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又变“香”了！年轻法律人们，有必要进体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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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律行业内，法官、检察官的身份一直是一块「金字招牌」，体制内，也是大多数毕业生的主流择业选择。律师行业中，那些从体制内转型的律师，他们到底有哪些技能加成？体制内的培养体系对年轻律师有哪些借鉴？作为一名初阶律师，“积极营业”是对的吗？

本期「真」不骗你，我们邀请到了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真律师，从14年体制内、7年律师的职场经验出发，和大鱼、七爷一起聊聊：年轻法律人还有必要进体制历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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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从检察官到律师

大鱼：这段时间正好是年轻人找工作以及年轻律师换工作的好时机，之前体制内的话题获得了很多律师的关注，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曾在体制内任职的王真律师，一起聊聊相关的职业选择。王律师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王真：大家好，我是天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真。大学毕业之后，我在北京市检察院工作了大概14年，期间也去过最高检和法院系统，转型律师后也有7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两个行业中工作的时间足够长，有一些了解，相对来说有一些发言权。

大鱼：从检察官转型做律师，在心态和工作方式上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王真：心态上的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开玩笑地说，原来是“说了算”，现在是“说了不算”，这是最明显的。

其次，原来是相对客观中立、没有立场的，是为公平的结果、法律适用以及事实负责的。但现在肯定是有立场的，是为当事人和客户提供服务的，要帮助客户去解决问题。

郑玮：就是从决策者的视角转向了服务提供者的视角。

王真：对。工作方式上，首先横向上是由相对较窄到更宽了。检察官和法官的视角其实是被当事人的诉请和证据所固定的，他只能在诉请的项下去总结焦点、适用法律、归纳证据、采信证据。但从律师的视角上，尤其是针对一审案件，其实首先要做的反而是定义当事人的诉求。当事人的诉求可能未必明确，甚至更多是商业诉求，所以律师要对商业有所了解。

我们曾经办过一个案子，客户表面上交给我们的是一起合资合作案件，但经过挖掘后我们发现，由于他和对方的股权分配比例分别为51%和49%，导致公司决策僵局。所以客户实际上想解决的其实是股权纠纷，诉讼只是一种策略。

最终，我们不仅在诉讼上实现了胜诉，还迫使对方与我们达成了和解，我们支付给对方一笔补偿金，拿到了公司控股权，实现了客户根本的诉求。这一点可能是法官视角或检察官视角不会触及的。

其次在纵向上，律师挖掘得也更深了。因为律师需要从各个角度出发，努力说服一个中立的裁判者。而左右案件裁判的，往往更多是藏在冰山下的东西，比如案件的交易背景、法官心证的影响等等。

前段时间，我们有位客户投资了一家商场，因为没有达到承诺的出租率，与物业产生了纠纷。拿到这个案子，我们首先还原了合同背景：虽然物业提供了3000多万的宣传经费，我们客户只是提供品牌和经营管理，但作为第一家入驻的品牌，就像A轮天使投资一样，在客观上带动了地产升值，同时品牌的影响力又吸引了更多大牌入驻。

从律师的角度，我们首先向法官证明这个商业合同是合理的，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平衡的；其次，对方的地产已经大幅升值，我们给他带来的价值已经足以覆盖目前的损失。由此，我们获得了胜诉。

郑玮：有趣之处在于，律师对于案件的研究肯定是很深入的，但因为时间短、材料限制等问题，最终呈现出来的面又很窄。而还原到裁判端，虽然判决书最终只呈现出几百、几千字的内容，但裁判者其实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

这就导致了一个悖论或者矛盾点：法官总觉得，律师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不够深入；律师又觉得，法官给的呈现机会不够多、不够全面。这也许是从纠问制向当事人主义制转变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情况——到底庭审中谁占主导地位。

王真：从法官视角来看，还是当事人“喂”给你的东西更多。因为工作确实非常繁忙，聚焦在某一个案件上的精力是很少的，所以才需要律师把案件背景拉宽、抓深，这是一个真正好的说服者应该做到的。

02.

年轻人，要不要先进体制内？

大鱼：现在的年轻人，到底是直接找个师父进律所，还是先去体制内磨练一番？您会建议年轻人先进体制内看一看吗？

王真：我是比较建议年轻人先进体制的。首先，体制内是有明确筛选机制的，这保证你周围都是比较优秀的人，而莽撞地进入某个律师团队的话，它的筛选机制我们其实不太确定。

第二，体制内有一些规程、规则。在体制内时，你觉得它是一种束缚，但真正出来以后，你会发现这些规则反而是一种赋能，让你能够“守正”。为什么客户对从法检转型的律师有一种天然的信任感？因为他相信你是有底线的。

