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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德国思想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T.W.Adorno)对道德哲学的思考持久而深入。在结束十多年流亡生涯重返祖国之后，阿多诺于1951年出版《最低限度的道德：对被损害生活的反思》，而这种道德反思一直持续到其哲学代表作《否定的辩证法》(1966)。不过，以“反体系”著称于世的阿多诺从未致力于构建一种类似康德那样的道德哲学或道德形而上学体系，而是试图将否定的辩证法运用于具体而特殊的现实生活，由此揭示“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应该说，自2001年伯恩斯坦(J.M.Bernstein)的《阿多诺：祛魅与伦理学》(Adorno：Disenchantment and Ethics)问世以来，阿多诺的伦理学与道德哲学在西方学界已经日益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将结合阿多诺《最低限度的道德：对被损害生活的反思》《道德哲学的问题》和《否定的辩证法》等几部有代表性的论著，集中探讨其道德哲学的核心主题，即个体生命的优先性。在笔者看来，阿多诺基于否定的辩证法，在非同一性(也可称为否定主义)道德哲学的视域中深入思考个体生命，并试图将其与正确生活的理念结合为一。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导论中直言，否定的辩证法的关键在于使概念摆脱其意欲构造、归类甚至控制“非概念物”的强制性同一特征，转而趋向一种“非同一性”。如果说哲学的目标是表达不可表达的事物，那么这种内在于概念之中并使概念得以可能的“非概念物”正是阿多诺试图超越概念化同一性思维(与表达)方式去“强说”的事物，而这种非同一性哲学思考方式也贯穿于阿多诺对道德哲学问题的探讨。事实上，在早于《否定的辩证法》完成的一篇重要论文“主体与客体”(1961)之中，阿多诺便从非同一性哲学出发，提出以“客体优先性”(Vorrang des Objekts，the primacy of the object)来处理作为西方传统哲学核心问题的主体—客体关系问题。当然，此处的“客体”，既可以在认识对象的层面上理解，也意味着特殊的、质性的、无法被先验概念统摄的“非概念物”。所谓“优先性”，指的并不是客体构造或决定主体意义上的绝对第一性，而是说客体并非与主体抽象对立，客体的优先性恰恰需要主体和主体性反思，因为客体只有具有反思而成的规定性，才能真正成为具体而现实的“某物”(也就是概念无法穷尽、无法还原的“非概念物”)。(Adorno，1998，p.250)而阿多诺之所以赋予这种“客体”以优先性，正是因为主体在反思客体时，会自觉不自觉地与客体保持距离乃至“吞噬”客体，却浑然忘记“自己依然是客体”。(ibid，p.246)因此，只有坚持客体相对于主体的优先性，才能如上文所说的那样，使思想摆脱概念(主体)的强制，在趋向一种“非概念物”(客体)时获得真正的自由。就此而言，客体与主体是相互中介与构成的，二者的关系应是一种“平和”状态，即“是一种没有统治的差异化状态(the state of differentiation without domination)，双方相互差异性地彼此参与”。(ibid，p.247)在笔者看来，这种“没有统治的差异化状态”正是阿多诺所推崇的一种非同一性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阿多诺还通过辨析个体主体(individual subject)与先验主体(transcendental subject)来阐释客体优先性问题。在厘清康德以来的主体哲学后，阿多诺指出，构造出全部经验内容的先验主体“转而从鲜活的个体人类存在(living individual human being)中抽身而出”。然而这种先验主体的抽象概念或者说思维形式早已预设了它所承诺构造的事物，即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体。(ibid)不仅如此，阿多诺更进一步强调，由于先验主体缺乏个体主体的经验能力(capacity for experience)，前者不过是“个体经验的前批判式实体化抽象”，就此而言，个体主体相对于先验主体来说更具有构成性。当然，先验主体这种同一性、概念化思维方式的载体并非空穴来风，它提醒着我们，“思想因其内在的普遍化要素，总是想超越自身无法被异化的个别性(inalienable individuation)”。(ibid，p.257)正因为此，无法被先验主体所异化的个别主体被赋予优先性，与此同时，两者又缺一不可，不是非此即彼的抽象对立，而是摆脱单方统治的彼此平和(或和解)。笔者认为，阿多诺在思考道德哲学问题时，同样坚持了上文所分析的客体优先性或个体主体优先性的思路。阿多诺指出，道德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处理“特殊的事物、特殊的利益、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特殊的人与普遍性的相互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也体现为“我们在把我们自己当作人的规定中不能与我们直接的如此存在(So-Sein)相互融合的因素”。