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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慈善与“先行者缺口”

SSIR中文版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2024-08-23

导读
Foreword


本文写于影响力投资刚进入主流视野的2013年。作者们(其中之一来自“耐心资本”的实践者 Acumen Fund)通过探讨三位社会企业家通过创新技术——稻壳燃烧发电,为当地带来电力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揭示了社会企业在初创阶段面临的“先行者缺口”。尽管他们克服了初期的资金和建设难题,但在扩大业务规模时遭遇了融资困境。文章指出,尽管影响力投资市场有所增长,但直接服务于贫困人口的社会企业仍难以获得早期资金支持。稻壳电力的案例强调了创业慈善(enterprise philanthropy)在弥补这一缺口中的关键作用。同时,文章提出了通过创新融资方式如创建低回报目标基金和混合型投资基金来扩大影响力投资和创业慈善的策略,以期更有效地推动商业在减贫和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10年过去了,今天的影响力投资和“创业慈善”有了新发展吗?影响力投资者是否关注资本市场忽视的紧迫问题,帮助被投资企业将社会影响力置于其发展战略的核心?



稻壳电力系统(Husk Power Systems)是一家成长中的社会企业,它通过燃烧稻壳发电,为印度低收入村民提供电力。

插图:哈里克利斯纳·卡特拉加达(Harikrishna Katragadda)/ 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

在印度,比哈尔邦的经济增长远不及孟买、德里和钦奈等大城市。它是印度经济活动率(rate of economic activity)最低的邦(每位居民每年的GDP为430美元);80%至90%的村庄没有电力;而且这些村庄中有许多非常偏远,以至于政府已经宣布无法通过传统的电网覆盖它们,这使得这些地区的数百万人陷于黑暗和贫困之中。
吉亚内什·潘迪(Gyanesh Pandey)、拉特内什·亚达夫(Ratnesh Yadav)和马诺杰·辛哈(Manoj Sinha)相信一定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200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成本正在下降,他们认为这是比哈尔邦参与印度经济转型的机遇。他们尝试了多种可再生能源,最终选择了稻壳。这是因为比哈尔邦位于印度的稻米产区,稻米加工后剩余的稻壳不仅数量多,而且通常还被视为废弃物。通过开发小型、低成本的稻壳燃烧发电机,该团队相信,他们能够为那些未接入电网的7000万人口提供稳定、可再生且经济的电力。

2007年,这三位社会企业家用他们自己的积蓄建造了第一座发电厂,它看上去相当“简朴”。这座发电厂的发电量仅为30至35千瓦,需要三名操作员每天工作八小时来维持运转,并通过架设在竹竿上的低压电线向周围村庄的400来户家庭供电。由于通过该系统提供电力的经济效益十分诱人,该团队认为,这种全新的小型设计和微型电网可能是照亮印度农村的关键。

尽管对这项业务的前景感到兴奋,但开发和建造这座发电厂所需的资金几乎耗尽了团队成员的个人存款。2007年,他们带着商业计划参加了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Texas)、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和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举办的三场商业计划竞赛,并在竞赛中获胜,共获得了97,500美元的奖金。他们利用这笔钱来建造和运营第二座发电厂,为日益壮大的团队支付工资,并继续他们的研究与开发。

这三位企业家还开始与潜在投资者讨论为其名为“稻壳电力系统”(Husk Power Systems)的公司进行投资。尽管有一些投资者对他们的公司感兴趣,但他们得到的反馈是,公司还处于早期阶段,投资风险太大。这样一来,团队陷入了僵局。他们用个人积蓄和奖金为公司投资了近17万美元。他们已经建立了两个试验点并投入运营,为比哈尔邦的大约800名客户提供了清洁且可负担的电力。即便如此,团队仍然无法筹集到发展业务所需的资本。

稻壳电力的故事并不是个例。许多其他以向贫困人口提供关键产品(critical products)与服务为使命的公司也面临着类似的挑战。尽管影响力投资者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也涌入到社会影响力基金(social impact funds)中,但像上述三位一样的企业家仍然很难筹集到他们发展业务所需的资金。慈善和奖金只能帮助他们度过发展的萌芽阶段,不足以充分资助一个企业的持续经营,然而很少有投资者愿意在早期阶段资助像稻壳电力这样的公司。