第三，裁判规则和裁判思路其实是一种体察，它非常隐秘，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领悟。除了法律，裁判者可能还需要兼顾社会效果、兼顾舆论环境、兼顾政治导向等等。有时候年轻律师在法庭上受挫，或者觉得案子判得不是很公平，可能会有一些怨气；但从体制内转型出来的律师，更容易理解法官和检察官各有各的不易——他们也都是人。

大鱼：无论是工作技能还是思维方式，您觉得体制内给您带来最大的借鉴是什么？

王真：从培训方式来看，现在体制内从书记员到法官/检察官助理，再到法官或者检察官，基本上都是有人手把手地去教你的。助理在法庭上虽然不需要做判断，但也是在不停地听案子、磨练、跟法官沟通交流的，这种观察能带给他很多积累。

其次，这种师父带徒弟的培训方式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法官和助理两个人通过长期磨合，把他的经验传输下去，对于助理的成长其实有很大帮助。

郑玮：其实大多数律师也是由师父“传帮带”的，但和体制内的区别在于，第一持续性或者稳定性不同，第二体制内的师徒之间可能不太会面临利益冲突，所以可以全面地、毫无保留地教授。

王真：是的。另外案件汇报制对年轻人来讲也是很好的训练，我原来在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几乎每一个抗诉案件都要集体汇报与决策。类似的，法院也有法官联席会议，这就像一个大型的汇报，有些法官行政法思路强，有些法官刑事思路更强，可以给予年轻人不同的视角。

郑玮：那王律师觉得是师父带徒弟效果更好，还是体系化的培训效果更好？

王真：确实法院、检察院的培训体系会比律师行业更好一些。首先对新法的学习，它能对接到非常好的资源，比如找立法部门、人大法工委，甚至民法典等法律规则的起草人来培训，他们讲的东西是非常切中要害的。

第二，检法其实也特别崇尚实训。当年最高检在广州设立了一个实训点，大概一次培训是7天时间，包括各种多元化的技能。比如写法律文书，写完之后先分组互评，再由导师去指导修改。这是体制内建立起的一套比较成熟的工作方法和培训方法。

郑玮：体制内的培养体系还是有评判的，但律所内部的有效讨论机制就很少。一个案子最多就是两三个承办律师互相讨论一下，很难有50个人讨论同一个案子的情况。但其实不光体制内，只要在一个比较有凝聚力的组织机构里，比如大国企的业务部门，都会有专业人士形成「专业合力」。

而律师行业大家各自为战，人数的聚集和专业合力的增强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就导致律师总有一种“孤苦伶仃感”。

王真：对，体制内还有竞赛，它也是一种训练。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全国业务竞赛，对我来说真是一次“大换血”。给你提供培训教练、辅导资源、5~10个月的时间，让你专门准备这场竞赛。这段时间的强化训练，不仅让年轻人收获了荣誉，也在能力上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郑玮：那法院、检察院里那些没有机会参加最顶尖比赛的人，他们怎么受训练呢？

王真：首先每年各个基层院都有选拔，在层层筛选中，基层院的年轻人其实都是有机会参与到竞赛之中的。但如果真的没有这种机会的话，其实也是像律师一样，以案代训。

郑玮：因为法院、检察院没有案源压力，总感觉是“沉浸式学习”，只要专业做得足够好就行，考核标准相对明确。但律师仅仅专业做得足够好，没有案源也不行。所以年轻律师也很难沉下心来，花几个月时间研究一个专业问题，他的专业性很难提高，因为做研究和做业务并非完全的因果关系。

王真：所以这正是蒋勇律师创设无讼时的理想，他希望“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天同的人员也分为业务秘书、辅庭律师、出庭律师、主办律师、合伙人几层，把市场交给专门的市场部。所以如果律所架构比较完整，这个问题其实可以被最大限度地解决，它不应该被默认为现状，本来就是需要各个律所和团队去改良的。

郑玮：可能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里，一个专业足够好的律师，他的业务能力也是足够好的。但下沉到二三线城市里，当专业足够好与业务增长间联系并不紧密时，可能那种既有市场能力，又有作业能力，还能带团队、做管理的全面型的律师是更好的。

03.

