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读到老友王东成的新作：一曲短歌唱湖湘：一有位朋友多受难，因生二孩下讲坛。强制罚款数十万，荣升图书管理员。怀揣国家教师证，登台上课没几年。声名远播海内外，不知是佛还是仙？二湖湘学子有气象，性格倔强热心肠。好辩是非识真伪，不讲情面论短长。气蒸云梦左今亮，义壮昆仑谭浏阳。洞庭波涌青山秀，岳麓风卷苍鹰翔。王东成自知新作不合格律，注为顺口溜，打油诗。但作品的内容，却不是无病呻吟，而有大义在。前一首谈到“有位朋友”，也是我的熟人。他大名杨支柱，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新千年以来，发表了不少文章，要求纠正一胎化政策，把生育权归还公民和家庭。看到国家迟迟不肯调整人口政策，于是和妻子商定，2010年生育了第二个孩子。接着，他遭到巨额罚款和行政处分，被赶下讲台，做了图书管理员。杨支柱始终不肯低头，坚持反思计划生育失误。时至今日，中国人口已经开始下跌，势如断崖，不可逆转，对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负面影响，在经济、社会、教育、家庭等领域，将继续发酵。一胎化的苦果，还会有几代人品尝。真理是掌握在杨支柱一方，还是掌握在惩罚他的掌权者一方，再清楚不过。更有深义的是第二首。当时写文章要求结束一胎化政策的国人并不少，公开发表言论的同时，以身试法，只有杨支柱一人。张艺谋“超生”，虽然罚款数额更大，但从来没有听到过他对人口政策的公开批评。王东成谈到杨支柱的行为和籍贯的关系。杨支柱是湖南人，身上有种湖南人的犟脾气，不但“好辩是非识真伪”，而且勇于付诸行动。王东成联想到左宗棠（左今亮）、谭嗣同（谭浏阳）等湖湘先贤。“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谭嗣同为了变法维新，不惜舍生取义，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人格楷模。杨支柱决定生二胎的时候，也做好了遭受打击的各种准备，他的行为，亦如飞蛾扑火，只不过牺牲的不是生命，而是教职。至今未见纠错。经常看到有人批评中国知识分子缺钙。其实，不缺钙的知识分子就在我们的周围。中国社会所缺少的，不是对左宗棠的赞美和追捧，而是对谭嗣同的理解、尊重和保护。在杨支柱受到权力打压的时候，王东成曾和几位同事曾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领导：我们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普通教师。我们从非正式渠道得知法律系杨支柱老师因生育二胎受到处分。我们愿意就此事向学院领导坦诚地提出以下看法和建议：一、无论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还是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开放二胎生育，是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呼吁，也是中国人口学界多数专家的共识。一个时期以来，杨支柱老师从法学的角度，以言论和行动推进这一公共政策的改变，其识其胆，令人敬佩。二、杨支柱老师是一位有学问、有思想、有责任感、有人格魅力的好教师，深受学生的欢迎和同行的赞许。他留在学院的讲台上，将使学生受益，使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受益。如果因为他违反行将过时的计划生育规定而迫使他离开讲台，是学院的损失、学生的损失。三、我们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多年，视学院的荣誉为自己的荣誉，愿与学院甘苦同尝、荣辱同当。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社会转型都是从少数人先行一步开始的。我们建议，学院领导高瞻远瞩，以发展的目光处理此事，善待杨支柱夫妇的选择和追求。如果能够超越现行不合理的规定，对杨支柱老师免于处分，势必赢得全校大部分师生的支持，赢得社会舆论的好评，为我们学院赢得荣誉，也为国家的人口政策更加合理、更加科学做出独特的贡献。

老友陈为人近日著文，回忆办公号的酸甜苦辣，展示如下：

昨天的文章提到安子文、薄一波向刘英表示，感激张闻天承担责任，“要不是闻天，我就是叛徒了。”今天再把相关背景做一些介绍。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失势。批刘进入高潮后，中央发出《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将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坐实刘少奇“招降纳叛”。此前，从南开大学的学生组织，到中央的专案组，多次找张闻天调查，让张闻天交代。张闻天在1967年2月18日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写的证明中说：刘少奇初去北方局（1936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急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不早办此事，日本人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这信的内容是同我后来记得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差不多的）他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需要什么代价，一下子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没有经过多少考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在请示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刘少奇的信，我以后交给什么人看了，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告诉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在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什么人谈过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至于刘少奇以后如何具体处理此案，如何分配出狱干部，出狱干部儿做了什么工作，我都没有过问，他们的名字和职务，我一直知道的很少。最近在你们调查材料发表后，我才知道多一些，后来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上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又如何审查了这批干部？特别对他们的“假自首书”的内容是否审查过了？刘少奇当时做了什么解释？我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也没有在中央做过干部分配和审查的工作。张闻天1967年4月18日在给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写的证明中说：又回忆到一点情况如下。我记得刘少奇出去后不久，曾派一个交通员王林到中央，那时中央还住在瓦窑堡，不在延安。一天下午，王林来到瓦窑堡，送给我一封紧急信件，要我当场拆阅，并立即在一个信件上签字后退还给他，好让他当天就回去。信件内有一封是刘少奇给我说明问题的信，一封是刘少奇代为起草，要我签字后退回给狱中同志的信。不是像我上次说的狱中同志的“请求书”，即包含有所谓三个条件的信。当时中央组织部长是博古同志兼任（他是西北政府办事处主席），所以我就拿着信件去找博古，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照刘少奇的意见那样做，对工作有利，同时事情又那样紧急，所以我当场就在王林同志的督促下，用毛笔签了字，交给王林拿走了。王林当天没有走成，但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我记得他甚至没有要我写回信，我现在也记不清楚写了回信没有，我记得王林是知道信的内容的，因为他催我当场签字时说，如果此事不赶快办，就要来不及了。似乎一切都已具备，只差我签字的信了。当时，张闻天处境很艰难。他在1959年已经被打入“彭黄张周”集团，文革开始后遭到多次批斗，但他仍然承担了责任。对此，刘英回忆：1967年2月，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搞起抓叛徒来了，抓出了所谓“61人叛徒集团”，也就是1936年薄一波等61人履行手续出狱的问题。南开大学两派一次一次地找闻天。找闻天有时晚上来，他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要出来就叫孙世平开锁进门。有一次还把他和杨述一起抓到天津去了。当时我以为他不能活着回来了，是周总理通知经济所把他弄回来的，他半夜一点才回到家里。我说你怎么回来的？他说这是不幸中之万幸。南开大学红卫兵“抓叛徒组”来追查。他们说康生指示，你们可以立一个功：刘少奇交代，这件事是经张闻天批准的，情况究竟如何。他们说，是中央书记处有电报叫放人的。闻天记得，确有一年刘少奇写信来，说这些同志可以履行手续争取出狱；信大概是交通员王林送来的。但据说王林后来交代，说他没有当过交通员，没有替刘少奇带过信。其实交通员不只是王林，还有一个鲁奔，但他已经牺牲。闻天只好说，他收到刘少奇信这件事，是直接向毛主席说的还是在中央的会议上说的，已记不清，刘少奇是带信来的还是有电报来的，他也已经记不清，要请示组织。其实当时这类事情都是要向毛主席说的。他就给康生写信，康生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嘛！第一封信写得很短，只说刘少奇那里来的东西是信还是电报，希望查一下档案，以便答覆学生。我认为康生是不会回答的。过了两天不见康生回音，红卫兵又逼得很紧，闻天就给康生写了第二封信，说：刘少奇为了救这批同志有请示来，要中央批准他们履行手续，此事是否经过中央批准我已记不很清，但是我应负责。他在括号里说明：我是在中央负责的。当时闻天跟我讲，这件事是毛主席批准的，但是不能让毛主席或中央承担责任，那就由我自己来承担吧。然后就在那儿等。闻天还是每天“上班”。有一天闻天从经济所受审回来后很紧张，对我说，今天来了两个穿军服的干部，很凶，一来就叫我站起来念语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我交代问题。说：他们是康老那儿派来的；61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嘛，你说是你代表中央批准他们出狱，这是把水搅混，包庇刘少奇；你要对你的子孙后代负责；你应该很好地考虑考虑。他们威吓闻天，但他还是老样子。1936年，主持中共中央的是张闻天。他承担起61人登报出狱的领导责任，虽然不能改变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厄运，毕竟为日后昭雪留下了证据。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薄一波、安子文等人获得平反。他们想对张闻天表示感激，张闻天已经在两年多前去世了。相关阅读：刘英谈张闻天后事

