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观察 | 俄乌冲突中社交网络传播的伦理失范及反思

摘要

俄乌冲突是当下重大的国际热点事件，也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信息爆炸、全民参与、全程直播的新型社交网络事件。通过考察，我们发现社交网络关于该事件的传播存在明显的伦理失范现象，主要表现为新媒体技术引发的信息深度造假，媒介话语权争夺引发的信息传播偏向，媒介伦理缺失引发的虚假信息泛滥。由此，我们呼吁重视新媒体技术伦理，建立技术善治规范；关注媒介话语权平等，建立包容开放的国际话语体系；加强社交平台媒介伦理教育，建立平台主体责任制度。

一、问题缘起

俄乌冲突被称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第一场具有全球直播特征的“短视频战争”。《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将俄乌冲突描述成“第一场由仅拥有智能手机却被超级赋权的个人在TikTok上报道的战争”。《纽约杂志》甚至将俄乌冲突合成一个新的词汇“WarTok”。这意味着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俄乌冲突不仅仅是一场具备一定规模的军事战争，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军事冲突双方以公共外交为目标的舆论战争，反而成为信息爆炸、全民参与、全程直播的新型社交信息战争，其中社交平台成为主流的信息渠道，如国内的抖音、快手、微博等，国外的Facebook、TikTok、YouTube、Twitter、Instagram等成为这场军事冲突信息传播的主要平台。中外主流媒体均利用社交平台的官方账号，利用驻外记者、雇佣国际拍客、聘请特约观察员，甚至直接使用海外公民、留学生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原始信息，抢占第一新闻现场，以临场化信息直播的方式多角度、全方位关注俄乌冲突。同时利用主流媒体的传统优势，针对俄乌军事冲突的重大问题，以第二新闻落点融合、协同、立体地进行深度报道和专业解读，充分呈现主流媒体在社交平台的公信力价值。

在这场俄乌冲突的信息战中，认知战成为网络舆论场争夺的新特征，社交平台中过度的舆论化传播，呈现出各种后现代的信息场景。俄乌冲突中血腥恐怖甚至死亡的场面，情绪化和戏剧化的事件如制裁俄罗斯的猫、逼迫在西方国家生活的俄罗斯艺术家表态、禁止俄罗斯运动员参赛，甚至禁止俄罗斯的肿瘤专家和患者寻求国际肿瘤平台帮助等，这些带有煽情色彩、抵制主义、身份政治、取消主义等“后现代信息”的内容在社交平台病毒式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存疑，对信息真相的呈现存在竞争性诠释，主观的真相、片面的真相、未知的真相甚至人造的真相，都可能成为“真相”的表现方式。由此，俄乌冲突中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再一次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突发性公共事件的焦点问题，需要我们深入反思。

二、文献综述

失范（anomie）是社会学的经典概念，意指社会规范的缺失。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最早从社会学层面对失范进行诠释，认为失范是一种社会规范的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莫顿从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互动角度将失范上升为理论，认为失范是社会目标与文化制度化的失衡，是一种社会结构性紧张的社会状态。我国社会学者郑杭生、李强等人立足中国转型社会时期的特点，从社会状态的角度理解失范是“旧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被普遍否定或遭到严重破坏，逐渐失去了对社会成员的约束力，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未被普遍接受或尚未形成，不具有对社会成员的有效约束力，使得社会成员的行为缺乏明确的社会规范约束，形成社会规范‘真空’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乐国安、江国平则从社会行为的角度认为失范是“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根据社会规范对当时社会进步的促进或抑制作用，可以把失范行为分为创造性失范行为和破坏性失范行为，后者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越轨行为”。对失范的成因分析，基本都遵循了涂尔干对于失范成因的分析范式。“现代社会中，由社会分工所推动的结构变化与道德规范的变化并不总是同步的，在新旧道德规范交替时期，可能会出现道德的真空状态。”这种社会分工推动的社会结构和道德规范的变化存在于技术、制度、文化各种因素驱动的社会空间，当然也存在于今天的移动网络空间。

