文研院酝酿推出“文明的源与流”系列讲座，仍然旨在倡导带有比较视角和自觉意识的文明研究。在近代人文学科的形成过程中，对文明源头的追溯，以及传播与流变过程中的重构，促使中西的研究者将眼光投向不同族群的语言、文献、考古资料、神话、图像等社会生活的总体事实，加以重新解释和阐发。围绕“文明的源与流”，我们既顺流而下，看文明从最初的涓涓细流到包纳百川；也展开比较，看水文与宏观地理的相互作用。本系列讲座邀请多学科的学者，探讨诸如：文明的起源与演化，早期国家的形成与文字的关系，文明的中心与边缘，物质/生态基础与宇宙观，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融通与构造，等等议题。以下为第三讲。"文明的源与流"系列讲座之三文研讲座267汉以前的中国北方与欧亚草原时

间：2022年11月16日（星期三）14：00地

未名学者讲座93城市史的书写方式多维度的生活方式与交织的智识传统时

2022年10月25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六场）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上海音乐学院音乐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徐欣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活态的历史’与‘关联的历史’：中国少数民族器乐史编纂的视角与个案”。第十三期邀访学者金以林、李成晴、孟宪实、唐克扬、万海松、王振忠、应星、张小刚、赵晓力、潘光哲、Enrique

希腊古代史家颇有“行走”以收集史料，亲身经历获取历史经验的传统；至罗马时代，此风不改。然而，随着帝制形成，更多的史家可以“坐”下来整理史料了。基督教史学兴起之后，史家不再随便游走，而是“坐”在教堂之中，身处修院高墙之内，以搜集文献为主，兼采个人见闻，编写历史。本期“世界”栏目推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隆国教授的《从“走”到“坐”：西方史家治史从古代向中古的转变》，以飨读者。本文原载《史学史研究》（2013年3期）。从“走”到“坐”西方史家治史从古代向中古的转变文

世纪宏大的藏书楼和雕刻精细的书架，他会抽出善本来给我讲解，此刻的他犹如中世纪的学问僧。如今他本人也成为了剑桥优美传统的一部分。▴周绍明教授和同期邀访学者游水关长城文研院邀访项目事务主管关

1960年代初，金风乍动时候。翦伯赞先生应乌兰夫主席之邀，携范文澜、吕振羽两先生，到内蒙古访古。由西向东，行程一万五千里，历时两个月。翦伯赞先生以诗人的心态、诗的语言写下这篇堪传千古的报告——《内蒙访古》。文章最早发表于1961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报》，后收于文物出版社出的《内蒙访古》集子中，在文中，翦伯赞先生通过访古揭示民族发展的历史渊源。本期“现场”特此转载，以飨读者。内蒙访古文

2022年10月11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四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作主题报告，题目为：“东亚海域史视野中的徽商与长崎贸易”。第十三期邀访学者金以林、李成晴、孟宪实、潘光哲、孙卫国、唐克扬、万海松、徐欣、应星、张小刚、赵晓力、Enrique

赤壁是中国历史上负有盛名的“古迹”，因吴蜀联合兵败曹操而为后人所习知，自古以来即是文人骚客凭吊怀古的对象。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通才”，举凡诗、词、文、书、画等各个领域，苏轼都有旷世杰作流传。苏轼与赤壁的相遇，更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关注的历史时刻。复旦大学中文系朱刚教授选取了三篇苏轼书写赤壁的名篇，通过细致的文本解读，层层递进，将读者引入苏轼的心灵世界。本文节选自《苏轼十讲》之第四讲“三咏赤壁”，感谢朱刚老师授权转载。苏东坡三咏赤壁文

2022年9月27日下午，文研院第十三期邀访学者内部报告会（第三次）在北京大学静园二院111会议室举行。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研究员唐克扬作主题报告，题目为：“漫步长安：历史事实与文学想象”。第十三期邀访学者金以林、李成晴、孟宪实、潘光哲、孙卫国、万海松、王振忠、徐欣、应星、赵晓力、Enrique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是当代著名历史学者，在隋唐史、敦煌吐鲁番学、中外关系史等领域卓有贡献。荣新江教授治学，重视对相关学术史的梳理以及史料的积累。在技术手段日益便捷的今天，使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更重要的是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在学术上有所推进。本文是荣新江教授的“治学经验谈”，原文是其于2005年4月15日在“技术史研讨会”上的讲演，后整理发表，收录于氏著《三升斋续笔》，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特此转载，以飨读者。谈谈治史学的方法文

