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社会企业走访报告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社会企业"必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社会企业大有可为！作为我国大陆首个出台社会企业、社区社会企业扶持办法的城市，成都社会企业的探索与实践，也将推动全国社会企业的蓬勃发展。

——前言

2018年4月，成都市出台《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随后，又陆续出台了《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管理办法》等系列配套文件，政府主要从资金奖励、税收返还、场地免租、优先政府购买、培育孵化等方面支持社会企业发展。从2018年到2020年，成都市已官方认证的社会企业有69家（不包括已摘牌的3家），加上行业认证社企，一共有106家。

为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企业，盘活社区资源，提升服务质效，促进社区可持续发展，2021年9月2日，成都市武侯区委社治委联合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武侯区关于培育发展社区社会企业的实施办法（试行）》。武侯区对社区社会企业的定义为：“在社区党组织引领下，由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特别法人全资成立，以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服务为目标，以创新商业模式开展经营管理，所得收益用于持续反哺社区、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特定经济组织。”并计划在2021年，每个街道至少培育社区社会企业 1家；“十四五” 期间，全区培育社区社会企业不少于30家，通过认证不少于5家，服务社区覆盖率达到80%。探索完善社区社会企业培育发展机制，形成可参考可借鉴的社区社会企业成长武侯模式。

2021年10月28日，成都市委社治委和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成都市社会企业培育管理办法》，新《办法》在2018年文件的基础上做了调整和修订。调整和修订的内容主要有：支持主体方面，增加了社区社会企业的表述；明确地将农民合作社纳入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的范围；宣传推广方面，市委宣传部、各区县将通过报纸网站、公交地铁公益广告等广泛宣传社会企业，并设立“成都市社会企业宣传月”；人才培养方面，支持在高校建立研究中心，加大社会企业青年人才培养力度；区域交流方面，鼓励外地社会企业落地成都发展，并适当简化其认定申请流程，等等。

过去数月，笔者与团队调查走访了成都20余家社会企业和多家社会型企业，与企业、政府、高校、行业支持机构、社会组织、商界等各界从业者探讨交流。基于走访、观察与梳理，写成此文。

01

2006年7月15日，一度担任微软大中华区CEO、大型国有企业TCL集团董事的吴士宏女士，已经退出商场整整三年。第二天，她突然出现在一个关于社会创新的研讨会上，与作者戴维·伯恩斯坦一起向大家推荐了新书《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

从那以后，“社会企业家”这个概念逐步在大陆（台湾及香港地区引进“社会企业”概念较早）传播开来。当时研讨会的组织方英使馆文化教育处看到社会企业备受关注，便决定继续进行这个项目。2008年6月，在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始试点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并于2009年6月正式实施。

十五年以来，在社会各界的不懈努力下，社会企业逐步进入公众视野，成为了商业界和公益界备受关注的方向，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社会企业的研究与实践中：

2008年，国内首个以“社会企业家”命名的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英文“YouChange China Social Entrepreneur foundation”，直译为“中国社会企业家基金会”）成立。

同一年，大陆地区首个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在上海财经大学正式成立。

2013年，国内首份社会企业白皮书《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发展报告》在博鳌论坛上发布。

2014年，广东顺德社会创新中心发起了首个地方性社会企业民间认证。

2015年，第四届中国慈展会开启了全国性的社会企业行业认证。

2017年，《中国社会企业发展北京倡议》发布。同一年，首届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在北京举行，并延续至今。

2018年4月，成都市出台《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随后成都市工商局又陆续出台了《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管理工作试行办法》等系列配套文件。

2019年1月12日，首届中国社会企业周系列活动举办。

2021年8月2日，“中国社会企业节”系列活动举办，主题为“投向社会企业，实现共同富裕”。

以上事件被认为是国内社会企业发展部分最重要的里程碑，位于西部的成都为何在2018年，突然实现“弯道超车”呢？

笔者从成都多位社会企业从业者了解到，其实在政策出台以前，成都就有较好的社会企业发展基础。

目前了解到关于成都地区最早的社会企业动态，是在2008年。5·12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志愿者队伍齐聚灾区，四川的民间组织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因此，2008年也被称为“中国公益元年”。随着地震结束，许多基金会、民间公益机构陆续退出灾区，公益机构获得的资助资金急剧减少，此时灾后重建成为最主要的任务。

2008年12月11日四川灾区举办了一场社会企业讲座，邀请嘉宾是英国社会企业家托尼，四川的民间公益机构也在那时开始了解社会企业。

2009年，英使馆文化教育处联合中国的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部分高校和部分公益机构，开展“社会企业家技能项目”。项目以“培训+优秀项目资助”的形式，为那些希望解决社会问题、改变社区的中国公民提供关于社会企业的培训，四川的许多公益机构和热心公益的人士参加了该项目。培训结束后，部分公益机构觉得社会企业用商业的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从某个角度来说，社会企业通过产品和服务获得盈利来筹款，拓宽了筹款渠道，自己掌握资金的主动权，这种模式真是太好啦。于是，部分公益机构成为了“最早吃螃蟹的人”，将机构发展方向调整为社会企业，比如以公益旅游帮助灾区农民发展生计的益众社区发展中心、做亲子教育的妈妈之花、帮农民推销农副产品的羌妹子干果合作社、做生态鸡蛋的南夏春生态农业公司等等。