我国学者黄健、王东莉比较早地从文化冲突和文化霸权的角度研究网络文化的传播失范问题，认为网络文化传播失范主要表现在一种形态文化对另一种形态文化所出现的垄断性、霸权性、颠覆性及所产生的不公正性。谢翠蓉等人则从涂尔干等社会学者关于失范概念和理论的阐释出发，从失范行为的角度提出网络传播失范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是网民个体、网络媒介或者网络机关组织及其管理机构所做的那些不符合某些现有文化目标、价值体系或者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社会规范、国家法律、社会伦理道德的网络行为。对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做出比较完整定义的是李文冰、强月新，他们根据涂尔干的失范概念、莫顿的失范理论以及相关研究，认为网络传播伦理失范是在网络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为追求私利而不遵从社会规范，从而导致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的失衡与社会调节机制的失灵，并由此产生整个网络舆论场的混乱无序。

当前对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的研究范畴主要集中在技术、话语、素养三个层面。一是从新媒体技术及规制层面强调技术监管的重要性。互联网技术的演进和发展使得网络传播有低门槛、隐匿性、虚拟性等特征，容易带来信息泛滥、网络恶搞、信息成灾、网络谣言等网络传播伦理问题，而针对性的监管和治理则存在一定的“真空地带”，因此，需要加强互联网行业技术监管和规制。二是从话语权的层面强调主流媒体需要提升舆论引导力。网络时代主流媒体的话语领导权遭到挑战，公信力呈下降趋势，也存在公众表达渠道不畅、传播缺位等问题。网络虽成为公众表达的主要管道和平台，但也导致网络传播伦理失范，为此要加强主流媒体舆论引导能力建设等。三是从媒介素养的层面梳理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现象及治理策略。网络传播的多重形态会导致媒介传播陷阱、媒介造假、泛娱乐化、暴力色情、人肉搜索、谣言欺诈等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需要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和网络伦理教育，营造责任追究的制度环境，同时加强法律监管，以期在伦理困境中突围，减少传播失范现象的产生。

大众传播学者麦奎尔理解的信息传播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过程，信息传播关系充分反映物质基础与经济权力关系，以及国家、社会、社区、家庭等社会结构。网络空间也不可避免地相携产生新旧道德规范的不同步性，形成道德的真空状态。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伦理失范现象，特别是社交网络空间的传播伦理失范现象会更加严重。本文以俄乌冲突中的信息舆论场为观察对象，遵循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的研究范式，基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失范理论，从技术、话语和素养三个层次分析突发性事件中社交网络传播的伦理失范现象，并对其所呈现的新特征进行深入反思，以进一步提升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治理水平。

三、俄乌冲突中社交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现象

（一）新媒体技术引发的信息深度造假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互联网新兴技术催生的新媒体技术手段，如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一方面体现了技术驱动信息传播的力量，但另一方面也滋生技术隐患，如合成技术、深度伪造技术引发的虚假信息传播。俄乌冲突中的社交网络信息传播就呈现出智能化、算法化的形态，相关的造假信息也呈现出高科技的特征。

1.合成技术传播的虚假信息。如2月24日，乌克兰军方声称五架俄罗斯飞机和一架俄罗斯直升机在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地区被击落，并在社交平台Twitter官方账号上发布“乌克兰空中王牌单机击落六架俄军飞机”的消息，将这位所谓的“王牌飞行员”称为“基辅幽灵”，引发社交平台的广泛传播。但是根据美联社、路透社的核查，这段视频实为将空战模拟游戏《数字战斗模拟世界》的游戏画面剪辑和配音合成的。再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晒出在基辅大街上的自拍视频之后，俄罗斯女记者来到相同的场景下完成了一次采访。这位女记者之后又多次前往跟泽连斯基其它视频讲话一样的场景。通过画面可以推测这些背景全部都是绿幕合成技术所为。