2022年9月30日晚，“文研六周年”系列学术活动，“年度荣誉讲座”第四场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108报告厅举行，主题为“商周酒器略说——以‘觚’‘觯’‘爵’‘角’为例”。文研院学术委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主讲，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韩巍主持，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苏荣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良渚博物院院长徐天进与谈。着眼于疫情防控大局，本次讲座通过bilibili官方平台全程直播。讲座伊始，李零教授即指出，青铜器的分类有功能分类和类型分类两种取向。日本著名青铜器研究学人林巳奈夫曾说，铜器的形态研究必须先明确大类别，再确定小类别，才能保证分类的科学性。而对器物进行分类时，功能分类是“大道理”，形态分类是“小道理”，功能分类是形态分类的基础。毕竟同形未必同用，同用未必同形。器物的功能可分为三种：一、不盛东西，纯属摆设；二、陈设酒食，供鬼神歆享；三、陈设酒食，供生人吃喝。李零教授特别强调，研究分类，功用最重要，研究功用，器物自名是重要线索。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食器、水器，据器物自名，有不少纠正，唯酒器分类仍沿袭宋人定名，改动不大。宋人定名，主要以“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和《三礼图》为据。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分酒器为尊、罍、壶、卣、斝、盉、觚、觯、爵、角十类，与宋代的分类大同小异。区别只在他把彝列入食器（主要指侈口簋），不算酒器，并把十类以外的器种列入杂器，如宋人所定觥。相较之下，王国维对器物学的观点，颇值得注意。《观堂集林》中的《古礼器略说》（1915年）考证了酒器的器型、名称及用途；《释觯（zhì）、觛（dàn）、卮（zhī）、■（卮+專，shuàn）、■（卮+耑，zhuǎn）》（1918）指出五名为同一类器物，皆与卮有关；《书顾命同瑁说》（1924）等文特别是指出同、瑁为酒器，对今俗所谓觚的再认识很有启发。王国维的观点，部分为容庚所继承发扬。容庚最大贡献是对彝、簋、敦、盨的正名，但酒器定名变化不大，主要分出方彝和鸟兽尊。容庚的器物定名，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考古学报告的撰写。▴王国维著《观堂集林》，编入《海宁王忠悫公遗书》为了从功能上分类酒器，必须回顾古书中记载的饮酒礼和酒器。古书所见饮酒礼有所谓酌、献、酢、酬。根据《诗·大雅·行苇》、《仪礼·乡饮酒礼》、《尔雅·释诂》的记载，斟酒叫“酌”，主人斟酒敬客叫“献”客人把献酒喝了，洗爵，斟酒，回敬主人叫“酢”。这是第一轮。然后，主人把酢酒喝了，自斟自饮一爵，再为客人斟酒，开始第二轮敬酒叫“酬”。斟酒用爵，饮酒用觯。爵相当今分酒器，觯相当今酒杯。古书中所见酒器大别为两类：一类是盛酒器，如壶、罍、卣，一类是饮酒器，如琖（或盏）、斝、爵。