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荣剑悼念冯天瑜谈起

   一个月来，疫情海啸般席卷中国大地，大批院士、教授、学者、艺术家不幸谢世，讣告目不暇接，让人感叹生命的脆弱。生死只在一线之间，有人昨天还在网上畅叙，今天便阴阳永隔！这几天，我正忙于和朋友一起，整理好友赵诚的怀念文字，为他撰写悼文、诗词、挽联、留言者已有七、八十位，由此可见人心的向背。

   今天午后一时许，突然接到几位朋友的微信，要我核实荣剑的安危。

   原来，一位沪上知名教授，在网上发了帖子，称“荣剑先生已经不幸去世，完全意想不到。他身体非常健康，体型壮硕，也是一表人才，在当今中国思想界独树一帜，没有想到病毒会如此凶险。想着他还有一个年幼的十分疼爱的女儿，心里很不是滋味。……愿他一路走好。愿诸位珍惜健康，珍惜生命，共度难关，迎接未来。”

   这位教授我也认识。我相信他的悼念是真诚的。但我觉得，荣剑的情况，必须核实一下。于是用微信语音呼叫荣剑。荣剑当即回话。听到他的声音，我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荣剑告诉我，张鸣等朋友刚刚和他通话，也要核实他的生死。看来，沪上教授的悼念是一个乌龙，他可能轻信了网上的误传。

   无风不起浪。原因可能与昨天冯天瑜先生病逝，荣剑在网上发帖表示怀念有关。荣剑的帖子全文如下：

   得知冯天瑜先生走了，特别痛心，特别伤心，难以言表。

   上个月25号，冯先生来信说到他住的楼上已走了三位，他坦然对我说：随时听召唤。

   冯先生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人，做过两次癌症大手术，加之亲历三年前的武汉新冠大爆发，他都扛过来了，如没有这次疫情，肯定还可以延年益寿。没想到的是，病毒凶恶，他还是没有躲过这一劫。

   前年和去年，我都专程去武汉拜访冯先生，今年拜访他时，他的新著《周制与秦制》已进入校对阶段，这是他身患绝症之后利用点滴时间创作的作品，真正是生命不止，创作不息。

   我讲波拿巴现象，冯先生给予好评并转发，他是老一辈知识分子中极少数对历史和世事洞若观火的学者，无愧为这个时代的学问、思想和道德楷模。

   冯先生走了，天丧予！天瞎了！

   在手机上转发微信贴子，很容易丢掉作者署名。一传二，二传三，荣剑悼念冯天瑜，就传成悼念荣剑了。

   冯天瑜先生逝世，我也十分悲痛。他的学术思想，曾给我重要启发。

        45年前，我考入山西大学，学习历史。当时，五阶段论的历史观是金科玉律。标准答案是中国从战国到鸦片战争前是封建社会，之前是奴隶社会，之后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可讨论的无非是奴隶社会转入封建社会的早晚而已。

   直到1990年代，读了顾准，又读了李慎之，幡然醒悟，才知道金科玉律并不靠谱，于是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历史便豁然开朗。继续追踪，方知首先围绕“封建”问题进行溯源清理的是冯天瑜先生。

   冯先生在年轻时代，批孔文章曾获得钦赞，我得知他的大名。他一度进入官场，于70年代末重归学界，甩掉包袱，以独立精神深研中国历史文化，著作等身，享誉学界。他在1980年代末明确提出：中国古来即用的专词“封建”，是“封土建国”的简称。西方的“封建制度”（feudalism）与中国古来的“封建”在概念上比较切近。……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我国史学界所通用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则是从“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确定其含义的，用所有制和阶级关系作为判定标准，指由地主阶级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的主要份额，以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自然经济是这一制度的特征，农民和地主构成这一制度的基本成员，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是这一制度的主要社会矛盾。这里所使用的“封建”一词，已与“封建”的古义和西义均不搭界。并提出，“秦汉至明清两千年间社会形态较确切的表述，应是宗法君主专制社会”，其制度主体已不是“封建”的。在此基础上，冯先生撰写了《封建考论》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以后，他继续对秦制进行剖析，振聋发聩。

   冯天瑜和李慎之相识于1980年代末，共识颇多。李慎之先生在90年代多次著文，光大冯天瑜的命题，在知识界得到广泛共鸣。昨天我还和南京学者罗建交流，她在李慎之启发下，加入反思“封建”行列，著文发表于《书屋》，引起不小的反响。我建议她写文章怀念冯天瑜和李慎之。她说，无奈身体欠佳，还在“阳着”。我只好收回建议。

   2020年，武汉疫情初起，冯天瑜先生和江城几位知名教授，不畏高压，为抗疫公开发出诤言，倾力支持作家方方，表现了知识分子的良知。这都让我们深怀敬意。可惜，在他生前，无缘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