2.深度伪造技术传播的虚假信息。“深度伪造”（Deep Fake）是人工智能算法在神经网络识别和视听数据生成转化中的处理技术，它能够利用人工智能算法，制造、传播虚假信息。俄乌冲突中关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深度伪造虚假短视频广泛传播于社交平台，而针对国家元首的深度伪造行为也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舆论战方式。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3月18日的报道，深度伪造视频《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频中宣布已实现和平》被广泛分享。同时另一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呼吁乌克兰士兵放下武器》短视频也被广泛传播。这段用深度伪造技术制作的投降短视频，被黑客放在乌克兰一家网站上，观看人数超过25万，最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本人亲自在Twitter发文辟谣。正如《深度伪造》一书的作者尼娜·希克所说：“在这场战争中有太多其他形式的假新闻，并且没有被辟谣。即使是这样的粗陋视频也会腐蚀人们对真正媒体的信任。人们会开始认为，什么都可能被造假。这是一种新武器，也是假信息的一种有效形式。”

（二）媒介话语权争夺引发的信息传播偏向

媒介话语权以看似非暴力、非强制性的方式充分运用语言以及语言技术影响受众思想和行为，成为当前全球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优先选择。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强调对新信息技术及传播方式的掌控是获取媒介话语权的必然要求。“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中，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俄乌冲突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利用对全球主流媒体、社交平台的绝对控制力，获得媒介话语优先权，全面封锁跟俄罗斯有关的媒体，甚至封杀不反对俄罗斯的媒体以及社交账号，造成俄乌冲突中的信息传播偏向。俄罗斯也利用所掌握的国家媒体以及社交媒体平台VK和OD，限制封堵其它国家的国际传播，造成俄乌冲突的深层信息传播偏向，进而引发俄乌军事冲突信息场的混乱。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刻意设计“话语陷阱”，企图引导全球污蔑和抹黑中国等其它反对俄乌冲突的国家，引发中国等国家的舆论场信息混乱。

1.西方国家利用媒介话语优先权制造信息传播偏向。首先，西方国家利用掌握的技术和语言的媒介话语权优势，限制俄罗斯国家媒体的国际传播及俄罗斯用户的信息消费。自2月24日，俄乌发生冲突以来，美国几乎全面封锁俄罗斯媒体在社交平台上的信息传播。欧盟禁止《今日俄罗斯》（RT）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在欧盟境内的播映，封锁《今日俄罗斯》官网，以及全面封锁上述媒体在Google、TikTok、Facebook等社交平台上的官方媒体账号。法国媒体Arcom暂停《今日俄罗斯法语频道》的播放。芬兰把《今日俄罗斯》从系列节目中删除。另外澳大利亚、加拿大、乌拉圭、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家也纷纷封锁俄罗斯媒体的国际传播和俄罗斯用户的信息消费。其次，西方主要社交平台全面封锁与俄罗斯相关的社交媒体账号。Meta宣布关闭有关俄罗斯的所有应用软件，限制欧盟国家访问《今日俄罗斯》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其旗下社交平台Facebook对俄罗斯新闻社官方账号实行90天限制，Instagram关闭《今日俄罗斯》在27个国家的官方账号，并采取措施抑制俄罗斯政府宣传，删除俄罗斯国家媒体在Facebook和Instagram的内容。Twitter关闭《今日俄罗斯》等俄罗斯国家媒体在其平台的官方账号。YouTube在全球范围内封锁《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国有媒体的官方账号、广告盈利功能以及付费功能等。另外Google、迪士尼、微软、流媒体公司Roku、视频流媒体巨头Netflix、华纳传媒等西方主要互联网公司和媒体娱乐公司均全面封杀俄罗斯国家媒体的信息传播。

