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丨《部落时代》：人，无法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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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1944年生。法国后现代社会思想巨擘，法兰西学院人文科学大奖得主。
《部落时代》中文版序
文 / 米歇尔·马费索利
这本出版于1988年的书，遭遇过许多仓促的判断，因为小小学术界内惯有的扒手和剽窃者们为了自身利益，往往会曲解我的研究核心：复数个人（la personne plurielle）的回归、 “我们”（nous）的重要地位以及重新涌现的共同体理念（idéal communautaire）的特有能量。但是，正如我在第三版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一部注定要流传下去的作品势必会引发更多有责任心的读者们的关注。他们甚至谦逊地承认，根本的改变来自环境的推动，而非社会行动者们的意愿。这也就是我所愿意对话的自由精神。
我想提醒的是，这本书已经被翻译成了英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日语、乌克兰语等多种语言。无论它现在可以给中国的学者们带来怎样的观念或思考，我希望这都能够在未来促成我们之间具有丰富性和前瞻性的对话。这当然是因为中国无疑是最可能成为我在这本书里所提到的“演化”和“范式转变”的国家！
《部落时代》的法文本（后排）和中译本（前排）。摄影 / 许轶冰
这本书最初是献给群众的，但后来的书名变成了《部落时代》！这并不矛盾。事实上，所有“共在”的自治共同体、自发组织等，都是古老的事物；也就是说，它们都是一些根本性的存在。由此，“部落”只是民众的另一种说法。继而，尽管看起来非常具有挑衅性，但是在这些被我们称作是群众、部落、共同体的现实之间，确实存在着语义上的邻近性，甚至是结构上的同源性。这些现象中的每一种，都是根据中世纪哲学所说的“弥散性惯习”（habitus diffus）发展而来。在几个世纪以来的空洞中，具有一种归属感的“惯习”构成了集体文化的存在方式：这是常识（sens commun）的原因和结果。
这种归属感通常是被动的。它是个体主义盛行的现代的时代特点。这种感觉有时会如同前现代时期，当然还有后现代时期那样再度活跃起来。民众的沸腾、反抗或起义都证明了这一点，部落主义也因此重新获得了生机和力量。此外，我并不是什么专家（远非如此！），但我也一直听说，与西方不同，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恰恰也在强调“我们”在社会生活组织中的重要性。
“我们”的感觉就是命运共同体的感觉。简单而言，这也是部落隐喻所要强调的。又因为这是一个隐喻，它能够以一种类比的方式提醒我们，在严格意义上的“丛林”之中，部落是一种因与周围逆境作斗争而必须团结一致的生活方式。
因此，在砖石的丛林中，即在当代的特大都市中，部落允许人们并肩协力，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品位（性、音乐、宗教、体育等等）生活在团结和共享之中。它使每个人都能够根据歌德所说的 “选择性亲和”（affinités électives）与他人共享。
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海滩。在本书中，海滩是特大都市部落的一个例子，不同群体在海滩上的位置自有一套非成文的规则。
接下来的几页中，我将试图展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范式转变。在 18、19世纪西方所特有的简单功能性和理性主义之外，日常生活美学化（设计和建筑的后现代主义）的逐步出现和青年的欢腾通过对质的要求使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
这是时代的精神，是想象物（l’imaginaire）；也就是说，这是部落的“选择性亲和”所沐浴的精神气氛。用西班牙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的表达来说，这是一种“气氛的命令”impératif atmosphérique），一种我们不可能逃避的命令，一种现代精英们不愿意承认的命令；或更准确地来说，这是他们必须竭力否认的命令。
正是由于没有看到衰落一直都是重生的最可靠标志，与现实脱节的社会学家们才一直在舞台上发表着充满美好感情色彩的演讲，以量化的方式呈现着民意调查中永恒不变的社会阶层等分类范畴与所谓的“科学”统计数据，尽管它们都扮演着一种与现实情况严重脱节的现代占星术的角色！
这就是建立在陈旧价值观基础之上的当代“正统思想”：一种近乎耗尽的个体主义，以及对枯燥无味的、不能更短视的理性的庆祝。他们都如“校长”一般，对各种“越轨”围追堵截，并禁止我们口中正在重生的“社群主义”和“民粹主义”。而那些自由的思想家，那些关注事物存在这一基本问题的人非常清楚，人类高度的群居本性赖以建立的基石，正是那些超越了不同思潮而在本质上有些摇摆多变（versatiles）的普遍法则。奥古斯特 ·孔德称其为“非自愿纪律”；也就是说，它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善意。
这将是一种作为主观性基础的客观性：对基本存在［或者孔德式的伟大存在（Grand être）？］之追寻中的永恒张力。