尽管许多影响力投资者关心社会影响力,但他们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可观的投资回报。而且即便有着社会承诺和巨大的服务需求,像稻壳电力这样的社会企业仍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基础设施薄弱、客户支付能力有限、难以吸引优秀的管理者以及尚不存在的供应链。这些障碍意味着额外的成本和风险,早期阶段的投资者很少能从其投资中实现高额的财务回报,以补偿他们对这些风险的承担。

因此,大多数投资者,即使是那些关心影响力的投资者,要么选择完全避开这些公司,要么选择在执行风险较低或风险已经被更多理解的后期阶段进行投资。这意味着像稻壳电力这样处于早期阶段的公司很难筹集资本来发展业务。这阻碍了市场的增长,并且最终阻碍了贫困人口获得可以改善他们生活的高质量商品和服务。

在许多方面,稻壳电力的故事让我们想起了早期的小额信贷(microfinance):一位社会企业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愿意超越传统观念,尝试基于市场的方法(贷款,而非慈善)为贫困人口(孟加拉国妇女)提供服务。人们很容易忘记小额信贷是一个多么具有创变性的想法,也很容易忘记将一个想法的萌芽发展到今天这个为数亿贫困人口提供关键服务(critical service)以改善他们生活的全球性产业,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和金钱。

企业家、影响力投资者以及所有认为商业能够在缓解贫困方面发挥作用的人都应该回答这个问题:要复制小额信贷在饮用水、电力、卫生、农业、医疗保健、住房和教育等其他关键领域的成功,需要做些什么?


影响力投资的兴起
业界对影响力投资的关注和参与正迅速增长。自2010年以来,许多主要的发展机构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发起了影响力投资提案征集,或加快了对影响力投资基金的直接投资。2011年,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和摩根大通(J.P. Morgan)曾发布一份报告,预测2012年的影响力投资额将接近40亿美元,未来十年将高达1万亿美元。据《经济学人》报道,在2012年的“捐赠誓言”大会(Giving Pledge conference)上,与会的亿万富翁已承诺将至少一半的财富捐赠给慈善事业,影响力投资成为了当时“最热门的话题”。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2012年的报告肯定了摩根大通的说法,即影响力投资是一个超过1万亿美元的市场机会。虽然对影响力投资的增长预测可能过于乐观,甚至有些夸大其词,但毫无疑问,影响力投资已经像之前的小额信贷一样,吸引了全世界的想象力(编者注:根据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2022年的报告,全球影响力投资市场规模为1.164万亿美元,首次突破了1万亿美元大关)。

影响力投资的潜力是不可否认的,但我们认为,建立真正服务于贫困人口的包容性企业所面临的艰难现实与许多新兴的、更为强势的基金和金融机构所做出的承诺之间,存在一种日益加剧的脱节。这种脱节部分源于“影响力投资”定义上的问题。显然,当摩根大通和瑞士信贷谈论1万亿美元的影响力投资市场时,他们采用的是最宽泛的定义。目前被归类为“影响力投资”的资本很多都投向了发展中市场(developing markets)的传统商业(例如房地产、大型基础设施、购物中心和铝厂),这一趋势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并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强劲增长而加速。此外,清洁能源技术投资(有些人也将其纳入影响力投资的定义中)也出现了巨大增长:根据麦肯锡公司2012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仅太阳能领域在未来十年内就可能吸引高达1.2万亿美元的投资。但这些资金中只有一小部分投向了像稻壳电力这样针对发展中国家低收入客户群体的社会企业。

影响力投资的广义定义在很多方面是合理的,因为几乎所有这些资本都有潜力为社会创造积极的影响。但广义的定义也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基金——即便是那些口口声声要与贫困作斗争的基金——都绕过了那些直接惠及贫困人口的更加困难、持续时间更长、财务回报较少的投资,反而倾向于那些针对更广泛群体且更容易、更快速、经济收益更丰厚的机会。

