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大学同学发起毕业四十周年征文，大家不约而同，纷纷回忆各自参加高考的经历，也钩起了我对往事的回想。

   1977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恢复高考的消息，我是在列车上听到的。当时，我正在结婚返程的旅途上。

我和邢小群在1977年夏天登记结婚。10月出发旅行，从南京到黄山、千岛湖、杭州、上海、无锡、扬州等地，行程二十天。我们乘硬座火车，住最便宜的旅馆，两人一共花了二百多元，完成了终生难忘的蜜月之旅。

新婚是甜蜜的，但我的心中已经升起了不祥的阴影。

邢小群是山西大学中文系75届毕业生。毕业后哪来哪去，回到她插队的洪洞县明姜中学教书。1977年，总算抓住一个机会，调回山西大学中文系当教师。

我1968年从北京师大附中初中毕业，到山西沁县插队，1972年到山西省委调研室。1975年认识了邢小群，恋爱过程中一直想方设法调在一起。1977年秋，小群总算调回太原。但我的处境却遇到了麻烦。

起因是山西1976年底开始的清查运动。粉碎四人帮以后，山西组织批判四人帮写作组，山西省委宣传部曲润海知道我对文艺评论有兴趣，提名我参加其中的文艺组。我在组里结识了省出版社张仁健（他后来创办了《名作欣赏》杂志，2018年逝世）、省文艺工作室周宗奇，相处很愉快。我们在山西省委党校集中住宿，一起讨论写文章。我写了一篇批驳江青给电影《创业》罗织罪名的文章，曲润海认可，推荐给《山西日报》，登了半个版，当时我还有点小小的成就感。

然而，写作组活动时间不长，便被解散了。原来，省委领导人对这种批判不感兴趣。他们要“划大线，切西瓜”，实打实地整出一批“四人帮在山西的代理人”。

本来在山西，“四人帮”真正的亲信一个也没有。但省委书记王谦和背后的陈永贵，把清查运动当成了排除异己的良机，于是，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就演变成清查与反大寨有牵连的人和事，与前省委书记谢振华有牵连的人和事，受到迫害和冲击的干部群众竟达数万人之多。有的被隔离审查，有的被关进监狱，围攻恫吓更是家常便饭，劳模李顺达都不能幸免。女知青蔡立坚是省革委会委员，补选四届人大代表时，没有投王谦的赞成票，也被点了名。生孩子不满月，就被关进了学习班。

我供职的山西省委调研室，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主任吴象和副主任张长珍、陈良柱，分别关在办公室小楼的三个角上的办公室里隔离审查，日夜看守，不许回家，家属送饭，都不见面。看管了足足有半年，才发配到交城省直五七干校劳动。调研室被解散，11个干部确定后期处理，不能留在省直机关工作，吴象名列第一，我名列最末。

吴象文革前是《山西日报》总编辑。文革初期受到冲击。1970年，谢振华主政山西，解放了他，让他参与组建山西省委调研室，作为参谋助手。不久，省委书记曹中南提议，从农村选调数名北京知青到调研室工作。我是被选中的知青之一，于1972年到省委调研室试用。吴象是我走进机关的第一个领导。

那时不兴称官道衔。吴象年过五旬，是11级高干，我才20岁出头，见面称呼“老吴”。在我们几个知青到机关报到之前，吴象亲自参加为我们准备的集体宿舍打扫卫生。在他领导下工作多年，从来没见他摆过架子。他提倡读书，鼓励思考，平易近人，让我由衷地尊敬。

1975年中央在昔阳县召开全国农民学大寨会议。邓小平、江青都参加了。山西省委书记王谦在讲话中没有提江青的名字。吴象出于善意，提醒王谦，你没提她的名字，小心她记恨你。王谦说，我故意不提她。吴象向两位副主任透露了这个意思，本是暗示要与江青保持距离。不知怎么传了出去，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成了王谦的把柄。清查运动中，硬说吴象在王谦背后捅了一刀，把吴象打成“四人帮在山西篡党夺权的代理人”。一年多以后，吴象在万里的帮助下调到安徽，恢复工作，为推动农村大包干摇旗呐喊。1980年，万里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吴象随之调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做万里的助手，写下了他笔墨生涯最有光彩的篇章，去年以百岁高龄辞世。

   我不曾介入山西文革初期的派别斗争。工作组入驻调研室以后，要求所有人揭发批判吴象。我心想，吴象早就反感江青，把他打成四人帮代理人实在冤枉，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被视为干扰斗争大方向。王谦决定解散调研室，我被列为赶出机关的最后一名。

我如果被赶出太原，和邢小群岂不又要两地分居？于是，要求报考大学。当时的招生条件要求25岁以下，就是1952年以后出生，未婚；我是1951年出生，已婚。又规定超过25岁的1966、67届高中毕业生可以报考，婚否不限，我是67届初中毕业生，也不够这一条。好在还有一项规定，同等学力有特长的经过批准可以报考。我就要求按这一项报考。进驻调研室的工作组起初不同意，后来说可以拿上材料到区招生办认定。区招生办看了我在《山西日报》发表的文章，认定我有报考资格。

允许报考只是第一步。还要温习功课。我报考文科，语文、政治、史地三科可以自学，但数学是我的短板。我只读到初中二年级就赶上文革，以后再没碰过数学课程。本想临阵磨枪，突击学一下。自我感觉数学悟性不算差，小学时参加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附小数学竞赛还得过奖。可是工作组不允许我留在太原复习功课，一定要到交城农村当工作队员。工作队负责人杨型淮是调研室同事，当时也被打入另册。他同情我，说村里的事你不必管，专心复习即可。但在农村，自学数学完全没有条件。找不到可以求教之人。临到考试前一周，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赶回太原。一同参加高考的姜斯栋是老高二，王国全上过中专，我向他们二位请教，大致了解何为解析几何，何为三角函数，似是而非，就上了考场。

那年考试一共四门，满分400分。我语文、政治、史地答得不错，数学大约答出一半，估计能考300分左右。考试结束后，继续到交城下乡。心里惦记着考试结果，没心思参与工作队的活动。不久，收到体检通知，我趁机回到太原。当时，不公布考试成绩，但初选名单实际上按照分数排列。姜斯栋是太原市北城区文科第一名，考上北大经济系。王国全也名列理科前茅，被北京化工学院录取。我在太原市北城区名列15，重点大学无望，于是报考了山西大学。我喜欢文学评论，本想选文学专业。但小群已经在中文系教书，我去读书不方便，于是报考了历史系。

那一年，66、67届高中毕业的考生高分较多。山西教育部门的主事者决定综合院校招收66、67届高中生占总名额的15%，其余66、67届高中生向师范院校倾斜。听说山西大学是两条分数线，一般考生260分，66、67届高中考生的分数线是300分。我已经26岁，虽然考了299分，险些落榜。幸好参加招生的熊齐平老师关照，才被录取。

    回想高考，我因将被逐出机关背水一战，成为77级大学生中的一员。当时如履薄冰，来不及思考恢复高考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我读到三年级，机关通知我回去落实政策。这时王谦调离山西，他关于11人不能留在机关的批示作废，我才告别了人生路上的一道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