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揭秘印尼华人文化园背后的人和事
连续讲述了一位印尼“手机大王”陈荣金的创业故事，今天换个话题，说说有关中华文化在这千岛之国顽强坚守、奋力传承的人和事。
开篇之前，先简述一段历史：
明朝末年，浙江绍兴有个大学问家张岱，书香世家出身，三代进士，家境富裕，前半生生活奢华，养尊处优，精通各种玩乐之道。在其49岁那年，清兵入关，山河破碎，故国覆亡，从此失去安逸家园，人生遭逢重大转折。
张岱对明亡刻骨铭心，感慨良深，面对挡不住的历史洪流，眼见复国无望，便决心归隐，成为前朝遗民。他隐居山寺，仅带一子、一仆为伴，隐姓埋名，潜心编写明史，生活困顿，缺柴少米，饥饿难耐。几番想过自尽，但为撰写明史，又决定活下来。张岱由此拼尽余生，呕心沥血，留存故国文化瑰宝，“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核，宁缺勿书”，前后历经数十年，终于在88岁那年完成煌煌巨著，是为《石匮书》。书成之后，溘然长逝。
说来也惭愧！丁叔叔才疏学浅，原本对这位先贤一无所知。前不久偶然读到一本英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所著《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方才了解上述史实。
张岱有一句名言：“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人主不急起收之，则火种绝矣”
数百年后的鲁迅先生对此铭记在心，并将之演化为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可谓言简意赅，回响深远。
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很多人都引用过这句话。而在当代印尼，因为中华文化曾经惨遭毁灭性的打击，那些华人中的有胆有识之士，更是将这句话付诸了坚韧不拔，可歌可泣的实践。本文要讲的，就是其中光辉的一页。
印尼《国际日报》连载版面截图。
于是，经健昌兄联系约定，7月22日，我们一行三人便驱车前往印尼缩景公园的华人文化园，拜访熊德怡先生，并参观该园和印尼客家博物馆。
左起：杨健昌、熊德怡、伍耀辉、本文作者在熊老将军矮小的园长办公室门前合影。中间是伍先生赠送给熊老的报道文章展板。
印尼缩景公园
哈蒂娜为此成立了一个希望基金会，并在苏哈托支持下，于1972年发起筹建该项目。各省负责承建各自的场馆。从1975建成开放至今，最初的公园设计只有印尼27个省，后来因设立新的省份而有所增加。除此之外，印尼若干个具有影响力的民族，也在园内分别拥有展示本民族文化艺术的场所。
瓦希德经常穿唐装出现，为刚刚获得解禁的华人节日护航；他亦不讳言自己有华人血统。（此图文来自印尼星洲日报）
打从瓦爷之后，印尼历届总统有样学样，顺应历史潮流，全都出席过华人举办的春节庆祝活动。下图为2020年1月31日，印尼华社在丹格朗会议中心举行春节庆典时，当今总统佐爷身着中国标志性的红色唐装，偕内阁成员一行集体亮相活动现场的情景。
我去见苏哈托，说明来意，他打开缩景公园地图，画了一个地方，说：“那么，就给你两公顷半（2万5千平米）吧。”我问，要还多少费用？苏哈托说，不必还钱，免费拔给你们没有问题。结果地皮一下子就有了。
很多人不知道，苏哈托为什么这样慷慨。其实，他是为了还我一个人情。八十年代雅加达发生过一起恐怖爆炸事件，某些极端分子干的。但是这些极端分子与某个能量很大的部门有利益关系，结果大家推来推去，没人动手去抓他们。我那时担任雅加达西部军区司令，苏哈托打电话给我，我立即派兵把他们抓了。苏哈托很满意，所以对我印象比较好，我去找他要地皮，他就马上同意了。还有就是，他过去实行了很多对华人不利的政策，下台之后，可能也有些愧疚，所以就以此做一点补偿吧。
