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 | “权力的眼睛”在注视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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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不是一位学院派哲学家，因为他关注的对象——疯人院、监狱、妇女、儿童等——初看起来不那么“哲学”。然而正是由此，福柯发现了笼罩在世人身上的隐形的权力之网。当下，我们在互联网上的蛛丝马迹都被记录、分析，以便精准化营销。权力之眼不仅仅是圆形监狱、无处不在的摄像头，还是不断迭代的大数据。人人都是透明人。
福柯并未远去，他的思想仍然值得我们反复咀嚼。通过他生前留下的大量访谈和演讲，我们可以更便捷地了解他在《癫狂的历史》《词与物》《规训与惩罚》《性史》等著作中表达的深邃哲思。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位“当代最光彩夺目的思想家”！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经细致修订后，现已上市销售，下文即节选自该书。
[法] 米歇尔·福柯 著
严锋 译
权力的眼睛
巴鲁 杰里米·本瑟姆（Jeremy Bentham）的著作《圆形监狱》发表于18世纪末，从那以后就逐渐被人遗忘。但是，你在《规训与惩罚》中却把它称为“人类心灵史的重大事件”“政治秩序中的哥伦布之蛋”。你认为它的作者是“警察社会的猎犬”。我们对这些都不甚了然。你是怎么读到这本书的?
福柯 那是在我研究诊断医学的起源的时候。我正在研究18世纪下半叶的医院结构，当时医学机构的伟大改革运动正在展开。我想搞清楚医学的目光是怎样制度化的，它怎样在社会空间打上烙印，新型的医院为什么既是这种目光的后果又是对这种目光的支持。在考察1772年迪约旅馆第二次火灾后一系列不同的建筑规划时，我注意到，在一种中心化的观察系统中，身体、个人和事物的可见性是他们最经常关注的原则。就医院的情形而言，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引起了进一步的困难：有必要避免不适当的接触、污染、身体的接近和拥挤，为了保持空气的流畅，既要把空间分隔开来，又要保持开放，确保一种总体的和个人的监视，同时把监视下的个人隔离起来。我曾经以为这些问题是18世纪的医学及其信念所独有的。
接着，在研究刑罚系统的时候，我发现所有对监狱进行改造的重大计划(从稍后一段时间，也就是19世纪的上半叶开始)都围绕着与此相同的一个主题，而且都要提到本瑟姆。几乎没有一份监狱改造的建议书不提到本瑟姆的“设备”——“圆形监狱”。
其原则是这样的。一个像圆环一样的环形建筑。在中央造一座塔楼，上面开很大的窗子，面对圆环的内侧。外面的建筑划分成一间间的囚室，每一间都横穿外面的建筑。这些囚室有两扇窗户，一扇朝内开，面对中央塔楼的窗户，另一扇朝外开，可以让阳光照进来。这样就可以让看守者待在塔楼里，把疯子、病人、罪犯、工人和学生投进囚室。简言之，地牢的原则被颠覆了。阳光和看守者的目光比起黑暗来，可以对囚禁者进行更有效的捕获，黑暗倒是具有某种保护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瑟姆之前，已经有过这样的考虑。第一个可视的隔离模式系统在1751年就出台了，那是巴黎军事学校的宿舍。每个学生都被分配了一间带有玻璃窗户的单间，这样他整晚都能受到监视，无法与同伴有丝毫的接触。甚至还发明了一种复杂而奇妙的装置，可以保证理发师给军校学员理发的同时，不与他们发生身体上的接触。小伙子的头从一个门窗里伸出来，身体却留在另一边，通过玻璃窗，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可以看到。本瑟姆说，是他的兄弟在参观军校的时候产生圆形监狱的想法的。当时这种构想在很多领域流行开了。克牢德尼古拉斯·列多在阿克塞纳斯建造了食盐加工厂，也是根据这种可视性的原则，而且还添加了一些设施。这里存在着一个中央监视点，作为权力实施的核心，同时也是知识记录的中心。