“旭平兔业”（“兔王扶贫”更为人所知，以下简称“兔王”）是国内最早接触社会企业理念的企业之一。公司起步于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本世纪初就被国际上视为“典型的中国社会企业”。兔王也参加了2009年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地震发生后，兔王给灾民传授养兔技术，将养兔作为灾民的灾后生计发展项目。许多因为地震而家庭支离破碎的灾民，原本失去了对生活的希望，在得到兔王的帮扶后，通过养兔子实现了脱贫致富，重拾了生活的信心。

8月份，笔者前往大邑县兔王扶贫研究中心拜访“兔后”张书平老师，张老师说：“兔王一直是以社会企业的模式在发展，也培育孵化了不少社会企业。此前许多人都不了解我们，说我们打着公益的幌子做商业。2018年成都市政府出台社会企业扶持办法后，有人说我们的春天来了，我们现在就给自己定位为社会企业的孵化器。”

中国社会学会2012年学术年会上，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郭虹教授在其报告《社会企业对中国公益事业的推动》中谈到“四川震后兴起的社会企业”，认为四川社会企业发展与汶川地震密切相关，并对地震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企业做了清晰的介绍。郭虹教授预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社会企业将成为四川公益界的新亮点”。如今这预言，已然实现。

2017年，时任成都市委书记范锐平在锦江区水井坊街道锦官驿社区调研时，“快乐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创始人（2018年6月注册成立“成都快乐成长家庭服务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被认证为社会企业）王畅老师向范书记提出了有关“社会企业”的介绍。王畅老师对于社会企业的理解也正是缘于她早些年参加了“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

2017年9月，成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设立了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创新探索城乡社区治理的新模式。2018年6月，成都市出台《成都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如今社会企业主要由市委社治委和市监局牵头主管。社会企业、尤其是扎根于社区的社会企业，在促进成都社区发展治理方面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

02

成都官方认证的社会企业目前共有69家，笔者且剖析其中三家认证社会企业，另外也分析比较有代表性的一家社区社会企业和一个“社会企业村”。分别是：从常规商业企业转型社会企业的“依然旅行社”；以餐饮助力残疾人就业并实现连锁经营的“馋爱善食”和扎根社区老年教育的90后创业团队“学境教育”；城市社区社会企业“喜树之家”和以整村作为社会企业发展的“战旗村”。这几家社会企业不一定做得很有规模，但在商业模式上已基本跑通，且企业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1. 从商业企业转型社会企业的“依然旅行社”

四川省依然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成立，创始人熊红霞老师大学毕业以来的20余年一直是“旅游人”。最开始，依然旅行社是一家纯商业的旅行社，经过几年的努力，团队扩展到几十人并一直正向盈利。红霞老师说：“那时团队逐渐成熟，我也没那么辛苦了，下班后还会和朋友逛逛街打打麻将（打麻将是成都人第一大爱好），安逸得很。”然而，一次偶然的机遇，改变了红霞老师的人生轨迹。2014年的某天，成都市残联找到依然旅行社，问是否能为残疾人群体组织一场旅游活动。在此之前，当地残联找过许多家旅行社，但都因“残疾人出行不方便、风险系数太高”未能成行。红霞老师想着，残疾朋友出去旅游的机会很少，如依然旅行社能组织开展，这也算是为残疾朋友做件好事，于是决定接下这个挑战。令人出乎意料的是，原计划60人的团，报名人数达到了300人。

从那以后，依然旅行社的残疾人旅游服务便一发不可收拾。当然，带残疾朋友团比带常规团要辛苦得多。由于整个社会包括景区设施的无障碍设施并不完善，依然旅行社也碰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性格爽朗乐观的红霞老师和她的团队凭着“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战斗力，竟出乎意料地推动了四川乃至省外多个地区的景区无障碍设施建设。

全国知名的企业咨询服务公司IBM对依然旅行社这一案例颇有兴趣，专门派遣数位专家来成都实地走访考察，并为依然旅行社做了半年免费的咨询服务。

依然旅行社已经成了四川残疾人群体中家喻户晓的“爱心企业”，也成了残疾人外出旅游的首选旅行社、独家供应商。随着残疾人群体旅行需求的不断扩大，该板块逐步成为公司的主要业务，于是公司砍掉了常规团版块，现在聚焦于做残疾人团。但“依然”并没有停下发展的脚步，更准确地说，社会、市场、消费者对依然旅行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需求，如婚恋需求、技能培训、创业孵化等等。

如今，“依然”不仅仅是一家旅行社，而是成长为包括依然旅行社、圆梦助残公益、一二三圆梦科技、依然圆梦、邻聚力、睦邻帮等近10个主体的“致汇圆梦”生态族群，并承接了成都多个区的残疾人创就业培训孵化。红霞老师说，自转型做残疾人服务以来，致汇圆梦除第一年战略亏损，其余年份均是正向盈利。疫情以来，70%以上旅行社亏损严重，1/3以上旅行社已经关闭，而依然旅行社“依然”能够实现盈利。更难能可贵的是，如今，致汇圆梦除本身产品解决社会问题外，还会拿出每年利润的30%帮助残疾朋友，实际比例达到50%以上。近几年，有不少外地旅行社来向“依然”取经、复制模式、寻求合作，来公司考察的参访团则更多。