除去琖、斝、爵，还有觚、觯、角、觞、觥（旧称“五爵”），这八种最重要。八种之中又以爵、觯最重要。李零教授首先考证了今名为“觚”的器物。《考工记》孔颖达疏引郑玄《驳五经异义》云：“觯字，角旁犮〈支〉，汝颍之间师读所作。今《礼》角旁单，古书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则与觚字相近。学者多闻觚，寡闻觗，写此书乱之而作觚耳。”由此可见，觯是古文本，觚是今文本，所谓“觚”并不存在。现在依据出土实物，我们可以知道“同”是旧名为觚者的器物自名，“瑁”是盖树圭瓒的同帽，同是器，瑁是盖。同，字本作：象竹筒剖面，应即筒的本字（亦作“筩”），器形作束腰筒形，束腰的一节往往铸有精美的纹饰，器形正与字形合。商代甲骨文的“赞”字上有瓒柄和盖，下有漏斗，字象筒形器，上有柄、盖，下有漏斗。后来筒形器类化为鬲，上面仍树盖柄，旁边还加小口。最初一口，后变两口，再后来，鬲变贝，双口变双夫，又讹为双先，就是后来的“赞”字。值得补充的是，过去的鬲攸比诸器，陈梦家曾敏锐地指出鬲攸比应释“赞攸比”。▴陕西韩城梁带村M27出土同、瑁李零教授随后介绍了“爵”的定名与分类。李教授指出，爵可以分为勺形爵和三足爵。勺形爵，器形作斗勺状，杯口前端或以雀鸟为饰，杯口后有短柄，有如雀尾。勺是章母药部字，爵是精母药部字，古音相近。雀与爵也是通假字，汉代多以爵代雀。《说文解字·鬯部》：“爵，礼器也，象爵（雀）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雀）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秦系的爵字和后世的篆、隶、楷三体，从字形看，明显来自西周勺形爵的自名。三足爵，一般将其特征概括为“敞口、平底、三足、两柱、一鋬，前有宽流，后有尖尾”，而李教授认为两头都为流，只不过一头宽深，其注洪，一头浅尖，其注细。三足爵，偶见自名，象两柱三足有流（常隐去后足与后柱），其字形与商代甲骨文的斝字更接近，只不过加了流，可见此字并非小篆爵字的源头。▴鲁侯爵及其铭文，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礼书所谓角，据说是一种容量为四升的酒器，比爵的容量大四倍，恐怕也不是今之所谓“角”。今之所谓“角”，器形类似爵，不同处是两头俱尖，无柱，出土发现，数量比较少。这种器物尚无自名发现，估计也是一种三足爵，只不过两头俱尖，没有柱。礼书所谓斝，字或讹为散，据说是一种容量为五升的酒器，夏人叫琖，殷人叫斝，周人叫爵。可见爵、斝是同类器物。今之所谓斝，敞口、平底、三足、两柱，一鋬，确实与爵有很多共同点，但没有流。澄清爵的分类及其字型来源后，李零教授继续分析觯这一器物从饮壶、饮罐转变为“鍴”再到卮的过程，并讨论了卮与杯、觞的关系。礼书所谓觯，据说是一种容量为三升的酒器。今之所谓觯，器形类似壶，口微侈、细颈、垂腹，有圈足，自名饮壶或饮鑵。鑵即青铜罐，罐与壶同类。觯可能是东周以来才有的器名。如江西靖安出土的义楚觯、徐王义楚觯和徐王章禹觯，自名是“耑”或“鍴”。觯从单声，单与耑皆端母元部字，二字为通假关系，加金旁，只是表示材质。▴徐王义楚鍴，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曾侯乙墓金卮，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杯，字亦作桮或盃。