因此，道德哲学的关键在于如何解决特殊与一般、直接经验存在与抽象人性规定——质言之，个体生命与道德法则之间的内在张力。在阿多诺看来，正是康德首先并极其精确地对上述道德哲学的真正难题与矛盾进行了探索。我们知道，阿多诺在其1963年所作的“道德哲学的问题”讲座中，主要通过与康德道德哲学的对话来阐发自己的思考。按照阿多诺的理解，为了保证道德行为的纯粹性，康德将道德实践行动的源泉归于理性，并且是在“理性的纯粹合乎法则性的基础之上建构自身，它独立于任何直观，独立于任何经验材料，独立于任何从外部去适应理性的东西”，从而使得道德行为成为一种纯粹的合乎理性法则的行动。阿多诺认为，道德问题或者道德困境无法独立于现实生活，遵从或违背道德法则、从事道德实践的乃是“鲜活的个体人类存在”。一方面，如果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法则或人性规定不接受特殊的现实个体及其鲜活的生命经验、不公正地对待特殊，那么它仅仅是一种自上而下强加于个体的“强权”，而非个体由内而外地自觉遵循，因此，“对人本身而言，根本不具有实体性”；另一方面，如果仅仅固执于特殊的生活经验、成长背景或个性特征，那么个人只是凭借一种非反思的自发决断来立身处世，道德法则、行为规范将被瓦解殆尽。正如阿多诺所言：“在一般与特殊的对立方面，假如人们一开始就把人的行为方式中的恶推给普遍，而把善归功于个人，那么，这样的想法就太简单了。”现在，如果回过头来看那篇“主体与客体”的文章，我们会发现阿多诺已在其中简明扼要地提出了解决特殊与一般问题的方法论路径。正如客体优先于主体，但也离不开主体一样，一般事物与特殊事物之间的对立，既是必要的又具有欺骗性。如果没有其中一方，另一方便无法存在：特殊事物只能作为被规定的事物而存在，因而具有一般性；一般事物只能作为对一个特殊事物的规定而存在，因此自身也是特殊的。二者既是又不是(Both of them are and are not)。这正是一种非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最强烈主旨之一。(cf.Adorno，1998，p.257)毫无疑问，一般事物与特殊事物之间的对立或矛盾，有认识论意义上的必要，否则人们将无法思考与表达一个特殊事物，也无法赋予一个一般规定以具体内容；但是，这种对立并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截然相反，它们各自在对方中得以可能，内在于对方却并不被对方同化。显然，这种“既是又不是”的“非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正是始终如一地从非同一性角度理解并把握“非概念物”(即无法被一般规定所穷尽的特殊事物)的否定的辩证法。就阿多诺的非同一性道德哲学而言，具体而特殊的个体生命与具有普遍有效性的道德法则同样属于这种“既是又不是”的辩证关系：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体需要道德法则的引导与规约，从而才有可能从“现实的人”(受到诸多限制的“所是”)向“理想的人”(不断通达自由的“应是”)迈进，由此使普遍人性化为具体人身，并使个体生命“具有了一般性”。换言之，现实生存的人并非孤立的个体，而是处身于包括道德与伦理关系在内的多重普遍而客观的社会关系与历史条件之中。因此，“对辩证法来说，直接性并不保持它的直接的姿态，它不是成为基础，而是成为一个要素”。就此而言，每一个特殊的个体人类存在不是绝对第一性的“基础”，而是作为一个优先性的“要素”融入一定历史时期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之中。与此同时，道德法则更不能脱离个体人类存在及其鲜活的生命经验，只有通过个体人类存在自身多向度的实践活动，才能使价值原则和道德理念得到落实，并通过实践主体自身的作用，赋予一般意义上的原则与理念以现实的生命，由此建构而成的道德法则与伦理规范才能成为一种“特殊的”、切合实际的律令。众所周知，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中提出了一条绝对律令：“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然而，如果这种行为准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加”，抽象掉了经验的、自然的个人的个体差别与其特殊的生命经验，那么，纯粹理性主体(理智的人)与其说是自律地遵循普遍规律，不如说是被动地服从一纸命令。有多少普通的德国民众在坚守岗位、服从职责的过程中充当了纳粹屠犹的刽子手?毫无疑问，一旦道德律令脱离特殊事物，只能是一种纯粹形式化的空洞说教。就此而言，不同于康德，阿多诺为历经战争磨难的人类设定了一则属于现时代的绝对律令：“希特勒把一个新的绝对律令强加给不自由的人类：你的思想与行动要如此安排，即奥斯维辛集中营万劫不复、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不难发现，相对于康德那条纯粹理性存在者所遵从的绝对命令来说，阿多诺所提出的这条绝对律令直接指向“奥斯维辛之后”的人们。