我们发表《珍贵的刘英谈党史》以后，不少读者都说，史料价值很高，希望继续选登。然而，发送不易。今天再选发一段，以飨读者：闻天去世后不久，毛主席也不在了。我给汪东兴写了好多信，要求回北京，汪东兴一直不批。我得到批准回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住到了陈琮英（按：任弼时夫人）家里。她对我好，是老战友嘛！她说：你住在这儿没问题，我不怕。在她家里知道把“四人帮”抓了起来，我们高兴得跳了起来。一直到胡耀邦批了，我到1978年才住进南沙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去看陈云，说，会开得好。陈说，到时候了，再下去我们都老了。陈云自下台后一直不说话。谁去看他，他都不谈政治，只谈病。后来要陈云出来，汪东兴反对，拿出主席录音，说陈云一贯右倾，不可信任。耀邦一当组织部长，我就给他写了封信：耀邦同志，你现在担任组织部长了，现在我们干部有了家，我非常高兴；我们已经多年没有家了；给郭玉峰打电话，郭玉峰是组织部军代表嘛，他不理，不敢找他，他手底下的也没人理；后来我去找叶帅，他批了，要宋任穷、我，还有几个人一起去找郭玉峰，这样他才见的；组织部要注意清查，清查那些整我们干部的造反派；组织部非常重要，要挑一些正直的人来组织部工作；因为要做大量的平反工作，我推荐了几个人。耀邦看到我的信，知道我住在南沙沟，就来我家了。他的秘书跑到二楼，说胡部长来了。我说什么胡部长来了？一看他就穿着一件黑大衣，站在门口。他说：大姐，我来看你了！我说：你这个部长怎么跑来了？以前见都见不到你。他说：大姐，我回来第一个就看你！你有什么问题提出来，我给你解决！我说：那好哇。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把张闻天的骨灰迁到北京八宝山；现在骨灰盒在无锡，锁在一个破箱子里，放在一个破房子里边，很潮湿；我想还应该纪念他一下。我不敢提开追悼会，只说骨灰寄存在八宝山好一点。他说：那没问题，你写个信。我后来就写了封信。他问我还有什么问题。我和他谈了我自己的处分问题。我对胡耀邦说，张闻天是张闻天，我是我，我不反党，但是到现在外交部还说我态度不好。住到南沙沟后，林中、杨清华、朱霖来谈我的结论，说取消处分，又说我态度不好。我不同意。胡耀邦说，我也态度不好，如果乱说，那才是真的态度不好呢。他叫我写个报告，我说已经给外交部写了。胡耀邦说，那他就去催一下。我又对胡耀邦说，我现在岁数也大了，七十多岁，不能做什么工作了，只准备把张闻天的东西搞一下。他说：那好，你就不要搞什么工作了，你就是休息，健康最重要。我说：闻天写的文章我想争取出版。他说：那以后都是可以的。其他问题我就都不讲了。那时三中全会还没开，他只是个组织部长，没有多大权。胡耀邦催了外交部之后，张海峰（按：外交部副部长）马上跑到我家来了，给我看结论，还是留了“态度不好”这个尾巴。我说，我的态度是对的。张海峰说，不留尾巴不好结案。我不签，他没有办法，只好把结论又拿回去了。后来我被选为中纪委委员，住到京西宾馆，这时他们才派人来叫我在结论上签字，当然是不留尾巴了。胡耀邦走后，我就给组织部写信，组织部批了我的信，后来又通知我，说胡部长叫我等一等，因为汪东兴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他讲骨灰盒“不必迁动了”，他们把汪东兴这封信拿给我看了。“四人帮”已经垮台了，这个人不识相呢！三中全会以后，我就提了几条意见：把闻天的骨灰移回来，给他做结论，他写的文章要出版。王震、陈云都批：应该。通过了以后，耀邦又通知我：还要开追悼会。骨灰这才迁了回来。耀邦派了老干局副局长陪我去无锡。我们是坐火车去的，虹生也去了。回来时是邓力群来车站接的，当时没有举行什么仪式。我把小倩也接回来了。她在无锡学无线电，学完了嘛！老干部局郑伯克来通知我，要给闻天开追悼会。没想到能开追悼会，我很高兴。他告诉我：本来中央决定，要给几个人合在一起开追悼会，由耀邦同志负责，让组织部安排；陈云表示，由他主持、要他致悼词，都行，但要给闻天单独开。这样一来，追悼会推迟了三个月，本来是5月开，结果到8月才开。写悼词的是胡乔木、邓力群。关键的地方是乔木把关的，历史决议也是他参加起草的嘛。彭德怀、陶铸是放在在一起开的，张闻天、刘少奇是单独开的。开始的时候我说：会由邓小平主持，陈云致悼词。后来陈云说：还是邓小平致悼词，规格更高一些。邓小平也同意。我说：那就好。结果那天当时的中央领导全部出席，那么多人都来了。见到了李先念、谭震林。他们两个和闻天有共同的思想，意见是一致的，在庐山会议以后来过我们家。这事我从来没有对人讲过，不说他们当时都和闻天谈了什么。他们非常怀念闻天的。见到邓小平，他说：好多年不见囉！我们28年就认识，中央苏区时在一起，长征时又在一起，59年以后就再没见过。

年前，谢湘赠我一本李明华的新著《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纪事》，我边读边想，心绪难平。1984年末，《青年论坛》横空出世，成为中国当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当时，我就非常关注。因为我在山西社会科学院《晋阳学刊》当编辑，和李明华算是同行。《晋阳学刊》主编高增德热心改革，很快和李明华建立了联系。我十分羡慕湖北社会科学院的同龄人，竟然干成了这样一番大事业，暗自想以他们为榜样，步其后尘。1987年初，《青年论坛》过早夭折，我又为之扼腕。从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大转型的起步期。新思潮喷涌而出，呼唤着本土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青年一代最有生气，要登上前台，扮演先锋角色。当时没有互联网，纸质报刊是展示思想的不二选择。最初，体制外的民办刊物、体制边缘的大学生刊物，已经试水，遭到权力重创。以更具合法性的方式，寻求体制内生长，《青年论坛》便是探索的先声。如同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昌，有其缘由，《青年论坛》诞生于武汉，也是各种机缘凑在一起的结果。此前，刘道玉已经在武汉大学拉开改革大幕。李明华、王一鸣从武大毕业，供职于湖北社科院的《江汉论坛》。《江汉论坛》本身要寻求破局之道，王一鸣便提出青年理论刊物的创意，与李明华一拍即合。办刊设想一出，便与胡德平取得联系，得到他倾力支持。胡德平的介入，具有特殊意义，他既是中央整党指导工作委员会湖北巡视组巡视员，参与当地改革名正言顺，又是胡耀邦的长子，给当地官场留下诸多遐想。湖北省和湖北社科院两级领导，既有创新的真诚支持者，如院长密加凡把自己的办公室腾给“论坛”使用，也有惮于胡德平身份者，他们都开放绿灯，让《青年论坛》很快呱呱坠地。新松恨不高千尺。《青年论坛》生逢其时，甫一问世，便立于时代潮头，聚会群英，让思想之光辐射全国，惊动海外。成也萧何，败也萧何。1987年1月，胡耀邦无奈辞职，《青年论坛》随之停刊整顿。人间冷暖，世态炎凉，权力这才现出本相。回忆录写到这里，进入最为耐人寻味的篇章。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青年论坛》跨越四个年头，实际存活不足三年，出刊14期，发表近300篇文章，有200多位作者亮相，搅动了一池春水，乃是当代改革史、思想史、文化史上抹不去的事实。刊物运行时，就出现过不少反馈。刊物夭折后，有人写出长篇纪实。后来，还有不少回忆文章。钱理群治当代思想史，为《青年论坛》写出六万言。有人想把《青年论坛》写进《中国期刊史》，有人以研究《青年论坛》为学位论文。这都给当事人以欣慰。然而，来自外部的评介和反馈，不能代替内部的证词。我一向认为，曾经处在思想漩涡中心的报刊主事者，应当留下回忆。这不仅事关个人的尊严，而且事关历史的存废。90年代，钟沛璋先生创办《东方》。《东方》夭折后，我曾向钟老建议，撰写有关《东方》的回忆录。他写了，可惜篇幅较短。沈昌文先生曾经主编《读书》，退休时并不心甘。我也曾建议他写回忆录。他写了，篇幅也不长。后来和张冠生完成了口述自传《知道》。杜导正先生曾经创办《炎黄春秋》。被迫离开时93岁，写回忆录已经力不从心。但他留下了日记。李明华关于《青年论坛》的回忆录，是我早就期盼的。应当说，他的写作条件更好。相关史料丰富，查找相对便利；相关人员大多在世，寻访难度不大。李明华有年龄优势，《青年论坛》停刊时，他不满40岁，现在70多岁。杂志挨整，他本人没有受到致命的伤害。他在1987年夏天便考取武汉大学博士生。他的求学过程，书中有生动记载——收到录取通知后，湖北社会科院不放人事档案。在当年9月底的国庆宴会上，导师陶德麟见到省委副书记钱运录，说：“我招了一个博士生，却不能入学，请书记出面做做工作。”钱运录问：“博士生是谁？”陶德麟说：“社科院的李明华。”钱运录说：“哦，那是我的朋友。为什么？”陶德麟说：“你问问老夏。”在场的湖北社科院院长夏振坤说：“《青年论坛》还有些事没有了结，李明华不能走。”陶德麟说：“不能因为《青年论坛》的事就不让他读书。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是受法律保障的。”钱运录说：“老夏，武大离社科院有多远？不就两三公里路嘛？李明华能跑到哪里去？你放他走。”一番周折后，李明华迟到三个月，终于入学，平安转轨，保持了个人的学术空间。2020年，新冠疫情把李明华困在大洋彼岸，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宅居女儿家中写书。他终于完成了这部厚重的回忆录，主体部分约40万字，加上附录超过50万字。笔底流出的那些亲身经历、鲜为人知，于史无载的细节，极为宝贵。他最后畅开笔墨，反思了当年的盲点和局限，讨论了历史的教训，展望了当下思想市场的变幻，这些方面，他超越了其他名刊的社长主编。他尽到了一个历史当事人应尽的责任。如果说有什么不足，就是在描述80年代宏观背景时，某些史实还须核订。瑕不掩瑜，我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与更多的读者见面。