杯从木旁，很多都是漆木器。《大戴礼记·武王践阼》中有一“枳”字，与楹并说，应与柱有关，实相当古书中的榰字。《楚辞·招魂》中曾说“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可见卮是空置的觞，觞是盛酒的卮。李学勤在《论长安花园村两周青铜器》中就曾指出：“《说文》‘觞’字下云：‘实曰觞，虚曰觯。’觯实以酒就叫做觞。如果这一猜想不错，本器仍应称觯。”在最后的总结部分，李零教授首先强调结合出土发现和文献材料为器物定名的关键意义。单单从文献出发得不到解决的器名，只有通过考察出土文物的自名方可取得突破；而《方言》、《急就篇》等文献也为器物的定名与分类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随后，李零教授提出根据用途，酒器可分为五类。第一类为陈设器。李教授认为礼器中的“尊”、“彝”、“觥”概念需要进一步分析。今俗所谓尊可以分为罍形尊、觚形尊、觯形尊。从器形角度讲，罍形尊应归入罍，觚形尊应归入同，觯形尊应归入饮鑵、饮壶，但每一类内部还有细别，器形、功能或有交叉。今俗所谓彝应当专指方彝，方彝盖似方罍盖，近似壶、罍，属于盛酒器。近年山西发现的义方彝有提梁，类似通常所说的提梁卣。今俗所谓提梁卣，其实是一种提梁壶。至于今俗所谓觥，李零教授认为“觥”字可能是鸟兽尊的统称。鸟兽尊，或背上起尊，或背上有盖，疑属供具，可陈酒水，可陈馔食，与汉代理解的牛角杯无关。▴水牛形酒器“牛尊”，现藏于哈佛艺术博物馆第二类是盛酒器。盛酒器是供人挹取或倾注的酒具。挹用勺，注藉器流。代表有两种，一为壶，自名“壶”，类似罍；二为罍，自名“罍”，类似壶。东周以来称缶。今俗所谓卣，自名“壶”，相当提梁壶。真正的卣可能是匏壶。功能类似后世的酒缸、酒坛。第三类为缩酒器。饮酒之前先要滤去酒渣。缩酒器的代表为今俗所谓觚，自名“同”。器形特点是束腰。同与商周时期的杯，在器形上似有联系。李零教授考证认为，礼书所谓“觚”是“觗”字之误，器名“觚”可以取消。▴提梁方彝，现藏于山西青铜博物馆第四类为斟酒器。共同点是用来斟酒、敬酒，如伯公父爵自称“用献用酌”。三足爵主要用来温酒。代表器型为爵，可分勺形爵（废爵）和三足爵（足爵）。两者隶变后都叫“爵”，但原来写法不同。前者便于挹取，后者有足，可以加热和倾注，各有用途。勺形爵与碗形卮、筒形卮似有关系。而今俗所谓“角”，类似三足爵，无柱，有鋬，双尾，或加器盖（有作鸟形者）。鲁侯爵自名为爵，器形却作角，可见是同类。宋人认为爵、角也象展翅的雀。今俗所谓“斝”，也类似三足爵，有柱、鋬而无流、尾，圆口。殷墟卜辞有斝字，象其形。斟酒器还有“盉”，自名“盉”，有管状流，也是温酒器，并可用来斟酒。第五类为饮酒器。李零教授认为觚形器比觯形器出现要早。商周时期的“杯”，类似今俗所谓觚，多为有鋬束腰的筒形器，曾侯乙墓出土的金杯仍是这种器形，只不过把鋬换成环耳。因此，有些觚形器可能早先也用作饮器，或以缩酒器兼作饮器。今俗所谓“觯”，商代西周自名“饮鑵”“饮壶”，春秋自名“鍴”，器形类似烫酒、斟酒的酒壶，特点是垂腹。春秋饮器有大变化，器身变矮，器腹变浅，鋬变环耳，盘盂碗盏化，往往作碗状或橢方浅盘状，自名为“枳”，即古书中的卮。汉卮多作筒形，这种器形可能是从战国时期楚国的筒形杯或筒形量器发展而来，并有盌形、高足豆形和杯盏形等变形。杯或觞也自有渊源。汉代所谓耳杯，

