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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与社区的关系：基于信任的慈善的另一面向

SSIR中文版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2024-08-23

导读
Foreword


“资助者给予，社区接受”——这种传统的慈善框架忽略了社区的智慧及韧性。本文强调了企业在“做好事”的过程中，“如何做”对于服务接受者至关重要。传统商业的导向可能会对社区造成伤害：繁琐的申请流程、不切实际的数据期望等，这些可能会导致社区对慈善事业的不信任。通过参加社区会议并结合个人经历，作者深入了解了社区成员和非营利组织领导者的困境与感受。由此，他指出基于信任的慈善方法的重要性，并建议资助者进行权力分析、倾听社区需求并充分利用资源。这种方法还要求我们不断自我反思、打破权力动态，并与社区共同建立根植于关怀和自主的“非营利组织-资助者生态系统”。



插图：安德里亚·蒙吉亚（Andrea Mongia）

“我们的工作在服务社区方面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或许不是你期待从一个企业社会责任领导者那里听到的话。但如果我们认为能用公司营销手机或汉堡的策略来理解和解决复杂多面的社会问题，那么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

慈善的出发点存在“他者化”的问题，它出在我们使用的框架上——资助者“给予”（give），社区“接受”（receive），这样的视角模糊了一个关键事实：社区拥有实现有效正向变化所需的解决方案和智慧。如果缺乏社区知识、相关背景和人际关系，资助者就无法在我们关心的问题上取得进展。

近十年来，普徕仕基金会（T. Rowe Price Foundation）一直致力于改变我们与社区组织合作的方式。尽管我们的探索仍在进行中，但我们已经明确了社区智慧在引领我们的工作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一名践行基于信任的慈善原则（trust-based philanthropy principles）近九年的企业领导者，我想与大家分享我们的经验教训以及我们开展基于信任的企业资助的框架。


▍当帮助反而造成伤害

我父亲为一双过冬的保暖鞋所付出的代价，让我理解了资源、权力和归属感的意义。

在我小时候生活的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我们经常去一家当地的救济厨房（soup kitchen，一个免费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饮食必需品的流动厨房，如汤和面包），那里不仅提供食物，还帮助社区成员准备了过冬的鞋子。我记得当时与父亲坐在一排长椅上，看着一位面带笑容的女士大张旗鼓地脱去每个人的鞋袜，然后用湿毛巾擦拭他们的脚。

当这位女士来到我们面前时，父亲递给她一张红色的票据，并脱下了他的鞋。我也开始脱鞋，但父亲用他的手制止我——“你不用脱鞋，约翰，”他说，“只有我。”我闭上眼睛，呼出一口气以表感激，心中也如释重负，因为我不必公开展示我袜子上的洞。在父亲的脚被清洗时，我们面前围了一小群人。

那位女士从未直视过我们，连一眼都没有。我的父亲感到很不自在，流下了眼泪，同时也移开了目光。也许，他的悲伤是因为我的在场，或是因为这个世界让我们不得不忍受这种情况。随之而来的，是四周响起的掌声和相机对准我们进行拍摄的“咔嚓声”。

我之所以分享这个故事，是因为它提醒了我，那些表面上旨在推动我们社区向好发展的系统，可能也会造成深远的伤害。这位负责洗脚的女士更关心的是所拍的照片，而不是被她洗脚的人。她所做的，更大的受益方是她自己和她所服务的组织。


▍走出聚光灯

就像那天在救济厨房的志愿者们一样，由于担心失去资助，社区组织往往更多地赞扬资助者而非批评他们。我的许多同行可能从未经历过我和我父亲那样的排队等待。如果他们经历过，他们就不会建议通过洗脚来领鞋，也不会坚持遵循当前的战略性慈善（strategic philanthropy）规范。

慈善事业、非营利组织与它们服务的社区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关系动态（relationship dynamic）。包括我所在的企业慈善领域在内的许多资助者，更倾向于将自己视作大使（ambassadors）而非关系建立者（relationship-builders）。他们用“索取”的方式来看待影响力产生的路径，而没有意识到，与社区伙伴建立和培育信任是服务他人的最佳方式。