回顾依然旅行社从纯商业旅行社到“社会企业族群”的这一历程，笔者对社会企业的优越性更加坚信。部分朋友认为：“做企业本来就不容易了，还要兼顾社会目标，甚至把社会效益放第一位，社会企业是很难做大的”。笔者认为这观点存在一定偏颇。

无论是何种创业，都是艰辛的事情。单个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的力量是微弱的。社会企业的真正优势在于能更好的动员社会力量的参与。

首先，社会企业一般都坚持低成本创业原则，公司股本由多人出资，单人出资并不多。如社会企业的鼻祖——罗奇代尔公平先锋社，由28个工人，每人出资1英镑而创办。孟加拉格莱珉银行最开始创办时也只用了27美元。

其次，由于社会企业以社会价值为首要目标并贯穿始终，所以其与消费者和社区的利益是一致而非对立的关系。转型社会企业后的依然旅行社，虽然仍然盈利，但其目标不再是为了公司盈利、股东分红，而是切切实实让残障人士拥有美好的旅游出行体验，这与残障人士的需求是一致的。

此外，由于是多人共创共治共享，不仅成本大大降低，每个成员/劳动者都是团队的主人，团队的生产效率也将大大提升，即使项目未成功，也不会有太大亏损，而创业者在其中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提高自身认知水平。

当然，真正的好产品必须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在保证产品质量及企业正常运营的基础上，如果还能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就一定会存在可观的市场。

世界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曾说：“用自身所长，去解决社会问题时，便会有巨大的商业机会”，“只有把社会问题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事情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社会企业”相对纯商业企业的优越性，在“依然旅行社”这个案例中，可谓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是政府，还是消费者、社会，亦或是创始人、员工等，这些主体都实现了多赢。不少风险投资基金、甚至国企都向她们伸出了橄榄枝。她说，虽然现在比以前辛苦很多，很少打麻将，但过得很快乐很充实，也很有价值感。

2. 以餐饮助力残疾人就业并实现连锁经营的“馋爱善食”

“馋爱善食”是一家很有代表性的助残类社会企业，而且还比较传奇。为什么这么说呢？“馋爱善食”创立时，其创始人还未成年。一切起源于创始人邓绮珈17岁时做的一次社会调研，在调研过程中，她切身了解到残疾人群体就业的艰难，于是决定做一件实实在在解决残疾人就业的事情，她的想法得到了父母的支持。最终他们商定创办一家主要由残疾人组成的餐饮店。难得的是，其父亲邓如斌、母亲舒仁翠，竟放下原来的事业全心来做这家公司。琦珈将公司命名为“馋爱善食”。“馋”同“残”，“善食”即“善事”，吃一份美食，便是为残疾朋友做一份善事。

创始人邓绮珈也是我们社企青年的十名联合发起人之一，由于其在社会企业领域的突出成绩，绮珈入选2020年福布斯中国30岁以下精英。还是美国巴布森学院大二学生的她，已经将社会企业完全融入她的学习与生活。就在刚刚过去的10月份，馋爱善食相继晋级“澜湄民族地区社会创业国际大赛”复赛、“第八届创青春大赛社会企业专项”决赛（成长组）。

公司最开始从无声外卖做起，招募聋哑人为骑手，虽然一开始聋哑骑手对路况不太熟悉，常常遇到各种问题，但风险比较可控，聋哑骑手经过专业的培训后，并未发生什么交通事故。有时候，聋哑骑手和顾客存在一定沟通障碍，但大多顾客都比较友善，也能够理解。馋爱善食通过骑手送餐的模式，给残障人士提供了就业、创业机会，获得了各级政府、社区、居民、消费者的高度认可。因而，不少社区邀请馋爱善食进驻社区，开设社区食堂。其目前开在社区的四家店，场地都是由社区免费提供。社区对馋爱善食的要求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营养又普惠的餐食，对于70岁（不同社区略有不同）以上的老人，给予每人每餐3元的优惠，优惠的金额由社区补贴。这对公司来说，不仅场地等固定运营成本大大降低，还有了一定量的稳定客户。

馋爱善食累计帮助了400多位残疾朋友就业，其中输送美团、饿了么骑手超60人次。骑手在美团、饿了么工作与常人无异，部分骑手每月工资可以达到7K-8K。现有的员工中，现有35名残疾员工，占比超过70%。虽然残疾员工的工作效率比常人低，但其收入并不比常人少，收入多在3000~4000元，部分残疾员工收入更高。由于他们大多是外地人，公司给每人包吃住，也买五险，还不定期给残疾员工开展各类技能培训。应该来说，公司的人工成本会比较高，但公司整体能够实现微营利，目前年营收超过800万，毛利率有50%左右。难能可贵的时是，馋爱善食每年拿出50%的利润用于帮助残疾人群以及公司的再发展。

经过4年多的发展，馋爱善食已经在成都开了五家店，除四家社区店外，还有一家开在写字楼下，员工同样以残疾人为主，该店也能够实现盈利。已经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商业模式，以及一套完整的社区厨房生态系统，即“中央厨房+前端厨房+社区厨房”，能够提供快餐、长寿餐、团餐、展会用餐、餐饮服务和食堂承包等服务。