12月10日到15日，我和来自全国100多所院校的300位新三届学友，在天津港登上地中海号邮轮，共同参加了一次六天五夜的海上旅行。12月11日下午，举行新三届四十年海上论坛，我应邀发表了演讲，讲稿全文如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诗刊》很快向郭沫若约稿，郭沫若写出《毛主席永在》二首。但《诗刊》只发表了一首，全文是：革命风云蒸海岳，光芒四射永生时。工农热泪如潮涌，中外唁章逐电飞。悲痛化作新力量，继承竞作大驱驰。天安门上音容在，强劲东风日夕吹。另一首《诗刊》未发。原文是：伟哉领袖比爷亲，改天换地绝等伦。三座大山齐扫地，五星红旗高如云。反抗霸修防复辟，发扬马列育新人。旰食宵衣躬尽瘁，英雄儿女泪盈巾。《诗刊》副主编当时说明了退稿的理由：“郭老比毛主席还大一岁，这样写不合适。假若是黄帅写的，倒是可以考虑发表。”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12月26日，郭沫若出生于1892年11月16日。郭沫若的确比毛泽东年长一年有余，当时已经84岁。黄帅出生于1960年，70年代以小学生日记名噪一时。毛泽东比黄帅年长60多岁。假设黄帅称毛泽东为爷爷，从年龄上看，比较合乎情理。郭沫若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在诗界成名。他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兼中国文联主席。虽然文联活动已经中断多年，郭沫若仍位居官方文坛之首。《诗刊》副主编能够向郭沫若说明理由，婉拒发表此诗，表现了一种担当。这样做也是对郭沫若的爱护。如果原样发表，难免引起负面的街谈巷议。后来，郭沫若将此诗转到《人民文学》发表。“伟哉领袖比爷亲”一句，改成了“伟哉领袖万民亲”。

9月24日，秋雨潇潇。来自全国的学者、作家、编辑，聚会燕园，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了传记作家高端论坛——陈为人专题研究。最初的倡议者是北京大学的赵白生教授。他是会议的主持人。陈为人、阎晶明、鲁顺民、许华伟、赵瑜、周宗奇、陈徒手、宋丽丽、郑雄、葛水平、杨遥、赵白生等先后发言。在全球传记潮流的背景下，大家围绕陈为人的传记写作，进行了真诚而严肃的探讨。我也在会上发言，主要内容如下：今天，在北京大学参加这个学术讨论会，引起我的感慨。上午，赵白生教授带与会者参观燕园，把大家引入百年历史的场景之中。今天的论坛以陈为人为研讨的对象，我认为，这个题目非常好，具有开阔的学术讨论空间。陈为人是我的老朋友，今年73岁。他进入传记写作始于20年前。我说他是出手晚，起点高。他20几岁就开始发表小说，步入文坛。但开始传记写作时，已经50岁出头。其间从过政，经过商，有过得意，也有过失意，有了丰富的阅历，才回归书斋，潜心写作。应当说，他是幸运的。回归书斋的第一个选题，就是为唐达成立传。这个题目份量很重。唐达成的命运，可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缩影。陈为人和唐达成很熟，有四十多年的深交。他认识唐达成时，唐达成是右派，发配到太钢劳动，处在人生的低谷。陈为人是青年工人，文学爱好者，唐达成是他的启蒙老师。八十年代，唐达成东山再起，一直做到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陈为人仍然和他保持联系，直到晚年，唐达成的命运再度变化，陈为人都有透彻的了解和观察。陈为人写作时就和我有联系。我了解他当时的心态，怀着赤子之心，一门心思，只想把这部传记写好，没有其他杂念。传记写成了，给我看，我认为确实写得好，但不可能在国内完整地出版。他原来想请唐达成的弟弟在海外出版，也没成功。正好这时，我的朋友王笑梅，在美国业余办了一个小型出版社，问我有什么好书稿。我就推荐了陈为人这本书。她十分喜欢，很快就印出来了。虽然传播范围很小，但看过的无不给以高度评价。周围的同事朋友，也因此对陈为人刮目相看。这成为陈为人再接再厉的动力。他又一鼓作气，写了十几部山西作家传记。当时，陈为人写作状态非常好，马不停蹄，采访，整理，写作，每天早上三点中起床，一天能写三千字。这些作家传记，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方阵。他开始谋求在国内出版。海外出版，传播面极小。只有国内出版，才能和更多的读者见面。当时他和我探讨过，我也给他推荐过好几个出版社的朋友。包括今天在座的郑雄。他遇到的难题是两个，一是部分传记超出了国内出版的语境，要出就得删节。二是他当时在图书市场没有知名度。有时编辑认可，发行部门不认可。我和他分析过，觉得马烽传最有可能在国内出版社推出，因为马烽也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知名度高，这部传记又不出格。当时，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向继东愿意给陈为人出书，点题让他写一本赵树理传。这样，在2011年，陈为人终于突破了国内出版的瓶颈，在上海出了马烽传，在广东出了赵树理传。这时陈为人已经61岁。接着，他又选择十本山西作家传记的部分内容，拼成一本《山西作家的十张脸谱》，在山西出版。有这三本书，他就敲开了国内图书市场的大门，出版社不再说他没有知名度，而是把他视为热门作家。几年时间，他接连出版了十几本书。陈为人的传记，我想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称为自选动作，第二种称为规定动作。自选动作是发自内心冲动，自己想写，不吐不快。但没有任何外部经费的支持。陈为人写唐达成传，到北京、上海等地采访了70多位知情人，旅差费都是自掏腰包。他们夫妇一起到北京，住到唐达成家里。夫人严淑鹤，又当炊事员，又当录入员，帮助陈为人整理了大量录音。这些自选动作的传记，含金量最高的部分是他的独家采访。仅仅重复作家公开出版过的作品和言论，复述别人讲述过的故事，价值不高。只有提供以往历史没有的记载过的细节，才能超越平庸。陈为人选择的采访对象，不是清一色，有传主的朋友，也有传主的对头，让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说法在同一个平台上交锋，呈现出历史应有的丰富性。陈为人写作家传记，不是仰视对方，一味吹捧，而是平等对话，有褒有贬。有的印出来，激怒了传主，甚至对作者挥拳相向。有的家属不满意，印出来，要求化为纸浆。有的成稿后，至今压在手里，不能面世。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些自选动作的传记代表了陈为人成就的高度，是读者喜欢他的主要原因所在，也是他值得我们今天开学术研讨会的主要原因所在。规定动作则是出版社向他约稿。作家出版社有百部传记的项目，约他写墨子传。北岳出版社也有百部传记的项目，约他写柳宗元传。这些传记，先付启动经费，许以较为丰厚的版税。出版方约你写，是因为你在传记领域已经有了知名度，驾驭传记轻车熟路，写出来不会太差。但选题和史料毕竟不是你的独家发现。虽然写成了，也出版了，但达到的成就，不能和自选动作相提并论。赵树理传在两种情况之间。陈为人写了十几部作家传记，赵树理是他惟一没有机会采访的作家。当时，他想突破国内出版的难关，出版社说，你先写个赵树理传。他竟一口答应下来，不长时间便交稿。他住在南华门东四条，周围赵树理的熟人、亲友不少，相关信息很多，他可以形成自己的想法。所以，赵树理传虽然是出版社规定的题目，也有一定的自选成份。陈为人的传记写作持续了二十年，一直在自选动作和规定动作的两难之中纠结。他向往更高的境界，也不得不对现实做出某种妥协。所幸的是，他的大部传记成果，还是以不同方式，和不同范围的读者见了面，也得到文学界、史学界的关注和认可。当今世界，优秀的传记不断涌现，成为全球阅读的热点。相比之下，我们缺少一个包容和鼓励优秀传记作品创作、出版、阅读的宽松环境。中文世界明显落后于英文世界。中国不是没有人，中国的史学界、文学界不是没有高手。但有独特史料和见解的优秀传记，公开出版太难了。我认识一位优秀作者，用一年时间写了一部精彩的家史。送审程序已经走了三年，至今还没有开印。现在一些作者选择自印。自印本中有些是水平很高的传记。但流通面太小。和英文优秀传记最高一天发行几十万册的盛况相比，天差地别。我们只能期望环境宽松一点，让中文的传记写作和阅读进入良性互动。就传记作家而言，我更期望发扬司马迁精神，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不能局限于资治，取悦于皇家。司马迁的境界还是比司马光的境界更高。现在处于价值多元的时代，人们的历史观也在不断地拓展、更新。传记作家如何超越权力的制约、金钱的诱惑，如何在传主和家属面前保持自我，保持独立，即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都是值得探索问题。在这方面，陈为人的成败得失，给同行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相关阅读：陈为人和《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