尽管在本瑟姆之前就有圆形监狱的想法，但他是第一个对它进行表述和命名的人。“圆形监狱”这个词是非常关键的，它指明了一种系统的原则。所以本瑟姆想象的不是一种为解决特定问题——例如监狱、学校或医院——的建筑方案。他声称这一个真正的发现，是一个“哥伦布之蛋”。确实，本瑟姆向医生、刑罚学家、工业家和教育学家建议的东西，正是他们一直在寻找的。他发明了为解决监视问题所设计出来的权力的技术。有一点很重要：本瑟姆说，他的观看系统是一种创新，为权力的简易而有效的实施所必需。事实上，从18世纪末以来，它一直被广泛运用。但是，现代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权力的程序就更为丰富和多种多样了。如果说，从19世纪以来，可视性的原则支配了所有的权力技术，那是不正确的。
佩罗 所以关键在于建筑！建筑作为政治组织的形式，这确实值得研究。18世纪流行的思想认为，一切都是空间化的，不管在物质还是在精神的层面上。
巴鲁 法国大革命中，像拉法耶特(Lafayette）这样的人也欢迎圆形监狱的计划，这岂不令人惊讶?我们知道他在1791年帮助本瑟姆获得了“法国公民”身份。
福柯 我要说本瑟姆是对卢梭的补充。激励了众多革命者的卢梭式的梦想是什么呢?那是梦想一个透明的社会，每一部分都清晰可见，梦想一个没有任何黑暗区域的社会，那些黑暗区域是由王家和其他组织的特权建立起来的。那是梦想每一个人，无论其地位如何，都能洞察整个社会，人的心灵可以沟通，他们的视觉不受任何阻碍，公众的观点相互可见。斯塔罗宾斯基(Starobinski)关于这一点在他的《自由的透明度、障碍和创造》中有很好的说明。
本瑟姆既是这种观念的体现，又是它的对立面。他提出了可视性的问题，但是把可视性想象成完全围绕着一种统治性的、无所不见的凝视。他发起了普遍的可视性的计划，该计划为严酷而细致的权力服务。所以，本瑟姆的这种实施“全景”的权力的技术观念，是嫁接在伟大的卢梭主题之上的，后者从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大革命的诗意的音调。两者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卢梭的抒情主义和本瑟姆的执著。
佩罗 《圆形监狱》中有这么一句话：“每一个同志都变成了监视者。”
福柯 卢梭肯定会说相反的话：每一个监察者都会变成同志。拿《爱弥尔》来说吧，爱弥尔的教师是一个监察者，但他也必须是个同志。
巴鲁 法国大革命者阅读本瑟姆的方式与我们很不一样，他们甚至在他的计划中发现了人道主义的意向。
福柯 是的。当大革命提出有关新的公正的问题的时候，它怎样看待这种公正的原则呢?对大革命来说，公正问题的新的视角，并不在于惩罚过失者，而是要从根本上杜绝过失的可能性，通过把人置于完全可视的空间，这样他们的观点、思考和有关他人的话语就可以避免导致有害的行为。这种观念在大革命时期的文字中经常出现。
佩罗 大革命对圆形监狱的接受也受到了当时形势的影响。监狱问题日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在英国和法国，对这个问题有过很大的关注；从霍华德对监狱的调查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那本书在1788年被翻译成法文。在巴黎沙龙的知识圈中，医院和监狱是两大讨论的主题。他们认为，如果听任监狱像当时那样充满邪恶和罪行，极不卫生到了致人死命的地步，那真是社会的耻辱。医生们说，人体在那样的条件下肯定会败坏。法国大革命导致了全欧洲范围内的调查。有一个叫杜克诺的人授命就所谓的“人道设施”撰写一份报告，这个术语指的既是医院又是监狱。