如今,只有少数影响力投资基金愿意承担投资这些市场所带来的高风险和低至中等个位数的年回报率。鉴于全球风险投资行业的实际业绩,这种低回报率的情况出乎人们的意料。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其在100个风险投资基金中投资的2.5亿美元的回报,结果显示,只有三分之一的基金超过了公开市场的回报。总体来看,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平均而言,风险投资基金在扣除相关费用后未能为投资者的资本带来回报”。如果考夫曼基金会的案例具有普遍性,那么这意味着风险投资领域尚未为有限合伙人(limited partners)所承担的高风险和低流动性提供充分的补偿。尽管如此,影响力投资领域的论调是,“市场”净回报率(“market” rates of net return)应达到每年10%到15%或更高。


实际情况
我们启动了一项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资助的研究,旨在深入探究那些专注于解决全球贫困等长期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影响力投资者和其他资助者。研究的核心是揭示低收入市场初创企业的资金来源,分析他们面临的融资难题,并探索在这些市场中推动新业务规模化所需的要素。

我们以摩立特集团(Monitor Group)旗下的摩立特包容性市场(Monitor Inclusive Markets)对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700多家企业的研究为起点。随后,我们对影响力投资市场进行了宏观概述,重点在基金层面解析投资策略。然后,我们深入分析了聪明人基金(Acumen Fund)在印度、巴基斯坦及东非和西非地区的71家企业的7700万美元投资组合。

我们深入分析了聪明人基金投资组合中的大量数据,涵盖社会、运营和财务绩效的详细信息,以及有关资本来源(包括资助和补贴)的详细报告。凭借这些初步数据,我们与60多位行业专家——投资人、企业家、政策制定者和捐赠者——进行了深度交谈,验证了我们的假设和初步发现。得益于全面访问聪明人基金数据库的权限,我们对20多家公司进行了深入调查,这是影响力投资者首次将其投资组合结果提交给外部进行此类分析。


打造包容性企业
我们首先了解到的一点是,创建和发展像稻壳电力这样的公司非常困难,比创建一家传统企业要困难得多。这些社会企业家是真正的先行者。他们不仅要为收入较低且已习惯于使用老产品或服务而不愿改变的客户提供新的产品和服务,还需要克服基础设施薄弱、产业链不完善和熟练劳动力缺乏等额外挑战来建立他们的企业。结果,这一切会导致成本增加、时间跨度延长、障碍重重——尽管这些困难可以克服,但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

以稻壳电力为例,建造一座能够通过燃烧稻壳来发电的小型发电厂已经足够具有挑战性。但要使这项创新具有商业可行性,公司必须确保稻壳的稳定供应、架设在竹竿上的低压电线连接村庄中的每一户家庭、为没有信用记录的顾客创建电子式电表和支付系统,并建立稻壳电力大学(Husk Power University)来招募和培训运营发电厂所需的技工、工程师和操作员。虽然在发达市场中的新电力公司只需建造发电厂或重塑品牌并转售电力,但稻壳电力必须建立一个完全垂直整合的公司,从采购原料到生产电力,再到将电力输送到居民家中并收取费用,公司要做的事无所不包。这些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对稻壳电力的商业可行性都至关重要,但这些环节增加了额外的直接成本,并增加了成功实施公司商业计划的难度。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执行风险,却没有带来更大的财务回报,因为稻壳电力的客户即使可能有数百万之多,但其为电力付费的能力是有限的。

要深刻理解稻壳电力的发展历程,我们需要关注一家新兴的开创性企业所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规划蓝图阶段、验证阶段、准备阶段和规模化阶段(详见上图“业务规模化”)。这些社会企业家带着颠覆现状、解决重大问题的想法,制定了初步的商业计划蓝图。随后,他们通过多轮市场测试,不断试错、调整并验证商业模式,以确保产品或服务的有效性,并确认顾客愿意以合理的价格购买这些产品或服务,从而支持公司的长期发展。在此基础上,公司需要为增长做准备,包括内部(例如:加强管理团队、董事会、治理和运营系统)和外部(如刺激客户对产品的需求,建立有效的分销渠道以触达客户)。只有这样,公司才能使业务规模化。