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部落时代》所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存在，简单而言就是共在（être-ensemble）。共同存在由此构成了我们在第二章第二节所分析的一种真正的“社会的神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现代制度的衰落之外或之下，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共在形式的部落或共同体可以规律性地重生，并与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保持一致。原因当然是命运。与人们认为可以掌握或支配的历史不同，命运就应该被“将就”（faire avec）。适应命运、被命运决定、接受命运的束缚，都是“命运共同体”（第六章第一节）这个漂亮术语的基础。
在启蒙运动之后，历史哲学（黑格尔等人）成为在 19世纪和 20世纪的政治运动中有着不同调性变化（modulation）的解放理论的基础。这些都是一种结构上的摩尼教政策，它们都对现实世界有着根本不满，并强调一个未来的完美社会。我们不要忘记，正是对现实世界说“不”证明了致力于统治和轻而易举地劫掠世界的进步神话的合法性。这是拒斥自然所导致的致命影响。与这种“进步主义”政治形成鲜明对比，作为前现代和后现代部落主义特征的命运共同体，呼唤着一种被我称作“道成肉身”（l’incarnation）的思想。这是接受“是什么”（ce qui est）的另一种说法，是对生活说“是”，对这个世界说“是”。和前现代的共同体一样，当代的部落正是这样满足于使道德适应于感觉。这一点绝不应该被忽视！
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感觉”。它不再是作为病态理性主义之基础的偏执的“我认为”（Je pense），而是“我感到”（Je suis affecté），感到了他人的影响、自然的影响、感性的影响，等等。这就是“感觉”。是它造就了后现代“选择性亲和”的共同品位。而强调共同体式的“我们”，不也是中国人思想和生活传统的特点吗？
梦蝶，选自明代陆治《幽居乐事图》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本书提出的新部落主义与中国道家思想有一定的内在关联。
在根据某种先验的想法对世界采取行动的意识形态哲学（l’idéosophie）以外，成为部落成员的感觉是对决定论的一种斯多葛式的接受。这是另一种表达“是什么”之重要性的方式；换言之，这是一个真正不容置疑的、最重要的是要以集体来谨慎对待的问题！这是对基本事实之服从的因与果。这正如术语“ détermination”（确定）一词的词源所提醒我们的那样：“determinatio”是一块界碑；它在限制、界定的同时，允许小麦在此范围内发芽、生长。这与由于未经界定、劳作的不毛之地的贫瘠状况截然不同。在罗马人那里，界神特米努斯（Terminus）的名字也可以用来表示文明城市与未开化荒野之间的界限。让我们记住，普鲁塔克（Plutarque）就写道，努马（Numa）命人为良善（Bonne Foi）和界神建造了圣所，而这位站在俗世入口处的界神就成为了“良善”——理应统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谦恭”（civilité）——的守护者。这是各种人类部落主义的基本聚合所拥有的共同体理念的基本特征。由此，占据上风的不再是某种理想主义的个体主义，不再是“自我”优先观念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而是对使身体和精神、自然和文化等所有支持 “生态哲学”（l’écosophie）的事物结为一体的实在的感觉。这种生态哲学是一种“家”（oikos）的智慧，其中社会机体和自然机体密切相连。
从这个意义上说，部落主义是一个很好的隐喻，可以用来表达和实践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珍视的“现实主义”。我想提醒大家的是，这种“现实”不是一种发育不良的现实（une réalité），不是一种通过优先经济缩减来实现节约的现实，而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实在（un Réel），得益于神话、传说即集体梦想的回归，这种实在在人类物种的巨大连续体中提高了社会存在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部落主义超越了人类学家吉尔贝 ·迪朗（Gilbert Durand）所说的“分隔原则”，强调一种世界的整体论概念。中国智慧也能提供许多这方面的例子。
由此，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当“选择性的社会本能 ”（la socialité élective，第四章第四节）与任何一种社会生活的基本传统建立起一种活生生的关系时，它势必会得到更新。这是另一种提醒我们“没有记忆就没有未来”的方式。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这句话：“Defuncti adhuc loquuntur”，即“死者仍在说话”。奥古斯特 ·孔德也经常提醒我们：“死者统治着活人。”这是社会传统或社会记忆一直在关注的问题。作为自发组织，部落提醒我们，超越了个体主义的“我们”是一种活在来自过去、通往未来的当下的方式。因此，“我们”需要回到现实所不乏的各种各样的源泉之中，回到民间节日、遗产庆典以及其他见证了这一点的历史重建活动之中。简言之，全社会的记忆（mémoire sociétale）恢复了一种不可否认的力量和活力。