未名学者讲座92法国18世纪的“沙龙”艺术批评与公共空间时

民族的迁徙与融合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著名语言学家、中国语言学界“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罗常培先生在《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一文中，从语音学入手，参之以正史与族谱文献的记载，抽丝剥茧、旁征博引，细致地描述了历史上客家人的三次迁徙过程，进而提出了“部分江西话可以代表第二期客家所遗留下的语言”这一假设。罗先生治语言学，往往推及语言与社会历史及语言与文化的研究方面。本文即是透过语言现象考察历史文化问题的一篇经典之作，收录于氏著《语言与文化》一书。特此转载，以飨读者。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文

2022年10月15-16日，响应文研院的号召，武汉的学人发起了首场文研学者论坛。对参会的朋友而言，论坛的感觉既熟悉，又新鲜：熟悉的是有着鲜明文研院烙印的激烈争鸣和讨论，熔古今中西的论题于一炉；新鲜的是，学术活动的现场多了家人和孩子的身影。这个周末，大家一同在远郊乡野中度过，自然空气和土壤带来丰沛的鲜活气息。把学术带进生活的场景，让大家收获了一次难忘的体验。在体制规训和学者生涯充满紧张感的今天，如何寻回一种相互砥砺、让人行之久远的学术氛围，这是文研院长久以来探索的命题。对此，武汉诸友心有戚戚，并做了可贵的尝试。无论是鄂渚边的篝火，还是落日下的笑谈，都为文研院近悦远来的追求写下新的故事。我们在此邀请参会的朋友写下他们的感言，以兹纪念。鄂渚随想融学术于生活，化相聚为力量▴学者们在武汉梁子湖畔论坛召集人、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刘清华本次活动的顺利举办，基于文研院对青年学人一如既往的信任与支持，除了出资出力，其它的具体事项均给予充分的自由。也让我们从计划提议到选址举办，前后历时不足一月。其间从召集往届邀访学者，到邀请更多的朋友加入这个开放的平台，再到踊跃提交论文，其实只有近一周。我个人最初的想法就是“两个不影响一个鼓励”的大原则——即不影响大家正常的教学研究、不影响大家日常的家庭生活，鼓励更多女性学者的加入。我们继承文研院周二学术报告的形式，希望大家就当前研究的新问题、真问题拿出来交流，不要有特意的准备或成熟的稿件。此外，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邀请家属和小朋友来参加，因此找到了“小木屋”这个方式。▴居住的林间小木屋这种远郊的“原生态”让我们暂时告别习以为常的工作生活场域，重新审视我们的日常学术生活。大家先后提议在讨论中关掉空调、打开会场大门，呼吸自在的农场空气。虽然在玩笑中感叹首日下午紧张的讨论让我们错过了梁子湖畔夕阳美景，但在会场同步收到家人们夕阳下游玩的美照而产生的这种感觉亦是不曾有过。▴学者们在论坛现场▴家人们发来的梁子湖畔夕阳照片在第二天早上的讨论进行中，我因临时接听电话走出会场，恰巧碰到“家属小孩分队”正搭乘游览车前往农场体验。他们热情和我打招呼，未来家园负责领队的段总突然问到：“大家想不想去看看会场？”大人还在等待我的决定和回答，有几个小孩已迫不及待地跳下车奔向会场。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的说：“当然可以，热烈欢迎”。随手把虚掩的会场玻璃大门全部打开，孩子们领着妈妈鱼贯而入。有的默默聆听，更小的就围着转悠，但出奇地没有丝毫打断金华兄的热情演讲。因此，金华兄特别感慨这种把学术带进生活的场景，也是未曾体验。▴学者家人们路遇会场，时逢狄金华老师报告其实在最初选择场地的时候，由于时间紧迫，很多场所又因防疫而关闭，出于对朋友的信任，我毫不犹豫选择了这个我自己都没曾到访过的农业基地。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章开沅先生的“参与史学”，我们应该积极参与一线的社会变革与实践，而这个还未正式开放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可以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这里没有正式的会议系统设备，没有成熟的会务服务系统，也没有精美的会间餐点，但有着自然空气和土壤带来丰沛的鲜活气息。章开沅、唐长孺、吴于廑等老一辈武汉学界先贤在不经意间坚持了数十年的跨校对话与交流，相互砥砺，携手共进。魏斌亦提及章开沅先生在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的致辞，让他记忆犹新。学术研究从来不是一门简单的职业分工与“技艺”，也并非像今天如此“精确”的制度化。近年来，北大文研院倡导开放真诚的学术交流，各高校也逐步支持涌现出一批跨学科交流的青年团队。踏着前辈学人的脚步，珍惜相聚和情谊，我们不仅应该积极地把学术带进生活，也应该将生活自觉融入我们的学术生命，那样的研究才会有温度、有关怀、有底气。希望此次梁子湖之行是一个美好的开端，让我们携手建设共同的“未来家园”。▴前往餐厅的路上第一期邀访学者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