先行者缺口
我们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之一是,很少有影响力投资者愿意投资于旨在帮助贫困人口的企业而愿意在这些企业初创阶段提供资金的投资者更是寥寥无几,我们将这一问题称之为“先行者缺口”(Pioneer Gap)。摩立特集团发现,在非洲投资的84个基金中,只有六家提供早期资本(early-stage capital)。通过我们与近30位影响力投资者进行访谈,这一发现得到了证实:这些基金和顾问绝大多数表示,他们更倾向于在公司的商业可行性得到验证、市场条件成熟的后期阶段进行投资。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首先是理念上的原因,即有一种观点认为,任何使用投资工具的项目都必须达到市场回报率——然而却没有明确界定这些回报是基于哪个市场。其次是结构上的原因:大部分投入影响力投资的资金仍然依赖于传统的基金结构和回报预期。资助者希望投资者实现可观的财务回报并创造社会影响力,但实际上,对于有外部资本来源的基金来说,财务回报往往是首要考虑的因素。

我们的研究发现,许多企业确实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广阔的财务前景,但那些直接服务贫困人口的企业几乎总是处于难以实现高额财务回报的环境中。例如,稻壳电力在建立供应链每一环节的成本可能永远无法为投资者带来预期的财务回报,但是,如果没有稻壳电力或类似企业来承担这些成本,企业就无法发展壮大,数百万比哈尔人将继续生活在没有电力的环境中。

如果仅从财务角度来看,决定不在稻壳电力的非常早期阶段进行投资是有道理的。社会企业的早期阶段充满了复杂性——所有传统初创企业面临的挑战,再加上极其困难的运营环境——潜在的投资者在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通常是五到七年)不太可能实现高额的财务回报。然而,如果从影响力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就显得不太合理。影响力投资的初衷是填补像稻壳电力这样的公司所面临的资金缺口。尽管与五年前相比,现在市场上确实有更多的资本可用,但大部分资本仍是用于后期阶段的投资。

在了解到这些局限性后,初创阶段的社会企业会倾向于寻求其他资金来源,尤其是资助。我们的分析显示,无论是在聪明人基金的投资组合中,还是在摩立特集团调查的更广泛领域内,大多数社会企业在它们发展的初期都获得了有意义的资助。在聪明人基金投资组合的71家公司中,有67家在规划蓝图、验证或准备阶段获得了资助。这些资助支付了服务于贫困人口的企业在市场开发上的必要开支,以确保它们的正常运营。

稻壳电力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了战略资助(strategic grants)在早期社会企业的建设中所发挥的作用。潘迪、亚达夫和辛哈已经为在比哈尔邦提供离网电力(off-grid power,不依赖于公共电网而独立运行的能源解决方案,如利用太阳能板、风能装置来发电)绘制了蓝图,但在筹集早期资本以完成发展验证阶段的工作方面却成效有限。2008年,随着两个电力系统开始投入使用,稻壳电力团队遇到了壳牌基金会(Shell Foundation)“能源获取”项目(Access to Energy program)负责人蒙·德雅尔丹(Simon Desjardins)。德雅尔丹的目标是通过支持新兴经济体中有前景的创业企业,为低收入社区提供现代能源,而稻壳电力似乎正好符合这一要求。

对稻壳电力而言,幸运的是,德雅尔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项目官员,壳牌基金会也不是一个传统的资助者。德雅尔丹并没有简单地向稻壳电力提供资助来帮助它为更多村庄提供电力,而是提出了一个非典型的问题:如何才能通过资助使稻壳电力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德雅尔丹和稻壳电力团队着手明确投资者在资助稻壳电力前所期望看到的具体成果。他们一致认为,投资者期望团队能建立更多的发电厂,降低每个发电厂的成本,并展示快速高效地建造发电厂和吸引客户的能力。

因此,壳牌基金会的资助与稻壳电力预计达到的一系列运营里程碑挂钩。首笔资助要求稻壳电力在6个月内新建3座发电厂(比以往的建造速度更快),并要求每家发电厂保持稳定运行。后续的资助进一步激励该公司降低建厂成本,开发专有的支付系统,建设当地的微型电网,制定并实施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措施,并建立稻壳电力大学。2008年至2011年间,壳牌基金会总共向稻壳电力提供了230万美元的资助,以实现这些里程碑式的目标。

除了壳牌基金会的资助,稻壳电力还受益于印度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部(Ministry of New and Renewable Energy)的一项政策,该政策向为离网村庄提供电力的公司提供补贴。这大大降低了稻壳电力建造发电厂的实付成本,并帮助各个发电厂在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实现盈利。