关于公司接下来的发展，邓绮珈说会打造主要面向C端的无声餐厅，可以加盟，也可以直营的形式。现在公司也研发了面向零售渠道的牦牛肉干，通过微商渠道已经推广到了北京、上海等全国范围内的10多个城市。此外，馋爱善食会进一步探索残障人士创就业的帮扶路径。馋爱善食目前在试运营卤菜系列产品，通过与社区合作，在社区、菜市场设置摊位点，残障人士可以摆摊售卖由中央厨房统一提供的卤菜产品。

社企青年团队走访馋爱善食

馋爱善食可谓是一家典型的社会企业。虽然对一些大餐饮企业来说，800万并不算多，但对以外卖为主的餐饮企业来说，做得也不算小了。为什么馋爱善食能够成功？笔者主要归纳为三点：

- 1 - 产品为王。馋爱善食选取优质的食材，并拥有成熟的社区厨房生态系统。

- 2 - 公司将帮助残疾人就业与实现价值贯穿始终，并在产品上有所体现，其不错的品牌故事，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并切实转化为了经济效益。

- 3 - 积极履行社区责任，便利社区居民尤其是老人，获得当地社区免费的场地支持，被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认证为“社会企业”后，还获得了10万元的资金补贴。相关政策及资金支持，降低了公司固定成本。

3. 社区教育市场化的先行者“学境教育”

笔者前后拜访“学境教育”两次。由于创始人周木森和社企青年联合发起人、绘乡计划创始人陈如洁同为“第四届中国社会创业家”，经如洁介绍，9月初笔者前往“学境教育”拜会木森兄，月底又和另一位联合发起人华寅第二次造访。木森是河北人，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就读于四川大学。这个川大的90后高材生为什么如此钟情“社区老年教育”呢？

事情要从木森大学期间说起。木森本科就读于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0年起就在四川西部贫困山区开展支教助学，并于2013年参与了雅安地震的灾后青少年心理支持工作。2014年，木森在协助导师做课题时偶然接触到社区教育行业，后来将社区教育研究作为了自己的硕士论文。2015年3月，木森注册成立了“学境教育咨询成都有限公司”。

2015年8月，学境教育受到成都社区大学领导的项目合作邀请，前往锦城社区给老年居民开设各种各样的课程。比如智能手机操作课，网购课、书法课、舞蹈课、声乐课、形体课等。这是学境在城市社区教育领域的开端。

由于在青少年支教助学方面的积累，一开始公司兼做青少年教育和社区老年教育。后由于前者业务不稳定，便专注于做城市和乡村社区教育。后考虑到教师往返乡村社区交通不方便、不够安全等，决定砍掉乡村板块，聚焦于城市社区。

一开始，学境教育沿用以前公益团队时的免费模式，面向社区居民的课程不收取任何费用，项目产生的成本由社区补贴。由于聘请全职授课老师费用过高，且居民的课程需求比较丰富，学境团队采取单课邀请制，按课时给授课老师付费。课时费用并不高，老师们都以公益心态为社区老人们授课，很尽职尽力，认真用心。

起初由于课程免费，居民报名热情高涨，多是爆满的情况。可让木森困惑的是，一段时间后，上课的学员越来越少，30多人的班，只来了几个人。于是，木森团队迅速展开调研。其中得到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是：大家要忙各种事情，反正课程免费，以后还可以学，就并不珍惜。于是，木森团队决定调整战略，将原来的免费模式调为低偿收费模式。

社区书记担心低偿收费会影响居民的参与效果，学境教育于是采取“渐进式调整”，居民报名课程前缴纳50元保证金，出勤率达到80%可全额退回，达不到则不退回用作社区微基金。效果竟然很不错，学员们到课率不仅提高了，也理解并认可了低偿收费的模式。2017年初，团队对居民收取每节课10元的费用。与此同时，学境教育团队也根据居民的需求不断完善课程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因此居民的学习度也越来越高。如今，学境在锦城社区的单课费用多为20元~50元，很受居民的欢迎。即使没有社区的补贴，也依然有一定利润。

现在锦城社区新设了免费的老年大学，与学境教育存在一定竞争。但因为学境在社区的多年深耕，课程质量较高，居民认可，故影响并不大，接下来学境还会根据部分有更高需求的居民开设小班。

从全国来看，目前社区教育几乎没有市场化，主要由街道或社区出资向社工机构购买服务，许多入驻社区的社工机构过于依赖政府项目、缺乏竞争意识，一旦前后项目相隔时间较长，或项目结款拖延较久，机构便存在很大风险。学境希望做社区教育市场化的探路者，走出一条兼具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且独立自主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

过去的2020年，学境年营收超过200万。C端、B端分别为70多万、130多万，创了往年新高。但木森也向我透漏，公司去年的高营收和发展战略有关，去年原定战略是在疫情期间实现“弯道超车”，为此，还专门邀请专家为公司优化股权架构、设立有限合伙公司激励团队，为之后引进影响力投资做准备。并将社区点扩张到8个，但部分社区的需求并不稳定，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今年公司人员调整为5个社区，将近10人。去年公司虽然营收不错，却亏了几十万。今年调整后，已经实现盈利，公司的银行负债，年底可以还完一半。