福柯 18世纪下半叶有一种普遍的恐惧：对黑暗空间的恐惧，害怕阴暗的帷幕遮掩了对事物、人和真理的全部的视觉。人们希望打破遮蔽光明的黑幕，消除社会的黑暗区域，摧毁那些见不得人的场所：独断的政治行为、君主的恣意妄为、宗教迷信、教会的阴谋、愚昧的幻觉统统是在那里酝酿形成的。甚至在大革命前，封建城堡、时疫检查所、巴士底狱和修道院就激起了普遍的怀疑和仇恨，各种政治因素又加剧了这种怀疑和仇恨。除非这些场所被消灭，新的政治和道德秩序难以确立。在大革命时期，哥特小说发展出全套有关石墙、黑暗、隐蔽所、地牢的幻想世界，那是匪徒、贵族、修士和叛徒的窝藏之地。安·拉德克利夫的小说的背景就是由高山、森林、洞穴、废堡和死寂黑暗的修道院构成的。当时，这些想象的空间就如同是对大革命所要建立的透明度和可视性的一种对抗。当时不断兴起的“看法”的统治，代表了一种操作模式，通过这种模式，权力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现实来得以实施，即在一种集体的、匿名的凝视中，人们被看见，事物得到了解。一种权力形式，如果它主要由“看法”构成，那么，它就不能容忍黑暗区域的存在。如果本瑟姆的计划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以施用于许多领域的公式，即“通过透明度达成权力”的公式，通过“照明”来实现压制。在圆形监狱中，有一种形式与城堡很接近——由围墙环绕的塔楼——用它来实现清晰的视觉。
巴鲁 启蒙时期的一个任务也就是要消除人心中的黑暗区域。
福柯 正是这样。
佩罗 同时，人们对圆形监狱中所使用的权力技术也印象深刻。它基本上是一种注视，但也是一种说话，因为监视者拥有那根著名的“铁皮管子”，把他与每个据本瑟姆说可以关押不止一个犯人的囚室联结在一道。最后，本瑟姆在他的书中发出了重要的劝告。他写道：“必须使犯人们永远处于监视者的目光之下；这样可以消除犯罪的力量，甚至犯罪的念头本身。”这里，我们来到了大革命最关注的问题的核心：防止人们干坏事，驱散他们想要干坏事的念头。换言之，使人们处于不能和不愿的状态。
福柯 我们这里谈到两件事：注视和使某种观念深入人心。这岂不是为了权力而付出的基本的代价么?事实上，权力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得到实施。显然，存在着一种最小的代价，本瑟姆也谈到了这一点。圆形监狱需要多少监视者?整个机器需要多少费用才能运转起来?但是这里还存在着特定的政治的代价。如果你太强暴了，就有可能激起民变。如果你的干预太宽疏，种种抵制和违抗就会见缝插针地冒出来，而这又会使你在政治上付出代价。这就是君主政治权力运作的状况。例如，司法机关只逮捕很小一部分犯罪的人；于是就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惩罚应该激烈，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于是就产生了暴力形式的权力，企图以树立榜样的模式来达到天衣无缝的统治。18世纪的新理论家对此加以反对：这种形式的权力与其达成的效果相比，代价太大。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暴力最终仅仅是为了树立榜样。甚至有必要不断增加暴力，但是这样又恰恰增加了反抗。
佩罗 这就是发生在绞刑架下的暴动。
福柯 与此构成鲜明的对照，监视的体系却只需要付出很小的代价。没有必要发展军备、增加暴力和进行有形的控制。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视。这个办法真是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又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当本瑟姆认识到他的发现的意义之后，禁不住要把它称为政治思想的哥伦布之蛋，这个方案与君主体制的统治正好相反。在现代权力技术中，注视占有重大的地位，这就是一个例子。但是，如我所说，这不是唯一的技巧，甚至也不是主要的技巧。
佩罗 看来本瑟姆主要关心对个人的小群体实施的权力。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他把部分看成整体——如果我们能在小群体的层次上成功，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程序推广到全社会中去吗?要么就是全社会范围内的权力控制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设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为什么呢?