与此同时,从2007年到2009年,稻壳电力一直与聪明人基金和其他潜在投资者保持积极对话。到了2008年底,随着10个发电厂的逐渐建成,并且几乎实现了前期壳牌基金会资助所要求的所有里程碑目标,稻壳电力终于做好了吸引影响力投资者的准备。尽管公司规模尚小,仅依靠不到十家发电厂为几千户家庭提供服务,并且距离盈利还有数年时间,因此,投资的风险仍然较高。然而,稻壳电力凭借已有的业绩成功在A轮前吸引了165万美元的融资——由聪明人基金领投,LGT公益创投基金(LGT Venture Philanthropy)、竹子金融(Bamboo Finance,非营利性风险投资机构)和德丰杰风险投资公司(Draper Fisher Jurvetson)参投。

自2009年以来,稻壳电力已从10家发电厂发展到75家,并有望在未来几年内再开设数百家发电厂。战略资助、执行良好的公共补贴项目(public subsidy program)以及投资者资本共同助力稻壳电力团队实现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里程碑。

创业慈善

稻壳电力的早期发展依赖于创始人的资金投入、旨在实现明确的运营目标的定向资助、公共补贴,以及那些愿意对有潜力的初创企业进行早期投资的影响力投资者。在聪明人基金的投资组合中,我们观察到成功的公司都遵循了相似的发展轨迹,它们在满足多方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同时,创造性地在不同成长阶段吸引不同类型的资本(详见下图“成功的企业资助”)。

公司成长初期最关键的资金来源之一,就是我们所说的“创业慈善”(enterprise philanthropy)。这种慈善——以壳牌基金会所提供的资助为例——在提供资助的同时,还提供持续的、实质性的支持,帮助公司从规划蓝图的阶段过渡到验证阶段。创业慈善家不仅愿意提供资助,还愿意在社会企业的早期成长阶段投入时间和资金。通过这样做,他们帮助企业弥合了“先行者缺口”。

并非所有对公司的资助都能称为创业慈善。一笔成功的创业资助将加速社会企业的发展,并使其准备好接受投资者的资本。创业慈善与传统的捐赠有四个明显的区别:目标一致、专注于盈利主张、通过运营里程碑取得明确进展以及在新商业模式的多次迭代周期中坚持。(详见下图“创业慈善的四个‘P’”)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观察到了一些创业资助成功的例子,以及其他明显失败的公司资助案例。资助未能奏效的情况通常是因为资助者、投资者和公司之间没有在目标上达成一致,或者资助未能帮助公司实现盈利主张。创业资助在实践中是困难的。它需要高度的参与度并成功管理此前不太可能合作的各方(捐赠者、企业家和投资者)。

因此,向企业提供资助并不是大多数慈善家所习惯的做法。实际上,创业资助的行为与传统的慈善实践背道而驰。壳牌基金会的案例中,资助被用来建立当地人才库、开发计量系统以及制定安全标准和实践——这些是在价值链中需要高额投入的部分,而在发达地区的传统电力公司则不需要这样做。虽然壳牌基金会了解这些定向资助潜在的催化作用,但大多数资助者在提供不直接作用于村民生活的资助时仍会感到不安。


弥合先行者缺口

“先行者缺口”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投资者资本的需求与建立服务于低收入客户的企业所面临的经济现实之间长期存在错位。投资这类企业的风险太高,而财务回报又太低,无法持续实现基金所期望的回报。

慈善和其他资助,包括公共资金,在弥合这一缺口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正如稻壳电力的例子所说明的,对公司的直接资助和政府的补贴计划都在加快企业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没有影响到比哈尔邦农村地区平价电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关键的问题在于,创业慈善能否发展壮大以满足需求。创业资助的实践是具有挑战性的,它通常需要实质性的支持和深度参与,并且其运作方式与传统的资助方式有很大不同,因此,对大多数资助者来说,这一领域会使其感到很陌生。很难想象,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的创业慈善作为直接资助流入该领域。创业慈善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慈善资本的可及性以及资助者必须进行的思维模式转变,还在于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套完整的创业资助者基础设施,以便他们能够直接与企业合作。这虽然是可能实现的,但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解决“先行者缺口”的一个补充方案是增加影响力投资资本的供这些供给的风险/回报比例(risk/return)与偏远、服务不足市场的初创公司的实际情况相匹配。尽管影响力投资领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我们的访谈证实,大多数影响力投资者不会在企业的早期阶段进行投资。他们为何选择这样做?这是因为大多数影响力投资基金是由有限合伙人支持的,他们期望每年获得10%至15%或更高的回报。毫无疑问的是,一些具有巨大潜在社会影响力的高风险初创企业能够提供相应水平的财务回报,但我们的研究表明,大多数初创公司并不能提供一个足够吸引人的投资方案,以满足整个投资组合达到这一财务标准。