谈到公司的股权与分红，木森说，今后还是会成立有限合伙企业，预留给对公司贡献较大的成员。公司在章程中也已承诺，20%的利润用于公益支出，公司实行破产清算时，按《公司法》规定清算后，如有剩余资产，则将其中20%捐赠用于公益慈善事业。

木森说，他对学境的产品很有信心，还在进一步打磨。关于是否继续引入投资的计划，木森说暂时不考虑。因为公司能实现盈利，也不怎么缺钱，但如果有很认可学境教育的投资人或影响力投资基金，也会考虑。

木森坦诚地谈到：“做社区教育，收支打平或微有盈利并不难，扎根下来逐步做大也是可行的。这是一个微利行业，也不允许有暴利，由于和社区居民打交道，还需要耐心细心。当然自己当初做社区教育也没想要大富大贵，但这件事的社会价值很大，值得做。以锦城社区为例，学境教育入驻锦城社区的五年里，居民们的精神面貌好多了、邻里之间也更加和谐、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高了很多。现在，3.1万多常住人口的锦城社区有自组织40多支。”

在今年的全国社区商业发展大会上，锦城社区综合体被评为“全国社区商业综合服务中心创新工程”，这其中应当也有学境教育的一份力。木森说，他希望未来有更多专注社区教育的社会企业出现，而学境教育也愿意输出课程与标准，助力社区教育的发展。

9月，笔者与学境教育创始人周木森锦城社区合影

4. 社区综合体运营方、社区社会企业“喜树之家”

2021年9月2日，武侯区委社治委联合区委组织部、区民政局、区市场监督局制定了《武侯区关于培育发展社区社会企业的实施办法》，并将“社区社会企业”定义为“在社区党组织引领下，由社区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特别法人全资成立，以解决社区问题，提升社区服务为目标，以创新商业模式开展经营管理，所得收益用于持续反哺社区、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特定经济组织”。

若以此为标准，“喜树之家”是一家标准的社区社会企业，公司由成都锦江区三圣街道喜树路社区居委会全资成立，负责社区综合体“喜乐荟”的运营。城市社区居委会全资成立企业，在全国都算得上是创举。

8月中旬，在“快乐成长”（一家专注于青少年教育的社会企业）创始人畅姐的带领下，笔者第一次来到喜树路社区，后来又两次造访，对喜树之家的运作模式有了基本了解。

“喜树之家”发展历程是怎样的呢？起初，为建设新型幸福美好社区，喜树路社区在三圣街道带领下，先后走访学习上海、苏州等先进城市的社会治理经验，也向本地优秀社区取经。但发现一个问题“东部城市太重商业而缺少人文关怀，本地社区太重公益没法自身造血而过多依赖政府兜底”。喜树路社区希望在其间找到公益与商业长期可持续良性互动的平衡。经过多轮论证，喜树路社区在党建引领下，探索出了“培育社区商业，再反哺公共服务”的社会治理新路径。商业与公益的占比为4：6，公益更重，商业为辅，但商业并不过少，以给社区商业一定的自身发展及盈利空间。

社区商业综合体全由上级政府花费1900万打造，撬动了5000万社会资本参与。每年社区综合体的租金收入大约300万，由于建设资金由上级政府出，所以也由上级政府收取租金，政府每年会从租金收入中划取20万给到社区基金。这也是社区一笔重要的收入。

此外，社区在广泛、多次征求居民意见的基础上，投资创建了两家公司，一家社区食堂，一家物业公司。

食堂主要面向本社区居民，社区老人（中餐居多）及上班族（晚餐居多）就餐最多，食堂提供普惠亲民的营养套餐，高龄老人还有就餐补贴，补贴经费由政府出，食堂方不受影响，老人也受益。因此，甚至有附近社区的老人，特意走路二十分钟来食堂就餐。今年以来，各类参访团较多，参访费用及食堂的就餐费用，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该物业公司和常规商业物业公司不同，由社区自己成立而不是外请第三方公司，以保证社区对物业公司的主导权，居民与物业公司不再是对立的关系，居民就是物业公司的主人，也就避免了许多矛盾。为保证物业公司专业性，公司聘请专家为公司顾问。目前食堂和物业两个项目的盈利状况都还不错。

此外，社区对外招商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向本社区居民开放，促进居民的创就业。商家入驻之后，也可以为社区居民提供一定的工作岗位。比如社区便利店店长是本社区居民。社区还有一个24小时服务空间，空间24小时提供轮椅借用、文印资料打印、线上缴费等各种低偿无偿便民服务。

社区综合体如今已引进近20家企业，除食堂与物业公司由公司投资控股外，其他公司都没有参股。那如何保证入驻企业的社会属性呢？原来，社区一开始就以问卷形式征求了居民的广泛意见，从中选出需求较大的社区商业项目。“喜树之家”再根据该名单对外招商。入驻的商家须与社区签订协议，承诺做一家社会属性强的公司，除给居民提供优质普惠的产品，还要定期为居民开展一定的公益服务。这样，商家收益的多少虽然没有与社区挂钩，但直接反哺给了社区居民，居民在享受便利普惠的产品服务时，还可以获得商家组织的部分无偿服务、有趣的公益活动。