2.俄罗斯利用外交话语封禁西方社交平台导致信息传播的深层偏向。俄罗斯虽然在媒介话语权争夺中并没有优先权，但是却利用冲突国家的身份，利用外交话语权封禁西方社交平台在俄语国家的信息传播，并刻意引导受众偏向其所掌握的俄语为主的社交平台VK和OD，进而引发俄乌冲突信息传播的深层偏向。如3月11日，俄罗斯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传媒监督局发布信息，谴责Facebook和Instagram等社交平台发布含有呼吁对俄罗斯公民实施暴力的信息，决定对上述社交平台实施封禁。同时考虑到上述社交平台用户需要将照片和视频转移到其它社交网络并通知联系人和粉丝，为其提供额外48小时过渡期，鼓励民众能迅速过渡到属于自己的社交平台VK和OD，并宣称，从长远看，人们将发现新的通信和商业机会。该局指出，其目的是保护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避免遭受网络欺凌和侮辱。同时，俄罗斯国家机构还限制俄罗斯境内访问部分外国媒体机构的网站，限制并封锁对Twitter和Facebook的访问，将Meta公司定性为极端组织并对其封禁，声称将对向俄罗斯人施以暴力之举进行刑事立案。

3.西方国家刻意制造“话语陷阱”构陷中国形象。西方国家部分政府官员、主流媒体、智库专家一方面利用俄乌冲突，策划、制造和传播不实信息，刻意设计“话语陷阱”，构陷中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最早知情者和关键支持者，破坏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不结盟”外交的国际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制造舆论宣称中国是最具危机调停能力的大国，攻讦中国政府没有出面调停是想通过危机赢利。甚至通过对国内媒体和社交平台的渗透影响，分裂中国舆论场，企图通过分裂的信息传播影响国家判断和外交决策。如其在微博、抖音、知乎、B站、豆瓣等国内社交平台围绕俄乌冲突是否正义、乌克兰难民、中国是否参与调停等议题，以看似调侃、戏谑的方式设置话题，短时间内引发海量关注和讨论。同时采用类似“饭圈控评”的方式隐性设置性别、民族主义等极端议题，刻意释放冲突言论，导致受众的信息分裂，并将国内社交平台的极端议题进行多语种翻译，再故意发布到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等海外社交平台，煽动西方受众的对华情绪。

（三）媒介伦理缺失引发的虚假信息泛滥

英国路透社前全球总编辑大卫·史进德认为，全球媒体生态正经历变革浪潮，技术不平等应引起重视。全球技术不平等在媒体生产、传播和消费领域将导致通讯困难、媒体报道盲区和技术障碍，缺乏媒体信息获取渠道的人们也是那些最不可能被新闻机构报道的人群。因此，需要重构全球媒体生态系统，建立一个包容、多元、全球视野的媒体变革环境。然而这次俄乌冲突中主流媒体以及社交平台的表现，不仅没有呈现媒体该有的易懂、可信、可靠、可获取性的场景价值，恰恰相反，新媒体技术的反向表现使得媒介话语权反而更加地强权化，媒体主体媒介伦理进一步缺失，引发虚假信息泛滥现象。

1.主流媒体利用社交平台发布虚假新闻误导受众情绪。俄乌冲突里各种虚假新闻报道碎片化地充斥于网络世界。如乌克兰少女平静地坐在公交车上，手握长枪要走上战场；一个满脸血痂、头发蓬乱的儿童噙着泪花；男童和女童牵着小手，向乌克兰军车敬礼，为奔赴前线的士兵送行；一名乌克兰少年执旗充满坚毅；一名乌克兰父亲在上战场前，与女儿挥泪诀别；马里乌波尔妇产科医院被俄军空袭，有孕妇流血受伤等等。这些报道大多违背新闻伦理的基本规则，利用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博取受众同情、消费受众情感。这些所谓的新闻事后都被证实是双方主流媒体蓄意调动社交平台目标群体，制造极端对立情绪，消费受众情感的虚假新闻。

