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速递｜ JBV 社会企业网络编排
编者按
本期分享一篇发表于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上关于社会企业网络编排的文章。该文基于新兴经济体的情境，通过多案例研究分析了社会企业网络编排过程。该文讨论了社会企业编排的阶段性特点和策略，为社会企业如何编排社会网络以扩大社会影响力提供了启示。后台发送“20230116”，即可获取原文献PDF版。
联结或消亡：社会企业网络编排
Align or perish: Social enterprise network orchestr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文献来源：Christian Busch, Harry Barkema. Align or perish: Social enterprise network orchestrat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22, 37(2). DOI: 10.1016/j.jbusvent.2021.106187.
1. 摘要
以往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对于扩大社会企业的影响力至关重要。然而，目前学术界对社会企业如何以及为什么会随着规模扩大而成功地编排网络缺乏了解，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新兴经济体情境下。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本文对6家肯尼亚社会企业进行了归纳研究，分析了它们的阶段性权变式网络编排过程。本文研究结果发现，创业情境桥接和社会负担规避对初始规模化行为很重要，以及这二者为什么很重要；而联结能力建设以及对政治行动者的激励，则是发展和控制社会商业生态系统的必要条件。总之，本文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网络行动如何以及为什么能帮助社会创业者在新兴经济背景中取得成功。
2.理论背景
2.1 社会企业及其影响力扩张
社会企业常常致力于通过规模化社会影响力创造社会价值。社会影响力的规模化扩张战略分为两种，一种是深度扩张，即社会企业为同一目标受众提供更丰富的产品和服务；另一种是广度扩张，即社会企业专注于拓展目标受众的数量。创业企业往往通过合作伙伴、社会特许经营、内生成长扩大社会影响力。社会企业在影响力扩张中面临的典型挑战包括过度嵌入、目标混合性、使命偏离、创始人对控制权的过高欲望、商业模式和个人挑战、低社会关注度以及资源动员问题。这些挑战能够通过利用社会使命、锚定策略和利用社会网络加以解决。社会网络对于社会企业解决扩张挑战尤为重要，因为社会网络让社会企业可以获得资源、信息和扩大规模所需的更广泛的支持。
2.2新兴经济体情境下的社会企业网络
社交网络是一组参与者及其联结关系的集合，包括各种形式的合作关系，如战略联盟、战略协作、联营企业和合资企业。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往往是非等级化的，参与者倾向于基于信任和/或正式合同自主协调网络结构。参与者之间联系的“内容”可能包括融资和战略资源、情感支持或信息。由此产生的社会资本，即“嵌入在网络中并能从网络中获得的实际和潜在资源总和，以及可通过该网络动员的资产”。社会资本通常对创业企业绩效有重要影响。
许多网络文献都集中于研究地理和其他结构位置上。社会网络研究通常植根于社会嵌入范式，它倾向于假设新的联系与创业者的本地网络有关，具有路径依赖性，因此最初的网络优势和劣势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加强和放大。社会嵌入性指的是“个人与环境、社区或社会的联系的性质、深度和程度”。嵌入可以让创业者接触到资源和机会，而过度嵌入则通过认知和关系锁定限制创业者接触更多资源和机会，从而强化路径依赖。
然而，最近的研究集中于网络主体的网络行动，即“创造”新路径，而不是依循结构性路径依赖。这一研究促使人们探索网络主体行动如何随着企业规模扩大而影响网络结构，以及网络如何逐渐走向成熟，以更好地理解创业者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编排网络的。
社会网络对社会创业尤其重要，因为它是社会企业获取资源和合作者以解决复杂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社会企业需要深度嵌入本地情境以解决特殊复杂的社会问题。社会创业者需要与本地利益相关者构建社会网络以形成共同目标和规则。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规范和期望不同，所以和他们构建网络往往会产生摩擦。这种摩擦会阻碍社会影响力扩散。有的社会企业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扩展社会网络，但是利益相关者（诸如本地创业者和中介者）的目标不对称会阻碍网络联结，尤其是在新兴经济体情境下。
新兴经济体的正式制度不完善，所以需要替代性的社会结构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企业也倾向于依赖社会网络解决相关问题，降低不确定性。已有研究提出在新兴经济体中，组织可以与本地领导者共创或者使用社会治理机制来发展和编排网络。这这种方法适用于已建立的组织，对于网络如何形成、变革和有效运作，现有文献很少关注。所以，目前的研究缺口在于，在新兴经济体环境下，网络构建机制尚不清晰，网络如何成功编排尚不明确。
3. 研究方法
3.1 案例选择
本文使用了多案例研究设计，以构建比单案例研究设计更具有普适性和稳健性的理论。为了有效地比较创业企业，我们关注了一个行业，即农业部门，这个部门直接或间接涉及三分之二的肯尼亚人。这个部门还“展示了移民者的最大潜力……移民者可以成为消费者、生产者、企业家和雇员”。
通过理论抽样，本文选择了多个案例来补充理论类别。为了更深入地了解网络的演变、特征和使用，本文选择了在类似条件下运行但具有高度多样性的案例。为了更好地理解网络动态和社会创业规模的关系，我们探索并比较了成功“扩张”的企业与未能“扩张”的企业。
3.2 数据收集
我们进行了64次访谈：12次专家访谈——6次在研究开始时，6次在研究结束时——以及52次对创始人、高层员工和高级决策者等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半结构化访谈。采访通常持续50-70分钟，在4次肯尼亚访问期间进行，每次2到4周，并通过Skype进行访谈。
4. 案例发现