明确的解决方案是创建更多财务回报目标更为适中的投资基金——例如,设定每年的回报率为5%或更低。这些基金,无论是投资资本还是慈善资助,都将寻求最大的社会回报;而作为投资资本的基金,也将确保至少达到财务回报的最低门槛。这种定位与当今影响力投资市场的现状完全相反,在当前的市场中,财务回报是最重要的,而公司则只需实现最低的社会影响力目标。

这类基金可能是什么样子?最简单且最具吸引力的方法是,让有限合伙人明确并严格制定其社会影响力的投资策略,然后将资金提供给致力于实现这些社会目标、同时提供适中财务回报率的投资基金。要使这一方法奏效,大型机构资助者的投资委员会——其中参与的有许多是由公共资金资助的政府机构——需要能够接受将其一部分投资资本被明确划为财务回报较低的情况,从而实现更加积极的社会影响力目标。

另一种方法是构建更多混合型投资基金,这些基金将投资资本与慈善或技术支持资金结合起来。例如,一个新成立的5000万美元投资基金也可以筹集1000万美元的慈善基金——这种方法类似于草根商业基金(Grassroots Business Fund)的做法。这种结构的优势在于,它赋予了投资者更大的灵活性,能够向其投资的公司提供有针对性的资助,就像壳牌基金会为稻壳电力所做的那样。此外,投资者同时提供补助和投资资本,有助于更直接地实现创建盈利商业模式的共同目标。当然,这种方法面临的挑战是,大多数投资者并不擅长筹集慈善资金,而且许多慈善资助者也不希望自己像是在补贴投资者的回报。因此,尽管从理论上看这种方法很有吸引力,但在实践中仍有一定的局限性,除非个别投资者愿意同时提供包括投资和资助在内的资本。

最后,在影响力光谱中最积极的一端,可以创建更多由慈善资本支持的基金。聪明人基金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有不向外部投资者承诺具体回报且由私人资本创建的基金也是如此。这种由慈善资本支持的基金具有最大的灵活性,可以承担早期风险,并测试市场的极限,以解决一些最棘手的社会问题。

虽然上述三种解决方案听上去都相对容易,但要在实践中投入更多的资金却很困难。投资委员会在改变其投资理念和风险承受能力方面进展迟缓,而且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有限合伙人来说,区分不同基金在实际运作中可能产生的在地影响力是一大挑战——换言之,那些承诺更高回报的基金在影响力方面的妥协(trade-offs)看上去好似是有限的。更难的是增加慈善资金的供给,这不仅是因为慈善资金本身就难以筹集,更因为影响力投资可以也应该由传统投资者的资本来资助的观点正日益成为“正统”。

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让更多基金管理者和资助者探索与基金影响力目标更直接、更恰当对齐的基金结构:与其采用传统的基金结构(通过套利)来激励基金回报最大化,不如创建明确以社会影响力最大化为目标的基金,并降低对投资资本的最低回报要求。例如,一个基金可以设立一个奖励机制,其唯一的支付机制是实现社会影响力目标,而不是特定的财务指标。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说,影响力投资领域需要一种思维模式的转变。为了充分发挥影响力投资的潜力,该领域需要回归最根本的原则,并明确我们希望为哪些人群创造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研究表明,除非我们在资本供应上实现结构性转变,否则“先行者缺口”将会持续存在;那些致力于服务最难以触及群体和解决最复杂社会问题的企业仍将继续为获得资金而挣扎;而“影响力”(impact)这一概念也将被泛泛而谈,而不是成为几乎所有影响力投资基金的核心使命。