2022年10月15-16日，由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支持，武汉各期邀访学者发起的“文研学者论坛”第一期在武汉江夏梁子湖畔未来家园举办。文研院第一期邀访学者魏斌，第二期邀访学者吕博，第三期邀访学者胡鸿，第六期邀访学者狄金华、鲁家亮，第十二期邀访学者刘清华、陈文龙、杜华，以及来自武汉地区高校的学者古丽巍、彭剑、吴帆、薛梦潇，文研院博士后汪珂欣，就“制度因革与社会变迁”这一主题，结合自身研究背景，以不同视角切入问题，发表兼具多时代、跨学科的最新学术成果。论坛以学术报告和田野考察相结合的形式举行。10月15日下午，在会议伊始环节，文研院和武汉的朋友们线上重逢，相互问好。文研院院长邓小南教授在开场白中表示，我们的文研学人来自四面八方，在文研院讲求学问，涓涓细流汇为一泓清泉；如今作为源头活水，又流向五湖四海。疫情至今将近三年，相约聚晤机会难得，相信武汉的各位对此会有特殊的感受。本次“鄂渚论学”是我们在北京之外的首次尝试，走出一条新路。研讨畅谈让我们激活思想，砥砺学行，相聚就是力量！今天有亲人在，有孩子在，更让我们感觉温暖，看到希望。常务副院长渠敬东，院长助理韩笑也线上参会，对大家克服困难，让活动顺利举办表示感谢。京鄂的朋友们共同期待，“文研学者论坛”的形式，能够聚合各地的文研之友，不断地拓展学术讨论的外延与内涵。▴北京-武汉连线现场一本次会议的第一场论坛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鲁家亮老师主持。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薛梦潇发表《读〈樊敏碑〉》。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境内现存东汉建安十年（205）石碑《汉故领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叙述了樊敏一生履历。讲者细审碑文，重新解读了樊敏家族渊源和仕宦经历。碑文隐讳地表达了樊敏之先乃樊仲山甫后裔，除了先贤学者提出的从楚而来的说法，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即楚汉之际从河东迁居梁地，西汉时从梁出发，经由关中南下，再渡汶水，最终西行至蜀郡青衣县。这位世居西南的州中宿吏的生平，不仅反映了益州士人处理汉夷矛盾过程中先天优势对任官的影响，同时折射出益州在地精英面对主客矛盾时的尴尬处境。接着，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胡鸿带来报告《一个地方先贤祠祀的创建与延续——〈楚相孙叔敖碑〉释证》。东汉延熹三年（160）所立《楚相孙叔敖碑》收录在南宋《隶释》中，讲者将碑文内容与传世文献逐一比对，认为此碑确为东汉刻立，是期思长光与县中百姓尤其是孙氏等大族合作的结果，碑文反映了期思县的诸多地方文化环境。到北宋时《孙叔敖碑》初期已接近被遗忘的状态，欧阳修等金石学将该碑从淹没的边缘拯救回来，使其重新进入学者的视野。在北宋时代该祠庙获得封赐而复兴，此后碑文得以续刻，又进入金石文献，得以脱离碑石向更大范围传播。▴樊敏碑拓片二第二场论坛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丽巍老师主持。第一场报告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吕博发表，题为《从“金轮王”到“天宝君”——谈一点写作想法》。南北朝隋唐以来，佛道两教不断地渗透王权、礼制，武周王朝确立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反映在尊号、年号、塑像、明堂等礼仪、宗教符号中，譬如受到玄奘对金轮王出现期待的影响，有了“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的尊号。唐玄宗即位以后，复制了武周的政治文化模式，将玄元皇帝庙祭祀改造为一种全国性的祭祀系统，一种既吸收传统儒家祭祀理念又加入道教斋醮传统的祭祀体系开始形成。在这套体系里，李隆基宣称自己是“天宝君”。随后，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陈文龙发表报告《文武官、内职与军职——五代北宋前期的三类官僚》。五代北宋前期的职官分类讨论较多的是文武关系，五代时期武官的跋扈以及宋朝政治中“崇文抑武”倾向的形成，是这一时期具有时代特色的现象。受到前贤宋朝职官分三途的说法，讲者提出了新的三类官职划分法，即在五代后唐至北宋前期，广泛存在文武官、内职、军职三类职官，这个分类有助于解释此时期官制中的诸多疑难问题。▴S.2658《大云经疏》三翌日上午，本次研讨会的第三场论坛开始，由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吴帆老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彭剑发表报告《辛亥革命与惧内现象之“于今为烈”》。民国时人有惧内现象超迈往古的直观感受，这种直观感受并非全然由报刊的传布造成的，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推翻君主制，打掉了三纲中的君臣之纲，使其余两纲也失去存立德合法性，民国时期惧内现象井喷，正是“夫为妻纲”坍塌的结果与表现。从这个角度可以加深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理解。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狄金华带来报告《行政发包的现代源起及其组织基础——基于清末民初官制改革的分析》。