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看到山脉变蓝，我就看到了印度尼西亚的脸；如果我听到大海拍打海岸的声音，我就会听到印度尼西亚的声音……这是一首题为《我看到印度尼西亚》诗中的句子。作者是印尼共和国的缔造者苏加诺总统。是的，这位印尼开国总统掀开了雅加达英雄式崛起的时代大幕。1945年，苏加诺提出著名的建国五项原则，同年8月17日印尼宣布独立，苏加诺出任第一任总统。之后，他曾领导印尼人民对抗1946年入侵印尼欲重新展开殖民的荷兰军队，因此被称为印尼“建国之父”。作家迈克尔·约瑟夫·法雷利在其《苏加诺传记》一书中这样评价说：无论你是否喜欢他，苏加诺总统都是一位无可置疑的伟大人物。他在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的地位无人可比。作为开国领袖，苏加诺通过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斗争，将印尼的自由梦想变成了现实，让他所热爱的人民实现了独立。老一辈雅加达人的记忆中，英俊动人的苏加诺讲究穿戴，仪表堂堂。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并自信满满；他还具有一种令人兴奋并为之着魔的风度，其感人的、超凡脱俗的魅力，不仅吸引着印尼人，也吸引着外国来宾。他是一个天生的革命家和演说家，以其汹涌澎湃的激情、滔滔不绝的口才闻名于世。在其生前，不仅深深折服了印尼的普罗大众，也让一些弱小国家的领导人为之倾倒。他曾发自肺腑地呼喊道：“革命几乎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涌动、闪光、雷鸣。兄弟姐妹们，继续煽动跳跃的火焰吧！让我们成为木头来喂养革命的火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苏加诺原本是一位优秀的建筑师，早年毕业于著名的万隆工学院。他刚出校门，就在那座城市亲手设计并建造了一栋别墅，庄重大方而又精巧实用，称得上尽善尽美。后来这幢别墅被万隆华社福清同乡会买下，按原貌重新装修，用做会所和招待客人。若干年前，笔者作为祖籍福清的写作人，曾多次应邀在此小住，每回都赞叹不已，流连忘返。上图：1925年万隆工学院建筑系毕业生苏加诺亲自设计的别墅外景。下图：别墅内的万隆福清公会办公室。1945年到1965年，是苏加诺担任总统的时代。在他执政期间，不仅为雅加达成为印尼首都奠定了基础，也为其城市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其执政的后半程，他主导完成的建筑作品，散布于首都各类国家级的公共设施中。有印尼媒体评论说：朋加诺（印尼人对苏加诺昵称，类似于“加诺兄”的意思）喜欢美丽的事物，精美的绘画，雄伟的建筑，可爱的女人。他是印度尼西亚艺术的主要支持者。许多疲惫的外国客人在他身边度过了深夜，他饶有兴致地观看巴厘岛舞者为他带来雅加达的优雅姿态。朋加诺好大喜功，做每件事都规模宏大。他在雅加达的日子通常充满了官方和非官方的访客。但是，到了周末，他总要穿过总统府大门的游行队伍，座直升飞机驱车前往位于西爪哇山城的茂物行宫，享受那里凉爽宜人的绿色环境。通常在周五下午开始，一架小型直升机就会抵达雅加达国家宫对面巨大广场上的草地上。在直升机周围，有1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围成两三个不断扩大的圆圈。他们背对着飞机，自动武器指向潜在的危险。在附近总统府——荷兰总督曾经居住过的宫殿的白色大理石门廊下，停着一辆大型黑色汽车，挡泥板上挂着印度尼西亚国旗，发动机正在运转。突然，苏加诺矫健的身影迅速走进车里，他总是穿着灰色或芥末棕色的制服，戴着黑色天鹅绒佩吉（东南亚传统的穆斯林头饰）。不一会儿，他就到了对面广场，登上直升飞机。20分钟后，直升机便飞临60公里外的茂物举世闻名的植物园上空，一阵轰鸣，驱散了树上挂着的巨大蝙蝠，飞机降落在他的周末宫殿修剪整齐的草坪上，这是荷兰总督曾经使用过的另一处设计精美的住宅。与往常一样，每周一，当苏加诺总统返回雅加达，开始新一周的工作时，仪式就会发生逆转。雅加达的自然轮廓反映了他的风格。他在曾经沉睡的荷兰殖民地首都巴达维亚修建了宏伟的新政府大楼、纪念碑、酒店、体育场馆和雕像，其奢华程度丝毫没有透露出其背后的过度拥挤和破败。“毫无疑问，朋加诺兴建那些建筑，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人感到困惑的同时，激发我们民族的自豪感。”一位印尼朋友就此评论道：“但你必须知道一件事：苏加诺非常了解自己的人民。特别是爪哇人。的确如此，苏加诺喜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在其坚持下，一系列具有“灯塔政治”象征意义的宏大建筑，让印尼的名声响彻世界。雅加达独立广场及国家纪念碑的黎明。1959年至1965年间，印度尼西亚（特别是雅加达）正在进行一项伟大的城市和建筑实验，由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发起。作为战后国际政治的关键人物，苏加诺利用建筑和城市设计，作为国际和国家政治沟通的一种形式。城市建筑项目将一座前殖民城市转变为一座现代都市，并使其标有爱国意义的“象征”，展示了印度尼西亚的辉煌。在苏加诺时代，雅加达经历了一段迅速发展和建设的时期。巨大的起重机划破天际，建筑工人们挥汗如雨，城市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大道宽阔笔直，连接着繁忙的商业中心和居民区。上图：1962年建成的印度尼西亚酒店，是印尼独立后建造的第一座五星级酒店，位于雅加达城市的中心，前面矗立着Henk

书接上文，我们继续展示雅加达血与火的历史画卷。在此需要声明并特别感谢我的老友邱易平先生，他应邀作为本书的第二作者，为本书框架结构的制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并参与撰写了部分章节，本书的书名也出自邱先生之手。另外我还要感谢雅加达华社挚友杨健昌先生和他的公子杨森，他们积极协助帮我购买并翻译了许多印尼文图书和相关资料。因为上述朋友的支持，我才打起精神，准备努力完成《雅加达：多元文化的繁俗之都》的采写任务。查亚巴雅——准确预测荷兰和日本占领印尼的爪哇国王本节开始之前，先讲一段与雅加达无关的题外话。500年前，法国出了个犹太裔的大预言家——诺查丹玛斯。他曾准确预测了世界史上许多大事：法国大革命、原子弹的爆炸、二战狂魔希特勒的崛起，甚至还有美国9·11世贸中心袭击事件……等等。因为诺查丹玛斯天才的预言能力，无论其生前还是死后，都吸引了全世界无数人的崇拜，不但在欧洲妇孺皆知，亚洲和中国也有很多粉丝。然而，很少中国人知道，比这位法国占星家早大约400年，南洋爪哇岛也出了一位相当厉害的预言家，此人就是古代爪哇国的印度教国王——查亚巴雅（Jayabaya）。这位了不起的查爷，于12世纪也就是公元1135年，开始在爪哇岛统治谏义里（Kediri）王国长达22年，并将这个东爪哇王国带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查爷不仅是印尼历史上最受欢迎的国王之一，并且因为异常灵验的预言而被印尼人铭记。印尼东爪哇谏义里市的古代宫殿遗址。公元1042年至1222年间，这里存在着一个名为Self的帝国，也被称为Panjalu帝国，是当时东爪哇的一个印度教王国。印尼大预言家查亚巴雅曾是这里的国王、这个谏义里王国位于东爪哇布兰塔斯河畔，正是后来福清人华侨烟草巨头蔡云辉先生创办的——在印尼家喻户晓的“盐仓”牌丁香烟所在的那座古城。笔者曾去谏义里访问过两次，对该市烟草工厂规模之大叹为观止。那么，当年那位查亚巴雅国王最著名的预言是什么呢？几百年后，会有遥远异域白皮肤的男人们到来，携带能够远距离杀人的武器，他们将占领爪哇岛很长时间。果然差不多过了400年，欧洲的荷兰人于1595年首次来到南洋群岛，然后一口气统治印尼350多年。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位老国王还预言过日本人也会占领印尼。我预感到还会有来自北方的黄皮肤男子，很快把白皮肤的人击败，他们的到来标志着白人对该岛控制的结束，然后他们将占领爪哇岛一辈子。查亚巴雅的这一预测，与二战期间日本人入侵印尼，然后把荷兰人赶跑的事件相对应，同样十分准确。只不过老国王有关北方黄皮肤男人将占领爪哇岛一辈子的预测，跟实际情况有些出入——那些凶恶的日本兵只占领了印尼几年，就被中美苏三个大国合力打败投降，不得不从包括印尼在内的占领区滚回老家。印尼网站发布的有关查亚巴雅国王的图片以及他的预言文字。图片下方的标题是：查亚巴雅真正的预言。据印尼媒体报道，查亚巴雅的预言就像诺查丹玛斯的预言一样，对印尼人的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人们看到他大部分的预言都已实现。比如根据查亚巴雅的说法，未来将会有一个爪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领导人，成功将印尼带入黄金时代——“到那时，铁马车可以在没有马的情况下行驶，船只可以在天空中航行，社会上还会出现穿着男装的女人……”要知道，爪哇国王查爷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可是在12世纪——差不多900年前啊！在那个年代，这简直比痴人说梦更加离谱。但是你看现在，当汽车和飞机早已成为寻常百姓的交通工具，回想的查爷的上述预言，其远见卓识让咱普通人除了惊叹神奇，用什么词形容都感觉苍白。讲完这位预言家的故事，咱们接着再往下说雅京的历史。雅加达名称的变迁雅加达这个城市的名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曾经有过许多变化。自1527年以来，雅加达经常更名，直到最后被正式命名为首都特别行政区（DKI）雅加达。那么，雅加达多次更名的历史和年代是怎样的呢？雅加达在其鼎盛时期被誉为“东方女王”，并拥有装满了价值如黄金的香料的仓库。18世纪荷兰香料垄断结束后，这座城市开始衰落。运河被堵塞，疟疾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堡垒被拆除。位于雅加达老城区渔巴刹的荷兰时期遗留的塔楼。20世纪初，一些大型行政大楼建成。当印度尼西亚独立后，它恢复了原来的名称——雅加达。20世纪70年代，许多新的高层建筑建成，市中心也转移到了这些建筑的所在地。据《世界城市》记载：“16世纪时，雅加达，称为巽他喀拉巴，是巽他（西爪哇）巴贾加兰王国的主要港口。后来，班塔姆苏丹将其名称改为Jayakarta，在巽他语中意为“光荣的堡垒”。16世纪末，荷兰和葡萄牙商人为在爪哇立足而奋斗。由于外国人很难发音Jayakarta，所以改名为Jakarta（雅加达）。最终，荷兰人赢得了爪哇岛，并在雅加达建立了一个坚固的贸易站，并将其更名为巴达维亚。荷兰时代约1780年的巴达维亚城市景观图画，这是当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保存的一张图片。荷兰人抵达后的三个半世纪里，巴达维亚一直是荷属东印度群岛这个富裕、庞大的商业帝国的中心。在老城区的部分旧建筑中，仍然可以找到荷兰风格的山墙房屋，带有菱形玻璃窗和摆动百叶窗。运河、狭窄的市中心街道和古老的吊桥，会让您想起这座城市的荷兰遗产和早期定居者。游客和市民走过雅加达库塔老城一处荷兰建筑的街区。最终，城市更现代化的部分建在内陆约八英里处。印尼于

编者小注：2018年，国家外文局重磅推出“丝路百城传”大型城市传记丛书项目，以图书形式聚焦“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内外名城，深入解读城市性格，展示城市文化底蕴，推动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增进中外民心相通。官方宣称，“丝路百城传”的出版策划，旨在为城市画像，开辟城市传播新路径，使之成为当代读者了解城市与城市文明进化的重要窗口，是城市外交的新抓手。承蒙前中国驻印尼登巴萨总领事苟皓东先生推荐，国家外文局所属新星出版社执意委托我写一部《雅加达传》。他们主要考虑到我曾经是个媒体人，旅居雅京多年，又开了一个“丁见印尼纪事”公众号，便不由分说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平心而论，皓东先生的抬爱以及出版部门的信任，确实令我铭感五内。但我也深知才疏学浅，难以胜任，故婉拒再三，却推脱不得，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踌躇许久，鼓足勇气动笔开写。这期间查阅了不少图书，并与印尼华社朋友一起翻译了大量资料，也相继走访了许多地方，还需要调动自己多年在印尼的观察和生活积累。可是说实话，本人作为一个“二把刀”的码字师傅，写点新闻报道和人物传记还问题不大，如今写一部外国首都的传记，人文历史、现实未来，方方面面，千头万绪，对我而言，真好比赶鸭子上架，实在为难！那就多借鉴一些翻译的著作，所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再进行一番文学描述，先给雅加达这座城市来一篇抒情式的宏大叙事文章吧！列位看官，这只是初稿，还得修改，欢迎多提宝贵意见。引言从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驱车前往市区，途中可看到两个巨型傀儡（一种用木板和布制作的人形，由爪哇岛民间木偶戏,也称傀儡戏Wayang

他比佐科维和阿学更传奇在雅加达历任市长及特区省长中，出现过几位传奇人物。比如当今印尼总统佐科维，还有一位华裔人士钟万学，都曾领导过这座城市，并因政声卓著而暴得大名。当然这两人的命运有所不同，佐爷省长任期未满，便青云直上当了总统；而接替他的阿学干的正欢，却因所谓“亵渎《古兰经》”的罪名被判刑两年，只不过出狱后又被委任为印尼国营石油公司董事长，结局还算不错。但是要说雅加达史上最具传奇色彩，虽然饱受争议却被深切怀念的省长，不是佐科维，也不是钟万学，而是这个名叫阿里·萨迪金（Ali

作者小注：本期开始，讲述有关雅加达的系列故事。那年一个偶然机遇，让我这个曾经的媒体人出国到了印尼。从此来来去去，大部分时间都在首都雅加达，20年过去，往返百次，乐此不疲，从不惑到花甲，我的人生就和这个纷繁复杂却魅力无穷的国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雅加达这些年，我基本上都生活在华人社区，还是重操旧业，做“码字师傅”，每天奔波于华社与华商老板之间，采访写作，既是为了谋生，也是为了体验和感受。2007年笔者在雅加达科塔城区一幢荷兰时代老建筑的窗前。作为一名吃文字饭的记录者，我和许多普通的外国人一样，对雅加达充满着爱恨交加的多重感受：温和、包容、简单、方便、繁琐、困扰、叹息、无奈……但无论如何，这座城市蕴含于芸芸众生的乐观天性，总能感染愁苦中的你继续前行，永远不会灰心到绝望。我应该感谢这座城市所展现的一切，让我去了解印度尼西亚的文化、历史，对当地百姓的衣食住行与喜怒哀乐感同身受。以我个人的经验和感悟而言，旅居异国写传记，其文体的特殊性，决定了它首先是一种行走的文字，需要进行田野作业。即便是历史题材的写作，也不能缺失现场采访这样的关键环节，否则产生的作品，就会变成缺乏生命温度的书斋文字。但我还是要坦诚地告诉大家，我笔下的雅加达，只是这座城市的大致脉络和部分片段而已。文中许多材料来源于印尼书刊和网络，论据不充分，论证不严谨的问题在所难免，请读者谅解。本文开篇，先说一个美国大佬与雅加达的奇缘。“门腾之子”的第二故乡上世纪