有一些慈善方法源自企业界。通过商业活动积累财富的家族基金会、企业基金会以及通常设在金融机构的捐赠人建议基金（donor-advised funds）等机构性慈善（institutional philanthropy），都从庞大的企业资源中受益。战略性慈善也模仿了企业的做法，他们像企业一样过度依赖预设的指标、自上而下的战略、合规文化和以结果为中心的评估。

基于信任的慈善有意偏离了“像经营企业一样经营非营利组织”的行业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基于信任的资助者寻求了解他们的非营利合作伙伴，并充分调动其独特资源，对他们的关系进行长期投资。


▍方法论至关重要

在我多年从事社会正向变化工作的过程中，从社会服务到社区组织，我一直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我们投身于服务行动，却忽略了服务的方式。对于服务的最终接受者来说（无论是社会服务机构的服务对象还是慈善机构的受助者），组织工作的谁、做什么、何时、何地和为什么，都不如其“如何做”的方法来得重要。如果方法得当，它能成为工作中最具蜕变性的要素。但若方法错误，往往会造成最大的伤害。

遗憾的是，慈善部门在如何开展慈善的方法上存在严重缺陷。我的家人在救济厨房经历的不适和缺乏信任的现象并不罕见。在以资助者为中心的（funder-centric）世界里，许多社区成员和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寻求支持时都会有这样的经历。我们繁琐的申请流程、对数据不切实际的期望，以及我们用来推拉社区的权力动态（power dynamics）可能会导致不公平的情况发生，都是当地社区及其领导者不信任慈善事业的众多原因之一。作为资助者，我们的任务是承认这些经历，并提出一条新的前进道路。只有以社区为中心的（community-centered）方法才能缓解当前慈善事业面临的这些挑战，因为社区成员才是我们的慈善所支持的对象。

2015年，因受到弗雷迪·格雷（Freddie Gray）去世事件（25岁的黑人青年弗雷迪·格雷在巴尔的摩西部地区因非法携带刀具被警方逮捕，然而被捕后不久格雷就被紧急送医，一周后因脊椎严重受伤在医院死亡，引发了一些民众的不满和愤怒）的部分刺激，普徕仕基金会重新审视了自己的方法。尽管慈善部门的某些方面已经融入了基于信任的慈善元素，但在企业界，这一概念却鲜为人知。在了解到基于信任的慈善之前，我们开始尝试聚焦于本地社区自主（self-determination）的方法。

我在基金会开始工作的那一周，正是格雷去世后民情激荡的那一周。普徕仕基金会的几位同事问我，应该做些什么来支持我们城市的居民。作为一名前社区组织者，我建议我们最好的做法是倾听西巴尔的摩（West Baltimore）居民的声音，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向企业界寻求答案，这是由于他们缺乏我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我坐在当地教堂的座椅上和小学的椅子上参加社区会议，倾听居民的希望和梦想，以及他们的挫折和担忧。在这些会议上，居民们讨论了住房不足或缺乏就业机会的问题，但更常听到的是，他们对公共和私营系统日常对待他们的方式感到失望，如在医院排长队、在社会服务办公室登记服务时受到工作人员的粗鲁对待。同样，当地的非营利组织领导者有时也会在这些会议上提到他们对缺乏财政支持感到沮丧。但更多时候，他们谈论的是在复杂的慈善体系中摸爬滚打的感受——这些系统的建立并没有考虑到他们的经历。这正是慈善事业的方法论所存在的问题，他们声称其存在是为了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却显得难以捉摸、疏离而遥不可及。我们需要厘清，我们的资助流程是如何压垮人的，慈善事业对数据的追求是如何令人不堪重负，以及我们的世界观是如何未能反映出我们所服务社区的经历。


▍慈善新论

一些基金会宣称自己是采用基于信任的方式来运营的，但却依赖于那些损害当地社区的做法，比如过分依赖让其受助者负担沉重的评估方法。基于信任的慈善本身就充满挑战，因为它试图颠覆传统的、等级分明的权力动态。在考虑如何走向基于信任的道路时，我向我的企业资助者同行们提出以下建议：