律师的基础与进阶

大鱼：中国有两类所，一类是名声在外的红圈所，另一类则是单一业务领域特别强的精品所，比如天同就代表了商事争议解决领域的一个高标准。刚做律师的时候，如果想要快速获得职业发展、适应工作节奏，需要把精力放在哪些地方？

王真：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快速吞吐”的能力。这其实不光适用于转型律师以及年轻律师的成长，也适用于所有成年人。

我刚到天同的时候，14天里看了7个案子，这7个案子全都是第二天就要回复客户，拿出专业意见的，就包括融资性贸易案件、信托收益权的回购转让、对赌等等。说实话，我在检察院的时候就连这些词都没听过，所以刚看到这些案件的时候，我内心其实是很崩溃的，还要先学这些行业知识。

当时基本每晚都看到半夜两三点，如果第二天早晨要见客户，我都不开车去而是坐地铁，因为在地铁里我还能再查查资料、了解一下。在压力和工作量的积累下，我构建起了这种快速吸收、快速输出的能力。

所以年轻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快速学习，在某个领域内快速成为专家。因为即便到现在，我依然还会遇到新的案件、新的门类，比如前段时间代理一些工程类案件，涉及到循环硫化炉的构造，这个领域你不可能知道。再比如虚假陈述案，可能涉及到坏账计提的方式，这些都需要你快速学习。

郑玮：我把这些素质分为能力、技能和知识。能力是个人与生俱来的，比如快速吞吐的能力，它是一种意识、想法甚至冲动。因为学新东西就意味着走出舒适圈，而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愿意这样做；技能是需要不断去精进的，无论是做检察官、法官还是律师，它都能被不断地迁移；而知识则是不断更新的，特别是对律师行业来说。

大鱼：我一方面把它理解为「思维方式」，另一方面理解为「知识储备」，但同时技能的要素也很重要。从两位律师的角度，有哪些技能对青年律师而言是基础技能？哪些又是进阶技能？

王真：我现在带团队、招成员的时候，其实特别看重底层的东西，比如热情、勇气和坚韧。这些东西叫“元能力”。每个人都有其文化底蕴，比如天同每年年终述职，大家都会去评估自己的价值与天同是否匹配。我不知道这个律师如何，但我知道天同如何，而这就是天同自身的生命力。

技能层面，我受郑玮启发，分为标准、知识和方法。其中最核心的是标准，它代表你所要达到的程度。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条产品线，你如何去构建它？如果你的目标是生产奢侈品，那后续投入的知识和方法肯定也不同。所以年轻人要先观察，学会鉴别好东西，在知识层面上逐步积累，而技术和方法是可以传承的，也能够快速获取。

我认为最基础的技能就是「检索能力」和「文书写作能力」。在检索上，首先，剔除惯常思维的直觉影响，通过检索发现真问题；其次，识别问题；再次，识别关键词；然后，呈现检索报告。这些方法年轻律师其实不用几次训练就能掌握，甚至可能上三天课，就能在技术上有非常大的提升。

文书写作上，年轻律师可以先从简单开始。天同也是从工作报告开始，其次是异议书、申请书等程序性文书，再次是呈报文件，最后，非常优秀的律师能在三四年级就开始写再审申请书、起诉状、答辩状等大文书了。

至于高阶技能可能包括对客户的说服能力、出庭能力、商业洞察力、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郑玮：我把它总结为三件事：对「人」的感觉、对「事情」的感觉以及对「文书」的感觉。对人的感觉就是对客户、对法官、对对手的感觉。同样看庭审录像，有些人看完可能一头雾水，但我们看完就知道法官究竟是主动型还是被动型、他的提问风格是怎样的、他的专业方向是什么。

对事情的感觉，就是对法律、对案件、对证据的感觉。而对社会的感觉，就是对商业规则、创新互联网等的了解。但现在很多年轻人本末倒置了，他或许了解很多新的事情，但对人的感觉会弱一点，对事情的感觉会更弱，因为确实没有经历过专业训练。

所以有些人总自视甚高，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核心可能是因为怀的“才”不够扎实，尽管你觉得自己见过很多，但在最后表现那个环节上，暴露出你的历练并不够深。

04.

初级律师，要开拓品牌与市场吗？

大鱼：一直有青年律师问我，执业初期到底要不要注重强化品牌和市场能力？我其实内心深处认为：如果你没有特别准备好、能力也没到特别强、年纪还比较轻的时候，其实不太适合去开拓市场。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我们给客户介绍一个案子，青年律师谈是3万律师费，资深合伙人谈是10万律师费。但我把案子给经验更丰富的合伙人，客户的满意度更高。既然如此，为什么青年律师不在团队中再锻炼几年呢？虽然未必能拿到3万这么高的比例，但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少。

所以除非你的能力和资源特别成熟，我还是鼓励青年律师在执业初期这3~4年里，多花一点时间，尽量选择那些长期价值更大、更能锻炼能力的团队，把增长曲线之前的积累做好，对你的成长会有帮助的。

郑玮：我觉得我们对“长期主义”这个词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你理解的长期主义是“学而优则仕”，先历练专业，再拿它去打市场。但我站在独立律师的视角上，我认为市场能力和专业能力可能是两种能力，虽然到某一个节点可能产生转化，但也是可以各自独立发展的。

