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文章提到安子文、薄一波向刘英表示，感激张闻天承担责任，“要不是闻天，我就是叛徒了。”今天再把相关背景做一些介绍。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失势。批刘进入高潮后，中央发出《关于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将薄一波等61人定为叛徒，坐实刘少奇“招降纳叛”。

此前，从南开大学的学生组织，到中央的专案组，多次找张闻天调查，让张闻天交代。

张闻天在1967年2月18日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写的证明中说：

刘少奇初去北方局（1936年春）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急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不早办此事，日本人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这信的内容是同我后来记得同刘少奇谈话的内容差不多的）他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需要什么代价，一下子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工作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没有经过多少考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在请示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刘少奇的信，我以后交给什么人看了，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告诉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在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什么人谈过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至于刘少奇以后如何具体处理此案，如何分配出狱干部，出狱干部儿做了什么工作，我都没有过问，他们的名字和职务，我一直知道的很少。最近在你们调查材料发表后，我才知道多一些，后来在“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上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又如何审查了这批干部？特别对他们的“假自首书”的内容是否审查过了？刘少奇当时做了什么解释？我现在也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参加这方面的工作，也没有在中央做过干部分配和审查的工作。

张闻天1967年4月18日在给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写的证明中说：

又回忆到一点情况如下。我记得刘少奇出去后不久，曾派一个交通员王林到中央，那时中央还住在瓦窑堡，不在延安。一天下午，王林来到瓦窑堡，送给我一封紧急信件，要我当场拆阅，并立即在一个信件上签字后退还给他，好让他当天就回去。信件内有一封是刘少奇给我说明问题的信，一封是刘少奇代为起草，要我签字后退回给狱中同志的信。不是像我上次说的狱中同志的“请求书”，即包含有所谓三个条件的信。当时中央组织部长是博古同志兼任（他是西北政府办事处主席），所以我就拿着信件去找博古，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照刘少奇的意见那样做，对工作有利，同时事情又那样紧急，所以我当场就在王林同志的督促下，用毛笔签了字，交给王林拿走了。王林当天没有走成，但第二天一早他就走了。我记得他甚至没有要我写回信，我现在也记不清楚写了回信没有，我记得王林是知道信的内容的，因为他催我当场签字时说，如果此事不赶快办，就要来不及了。似乎一切都已具备，只差我签字的信了。

当时，张闻天处境很艰难。他在1959年已经被打入“彭黄张周”集团，文革开始后遭到多次批斗，但他仍然承担了责任。

对此，刘英回忆：

1967年2月，天津南开大学造反派搞起抓叛徒来了，抓出了所谓“61人叛徒集团”，也就是1936年薄一波等61人履行手续出狱的问题。南开大学两派一次一次地找闻天。找闻天有时晚上来，他就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要出来就叫孙世平开锁进门。有一次还把他和杨述一起抓到天津去了。当时我以为他不能活着回来了，是周总理通知经济所把他弄回来的，他半夜一点才回到家里。我说你怎么回来的？他说这是不幸中之万幸。

南开大学红卫兵“抓叛徒组”来追查。他们说康生指示，你们可以立一个功：刘少奇交代，这件事是经张闻天批准的，情况究竟如何。他们说，是中央书记处有电报叫放人的。闻天记得，确有一年刘少奇写信来，说这些同志可以履行手续争取出狱；信大概是交通员王林送来的。但据说王林后来交代，说他没有当过交通员，没有替刘少奇带过信。其实交通员不只是王林，还有一个鲁奔，但他已经牺牲。闻天只好说，他收到刘少奇信这件事，是直接向毛主席说的还是在中央的会议上说的，已记不清，刘少奇是带信来的还是有电报来的，他也已经记不清，要请示组织。其实当时这类事情都是要向毛主席说的。他就给康生写信，康生是“文革小组”的顾问嘛！第一封信写得很短，只说刘少奇那里来的东西是信还是电报，希望查一下档案，以便答覆学生。我认为康生是不会回答的。过了两天不见康生回音，红卫兵又逼得很紧，闻天就给康生写了第二封信，说：刘少奇为了救这批同志有请示来，要中央批准他们履行手续，此事是否经过中央批准我已记不很清，但是我应负责。他在括号里说明：我是在中央负责的。当时闻天跟我讲，这件事是毛主席批准的，但是不能让毛主席或中央承担责任，那就由我自己来承担吧。

然后就在那儿等。闻天还是每天“上班”。有一天闻天从经济所受审回来后很紧张，对我说，今天来了两个穿军服的干部，很凶，一来就叫我站起来念语录——“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要我交代问题。说：他们是康老那儿派来的；61人叛徒集团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嘛，你说是你代表中央批准他们出狱，这是把水搅混，包庇刘少奇；你要对你的子孙后代负责；你应该很好地考虑考虑。他们威吓闻天，但他还是老样子。

1936年，主持中共中央的是张闻天。他承担起61人登报出狱的领导责任，虽然不能改变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的厄运，毕竟为日后昭雪留下了证据。

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薄一波、安子文等人获得平反。他们想对张闻天表示感激，张闻天已经在两年多前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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