他们不是纯粹的理智的人，而是生活于特定历史阶段、经历各异的经验的、自然的个人，对人类历史上的浩劫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经验。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其中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换为“南京大屠杀”，这则道德律令同样绝对有效。阿多诺着眼于特殊的个体人类存在而将具体的历史事件置于一般的道德法则之中，这并未损害道德法则的普遍适用性，反而使其因包含明确的内容而具有切实的可行性。虽然它是一种否定性的道德法则(“类似事情不再发生”)，但相对于康德的理性绝对律令(“按照……去行动”)而言，反而具备了积极的实践内容。如果社会总体状况是虚假的、不自由的，每个个体就必须首先要求自身不去做符合虚假整体利益的事情——“在错误的生活中不存在正确的生活”。因此，这种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则正是个体生命存在走向自由之境的奠基石。在笔者看来，阿多诺所提出的绝对律令无疑是一则生命律令。正如富瑞耶哈根(Fabian Freyenhagen)所言，阿多诺之所以怀疑一种建基于至高原则的伦理学，正是因为它对于指导每个人在特定情境中的行动与生活来说太抽象、太一般化了。(cf.Freyenhagen，p.151)要知道，“修剪个体之结果不会产生一个被清理掉偶然性杂质的更高级主体，而只是产生一个无意识地模仿的主体”。那些所谓的“更高级主体”(无论是纯粹我思的反思主体还是为自身立法的理性主体)都无法使“奥斯维辛集中营万劫不复”，只会在“修剪”的过程中不断束缚与压制个体。相反，恰恰是带有“偶然性杂质”的、不被先验人性设定或纯粹理性法则所统摄的活生生的个人(即“非概念化的人”)从事着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为此，我们有理由将阿多诺的非同一性道德哲学称为一种否定主义道德哲学。当然，此处的否定并非绝对否定，而是一种确定的(或规定了的)否定，是有内容的否定：“我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绝对的善，什么是绝对的规范，甚至不知道什么是人、人性和人道主义，但我们却非常清楚，什么是非人性的。人们今天更应该在对非人性事物的具体谴责中，而不是在人的存在的没有约束的、抽象的定位中寻找道德哲学。”由此可见，阿多诺所要否定的是纯粹一般意义上的人性设定与“高高在上的”绝对律令。他坚持的则是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也就是从特定情境中的个体生命被损害、被压迫的“非人性”事实出发，通过“具体谴责”来构建道德法则。换言之，这种否定主义道德哲学力图在特殊与一般之间保持一种非同一性关系。让我们以阿多诺在《最低限度的道德》第66节(标题为“Mélange”，意为“混合物”)为例，看一下他是如何在否定主义道德哲学的意义上论述待人宽容与人人平等的：“人们熟知一种关于宽容的论据，即所有人和所有种族都平等，该论据只会事与愿违。……如果‘所有具备人形的人都是平等的’这一点作为一种理想而非一种事实被要求，那么它将不会有太大帮助。抽象的乌托邦与社会最阴险的倾向相容无问。所有人都一样正是社会愿意听到的。它将现实的或想象中的差异视为耻辱，这表明社会做的还不够，仍有一些事物外在于其机制，没有完全被其总体性所决定。……一个获得解放的社会并不是一种单一状态，而是在差异和解中实现的一般性。政治家……应将更好的状态理解为人们在其中保持差异而不会恐惧。将一个黑人确认为与白人一样(显然他并非如此)，只不过是秘密地使其更加错误地生活。”(Adorno，2005，pp.102-103)由此可见，待人宽容并非将每一个特殊的生命个体同化为一(如泯灭掉黑人与白人的具体差异)，这种同化背后是社会的总体性控制；而如果将人人平等提升为一种绝对的道德律令，该律令也不过是一种空洞无物的“绝对的善”或“绝对的规范”。在阿多诺看来，人类社会的理想形态是每个人“保持差异而不会恐惧”。在此，他没有试图描述每个保持差异的人是什么样的、能够过上什么样的生活，而是以否定性的“不会恐惧”作为正确生活的最低限度保障，这正是要在理想的人性设定中赋予非同一的生命个体以优先性。显然，无论是此处的“在差异和解中实现的一般性”还是前文论及的“没有统治的差异化状态”，都是一种摆脱“单一状态”的非同一性状态。这种非同一状态不是先验的“抽象的乌托邦”，而是能够服从个体生命“表现自身的迫切要求”，而在一个类似奥斯维辛集中营那样总体化控制的社会中，“生动地表达苦难的需要是一切真理的条件”，也是正确生活得以可能的条件。在笔者看来，这种最低限度(“生动地表达苦难”或者“不因差异而恐惧”)的非同一性(否定主义)道德哲学正是一种以个人存在及其生命与身体经验为导向的唯物主义理论。在《道德哲学的问题》最后一讲中，阿多诺总结道：“道德哲学必然是一门关于私人伦理学的学说，它所能够上升的最高点就是因果性与自由的二律背反。”所谓“私人伦理学”，不是说道德哲学只是事关个人的“私德”，而是说道德哲学应以个体生命为基础；“因果性与自由的二律背反”，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法则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与历史条件和身处其中的特殊个体之间的矛盾关系。