商家可以获得的益处有：低于市场价格的房租且前半年免租，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获得社区的背书、免费的宣传；社区协助链接消费者，了解需求动态、精准定位客户。社区的这些举措有利于商家减少获客成本，且更容易赢得消费者信任。换作常规的商业企业，要获得社区的免费背书是很难的，甚至进入社区也并不容易。

9月中旬，青神县花园社区一行20余人从眉山来成都取经社区社会企业，我们一同前往喜树之家参访。负责人邓总向我们说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有一次，社区内一家舞蹈机构面向社区居民开设免费体验课，三节体验课才上完第一节，就有家长随即买了大几千的课程，机构员工也并没有推销。机构说不必这么急，先上完体验课。该家长却说：“这课程比外面舞蹈机构的学费低很多，而且有社区做背书，我们信得过”。

9月17日，与眉山青神县花园社区走访成都“喜树之家”

从“喜树之家”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什么？

对企业来说，相对临街商铺、商场、写字楼，这里租金更低，大大降低了企业运营成本；获得社区背书，更容易获得消费者信任，交易成本更低；与消费端更近，及时了解消费者需求动态。此外，由于“喜树之家”的创新之举，经常接待各级领导乃至省内外各地考察团，因而一些公司将产品研发设计团队设在喜树路社区。

对社区来说，开办社区社会企业，有以下几项利好：

激活社区闲置资源，促进社区减负，实现自我造血；

便利社区居民，实现贴心服务，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社区商业为居民提供创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壮大城市社区集体经济；

居民自我服务，增强主人翁意识，推动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5. 以整村作为社会企业发展的“战旗村”

位于成都郫都区的战旗村是四川乃至全国乡村振兴的标杆，尤其以发达的集体经济及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模式而知名。这个计划经济时代的“明星村”，红了近50年，因2018年年初习总书记的到来，更为人所知。今年4月份，因在成都举办“中国乡村振兴百人论坛”的契机，社企星球团队前往战旗村与高德敏书记面对面交谈了一个多小时。这几个月笔者也前后四次前往战旗村考察，同时在网上查阅了相关资料，在此尝试从社会企业的角度来解读战旗村。

“战旗村就是一个社会企业”！高德敏书记曾这样和我们说到。虽然我们早已看出战旗村及村里多个经济组织的社会企业属性，甚至战旗村就是一个社会企业村。但从高书记口中说出时，我们还是感到有些惊讶。

什么是社会企业？一般来说，社会企业兼具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并运用商业手段创造性地整合和运用社会资源，追求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至少部分资产为社会共同所有的企业。那战旗村为何是一个社会企业（村）呢？笔者且通过梳理战旗村四十多年的发展脉络来说明。

1979年对战旗村来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村里全资成立了第一个社队企业——先锋机砖厂。由于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后，人民群众的各种需求得到了释放，许多领域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因而砖料销售很是走俏，机砖厂后来竟成为战旗村集体企业发展的孵化器。机砖厂盈余为新创企业提供了启动与周转资金，而之后的企业又以已有企业的盈余来撬动更大资金，从而获得发展。这种老帮新的滚雪球似的发展，不到十年，让战旗村就拥有了十几家村集体企业。

此外，在八十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大环境下，战旗村并没有丢弃集体经济，而是巧妙地实施统分结合的经营管理制度，将土地使用权分到各家各户，但所有权还是集体的。这样，有效保证了村集体经济在战旗村经济结构中的主体地位，不仅村集体收益大幅度提升，村民生产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大大提升。其人均可支配收入在80年代就已经远远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至今仍然保持。

进入90年代，由于国家政策方向的转变以及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入，加上自身管理机制的一些问题，战旗村集体经济遭受了重创，导致多家工厂倒闭，部分企业不得不私有化。但在那段举步维艰的十余年里，战旗村领导班子还是基本保持着集体经济在村经济结构中的重要地位。

进入21世纪，战旗村在新一届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于2003年通过改制收回了原本部分私有化的企业固定资产所有权，进一步巩固和壮大了集体经济。在此后，战旗村又一如既往地把握住了几乎每次政策的先机。

2006年，四川被列为全国首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地区，战旗村主动请缨，率先进行试点性改革，启动了“农村新型社区建设项目”，实现了村民集中居住，家家户户也住上了小洋楼。更重要的是，这一举措促进了耕地的集中，为后来战旗村的农用地规模化经营，及战旗村建设用地如乡村十八坊、停车场、商业街、农耕博物馆等的统一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村里又成立了村集体企业战旗金针菇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后来更名为“成都市郫都区战旗蔬菜合作社”，并在2018年由中国慈展会认证为“中国好社企”。2015年，战旗村又抓住集体经济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的契机，对村内所有非农用地资产、固定资产、集体资源等进行清产核资，组建战旗资产管理公司。

资产管理公司由全村1700多名村民共有，以户为单位，根据人数进行均分。最初为“生不添，死不减”，后调整为五年核算一次，保证公正公平。公司还作为多家村办企业母公司，并积极引进社会资本投资设立新公司如妈妈农庄等。资产管理公司与合作社共同对以上企业进行运营管理。此外，资产管理公司还作为上级拨款及补贴资金的接收方，创新性实现“资金变股金”，使村集体资产不断增加。经过五十年的积累，尤其是十九大以来的高质量发展，至今战旗村的村集体资产估值已经破亿。