“行政发包制”是从行政权分配、经济激励及内部考核与控制三方面勾勒府际间的关系。讲者试图将学术界已颇具研究积累的“行政发包制理论”带入中国现代行政缔造的早期历史之中，通过洞察帝制中国的行政在“一人政府”的组织结构和以“防弊”为主的制度设置，转向以“治事”为核心构建分科治事的完整行政结构时，现代意义上的行政分权才得以可能。中国现代行政体系的建立是在帝制中国行政结构内部建立起来的，清末立宪时期的外官制改革构成了中国现代行政架构的雏形。正是在这一架构上，现代的行政分权才得以实施，具有发包属性的分权治理才得以实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杜华发表《“道德性政治”——19世纪30年代美国废奴运动的特征及影响》。美国历史上的废奴主义者身处福音派宗教觉醒的时代，深受宗教思想影响，其观念和话语具有鲜明的道德特征。但废奴主义者充分调用基督教思想和自由、平等、权利等美国政治核心的理念，构建出一套以“道德—权利”为核心的反奴隶制理念和话语。他们还尝试发动“人民”，通过塑造公众意见来切断美国政治体制对奴隶制的保护。在19世纪30年代，奴隶制已经成为一种无比强大的全国性政治权势。从这样的历史语境来看，废奴运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抗争运动。废奴主义者不是单纯的道德改革家或政治行动者，而是试图联合道德和政治的力量，打破奴隶制政治权势对全国政治的控制，以最终消除奴隶制。这种兼具道德感召力和政治策略的理念和话语，是内战前反奴隶制政治运动发展的重要动力。讨论环节▴线下会议现场本次论坛以圆桌讨论结尾，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魏斌老师主持。对于为期两天的讨论，他总结道：“感谢北大文研院在武汉地区策划了此次跨学科交流论坛。在我熟悉的学术领域内，以往武汉不同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并不算多。特别是在一个相关议题下，跨学科、跨时段的研究者坐在一起，面对面的深入讨论，更是比较缺少。这次‘文研学者论坛’武汉专场，延续了过往文研院邀访学者论坛开放、包容、接受批评的风格，十二位武汉地区的跨院校、跨学科“文研之友”聚在这里，从具体问题的讨论中，生发出了许多颇具碰撞性的学术理解。无论是汉碑研究中映射出的生命史，还是多视角理解唐宋制度，还是像‘惧内’、行政发包制和‘道德性政治’，都很有意思，也很有跨学科的议题延展性。而且，大家发言坦率直接，气氛也非常好。武汉地区有自己的学术传统。在历史学领域，像中国古代史的唐长孺先生、世界史的吴于廑先生、中国近现代史的章开沅先生，大家都很熟悉。前辈学者既奠定了武汉地区的学术水准，也营造了一种不断被传承的学术氛围。对于我们后辈而言，如何在新的学术条件下，让武汉地区的人文学术继续焕发出‘一流’的感觉，并不容易。很期待这次‘文研学者论坛’呈现出的学术讨论热情和活力，能够持续下去。”狄金华老师谈到，这次论坛一方面打开了历史不同时段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打破了学科的局限，对于学者们而言，看似是接收了来自其他学科的“科普”，实则是将其他学科原本“常识”的知识带回了自己所在的领域，从其他学科中汲取了养分；论坛不只是历届邀访学者的相聚，刘清华老师还邀请了没有到过文研院的青年学者，更考虑到学者的家庭生活，安排了家属们的出行，让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的家人们，了解到过去他们不熟悉的学术研究。最后，本次论坛召集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刘清华老师总结道：“就像魏斌兄提及章开沅先生在唐长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的致辞，让他记忆犹新。学术研究从来不是一门简单的职业分工与‘技艺’，也并非像今天如此‘精确’的制度化。北大文研院倡导开放真诚的学术交流，各高校也逐步支持涌现出一批跨学科交流的青年团队。踏着前辈学人的脚步，珍惜相聚和情谊，我们不仅应该积极地把学术带进生活，也应该将生活自觉融入我们的学术生命，那样的研究才会有温度、有关怀、有底气。希望此次梁子湖之行是一个美好的开端，让我们携手建设共同的‘未来家园’。”▴与会学者合影考察环节论坛结束后，学者们前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湖泗瓷窑址群考察。湖泗瓷窑址群初创于晚唐五代，一直延续到元明时期，其中以宋代为主，是湖北地区宋代最大制瓷窑场，主要分布在武汉市江夏区南部的梁子湖和斧头湖一带。▴考察湖泗瓷窑址群学者们考察地所在的梁子湖主要为青白瓷窑，窑址多位于水运便利的濒湖岗地之上，湖畔沙地上至今遗存些许瓷壶、碗、盘、罐等残片，瓷片施青黄或灰黄色釉，有少量黑褐釉，露胎处可见灰白护胎釉。▴湖泗瓷窑址群留影更多相关学术活动，敬请关注责任编辑：汪珂欣

2022年10月7日下午，“北大文研讲座”第259期在线举行，主题为“在田野中发现历史：以南宋墓葬为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嘉励主讲，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杜正贞主持，文研院工作委员、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刘未评议。本次讲座为“田野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