阿多诺认为，康德并没有解决这一“二律背反”，关键是因为他将“经验的、自然的个人”和“理智的人”绝对区分开来，并且没有认识到属于“人的自然联系的东西，同时也是人的社会联系”，而“在我们所处的广泛依赖性之中，是不存在自由的，因而在这个被统治的世界中也没有伦理学”。为此，单纯从纯粹理性或理智的人出发探寻一种自律意义上的自由无异于缘木求鱼。如前所述，阿多诺试图以一种否定的辩证法来解决特殊与一般、客体与主体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关系。这种否定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非唯心主义的”，就在于它赋予了特殊、客体、个体这些“非概念物”以优先性，一般、主体以及被商品等价交换逻辑所统治的总体化社会①只有以“鲜活的人类个体存在”为基底，才能获得自身的实体性。在笔者看来，这一思路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是相通的。顺便推荐你关注第一哲学家微信公众号［firstphilosopher］，可以第一时间接收最多最全的大哲学家思想，保证一条都不会错过。与此同时，个体生命是一种历史化、社会化的存在，为道德法则及其背后的社会总体所中介，社会总体如果是不自由的，个体生命的正确生活也将无从谈起，因此，个体生命绝不可能独善其身，道德哲学的前提必然“是对被统治的世界进行批判”。为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阿多诺为何对存在主义这种围绕情绪化的个体性生存主体展开的思想始终保持警惕，并在不同场合予以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萨特那种“绝对的选择自由的观念像世界由之而出的绝对的自我的观念一样，是虚幻的”，因为，“对存在主义来说，如同对费希特来说一样，任何客观性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阿多诺，1993年，第49页)而摆脱社会客观实在性的自由选择，极端而言或许就像奥斯维辛集中营中的囚犯选择以哪一种方式被屠戮一样荒唐。更进一步而言，在思考道德哲学问题时，阿多诺并不试图提出一套看似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论图式，由此指导甚或裁夺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他告诫我们：“人们尤其不能许诺的是，这些思考，如在道德哲学范围内可能提出的这些思想，将会设计一种正确生活的准则。”可见，在内容与方法的非同一关系中，阿多诺坚持内容的优先性，而就道德哲学而言，他则坚持个体生命实践的第一性，而非让思想以权威的姿态凌驾于生活之上，或者使普遍的道德法则抽象地同化乃至压迫个体。“或许人们唯一可以讲的是，正确的生活在今天就存在于对某种错误生活的诸形式的反抗形态之中”，因此，“除了这种否定的指南以外，确实不能提出其他东西”。我们之所以说阿多诺的非同一性道德哲学是一种否定主义，就在于它否定预先决定的先验道德法则，并试图接近(而非统摄)个体生命充满变化的可能性生活，而正确生活只有在对错误生活的具体否定中才有可能通达。关于对错误生活的具体反抗以及对非人性事物的具体谴责，因篇幅所限，笔者将另行撰文进行阐述。质而言之，我们应在阿多诺非同一性哲学思考的视域中理解个体生命相对于道德法则的优先性，而该种优先性是以否定辩证法(非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方式被赋予的。从批判被统治世界、超越既定现存状态出发的“否定的指南”所指向的，是有着现实生活内容(如道德实践)与丰富生命经验(既有因错误生活而遭受的苦难与耻辱，也有对正确生活产生的向往)的个体生命，而非一种看起来很美的“抽象的乌托邦”。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起推出的“阿多诺选集”系列丛书，精选了德国著名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阿多诺的多部著作，囊括其《道德哲学的问题》《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最低限度的道德》《黑格尔三论》《认识论元批判》等论著，邀请国际知名学者霍耐特撰写选集总序，国内外知名学者马丁·杰、谢地坤、吴晓明、张一兵、王南湜等担任学术顾问，专门成立了一个由谢永康教授为主编的学术团队，负责翻译、甄选文本，计划推出一套高质量、高水准、规模宏大的阿多诺学术选集。
◆ 选集亮点
※ 邀请国内外一流学者担任顾问并作序推荐。
※ 由十余名学者组成的庞大学术团队专项负责翻译、甄选文本工作，保证了译本的质量。
※ 选集规模宏大，甄选了阿多诺20余本著作和遗著的翻译出版，可谓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阿多诺文集。
※ 本选集忠实于阿多诺的德文原文，以边码形式标出原文页码，方便读者进行中德对照。
※ 书后附有术语索引和人名索引，以中德双语列出词条，方便读者查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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