我们拿到两公顷半的地皮，都很高兴，结果到现场一看，才发现这些地皮在一个低洼的地方，有很多水，不适合做建筑。我又去找苏哈托，跟他说，那里有水，能不能另外换个地方？苏哈托说，不必换了，我把旁边一块没有水的两公顷地也一起给你们好啦！这样我们的华人文化园就有了4公顷半的地皮，变成在缩景公园各民族园区里是最大的。我想，苏哈托过去当总统几十年，好像皇帝一样，金口玉言，已经习惯了，他说的话不能改的。我找他更换地皮，他不要改变自己的承诺，所以干脆另外再增加两公顷给我们。
尽显中国风貌的一座园林
从2007年正式动工到2017年基本建成，华人文化园历时十年，耗费巨资，终于将众多热爱祖籍国传统文化的华人梦想，由图纸变成光辉的现实。
这期间，熊老将军和他的筹建团队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难万难，获上百位企业家大佬和上千位华商民众的赞助支持。华人文化园内一砖一瓦都来自大家的捐献，他们群策群力，百折不挠，把一座完全是中国风韵的园林呈现在这4万5千平米的土地上。
园内建造了牌坊、凉亭、唐人街、纪念馆、博物馆、十二生肖花园、若干个华人姓氏祠堂，挖掘了人工湖，营造了小桥流水的景观，还树起了孔子、关公、郑和、西游记、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中国历史伟人与神话人物的雕像，并为有关印尼华人先贤英雄竖立了铜像。
伍耀辉先生在关羽塑像前留影。他一向热衷于向亲朋好友传播中华文化，在印尼禁止中文的时代，他每次去国外都会悄悄买几本中文图书带回来，然后自己花钱复印几十本送给朋友阅读。后来中新社记者了解到伍先生的种种事迹，在报道中称赞他为“中华文化的铁杆粉丝”。
每一座中国古代先贤人物石雕像的基座上，都有用中文印尼文两种文字刻写的人物简介。这些石雕作品都由中国匠人制作完成，再装运至印尼，价格不菲。
我问熊德怡先生：“为什么不在印尼雕刻呢？这样不是更方便而又节省费用吗？”熊老回答说：“印尼有石雕工厂，当地人手艺也不错。但他们不懂中国历史，对这些中华先贤不了解，雕出的人物缺乏感情，所以必须要在中国制作。”
几位印尼友族妇女前来华人文化园游览，身后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雕像。她们通过石像下的印尼文说明，读懂了中国古代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纷纷在此合影留念。
伍耀辉、杨健昌、熊德怡在十二生肖花园。
文化园的任何一个项目均来自热心华人的捐献，因此各种铭刻着捐款者芳名的功德碑随处可见。当然也有捐出巨款商贾大佬不愿留名，比如福清人老一辈大企业家郑年锦先生就为文化园建设倾注了很大财力，但他一生低调很少见诸报端。
熊德怡同时介绍说：“不是每个赞助者都是大老板，比如这块石碑上第一个名字何凯能先生，就是一位普通的老人。他八十多岁的时候，把自己几十年积蓄的老本都捐献出来，十二生肖花园落成不久便与世长辞了。但他总算看到中华文化在印尼的复苏，走的时候也很欣慰。”
华人文化公园内的唐人街牌坊。
懂得感恩的印尼华人，在文化公园内捐建了一座瓦希德总统图书室。
下图系该图书室的瓦爷纪念铜像。瓦爷执政时，在印尼宗教与种族间的和解问题上做出了巨大贡献，由此获得2003年世界和平奖元首级的最高荣誉奖。
瓦爷生前公开宣称自己有华人血统，先祖名叫陈金汉，乃中国明代的伊斯兰教长老，祖籍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仕春村，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随船队前往印尼传道，定居于泗水。