西班牙的狂欢节。在本书中，狂欢节是一种瞬时部落，参与者在短暂的部落中，感受、迸发出生命的活力和喜悦。
悖论的是，这种对传统根源的回归得到了现代技术发展的支持。这不就是网络文化的连通性（connectedness）吗？网络的网络（第六章第四节）使交流、分享、互助的人类学结构能够在当代表达自己。古老记忆中的“共同存在”（l’être avec）在各种秩序（运输、出租、工作等等）的“共同”（co-）之中琐碎地表达出来 [运输（ voiturage）、出租（ location）、工作（ working）三个词语加上“共同”（co-）之后，就变成了拼车（ covoiturage）、合租（ colocation）、共享工作空间（ coworking）。——译注] ，现实性为我们提供了很多这类例子。
还有一点经常会被忘记。“innovation”（革新）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是“ in-novare”，即用旧的东西制作出新的东西。也就是说，后现代部落主义既是新的事物，也是旧的事物（Nova et Vetera）。此外，通过日常的互助，我们可以听到哲学家们所说的“受损者之间的团结”（solidarité des ébranlés）和“受害者之间的手足情谊”（fraternité des éclopés）的回声。这样的团结或手足情谊总是脆弱的、不牢固的，但是它们仍然构成了所有社会生活的主线。
这就是《部落时代》至今仍具有现实性的原因。更加确切地讲，因为它提醒了那些对自身有着高要求和强烈责任心的人：共同存在才是表征社会存在的“伟大存在”。用一个海德格尔所珍视的比喻来说，对这种存在的强调可以提醒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块“教堂墓地”，一个安宁和汇合的地点，一个可以得到休息、帮助和愉悦的地点。“共在”就是这种“教堂墓地”，它既可以单独地鼓舞每一个人，也可以从整体上鼓舞全社会。
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仅能通过他人或在他人之中得以存在的事实，是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象征，可以用来理解当代社会本能中普遍相通的“我们”的优先地位。当然，“沉浸”到他异性之中（另一个部落，另一种自然、另一个神灵）也是我们所谓的全社会（sociétal）的基本特征，尽管我们可能并不清楚这个“全社会”的含义是什么。
因此，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表达来类比式地描述我在讨论情感星云时所提到的“社会的神性”（第四章第一节），是它造就了所有社会本能的有机平衡。实际上，在交换、共享和民众团结当中，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式经济一直在试图消除或边缘化的恒常的轮换（rotation）。在惶恐不安的知识分子所局限的短视的个体主义之外，民众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有时会以一种突发性的方式重新回到当前的秩序上来。
这就是正在进行的“部落 ”革命，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révolution）——“ revolvere”（翻转），一场恢复现代愚蠢、破坏一切的进步主义自认为已经超越之物的现实性的革命。这种已超越之物就是我们仅能通过他人的眼光或在他人的眼光之下才能存在。是他人创造了我们。因此，部落强调，这种现代性所拥有的自治性，即所谓的“社会契约”（contrat social）的自治性，为一种更为根本的异质性所取代：法则是由他人制定的。这是表达全社会条约（pacte sociétal）或共同体理念的另一种方式。
这就是正在进行的范式转变，是一种建立在基本的共融和互惠基础之上的民众智慧的回归。这种回归是正常而公平的，裹挟着如风中稻草般的我们。我相信，专注于其大国特有的民众感性的中国知识分子一定能够更好地理解这种正在发生的全社会的演化。我也当然相信他们会一直睿智地陪伴着这些变化！
米歇尔·马费索利
202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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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时代：个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衰落
[法] 米歇尔·马费索利 著
许轶冰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2年
内容简介
为了使社会学更好地描述后现代社会，马费索利提出了“新部落主义”的概念。他认为，相比于现代、理性的社会，当代社会恰恰位于看似稀疏平常的日常生活表面之中，位于个人组成的转瞬即逝的小部落之中，位于它们散发出的感性、温暖、亲密、强烈的生命本能之中。
此时此地，重要的不再是“我”，而是抱团取暖、互助共生的“我们”。我们，因他人才得以存在。
部落是人类千万年来的集体梦想，更是在当下生活中承继过去、通往未来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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