不是樽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这是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先生所作七言律诗《钓台题壁》的片段。诗中尤以”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这句名联为世人津津乐道，竞相传颂，用来形容潇洒脱俗风流自赏的人物。重读这首诗，面对这段时间舆论场上各种香艳离奇的“寻秦记”，丁叔叔感慨之余，不禁想起一位外交界顶尖级的风流才子——新中国第四任外长乔冠华先生。这位以“乔老爷”著称的历史人物，有关他的才华横溢与卓越功勋，是非恩怨及情场往事，其家人朋友发表的各种回忆和传记图书早已琳琅满目。在上个世纪的风云时代，他曾展现的风采气韵一骑绝尘。特别是他梅花三弄的爱情故事，至情至性而光明坦荡，确实达到了“一种与自然完美合拍的风流最高境界”，比起当今各种版本的部长传闻可谓天上地下、判若云泥。1971年11月15日，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率中国代表团首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立刻成为26届联大的焦点。记者们把他团团围住，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仰头大笑，笑容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他说：“我现在的表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于是，这张经典的照片“乔的笑”诞生了。要说乔冠华这个人，绝对是一代风流。这里所谓的风流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是说他的形象出众、气质超凡——身材修长挺拔、相貌俊朗斯文，真个是风度翩翩、风流倜傥；另一方面，是说他才高八斗，能文“能武”，并且与之谈过恋爱的女友以及娶回家的两任夫人，无一例外皆出自豪门大户，而且都是国色天香的才女美人。乔冠华本是一介书生，终生都是文官，这里说他“能武”，并非是说扛枪打仗，而是一代雄主毛泽东于战争年代对此人有过以下评价：“他的文章很好，分析得很有气魄。一支笔犹如千军万马，我看他的一篇文章，能顶上两个坦克师呢！”再说学识，人家16岁就考入清华大学，20岁就去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后来又到德国攻读哲学，在宾图根大学轻松拿下博士学位。除此之外，老乔口才一流，出口成章，并且在欣赏古典音乐方面有极高造诣。据说他还擅长跳华尔兹，舞姿潇洒奔放，天生一副王子派头。1943年乔冠华与妻子龚澎。他后来参加革命，一支利笔，两排灵牙，常在饮酒赋诗之间，挥毫大作，不仅为中共宣传事业立下汗马功劳，更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中折冲樽俎，大放异彩。阅历如此丰富，才情如此豪迈，再加上个性鲜明、秉性旷达，人家乔冠华几乎把男人所有的优点都占全了。如果还不恃才傲物，洒脱不羁，留下几段浪漫深情的故事，那真就浪费白瞎了这位百年不遇的天纵英才！这样一位传奇人物，多少本书都写不完。乔冠华这个人，其风流韵事不少书中都有描写，相信很多人也都多少了解一些。但是，为什么舆论对此鲜有指责，而且在毛泽东、周恩来那里也能得到理解支持呢？原因就在于，乔老爷作为那个时代高官中的另类“情种”，风流虽风流，但却有底线。他喜欢谁、追求谁都是光明正大、表里如一，并且都是双方单身之后才开始进行，从来不搞那种“家里红旗不倒，屋外彩旗飘飘”的把戏。故而在世人眼中值得尊重。本文主要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一下乔老爷和有关女人的逸闻。差点成为两位正国级领导人的姐夫和姑父已故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姚锦新女士，是咱们国家一位非常有名的音乐教育家，以演奏西方古典音乐享誉乐坛。姚锦新有个弟弟姚依林（下图），曾为正国级领导人，是中共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而姚依林的女婿王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也曾担任过正国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前些年大名如雷贯耳。乔冠华的初恋情人便是这位姚依林同志的姐姐姚锦新女士。姚锦新出身于大户人家，父亲姚健勋是晚清的一名海军军官，伯父姚绍枝是江苏武进县县长。父亲英年早逝，姚锦新便随母亲和弟弟姚依林投奔担任县长的伯父。母亲为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又带着姚锦新姐弟到上海读书。她家还在杭州购置了一栋房屋，生活条件一直比较优越。1930年，姚锦新考入北平清华大学主修外语。1932年，留学德国，曾在柏林国立音乐院主修钢琴，兼修作曲理论。1939年学成归国，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初期，被迫滞留香港。在香港期间，姚锦新在半岛酒店举办了一场钢琴独奏会。别说当年，就是现如今，想在在香港这样的地方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没有大佬的捧场也不可能。而姚锦新有一位姨夫，是当时香港一位财大势雄的银行家，赞助支持外甥女当然没有问题。1940年，姚锦新在香港的那场音乐会大获成功，轰动一时，可以说一票难求。她的演奏如行云流水，出神入化，音乐厅内不时地响起热烈的掌声。演奏过程中，姚锦新注意到前排观众席上有位高大挺拔、英俊潇洒的年轻人。她从其不断变化而陶醉的表情中，领悟到此人对古典音乐有着非同一般的准确理解。同时，姚锦新也从年轻人那炯炯发光的眼神中，看出了他对自己的欣赏和倾慕。此时的姚小姐并不知道，那个鹤立鸡群的年轻人，就是香港报界大名鼎鼎的国际问题专家乔冠华。很自然，这对金童玉女开始眉目传情。两人后来一对话，彼此更加有感觉，于是乎迅速陷入热恋之中。可惜几个月后，姚锦新被有钱的姨妈和姨夫带去美国再深造。她和乔冠华虽情投意合，却从此远隔重洋。那年头战火纷飞，通信联络也不方便，时间一长，姚锦新就移情别恋，嫁给了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陈世骧。再说这边厢痴痴情深的乔冠华，听说心上人嫁给了别人，一时痛不欲生，为此哭了好几回。直到1942年去了重庆中共办的《新华日报》，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美丽的龚澎，并与之相爱结婚。再说姚锦新，与陈世骧结婚四年即离婚，后来回到北京在中央音乐学院当教授，再未嫁人。你看，如果不是这场恋情节外生枝，那后来当了正国级大人物的姚依林和女婿王同志，可不就得管乔冠华叫姐夫和姑父吗。1950年代，乔冠华和龚澎都在外交部工作。夫妇俩业余时间很喜欢去中南海附近的一个公园散步。50年代，乔冠华和龚澎在北京。姚锦新下了班也爱去那里溜达。有一次听同事说，在这个公园有可能会遇到老乔夫妇，从此姚锦新便再也没有踏入那个公园一步。为什么？姚锦新说，我当年已经对不起老乔了，绝不能再不小心和他见了面，给人家夫妻两口添堵，更不能让人家的夫人不愉快。你看，民国那个年代过来的人，对于人际交往的分寸，男人讲究，女人更讲究。晚年姚锦新。可是人家乔冠华也讲究啊！wg当中，当时担任商业部长的姚依林他们家挨整。造反派拿着姚依林姐姐姚锦新在美留学期间出版的一本书，硬说她里通外国，并且找到乔冠华，让他作证。乔冠华斩钉截铁地对造反派说，姚锦新绝不会里通外国，她是在美国创作了一本作曲集，但那是音乐专著啊！跟美国官方没半毛钱关系，我可以立字据，签字画押，我还能担保。你看，虽然是姚锦新当年见异思迁，对不起他，但是乔冠华丝毫没有落井下石，没有伺机报复，大家都是正人君子。乔冠华与龚澎：珠联璧合的外交家夫妻翻过姚锦新这一篇，再说乔冠华的第一位夫人龚澎。这位龚澎女士的身世背景也很不一般。龚澎祖籍安徽合肥，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元老，二次革命失败后携家人逃往日本。龚澎是龚镇洲的二女儿，1914年10月10日出生于日本横滨。1928年龚澎与姐姐龚普生一同入读上海圣玛利亚女中，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后加入共产党，于1938年去了延安。938年“七一”前夕举办的一次有外国朋友参加的纪念集会上，龚澎被毛泽东钦点担任翻译，这是她首次为毛泽东担任翻译。1940年，龚澎在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担任秘书期间，与自德国留学归来并且也在秘书处任职的刘文华相爱并结婚。随后由于中共中央南方局急需懂英语的外事工作人才，龚澎被调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1942年6月，龚澎的第一任丈夫刘文华在从晋中返回八路军总部的途中不幸病逝。就在失去丈夫的龚澎悲痛欲绝之时，同样为失恋而痛苦不已的大才子乔冠华出现了。“断肠人”遇上了“断肠人”，这是上天的又一次精心安排，这对革命队伍中罕见的才子佳人，郎才女貌，棋逢对手，想不相爱都不可能。最后捅破这层窗户纸的是周恩来。一次他们两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后，周恩来突然问：“你们两人该结婚了吧。”龚澎和乔冠华相视一笑，就算定了终身。1940年代，乔冠华与龚澎在重庆。那个年代为了支持中国抗战，美国政府在重庆设立了两个著名的机构，一文一武，武的是美军驻华总部，文的则是美国驻华新闻处，其中包括费正清在内的上百名外国记者。当时，精通英文的龚澎，其主要任务就是与各国驻重庆记者联络，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报敌后抗日战场的情况。有关龚澎的魅力，当年以美国国务院文官身份来访重庆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在日记中称：龚澎的性格里既有青春的朝气，又有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坚定信念，再加上随军记者所特有的敏锐观察力和清新的幽默感。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龚澎秀外慧中，机敏灵巧，又热情诚恳，在新闻处大受欢迎，每个老外都由衷喜欢她。有位美国记者布鲁克斯更是对龚澎迷恋到无以复加，发疯似的，默默无望地追求她。甚至龚澎名花有主要嫁给乔冠华，也只能与之秘密结婚，因为担心那帮外国记者知道了太过伤心。毛泽东在得知龚澎与乔冠华的结合后赞誉二人：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革命牵。中国通费正清后来在一本回忆录里，还专门记述了这样一件有趣的事情。他在重庆时期，不慎患上了痢疾，病得挺厉害。在重庆没治好，就被送到大后方云南昆明的美国海军医院进一步治疗。可是一位美军医生给费正清吃药打针，治了一个礼拜，也没见明显效果。这时候，龚澎在重庆也患上了同一种病，于是那位美国记者布鲁克斯就自告奋勇把龚澎送到昆明，与费正清住在同一个美国海军医院，并且交给同一个主治医师。费正清写道：军医对我的病情好像束手无策，但是美丽的女神龚澎一来，就不一样了。那哥们儿见到龚澎，立刻抖擞精神，使出浑身解数，忙前忙后，只用了三天就手到病除，完全把她治好了。有人看到这段轶事，便调侃曰：美女泡美军，一泡一个军！1946年，龚澎奉调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后又转战上海和香港。新中国成立后，龚澎出任外交部第一任新闻司司长。那年，她刚满35岁。上图：外交部首任新闻司司长龚澎。下图：1950年代，龚澎（左一）陪同周恩来出席外交部记者招待会。在乔冠华和龚澎的女儿乔松都的记忆中，父亲母亲永远是那么的相爱。她说：从小时候起，就常常听爸爸喊妈妈“达令”，一直以为这是妈妈的小名，直到后来也经常听到妈妈这样喊爸爸，就很奇怪地问妈妈。龚澎对女儿说：“这也是你爸爸的小名。不过，这个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之间使用”。50年代，乔冠华一家四口。后来，乔松都专门查了字典，才知道“达令”就是英文里“亲爱的”的意思。为此，女儿就觉得父亲和妈妈亲呢得就像是刚谈恋爱的小男孩儿、小女孩儿。wg期间，由于wg期间乔冠华和龚澎双双受到冲击，加上过度劳累，龚澎病倒了，确诊为：脑动脉血管破裂。乔冠华几乎天天在医院陪护，有时龚澎醒来，用含糊不清的语句尝试着向乔冠华谈及“走后”的话题，但每次一张口，乔冠华都会泪流满面。尽管有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成立的医疗小组，但天妒英才，救治无力，龚澎还是于1970年9月去世，年仅56岁。龚澎去世后，乔冠华多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下班后，拿着一个放大镜，对着龚澎的照片，一张一张仔细地观看，边看边哭，有时候甚至像个孩子一样号啕大哭。乔冠华的左右邻居们都说，他们常常在夜里听到老乔的哭声。堂堂的外交部长，因为爱妻的离去，就这样悲伤到不能自拔。两年之后，晚年的乔冠华再次陷入热恋。这回，他爱上了一个背景更加复杂强大的名门美女——外交部五朵金花之一的章含之。有关乔章二人相识相恋，无比美好也充满遗憾的故事，章本人生前曾出版多部著作做了详细回忆。乔冠华的女儿也写书揭示了不愉快的种种。故事的两位主角均早已作古，网上也有各种文章都有记述，本文就不在这里“炒冷饭”了。无论如何，在我看来，乔章二人在那个年代倾心相爱是真实的。乔冠华比章含之大22岁，与之结为神仙伴侣，可谓心满意足，但是乔老爷很快因政治风云变幻，涉足旋涡而被撤职。乔冠华郁郁寡欢之中得到了年轻夫人温柔体贴的呵护照顾。可是天不暇年，两人的婚姻只过了十年，70岁的乔冠华便驾鹤西游，永别娇妻。在此之后，章含之为乔冠华守寡25年直至临终，写了4本书怀念丈夫，人们不能怀疑这个美丽女人，爱情虽然短暂，但却真爱无悔。作为举世皆知绝顶聪明的人物，他和她这辈子都经历过那么多的爱恨情仇，最后生死相许，都算活得轰轰烈烈，不枉来人世一遭，并且给世人留下了长久的话题。本号往期回顾：印尼乡间风情，用朴素的画面讲述生活，治愈我也拨动你商家云：与孙绍振老师的拥抱|文章如此精彩可惜我写不出这位小个子华人为何成为“楠榜的大象”？刘玉祥的举重人生我学印尼话冏事一箩筐｜说说印尼语的几个为什么？黑白电影时代：印尼平民朴实无华的生活情景

这大半年，繁重的写作，加上母亲持续恶化的病情，让我疲于奔命，心神倦怠。今天周日，什么也不想做。打开电脑，翻看自己搜集的这些绘画和摄影作品——都是记录印尼乡村朴素风情的画面。宁静的气息带着温柔的感应，呈现这个国家紧密交织的风俗文化之美，也唤起我内心的平静。虽然这些作品并非出自我手，但还是激起我抒发的渴望，那就再整理一期公号，分享给大家。希望能治愈我，也拨动你，教会我们接受拥抱简单的生活。这是荷兰艺术家杰拉德·范·阿克特伯格（Gerard