资产管理公司和合作社除了企业本身创收的经济职能，还有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互助养老、教育医疗、金融合作、供销服务等问题的社会职能与经济职能。例如，从2009年开始，村集体每年为村民发放“老人金”和购买基础医疗保险。60~70岁老人每月补助50元，70~80岁老人每月100元，80岁~100岁老人每月150元，100岁以上老人每月300元。给村里成绩优异的孩子发放奖助学金，对生重病的困难家庭给予额外的资金救助。对于该举措，笔者在走访战旗村村民时发现村民对这一举措尤为满意。

战旗资产管理公司可以说是一家纯正的社会企业了。而且它每年的营收基本遵循这样的原则：50%用于公司再发展，20%用于村民分红，30%用于公益支出，公益支出即主要用于互助养老、教育医疗。

如今战旗村已经成为全国有名的明星村，每年战旗村接待全国各地参访学习团人数有数十万。为此，战旗村还成立了战旗乡村振兴培训学院。高德敏书记也从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和社会企业坚定的实践者，成为了呐喊者和布道者。

03

除以上几家外，笔者还走访了一些不错的社会企业。

比如由一群退伍老兵创办的“读知行社企”（星火国防教育基地），企业以助力退役军人创就业、培养当代青少年综合素养为主旨，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国防教育产品；由社区居委会牵头并投资、社区居民自愿参与投资成立的社区社会企业“益惠家”、“黉门宜邻”，两家社区社企成立时间并不长，但对盘活社区资源、便利居民生活、促进社区减负、增强社区自治、实现治理现代化等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是远近闻名的明星社区社企；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全资成立的“中和农道”（品牌为“善品公社”），专注电商扶贫，致力于让“耕者有尊严，食者得健康”，目前服务7万多农民，业务已遍布全国20余省；致力于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植物景观园区的德皇花园，其创始人刘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社会企业家，早在国内刚有了社会企业概念时，刘伟老师就已经率先提出自己要做社会企业家，并呼吁身边朋友创办社会企业；从事自然教育和研学旅行的“云上田园”，利用社区公园、屋顶农场、湿地公园、乡村等不同场域，有效利用城市自然资源、用自然教育赋能公园城市、助力乡村振兴、推动自然教育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聚焦于社区早教、拥有超过50个社区店的“童萌早启”；助力残障及心智障碍群体就业的“星空里”茶餐厅、“佑爱憨豆”面包坊、“第二人生庇护工坊”；致力于社区青少年素质教育与托管服务的“快乐成长”；致力于垃圾分类、旧物循环利用、倡导绿色可持续生活方式的“闲品再生”；以推动建立小区物业服务全公开、全透明为宗旨实现物业增值的信托制物业探索者、引领者“智乐物业”等等。

以上是成都市政府官方认证的社会企业，这几个月笔者也接触了一些未参与认证的社会企业，以及具有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比如：

坚持以环保低碳自然为理念的绘咖啡，八年来在成都前后打造了具有成都特色又风格各异的五家精品咖啡店。创办人方芳老师曾在多家国企担任中层管理，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很强的商业运营能力，即使在疫情爆发后的数月、公司亏完原本计划用来门店扩张的资金也并未裁员一人。如今在“双碳”的时代背景下，相信绘咖啡将走出一条非常具有想象力的道路！

与成都市义工联合会苏世杰理事长、刘雨欣老师多次和方芳老师深度交流

还有上面谈到的兔王扶贫，兔王扶贫的创办人之一“兔后”张书平老师是国内知名的养兔专家，也是四川省知名的很接地气的企业管理咨询专家，常常受邀做一对一公司战略规划咨询，张老师还是国内的小额贷款金融专家，是国内早期农村小额贷款的探索者和推动者。如今，张老师也每年担任着四川省各类创业大赛、比如互联网+、创青春、挑战杯、中国创翼等大赛的评委。8月底，我们还一起探讨成都武侯区新政策意见稿，张老师提出的几条建议成了所有与会者的共识。

还有上面谈到的益众社区发展中心。十余年前，创办人倪凯志是成都公益界和国内社会企业界的新秀、风云人物。因为汶川地震，原本作为销售工程师的凯志哥，放弃在深圳的万元高薪，投身四川的灾后重建工作，并成为了上海恩派（如今中国最大的公益创新孵化器）的早期员工，也是四川地区的最早成员。凯志哥是2009年年度的BC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项目学员，并拿到了当时的优秀社会企业项目奖。凯志哥最先从公平贸易入手，在四川多个乡镇协助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自创的公平贸易专业信息平台将农产品销往城市。而后又探索公益旅游，搭建城市与乡村间的桥梁，帮助农民自我造血，并注册了公司（社会企业）。如今，凯志哥依旧与农民兄弟奋战在一起，孵化和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公司的名字就叫“益农时”，定位“专注于服务农民合作社的社企机构”。