我于1990年春天来到重庆歌乐山下工作。这是一个纪念馆，它最通俗易记的名字叫“渣滓洞”。1963年建成开放时叫“重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美蒋罪行展览馆”，1984年改名为“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2007年再次改名为隶属于“红岩联线”的“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还有一个文物保护专用名称叫“‘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初来时，我花了两三个月的空余时间熟悉环境，在这片2.08平方公里的文物保护区域内，到处“踩点”。沉浸在六十年代的感知氛围中，并未察觉身边笼罩着历史迷雾。三年以后，渐渐感受到了不明历史真相的压力。我的笔端每天流淌着“阴森恐怖、杀人魔窟”宣传文字，却查不到中美合作所参与杀害进步人士的细节。在气势若虹的口号之下，找不到对应的历史事实。我冒出一个想法：太平洋战争期间，美国为什么要派出数以千计的军事技术专家到重庆来“迫害镇压进步人士”？这不符合历史的逻辑。中美合作所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我开始焦躁不安，迈出了探寻真相蛛丝马迹的一步。首先熟读馆藏资料，从众多服刑人员交代材料中，看到了中美合作所的抗战史实。中美合作所气象及通讯组少将组长程浚于1959年所写的材料说：“中美合作所总部，在全中国建立有156个气象站，掌握着中国沿海及内陆、东南亚乃至部分太平洋地区的气象资料（是直接为太平洋战争服务的）。中美合作所总部设置了强大的电讯总台，这个电讯总台拥有十余部中程发报机，具有四个方面的业务职能：第一，它与中美合作所之外的美国海军各单位联络，包括美海军基地旧金山和珍珠港的电台、包括正在太平洋中活动的美军舰队、包括太平洋战争重大战役发生地点的关岛和菲律宾的美海军电台；第二与中美合作所所内负责与美海军合作部分的外设电台，以及配合气象情报搜集交流的电台联络；第三属于所内业务范围，包括每天的气象情报传递，而当时重庆的气象总台就是美海军舰队对日作战主要气象情报的来源；第四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属于美国陆军统辖）的有合作关系的电台联络。”中美合作所气象台旧址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少将组长王一心，1959年所写的材料说：“中美合作所在重庆设立的强大的无线电台，专门收听日军方面发出的密码电报，记录下来，分发中美双方的研究员仔细研译，借此侦察日军方面的军事情况。这一工作收获相当大，曾有好几种日军密码电报被侦译组中美双方研译出来，由此知道了日军的调动情况。”从台湾的《传记文学》中看到：“从1943年春天到1945年秋天，中美合作所举办了大大小小十多个特种技术训练班，一共训练了作战部队49,180人，工作人员1,328人，与日本军队大小战斗1,877次，配合正规军抗日作战，展开游击战，扰乱日军后方，破坏日占区的交通、仓库、矿山，并援助美军在中国沿海登陆作战。”1993年，参加本单位与群众出版社合编《戴笠、梅乐斯与中美合作所》一书，我读到公安部保存的相关资料。我还到图书馆、博物馆查阅图书资料，并和朋友互相交流信息、借阅书籍。一些七、八十岁的当地老人，曾经指点着公路边灰砖青瓦的民国时期的平房，告诉我：“听说，那里就是中美合作所的总部办公室。”他们也曾带领我爬上歌乐山东麓的一座小山头，地名叫做狮子山，告诉我：“当年这一带有很多中美合作所的游动哨，他们背的枪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武器。”他们还指点着白公馆与渣滓洞之间的某个转弯处说：“这里是中美合作所的仓库，重庆解放时从这里搬出了很多器材。”梁广老人1944年到中美合作所当炊事员，他说：“有400多美国人吃饭，梅乐斯也来吃过的。美国人在抗战胜利后就陆续走了，1946年5月全部走光，只留下十多人办移交。”我意识到，中美合作所与1949年深秋的大屠杀无关。

龚巧明像，裴庄欣绘1985年，龚巧明在西藏采访途中，因车祸遇难，时年37岁。到今天，已过去38年了。年过古稀的我，用浑浊的目光努力回望当年，把焦距拉近，记忆中的细节被放大。今天再忆及她时，涌动在心中的，一个苦苦挣扎，左冲右突，寻求一方文学净土，也寻求个人精神出路的女作家。她在拉萨的文学活动以悲剧作结。随之，活跃在西藏文坛的青年作家大多数陆续离开，标志着边陲文学的一个热闹时期的结束。我一直在想，要是她没遇上偶然事故，活到今天，古稀之年，也许会作出另一番总结……

昨天上午，受人尊敬的阎明复与世长辞，享年92岁。阎明复是辽宁海城人，1931年11月出生于北平。抗战时期，在重庆巴蜀小学、南开中学读书。1947年，在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学习。1949年加入中共，同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科学校。他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科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毛泽东著作翻译室定稿员；浩劫年代，系狱秦城；改革开放，重回中枢，1986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1987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在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1年5月至1997年7月任民政部副部长；1997年8月至2002年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8年前，他撰写的《阎明复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近百万字，我读后感到价值非常高，写了书评，在《炎黄春秋》发表。阎明复1957年到中央办公厅担任翻译组长，前后长达17年。作为翻译，他直接参与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中共领导人和赫鲁晓夫、苏斯洛夫、柯西金、铁托等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1989年，他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参与了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他说，“经历和参与过的当事人和决策者，健在的越来越少了。这部回忆录再不全面客观交代、讲述这段历史全过程，恐怕以后不会有既亲身参与或者说经历过那段历史，又有机会接触第一手资料，能够全面记述那段历史过程的书籍问世了。”发生在60年前的中苏论战，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重要一幕。在此之前，我读过吴冷西的《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伍修权回忆录》、崔奇的《我所亲历的中苏大论战》、顾达寿口述，郑少峰执笔的《直译中苏高层会晤》等亲历者的著作。相比而言，《阎明复回忆录》不但内容更加详实，更重要的是对这段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反思。研究中苏大论战，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提出来的。由阎明复牵头，于1998年4月6日到8日，在燕郊举办了“关于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问题的讨论会”，参加者多是当年大论战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人，有资深外交官，有中央领导人的翻译，也有中央直属研究机构的学者。讨论的结果，取得的共识，先以文字上报。1999年11月4日至8日，阎明复等四人用三天时间当面向中央领导陈述。这些重要情况，公众没有机会了解。回忆录则公开了陈述的重要观点：中苏大论战形式上是意识形态论战，实际上是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中国企图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手段，剥夺苏共‘马克思主义正统’和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从而摧毁它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在这场论战中双方都力图把对方党的最高领导人搞下台。大论战是历史悲剧，从总体上应该否定。中国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为维护国家主权进行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这是对的。就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的全过程来看，苏联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负主要责任。在意识形态争论方面，中国在大论点中坚持的观点基本上都站不住，是以极左来反“左”，因此错误更多，责任更大。从中国方面来说，大论战害人害已，以害已更重。在国内，一是发展成“文化大革命”，陷入十年浩劫；二是准备战争，搞大三线建设，把原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完全打乱。在国际上导致“三斗一多”，四面树敌，处境孤立，为了同苏联争夺影响，对第三世界进行超过国力的援助。大论战使各国党陷入分裂，国际共运进入低潮，中国支持的左派党大部分都没有站住脚。大论战实际是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第一个因素是国内社教逐步形成的“二十三条”。这一文件提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个重要概念。与此同时，毛主席反复强调“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要警惕赫鲁晓夫睡在我们身边”。第二个因素是“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纪历史上的教训》中提出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十五条。这十五条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国际反修一搞中苏大论战，国内防修就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者如同两个轮子，相互配合，把中国最后带入十年浩劫。关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所做的秘密报告，阎明复也表达了重要见解：“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过了四十年再回过头来看，当时批判斯大林所造成的迷惘和动荡已经过去，而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意义是深远的。”反思是历史记忆的灵魂。在此之前，阿尔希波夫对苏联方面的责任和失误进行过郑重的反思。中国人回忆中苏两党两国冲突的历史，当然会打上中国情感的印记。对于中国人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指出苏方的责任和失误，而是解剖中方的责任和失误。在其他书中，这方面的内容或者没有，或者很薄弱，而较多地渲染中方的风采。相比之下，阎明复的反思就更具有历史的责任感，因而更加宝贵。熟悉国情的人，不难掂量出高层能够听取这些研究成果有多么重要。阎明复的反思，对知识界也有现实的启示。当年的“九评”等文章，是发动文革的理论利器，那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盛气凌人的文风，那种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思维，包括我在内的几代人都深受影响。告别这种遗风，自我排毒，其实很不容易。阎明复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是一份不可磨灭的精神遗产，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启示录。哲人其萎，精神不朽。