丁见小注：商家云兄，昵称老家，《福清时报》前总编是也。多年以前，我在其手下做过几年时政记者，颇受器重，获益匪浅。从此，他一直都是我的良师益友。每每见面——喝茶、喝酒、清谈；踏实、温暖、快活！退休后的商家云。几位文人老友建了个小群，叫做“慕茗寻味”。就算不在一起，也似近在咫尺。我因才疏学浅，不敢说与之惺惺相惜，但彼此关切，从未间断。前几天，老家在群里亮出一篇新作。老家写的是他大学时的老师孙绍振教授——与之相知相交几十年的往事，文坛趣闻，声情并茂，跃然纸上。字里行间，真挚细腻，平实而深邃。端的是笔酣墨宝，灼灼其华。实在写得好！令我感叹之余，敬仰折服，不能赞一词矣！孙绍振先生乃福建师大一代名师，其声望影响无需赘述。我只想说，商家云兄每当提起孙教授，内心一定充满着骄傲，因为他是孙老的学生。而我拜读了商总这篇精彩的文章，虽自愧不如，却也与有荣焉，因为我是他的文友，并承他不揣本号简陋，惠赐大作，慨然应允在此首发。与孙绍振老师的拥抱福建师大的孙绍振教授在上世纪末就名震学界，桃李满天下，其中的学者、作家、评论家、博导教授就像操练出的队列。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稍微对当代文学史有所了解的人，想必都不会对其感到陌生。他早在八十年初就因为卷入朦胧诗大辩论而备受关注。孙氏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作为“三个崛起”之一而被载入历史。我也有幸受教于他，但终像瘪果一粒。尽管如此，几十年来未被忘却而通联不断。每一次，他受邀来福清市演讲，都像孙大圣回到了花果山，小的们簇拥着要签名拍照。年前这回，我在等待中觉得自己都已古来稀了，何不疾前张开双臂？于是，与他的第一次拥抱好爽。这一次，他讲的是文学中的“意象、意脉、意境”。他说这是情感在诗中的表现，散文和小说中则叫做文脉；意象的显性与情感内动的相互作用，向意境的深处转化，比如“‘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是剪刀吗？变得厉害啦，原因是那时作者的心情大好，打破常规的想象又经过通感的手法变来的。在座的女士们，你们柔美飘飘的长发哪来的？如果还没觉得是春风给剪来的，就不够文艺哦。”引得满场欢笑。他还说《岳阳楼记》中“薄雾冥冥，虎啸猿啼”也是这样，岳阳楼哪有虎啸猿啼呀，是因为范仲淹既是文官又是武将，是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表达，他不能缺少虎猿的威猛啦，不然他的武功打谁，是用来打福清哥吗？当然，我们都被打动了，这是他转化出的艺术力量。先生的话与坐着雄起的姿态，又同时引爆了笑声。反正，他特有的艺术感受都在幽默与风趣中呈现，之前的几次也是这样，很有单口相声抖“包袱”的味道。孙绍振肖像。郭红松绘2018年夏，他在接受福清电视台的采访时说，“我所以常来福清，因为与福清有缘”：一是祖籍长乐与福清紧邻，“兄弟一般，谁是兄谁是弟，我不知道，平等吧”。他说，福清搞的“八骏马”城雕，从审图到竣工验收，都受福清领导的邀请参谋其中，“够兄弟的吧”（他笑，大家笑）；二是夫人曾在福清工作过，女儿彦君和你们福清的文联主席高迎霞在师大中文系读书时，又是同班同学，对福清的风物人情念念不忘；三是福清在华侨帮助下发展很快，吸引着关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与舒婷、林礼明等人特地来观察融侨经济技术投资区和洪宽工业村，感受了“福清速度”、“福清效益”，那是当时主流媒体广泛宣扬，甚至是朱镕基来融视察肯定过的模式，很值得赞叹。1999年10月，作者与诗人舒婷在福清宏宽工业村公园合影。一同来此参观的孙绍振教授和作家林礼明站在附近闲聊。福清籍的国家一级专业作家林礼明先生每与我谈到孙老师，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自己创作了长篇小说《阿Q后传》后，“由于孙教授在历史、政治、国家和文学上站位很高”，出版社非得要他与许怀中教授两位为之写序不可，由此顺畅出版发行了，并很快获得全国各主要文学报刊肯定性的专文评论。他还说，孙绍振教授学术上的成就与权威让人敬畏，但为人率真、豁达、和蔼，又让人喜爱。他说省文联或作协开会，如果孙教授从大门进来，原本会前难免的叽咕呱啦，马上变成鸦雀无声；而他平日的拉呱幽默风趣，总会逗人嘻嘻哈哈。敬之存畏，喜而必爱。如若没有强大的内心、突出的作为、清贵的品质、多彩的情趣，哪得敬畏与喜爱的相生相伴！我们这一代学生，当年就因敬畏，才会在孙老师的课堂上死命地做笔记，害怕落下课业；他那口若悬河的酣畅淋漓，仿佛不突破出新决不罢休的劲头，叫谁还能打瞌！也因为喜爱。课后，我们几个故意叫他“孙大精”“老孙头”之类，想博他生气的模样都不成；先生仿佛都能笑纳，亦师亦友可见一斑。先生有着强大的吸引力，他对政治与时局的通透，是思想与精神世界中的奇葩。他从北大到华大再到师大，曾背着政治的挤压，一路爬涉坎坷，寻寻觅觅；他的几位同学都说，从不见他叹息抱怨。到我入学师大，他进入不惑之年，历练并消解了坎坷，通透已然，回忆时，总是悠然含笑，就像作别“昨天的云彩”。他说自己其实是很热爱共产党的，文革期间，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读《资本论》和毛主席的著作，深受启迪，于是有了“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想，这在学界里就是首先“打得一拳开”的样板吧。上世纪80年代初，他以《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与谢冕、徐敬亚的著文一起形成了三大“崛起论”，为“朦胧诗”的出现鼓与呼，但在与传统、陈旧观念的巨大对立争论中，有人开始组织人马对他展开批判。他说还是党的高级领导好，当时的省委书记项南得知，非常生气，马上喝止了。这事，在他后来的口头与文章的回忆中，都表达了对项南的敬佩。2020年5月，我微信询问他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看法，他回复说，“特朗普也许是个冒险主义者”，他的政府全面打压中国是“独霸世界的危机感，引发群体疯狂”。真是把国际资本政治本质看穿了。回首那年，同学们毕业安排工作了，我却被留下，说是曾在文革的“批林批孔”中出过大字报与口水风头问题，要继续书面“说清楚”，实际上就是自我再检讨。就在那“批林批孔”期间，在文科学生宿舍楼前的路上，先生一手撘着我的肩膀说：“别再搞了，社会动荡，生产上不去，连鞍钢都快要没有煤炭炼钢了，国家很困难的”。他的话使我突然一震，就像季节变换时吹来一阵清醒的风，让我在好多日子里，有了新的思考，特别是自己的幼稚无知。而在中文系的“批林批孔”大会上，先生被领导指定为教师代表发言，听者不少一脸疑惑，原因是他通篇说的是中国古典哲学的道理，与“批林批孔”的主题相去千里。会后同学不免议论，明白的，哈哈大笑，都说“孙大精”就是“孙大精”。“四人帮”垮台后，我进入检讨的困难时刻，与孙老师在图书馆洗手间里相遇，他小声对我说，“学生参加政治运动的问题不要紧，几年后就没事了”。这安慰又使我如沐春风。过了一个月，学校决定让我毕业参加工作了，离校前，我去找他告别，孙老师说：“回到基层去，就比较困难了，你要有精神准备”。结果，我分配到边远的一个山头上的学校，那里还没有通电，海风强劲，夜晚的煤油灯不停地扑闪，下雨时，更是四处泥泞。此后两年，先生一直关心着我，一日，收到先生的一封来信告知：他再次去找中文系的领导询问，领导说根据政策落实，“你没问题了”。随后，师大党委把一大叠重复的书面检讨全部退还给我，由此心中不挂。那时想，孙老师说得怎么都这么神啊！在师大的第一学期，我多次敲门进入孙老师宿舍，看见他不是在伏案写作，就是开着磁带三用机听英语。后来我了解到，他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到高中，英语学了9年，进入北大必修的是俄语，还选修了法语，随身带一本莫斯科外文出版社的俄英法词典。谢有顺说他在同辈人中，“他的外语很好，特别是英语和俄语”。我想，这与他在这个时期的天才加勤奋不无关系。有一回，他把刚创作的一首长诗的稿子递给我看，我看了深被吸引。后来，他尽管说自己早年的诗作也是带着那个时代的印痕，但毕竟发表在权威的文学期刊上，又很快被评为全国唯一的一等奖。他说，其实当年发表也是不易，编辑部收到稿件后，与师大中文系领导专门通电话，确认作者的身份情况后才发出的。领导的厚爱与倚重，让先生感怀。由此，先生便一发不可收，每每发表大作，都如重磅震动学界。一次，一起用餐时他说，自己在写作时，常常是内容从心头不停涌出，手上的笔都来不及记下。参加工作至今，我大多从事着文笔的杂活，其中，在中学任教时有了一叠业余的诗歌习作。一次，我挑选了一组写边防哨卡的诗稿寄给先生，没想到，他看后转寄给著名的大诗人、解放军文艺社的社长李瑛，李瑛又交给编辑，编辑又给我来信。虽然此诗后来发在另一刊物，但其过程的奇遇，足可润泽心田。后来，他在为我的诗集写的序言中提到这事，说是为了让我的诗“能在全国性的刊物上露露脸”。事实上，我的诗歌很多年没有长进，对此，他也给我来信，指出好多地方“不能这么写”的原因，让我体悟。之后，先生来福清公干，到我的办公室看我，言谈中，他说经历多了，你还是写写散文吧。他知道我在文革失学八年期间，在山与海中干过的所有重活以及远去他乡从事民工的苦累，所以早前就提醒我：“复杂的经历对写诗是不利的”。1994年，孙教授在《福清时报》与当时担任总编辑的学生商家云等人叙谈。由此，我很快就去书店买了一大袋老中青名家的散文集，细读了几个月，动笔了，却也是蹩脚。2014年夏，在福清的一次文学活动的会场上，当他讲到福清的文化时，大声叫出我的名字，问有来吗？我一时不敢出声，只能起立举手，台上是莫言及几位文学名家，台下与会者爆满，众目睽睽。孙老师在福清与之相类的场合，并非仅此，他不断的鼓励让我愧对的同时，也激发了还要坚持写点东西的动力。孙老师对其他福清籍的学生，同样关心备至，大家每每谈起，都有数不清的细节没齿不忘。有了微信联系后，他和我的互通几成常态，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保健不拘。我大多求教，他除了给我一些重要的信息，更多的依然是释疑解惑，当然也不免用“气死古来稀呵，聪明如十七”这类玩笑逗我开心。人以群分，亦有层圈。有的人有了某种世俗的名声，非得论高低，对下熟视无睹，自狂而已；有的人有了成就的光芒，往来谦和，不吝于分担，仁心厚德，孙老师即是。他的北大同学汪浙成十年前就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说先生是“诗人气质的理论骁将”；而上海交大中文系的吴俊也在最近著文，说他是天才，又像是小青年“天真浪漫”。这让我想起当年先生宿舍的茶几上，用玻璃压着他的七八帧黑白照片，那是年青诗人英俊与浪漫的气场，帅气得令人妒羡！天合之作，正如谢冕先生说的：“孙先生的生命是一道奇美的风景！”1960年，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的孙绍振先生。作为长期被破格续聘的资深教授与博导，先生早已大著等身，建构了文学、美学、教育学、幽默学等崭新而坚实的理论体系。他的《文学创作论》和《文学文本解读学》成为当代文学界的必修书，而《名作细读》重印了26次仍不能罢休，其成就与影响在同一学系中没人企及。最近，他又被教育部确立为《孙绍振拔尖人才基地班》的领衔人。八十六高龄，依然健朗，再挑重任，为中国当代文科教育之前所未见。说他是天才，记忆力非凡、意气高远、思想敏锐、富于创见，又与情趣、谐趣、智趣交融，各种评价文章越来越多，且都是名人佳作，影响广泛。而我，作为一直在基层的老学生，学舌不得

因为他像父亲一样，为人民努力。严格，虽然有时有怪癖，但这个老男人。不会让我们感到饥饿和寒冷。卢卡申科总统不仅与政客沟通：在劳工集体会议上，他总是记得他是从人民手中获得权力的。图为1996

布奇里就能够将其产品投放到国内时尚界，并赢得了许多人的心。印尼消费者非常喜欢这种皮鞋，因为它的皮革非常耐用且质量很好。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牌子实际上是印尼PT.

前文提到，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再次成为该国与中国关系恶化的导火索。中央政府一夕变天，开国总统苏加诺被苏哈托将军架空落马。这个蛇蝎心肠的“笑面虎”，认定中国是印尼共的支持者。他一上台，即在全面铲除印尼共的同时，下死手清除中国的影响，军政府反攻倒算，华人连带遭祸殃！至1966年5月，华社、华校全部关闭，几乎所有与中华文化相关的领域皆被禁止。在那个黑暗年代，华侨在高压之下，只能小心翼翼生活。很多年轻人不甘忍受，向中国大使馆申请回祖国继续求学或工作，中国于是政府照会印尼，决定派船前往接回自愿返国的华侨。丘家三哥冠仁，当时是一名华校高中学子，成绩优良，不愿放弃学业，决心回国深造。他于是和几位同学结伴去了雅加达，准备办理回国手续，等待接侨船的到来。但那时候中国派来的轮船有限，而要求回国的难侨和学生人数又太多，冠仁苦苦排队等候了大半年，也未能如愿以偿，最终还是留在印尼学做生意。这时候，辍学回家的四弟丘昌仁，开始成为父亲经营广东烧肉的主要帮手。昌仁小时候，哥哥姐姐都在家里，分工合作，帮忙父亲制作烧肉的每一道工序，昌仁有时也会参与进来，干一点诸如扎孔，刷冷水等力所能及的轻巧活。可是到了1967年，上面三个哥哥和一个大姐都相继离开，有了各自的生活。先是大哥国仁于1962年结婚成家，翌年孩子出生，便搬出去自立门户，另外找钱养家了。几年之后，二哥江仁执意要去雅加达闯荡，成为丘氏兄弟最先到首都打拼的先行者。不久，菊珍大姐也告别娘家，嫁给了楠榜一位华侨青年童新茗。前面说过，三哥冠仁因为一心想回国，就去了雅加达排队等候，后来回国不成，就跟着二哥在舅舅家打工学做生意。现在，16岁的丘昌仁就成了楠榜家里的大孩子。1960年代中后期，丘氏全家人在楠榜的合影。父母端坐中间，丘家兄弟姐妹及孙辈站成两排。后排右二系本文主人公丘昌仁。大妹莲珍要帮忙母亲做家务，并且照看更小的弟弟妹妹，四哥昌仁便承担起协助父亲经营小食摊的任务。让我们花一点篇幅，说说丘家老爸当年从事的烧肉这个行当，它不仅是一道华人传统的美味，更是父亲毕生辛劳操持的生计，毕竟丘家兄弟姐妹都是靠父亲的这门手艺养大的。作为中华传统美食，烧肉实在是一道海内外华人特别喜爱的广东名菜。过年过节，结婚摆酒，清明祭祖，烧猪肉都是必备上品。它的好味超乎寻常：一口咬下去，红色肉皮嗦嗦响，声声入耳；皮下油脂莹润，加上一层瘦肉，肥瘦相间，肉味香浓的同时，又无半点油腻感。当然，烧得不好的会很难吃，猪皮嚼不烂，肥肉死厚，吃一块都倒胃口。这种烧肉一般需用50公斤的成年猪烧制，要将这么多的猪肉加工成美食，难度和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大猪肉厚，要烧入味，腌制前要用刀切割好，下刀必须注意分寸，把握好力度，再用五香粉、糖、盐，腌制入味，然后分三次不同的温度烧制，期间还有扎孔，刷冷水等繁琐步骤。入炉，出炉，再入炉……几个小时之后，熊熊炉火才能完全赋予烧猪炙烤的风味。早年父亲在椰城学会这门手艺，始终坚持用古法炮制，他制作的烧肉，外皮酥脆，肉质鲜嫩，味道醇厚，在楠榜巴刹堪称一绝。为了制作出最好的美味，父亲每天凌晨两点就要起床。喝过咖啡，抽足香烟，就走进院子里那间小小的火炉房。第一步的工作是“起梅肉”——将猪身上口感不好的肉剔干净，并且尽可能让切好的猪肉厚度相当，因为薄了容易烧焦，厚了又烧不透。然后剔骨、撒盐、撑开、晾起、贴纸、下炉……一丝不苟，必须精准地完成每道工序。只有这样长年累月几乎通宵达旦地劳作，才能更好地保持烧肉上架时的酥脆口感。昌仁成为父亲的小帮手，但是父亲不忍心那么早叫醒他，尽量让他多睡一会儿。一般在凌晨四点以后，才叫他起来。当昌仁睡眼惺忪的来到炉前，烧肉经过几次出炉入炉，开始实施最后两道工序——他要协助父亲检查，看哪里烧好了，就在那儿贴上湿纸，防止烧焦，还没烧好的地方就要调整位置，入炉再烤，直到大块猪肉全部熟透。清晨五点左右，香气四溢的烧猪最终完成，几块普通的猪肉，在此完成了它最为辉煌的蜕变，变成市场上质优价高的抢手货。父子俩吃过妈妈准备的早点，就骑上脚踏车，驮着刚出炉的烧猪，分别前往附近的巴刹。那时候，父亲已在丹绒加冷的传统市场购置了一间小店，老人在店里坐阵，昌仁则去另外一个巴刹出摊售卖。上世纪六十年代，本文主人公的父亲丘英盛先生（左二）与客家乡亲在楠榜举行祭祖活动。现在让我们抚今追昔，回放一下半个世纪以前，班达楠榜巴刹集市的热闹景象吧。印尼各地城市的华人区一般都在老城区。楠榜丹绒加冷的巴刹，也在一条老街上，街两旁清一色的华人店铺，从米店、布店、土产店，到中药铺、日用百货、小食店一应俱全。店铺外的马路边上，是搭着凉棚的各种蔬果摊点，鸡鸭鱼肉的档口，还有印尼人卖甜点和炒饭的推车。唐人街、中国城、China

编前小注：昨天中午，丁叔叔正埋头编辑本号有关印尼华商传记的系列文章，不经意间瞄了一眼手机新闻：乖乖！俄罗斯竟然突发了瓦格纳集团雇佣军哗变，从乌克兰战场挥师杀奔回国，直扑首都莫斯科。其大头目普里戈津发誓要拿下普京身边的“奸臣腐败精英”——俄罗斯防长绍伊古和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并已控制了俄南部重镇罗斯托夫……至于瓦格纳为何跟自家人翻脸成仇，普京又如何为上述事件定性为叛国行为，并撂下重话要求将普里戈津绳之以法，各种报道铺天盖地，世人皆已知晓。我就不在此画蛇添足，重复啰嗦了。我想应该解读的是，这个属于雇佣兵性质的虎狼之师，曾先后在叙利亚和乌克兰战场为俄罗斯浴血奋战，立下汗马功劳，现在又刀刃向内，闯下弥天大祸，究竟是怎样兴起的？还有就是该集团首领普里戈津，如何从一个餐厅老板摇身一变，成为叱咤风云的私人军事组织大头目。我想这可能是很多人感兴趣的。作为一个以讲述印尼华人故事为主文史类自媒体，本号很久没有蹭那些新闻热点了。但丁叔叔毕竟是个老新闻工作者，今天忍不住技痒，那就综合国内外相关资料，整理成文，不加评论，只介绍具体情况，再蹭一次试试。A：引子2017

楠榜新中的小学生1960年，丘昌仁9岁，进入小学读一年级。现代教育体系，儿童一般都是7岁上学，小昌仁为何9岁才开始启蒙呢？主要是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负担重。丘家10个兄弟姐妹，一个挨着一个。昌仁7岁时，五弟涛仁四五岁，六弟河仁两三岁、妹妹莲珍一岁多，小妹兰珍刚出生，再过两年，最小的弟弟鸿仁才出世。因此，大哥国仁那时已高中毕业，必须分担爸爸生意上的事情；二哥江仁正在读高二，大姐菊珍即将念完初中，放学回家都要帮忙母亲料理家务。三哥冠仁就读小学三年级，老五昌仁只好在家帮忙照看下面更小的弟弟妹妹，上学的时间就被推迟了两年，9岁才上一年级。丘昌仁一开始就读的学校，是楠榜丹绒加冷一所亲国民党的右派华校——平民学校。大约一年级还没有读完，他又改上另一所左派华校，也在丹绒加冷，而且离家更近，名叫新中学校（下图）。什么是左派和右派学校呢？原来，上世纪五十年代，印尼与中国建交后，印尼华侨的政治取向立即泾渭分明。大部分华侨拥护中共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另外一部分华侨则延续新中国成立前的立场，继续支持国民党。于是，全印尼的华侨社会分成两派，红派和蓝派（互相戏谑为红屁股和蓝屁股）。两派各自办有同乡会、商会等华社，还有中小学华校。苏岛楠榜也是如此。当时直落勿冻有一所从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的华联学校，属于进步侨社开办的左派华校。丹绒加冷有两所华侨学校，一所是属于右派性质的平民学校，开办比较早，另一所则是属于进步侨社的左派华校——新中中小学，支持拥护新中国的意思。1955年创办，历史比平民学校要晚一些。此外，丹绒加冷和直落勿冻还另外有两所进步华校，分别是青联学校和中华学校。在丘昌仁还没达到入学年龄的五十年代中期，印尼华侨社会曾经呈现出一派太平和谐景象。那时华侨的政治立场虽有“红、蓝”之分，但一般上“井水不犯河水”，各办各的事情，各做各的生意，日子过得相安无事。当年华侨小商小贩的经营足迹遍布整个印尼城乡，哪怕只有一条街的小村镇，往往也会有一两家华侨店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尼华侨经营的商店。他们与印尼人关系融洽，生意做得红火。很多华侨宁愿在偏远的小镇开店，只因竞争者少，生意容易做。在那些小地方，随便开一间“亚弄”店，经营得法，勤俭节省，一家七八口人过安逸生活不成问题。并且还能供子女读书，读到小学或中学毕业，甚至送回中国深造。1958年，印尼发生了令蓝派华社几乎遭到灭顶之灾的一件事。那年，国民党台湾当局卷入美国策划的试图推翻印尼苏加诺政府的叛乱活动，蒋介石下令为印尼叛军提供了大量后勤物资。后来反叛者被印尼军队镇压，印尼政府随即对亲国民党的华侨势力进行大规模整肃，抓捕了蓝派侨社的代表人物，封闭国民党在印尼的党部。1960年前后，政府又关闭了蓝派华侨社团和学校，对亲国民党的华侨实行人身控制，没收他们企业的资产。这一系列猛烈的打击，使印尼各地亲国民党的华侨势力急剧衰亡。丘昌仁初入小学，楠榜丹绒加冷的右派侨校平民学校尚未关闭。当时该校师资力量相对雄厚，昌仁的大哥、二哥还有大姐都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再加上普通老百姓也没什么政治倾向，丘家老五要读书，“萧规曹随”进去便是。可是，他为何很快又转到新中学校了呢？其原因正如前文所说的社会背景，全印尼的右派华校陆续被关闭了，许多孩子只好转学到左派的进步学校，小昌仁也因此成为新中的学生，从此接受的全都是爱国主义的红色教育。那时候，印尼绝大部分华人都还是中国国籍，左派华社及学校统一接受中国使领馆领导，追求进步，爱国热情高涨。一位华校的女生回忆说：“当年每间教室黑板上方的墙壁，都并排挂着两张伟人画像——一张是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另一张就是我们中国的毛主席。每次那些男孩子做了什么坏事，老师就会指着毛主席画像，痛心疾首批评他们——你们这样做，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吗！哈哈，我那时小，不懂得党是什么人，但是知道毛主席是中国人和我们华侨的伟大领袖。”楠榜华校差不多也是这样。丘昌仁及其同龄人的那些华校生，入学不久，就把一首颂歌唱到滚瓜烂熟：“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楠榜新中中小学初中女生舞蹈表演的历史照片。新中中小学内设小学部和初中部，学校不是很大，五六百名师生，有一幢教学楼，两层，空间比较高，看上去也蛮气派。楼下是一个操场，对面还有一座小礼堂和教师宿舍。丘昌仁班上50多个孩子，他9岁上学，年纪要比班里大部分同学大一两岁，但是因为那时个头瘦小，看上去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那个年代，海外华侨学校的学制、课程设置、教学思想和教科书的内容，基本上与国内同类学校一致，朴素、健康、向上；既保留了民国时期小学课文的清新与淳朴，又洋溢着新中国成立后特有的昂扬奋进的情怀。比如，丘昌仁和同学们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有这样两首儿歌：《卖菜》卖菜，卖菜！卖的什么菜？韭菜。韭菜老，有辣椒？辣椒辣，有黄瓜？黄瓜一头苦，买点马铃薯昨天买的没吃完，再买二斤葱和蒜。光买葱蒜怎么吃，要买一些西红柿。西红柿，人人爱又做汤来又做菜，今天吃了明天还要买。《过新年》