资助者必须进行权力分析（power analysis）。资助者常常忽视一个重要事实：我们的工作是在权力结构内进行的。对于资助者来说，审视自己的权力可能会让他们感到不太舒服，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回避这个话题的原因。但是，跳过这一步骤会削弱我们与社区的合作以及影响我们使命的达成。

200多个希望与当地社区建立真正关系的全球品牌已经与普徕仕基金会接洽，以学习我们基于信任的方法。

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在明尼阿波利斯遇害后，有近 20 家总部位于明尼阿波利斯的公司与我们联系，他们希望能够了解，在格雷遇害后的动荡中，我们是如何与巴尔的摩社区建立联系的。我认为，这样的时刻不仅关乎于乔治·弗洛伊德的丧生，也揭示了系统性种族主义如何使这种谋害成为可能，以及公司在建立这些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为资助者，我们必须坦然讨论过去的错误，以及我们在造成困扰我们社区的不公平现象中所扮演的角色。要弥补过去的伤害并与我们所服务的社区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就必须诚实并担负责任。

倾听社区以指导你的资助活动。当我们开始亲自与社区合作伙伴接触时，我们意识到，许多人都在寻求支持以促进其组织健康发展。我们开启了一个能力建设项目（capacity-building program），为800多家非营利组织和7000多名非营利组织领导者提供了服务。一个由社区成员组成的委员会指导这项工作，并就如何更好地帮助社区提供反馈意见。

为了成为更好的资助合作伙伴，我们更新了外部申请程序，目的是更有意识地调整我们的语言表达（即，摒弃复杂的需求说明），并通过提供有助于社区工作的资源，为社区提供服务。2017年，我们开始提供多年期的非限定性运营资助（general operating support），从而取缔了繁琐的资助管理流程。

认识并利用你拥有的所有资源。基于信任的方法要求我们不断自我反思，以打破权力动态。通过审视我们自己的资源并倾听社区的需求，确保我们提供的支持能够超越捐款本身。

例如，巴尔的摩从服务提供系统（service-delivery systems）到公共资金资助机制（public-funding mechanisms），都受制于过时的基础设施。相比之下，许多公司拥有着强大且运行良好的基础设施。认识到这一差距后，我们考虑在资金以外的领域为社区提供支持。我们开始将这项工作称为基于信任的社区投入，因为我们知道，作为一家公司，我们的模式不仅仅是提供资助。

我们注重利用公司的非金融资产推动社区发展。其中一个例子是Bmore CoLab，这是我们公司总部的一个专用空间，容纳了为巴尔的摩小企业和企业家服务的几家中介机构。我们为深化与社区合作伙伴及企业同行的合作关系而进行投资。在我们的帮助下，二十多家企业联合建立了“民间创新者”项目，该项目通过跨企业咨询团队来改善当地的咨询援助服务。我们的尝试和努力超出了传统慈善的范畴，并以强有力的方式造福了城市及其社区。


▍改变的意愿

现在，基于信任的慈善和权力转移的方式已经成为主流，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包括我的企业资助者同行在内的资助者是否愿意偏离旧有的规范，有时甚至是以激进的方式来进行。作为企业资助者，我们能否利用我们的资源和所服务的社区（这些社区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和需要什么）的韧性（resilience）来发挥我们的优势？

基于信任的方法是高度个体化的，因为“如何做”会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有时也可能是最不幸的印象。我从西巴尔的摩居民那里了解到了“如何做”的重要性，就如多年前，我与父亲一同坐在救济厨房所目睹的情景一样。历史表明，最成功的社会风潮都是由当地人领导的。我们必须向了不起的社区拥护者们（community champions）寻求帮助，因为他们将引导我们建立一个根植于关怀和自主的“非营利组织-资助者生态系统”（nonprofit-funder ecosystem）。


约翰·布拉德斯担任普徕仕基金会（T. Rowe Price Foundation）和普徕仕慈善基金（T. Rowe Price Charitable）的主席。他还是国际咨询公司Quidoo的创始人，领导该公司超过十年。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24春季刊
原标题：A Framework for Corporate Social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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