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三甲医院的工作人员。疫情防控期间，我被科室调派到急救部为出入急救部大楼的工作人员、患者和患者家属测量体温,有半年之久。早就听说急救部“不是人干的工作”，我理解的“急救部工作”为除了需要巨大的脑力劳动，需要身体超负荷的运转以外，还需要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急救部是医院绿色通道的救治窗口，也是突发性事件的医疗第一救护现场。我虽然从事的防控辅助工作，但这半年以来，我在岗位上见到的疾病及疾病的背后所承载的生命个体，是我在医院其他岗位工作多年的总和，对生命的体察和感悟，对我心灵的冲击力，胜于我以前的工作。由此，我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洞察与理解，共情和关爱。

一

今年一月，一个30多岁的女子，在母亲、丈夫的陪伴下来到医院。女子很清瘦，一缕刘海半遮住了右眼，或许是生病带来的皮肤苍白也掩饰不住女子棱角分明的脸庞。女子挽着母亲的手，丈夫提着一个浅红色的包，走在最前面。女子被诊断为格林巴利综合征，这是一种临床少见的病例，需要几十万的治疗费。当拿到检查报告，正准备去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已是下午四点过。丈夫告诉妻子，“我要去超市买点住院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在医院等着我”。

他们一起出了诊疗区大门。女子和母亲在医院的广场休闲区长廊里坐下来。她们等到了暮色四合，等到了从歌乐山方向吹来的风让冬日的院区更加寒凉，等到了来医院看病的人坐上出租车或是公交车返家，也等不来丈夫的身影。女子焦急地拨打丈夫的电话，等来的却是令她惊鄂却在心底早就想到却不敢承认的事实——丈夫的手机关机了。出门前，丈夫的手机的电是满格，“丈夫关机是故意为之”，她找不到丈夫关机和左等右等等不来丈夫的客观理由。女子的神情，从焦虑变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母亲的双手握住了女儿的手，像是安慰，也像是一种力量。女子的头靠着母亲的肩膀，母亲微微动了一下身子，顺势把左手搭在了女儿的肩上。“不要怕，他不回来，还有我在”。母亲用手理了理女儿的头发，告诉女儿的时候，语气在微弱和孤单中带着坚定。

母亲搀扶着女儿，再次走进医院——她们办理了入院手续。

接过住院单，女子的双眼冒出了眼泪，随即又像按下去的暂停键，她很快又把眼泪擦干。住院期间，病友为母亲支招，“你们可以去找婆家的人，把离开的女婿找回来”，有的病友心疼地说，“患这么重的病，自己怎么承受啊？”。女子的母亲说，“算了，即使把女婿找回来了，他的心也不在了”。这段时间以来，女子没有悲观，而是在母亲的陪伴下积极治疗，目前正在康复中。

“大难面前各自飞”的丈夫已经走远了，留下了妻子独自承受疾病之苦。我值班的时候，经常看到这个女子，喜欢夜里独自走到桥边散步，又独自走回来，她孤孤单单的影子，不会被自己抛弃。

我工作之余喜欢看小说，这几日我正在看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复活》。《复活》的结尾这样写到，一种全新的生活开始了，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他已经进入一种新的生活环境，而是因为从这个时候起，他所遇到的一切事情，对他来说都取得了一种跟以前截然不同的意义。至于他一生当中的这个新阶段会怎样结束，那却是未来的事了。这个有力的，自我救赎的结局，也适合这个女子。每次女子从我身边路过，我对这个坚强、勇敢的女子，从心里多了一份敬意。尽管我戴着口罩，她看不到我的微笑，我相信可以从我的眉梢和眼神中，给她带去一份支持、惦记和关爱。

《复活》插画  图源网络

二

有一天上午，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子突然躺到地上边打滚，边带着哭腔，身子还左右摇摆。她已经充当了抹布的功能，把大厅的地板擦拭得干干净净。（她的样子令人揪心，我实在找不出合适的形容）“你们还我老二，我不活了。我不活了。我不活了！”这是成都来渝的女子，头天夜里带着患重病的女儿到医院附近的宾馆住了一夜，半夜女儿突发脑溢血。夜里，女儿告诉母亲，“我的脑袋要爆炸了，要爆炸了！”。随后，女儿昏了过去。在儿女昏睡的时候，也是临近女儿生命的尾声，母亲并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哪怕医院就在眼前。