编前小注这段时间，因老母病重，丁叔叔回国陪护照顾，奔波忙乱，焦虑不安，近两个月未曾更新本号。不少读者纷纷在后台留言询问，亦未及回复，在此感谢各位关心。现老母情况稍微稳定，遂抽空赶写了印尼华商丘先生传记的最新一卷，今摘录部分内容发布，敬希继续垂顾。苏门答腊和它的南大门茫茫无涯的南洋，波涛缓缓涌起，又缓缓沉落，一起一伏，犹如大地的呼吸。远方的海平面上，有时会突然间发出隆隆巨响，仿佛来自海底深处，它伴随着海浪的节奏，滚滚而来，滚滚而逝。无论是黎明，还是黄昏，海浪永不止歇，海底的轰鸣时隐时现，也从不消失。那时的天地之间，似乎除了茫茫海水，什么都没有。终于有一天，浩瀚的水面之上，露出了粗粝的礁石，最初只是一个小黑点，随时会被滔滔海水淹没，不见了踪影，但很快又露了出来，并且慢慢隆起，逐渐形成一座岛屿。后来这岛屿又不断扩散，越长越大，连成广袤的一片，慢慢现出山川河流和绿色的原野。苏门答腊海岸线。小草在其间生根发芽，树木变成大森林，各种动物在此安家落户，海水再也淹没不了它了，只能紧密地围在它的四周。再经过千万年的地貌变迁，一座在全世界排名第六的宝岛便巍然耸立于南洋之上。早期，人们以梵文名称，把这座大岛叫做Suwarnadwīpa（黄金岛）和Suwarnabhūmi（黄金之地）。再后来，它又命名为现在的名称——苏门答腊岛（(Sumatra

畏途与乐园——天涯海角之古今距今1200年前后，一位唐朝大臣杨炎不小心开罪了皇上，被贬职流放，发往天涯海角的蛮荒之地。杨炎途中手搭凉棚，望路兴叹，赋诗一首: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崖州何处是？生度鬼门关。诗中所说的崖州，就是今天海南省所在的海南岛。斗转星移，时空变幻。拜交通发展所赐，人畅其行、物畅其流，当年令古人无比畏惧的烟瘴艰险之孤岛，后来变成了伊甸园一般的人间天堂。1982年，一首欢快优美红遍天下的流行歌曲，把海南岛唱得人人垂涎欲滴：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花果遍地栽。百种花果百样甜，随你甜到千里外。柑桔红了叫人乐，芒果黄了叫人爱。芭蕉熟了任你摘，菠萝大了任你采——来呀来呀来呀，来呀来……1988年，海南脱离广东正式建省，宣布要成为中国最大的特区，一度引发了内地十万人才下海南的狂潮。丁叔叔当时在一家铁路报社当记者，也不由得蠢蠢欲动，准备投奔过去，“一刀一枪，搏个封妻荫子”。不料，局机关几个抢先溜走的小哥们，半个月不到，便大败亏输垂头丧气，铩羽而归。原来彼时的海南绝非我等想象那样，刚学会耍几下笔杆子，本事低微，就企图小才大用，混个荣华富贵。丁叔叔只好熄灭心中幻想，乖乖写稿直到老眼昏花。作为中国面积最小、成立最晚的一个省份，海南曾长期隶属于广东，直到1988年才正式建省，所以历史上海南人一直被看作是广东人。时值今日，国人心中早已认定海南是一个单独的省份，但海外一些地方，华人华侨仍习惯于把海南当成广东的一部分。比如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其会员单位，不仅包括以梅州籍乡亲为主的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印尼潮州总会、印尼广肇总会等三大社团，还有一个印尼海南总会也加入其中，共同组成了印尼广东籍华人的社团联盟。前几期介绍了以上三个地缘性华社，本期说说印尼海南乡亲及其总会。海南人下南洋的传统营生与闽粤两地下南洋的华侨相比，海南人大规模出国至东南亚较晚一些。史料记载：“海南帮”一词最早出现在1804年的越南。1823年，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成立琼府会馆，是海外最早的海南地缘性组织。帆船贸易时代，早期的海南越洋帆船一般是从文昌县清澜港和铺前港出发，绕岛顺风而下。19世纪初，每年大约有100艘帆船从海南出发到越南、泰国和新加坡从事贸易。19世纪中叶以降，海南人出洋东南亚，主要是到泰国和新加坡，再后来继续奔向更南边的地方，就到了马来西亚和印尼群岛。然而，值得一提的是，清末海南人出洋，经常是处于“往返”之间。据苏云峰在《东南亚琼侨移民史》书中指出：早期海南人下南洋，其移民性质与其他闽粤华侨不同。福建、广东人出洋，多为扎根当地的单向移民；而海南人则有较强的双向性，在异国他乡落地生根者较少，致使海南人在新马和泰国及印尼，均居于小方言群地位。综上所述，海南人在东南亚诸国，是“五帮”之中势力最弱小的一帮。一来是基于比较晚来，其二是海南人出洋的“双向性”，来者众。返者亦多，也因为如此，海南先辈常处居干边缘，一些较好的行业都早已被他籍人士占去，早期海南人多为劳工阶层，只能在隙缝中寻找生机，或是寄人篱下“打洋工”。那个年代下南洋的海南先辈，在市场上占据不了重要的商贸领域，通常最好的状况也只是开咖啡馆或理发店。还有很多人在洋人轮船上当厨师，做西餐，练就一手烤面包和制作各种小食品的看家本领，于是从事咖啡店及餐饮业，便成为他们的祖传技艺。我认识一位在雅加达开餐厅的海南人老友郭书育先生，其家族早年在棉兰就以烘烤面包出名。他们几个兄弟搬来椰城，也是靠开面包店起家，逐步成为首都餐饮圈的知名人士。我在东爪哇泗水还采访过一位海南籍大老板邢福村先生，乃是印尼首屈一指的休闲食品（也称小食品）龙头企业——鼎信先达（PT

以“话”取人的广府人前两期分别介绍了印尼广东籍的客家人、潮汕人以及他们的社团。本期说说广府人。印尼各地华裔族群中的广府人氏，都把他们的同乡会组织统称为“广肇会馆”。这原本是是古代广州府和肇庆府商人的会馆，后来广府地区的华侨下了南洋，也约定俗成把自己的同乡会叫作广肇会馆。印尼广肇总会会徽标志。那么广府人，都包括广东省的哪些地方呢？按照维基百科给出的定义：汉族广府民系，主要来自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是广东省三大民系中的第一大民系，人口所占比例近60%，聚集的地方占全省面积的1/3以上，即广州、佛山、东莞、博罗、中山、珠海、江门、肇庆、阳江、云浮、清远、英德、韶关、茂名等地。当然也包括香港。上述地区有一个共同点——都讲粤语。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作家谭元亨先生认为：广府人以自己的方言为骄傲，认为那是地地道道的古汉语。的确，广府方言中，汉代雅言比重最大，较之闽南方言、客家方言更加古老。比如汉魏六朝乃至唐诗，用广府方言吟诵，平仄、押韵都很顺畅，但客家方言则略有出入，用今天的普通话就更不顺了，变化之大须专家才可还原。因为足够古老正宗，广府人便成为一个以语言认同为标志的族群。换言之，广府人不是以貌取人，而是以“话”取人，你只要粤语白话讲得好，他们就把你看作自己人，反而血统、祖籍比较次要，这同广东的历史有关。广东作家，中国近代史与广东地方文史研究者叶曙明撰文分析：中原人在岭南定居后，他们带来的文化，便一如水银泻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处于弱势地位的土著语言——古百越语，很快被逐入深山老林、穷崖绝谷之中。祖宗的语言，是他们在远离故乡，不得不挣扎求存于“瘴疠之地”时，仍然抱着庙宫未改，城社尚存的心态，坚守强势文化优越感的精神支柱，成为维系一个族群世代相传的重要纽带。在广东人心目中，粤语的位置就是这么高。其功用并不仅仅是简单的信息传递工具，而且是重要的感情交流工具。“亲不亲，故乡人”。当我们在举目无亲的异乡漂泊时，忽然听见从茫茫人海中传来熟悉的乡音，能不激动得热泪长流？以前，北方人把广东话一律称之为“禽声鸟语”。大清皇帝召见广东地方官员时，被他们一口一个“我哋、佢哋”搞得头大如斗，一怒之下，诏令闽粤两地都要设立正音蒙馆、正音书院，以驻防旗人为正音教师，全力推广普及官话。可惜驻防旗人本来就懒，又碰上广东这样的方言死硬派，推广了半天，广东人的舌头没有卷起来，正音书院却荒废倒闭了不少。五岭之外，依然是一片鸟语花香。网上流行的广东话微信表情包。广东原本系百越之地，秦代时经略岭南，岭南地区并入到中国版图，自此受中华文化影响。两千多年前，秦始皇派屠睢为主将、赵佗为副将，率领五十万大军平定岭南，和揖百越，开启南越国时期。秦朝大军带来的中原文化同百越文化融合，由此形成广东文化的底色。由于广东文化一开始就是融合而成的，同时广东历来海贸发达，比较能够包纳外界事物，于是形成了有海洋文明特征的包纳传统。如此一来，大批广府人前辈漂洋过海、出国打拼也就顺理成章。尽管国内珠三角一带以及香港等地，粤语广东话乃是“铜墙铁壁”的强势语言，但在印尼华人族群中却并非如此。笔者这些年接触过不少印尼广府籍的华人朋友，他们一般上很少讲粤语，相互之间沟通，或者用印尼话，或者用中文普通话，就是没有听到广东话，倒是很多广府人、尤其是苏北棉兰的广东人，也都跟着福建人讲闽南方言。这可能和早期印尼华人生意场上，以福建人占主导地位有关。可是很多印尼的广东客家人大都会讲客家话，潮汕人也都会讲揭阳一带的潮汕话（河婆方言），而大名鼎鼎的粤语为何在印尼华人中基本消失了？或许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千岛华人这种语言流行的格局，究竟是怎样演变形成的？我暂时还不得而知，以后有机会深入了解一下再说。印尼广肇会馆前世今生在美丽的千岛之国，有五六百万勤劳善良的广肇乡亲居住于全国34个省；有30个广肇社团以印尼广肇总会为纽带，巩固团结，互助互惠，步伐一致，为同乡谋福利，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印尼广肇总会所在地——雅加达广肇会馆。印尼广肇总会正式成立于2002年8月26日，其所属成员从分布在全国12个大城市的广肇同乡会馆，现在已发展到30个分会。印尼广东人的祖先南来印尼，根据可考的历史文载，最初始于晚唐（约公元875年）。十九世纪前后，中国移民海外人数日益增加，华侨组织也以各种地缘、族缘或宗教的形式逐步发展起来。印尼各地的广肇同乡会大约在1890年前后纷纷成立，其中雅加达广肇会馆成立于1892年，与潮州、客家或其他外省人设立社团或庙宇，守望相助。印尼广肇前辈注重华人子弟文化教育，雅加达广肇会馆很早就集资兴建了广仁学校，有口皆碑。除致力于传承中华儒家文化，在岭南传统的舞狮民俗文化方面，印尼广肇乡亲的继承和弘扬也堪称一绝，其高超技艺享誉国际。农历新年雅加达街头的舞狮表演。中华传统的舞龙舞狮活动在印尼，都是由广府籍华人传承的。20世纪50至60年代，是印尼华社团体的高峰期，可惜好景不长，1965年的一场政变，导致全国改朝换代。新政权上台后，所有华人社团和学校全部被封锁被没收，甚至庙宇也难逃此劫。最极端发展至华文及华人风俗皆被禁绝。从1966年至1998年，印尼华人社团活动进入了长达32年的冬眠期。随着苏哈多政权的倒台，印尼全国进入新的时代，民主替代了专制，瓦希德总统上任后不久，初步解开尘封的枷锁，接着由第五任总统梅加瓦蒂正式宣布农历新年为过定公假日。当时虽然还有许多旧政权所遗留下的一些岐视法令规定，尚未全部撤除，但是禁锢既解，华文报刊书籍以及传统中国文化习俗都已恢复自由，甚至还容许华人政党成立参与国会选举。于是默默沉寂了32年的华社，又如雨后春笋般重又活跃起来。不但原有的社团恢复了活动，还不断增添成立新的社团，印尼广肇总会就是在这欣欣向荣的环境下加入到这个行列。成立印尼广肇总会的构想，最初萌发于2000年8月24日椰城雅加达广肇安良会馆成20周年联欢之时。印尼其他10个城市的广肇会馆主席来此座谈，初步达成共识：印尼各地广肇同乡组织必须组建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作为各地广肇社团的联系中枢，以巩固团结，互助互惠，并能协调大家步伐一致，为同乡谋福利，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几位印尼广肇社团侨领和部分乡亲在鲁班庙前的合影。鲁班庙位于雅加达老城区槟榔社一街47号广肇会馆院内，是一百多年前由印尼广府籍华侨前辈修建的。节庆时是祭祀活动场所，平日则供广肇乡亲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使用。经过两年的努力筹备，椰城广肇社团领导多次专访各地会馆，在力求吸收及沟通各方意愿后，于2002年7月20日，在首都雅加达召开了印尼全国广肇会馆代表大会。各地与会的40多位广肇社团领导人一致同意：立即成立印尼广肇总会。当时有11个分会出席的会议，并以民主方式投票选出椰城安良会馆的陈伯年为首届（2002-2005年）总主席，就职典礼在雅加达举行。印尼广肇总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于2005年9月26日在苏门答腊岛之楠榜广肇会馆百年会庆时召开，当时已有16个分会出席。本届大会，陈伯年乡贤再次以多数票蝉联第二届总主席，就职仪式移至爪哇岛古城日惹，趁着日惹广肇会馆举办复会庆典同时举行。印尼广肇总会首任主席陈伯年和夫人陈泗云，均系华社知名人物。陈伯年也是印尼“玻璃大王”，他的PT.