影响力投资的未来

人们对影响力投资的关注与日俱增,这反映出一个正在形成的共识:使用商业和投资工具来实现社会向好目标的时代已经到来。然而,在围绕影响力投资的热潮中,我们担心,对影响力投资工具的有限理解可能会阻碍其目标的实现,即建立致力于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组织并帮助其规模化。

仔细研究影响力投资,我们会发现其投资目标、变革理论和财务回报预期各不相同。这个领域还处于早期阶段,以至于没有任何一种理念或方法可以自信地表明其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一笔资金的影响力。然而,为了让这些方法中的任何一种蓬勃发展,我们需要对成功的定义有更加清晰的认识。影响力投资是作为应对单一目标底线投资(single bottom line investing)的局限性而创建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最新的影响力投资基金却采用了期望高财务回报的传统私募股权基金结构,并基于这些财务回报来补偿合作伙伴,而没有将实现社会影响力目标作为明确的追求或激励。

在聪明人基金,影响力投资的投入一直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而对于大多数其他基金来说,由于投资者对高额财务回报的要求,就无法像聪明人基金这样做。我们面临的风险之一是,越来越多的资本流入影响力投资领域,并将影响力作为次要目标。我们的研究表明,在为有限合伙人创造持续资本增长的同时,将影响力作为主要目标是非常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受到传统基金结构和回报预期的驱动,许多基金管理者将别无选择,只好筛选掉所有承诺资本增长不显著的投资项目。以这一标准进行初步筛选,他们很快会发现,他们无法投资于许多最具创新性、处于早期阶段且潜力巨大的企业。

结果就是,“先行者缺口”仍将持续存在,许多最有发展前景的社会企业将不得不寻求临时方案来筹集资金。慈善资助对支持初创公司的发展至关重要,但我们也担心,它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满足该领域的需求。而针对性的政府补贴和资助也可以发挥作用,但迄今为止这些措施也显现出一些不足。如果社会企业的资本市场没有结构性的变化,吸引不了更多的影响力投资者,那么许多企业将难以弥合这一缺口。

问题并非出在意愿上。许多新的和现有的影响力投资者之所以从事这项工作,是因为他们深切关心社会影响力。但是,创建一个运作良好的影响力投资市场,存在两个主要障碍。首先是理念上的问题——即认为任何涉及权衡或低于市场回报率的投资本质上是糟糕且不可持续的。第二是资助者缺乏想象力,无法开发出符合市场实际需求的产品。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听到了许多挫败的声音。影响力投资者感到沮丧,是因为缺乏足够多具备被投条件的公司,这使得他们难以实现既定的财务和社会目标。而让社会企业家感到挫败的是,在公司发展的早期阶段,当他们最需要资金时,影响力投资者却不愿意伸出援手。影响力投资市场拥有着巨大的潜力,但只有当投资资本能够真正与现实情况相匹配时,这种潜力才会得到发挥。在我们为开创性的社会企业彻底改善支持环境,并拥有更好的基础设施、更丰富的人才储备和更成熟的商业模式之前——投资者将无法从他们所承担的风险中获得财务回报。

影响力投资领域已经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就在十年前,将慈善(资金)用于投资的观点还鲜为人知。这种直接向营利性公司提供资助作为消除贫困的主流策略,在当时还会被认为是荒谬的。而将追求社会影响力纳入投资策略的想法——无论是在公共市场还是私人市场——都被视为边缘概念。如今,很多观点已经成为主流,更多的可能性正在展开,但前提是我们必须意识到,我们才刚刚开始。


萨沙·迪希特是聪明人基金(Acumen Fund)的首席创新官,负责影响力、领导力和业务发展方面的工作。他还是一位关注慷慨行为、慈善和社会正向变化的博主。

罗伯特·卡茨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候选人。此前,卡茨是聪明人基金的知识经理,负责该基金的投资组合公司(portfolio companies)和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领域的研究。

哈维·许是摩立特集团(Monitor Group)的联席合伙人,常驻孟买。他是摩立特包容性市场部(Monitor Inclusive Markets)印度分部的负责人,主要负责低收入住房和清洁饮用水项目。

阿希什·卡拉姆昌达尼是摩立特集团的合伙人,常驻孟买。在领导摩立特印度咨询业务七年后,他创立了摩立特包容性市场部,旨在推动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案。


来源:《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2013年冬季刊
原标题:Closing the Pioneer G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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