培养市场能力也是一种长期主义——不需要很优秀才能开始，而是开始之后才有机会变得很优秀。青年律师要学会“积极营业”，树立人设也好，打造个人品牌也好，可能现阶段你的营业对象就是你的同龄人，但当你能力提升以后，你营业的圈子也会变大。

所以在最开始，你需要去训练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展示自己的能力、贴标签的能力，越早开始，你的试错空间也越大。

王真：我是比较认同大鱼的，因为人的精力是非常有限的，你需要去选择一个「侧重点」。而法律核心的价值在于「经验」，培养一名成熟律师，三五年的时间实际上不算很长，甚至相对来说是短的。至少需要3~7年，才能真正培养起对法律专业的理解、对规则体系的认识、对法官思路的洞察，乃至商业嗅觉。这些都要靠时间堆积。

第二，过早地去关注市场，反而可能会丢掉很多东西。最重要的是能不能“守正”，保持客观中立，这点其实并不容易。

我们曾经办过一起商事投资合同纠纷案，对方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律师，他对证据的真实性全部否认，他认为这样对于客户而言是最保险的，有助于守住客户。这个案子我们本来是占劣势的，但由于对方律师提供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方案，在拿走我方客户全部的资源、设备的情况下，他还想解除合同，最后没有得到仲裁员的支持。

所以当专业立不住的时候，所有的动作其实都是走形的，代理案件的价值观都是有偏差的，反而会丢客户、丢市场；更多地去辅助法官、仲裁员还原客观事实，对案件的胜诉更有利。

而当专业上打得很牢的时候，构建客户能力反而成了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忽然就有很多人来找你，征求你的意见，而此时你也清楚如何去还原事实、法律的边界在哪、裁判思路的框架在哪，你会更有能力调整客户的预期，传递的价值观是正的，给客户提供的方案也是最优的。

郑玮：是的。其实“积极营业”也不是说一门心思只搞案源，把专业完全抛开，我觉得这是个比例问题。在整个职业生涯里，最开始可能要花100%的时间在业务上，慢慢花10%、20%的时间做市场，最后可能达到50%精力做业务、50%精力做市场的状态。而绝不是当了10年螺丝钉，突然要去操作机器了，这肯定是不现实的。

大鱼：所以，年轻律师树立个人品牌没问题，品牌积累是有价值的，但未必要做很多销售行为或者着急变现，因为你还没有能力，也没有客户。

郑玮：但是尝试销售才是对个人品牌的检验。进大团队这种理想化的培养模式当然是很好的，但大多数法学院毕业生出来以后，其实更多是没得选的。

大鱼：但我也好奇，王律师的业务压力也不小，但品牌层面上天同诉讼圈的“抗诉真言”你也一直在写，你哪来的精力和时间呢？

王真：“抗诉真言”其实是蒋律师的动议，我当时觉得我肯定坚持不了一个专栏，因为抗诉在实体上和诉讼没有区别，更多是程序性的内容。我说我最多写到10篇左右，但蒋律师极力地劝说我，最后我实际上是碍于情面接下来这么一个专栏。

但当你真的需要公开地表述，而且前同事以及行业内的人都能看得到的时候，其实你是极为重视的，一定能挤出时间。很多看文章的人问我：你们天天那么多专业文章的输出，哪有时间代理案子？还有很多客户问：你们代理我们的案子那么精细，哪有时间写文章？我就回答他们几个字：不怎么休息。

最后我坚持了一年半将近两年的时间，写了近50篇文章，基本全是我独立写的。时间特别紧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一天半一篇文章。确实“deadline就是生产力”，到deadline的时候真是文思泉涌，很多素材自动就调动出来。

刚才郑玮说年轻律师要不停地带销售，我觉得可以加两个字，就是不停地带“专业销售”。包括撰写文章、传递观点，甚至哪怕别人白嫖你的意见，你也很专业地答复他，其实这些都是在销售自己的专业能力。对年轻律师来说，也要选择合适的平台和工具去发声，比如无讼、新则等等。

郑玮：我是经历过天同诉讼圈从0到1的过程的，当它做起来之后，它会形成一个正向激励的反馈机制，但在早期，坚持这个韧性是很重要的。你不能期待非常早期的时候就获得非常大的回报，甚至不要在早期期待回报。

2012、2013年左右，法律圈这群写律所公众号、个人公众号的人建了个群，去年有一天我又把这个群打开了，群里将近100人，但真正现在还在更新的公众号也就不到15个。有些人坚持两三年就放弃了，有些人坚持到疫情之前，有些人还在以月更或者两月更的频率更新。

这些能够坚持下来的人，一方面是写作本身就能带来成就感，另一方面是自己写的东西能够得到认可——甚至，不认可也是一种激励和反馈。我相信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它的记忆性就在于它可能超越了我们的自我认知，在这不经意间我们就实现了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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