上期说罢印尼客家人和他们的客联总会，今天概述一下千岛之国潮汕乡亲和印尼潮州总会。说起广东潮汕，辞赋家陈少慈先生曾经写过一首《潮汕赋》。赋中言及家乡人，作者充满自豪的热情讴歌道：潮人当今，千千万万。根扎广宇，四海和颜。五洲共济，百业辉煌。尤以商贾，驰名宇环。大鹏展翅，龙凤高翔。亿万裔孙，旭日朝阳。金黎鼎盛，奇花异树。目目芳菲，无一不妍。古今美德，团聚骨肉。风呈水起，诚信相传。故曰“三江水汇脉相连，傲骨花开四海妍。八俊七贤今再现，潮人商贾遍大千”。妙哉斯言！确乎如此。潮汕人在印尼同样是叱咤风云，群星璀璨。下面先说他们的社团。曾经沧桑

编前小注：前几天，一位国内来的，希望了解印尼华社的粉丝朋友问我：“丁老师，你能不能写篇文章？系统地介绍一下印尼那些有分量的华人社团，让我们有个基本了解。”印尼华社林立，影响力比较大的“全国性”华社不超过十家，我也只是采访过其中一些“地缘性”的华社。例如广东籍华人的几个社团总会——印尼客属联谊总会、印尼潮州总会、印尼广肇总会、印尼海南总会（海南历史上曾经属于广东省，尽管1988年就成立了海南省，但是印尼海南总会按从前习惯加入了印尼广东社团联合总会），因为帮他们编写过特刊，所以相对知道的多一点。从本期开始，我就分别介绍一番。此类文字属“公文”性质，也就是叙述一下上述社团的来龙去脉，并非讲故事，可读性一般，大家有兴趣就看一下吧。首先讲印尼客家人和他们的社团总会。历史已告诉我，你怎样走过——闲话客家人与印尼客联总会客家人的历史及特征“客家人”是指中国古代在中原地区因战乱和饥荒等灾难迁徙到南方的汉族人。历史上，客家人有五次由北向南迁徙的过程，时间跨度达1500年，颠沛流离、饱经风霜，历尽艰难困苦。从某种意义上说，客家人的历史就是一部坚韧不拔的血泪奋斗史。从唐宋到明清，客家先民扶老携幼，背负中原文明，披荆斩棘，筚路蓝缕，战激流天堑，渡黄河长江，越武夷南岭，扎根赣南、闽西、粤东三角地带，男耕女织，发展生产，播种文明，展现出一幅精彩生动的自给自足的耕读文化图。至此，一个在语言、民情、风俗、文化等方面与中原汉族既有割舍不断的渊源，而又相对独立的、具有显著特征的客家民系便在中国南方形成了。客家人最明显的特征是讲客家话，“宁卖祖宗田

一60多年前的一天，印尼苏门答腊楠榜小城普林赛乌（PRINGSEWU，译成中文应该是千竹市的意思）。盛产竹子的楠榜普林赛乌小城，以竹子造型建造的千竹门。几个高头大马的欧洲人，正在一座别墅的草坪上练习举重。一位身材瘦小的华侨少年偶然路过，顿时被这种大力士玩的运动强烈吸引。只见一个洋人弯腰握住杠铃，另外一个同伴朝他后背拍了一下，那人便突然发力，将杠铃提至胸前，手腕一翻，重量挤压在粗壮的胳膊和肩膀上。杠铃的铁棍在脖子下掸了两下，肌肉膨胀，额头上的汗珠闪闪发光，那家伙一瞬间再次发力，嗷的一声咆哮，双臂向上一挺，高高举起了杠铃。时间仿佛停滞了一般，我看到他的身体紧绷着，眼里充满了骄傲。杠铃放回原地，那人脸上绽放出无比的开心。哇嘟！举重那种满足感无法形容，一下子就把我迷住了。华侨少年走过去，请求允许他尝试一下。洋人打量着这个十七八岁、个头也就1米6左右的矮小的男孩，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友好地用印尼话说了句：“比萨（Bisa

A有很多地方，去过就不会再去；有一些相遇，见过了就不再重逢。也有一种旅程，去了还会再来；相遇，就不能忘记……前段时间，丁叔叔去了棉兰，最近又去了楠榜，两座城市刚好在苏门答腊岛的一北一南，相同与不同之处都很明显。上图：苏门答腊楠榜宁静的郊外和默默行走的村民。下图：丁叔叔在楠榜酒店观景走廊上，拍下这张难得一笑的留影。上期公号发了棉兰纪行，本期就写写令我感慨更深的楠榜。按照本人写文章喜欢东拉西扯的坏毛病，在介入正题之前，我还是得先抒发一下有关苏门答腊的文学感觉。这座印尼境内所独有的第一大岛，长约八百公里，面积47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有我老家四个福建省那么大，它也是世界第六大岛。苏门答腊岛海岸边的椰林。苏门答腊山海辽阔，景色壮丽，一条高峻的巴里散(Barisan）山脉由北向南横贯整个岛屿，被广袤的丛林所覆盖，丘陵和山谷便笼罩着永恒的绿色。在其山脊之间，是大片的肥沃的原野，河流不计其数，源泉无处不在，天地间弥漫着异国情调和花朵的芬芳，各种野生动物，也像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一样丰富多彩。上图与下图：苏门答腊的田园山峦和海疆岛屿。（资料图片）上个月去棉兰，雨季还未结束。那天下午返程前往机场的路上，我坐在车里，一路观赏着蓝天下如波涛起伏的棕榈园，无任何预兆，南洋温暖的雨突降而至，雷鸣般气势磅礴，雨滴大到仿佛呼吸都没有空间……几分钟后又突然停止。黑暗蔓延，就像有人在倾泻墨水，极目远望，地平线上方乌云舒展，恰似一幅奇妙的水彩画，真是神秘美丽极了！难怪几百年来，苏门答腊岛乃至整个印尼，一直让欧亚多个国家的移民流连忘返。时至今日，它也吸引了我这样漂泊半生的写作者，来来往往，有过反复多次的寻访体验。我不禁想起文学家前辈王任叔先生对苏门答腊岛的赞美。王任叔（笔名

魅力棉兰在苏门答腊北部翠绿的原野上，大片的棕榈林如波涛起伏。在日里河畔与马六甲海峡之滨，坐落着一座历史悠久的繁华都市。它的名字在今昔交织的回声中产生共鸣，让人想起“多元文化的灯塔”，一直是该市享有的美称。这座城市，正是印尼苏岛重镇——棉兰（Medan）。位于棉兰SiB

头一次与他见面有点特别这是一位介乎于中老年之间的男子：中等身高，体型有些消瘦，头发几乎全白，方正清秀的脸上，戴一副黑框眼镜，眉宇间挂着浅浅的、温和的笑容，斯文儒雅，颇有些书卷气。听他叙述事情，理性中习惯带有明显的感情色彩，表情平静，但声调起伏，富于变化，好像文艺人士感性的表达。比方与人交谈，他喜欢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认真地注视着对方：“我想请教一下，你怎样看法？”得到的回答，若与之相符，他便会欣喜地加重语气、拉长声音赞许道：“对——！”如果不一致，他也会微笑着说出自己早已想好的答案。这位言谈举止完全知识分子形象的老兄，给人的感觉，俨然是一位理工科的大学老师，或更像一位IT业的工程师。但其真正的身份，是一家印尼知名企业的老板——阿迪亚萨拉纳（PT

1最近，我陪同印尼龙狮运动联合会总主席丘昌仁先生去泗水，有幸参加了一场东爪哇龙狮分会举行的座谈会。一连几日，我眼前总是闪现着当地一位华社人物的音容笑貌，沉浸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并为之感慨丛生。此人大名胡建章，印尼文名字：Chandra

17，小英盛五岁，温柔贤惠，质朴勤快。她有几个哥哥也已经去了印尼，所以福妹本人及娘家父母都希望嫁给一个华侨青年，以便将来也到印尼生活。旧时客家女子出嫁，人称“大行嫁”，女方年龄多在

17，小英盛五岁，温柔贤惠，质朴勤快。她有几个哥哥也已经去了印尼，所以福妹本人及娘家父母都希望嫁给一个华侨青年，以便将来也到印尼生活。旧时客家女子出嫁，人称“大行嫁”，女方年龄多在

世。他们在本地开枝散叶的祖先，是13世开基祖公丘时仰，经过了十代传承，差不多有两百多年历史。英盛是家中的长子，还有一个弟弟，名叫煊盛，小他四岁。兄弟俩人的父亲——即丘昌仁的祖父，名叫丘果宗，系丘家

一位当代印尼客家人的创富之路|丘昌仁：真情超越梦想（上篇）第四章

Food（福克斯）集团供应的食品——糖、豆制品、小麦和大米面粉。这家被行业人士称为“印尼的农垦集团”的私人食品公司，以独特的“从农场到餐桌”的商业模式，在五大洲的

编前小注因为写传记，挺忙挺累！半个月没更新公号了。今天换换脑子，丁叔叔再讲一段印尼风云往事，说说该国独裁“老皇帝”苏哈托当年被迫退位的台前幕后，还有种种鲜为人知的细节。虽然写公号也不轻松，但为了那些知音粉丝，总得鞠躬尽瘁，尽心尽力。1999年，印尼归侨学者——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薛鸿华先生，翻译编写了一部专著《印度尼西亚从苏加诺到苏哈托到哈比比》。全书300余页，洋洋洒洒20多万字，丁叔叔反复读过好几遍，如获至宝。但同时也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人名、地名和机构名称，因为翻译问题，感觉十分庞杂，不是很精确，还有那些印尼文字母缩写的简称，如果对印尼了解不够，就会云里雾里摸不着头绪。尽管如此，薛鸿华先生的这部专著仍颇有分量，其间披露的很多资料，客观详实，尤其一些重大事件，都描述了发生过程和内幕，显得珍贵。现在，我就把书中有关1998年5月苏哈托下台的内容提炼出来，也结合印尼其他媒体报道，配上图片，整理成篇，以飨读者。本文较长，删繁就简，编辑再三，仍有一万四千余字，只有对印尼那段历史感兴趣的人，才有可能读得下去。先简单说说印尼当时的社会背景1997年7月，亚洲暴发金融风暴，先是席卷泰国，然后波及韩国、日本，接着重创东南亚诸国，其中印尼最惨，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印尼货币自1997年10月开始下跌，到次年4月，印尼盾兑美元的汇率居然狂贬7倍，致使老百姓手中的钱差不多等同于废纸。1998年金融风暴引发印尼经济危机，货币剧烈贬值，市场和银行到处挤满了绝望的人群。人民的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贫困人口由两年前的两千万猛增到八千万，全国两亿多人，三分之一以上民不聊生。与此同时，以家族贪腐著称的铁腕强人苏哈托总统，于1998年3月宣布第六次连任，由此引发社会不满，政局动荡。起初是大学生示威抗议，5月12日遭军警开枪镇压，打死打伤多人，激起公愤，触发暴乱，导致针对华人的大规模烧杀抢掠，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史称印尼“黑五月”。早在黑五月到来之前，这个国家已是危机四伏，处处弥漫不祥之兆。从3月份开始，印尼大学生运动就像大洋的潮水，从首都雅加达漫延到各大城市。学生们要求政府在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等领域中推行改革，反对老苏无限期连任，呼吁选举新的总统，挽救这个急速衰败的国家。苏哈托当总统当了30多年，周围的人对他那种颂扬、拍马屁，必然催生个人崇拜。而他本人，对自己在每届选举中都成为印尼“唯一的”总统候选人，早已习以为常，并且深感骄傲。在此情况下，他无法容忍任何批评。学生要求改革，他根本听不进去，生硬而蛮横地拒绝说，任何改革都要等5年后才可以考虑。言外之意，你们等下届选举再提吧。苏哈托可能不知道凡事物极必反。其实，自从两年前第一夫人离奇死亡，他的好运就到头了。三轮车夫都知道的总统夫人死亡密闻如果把苏哈托和他老婆婷夫人放在一起比较，你以为谁的性格更坚强独断?初看起来一定是苏哈托，但是错了!实际上，到苏哈托执政的末期，很多重要的决定都有第一夫人的烙印。据说所有高官申请调动，没有她点头都通不过。尤其是高利润的生意，基本建设工程的分配，都在她的“管辖范围内”。她像世界上很多母亲一样，爱子心切，又特别自私，很多赚大钱的项目，不论什么生意，都少不了她的份，一定要被她的子女瓜分。据官方正式报导，老苏总统的太太婷夫人，是1996年4月28日，突然间心脏病发作而死的。但以前从没有人听说她有心脏病，而且印尼最新设备齐全的心脏病专科医院，不久前刚由她本人剪彩开幕。如果她心脏病发作，为何不送到这间心脏病医院而送到军区医院?西蒂·哈迪娜夫人是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苏哈托的妻子，印尼人喜欢叫她婷夫人。作为铁腕强人苏哈托的内当家，她被印尼民众认为是非常有权势的人。至于她是如何死的？很多人相信以下传言。一个流传最广的版本是：苏哈托的大儿子和小儿子为争夺一桩垄断生意大打出手。盛怒之下，小儿拔出手枪，母亲看到会酿成命案，奋不顾身向前阻挡，想把这对兄弟分开。谁知混乱中枪声一响，母亲中弹倒地……这个传说，雅加达每个三轮车夫都背得烂熟。1996年4月28日，婷夫人去世以后，苏哈托便过着一种非常孤独的生活，活动的圈子变得更小，完全过着隐居、脱离人民的生活。他很疑心，怕他身边的高官，军队或政界有不少野心家，日夜盯住他的宝座，做梦也想当总统，所以他主动远离这些人，在他们之间建立一道墙。印尼问题专家都说，晚年的老苏，是亚洲领袖中最难谒见的人。以前帮他打天下的军官，都给他派到外国当大使去了。苏哈托认为，留一个将军女婿勃拉波沃在身边，其麾下的特种部队守住雅加达，便可安然无恙。长期独断专行，说一不二，也使苏哈托对自己的威望和控制力抱有迷之自信，认为那些蠢蠢欲动的学生和贫贱刁民掀不起大浪。1998年5月11日，苏哈托放心大胆，启程赴埃及参加国际会议去了。就在他在埃及期间，雅加达发生了惊天大祸——5月12日，苏哈托女婿掌管的部队士兵，身穿首都机械化警察部队服装，冒充警察，开枪射杀了帝利沙地大学的6名学生，一下子捅了大马蜂窝。苏哈托和将军女婿勃拉波沃。该校是印尼较著名的大学之一，学生多半来自印尼社会的中上层阶级，如高级军官、律师、校长、教士、社会名流和公司高级职员的孩子。军警公然开枪打死游行抗议的学生，立刻激起全社会的愤怒，紧接着便引发了连续3天的大规模排华骚乱，暴行震惊了世界。动乱中，大批暴徒焚烧抢掠华人商店住所。仅首都雅加达就有5,000多家华人工厂店铺、房屋住宅被烧毁，约170名华人妇女被强暴，近1,200名华人被屠杀，同时发生在梭罗、巨港、楠榜、泗水、棉兰等地的类似暴乱，亦造成华人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有舆论认为，这场骚乱惨剧的幕后黑手，正是老苏总统的女婿——时任印尼战略后备部队司令勃拉波沃，为转嫁社会危机，转移政敌注意力而组织策划的。苏哈托闻讯，缩短了他在埃及的行程，于5月15日一大早返回印尼。从这一天开始，这位权势熏天的老人，从自信满满到被迫辞职下台，只有短短的7天时间。下面我们便着重讲一下，令苏哈托百爪挠心的这七个昼夜。第一天：5月15日，王者归来，荣耀不再当天凌晨5点左右，苏哈托的专机在雅加达哈利姆空军机场着陆。下机后，望着首都的天空，这里那里黑烟熏天，被暴徒焚烧的高楼大厦和工厂的烟火未熄，老总统不由一声叹息。看到印尼几十年的努力心血，在一把大火下化为灰烬，苏哈托脸上露出悲愤的神情。他指示，要把暴徒绳之以法！随后，便带着去机场迎接他的一众高官去他家里开会。有消息传出，就在苏哈托总统回来之前的晚上，他的女婿勃拉波沃将军曾特地去见回教领袖瓦希德。老瓦是有三千万会员的印尼最大的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主席，他一向对苏哈托政府多有批评，并且主张对华人友好，后来还当上了印尼第四任总统。那天晚上，瓦希德身体不舒服，很早就上床了。勃拉波沃来到他的家，先由瓦希德的助手接待。“是否需要叫醒瓦爷?”瓦希德的助手问。“不用，不用!”老勃故意大声回答，希望主人听到，果真把瓦爷弄醒了。“这么夜了，老勃弟兄有何贵干?”瓦爷问。“是这样，刚巧我在这地区巡逻，想起了瓦哥，就这样来了。”老勃说。客气话说完，开始谈严肃问题。老勃说他来拜访的目的，是想请瓦哥提供一些方法和意见，如何解决目前暴乱、抢劫、绑架、焚烧华人商店和迫害华人妇女等等问题。这些事件不单是发生在首都，在其它大城市也一样在发生。瓦希德说:“哎!我实在无能为力做不了什么。你实权在手，应该知道如何克服这个局面。他们已经不再听我的话了。”“瓦哥您不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物吗?”老勃加了一句。“哪里哪里，如果我是有影响力的人，他们就应该听我的话的，这样的暴乱也不会发生。”接着勃拉波沃埋怨很多人都责备他，说他和暴乱有联系。“是啊，不过如果你认为和你无关，老勃弟兄，你就不用害怕。”瓦希德眯缝着眼，面无表情地回应道。他们又交谈了个把钟头，勃拉波沃就走了。这位总统府的驸马爷将军去找瓦希德是什么目的呢?简单说，是要老瓦帮助他，支持他的行动。但在回教徒中很有影响力的瓦爷是个老江湖，没有上勃拉波沃的当，结果让老勃“空手”而回。印尼网站图文报道瓦爷和老勃，该报道的标题是：Ramalan