我喜欢交游，在沁县插队三年，在知青中结识了一些朋友。卢叔宁是北京师大一附中66届高中生，在校期间并不认识。他在漳源公社李家沟插队，距长胜村约30里。我借老乡的自行车，到李家沟拜访，和他相识，感觉他比我读书多，想得深，很愿意和他交流。1970年庐山会议后，传出一些小道消息。于是，我、文重萍、杨小平和卢叔宁，相约到漫水后泉知青点聚会。那天晚上，大家围绕陈伯达，各抒己见。有人说，陈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卢叔宁当场反驳。并预言，下一次斗争就到了军内。我没敢想，他指的是林彪。当地消息闭塞，卢叔宁不会有更多的信息来源。高层批陈整风，黄、吴、叶、李、邱作检讨，卢叔宁不可能知道。他靠对国情的直觉观察，做出自己的判断。数月后，发生“913事件”，我恍然大悟，时局变化竟被卢叔宁言中。于是，请卢叔宁到段柳杨小平住处，和赵国楠、文重萍等再次聚会。卢叔宁带来了秘不示人的日记，给我们念了几段。我们才知道他对林彪早有系统的反思。他认为，国家重蹈了斯大林晚年的覆辙。犀利的言辞，让大家振聋发聩。卢叔宁是师大附中的高才生，数学竞赛得过奖，文章登过报。文革初父亲不堪凌辱弃世，家庭悲剧推动他独立思考，质疑主流宣传。插队后，他尽可能寻找各种中外著作阅读，尤其喜欢鲁迅。他说鲁迅是他平生唯一敬重的人。我曾和他有过一次失败的南国之行。当时我还没有读过多少鲁迅的书，他讲起鲁迅来如数家珍。印象较深的是他把鲁迅和郭沫若作了比较，对前者怀着真诚的敬意，对后者却剖析得入木三分。当时的宣传，鲁迅被抬得很高，按政治需要进行了改造。卢叔宁系统地读过鲁迅的原著，鲁迅在他心目中，鲁迅的人格是独立的，是批判性的启蒙思想家。他冒着风险，坚持撰写日记。母亲和哥哥担心文祸，恳求他烧掉。他毁掉少部，大部分保存下来。1998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组织一套丛书，向我约稿，我提交了自述《精神的流浪》，同时建议，出版卢书宁插队期间的日记。出版社以《劫灰残编》为书名，让卢叔宁的部分日记面世，引起学界关注。印红标的专著《失踪者的足迹》，辟有论述卢叔宁的专节；钱理群的专著《爝火不熄》，洋洋洒洒写了三万字，评述卢叔宁独立思考的价值。文联出版社的丛书要求每册篇幅十万字左右，没有把卢叔宁保存的思想精华全编进去。其实，他在沁县广播站工作期间，还写过不少东西，长诗《清江河的传说》，剑指闭关锁国，倡导对外开放。长诗《我们生得并不晚》，被反复转抄，在一代青年中不胫而走。卢叔宁丁东文重萍在深圳相聚1977年冬，卢叔宁参加高考，分数很高，但那年并非分数面前平等录取，66、67届高中毕业的高分考生，多被挤到师范院校，卢叔宁被录取到晋东南师专，毕业后分回沁县中学教书。这时知青大多已经离沁，周围失去了思想碰撞的氛围。至暗年代，独立的智者可能达到先知先觉，思想解放的大潮开启后，偏居一隅很难再领风骚。1980年代后期，文重萍介绍他到深圳教书。他退休以后，我建议他撰写回忆录，他写成了《苦难、不屈与求索》出版，约三十万言。我应邀作序，称他是思想史上的幸存者。魏光奇是北京外语附中66届初中毕业生，也以好学深思见长。他在漫水公社后泉插队，距长胜村50里。同村还有杨志栓、朱东力等喜欢思考问题。我和魏光奇相识后，纵论国是，诗词唱和。回北京探亲，又认识了杨志栓正在热恋的黄以平。黄以平毕业于北京101中，父亲是地理学泰斗黄秉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黄以平人缘好，各路民间精英都愿意和她来往，家里就成了北京有名的沙龙。在这个沙龙里，发生过一些产生深远影响的辩论。张木生在这里发表了改变农村体制，否定人民公社的主张。我读到摘要，大开眼界。魏光奇后来到长治东风钢铁厂当会计。1978年以同等学力报考首届研究生。我当时刚刚考上山西大学历史系，和任茂棠老师比较熟，向他转达了魏光奇投考的愿望，任老师对没有读过高中和大学的自学者不怀偏见，让他写了一篇文章，看后认为思索能力不错。和他见了面，用几个小时给他梳理了中国近代史的知识体系。结果，魏光奇初试复试都是第一名，录取水到渠成，和我在山西大学历史系相聚。不过他是78级中国近代史研究生，我是77级本科生。读书期间，在沁县插队的知青赵国楠考上中文系，俞瑚考上历史系，李琨、席小红考上外语系，几个师大一附中同学，又成了山西大学同学。1972年年底，我回长胜村办调动手续。巧遇李银河。沁县是她父亲的老家。她在内蒙下乡三年，转到沁县乔村插队。李银河和我是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校友，我比她高一届，在校期间并不相识。她听说文重萍收藏了不少文学名著，从乔村专程来借书，我和她由此相识。不久，我和文重萍在北京，到李银河家，欣赏她家收藏的世界名画集。李银河后来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1977年毕业，到《光明日报》当编辑，1978年又调进国务院政研室。《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向她和林春约稿，她们合写了《要大大发扬民主，大大加强法制》，轰动一时。从此她的名字进入公众视野。她说：“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容易使人产生使命感，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沾上了边。其实，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自我夸大。我们所做的只是权力的喉舌，是权力之手握着的笔，我们与权力的关系跟普通百姓没有区别。”“并不是那篇文章有什么特别深奥杰出之处，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正好需要民主和法制这两个东西。我们只不过是时代和政治的代言人而已。”1979年，她参加理论务虚会。后来和王小波结婚，到美国读博士。1988年，李银河留学归来，选择性社会学持续探索，成为这个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学者。中国的社会转型中，性别问题很敏感。李银河进入早，著译多，不时与大众传媒互动，十分引人注目。她的言论，直面伦理层面的争议，不时发出对现行涉性法律的反思，前卫立场、理性精神、行动能力相统一。在同性恋问题、淫秽品问题、卖淫问题、聚众淫乱问题、自愿年龄线问题，她都提出独立的见解。过去很长时间，社会不分公域和私域，生理、心理问题被当成道德问题对待，道德问题被当成法律问题对待，李银河从基本人权出发，廓清界限，为性少数派的权利声辩。她的著述，产生广泛影响。某些性少数派的当事人，因而免受不必要的伤害，或者减轻了伤害。以至司法领域的某些调整，也与此相关。李银河为重庆出版社主编《知识分子丛书》。邀我自选了一本《永远的质疑》，2013年在重庆出版社面世。拿到样书，我不禁联想起1980年代的丛书热。当时，引领风骚者首推《走向未来丛书》，李银河就是编委和作者之一。知识分子通过编辑出版丛书，引领风骚，传播新的思想观念，推动文化转型，社会进步，为民族中兴添柴加薪，已成昨日记忆。在长胜村插队的同学，爱好文学，尝试创作的有好几位。我写诗，李丹妮写散文，韩旺辰写小说，王国全是多面手，小说、诗歌、剧本全面开花。他创作的叙事诗《格尔丹的传说》、抒情诗《大江三部曲》，都让我眼睛一亮。文重萍订了一个长篇小说创作计划，为此搜集了不少中外名著。我们曾经互相切磋，一度成立长胜知青文学小组，取笔名常青文。我们的文学活动，得到县里的重视。1971年冬，沁县召开文艺创作会议，邀我和白锡喜等知青参加。接着召开图书审查会，又邀我和杨志栓参加。那年中央开了一次出版工作会议，要求各地用三结合的方式，审查文革前的出版物，解放一批文革前的旧作。指定沁县审查的是两本书，一本是散文集《故乡散记》，一本是小说《地下小学》。县里干部牵头，吸收工农兵各界人士十几个人，聚在县招待所，开始审书。县图书馆找不到《故乡散记》，只好先审《地下小学》。作者段杏绵是马烽夫人。写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儿童团员的故事。书只有十几万字。大家一边念，一边评议。有一位人武部的与会者，认为这段美化了日本兵，那段丑化了革命群众，我和杨志栓与他唇枪舌战，极力说明这本小说应当解放。一些来自工厂、农村的与会者，见我们振振有词，也有所附合。最后形成结论，这本书主流是好的，可以解放。后来，听说沁县审书的结果受到上级表彰，说有政策水平。而另一些县，因为大批判精神占上风，把没什么问题的书也枪毙了。我当时并不认识段杏绵老师，后来和邢小群结婚，才知道她父母和段杏锦是老同事。1992年，儿子按知青政策转回北京上中学，小群想就近照顾，但调动工作很难。1993年，中国作协创办《环球企业家》杂志，唐达成向主编冯立三推荐邢小群参加编辑工作，开始定不下来，段杏锦给张锲打了一个电话，让小群以借调的方式进京工作，改变了我们家庭的生活轨迹。文学是苦闷的的象征。随着插队的持续，一些知青开始寻找脱离农村的出路，飞鸟各投林。我当时写诗有一部分是抒发真实思想感情，私下交流，求其友声。一部分是顺应时风，争取在报刊发表。当时担任沁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的郭同德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他和《山西日报》有业务联系，把我的诗推荐给相关编辑，一首很快见报。我又写了一些，订了一本，存在郭同德处，请他继续推荐。没有想到，这竟成为我结束插队的契机。原来，省委书记曹中南提议，在大学选拔工农兵学员之前，省委调研室从全省挑选十名北京知青试用。调研室主任吴象派员分三路考察。其中一路来到沁县。我当时在北京探亲，郭同德向他们介绍我的写作能力，还把我存在他处的稿子提交给调研室考虑。我不在场，最后竟然被调研室选中。调研室知青合影，后排中王川，前排左丁东当时知青想招生上学，离开农村，关系因素已经发酵。我父亲去世，母亲是北京一所中学的普通职员，可谓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依靠。1972年春节过后，我回到沁县，惊喜地收到通知，让我到省委调研室报到。这真像从天上掉下来一个馅饼。当时，沁县和我一起入选的还有王川。他在插队期间已经入党。我们到调研室试用一年后转正，成为国家干部。郭同德先生60几岁就因癌症去。我永远忘不了他的推荐，改变了我的命运。吴象领导调研室，秉公办事，量才用人，我终生难忘。1972年3月，我和杨小平乘同一辆班车，离开沁县。我到太原报到，他被北京师范学院录取。文重萍两年后被山西财经学院录取，和我又在太原相逢。小小的三人长征队，先后结束了知青生涯。相关阅读：插队往事（上）沁县行吴象千古