2.社交平台利用规则制造网络暴力信息。Facebook、Twitter、YouTube、Instagram等西方主要社交平台对涉及种族、暴力、仇恨、宗教等敏感信息本来都采取技术手段，利用信息自动过滤系统屏蔽不良信息。然而俄乌冲突以来，这些主要的社交平台却反其道行之，纷纷修改规则，允许涉及俄罗斯的仇恨言论出现在社交媒体平台里，推动网络暴力的蔓延。如3月10日，路透社披露Meta公司内部电子邮件，该公司临时调整旗下社交平台Facebook、Instagram对仇恨言论的政策，允许部分国家用户对俄罗斯和俄罗斯士兵实施网络暴力，甚至是散布杀死普京的仇恨言论。

3.西方反华势力刻意制造和消费网络恶俗信息。俄乌冲突中，一些涉台独、疆独、港独等反华势力刻意制造煽动“涉乌克兰恶俗言论”并利用Twitter平台发布，如炮制出《欢迎乌克兰美女来中国》《欢迎乌克兰小哥哥来中国》等文章，然后他们再转译成英文引发关注，一些反华网站如Supchina.com等再以这些恶俗信息为噱头，发布相关文章，将矛头指向中国网民，并故意传入乌克兰的华人圈，引发乌克兰华人的关注，最终经其转发到中国的微博平台，引爆舆论场。“涉乌克兰恶俗言论”在微博上有超过6万条转发量，获得近50万赞，达到千万级阅读量。同时QQ空间也发布相关信息，获得青少年特定群体1500多万转发。这些网络恶俗信息的诱导式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受众正确看待俄乌冲突，也引发了中国网络舆论场的分裂。

4.图像社交实践引发血腥恐怖信息消费现象。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介形态进化到视频阶段，短视频、长视频、Vlog、网络直播等多形态的网络视频状态，形成被称为图像社交实践的信息传播方式。图像社交实践中的制作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不再界限分明，任何参与主体都可实现三种角色的任意转换，这也可能导致媒介伦理的边界不再固定，甚至是游弋和变动的。事实上，专业媒体在报道悲剧事件时应当对悲剧画面进行处理，不应追求感官的刺激而要出于理性的思考，应当具备人文关怀，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与隐私，尽量减少报道带来的伤害。然而俄乌冲突中，图像社交实践却引发血腥、暴力、恐怖的信息消费现象。比如包含妇女、儿童在内300名乌克兰平民被射杀；布查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平民尸体；被俄军剃了光头的15名被俘乌克兰女兵；盖在毯子下的一名男子和三名赤身裸体妇女的尸体；女市长及丈夫被杀害于一口下水井内……大量死伤平民的现场直播片段发布在社交平台。无论信息是否真实，这些图像信息无疑突破了道德的底线。全球媒介伦理的“原生规范”提出者、全球知名伦理学者克利福德·克里斯琴斯说，真实、人类尊严和非暴力应当作为全球媒介伦理的“原生规范”。这三个基本的伦理标准实际上也应是底线共识，是一种基于社会伦理价值的基本要求，是一种道德自律。