写在前面的话前不久，有读者在后台发私信留言：印尼妇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全民戴头巾呢？望丁老师有空出一期。这位朋友所言稍微有点绝对化，印尼妇女当然不是全部戴头巾，即便是穆斯林女性也不是百分百包着头。但不可否认，这些年印尼戴头巾的女性确实越来越多，这是人们普遍的印象，我本人也有这种感觉。我在雅加达经常去几位华人老板的公司，每个公司都有不少当地的女职员。记得十几年前，几十个穆斯林女职员，只有两三个戴头巾的。后来不知不觉就发生了变化，没戴的也都陆陆续续戴上了，现在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八十的比例。印尼长夏无冬，天气相对炎热，妇女们一天到晚把头包得严严实实，不会捂得慌吗！尽管大体上知道这是出于宗教方面的习俗，仍有很多局外人产生了疑惑——既然印尼一直以来是个穆斯林大国，信奉伊斯兰教的民众占总人数的87%以上，那为何以前戴头巾的人没那么多呢？应那位读者的要求，本期公号试着解读一下上述问题。需要声明的是，丁叔叔有关宗教方面的知识比较肤浅，出于某些敏感原因的顾虑，我本人无意就此说三道四，还担心写了发不出去。好在印尼媒体针对妇女戴头巾的话题持开放包容态度，各种声音都有，也有相当广泛的讨论。一般上当地舆论认为：“头巾现在越来越多地在穆斯林女人中占据了一个席位”。网上有文章指出：自19世纪末以来，许多伊斯兰社会都放宽了头巾的定义，即遮盖女性全身（除了双手以外）。印尼女性佩戴头巾更加世俗化，很少像阿拉伯妇女那样除了露出眼睛，全部包裹起来。盖头的使用也遇到了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反对，但事实是盖头的使用越来越显示它的存在。穆斯林夫人戴头巾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不可否认，头巾是一种穆斯林标志的服饰品。下面我就综合翻译整理一下，让大家有个基本了解。归纳起来，有这样几个方面的观点：一、宗教人士认为：戴头巾是穆斯林女性的特权阿斯利奥是印尼西苏门答腊索洛克市一间习经院学校的老师，也担任当地伊联协会的秘书。他在个人脸书发表的文章里这样写道：在为今世和来世的追随者带来安全的伊斯兰教义的许多概念中，它提倡穆斯林妇女戴头巾。全能的上帝命令每位穆斯林妇女遮盖私处以保护自己。在这种情况下，穆斯林妇女必须戴头巾。但不幸的是，仍有许多穆斯林妇女不听从安拉的这一命令。《古兰经》中艾哈扎卜第

一国内疫情管控放开，奥密克戎大水漫灌，丁叔叔的许多亲友都“阳”在家里，奋力挣扎，与病毒缠斗。此类话题已经太多，这是后疫情时代人们必须经受的磨难，我就不再画蛇添足说些多余的话了。今天又到周末，我想写一篇有关印尼巴迪服饰的文章，再配上难得一见的美人美图，给病痛中的亲人和尚未感染的粉丝们“朱基玛达”cuci

一百多年前，印尼爪哇岛芝甘迪（Tjikandi）河上的渡船服务。此画大约画于1886年。1889年，印尼中爪哇乡下迎亲娶媳妇的场景。上期公号，丁叔叔发布了一期与上图类似——描绘印尼昔日田园牧歌与市井生活的图画，感觉受到不少读者喜爱，今天再接再厉，再发一期。这三年，天下苦“疫”久矣！尤其近段时间，某些政策如过山车般起落，人们因为防控终于突然松绑而喜忧交织。非常时期，感染人数可能会出现第一波高潮，虽然并不可怕，但很多人不可避免地要经受一番肉体或精神的痛楚。丁叔叔在印尼，时常挂念国内的亲友，那就再整理发布一些平时搜集的历史图片，我想借助这些画面，带给大家一点视角与心灵的抚慰。本期整理发表的图画，主要是百年前荷兰美术家乔西亚斯·拉帕德的作品。彼时荷兰殖民统治的南洋群岛，固然有着残酷痛苦的黑暗一面。但是在拉帕德笔下，那自然风光的质朴美丽，劳动生活的安祥场景，却构成了一幅幅平和温馨的人间风情。苏拉威西的渔民在撒网捕鱼。1882年，西爪哇茂物农村的小饮食店。下面简要介绍一下图画的作者拉帕德先生拉帕德的全名，叫做乔西亚斯·科内利斯·拉帕德（Josias

古往今来，许多人都曾在画家笔下的世界品读温暖，编织梦想，获得安慰与感动，特别是当大家正承受着肉体或精神上不能吐露的尖锐痛楚时。而现在我可以做的，就是把平时搜集的描绘印尼昔日市井风情的图画整理出来，发布在此。希望这些恬淡祥和的生活场景，给共度时艰的亲友带去一些怀旧和审美的享受。先上几张荷兰统治印尼的时代——一位名叫乔西亚斯·科内利斯·拉帕德（Josias

编前小注：两个月前，华侨大学校董汪琼南女士在群里告诉我，有一位家住广西南宁的印尼归侨梁斯金大姐，希望加我微信，和我交流一下有关记录华侨历史的文章。汪琼南女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尼著名侨领——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秘书长汪大均先生的长女。老一辈华侨众所周知，汪大均先生几乎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维护华侨权益的工作中，在当时侨界深孚众望。汪琼南女士六十年代回国就读华侨大学，毕业后为促进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她本人担任华侨大学校董至今已30余载，曾积极参与创立华侨大学香港校友会，历任华侨大学香港校友会理事长、监事长、永远名誉会长。2017年9月，汪琼南代表家族与华大签署捐赠协议，慷慨向该校捐资500万元人民币。汪琼南先父汪大均先生曾于1991年捐资学校100万港币参与华侨大学支持图书馆建设。得知汪琼南女士也是本号读者之一，我觉得非常荣幸。她又亲自帮着自己的华大校友梁斯金联系到我，更让我十分感动。下面介绍一下本文作者梁斯金，1943年出生于印尼万隆，1960年高中毕业被中国大使馆和总领馆联合保送回国深造。1961年考入华侨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曾先后在广东英德华侨农场、厦门海军医院、广西平桂矿务局工作。1979年3月调南宁，供职于广西电力局试验研究所，曾获得高级工程师职称。理工科出身的斯金大姐，文理兼通，喜爱写作，在各地报刊发表过多篇文章。她和我加了微信不久，便寄来这篇力作，详细回顾了当年回国前后的难忘历程。我将此文推荐给印尼国际日报，总编读罢，被文中朴素而真切的故事感动到落泪，不久便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将其全文发表。征得作者同意，我请她发来几张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又从资料库里找了有关历史图片，配合文章一并发布在此，分享给本号读者。梁斯金：那年印尼撤侨亲历记一、日渐升级的排华政策，华侨在极度恐慌中想念祖国1960年6月，我从印尼万隆市华侨中学（简称侨中）高中毕业。毕业后若想就业，就必须参加印度尼西亚语的考试，这是年初二月份回国的人不会知道的事。因为是印尼文教部颁布的新政，五、六月在排华高潮中发布，这也是为进一步掀起更高潮的排华做铺垫吧，以往历届毕业生都没有过的。我以70分过关，获得当华校教师的资格。我们从小读华校，除了回国，多数人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当华校教师。尤其出生贫寒的学生只能走这条路：先工作三四年，节衣缩食积攒出一张回国的船票，才能实现奔赴祖国考大学的愿望。现在种种反华政策无疑给我们设置多重障碍。昔日万隆华侨中学礼堂。不知为什么？与我国一向友好的苏加诺政府会突然排华！是与苏联赫鲁晓夫访问印尼有关吗？还是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唆使有关？那时我们还小，不懂政治，只知道1959年开始发布了印尼总统第十号法令，禁止华侨在各大城市以外的小地方做小生意。那算什么生意哟！只能说是为了活下去的为民服务。一间破烂的五六十平米小茅屋，前面是店，后面是父母与成群儿女住的地方。所售商品是零碎拆卖，小到不能再小的零售：一包香烟10根，一根一根地拆卖；咖啡和白糖是一小勺一小勺的出售，大致只够冲一两杯咖啡喝的量；盐巴和大米是一小勺和一小杯卖出去的，大约只够炒两三碟菜的盐，煮两三餐饭用的米……这些都用旧报纸打包；报纸是从沿街收卖废品的人称重买来的。每天晚上，孩子负责做家务和报纸裁剪，折叠备好。妈妈数钱或清理欠债款条子，爸爸整理货架，清点缺货。商品卖出去基本没有收到现金，只留下一堆欠条。每一个华侨亚隆店都必须给土著村民赊账才能做得下去……也许欠一个月，或半个月才收回本钱，也许一仙钱都收不到。为了那半仙钱，半角钱的利润，全家几口人都要扑进去工作，一年到头，能收支略平衡，才算养活一家人。许多唐山阿伯，娶不上华人女子，也只能娶土著女做老婆，带大一群营养不良，没有书读的混血儿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尼万隆街上的华侨小摊贩。就这么微利又辛苦的村镇小生意，也能让政府官员嫉妒到眼红嘴馋？以至于非驱赶不可？到了1960年，对于小地方华侨赖以生存的这种小亚隆店，政府军开始进行无情扫荡和逼迁。在万隆附近的芝麻圩小镇上就发生杨木妹、叶金娘两位华侨妇女被印尼军人无辜开抢打死的流血事件。这一惨案轰动了全印尼的华侨，在侨界炸开了锅，由此掀起很大的反抗排华的巨浪——大城市的华侨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可排华的趋势依然继续延续，当地政府我行我素，而且愈演愈烈……1960年印尼各地军事当局强迫逼迁县以下华侨商家。中国外交部一方面作了严厉的谴责，表示抗议，另一方面，中侨委在国务院领导下，开始准备派船接侨。但是当时中国还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自己也没有足够船只，只能动用所有外汇，租用外国船只，接回数以万计被逼迁的难侨回国。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到1968年，中国从印尼撤侨的数字已经达到七八万人之多。如果平均每艘船只载1000人，至少要七十船次才能解决问题。对于刚解放才9年，又打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经济上被西方国家制裁封锁，还遭遇自然灾害，可谓一穷二白的祖国，这压力有多大！在大城市里的华侨学生，有买船票能力的，不论高中有没有毕业，都纷纷向中国领事馆申请回国护照。全体华侨同胞的爱国情感被激发达到顶点，大家迫切回国的情绪非常高涨。侨胞们整日为日渐严峻的排华形势提心吊胆。连富人商贾们都恐慌到准备悄悄移民香港澳门或新加坡……1955年亚非会议后，印尼政府早就向华侨征收外侨税，现又增加了出国的人头税，即凡是中国籍华侨要出国，不论是读书、做生意、旅游等等，都必须用现金交纳当次的人头税，否则不给办理出海关手续。到1960年申请出国的中国籍华侨越来越多，他们深感焦虑，危机重重，没有一家不人心惶惶，忧心忡忡，深感前途渺茫。孩子只剩回国一条路了，再苦再难也要让孩子回国升学。也就在这一年，印尼政府又出台一项让人近乎绝望的条例，即凡是回国读书的学生必须宣誓，永远不能再回印度尼西亚定居，白纸黑字，签字画押为证。华侨父母对于亲生儿女的离散是无法忍受的

开篇小注：印尼已故知名华商黄进益先生，生前是一位享誉东南亚的“木业大咖”。他的SMI企业集团及太平洋实业控股有限公司非常有实力，其经营领域还涉及船运、房地产、棕榈油和建材业务，拥有30条轮船，年产250万吨石材。他个人甚至还在印尼建了一座占地150公顷的高尔夫球场。黄进益也是雅加达金门互助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多年担任该会主席，热心公益，照顾同乡，在印尼金门籍乡亲中很有威望。2006年，我初来雅加达，经朋友介绍，有幸两次采访过黄进益先生。原本要为黄先生写一部人物传记，并且花功夫写出了前两章，黄本人看过似乎相当满意，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采访中断了，这本传记未能完成。2018年5月，81岁的黄进益先生因病去世，为他写书的事，便留下永久的遗憾！传记虽未写完，但我当年了解到的黄先生的有关轶事，仍然久久难忘。现重新整理，分期发表在本号以飨读者，同时表达对已故黄进益先生的怀念。2006年，黄进益在雅加达公司的办公室。01黄进益是在印尼出生长大的第二代华裔，对青翠可爱，宛如碧玉腰带环绕赤道的千岛之国，充满深情，并为之艰辛奋斗数十载。他的企业连续多年受到印尼中央政府的表彰，是名列全国前五十名的“纳税大户”之一；黄进益在苏门答腊的木材加工厂，为当地员工建有教堂、学校和医院，设施先进，规模宏大，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基础上，造福民众，有利国家。而身为炎黄子孙，基于血浓于水的宗祖情，他对于祖籍国的华夏故园、神州大地，也始终怀有一颗赤子之心。当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印尼与中国恢复邦交不久，黄进益马上想到回国内投资建厂，积极参与中国的经贸活动。自1993年起，他先后在上海、长春、大连投资开办了五个项目。黄进益热衷公益事业，在中国内地投资兴业这些年，他每年为西部贫困地区捐资10万美金。他的祖籍在福建金门，1949年海峡两岸分治以后，由台湾管辖。因为自幼便受到父亲爱乡情怀的影响，从未在金门岛上生活过的黄进益，对于祖辈居住的老家，常挂心怀。2004年年底，黄进益回乡参加世界金门日暨建县九十周年活动，他特别走访了金门技术学院，有感于小岛上有了第一所高等学府，此乃金门1600多年人文历史之教育盛事。黄进益看在眼里，喜在心头，返归印尼后不久，便汇款捐赠新台币100万元，作为校务发展基金。此嘉惠学子的义举，在当地传为美谈。2011年10月，黄进益（左七）在金门大学为他捐建的黄进益休闲管理学院揭幕。黄进益热爱金门祖籍地，虽然身在海外，但对于祖籍国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向来是坚持原则，旗帜鲜明，反对“台独”。2005年10月，海内外多家媒体刊出这样一条新闻：印尼侨胞支持金门县府升县旗反制台独行动针对金门县政府日前升县旗反制“台湾国运动升旗典礼”，印尼雅加达金门侨领黄进益从海外传真信函给新党籍县长李炷烽，表示称赞和全力支持。独派团体这个月八日上午在总统府前发起“台湾独立纪念日”升旗典礼，引起金门在地、旅台及海外乡亲的反弹，接连打电话向金门县政府表达抗议，要求“有所作为”，县府遂降下屋顶旗竿上的国旗，改升较中性且代表金门县的县旗反制台独。印尼雅加达金门互助基金会主席黄进益给李炷烽的传真信函表示，他是在十日阅读雅加达《国际日报》、及华厦经纬网网络新闻刊载，获悉金门升县旗反制台独的讯息。黄进益指出，李炷烽县长代表蓝营作出明智措施和严正立场，为金门的安全与建设，经济的繁荣，乡亲长远的民主民生，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他表示，旅居印尼的金门同乡及雅加达金门互助基金会称赞和全力支持县长的措施，并致以崇高的敬意。李炷烽，中国福建省金门县人，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系。为第三任及第四任福建省金门县县长，党籍为新党，系知名爱国人士，赞成祖国统一。在担任金门县县长职务之前，他曾任小学校长、“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新党党团总召集人，

