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泓：赵紫宸、赵萝蕤父女

燕东园36号

     燕东园桥西36号，住过赵紫宸、赵罗蕤父女。

    我的父亲徐献瑜和赵紫宸先生是湖州同乡，小一辈儿。父亲1939年从美国留学归来，担任燕大数学系代主任，一直对这位长辈非常敬重。我的母亲韩德常1938年转学入燕京音乐系专修钢琴，按照学业要求，她要为歌诗班（唱诗班）弹伴奏，要为排练《弥赛亚》大合唱弹伴奏，这些活动都在宁德楼（宗教学院所在地）进行，因此与赵紫宸先生也很熟悉。

   我家的墙上至今还挂着一副镶着镜框的墨宝，正是赵紫宸先生所书：

   赵家有一女三子：生于1912年的女儿赵萝蕤、生于1918年的大儿子赵景心、生于1919年的二儿子赵景德、生于1923年的小儿子赵景伦。老大与老二相差6岁，正好这段时间赵紫宸赴美留学，1917年获田纳西州范德贝尔特大学社会学硕士和神学学士两个学位，学成回国自己的小家方才正式安顿下来。

   “老燕二代”胡蕗犀阿姨，与赵家比较熟，1946年赵家的小儿子赵景伦从西南联大回东大地，曾招呼她去36号家里看看。她提及一段往事：我知道赵景伦的生日是1923年12月31日，他们管他叫“洋叫花子”，我的生日是1924年阴历除夕，他们管我叫“土叫花子”。赵先生夫妇对我很关心，北平沦陷燕大封校，他们家搬到城里了，每年12月31日他们一定把我叫去，请我吃一顿饭，名为给景伦过生日，实际上赵先生关照孤身一人在北平的我，也惦记我父亲究竟在什么地方。

    胡蕗犀阿姨告诉我，赵先生是老式婚姻，赵太太基本不认识字，两人在文化上差距极大，但举案齐眉，相敬如宾。赵家的家风“温良恭俭让”。

   赵萝蕤、赵景心在《我们的父亲赵紫宸》一文中也提到母亲：1905年父亲17岁奉父母之命和比他长2岁的小商人之女结了婚。我们亲爱的母亲没有什么文化，在这方面和父亲的差距极大，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非常深厚。

    赵太太喜欢在家里养鸟，白玉鸟。而赵先生通常手握一卷苏东坡、辛弃疾、李义山等人的诗集。他喜爱书法，家里留有他用工楷书写的诸葛亮《前出师表》、文天祥《正气歌》以及张载的《西铭》。

   赵先生毕生致力于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他说：“我所信的基督教虽从西方传来，由英美人讲授，也还因为我自己的需要，自己的解释，不必全赖西方的思想，老实说，西方人还等待着我东方的阐解，作新颖透辟的贡献。”他深知教会的使命“成功与失败取决于我们应对时代召唤的能力，这一能力反过来又依赖于我们自身灵命与知识的丰厚程度。在中国，没有基督徒——无分中外——可以置身事外。没有人可以盲目乐观，期待收获多于风险。”

    赵紫宸先生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有两件大事发生在他居住在燕东园36号期间：

    1941年12月8日的夜晚，日本宪兵闯入燕东园抓人，赵紫宸先生是被捕的七位教授之一。他被关进北平沙滩红楼监狱长达193天。面对日本宪兵的审问、虐待和折磨，他没有屈服，写下了《系狱记》。吴耀宗先生在《系狱记》一书序言中这样评价：“紫宸兄在6个多月的虏狱生活中，艰难的他仍表现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刚正不阿的民族气节和爱国热忧。他的信仰是更深刻，更超越，更纯化了”。

    1948年，赵紫宸先生不顾流言蜚语，从香港回到北平，回到燕东园，与陆志韦先生、张东荪先生等人，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奔走。