今年6月23日，我回到沁县长胜村，感慨颇多。县政协要编《知青岁月》，向知青征稿，不禁让我回想起50多年前的插队往事。我是北京师大一附中67届初中生。1968年，上山下乡进入高潮。12月有一批到沁县插队，我在学校报了名，1969年1月9日离开北京。出发前，我们商议，以徒步考察方式，前往沁县。开始有20几个同学响应。变数很多，最后只剩杨小平、文重萍和我，组成了一个小小的“长征队”。杨小平是66届高中生，长我4岁，是校革委副主任。他父亲杨伯箴是北平地下党领导成员，曾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当时挨整。这让他参军无望，退而求其次，只好插队。后来父亲东山再起，出掌北京外语学院，他1972年上了北京师范学院，现定居美国。文重萍是66届初中生，长我1岁。他是家中长子，有主见，敢担当，唱歌、演讲、书法都有一套。父亲是湘蜀餐厅的川菜厨师。我们插队，吃了一年没有油水的粗茶淡饭，回北京探亲，一人出两元钱，请他父亲采买食材，在家为我们做了一席川菜，舌尖上的记忆，终生难忘，以后再高档宴席的美味，都无法超越。我们三人把行李运到沁县。背着简单的背包，打着红旗上路，每天步行7、80里，饱览北国风光。沿途各地，出示介绍信，便可免费住宿。领到伙食费每天四角，一路就餐。三人一路天南海北神聊，从时政，到历史，别有一种浪漫。途中遇到一队天津知青，有男有女，20多人，一名教师带队，比我们秩序严整，他们前往山西平陆毛家山插队，一出发就是新闻关注的典型。我们三人，走了20多天。参观的重点一是河北平山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会址。原址已被岗南水库淹没，只能看迁移复建的展览馆，当时参观者很少。从冰上穿越岗南水库，进入山西，便来到昔阳。大寨村人头攒动，陈永贵每天出来和参观者见面握手，我们也握了。在地里还见到正在干活的老支书贾进财，亦握了手。我后来以此写了一首诗——《和大寨老英雄握手》，发表于《北京新文艺》。当时对大寨十分仰慕，想到农村学习实践。到了沁县，和农民共同生活三年，才生出疑惑。