上回说到，1958年印尼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等地武装分子，在美国中情局支持下发动大规模叛乱，遭印尼中央政府派兵镇压招架不住，出现溃败迹象。老美见势不妙，准备放弃支持。这一旁，急坏了一心要下场救援的台湾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为了图谋国际反共大业，老蒋赶紧与美国驻台湾“大使”庄莱德进行秘谈，自告奋勇加苦口婆心，让庄莱德说服美国政府允许他派遣“自由中国志愿军”前往印尼，替老美出兵帮着该国叛军打赢这场内战。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与时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庄莱德。其实在那一年2月，印尼叛军刚宣布成立“革命政府”之际，台湾国民党当局就已开始迫不及待地对其提供军事援助了。这一决策，与当时美国中情局的暗中默许与鼓励不无关联。欢迎购买流利外语书籍📚+点读笔是我们印尼语的张校长编写的，贴切生活日常，工作商务等，学习内容丰富，可以学以致用。根据台湾方面近年来解密的有关档案披露：1958年2月23日，国民党军就为印尼叛军提供了7个营的装备，包括七五无后坐力炮14门，八一迫击炮28门，六零迫击炮63门，七九式重机枪20挺，八八式七五高射炮两门，二五机炮12门，三零重机枪56挺，三零轻机枪260挺，五四冲锋枪1204，支卡宾枪2480支，英制步枪500支，手枪61支，手榴弹10100枚，炸弹100枚，照明弹十枚等。这些武器装备由台湾的海空军以海上运输与空投的方式，于4月21日前分批交到了印尼革命军的手里。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装备。不仅如此，老蒋甚至一度考虑派遣志愿军，前往协助印尼革命军作战。然而此构想遭到美国情报高层劝阻。他在1958年3月14日的日记里写道:“杜勒斯说明其在苏门答腊反共革命军已有武器与金钱充分之接济一点，基为安慰，但其对我派志愿军之主张，表示恐有害无益之意。”再说发动叛乱的“印尼革命军政府”，原本自恃有当地民意支持，并且控制着苏门答腊岛与苏拉威西两岛的油田，所以他们乐观期待能在美国和台湾的武器装备赞助下，大有一番作为。然而，当印尼中央政府军开始采取平叛行动后，战况却急转直下——3月17号北苏门答腊被中央军控制。4月18号，位于中苏门答腊巴东市的叛军大本营也重回到中央军手中。到5月初，整个印尼革命军的势力都被迫退出苏门答腊，其总部也迁往苏拉威西岛上的万鸦佬。这边厢印尼革命军节节败退，那边厢的暗中支持的老美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中情局雇佣的一位美国飞行员波普，于5月18号替革命军执行轰炸任务时，竟被印尼政府军击落生擒，人赃俱获，引发美印外交关系轩然大波。这件事咱们后面再说。中苏声援印尼政府，台湾急欲出兵联美反共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间也是一山容不下二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开始冷战，各自率领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由此形成了对峙局面。于是在那个年代，苏联和中国作为同一阵营的伙伴，为了守住和巩固自己的外交势力范围，必须处处与美国的西方阵营对着干。事实上，印尼内战甫一开始，看到美国台湾企图颠覆印尼政府，苏联与中国马上做出反应，成为印尼政府的幕后支持者。根据学者许浩在《无果而终：台湾对1958年印尼内战的干涉》一文中披露：1958年1月苏加诺在访问南斯拉夫期间，已与苏联人员商讨借款，作为购买战机与兵舰之用，以应对外岛反政府势力。2月20日，印尼政府内阁拟邀请苏联舰队来印尼作友好访问，以图威慑西方国家勿支援“革命军”。28日，苏联告知中方，苏方将向印尼政府提供经济援助，为它供给国内交通所必需的海运船只和运输飞机，并提供工业消费品、食品以及军火。中华人民共和国亦对印尼事态保持密切关注并暗中筹划经济援助。1958年3月1日，陈毅刚从朝鲜回国，即连夜与毛泽东、朱德商谈印尼局势。2日，陈毅接见了印尼驻华大使苏加佐。陈毅向苏氏表示，只要印尼政府向中国提出要求，“中国政府都愿意随时随刻无条件尽力帮助”。此时中方已卖给印尼政府2.5万吨大米，又以贷款的形式向印尼提供了2万吨大米和7200万码布匹。苏氏向中方表示急需武器，但又担心招致美国干涉内政。陈毅没有立即答复苏氏关于武器的需求，而是密与印尼方面协商。1958年5月14、15日，苏、中先后发出官方声明声援印尼政府，警告台、美勿干涉印尼内政。中方声称已向印尼政府提供了经济援助，并准备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印尼政府所要求的支援。中、苏对印尼政府的积极声援与美方对“革命军”的消极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台方甚至以“美方之举棋不定”而中、苏“正在大量援助”为虑而愤懑不平。。除此之外，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派遣“志愿军”赴印尼平乱的消息正不时传出。阿富汗《友谊报》在5月21日的社评中，谈到“据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准备派志愿人员去印尼，帮助印尼政府。”中国外交部要求其驻阿富汗大使丁国钰在适当场合向阿方澄清，上述消息是谣言。荷兰方面也猜测中方所谓“力所能及的援助”可能包括派遣志愿军。5月21日，《印度时报》在显要位置刊登了美联社关于中国将派遣“志愿军”到印尼的消息。印尼驻印度使馆人员特意对中方说，中国若派遣“志愿军”将使印尼情势更加复杂。印尼外交部于5月27日公开否认中国将派遣“志愿军”的传言。中方内部将此番传言视为美方对中方的试探，示意外馆不宜正式否认，如有人问及，则仍按15日《声明》的口径回复，至于“志愿军”一事则以“未有所闻”答复。就目前掌握的资料，确无中方与印尼谈及“志愿军”支援事宜的记录。当时情形下印尼政府军明显居于优势地位，亦无需中方派“志愿军”支援。但愈演愈烈的传言一度使台方信以为真。台方从香港获悉详报，大陆在5月间曾指示广东省总工会征调各种技术人员，预备派赴印尼支援内战。叶公超甚至收到香港情报，言及解放军上将赖传珠已率领军事顾问团秘密抵达雅加达。针对上述种种传言，台“国防部”发布公报称，倘若大陆“志愿军”出现在南海之任何区域，都将视为对台湾安全的威胁，台方将对此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予以拦击的自由。在蒋介石授意下，台湾国民党军制订了名为“南海作战”计划，积极进行沙盘推演。计划中打算以海军陆战队4个营的兵力参战，在印尼叛军盘踞的岛屿强行登陆。然后，台军与叛军汇合，向印尼政府军发起反攻，长驱直入推翻苏加诺政权。在制订海军陆战队偷袭之前，美蒋计划先向印尼叛军“补血”。老蒋很敢下本钱，不仅投入了空军特种部队，还投入了民航运输机，空运了7个营的步兵武器给印尼叛军。在援助军事物资的同时，美台积极计划派兵增援。派兵增援的目标定在爪哇和苏门答腊岛以及苏拉威西岛。蒋介石和他的参谋本部自信，如果有美国海空军的支持，蒋军会很快登陆，并打开局面。为了保证计划的实施，台方还对当时的气候、海文情况进行调查，这一时期，南海风平浪静，真是偷袭的好机会。这时空军运输机和海军舰船都准备就绪，陆战队也整装待发。一次二战以后最大的远程海空突袭似乎即将发生。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由于美国中情局的飞机被印尼政府军击落，特别是飞行员波普被俘，老美已无法继续援助印尼革命军，这些叛乱分子便直接向台湾开口寻求更多支持。5月下旬，印尼十多位叛军首领组团来台北，一番哭诉，如何如何，大胆提出向国民党政府购买C54运输机、B12轰炸机各一架。这帮人买飞机，其套路也跟当地人在印尼华侨开的阿弄小店买点针头线脑一样，都是先赊账，过段时间手头松了再付钱。老蒋一咬牙：“没问题，飞机先开回去，我们等待你们革命胜利的好消息。”老蒋当年在台湾视察国民党军队的老照片。那帮人又说了：“巴尼亚德里玛卡西巴蒋普雷西丁（多谢蒋总统先生）！因为我们不会开飞机，还得拜托你们派出飞行员协助我们执行轰炸任务。”老蒋回答说，这也好办，回头我儿子经国会给你们安排妥妥的！于是，蒋经国决定委派曾任蒋介石专机驾驶员、时任台湾空军总部情报署署长衣复恩少将，和台湾空军第34中队飞行员张文驿两人，秘密担负此次支援重任。据衣复恩回忆，他们驾驶这两架飞机，由台湾南端先飞抵菲律宾的大威岛，补充燃料后继续飞往印尼苏拉威西，并对岛上的印尼中央军执行了5次轰炸，直到所携炸弹投完为止。这也成为1949年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台湾以来，国民党空军首次实施境外作战。除了派遣空军介入印尼内战之外，蒋介石更指示向印尼革命军另行增加援助三个营的武器装备。这批装备由台湾海军于6月8日运往苏拉威西附近海域时，因印尼政府军此时已控制了万鸦老的外港，使来自台湾的运输船无法靠岸，不得不折返。尽管如此，台湾空军仍于6月20日至7月14日之间，对苏拉维西岛上做困兽之战的印尼革命军残部进行四次空投，投下各类轻武器与弹药12万发，直到革命军放弃抵抗才罢手五十年代台北举行的阅兵式。再说印尼政府方面，1958年4月下旬眼看着叛军在苏门答腊已经溃败，他们感觉到结束内战似乎指日可待。然而随着政府军进驻叛军据点，他们便轻易发现了外部势力介入叛乱的证据，其中台湾蒋介石国民党对叛军的援助也是一目了然。正当此刻，

书接上回，前文再续。苏岛成立“革命军”，“叛而不乱，讨而不伐大家知道，印尼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号称“千岛之国”，实际上大小岛屿远不止上千，而是一万七千多个。历史上印尼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分为几十个名称各异、互不隶属的苏丹王国，直到四百年前荷兰人来此殖民，才逐渐征服，把上述群岛纳入相对统一的政经实体。至于印度尼西亚这个国名，还是1945年独立之后才正式确定的。欢迎购买流利外语书籍📚+点读笔是我们印尼语的张校长编写的，贴切生活日常，工作商务等，学习内容丰富，可以学以致用。因为上述历史背景，再加上各岛交通不便，地方差异和宗教分歧在所难免。印尼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其实面对着一个文化分裂的社会，人民缺乏对国家的认同感。爪哇是印尼的政治和人口居住中心，称为内岛，其他各岛不论大小都叫“外岛”。其中，地处印尼东西部的两个大岛——苏拉威西和苏门答腊，商贸经济较为发达，也是印尼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的两大支柱。当时的印尼中央政府管理能力有限，地方矛盾比较突出。外岛普遍认为，独立不过是爪哇人取代荷兰人成为新的统治者；很多地方军官更愿意服从本地人民的意愿而不是中央政府。在苏加诺和哈达等人领导反抗荷兰统治的时代，各岛人民基本上还能齐心协力。独立战争结束，苏门答腊残留了大量地方军，但只有部分进入中央军编制，其他都游离在岛外各处，成为中央政府的心腹大患。那年头，外岛走私猖獗，严重影响中央税收，而大量地方军官都参与了走私，各行其是，有点像咱们国家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1955年底，苏加诺总统任命纳苏蒂安将军担任陆军参谋长，实施异地换防政策，把矛头直接指向地方军队头目，大量调动地方军领导使其脱离本地势力，欲打击走私增加国库收入。纳苏蒂安的做法自然引起地方军官的强烈不满。除此之外，副总统哈达的辞职也给外岛分裂分子提供了脱离中央的政治借口。上期文章已经说过，1956

岁月长河滚滚，世事不断变更。喜怒哀乐悲恐惊，多少刀光剑影！千岛风云变幻，堪比七色彩虹。鼓角铮鸣话当年，回望历史天空。开篇念下几句传统评书的“定场诗”，接下来将要引出一段有关印尼的“三国演义”。列位看官，你可知道？六十多年前，蒋介石国民党统治的台湾，曾经和印尼还有美国，因为苏门答腊和苏拉威西岛上发生的叛乱，上演了一场明争暗斗、惊心动魄的精彩大戏。这出跌宕起伏却尘封已久的历史活剧，大致可分以下几幕堪称奇葩的戏码：1.

年，27岁的梭罗小伙佐科威，冒险创办了自己的木工企业。他给自己的家具公司取名为

保尔·柯察金是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主人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诞生于1933年的红色经典文学，是前乌克兰籍的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所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作为影响了几代苏联人和中国人的一部文艺作品，其小说的内容妇孺皆知，耳熟能详，因此本文不再赘述。今天要和读者们分享的是，我在俄罗斯网站搜索到的其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通常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化身）的人生影像，这些照片真实记录了他从小到大，直到去世的种种情景，看罢令人感慨丛生。俄网上这样写道：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在被誉为“黑海明珠”的俄罗斯度假城市——索契，有一座奥斯特洛夫斯基博物馆（下图），作家本人在此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尽管自

最早知道英吉特这个名字，是在若干年前我读过的一本《苏加诺自传》里。书中描述有关英吉特夫人的篇幅虽然不长，但令我对老苏总统与这位大他13岁的女人的浪漫故事印象深刻，尤其欣赏照片里英吉特夫人美丽娴静的微笑。后来，我去万隆夏图尔（Jl.

在印尼中爪哇省的7座城市中，只有12万人口的小城马格朗(MAGELAND)，称得上魅力迷人。这些年，我专程前往或路过逗留，总共去了四五次，虽说不上多么熟悉，但始终对这座小城的印象非常好。因疫情所致，无法再去印尼，魂牵梦绕，相当怀念。马格朗地处田园诗一般的中爪哇东部，位于蜿蜒清澈的Progo河与Elo河之间，其城市秀丽多彩，乡村景色优美，满目青翠，犹如绿色的梦幻。此地白天温润，夜晚凉爽，气候常年如春，街道干净漂亮，建筑装饰富有爪哇民族风情。马格朗辖区内著名古迹婆罗浮屠后面的小村庄。对于以椰风蕉雨形容的南洋群岛来说，这沁人心肺、和谐安详的慢生活画面，可谓稀松平常，随处可见。马格朗市有几座华人寺庙和中国式的传统建筑，还有一条名为青年街（Jalan

1942年3月，凶残的日军占领印尼，一直到1945年8月，在这个群岛国家野蛮统治了三年时间，史称日据时代。本文分别记述了西爪哇小镇芝明利、东爪哇小镇罗果占碑——两个华侨家庭那时的生活。西爪哇李湘生先生的故事万隆附近有个小镇芝明利。芝明利民风纯朴，大部分居民都是种田为生的当地人。对于西爪哇小镇的田园风光，归侨文友戊草在一篇文章里有过生动的描写：那一带是爪哇岛的鱼米之乡，公路南边是一大片农田，平时总可以看到辛勤耕耘的农民，赤着脚，戴着笠帽在田里劳作。热带地方常下暴雨，暴雨时在空中构成无数犹如密集线条的雨点，使那田原阡陌变得烟雨朦胧。附近的池塘，在密集的雨水降落下，水面上也会激起一层细雾。1940年6月，在万隆南区卡都查帝街的玉融公会礼堂，金隆米店的客家人小伙计李湘生，与同样来自梅县的客家女子梁杞缘喜结良缘。之后，李湘生觉得应该自主创业，便向他的东家——金隆米店老板丘先生辞了工。考虑到小镇上的房租便宜，做点小生意也无须多少本钱，他们于是就从万隆市区搬到芝明利，开了一间“亚弄”店。芝明利也有一些华侨住在街上，多数以开亚弄店为职业。印尼人所说的“亚弄店”，实际上就是小型杂货店兼微型钱庄，通常是夫妻二人看店，24

这段时间，印尼疫情简直严重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今天（2021年7月7日）最新统计：印尼新增感染人数接近三万五，死亡破千，双双创了令人恐惧难言的新高。在笔者曾多年生活的雅加达，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亲人罹患病毒或因新冠去世。与此同时，笔者熟悉的许多朋友——无论中国同胞还是当地华人，都在竭尽全力，开展互助互救。微信群和朋友圈每天发出数不清的事例，有的让人泪崩。大难当前，总有一种力量让人肃然起敬——急公好义、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等等这些感人肺腑的成语，都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再现。从古到今，从国内到海外，古道热肠的人们就是这样生生不息，代代相传。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在万隆采访的以下见闻。吴世友：15吨猪油寄回老家救乡亲在万隆华社，有两对父子侨领口碑甚佳，为人称道。一对是大名鼎鼎的一代侨贤——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已故创始人李湘生先生和他的次公子——现任该基金会主席李振健。另一对则是本文所要记述的吴元昌先生和他的父亲——已故万隆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吴世友老先生。吴元昌和李振健一样，都是子承父业，青出于篮，热心公益，服务大众，双双成为新时期华族精英的代表人物。在万隆老一辈华侨记忆中，吴世友先生是一忠厚长者，温和善良，且为人慷慨，勇于扶危济困。万隆侨贤吴世友先生画像。据《梅州侨乡月报》记载：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吴世友先生事业刚起步不久，就尽力为万隆中华医院捐献一间病房；七十年代又为万隆1-MANOEL医院捐建了一间病房。1912年，吴世友出生于梅县松口一个叫“车子坝石阙里”的乡间村落。他9岁丧父，家境贫寒，小学未毕业便辍学打工，每天到松口镇的梅江渡口背米袋，晚上回到家里在油灯下自学，渴望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孝敬寡母。后来，吴世友远嫁印尼的大姐托人把他带到雅加达，长大成人娶妻成家。数年之间，吴世友辗转于椰城、万隆等地，先后在亲友开的糖水厂、米粉厂帮忙当杂工，也去乡下开过“亚弄”店，日军南侵时被大火烧掉。后来又在万隆骑脚踏车贩运蔬菜、水果；再后来租个店铺，开过一间罐头食品店，历尽艰辛，养活一家老小。1948年吴世友在万隆创办了一间“赞美制造厂”，生产沙笼布、帆布及手巾，产销两旺，逐渐发家致富。后又开设“爱友针织印染厂”和“赞美光辉纺织厂”，规模壮大，遂成为万隆客家侨贤中有名的企业家。在梅县松口石阙里村和仙口洋村，当地人至今传颂着吴世友先生半个世纪前，从海外捐赠“救命油”的一大功德。1960年至1962年，中国发生天灾人祸，饥荒严重，各地饿死人的惨剧频繁发生。梅县松口老家的许多村民也食不裹腹，濒临绝境，不少年老体弱者因缺乏营养患了水肿病，眼看性命不保。吴世友在印尼听闻此事，五内如焚，潸然泪下。他十万火急当即联系马来西亚华商代办，出高价购买了15吨猪油，雇人星夜兼程，分批运回他的老家石阙里村和夫人梁凤清的老家仙口洋村，救助两个村里的吴、梁两姓等宗亲村民。为保证猪油分配公正无误，吴世友特别指派梁史筹等村民成立一个赠油小组，严格把关，每人每天送五汤匙猪油用于煮菜食用，一丝不苟，童叟无欺。这桩布施分发“救命油”的善举实施了好几个月，两个村里的几百个浮肿病患者皆转危为安，度过生死之劫。亦是渤良安基金会的大功臣1984年渤良安基金会首任主席李湘生去世后，吴世友即被推举担任了该基金会的第三、第四届主席。作为李湘生多年的同乡挚友，吴世友也是创办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的发起人之一。当年为基金会申请注册，需要入籍印尼的公民才有资格，而吴世友当时还是持中国护照的外侨。他便毫不犹豫地让已加入印尼籍的儿子元昌与湘生叔、方高明、张爱枢、陈侣盛、锺顺文、宋达如、谢登新、李玉宜等九位入籍的华贤一起，充当了基金会的立案人。那时候不像现在，苏哈托当政实施白色恐怖，灭绝中华文化，曾经把华人社团全部取缔。后来政策稍微松动，只允许个别地方华人组建福利性质的基金会，但是仍有严密监视，让人提心吊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成立后，李湘生不顾风险做了主席，吴世友亦挺身而出担任副主席，全力协助李湘生发展会务。当时，吴世友已年愈花甲，是执委中年纪较大的长者，但他兢兢业业，不辞劳苦，每逢举办赈灾助贫，敬老抚孤等慈善活动，总是躬身力行，从不后人。1983年，基金会计划向社会人士筹款，购买会所旁边的一块7000多平米的地皮，用于兴建百氏祠、孝思亭、骨灰堂、治丧厅等建筑。筹款委员会成员兵分两路，一路由副主席陈富声带领，另一路则以副主席吴世友为首，陈光隆、黄裕琴、锺国曾、谢铨文等随同，由黄裕琴先生开车，走遍万隆华人区的大小街巷，挨家挨户上门募捐。当时吴世友已过古稀之年，仍一如既往，诚恳热心，风尘仆仆，各界人士深受感动，纷纷解囊认捐。每天下午，两路筹款人马聚在一起交流成绩，均喜上眉梢，群情振奋。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共筹集善款2.37亿盾之巨，大大超过了李湘生主席分配的1.6亿盾的指标，吴世友先生本人也为百氏祠的兴建，乐捐500万盾，令人肃然起敬。吴世友先生不仅自己在基金会服务大众，任劳任怨，还勉励长子吴元昌热情参与渤良安福利基金会及华社的福利慈善工作，要他为社会多做贡献。吴元昌遵从父命，继承家风，亦较早投身于公益事业，先后担任国际狮子会万隆独立狮子会的第三、四届会长、万隆渤良安福利基金会第十、十一届副主席、慈济功德会万隆分会副执行长等职，出钱出力，成绩斐然。2009年，他又当选为因成功创办“崇仁三语国民学校”而在华社颇具知名度的“万隆客属联谊会”理事会主席，连任两届，倍受好评。一篇风行海峡两岸的报道2014年10月中旬，台湾与中国大陆海峡两岸的十多家报纸和电视传媒，相继刊登或播出了一篇发自印度尼西亚万隆华社的报道：《说祖先的话——吴元昌印尼推广华语教育不遗余力》其中，台湾“中央社”记者周永捷在发给《更生日报》的特稿中这样写道：“为了鼓励华语教育，就算亏本也要做”。印尼万隆客联主席吴元昌先生坚定地说。该会所属的“崇仁三语国民学校”，从起初班上只有4名学生，经过14年的辛勤耕耘，到现在全校已经有400余名学生的规模。“小熊猫呀！小熊猫呀！为啥有副黑眼镜？”记者走访了位于山城Mekar