   1949年，北平解放前夕，他多次拒绝外国的邀请，自己不肯出走，还动员在国外的孩子们回来。长子赵景心在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书时，是一名运动健将，他曾担任校篮球、足球、网球、棒球、冰球、田径六个运动队的队长。1941年毕业后曾在美国檀香山担任过美军语言训练中心汉语教师，后来到香港中国航空公工作，时任中航厦门办事处处长。赵紫宸先生给他写信说：“解放军进入北京城，秩序井然，秋毫无犯”，“你是中国人，你没有选择余地”。赵景心听从了父亲的话，于1949年11月9日参加了“两航起义”，第二年1月回到了北京。

   次子赵景德1947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已入职华盛顿内政部地质调查所。当时中美关系十分敌对，赵紫宸也多方设法，通过当时和中国关系良好的印度驻华大使馆争取他回国。

   三子赵景伦正在哈佛大学读书，受父亲的召唤，没有读完学位就于1951年提前回国了。

   此时大女儿赵萝蕤在哪里？需要回过头来讲她的故事。

        16岁的赵萝蕤，围着一条长围巾，穿着一身薄棉袍，站在燕东园36号阳台的门口。她身后右边墙上那根白铁皮的排雨水管道，左边那一对玻璃窗，都是识别东大地小楼建筑的标志物。那时的她，在燕京大学、在东大地都宛如神话一般的存在。

    她的名字是酷爱诗词的父亲精心选择的，出自李白的《古风其四十四》：绿萝纷葳蕤，缭绕松柏枝。萝与蕤，是香草，是藤蔓，是繁茂而坚强的生命。

   1926年她随父亲迁居北京。此前她一直在苏州读书， 7岁就进入了被称为“名媛淑女摇篮”的景海女子师范学校。父亲担心这所美国教会主办的学校忽视国文教育，就亲自在家开课，为女儿讲《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六年级时，赵萝蕤能诗能文，语文成绩被评为全校第一。到北京之后，她越级跳班，轻松地考上高中三年级。父亲劝她还是先上高二吧。两年后她顺利进入燕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仅有16岁。学了两年，她又转系改学英国文学，1932年从燕京大学西语系毕业。

    赵萝蕤追忆当年的情境：“我大学毕业时才20岁。父亲说怎么办呢，还是上学吧。清华大学就在隔壁，去试试考一考。那里有个外国文学研究所。” 当时清华的外国文学研究所除了英语考试，还要再考两门外国语。结果，赵萝蕤法语及格了，德语却吃了一个零分。不过，她的英语确实过硬，考了一百分。吴宓先生说：“行。德语等入学后再补吧。”赵萝蕤被录取了，还得了一年360元的奖学金。她对父亲说：“我不用花你的钱了。”那时清华的小灶食堂一个月才花6元，还有不少零花钱呢。

   赵萝蕤193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在校的最后一年，她应戴望舒之邀，开始翻译英国诗人艾略特的长诗《荒原》。这首以晦涩难懂、征引渊博著称的现代派长诗，被赵萝蕤成功翻译成中文。当时的读书界一片盛赞。1939年上海《西洋文学》刊登邢光祖先生的评论文章，最后两句是：“艾略特这首长诗是近代诗‘荒原’上的灵芝，赵萝蕤的翻译则是中国翻译界‘荒原’上的奇葩。” 

   赵萝蕤自幼学习钢琴。在燕大读书时，她主修美国文学，同时副修音乐。从燕东园36号那对大玻璃窗里经常传出一串串动人的旋律：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肖邦的《幻想即兴曲》。赵景伦记得：姐姐的毕业演奏，是在北京饭店，弹的是格里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这张照片应该是那次演出的留影。赵萝蕤毕生视西方古典音乐为自己生命的支撑，她说：它使我在无论何种境地，都能欣然的活下去。

   这次写作时，我在电话中采访陆志韦先生的女儿陆遥华阿姨，曾好奇地问她：您们眼中的赵萝蕤是什么样子啊？当年为什么不追着赵姐姐，而总跟着那些男孩子玩呢？

    陆阿姨回答：我们和她差得实在太远了。按照我妈的说法，你要有萝蕤姐姐的一半就好了。

   我心里默算了一下，认为主要还是年龄差距很大的缘故。1936年1月赵萝蕤和陈梦家结婚时，陆遥华她们还是8、9岁的小姑娘。当然也可能与赵萝蕤的性格有关，她说：我是个拘谨怕羞的姑娘，严肃安分得像座山一样。