5月20日下午，突然接到缪力电话，说沁县政协邀请当年的老知青，参加端午节民俗文化节活动，她和丈夫呼中陶决定前往，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当即表示同行。从18岁到21岁，我在沁县插队，度过了难忘的三年。插队同学聚会时，常有重回沁县看看的动议，落实不易。我回过两次，最近一次也在十几年前了。当下北京酷暑，太行山区凉爽宜人，机会难得。缪力说，再问问同学，看谁愿意去？我打电话问了几位。有的说，家里有事走不开；有的感到时间太紧；有的刚从外地回来，需要休整一下。只有张惠文表示，离开沁县50多年了，还没回过。愿意参加，圆自己多年的梦。时间紧迫，我赶紧上网查询火车票。从北京到沁县，乘高铁最便捷。22日17：08发车的G681次尚有余票，立刻订了四张。22日下午，四人在丰台站相会，行驶3小时46分，20：54到达武乡。沁县方面派车接站，21：30便住进了沁州宾馆。行程安排十分紧凑。23日一早，我们来到县城边上的西湖，观看龙舟比赛。端午赛龙舟本是南国风俗。15年前，沁县引进龙舟赛，连续举办十二载，疫情三年中止，今年又恢复了。赛程共三天。我们观看的是第一天的比赛。西湖边上的二郎山，有石刻博物馆。1959年，沁县南涅水村出土北魏到北宋550多年间的石刻佛像1100多件。后在县城边上建馆展示。十年前，入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我曾看过，这次重看，仍然感到惊艳。历经千年以上的诸多佛像，均用当地石头雕塑，神态各异，表情丰富，无愧中国雕塑史上的珍品，石塔、石碑也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可惜这批文物已经出土60多年，没有赶上新一代公众关注考古的热情升高。今年春天，我参观了临漳佛造像博物馆。2012年，当地出土北魏至唐朝佛造像2900多件，国家拨巨资在当地建造专题博物馆，并在国家博物馆举办特展，轰动一时。相比之下，具有同样价值的南涅水石刻，就没有这么幸运，至今仍然鲜为人知。小东岭在沁县城南十余里，1938年3月24日至28日，朱德、彭德怀曾在村中古庙召开国民革命军第2战区东路军将领会议，国民党高级将领武士敏、曾万钟、高桂滋、朱怀冰也来参加，共商对日作战。朱德在这里住过一个月，八路军总部也曾在此短期驻扎。小东岭成为沁县境内首屈一指的革命景点，重建了当年开会的庙宇。朱德旧居也在布展之中。我插队的长胜村，距此不过三里之遥，当年听说朱德在邻村住过，半个世纪后，才得到实地寻访的机会。看罢小东岭，回到长胜村。戏台、供销社、大队部都是我们熟悉的，我和缪力、张惠文当时借住的老乡的窑洞和房子，都还在，大家重新看过，感慨万千。知青集体居住的牛家祠堂，已经夷为平地，无法再见。张惠文看到一处已经破败的旧房，回想当时住在里面，中了煤气，幸而及时跑出，有惊无险。村边小河对面，我们刚下乡时参加劈山工程的旧地还在，缪力被平车撞伤了腿，张惠文施以援手，想起来不胜唏嘘。村里知道我们要来，邀请十几位“老客”和我们聚会。和知青有交往的老乡，最年轻的过了七旬，年长的已近九旬，重逢分外感慨，热泪盈眶。老村子已经破败，新村向西面发展，已经跨过了二里外的铁路、公路，甚至快要连上县城。新盖的房子都是一砖到顶，和当年的土房土窑不在一个档次。但我更关心老年农民的实际收入。当年和知青来往最多的栓柱已经73岁，他告诉我，现在养老金每月是133元。王贵文和我同岁，是我的房东，当过村委会主任。八年前查出胃癌，做了手术，人消瘦得几乎不敢相认。我问他，村干部退下来有没有补助？他告诉我，正职一年十块，副职一年五块。他干了八年正职，年终补助只有80块钱。下午三点，县政协副主席崔艳红邀请我们座谈编纂《知青岁月》。今年四月，他们启动这个旨在存史的项目，计划明年年初完成。目前已经搜集了一些史料。现任干部比较年轻，和知青并无接触。于是印了《致在沁知青的一封信》，想发到老知青们的手里。缪力在沁县生活11年，1979年离开。她曾担任公社书记、县委常委，和她共事的一些沁县干部虽已退休，还在老年学会活动。于是请缪力出面，联络当年的知青，诚邀撰稿，提供史料。呼中陶说，最近各地知青回忆录出得不少，大多由知青编写，以民间方式成书。像沁县由政协出面，组织编纂知青书籍，尚不多见。我也有同感。谈了一些想法，我说：沁县政协能够把记录知青史实立项，纳入政协工作，作为老知青十分高兴。现在启动，时不我待。同村插队知青，最年轻的今年也满70岁了。疫情以来，我们村20多位知青，凑齐一桌已经不易，今春聚会只到六人。健康状况明显下滑，不少人有病，出门困难。写作、表达、回忆能力，开始走下坡路。有的已经先走一步，成为古人。现在是最后的时机，沁县政协启动编书十分及时。编辑知青图书是有难度的工作。如何看待知青上山下乡，并无共识。回忆知青生活，有甜有苦，有喜有悲。有些人是高光岁月，有些人是至暗时刻。建议不必强求一律，尽量寻找最大公约数。最重要的是一个真字。真实的史料，真实的情感。只要出于真心，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基调，都应包容和尊重。有的知青，无意撰稿，能够提供当年的照片、书信、日记的复制品，也十分珍贵。如何寻找有效的编书路径？县里印了这么多《致在沁知青的一封信》，让我们散发，其实并非上佳选择。转交纸质信件，成本不低，效率不高。建议用互联网，更加便捷有效。建一个微信群，把尽量多的在沁知青拉进来。当年知青有400多来自北京，200多来自天津，还有来自其他地方的插队知青和本地回乡知青。北京知青，来自师大一附中、外语附中、43中、15中等不同的学校，分散在几十知青点，如今分居四面八方，国内海外，同校同村的知青联系较多。可以用微信滚雪球，越滚越大，争取联系几百人。有一些知青，写过回忆文章，我在1994年参与编辑《老插话当年》一书，邀请七位在沁知青撰写了回忆文章。还有几位，已经完成了整本回忆录。可以把已经完成的文本找来，在微信群里陆续展示。让真情呼唤真情，记忆激发记忆，形成滚雪球效应。出版社出版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书籍，难度较大，建议书编出来，作为县政协文史资料印刷，早日和大家见面。主事者接受建议，当即发起群聊。我又邀请数位熟悉的知青入群。魏光奇等入群后，再邀他熟悉的知青入群，一天时间，入群朋友已达60位。24日，我们继续参观，御书楼和漳河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漳河源距县城十几公里，现在是风景区。源头清泉不断冒出，水质甚佳。近侧立有一块石碑，上书海河源头。据说，天津方面有人来此寻访。海河是中国七大水系之一，北京、天津都属海河流域。海河源头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发源于山西陵川的卫河，流经河南，海河全长1090公里；一种说法是发源于山西境内的清漳河，海河全长1032公里：一种说法沁县的浊漳河源才是海河源头，海河全长可达1329公里。河源唯远，是判定河流的常规标准。以沁县漳源的泉眼为起点，海河可拥有最长的流程。此意如经专业部门考察论证，沁县就不仅是“三晋花园水美名城”，而是“海河源头水美名城”了。那样，沁县对各地游客的吸引力，可能登上新的台阶。

1980年代，我作为中国新闻社记者曾几次采访过他。当时他对中国经济改革提出了独树一帜的理论与主张，其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1980年5月在全国劳动工资座谈会上倡导并多年来一直坚持的股份制经济。

上级回复，河北文联的干部下乡四清去了，一时联系不上，问我父亲愿意不愿意到山西省文联？父亲一想，山西的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几位作家他都认识。孙谦还是他在电影局时的同事，就同意到太原。

一个月来，疫情海啸般席卷中国大地，大批院士、教授、学者、艺术家不幸谢世，讣告目不暇接，让人感叹生命的脆弱。生死只在一线之间，有人昨天还在网上畅叙，今天便阴阳永隔！这几天，我正忙于和朋友一起，整理好友赵诚的怀念文字，为他撰写悼文、诗词、挽联、留言者已有七、八十位，由此可见人心的向背。

燕东园29号楼的院子很大，树很多。靠近28号翦伯赞先生家的东面那片草地上，长着好几棵高高的树冠很大的树，叫不上名字，但没有一棵树是重样的。南面的草地上有一棵龙爪槐，一棵梨树，西南角上有一棵白皮松。院子里角角落落种满了花花草草。

1950年代，北大还有一对夫妻，分别是一级教授和二级教授，他们便是曾昭抡、俞大絪夫妇。他们也曾在燕东园居住。搬进燕东园30号的时候，俞大絪先生在北大西语系教书，曾昭抡先生则先后兼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化学系主任、教育部和高教部副部长、中科院化学所所长等职，只见他每天在院子门口，从黑色的小汽车里上下。

1952年深秋的一天，14岁的张企明第一次走进燕东园桥西38号。新家的温暖和宽敞扑面而来：一进门，只见过道左边的小锅炉已经炉火熊熊地烧起了暖气。这是一栋两层楼的小洋房，楼下有客厅，饭厅，卧室，书房，阳光房，厨房，浴室，下房及储藏室。楼上是阁楼，有两间卧室和盥洗室。比在中老胡同的家大了不止一倍。

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翦伯赞住进了燕东园。当时，翦伯赞先生身份高，住房规格也高。28号楼整栋住他一家，院里盖有汽车库，配有专车与司机。在楼的南面还加盖了一间有敞亮玻璃窗的房间，成为历史系派给他的助手杨济安等五六个人的工作间。

1966年冬天，文革中的燕东园各小楼都被要求腾房。33号小楼腾房以后，搬进来的是英语专业的周珊凤先生。据她的女儿李之清回忆，当时我们住在北大燕东园，家里只有两个房间和一个楼梯间，父亲住一间，母亲和我们挤在另一个房间里。

董伯伯的悲剧，对我们一家的冲击难以形容。我们谁也不相信董伯伯是美国特务。而董伯伯之死，在父亲心里更是成为永久的痛。晚年的父亲，每看到计算数学领域的一个进展，总会念叨一句：如果董铁宝先生还在。

李赋宁先生是长子，从小受到良好的家教。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清华教书，出国留学回来仍然任教于清华，直至1952年院系调整到北大。算下来，他在清华大学度过了13个春夏秋冬。李星

《北岛集》精装九卷，其中诗两卷、小说一卷、散文六卷，由三联书店出版。重新品读，颇为感慨。在中国大陆，作家学者的多卷本文集已数不胜数。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北岛的多卷本文集，应当说姗姗来迟了。

杨晦先生当了中文系主任，达16载。好多届的学生都听过“老主任”的课，他的门下也带出了不少研究生。杨晦先生以诲人不倦出名，燕东园桥西37号杨家院子的大门朝南开，进出的拜访者多多，其中学生们来的最勤。

洪谦何玉贞夫妇有两个儿子。老大洪元颐，1941年生于重庆。老二洪元硕，1948年生于广东，小名崽崽。1950年代，洪谦先生从武汉大学应聘至燕京大学哲学系任教，一家四口人住进燕东园桥西31号。

马志学还写过一篇随笔《燕东园咏叹调》，表达了“心中永远的思念”。这是我最早读到的关于燕东园故人往事的回忆文章。这篇随笔的结尾：又一个春天到了，每逢此时，当年燕东园那浓郁芬芳的丁香总是让我格外思念。

谢希德到晚年仍然为此伤感：“回国后一直到父亲1986年在台湾去世，我没有再收到过他的信，这对我是很伤心的事，因为他非常爱我。在他的遗物中，我发现了我们的结婚照，他复印了许多。”