一这半个多月，印尼有点像印度。开斋节后，新一波冠病爆发，患者人数几何式增长，相当惨重。正如“印尼新冠救援团”发起人与组织者王文振老师，在其“漂泊舞者之诗”公众号所说的那样：“印尼疫情如海啸来袭，中国同胞在灾难深处自救！”大难当前，怵目惊心。笔者熟悉的几位朋友，已经感染隔离或不幸离世，令人倍感震惊。面对汹涌疫情，同胞们正在不停呼吁：加强防范，互帮互助，捐款捐物。丁叔叔在国内，也天天关注事态发展。但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我想说的是，无论如何，印尼的亲朋好友和华人同胞，还需保持镇静和生活的勇气。在这海外岁月的至暗时刻，相信疫苗施打过后，就是曙光在前。丁见印尼纪事又该更新了。我考虑本期要做的选题，不宜再展示那些关于疫情的惨状。大家已经受够了，日复一日在焦虑中挣扎。那就发一篇激励人们昂扬斗志的文图吧！这使我想起了马都拉岛神奇的赛牛大会。在这种风驰电掣般的惊险比赛中，马都拉男子汉所展现的一往无前的剽悍与雄健，令人感受到他们从内心深处迸发出的坚韧与顽强。这或许是现如今在印尼的同胞，战胜疫情最需要得到激励的英雄气概。二我在印尼期间，曾三次到过与泗水一海之隔的马都拉岛。三次都是泗水的朋友开车带着我，通过著名的“泗马跨海大桥”，前往海峡对岸的马都拉，在岛上转了一圈，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泗水一马都拉大桥，总长5438米，是连接印尼经济最发达的爪哇岛与资源丰富但经济基础薄弱的马都拉岛的第一座跨海大桥，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跨海大桥。上世纪90年代初，印尼有关方面和日本专家曾就建设泗马大桥进行过可行性研究，但始终未能落实。后来还是中国出手承建了这项具有重大政治和经济意义的标志性工程，于2009年6月正式通车。上图是我本人2019年在泗水海滩拍摄的，对面就是马都拉岛。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几次造访马都拉岛，但我并没有亲眼观赏过当地最热衷的赛牛大会。我最初知道马都拉人的这个习俗，是在泗水机场候机大厅看了有关赛牛活动的摄影图片展之后，一下子被惊艳到了。当时我用相机翻拍了几张，而本文这些充满动感的摄影佳作，也非出自我手。除了翻拍的，都是从网上淘来的，大部分是印尼网站的图片，也有少量来自国内。以丁叔叔“二把刀”的技术，即使让我在现场拍，也拍不出这种效果。下面，先简述一下马都拉岛和马都拉人。马都拉岛

那年在谏义里，旅馆里来了两位访客那是2018年4月，我从雅加达到泗水，然后又访问了东爪哇小城谏义里（Kediri）。有天下午，经朋友介绍，两位本地客人来到我入住的莲沁酒店。俩人在楼下咖啡厅，向我讲述了一段饱含血泪与亲情的陈年往事。他们希望我把这故事写出来，在媒体上发表，以此纪念逝去的亲人，同时提醒读者不要忘记70年多前的那段惨痛历史。这两位客人，都是从事教育行当的知识分子，彬彬有礼，谦虚内敛，两个人都很安静。其中年长的廖林生先生，82岁，曾做过本地的华校老师；另一位姓劳，名奇炜，相对年轻，也70岁了，现在谏义里的一所私立医学院教授中文。劳奇炜（左）和他的舅舅廖林生老人悲愤地沉侵在惨痛往事的回忆中。劳先生是廖先生姐姐的儿子，今天他和舅舅一起来找我，先让我看了他本人事先写好的下面这段文字，表达了一个由来已久的愿望：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姓氏文化血脉相传，劳姓乃为其一。据说全中国劳姓有50多万人，海外多少？不得而知，但先父劳炳枢先生即是其中之一家。先父于我出生后第三天逝于战乱，我对他除了照片之外，其他均无印象。只知道他早年从中国广东开平下南洋，来印尼娶妻生子，未享天伦即含恨九泉，系吾等亲属人生之大痛也！倒是我母亲在劳氏家族可大书一笔。我父逝后，她抱着三天大的孤儿，欲哭无泪，或许，在当时的大陆，守节守寡人数颇多。可是这是在印尼，年纪轻轻的她，硬是咬紧牙关。把五斤重的孩子拉扯成人。留下先父一脉。如今，枝繁叶茂。我多想到我祖父灵前，告慰他：劳炳枢有后，我妈的伟大……先父劳炳枢（生日年月未知，死于1948年12月22日），出生于广东开平，由家乡南来印尼，其他资料不详。母亲廖瑞菊（1922年9月27日-2015年11月23日），祖籍广东新会，出生于印尼，系二代华人，劳炳枢之妻。26岁守寡，拉扯遗孤长大成人，成家立业，孙辈人丁兴旺。本人劳奇炜，乃劳炳枢独子，居印尼东爪哇谏义里，在大学教授中文。劳奇炜娶妻郑秋建，

这段时间，因为疫情原因，丁叔叔暂时未能再去印尼，便被家乡的一个公益团体——福清慈善总会邀请临时帮忙，充当宣传顾问。今天要写的人物，与本号主题印尼纪事无关，而是我在福清侨乡亲身见证的一个“凡人善举”，说来挺让人感动。一6月7日，星期一上午。照旧是福清慈善总会每周例会的日子。会议快要结束时，主持总会工作的副会长兼秘书长陈恭尧，向大家郑重地宣布了一件事：下午三点钟，上迳镇有一个名叫杨勤的小伙子，要来我们总会捐款一万元。本会要举行一个仪式，全体同志都要到场，给他鼓励，为他点赞。杨勤是谁？一万元也不算多，总会领导为何如此重视？要知道，侨乡福清，历来是个公益捐款成风的地方。去年新冠疫情闹得厉害，慈善总会一年收到的捐款，就多达4.2亿，福州所辖六区七县（市）数第一。这些捐款，全部用来定点兴办了扶危济困的各种公益项目。因此说，该慈善总会领导和同志们，都是见过大钱的专业人员，如今这一万元捐款就那么隆重，会不会有点小题大做？陈会长似乎看出了大家的疑惑，于是激动地讲述了有关这件事背后的故事（见下图）：杨勤是个八五后青年，老家在上迳镇南湾院林村。他的父亲杨孝兴是一名铁匠，18岁来到镇上，成家立业，打铁兼修理农具。1987年，他的儿子杨勤在镇上出生，也在镇上长大。杨勤13岁的时候，父母又给他生了一个小妹妹。1993年，母亲抱着6岁的杨勤与年轻的父亲在小镇的家门口。一家人在小镇上平静地生活。但天有不测风云。2009年，杨孝兴突患黑色素癌，四处医治无效，几个月便撒撒手人寰，英年早逝，年仅48岁。老杨生前是个热心人，自己不富裕，还喜欢帮助别人，四里八乡，人缘口碑非常好。杨孝兴英年早逝，家里失去了顶梁柱。留下妻子和一儿一女，还有一个90多岁的老父亲。杨勤当时20出头，妹妹刚上小学，妈妈在家务农，高龄的爷爷也需要赡养。他只得挑起全家人生活的重担，独自去外出打工。在泉州、在厦门、在苏州，奋力拼搏，先后做过高尔夫球童、练习场教练，以及汽车玻璃厂技师。为了多赚一点钱，他那时起早贪黑，常常要打两份工。十多年过去，在外闯荡的小杨成长为一个充满自信的英俊青年。虽然颠沛流离，备尝艰辛，但小杨始终满怀一颗爱心，努力去做善事，一有空闲，就去参加公益活动。除了在工作所在地到孤儿院做义工之外，小杨逢年过节每次回家，都要去看望附近村庄的孤寡老人。“主要是陪他们说说话，发一点红包，买一些东西，帮老人洗洗衣服，还要为老人做一顿好饭。”杨勤与福州爱心志愿者团队的伙伴，利用节假日在老人院服务。小杨在福州孤儿院陪护病残儿童（电视报道画面截图）。前不久，福清慈善总会和市文明办联合举办“凡人善举，大爱福清”公益活动。小杨看到报道，就联系总会，要捐款一万元，希望能资助几位品学兼优的贫困大学生。陈恭尧听到这个消息，便分别打电话到上迳镇政府和南湾村委会，询问杨勤的有关情况。这一打听，才了解到小杨父子两代人的事迹。而且得知他本人坚持做好事，已经连续12个年头了。只是杨勤放假回乡时，在上迳镇仙井村，陪伴慰问92岁高龄的五保户卢淑金老奶奶和她的老伴。（电视专题片报道画面截图）杨勤在电话里向慈善总会工作人员里表示，当年父亲在世，经常说，谁都有下雨天没伞的时候。我们如果有能力，就帮人家一把。小杨说：“6月20日是父亲节，就想到捐一点助学款，也是为了在父亲节到来之前，纪念早逝的父亲。我现在有能力了，父亲在天之灵，知道我这样做，一定会非常欣慰……”听罢陈会长一席介绍，慈善总会的同志都非常感动。负责总务的老林，默默站起身来，轻声说道：“我现在就上街，去店里买一本荣誉证书，提前填写好内容，等小杨来了，请会长发给他吧。”负责标语宣传的老叶，则激动的马上在会议室电子显示屏上打出了一行字：“凡人善举，大爱福清”——杨勤同志捐赠助学善款仪式老叶连声问身边的同事：“请帮忙看一下，会标这样写行不行？”同志们说：很好！那我们下午就在这里迎接小杨吧。我当时也打定主意，等见到小杨，要再采访一下，为他写一篇公众号。二中午和福清电视台专题部主任闫大勇说起小杨的故事。我建议他们，可就此事采访一下。大勇笑着说，他们部里的记者认识杨勤，2016年已经采访拍摄过小杨，在“侨乡纪事”栏目做过专题报道了，题目就是《公益人小杨》——“上网一搜就能看到”。回到家，我在腾讯视频果然看到了这部记录片，情节画面都颇感人。原本打算上传视频到这个公众号，分享给大家，但试了几次，始终不得要领，没有上传成功，只好在此发几张视频截图。帮老人烧火做饭。为老人洗衣服。据纪录片报道：虽然长期在外地工作，但多年来他公益的脚步始终未停。不管是在泉州、厦门还是福州，小杨休息时会去孤儿院，与病残小朋友互动一下。他拿出一部分工资，买些玩具和牛奶送给孩子们，也给五保户买一些日用品。小杨说：“看到他们脸上绽放的笑容，好像就跟自己的亲人一样，我感觉心里也挺舒服。”说到自己从事公益活动的初衷，小杨说，主要是受到父亲的影响。他父亲生前在镇上开铁匠铺20年，不仅以价格公道，童叟无欺而享誉四方，更以热心服务，乐于助人备受称赞。“在我记忆里，父亲打铁或修理农具有个习惯，每当遇到老人和穷苦人，他总是少收工钱，甚至不收钱。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父亲的言传身教，使这个孩子从小真切体会到善良的美好。即使父亲早逝，家里遭遇不幸，生活负担沉重，但杨勤踏入社会后，依然可以不断释放自己内心最朴素的温暖。三当天下午，小杨准时来到位于福清市清荣大道清荣大厦七楼的慈善总会。他受到本会全体工作人员的热烈欢迎。一切程序如事先约定的那样，简单而又隆重。陈恭尧会长代表福清慈善总会接受了杨勤捐赠的一万元现金。小杨手捧慈善总会发给他的荣誉证书与陈会长合影留念。仪式结束。小杨与大家闲谈时透露，自己多年在外奔波，虽然赚到一些钱，妹妹已经毕业工作，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但异乡打拼，总免不了有几分漂的感觉。所以到现在34岁，还没有遇到意中人。他前段时间已经从苏州一家公司离职，如今回到家乡，感觉心里很踏实。“我近期的打算，就是在继续从事公益活动的同时，集中精力找一个情投意合的女朋友，我希望尽快能在福清娶妻成家，这样也方便照顾母亲。”陈恭尧会长听罢，抚掌大叫：“哎呀！这么有爱心的帅小伙，怎么会没有姑娘喜爱。我们要发动总会下面的慈善团队，给他介绍优秀的女孩，相信小杨同志一定会获得福清好姑娘的青睐！”行文至此，已近尾声。我也衷心祝福小杨，愿他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他和有缘人终成眷属。无论何时何地，善良和真情，永远是人间最美的花瓣！

”——同学们给孙老师起的外号，原来是位了不起的南国大圣。我于1962年在万隆华侨中学读高一的生物老师，就是孙洪范先生，点到我的名字时，孙老师总是很幽默地说：“马咏南，

昨晚（5月21日）子夜，笔者的印尼归侨朋友——谢美莲阿姨突然从厦门打电话给我，通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雅加达华中老学长杨兆骥先生去世了！杨老是当天下午一点去世的。他的死，再次震动了印尼华社。因为我是杨兆骥先生传记的作者，也在发表过多篇记述杨老生平故事的公号文章，所以从今早到中午，先后有十多位华人朋友发微信或打电话报告此事。坤甸共同希望语言学院董事长陈惠珍女士告诉我：2016年，杨先生听说我们要建中文大学，即刻慷慨解囊，赞助3亿印尼盾（当时相当于15万人民币，以一个教室命名），是雅加达华社贤达中最为热心华教的前辈之一。陈美致老师问我：丁老师：杨兆骥老先生明天出殡还山。今晚有个告别礼，你有来参加吗？我回答说：我昨晚知道这个消息，很难过，已经通过杨健昌先生向杨老送挽联致敬。因为我还中国没回到印尼，只能遥寄哀思，愿杨先生安息！今天上午，我先发一封慰问信给杨老的儿子杨震南兄：震南兄见字如面：惊悉杨老不幸逝世，倍感哀痛！斯人已逝，音容宛在。可能是杨老有所感应，自觉来日无多，所以去年突然迫切要求我为他写一本传记。写作期间我大约与杨老见面三十多次，他很喜欢和我聊天。不料传记印刷出版半年之后，杨老就荣归天国了！好在杨老生前总算看到他的传记《薪火传无尽》出版发行，了却老人家一桩心愿今年我回国之前，杨老和太太隔不了几天就打电话找我，要求见面，陪他们吃饭，并很喜欢去我住处作客，我也尽量满足老人家的要求，现在想想也算功德圆满，没有留下遗憾。

一每个时代，总有一些精忠报国，无私奉献且劳苦功高的人物，默默无闻，被历史湮没。例如孙洪范先生。在我们国家一穷二白，官民百姓普遍为填饱肚子费尽心力的艰难岁月，这位从中州河南下南洋的华侨植物学家，从1935年起，便开始在新加坡植物园采集标本，每样存三份，自存一份，寄回母校河南大学和福建省博物馆各一份，先后寄了一千多份。1951年，他在印尼与国内植物学界老前辈钱崇澍、陈焕镛建立联系，然后跑遍千岛之国山山水水，自费采集各种植物标本和种子标本，再把这些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