4.1 创业网络初建
6个创业企业都首先确定一个核心社会问题和目标受益者，并提出如何解决该问题的想法。最初的主要挑战包括架构、沟通和合法化的想法，以及收集目标市场信息。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创业企业利用了现有网络——创始人与研究机构的关系、亲密朋友和家庭成员建立的联系。创业者周围的人最初并不完全了解社会理念和相关产品。然而，他们尽最大努力去理解，并对社会创业者正在做的事情很有信心。例如，企业对社会目标的关注很难被理解，因为“很少有组织和个人喜欢利用私营部门的效率来推动社会发展……困惑来源于缺乏对社会方面的详细理解。这导致了社会企业不寻常的网络选择，例如，在跨情境扩张时，需要与国际组织合作，以寻求资金和合法性。所有的社会企业最初都利用这些关系获取创意、知识、反馈、情感支持和物质支持。这让社会企业克服了初创期的一系列挑战。
4.2 扩张阶段1
（1）创业情境桥接（Entrepreneurial contextual bridging）
本文将创业情境桥接定义为“在建立合法性和信誉的同时，将新的意义和实践用本地熟知且能接受的方式传递给创业所处的情境。当创业企业面临跨地域扩张的挑战时，我们发现到，创业者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建立融洽关系的能力存在明显差异。成功的创业者用当地熟知的方式将新的意义和实践转移到情境中。肯尼亚部落分隔比较严重，但是，成功的创业者在不同部落之间充当中介者。
他们成功地说服了当地人，并将当地人纳入创业者构建的网络。Agri-T1的创始人解释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与人交流……这使得我们的关系在关键时能起作用。”考虑到企业规模较小，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如果你不能向他们展示大公司的广告，或者你不是一家拥有更多员工的公司，那么你必须证明你值得信任”。鉴于法律协议在农村地区并不重要，这些企业通过公共问责制获得了当地的支持。例如，Agri-T1在他们的转型阶段，“让我们的当地代表和合作伙伴经常在当地村民面前公开承诺：‘我们将通过xyz交付xyz’或‘我们将以xyz的方式帮助你们’，然后交付……这发展了信任和合法性”。
（2）规避社会负担（Circumventing social liability）
随着企业成长和收入增加，良好的创业前景吸引了各种无效的利益相关者，如希望从企业获利但以前未参与创业的家庭成员，试图收取更高价格的供应商，试图从经济或政治上获益的政客。这威胁到了这些公司的发展和生存。本文把规避社会负担定义为“通过网络主体的行动，有效地绕过了结构嵌入性约束。”
所有最终成功的创业企业都开始与利益相关者建立互利且相互依赖的关系。例如，当创业企业开始扩大规模时，他们需要雇佣中间人，因为与农民一对一的接触变得不可能。然而，中间商经常剥削当地农民，这些农民由于缺乏获得市场信息而很容易被操纵。这给创业企业带来了潜在的社会负担，因为这使他们的网络效率降低，并且这与帮助农民的社会目标不一致。因此，成功的企业雇佣了由农民组成的、符合农民利益的当地合作社。
创业者对这些合作社采取了问责制，合作社了解农民的个人和家庭信息，所以创业者不担心农民随意违约。所有最终成功的企业都致力于削减或再培训不与创业企业联盟的中介机构，并与愿意联盟的中介机构合作，如合作社。创业企业与他们所信任的中介机构联系，并不直接接触农民。
4.3 扩张阶段2
（1）联结能力构建（Aligned capacity building）
为了实现社会目标（改善农民生活），成功的创业者开始了联结能力构建，即激励合作伙伴与创业者协同，培育和强化重点受益者的技能和资源。他们的重点是通过特许经营等方法赋予当地创业者和合作伙伴作为“创业代理人”的权力。尽管在衰退阶段，Agri-T1和Agri-T2失去了与当地合作社等合作伙伴的联系，但在转型期发展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两家企业在其目标农民和合作社等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之间重新调整了激励措施。他们将产品分层配置在国际组织的价值链上以扩大规模，同时利用国际合作伙伴提高他们在当地的合法性和形象。
（2）政商激励相容（Aligning incentives with political actors）
为了能够有效地编排新兴生态系统，成功的社会企业依赖于政治主体的支持，政治主体在正式制度较弱的背景下发挥了重要作用。激励政治主体就是创业者通过与其目标相协调的方式联结公职人员。在早期阶段，创业者主要关注较低层次的关系，如政府宣传人员。后来，这些企业越来越多地与州长和政府部长取得联系。例如，Agri-S1明确地将其目标与肯尼亚的“2030愿景”保持一致，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并让当地总督意识到支持公司能让他获得公众支持，这将符合他的政治利益。因此，该企业调整了其网络，呼吁州长根除营养不良的计划，并把政府从敌人变成了朋友。同样，Agri-T1让政府官员觉得他们很重要，并可以从与创业企业的合作中受益。
这种方法使成功的创业企业能够获得诸如地方补贴等资源。相比之下，不太成功的企业Agri-F1未能将激励措施与政客利益保持一致，“我没有太关注与政客合作；我专注于销售产品……现在我想我应该花更多的努力让与这些人建立关系……让他们有动力帮助我做大做强。”同样，Agri-T1和Agri-T2在其衰退期间也忽略了这些动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家“转型企业”发生了变化，例如，它们开始与政府合作，将其纳入自己的活动。因此，鉴于成功企业的重点是通过协调政治主体的目标来获得他们的支持，本文将这种机制称为政商激励相容。
5. 讨论
本文的研究贡献有两方面。首先，本文更深入地探讨了撒哈拉以南新兴经济体地区的社会企业如何成功动态地编排网络，这有助于解释如何以及为什么社会企业会随着规模扩大而变革他们的网络。其次，本文为如何管理社会网络的“阴暗面”提供了新视角。本文讨论了社会企业如何应对家人、朋友和政客的期望，即使他们在创业中没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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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编辑：孙孟子 | 审核：孙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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