赵紫宸先生在燕京大学资格很老，他1926年受司徒雷登校长之聘，入职燕京大学执掌宗教学院26年，学贯中西，既教神学，又教中国古典文学。在燕东园住户中他是老资格，前后住了十八年，守着36号小楼没有动窝。

我家这间客厅、饭厅1950年代在北大数学力学系的老教授中还挺有点名气，那时丁石孙先生（1984——1989年北京大学校长）还是个年轻人，按照党组织的安排，担任系里民盟小组负责人，他后来多次说过：

前几天，应丁东兄之约，介绍家父牟宜之的自寿诗，无意中翻到了表姑父黄万里写给家父的三首诗和家父一首回赠长诗。仔细阅读，不禁为二位前辈傲岸的风骨、雄厚的底韵、刚直的品格和旷达的情怀深深折服。

前几天，马国川和夫人方虹来家小叙，送我们一套《日本三部曲》，分别是《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国家的歧路：日本帝国毁灭之谜》《国家的重生：日本战后腾飞之路》，均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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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王小波逝世25周年。他如果在世，不足70。他人生不满45周岁。作品延长了他的生命。今天还有很多读者阅读他的书，引用他的观点，喜欢他的有趣，一些后来者心甘情愿，做他的门下走狗。肉体消失四分之一个世纪，精神还有蓬勃的生命力，这在当代文坛并不多见。放眼古今中外，也是凤毛麟角。王小波应当欣慰。但我留有遗憾。他如果多活十年，哪怕多活五年，情况便大为不同，可以感受更精彩的世界。他要开办自媒体，不知会有多么火爆，引出多少智慧的火花？有一部阿根廷名剧，叫《中锋在黎明前死去》。在我看来，王小波也是在黎明前死去。他死在了纸媒式微，互联网称雄之前。对他来说，这很可惜。王小波死在1997年的春天。当时的中国，没有微信，没有微博，没有当下流行的各种自媒体。王小波是中国最早的一批网民，当时只能通过电话拨号上网，费用高，速度慢。王小波是中国最早的个人计算机使用者，是最早用电脑写作的中国人之一，自己还会编程。当然，那时也没有金盾工程。一个人在技术上先知先觉不顶事，重要的是社会流行什么。1997年，是纸媒为王的年代，传播信息主要渠道不是互联网，而是报纸、杂志、书籍和广播电视电影。个别人会用电脑写作，会上网，主流媒体不会，仍然无奈。王小波用电脑写作，投稿只能打印在纸上，装进信封，通过邮政，寄给编辑部。书稿可以拷到软盘上，先是5吋软盘，后是3吋软盘，手递手交给编辑。当时没有U盘，一般出版机构也不会接收电子文本。王小波的才华，生前得到了一些大陆高端纸媒的青睐。我知道，《读书》主编沈昌文，《东方》总编钟沛璋和副总编朱正琳、梁晓燕，《南方周末》编辑鄢烈山，《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都很器重王小波。有的请他开专栏，有的向他约稿，他的随笔被当作提振媒体品质的宝贝。我当时在中华医学会科普杂志《健康世界》客串编辑，也曾几次打电话向王小波约稿，他很快把打印的稿子用信封寄来，及时在杂志上刊出。他出版不顺利的是小说。他最钟爱小说创作，而不是随笔写作。随笔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稿费，支撑他辞去中国人民大学外语教师的职务，以自由撰稿人立世。小说的发表磕磕绊绊。不少小说生前没有问世，成为遗作。他的小说代表作是《黄金时代》。这是他最好的小说。也是他创作时间最长的小说。从1980年代开始动笔，导师许倬云提过意见，他反复修改了许多稿。许倬云推荐给台湾《联合报》，在副刊连载，获得中篇小说大奖。1990年代初，《黄金时代》在台湾经联出版，又和另外两部小说合成一集，以《王二风流史》为题，在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港台图书市场小，发行量有限。小波能够得到的样书，肯定不多。我们和他相识于1992年，蒙他看中朋友，把港版、台版各送我们一册。我当时在山西社会科学院，请大学同学兼社科院同事陈坪一起分享了《黄金时代》。我们进行了一次对话，讨论这部小说的意义和特色，整理出一篇对话录。当时我还没有“换笔”，稿子是手写的。寄给王小波。他送到《读书》。听他说，编辑认为原作尚未在大陆出版，评论不便刊出。手稿也没有退还。我还把《黄金时代》推荐给几个大型文学期刊，请他们发表，都告失败。只有《黄河》主编周山湖认认真真给王小波写了一封信，对小说作出高度评价，说明了不敢刊登的理由，托我转交。又过了几年，赵洁平女士趁领导出差之机，终于让王小波的小说集《黄金时代》在华夏出版社付梓。这样，王小波的五部中篇小说，总算在生前和内地读者见面了。记得当时李银河问起我们那篇关于《黄金时代》的对话，我手里已经没有底稿。只有一份最初整理录音的草稿，我从中摘抄，写成一篇短文，李银河推荐给《博览群书》刊出。可惜当时疏忽，引用了陈坪的观点，却只署了我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我把此文编入文集《尊严无价》，才说明，此文系与陈坪合作。我曾说，王小波生前，只有三个人发表过评论文章，艾晓明、杨泥和我。这是不准确的。陈坪虽然没见过王小波，但他和我一起评论了《黄金时代》。他的见解，有思辨深度。《中国作家》编辑郭小林也想发表王小波的小说，我和他一起到西单大木仓向王小波约稿，王小波给了他一张软盘，内有未刊小说多部。郭小林回编辑部向章仲锷汇报。章仲锷说，今年稿子满了，明年再考虑吧。没有等到明年，王小波就走了。谢泳也曾为《黄河》向王小波约稿。王小波拷了一张软盘，我交给谢泳。谢泳选了一个中篇，很快在《黄河》刊出，王小波活着的时候，见到了杂志。我们和王小波交往不少，但留下的照片很少。当时还是胶卷时代。不像现在，手机拍照很方便。保存下来的照片只有一张，是老朋友向继东拍的。他们《湘声报》一行来北京约稿，组织了一个饭局。参加者有邵燕祥、牧惠、蓝英年等前辈，有王小波、李辉、杨帆、仲大军和我们夫妇。那天是1997年1月29日。两个多月以后，王小波便与世长辞。数年以后，互联网的太阳冉冉升起，从黎明走向正午。

近日，大学同学发起毕业四十周年征文，大家不约而同，纷纷回忆各自参加高考的经历，也钩起了我对往事的回想。

前天，年近九旬的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先生，为最近逝世的好友祖慰写了一篇悼文，发给我们一阅，读后颇为受益。经作者同意，现将文章的主要内容在本公号展示，以飨读者。

晚上，当地政府和有色公司领导会见我们时，堂嫂提出了一个她自己也不太确定的问题，就是小时候听父亲说，他在家乡还有一个妹妹，是不是还在，请当地政府帮助找一找，如果人还在，她希望能见到这个从未谋面的姑姑。

最近，从《中国青年报》退休的谢湘读到《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给我来信，称为奇书。这种评价不为过。作为中国当代作家传记的上乘之作，面世16年来，此书的水平至今未被其他同类著作超越，包括作者本人在内。邢小群和陈为人40多年前曾在山西大学中文系同学。我认识陈为人是19年前。2002年，陈为人准备启动《唐达成文坛风雨五十年》一书的写作，来北京采访知情人。某天，他给我和邢小群打来电话，要我们谈谈对唐达成的印象，并征求我们对传记写法的建议。此前我已经看过陈为人在《黄河》上发表的回忆唐达成的文章，印象不错，但我还是向他坦率直言，要写就写真实的唐达成，写出唐达成命运背后的东西来，并建议参考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其实，当时我对陈为人的写作计划没敢抱太高的期望。我不知道他与唐达成的关系深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他对当今传记写作乃至整个思想文化的发展把握到什么程度。

这本书中，耐人寻味、意味深长之处还有很多，值得读者品味、思考。本文不过取一瓢饮。真实、全面、深刻地记录特区的发展历程，还原中国改革开放的来龙去脉，还有很多大文章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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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8日11时57分，吴象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2007年6月29日，王猛将军病逝，不满88周岁。天不假年，他没有来得及参加北京举办的29届奥运会，但他留下了一份化干戈为玉帛的珍贵遗产。朋友张光渝的赠书，让我了解到这个令人难忘的故事。

编辑过程中删去了一些议论，淡化了某些锋芒毕露的情节，很快定稿。作为投资方的花城出版社，承担着市场风险。开印之前向梁卫星提出，要找名家作序。于是，梁卫星向钱理群教授求助。

其三是人口老化。预计到21世纪中叶，60岁以上的老人将达到４亿，比现在欧洲的总人口还多。由于我国社保制度尚不完善，经济困难老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晚景尤其惨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