第二天一早，母亲带女儿来到了医院，医务人员告诉她，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母亲的哭泣里没有眼泪，是那种干哑的，喊破喉咙似的哭诉。她试图用哭音挽回女儿的生命，也想试图以主观判断的“错过最佳的救治时机”让医院赔偿。女子翻来覆去在地上“耍泼”，从上午七点过一直到下午两、三点钟，她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躺在地上打滚，似乎用这种她自以为能引起人重视的方式，来“加持”她心中的意念——把责任推给医院，要医院赔偿。这个女子在大厅的哭声，成了当天我上班，听到的唯一的，刺耳的，悲恸的，连绵不绝的声音。她影响了我们的正常的工作秩序。我同情这个中年丧子的母亲，也深深为这个母亲采取的这种极端的方式而遗憾。若这个母亲在半夜女儿头疼快要炸裂，已经达到生命极限的时候立即送往医院抢救，事情也许会有转机。若母亲不要把已经没有生命气息的女儿送到急救部来（母亲有可能自己也不相信女儿已经走了，想送去抢救，想救活女儿），也许我会对人性的认识不会这么深刻。

后来，只有依靠医院保卫部门的工作人员的反复劝说，才制止了这个母亲的极端行为。女子走后，她的恸哭和她的绝望，像刀子一样，把我的心刺得很痛。

三

有一个男子，大约25岁。母亲患癌症，需要几十万治疗费。他急需用钱救母亲。他左思右想，做出了非常艰难的决定——卖房是唯一的，也是最快速的拿到现金的有效方式。男子在主城150平米的房子，他准备卖70多万。从准备卖房，到把房产出手，只花了两天时间。

他们一家站在急救部一角，带着忧虑、伤感的神情，围成了一个小圆。我在大门口值班，他们在我身边讨论——我像一个局外人，也像一个局内人。

爷爷、奶奶拉着孙儿的手，哆哆嗦嗦地说，“孙儿啊，房子是根，卖了就没有了，今后一家人住哪里啊?”。男子望着爷爷、奶奶，心里五味杂陈，他在想，“卖了房子，今后一家人会很难，只有租房住了。爷爷奶奶年龄大了，让他们老无所依（没有住房），于心不忍，但是母亲是唯一的，是给予自己生命的血肉之躯，我一定要救母亲”。于是，男子皱着眉头，目光坚定地望着爷爷、奶奶，“母亲的生命重要，如果放弃救治母亲，那是我一辈子的遗憾，也一辈子都过不好。今后的生活，我做牛做马养家都在所不惜”。

在一家人商量的时候，我看到准备买房子的一方在大门口右侧等待这个家庭作最后的决断。他们充满期待与焦虑，期待以低于市场价几十万来“捡趴活”，焦虑的是万一卖方反悔了，这个捡便宜的机会就会错失。

最后，男子在椅子上坐下来，把折叠的合同打开放在双腿上，双手颤抖着在合同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他以75万的低价贱卖了房屋。

男子的女朋友，把一家人的挣扎与忧虑，以及男朋友坚决的态度，看在眼里，她一直沉默不语。有时候，沉默对于支持很有效，沉默对于反对也同样有效。

我真心希望这个女子，在男子最危难的时候，和男子共担风雨。也希望这一大家子人往后的生活，就像复旦的于娟所说，只要亲人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在一起，蜗居也温暖。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精神上支持他们一家，希望男子的母亲快快康复。希望这一家人，走了黎明前的黑暗，也会迎来霞光的初露。

深夜的医院

四

每一天，我站在被誉为传输生命绿色通道的急救部，我见证着无数家庭的悲欢，也看到了无数生命的离别，我看到了人间的至情，见过了医务人员、患者和患者家属依靠生命之血和血肉之躯托起了一个又一个希望，也看到了人性的丑陋与黑暗。对生命爱得有多深，就会有更深刻的绝望和失望的情绪。这生命的韧性与张力，要么被抛弃，要么独自承受，要么被爱托举，要么被疾病吞噬。每一次，我看着消逝的生命被装进黄色的袋子，被担架抬着从我身边路过的时候，我对生命报以深深的敬畏与同情。尤其是今年腊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有三个黄色袋子从我身边路过，也就是说有三个不完整的家庭，被留在了冬天。我的心理面积大到了我无法承受的地步，我只能依靠发朋友圈来排解。

我的工作分为早班和晚班。早晨7:00到下午2:00为一班，晚班是下午2:30到夜晚9:30。我每周早晚班轮换，我站在生命救治的窗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这交织着希望和绝望的生命，孤独又凄凉，脆弱又强大，我唯有给予更多的关怀与真诚，友善与尊重。

后记

小王是我的同事，我对她的认知只停留于日常工作的交流。今天下午，我和她在去三峡广场新华书店的路上，和她谈论了她在急救部的防疫工作。我惊喜于这个90后姑娘生命里与生俱来的慈悲与关切。她对病人的担忧，对重病的家庭的前景忧虑，超越了职业本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写道，我并非向你下跪，而是向全人类的所有磨难下跪。我相信，小王在急救部的所闻所感所思，也是向人类的善良与美好致敬，更是向人性中的阴暗与丑陋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