四、俄乌冲突中社交网络传播伦理失范反思

（一）重视新媒体技术伦理，建立技术善治规范

新媒体技术催动的信息应用场景，一方面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实现信息传播的全媒体性、多场景式和强融合性，体现信息价值。但另一方面，从俄乌冲突中呈现的视频剪辑和配音合成技术、绿幕背景合成技术，以及更加先进的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等相关算法形成的“深度伪造”技术，侵蚀着公众对信息的公信力价值认知，造成社会信息的欺诈，确实表明新媒体技术的伦理规范已经成为网络传播伦理建构的新问题，建构向上向善的技术伦理规范刻不容缓。首先，需要积极开发检测追踪技术。针对合成技术、深度伪造技术开发鉴别追踪的人工智能技术，以技术手段反制信息造假技术。其次，重视技术法规的制定。针对新媒体技术的新兴发展趋势，与时俱进地调整和制定新的技术法规，为治理新的技术伦理失范现象提供法律依据。事实上，技术法规的建构方面，我国已经有了很多新的探索，比如2022年1月28日发布的，由国家网信办针对深度伪造技术专门起草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就是规范产业和监控信息的有益探索。最后，建构新媒体技术的道德自律。通过行业的伦理规范以及自律公约的方式，积极探索向上向善的技术力量。如可以推动深度伪造技术避免技术的“恶”，尽可能地彰显人工智能的“善”。就如上述《规定》中明确的，深度合成技术是指利用深度学习、虚拟现实为代表的生成合成类算法制作文本、图像、音频、虚拟场景等信息的技术，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时，应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促进深度合成服务向上向善。

（二）关注媒介话语权平等，建立包容开放的国际话语体系

自20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提出话语权概念以来，媒体在话语权争夺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是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介话语权获得国际话语权优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国际话语体系。《纽约时报》撰稿人凯特·哈里斯认为美国公众对媒体长期寄予厚望，美国媒体是对外传播的重要推手，也是美国国家形象建构的重要载体。互联网技术驱动的网络媒体时代，在日趋激烈的网络国际话语权争夺中，美国与其所在国家的互联网公司、媒体娱乐公司、社交平台公司进一步勾连，利用技术和平台规则的制定权优势深度建构“网络媒介帝国”，意欲全面主导网络媒体时代的媒介话语权。俄乌冲突中，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其掌握的媒介话语权，全面限制俄罗斯国家媒体的国际传播及俄罗斯用户的信息消费；西方主要社交平台全面封锁俄罗斯相关社交媒体账号；刻意制造“话语陷阱”构陷中国官方形象……以上诸般行径无不揭示着媒介话语权的不平等问题。建立包容开放的国际话语体系、突破媒介话语权不平等现象应该是今后网络传播伦理建设的重点内容。事实上，俄乌冲突中中国舆论场越来越具有包容开放的国际媒介话语权意义，以中国境内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平台，和中国企业运营的以TikTok为代表的国际社交媒体平台，成为全球相对自由、中立、客观的舆论场域。中国持续上升的国际地位及影响力，使各方也愈加在意中国舆论场的观点立场；中国自成体系的网络生态，为各方提供了相对灵活、多元的选择。

（三）加强社交平台媒介伦理教育，建立平台主体责任制度

媒介伦理是媒介主客体在使用媒介的传播行为以及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道德现象。传统媒体阶段，媒介伦理的主体是职业新闻传播者和新闻媒体机构，媒介伦理也就是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的伦理，主要表现为制度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媒介伦理规范遵从。但是社交网络时代，公众传-受一体的角色变化和平台作为公共空间参与信息传播，公众和平台对信息传播的主体责任也日渐凸显。美国传播学者丹尼斯和德弗勒认为，“今天数字媒介的伦理问题不仅是专业人士的问题，而且主要集中在一些普通个人或者说媒介本身上。”也就是社交网络时代，媒介的三元伦理主体，即职业新闻传播主体、个体传播主体、社交平台主体已经形成，并且社交平台主体的伦理责任更加突显。俄乌冲突中，社交平台主体媒介伦理的缺失恰是网络传播伦理失范的重要原因，西方主流媒体利用社交平台官方账号发布虚假新闻误导受众情绪；西方主要社交平台利用规则制造网络暴力信息；西方反华势力刻意制造和消费网络恶俗信息，都是社交平台丧失主体责任伦理的直接表现。因此，需要加强社交平台媒介伦理教育，建立平台的主体责任制度。

（载本刊2022年4月号，图表、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作者简介】

卞学勤，绍兴市行政学院助理研究员

于德山，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辑：姜晨

审核：颜云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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