四年前，笔者尚在学校，因为公益旅游与凯志哥相识，兜兜转转四年过去，我们又碰到了一起，共同推动社会企业的发展，真是有意思。

此外，还有一些未深入了解但有过交流具有社会企业属性的企业。比如成都吾乡乡村创业孵化器，其公司介绍中即说明为社会企业，公司位于浦江、服务于国内的乡村社区创业者。同样位于浦江的铁牛村，则是一个知名的生态社区、里面聚集了许多的有意思的社会创业者、社会企业家。另一家是位于大邑县的四川安仁建川文化产业开发公司，更为人所知的是公司旗下的“建川博物馆聚落”，创办人樊建川是国内知名的收藏家，他还有几个特殊的身份：退役军人、前副市长、全国知名民营企业家。十余年前，他舍弃数十亿身家，自掏腰包，不惜下血本全身心投入文物收藏，民间博物馆建设，只为留住国家记忆。

虽然目前四川只有成都对社会企业有实质性的支持政策，但在成都之外，也不乏社会企业的探索。如自贡市自流井区东兴寺街道从2019年底开始探索党委领办社区社会企业，兜底民生市场和物业管理，通过社会企业的运营，既实现了自我造血、解决了社区19个全职兼职岗位，还解决了困扰社区多年的脏乱差等环境治理问题。今年四月，我们与成都市义工联合会共同举办“中国社会企业家训练营·成都站”，此后，训练营部分外地学员开启了社会企业的实践。比如“华仁同心”在泸州做的“社企城”——城市社会企业社区探索，青神县明善社会养老服务中心携手青神县花园社区做的“爱邻智慧”社区社会企业探索等等。

2021年4月，社企星球与成都市义工联合会举办

中国社会企业家训练营·成都站

04

从以上的案例我们不难发现，社会企业这一创新组织形式具有诸多特性。

对企业本身来说：

1.社会企业兼顾股东、员工、消费者和社会等相关方利益，能营造和谐友好的企业发展环境；

2.良好的企业形象，有温度的企业产品，更易获得政府、同行和上下游的认可，降低运营成本和交易成本。

3.较强的社会属性及良好的企业文化，更容易吸引及团结高素质人才，充分激发人才的个人发展潜力。

对整个社会来说：

1.社会企业具有的社会性和限制分红等特征，天然地反垄断和反大资本。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2.社会企业以能实现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的双赢。

3.社会企业及其产品更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有利于减少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从城市社区社会企业喜树之家和乡村社区集体企业战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战旗蔬菜专业合作社来看，我们又有新的发现。

今年九月成都武侯区出台大力培育社区社会企业发展的实施办法，在原有社会企业的基本定义上，社区社企还须由社区居委会全资成立，开办资金来自“社区集体经济出资或企业、居民捐赠等”，“由于依托于社区而成立，代表最广泛社区居民的利益，（社区社会企业）可以认为是一种城镇集体经济的再造，具有更强的社会属性”（摘自“武侯区委社治委”微信公众号）。这三家企业的所有制并不是私人所有制而是社会所有制。社区居民是公司的股东也是劳动者。两者不是被雇佣和雇佣的关系，而是联合劳动的关系。

这和国内部分学者对于社会企业与社会所有制的研究不谋而合。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潘小娟教授认为“除了社会公益性和企业性外，社会企业还具有实行社会所有制、拥有多元参与的治理结构、实施有限的利润分配等多个特征”。社企星球创始人刘玄奇老师认为“社会企业是在社会使命的激发下，运用商业手段，创造性的整合和运用社会资源，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第一目的，至少有部分资产锁定（1/3以上）为社会共同所有的企业。它的基本特质是共有、共治、共享。”。

202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是乡村振兴全面推动的元年，是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开局之年。今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将共同富裕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如何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如何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不仅要支持先富者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鼓励人民群众发挥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还应该从生产关系上着手，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在企业运营中，员工们应当参与企业的治理，享受企业的发展成果，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这也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本质内涵。

对于社会企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系，笔者在成都社会企业的走访中和不少社会企业家有做探讨，他们几乎都认为，社会企业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虽然成都对于社会企业的认定，并未强制要求一定比例的分红限定、资产锁定，也并未从生产关系角度定义社会企业，但许多社会企业家诸如张书平、熊红霞、周木森、邓绮珈等都有此认识并予以实践，实现了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社会、股东、团队、消费者等多方也实现了共赢！

结语

2021年，由团中央主办的第八届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设立社会企业专项，将推动我国社会企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在迈向社会企业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各地的社会企业从业者们也在努力推动当地社会企业扶持政策的出台，成都作为我国大陆地区首个出台社会企业扶持办法的省会城市，已成为全国社会企业发展的“热土”。

2021年9月2日，《武侯区关于培育社区社会企业的实施办法（试行）》发布，10月28日，《成都市社会企业培育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印发，文件将农民合作社纳入成都市社会企业评审认定的范围；以及支持有条件的社区以特别法人的身份创办社区社会企业，并提出要打造一批社会企业聚集型社区。这两个纲领性文件将具有强集体经济属性的“社区社会企业”和“农民合作社”纳入社会企业范畴。

如今，全国各地的探索，已经证明社区集体经济和社区社会企业的可行性和优越性。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主动践行“共有共治共享”的原则。如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股权由广大员工或非营利组织占有；各利益相关方参与公司的治理，限制大资本对公司的操控；设置分红限定，拿出部分收益用于公益目标的实现等等。同时，以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研究解读社会企业的学者也越来越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企业实践，也将迎来新的发展。

社企青年 姚克俭

2021年11月3日

*社企星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