   赵萝蕤是在东大地和陈梦家相遇相识的。1932年新月派青年诗人陈梦家到燕大做短期学生，1934年9月他考入燕京研究院，在容庚先生门下专攻古文字学。容庚先生家在东大地24号，燕京大学考古学会的会址也设在他家。陈梦家想必经常往来于此。是什么打动了赵萝蕤的芳心呢？陈梦家的老师钱穆先生在回忆录中说赵萝蕤：“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独赏梦家长衫落拓有中国文学家气味”。问及赵萝蕤：

   “为什么？是不是喜欢他的诗？”

  “不不不，我最讨厌他的诗。”

  “那为了什么呢？”

  “因为他长得漂亮。”          

   一对才子佳人的婚礼很简单，就办在司徒雷登校长的办公室临湖轩。两人的新婚蜜月也是借住在紧邻燕东园的王家花园。不过第二年“七七事变”，小夫妻就离开燕东园南下，辗转跋涉到昆明，去到西南联大任教。但当时西南联大遵行清华大学一个老规矩：夫妇不能在同校教书。陈梦家在西南联大国文系教书的八年，赵萝蕤基本都是在操持家务，“我是老脑筋：妻子理应为丈夫做出牺牲。但我终究是个读书人。我在烧柴锅时，腿上放着一本狄更斯。”

   1944年费正清先生给陈梦家联系到一份芝加哥大学教古文字的教职，赵萝蕤随着丈夫来到美国。陈梦家拿出了自己一部分奖学金，鼓励她攻读博士学位。那时正是芝加哥大学英语系的黄金时期，汇聚了不少世界一流的学者。赵萝蕤选择了到英语系专修美国文学， 1946年她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47年陈梦家先行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赵萝蕤则继续撰写她的博士论文。和她同一师门的巫宁坤回忆那时的赵萝蕤：她熟谙中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分析研究常有独到的见解，说来娓娓动听。但不论日常交往，或谈诗论文，一向温文尔雅，文质彬彬，从来没有一点资深前辈居高临下的神气。在全体中国留学生中，她是“德高望重”的“大姐”。 

1946年摄于芝加哥大学。左起：陈梦家、赵萝蕤、赵景德

   1948年秋冬之际，赵萝蕤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来年6月就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学位。但此时平津局势紧张，大战在即，她担心万一南北交通受阻，不能实现学成回国的愿望，便毅然决定不顾一切兼程回国：

   “1948年冬我登上了回国的航程，船上的广播还在报告北京西郊的燕京与清华已经解放。我于12月31日到达上海，两个星期后乘一架运粮食的飞机降落在天坛的一块空地上。”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城门开了，陈梦家用最浪漫的方式——他和朋友们骑着自行车进城，把赵萝蕤接回了清华园。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召开。赵紫宸先生作为宗教界5位代表之一，参加了这次历史性的会议。

   女儿也很荣光。赵萝蕤回国后，在燕京大学英语系任教授，不久朝鲜战事爆发，燕大的美国教授纷纷回国，赵萝蕤接任系主任职务。由于师资不足，她报请陆志韦校长电聘巫宁坤回国共事。

   1951年8月中旬，巫宁坤回到北京，他说：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接我。别后不过两年多，我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显得有些憔悴了，但风度不减当年。赵萝蕤夫妇俩住在朗润园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梦家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赵萝蕤的“斯坦威”钢琴。

   可惜好景不长。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忠诚老实运动”相继开始，赵紫宸先生被师生们批斗，赵萝蕤一方面要与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一方面还要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和“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作检讨，接受批判。陈梦家也因之前与美国学术交往过密，遭到了猛烈批判。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赵萝蕤精神受到了强烈刺激，埋下了病根。