据说瓦爷还会说一些闽南话。2009年12月30日，69岁的瓦希德在雅加达一家医院逝世。他被印尼华人视为救星和恩人。
熊老将军在瓦希德总统图书室门前。
华人文化园内印尼客家博物馆大厅，展示的为印尼国家独立和建设做出显著贡献的华贤照片墙。
华人历史展厅的华人老照片。左图为清末民初时代出洋来印尼谋生的华侨杂货小贩；右图是勿里洞锡矿华工因反抗暴政剥削，遭到荷兰殖民当局逮捕。
博物馆陈列展出的当代印尼企业巨头——广东客家人彭云鹏先生的事迹简介及企业图片。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印尼乃至整个东南亚，彭云鹏和他的巴里多太平洋集团 ( Barit o Pacif icGr oup )，可谓久负盛名，家喻户晓。虽然他本人较少出现在公众场合，却一直为世人所关注，特别是他由一个小地方贫寒人家出身的穷小伙，变成纵横商海业绩煌煌的企业巨头，其咸鱼翻身的奋斗经历，以及他对印尼社会和祖籍国做出的巨大贡献，更成为媒体不断追捧的励志榜样。
今年2月，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最严重的时刻，彭云鹏先生为支持中国抗击新型肺炎疫情捐款100万美元。
同行的客家人杨健昌先生告诉我：“实际上这间印尼客家博物馆，展出的也是全印尼华人的历史，但是因为所有出钱捐建该馆的华人绝大部分都是客家人，所以被命名为客家博物馆。”
笔者对杨先生所言深有同感。
举例而言：
——复办印尼目前最大规模的华文学校——八华学校之发起人和投资者梁世祯先生，便是祖籍梅县的客家人。
——创办印尼发行量最大的中文媒体——《国际日报》董事长熊德龙先生，正是梅县客家人华侨养育的“血缘不同心声同”的异国后代。
——在印尼缩影公园组织修建中华文化园的熊德怡退休准将，同样是梅县客家人的子孙。
馆内陈列的熊德怡的将军服、权杖及他本人写的自传图书。
而在该中华文化园内，发动建起“印尼客家博物馆”的叶联礼、李世镰等人，不用说，也是印尼梅县客家人的领袖人物。
他拿出了自己新写好的一部印尼文书稿：“这本书专门介绍中国传统节日和历史典故，还有文化习俗。我查找资料写了好几年，又请一个印尼人画了插图。我能够写中文，但是为什么要用印尼文写呢？主要因为我们的下一代大多不谙中文，我不想让年轻一辈忘记祖先的传统。同时也想出版了给印尼人看，让他们了解我们中国的优秀文化。”
戎马一生，白发苍苍的熊老将军退休之后变成一个文人，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华人文化的守望与传承，无怨无悔，耗费了太多的心血。
望着这位可敬的前辈，我又想起央视报道过的他的微薄的退休收入。便忍不住有些唐突地问：“熊老，您曾经是一位印尼准将，又当过军区司令，在中国至少相当于大校军衔的师以上军官，退休金真的只有四条印尼盾，也就是人民币两千元吗？”
熊老回答说：“是的，我每个月有四百万印尼盾的退休金，就是四条，但是每年政府有加百分之五。到现在也不到五条。”
“那么印尼的准将，在职时候薪金是多少呢？”我又问道。
“差不多是退休金的三倍吧。”
熊老也问我，“如果在中国，我这样级别的退休军人一个月多少工资？”
“具体不是特别清楚，大约人民币一万多元吧。换算成印尼盾就是三十条左右吧。”我说。
“哦。那比我多五六倍。看来我们印尼是太低了。不过我也不是很在意，退休金足够买米，其他花销主要靠孩子支持。”
话虽这样说，但老人家此次要出版这本书，四十条的印刷费用就成了问题。熊老做印尼百家姓协会主席的时候，杨健昌曾经当过他的秘书长。得知老主席无力负担出书的经费，杨健昌便主动承担了拉赞助的任务。“好在熊老德高望重，我和几位老板一说，很快解决了三十条，再有十条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