福柯 这涉及消除阻挠和障碍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障碍来自特权集团、教会、地方当局等权力机构的决定。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新的宪法和法律并不足以保障它的统治。他们认识到，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技巧，来确保权力的畅通无阻，从整个社会机体一直到这个社会的最小的组成部分。这样，资产阶级不但发动了革命，还成功地建立了他们从来未曾放弃的社会霸权。所以，这些发明非常重要，而本瑟姆就无疑成了权力技术的发明者的典范。
巴鲁 然而很难辨别谁能从本瑟姆构想的有组织的空间得到好处，以及这些人究竟是谁。这甚至对占据或造访中央塔楼的人来说也是不确定的。人们宛如面对一个地狱模式，监视者与被监视者都无法从中逃脱。
福柯 这真是本瑟姆的创意及其应用的可怕的一面。这里，权力并不完全属于某个单独可以对他人实施控制的个人。这是一台巨大的机器，每一个人，无论他是施展权力的，还是被权力控制的，都被套在里面。我认为这就是19世纪确立的社会的特点。权力不再是某个个人凭借他的出身而拥有和实施的东西。如今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拥有它。当然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某人可以占据处于优势的地位，具有较大的影响。阶级的统治依然存在，但是权力与个人的能力越来越分离。
佩罗 从这一角度来看，圆形监狱的运作具有自相矛盾的意味。有一个主要的监视者在中央塔楼上对囚犯们进行瞭望；但是这个人对他的属下也在进行观察。主要的监视者对他手下的其他监视者并不信任。他甚至对他们公然表示蔑视，尽管他们被认为是他的助手。本瑟姆在这里倒又像个贵族!
同时，在工业社会中，管理阶层的选择也是个问题。对老板来说，寻找对工厂进行管辖和监视的工头和技术人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福柯 这确实也是使本瑟姆沦入幻想领域的一个因素：人们的有效的抵抗。米歇尔·佩罗，你不是对此进行过研究吗?工厂和“工人城区”中的人是怎样抵抗这种监禁和奖罚记录的体系的?他们意识到禁制、控制和监视的种种难以忍受的特性吗?换句话说，有没有对观看的反抗?
佩罗 确实存在对观看的反抗。工人们公开表露对居住在“工人城区”的厌恶。“工人城区”长期以来一直是失败的。还有在圆形监狱体系中形成的对时间的分配。工厂的工作时间表一直引起消极的抵抗，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工人压根就不去上班。工人们把“神圣的星期一”创造为休息日。对工业体系的反抗有很多种形式，它们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在最初阶段老板不得不作出让步。换一个角度来说，微观权力体系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这种类型的监视和等级体系最初是在以妇女和儿童为主的局部区域发展起来的，这一部分人已经习惯于服从。但是，在机械工程这样更加男性化的领域，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在那里，管理阶层在监视的实施方面难以一蹴而就，因此，在19世纪上半叶，他们必须把一部分权力委托给别人。他们在同一群劳动者打交道的时候，通过他们的头领，通常是最年长和最有经验的工人。我们看到熟练工人对权力实施的真正的对抗通常是双面的：其一针对老板，以维护工人团体的利益；另一则针对工人自己，因为工人中的小头领也压迫他的学徒或同伴。事实上，工人阶级对权力的这些反抗形式一直维持了下去，直到管理阶层能够充分地发挥当年未能实现的功能。到了那个时候，才能废除技术工人的权力。我们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在磨坊中，工头有能力反抗老板，直到采用了半自动化的机器。在很短的时间内，热力控制的机械取代了技术性的手工作业，人们能够一下子判断什么时候原料已经加工完毕，只消读一下温度计就行了。
佩罗 也就是说，如果回到圆形监狱的话题上来，本瑟姆并没有仅仅陈述乌托邦社会的规划，他描绘的是一个实际存在的社会。
福柯 他以乌托邦形式的一般系统，描绘了一种真实存在的特定机制。
佩罗 连囚犯们接管了中央塔楼也没有用吗?
福柯 是的，只要这不是行动的最终目的。你觉得如果让囚犯而不是狱监坐在中央塔楼里来管理圆形监狱，事情会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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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米歇尔·福柯 著
严锋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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