   1950年赵家搬出燕东园，据说是经梅兰芳先生的家人介绍，赵紫宸先生以350匹布的价格，从一位姓赵的中医手中购得美术馆后街22号。

    赵萝蕤并没有离开燕园，一直在北京大学西语系教书，还带着研究生。但关于她的消息稀少，有些传言又令人惊悚。1965年我高中毕业报考大学填志愿时，母亲建议：填北大西语系吧，赵萝蕤在那儿呢，她可是英语水平最高的教授。父亲却压低了声音：听说前几年赵萝蕤得了精神分裂症，不知还能不能教书？到文革时期父母不知从哪儿听说“赵萝蕤旧病复发，疯了”。也曾偷偷打听过病因，好像都与她的丈夫、大名鼎鼎的考古学家陈梦家有关。

   这次写作时，我才了解到她和陈梦家的境遇。1957年5月，在中科院考古所工作的陈梦家，大鸣大放中直言不讳，数次就汉字改革即汉字的拼音化和简化字提出意见，这和当时上边的要求显然不一致，7月就开始遭到批判，转年4月被戴上右派帽子，12月下放至洛阳白马寺植棉场劳动。赵萝蕤无法承受这一连串的变故，精神崩溃。第一次发病。陈梦家的厄运没有结束，右派摘帽后没几年，1966年再次遭到批判。8月24日是老舍先生投湖的日子，也是在这一天，陈梦家受到批斗羞辱，晚上服用过量安眠药被抢救过来，十天以后再次走上绝路，自缢身亡。赵萝蕤第二次精神分裂，病情加剧，被送进安定医院。

    如此人间悲剧，我的父母不忍再谈赵萝蕤。

    赵萝蕤的名字重新被响亮的提起，已经到了1991年。这一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草叶集》的全译本，译者正是赵萝蕤。她伏案笔耕整整十二年，杀青之际已经79岁。《草叶集》全译本的出版震惊了国际国内学术界，直到今天也是中国翻译史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纽约时报》用头版一半的篇幅报道赵萝蕤，评论说：“一位中国学者竟能如此执着而雄心勃勃地移译我们这位主张人人平等的伟大民族诗人的作品，真使我们惊讶不已。”她的母校芝加哥大学，在建校百年时向她颁发了“专业成就奖”。

   她是在父亲的家中完成这部译作的。陈梦家去世后，她搬到美术馆后街22号。这是一处建于明末清初的两进四合院，宽大的院子里花木扶疏，还有一座很气派的朝南的院门和照壁。赵紫宸先生在这个院子里住了29年，熬过了风雨如晦的十年浩劫，在金鸡破晓的1979年驾鹤西去，享年91岁。

    四合院内朝西的两间小屋，属于赵萝蕤。里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她的卧室兼书房，也是接待客人的地方，外间放着几个书架，藏书中包括她当年在美国搜集的全套初版詹姆斯小说和艾略特签名的诗作。她的斯坦威钢琴没能逃脱抄家横扫的命运，酷爱音乐的她，唯一的消遣是坐在小屋里倾听西方古典音乐的录音。她伏在里间那张小书桌上，用她一笔不苟的书法，重铸惠特曼前无古人的诗篇，长达12年。令人肃然起敬。

    1998年1月赵萝蕤在家中病逝，享年86岁。

   赵紫宸赵萝蕤父女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谁也不曾料到，他们的故居美术馆后街22号卷进了一场拆迁还是保护的拉锯战：赵萝蕤去世四个月后，这座四合院的墙上刷上了大大的白字“拆”。被这野蛮行径震怒的六位老专家侯仁之、吴良镛、郑孝燮、罗哲文、舒乙、梁从诫三次联名上书，力陈保护这座四合院的理由：它有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有保存完好的落地雕花隔扇、博古架、精雕细镂的“象眼”砖雕；它是赵紫宸赵萝蕤两位文化名人的故居，珍藏着大量的典籍书画文物，还有赵萝蕤丈夫、著名文物专家陈梦家收集的满堂明代家具等等。北京数家媒体的记者，还有许多民间人士也为之打抱不平，纷纷加入了这场文物保护战。

    胳膊拗不过大腿。这个博弈结束于2000年寒冬将至的一天：推土机来了，轰鸣声中，美术馆后街22号在两个小时之内就被夷为一片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