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骆筱红。刚刚听到报幕，大家印象最深的可能是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事。我想请大家把这个身份忘掉，我今天没有这样的底气从阿里巴巴企业的角度观察这个会议，朱卫国主任才是阿里的风格。

这是观察者说的环节。既然是一个观察者，我得清楚我从什么角度观察。其实，我在从事公益前是老师，有20年高中教育的经验，这其中10年做的是校长。2016年8月，我跟我的6个朋友一起发起了一个跟教育相关的基金会。所以我的角色比较混乱，但是有一点很清楚：我希望自己从一个教育的工作者，成为一个教育公益的从业者。

先跟大家说说我为什么要从学校出来，成为一个教育公益的从业者。体制内的教育不是我理想中的教育，跟我理想中的教育差太远，尤其是极致的、公立性的体制内教育。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不同阶段是非常具有个性的，而我们的教育往往背道而驰。二十几年的教育生涯让我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想我是不是可以通过另外一条路去实现我的教育梦想？于是，在特定的一个机会下，我成了一个公益基金会的联合发起人，并且成为这个基金会的执行者，我现在是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

这一年多来，从教育者走到教育公益，我发现我是个公益小白，得去学习，比如说基金会怎么治理，我完全不懂。但说实话，这两年我参加各种学习，学院的、论坛的等等，我越学觉得越焦虑——我听到更多的是规模化、影响力，更多的是你有没有模式，你怎么才能覆盖的面越来越广，你怎么样用商业手法，怎么样用科技的方式使你的基金会更大……

这种时候我产生了冲突：我明明是因为嫌体制内的教育太崩裂才来做教育公益，我是希望慢慢做的，可是这些声音为什么让我如此纠结？虽然现在我们还是确定要慢慢做，但是这种纠结一直在我的内心。所以，我来参加这次会议来学习。两天观察下来，我在这里想说的一句话是：在“新生态”下那些必须要随身携带的旧价值。“新”字这两天听得太多，但我一直对“新”很敏感很害怕。当所有的“新”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原来那些“想慢慢来的”就变得不那么淡定了。

在这个困惑之下，我有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那些“需要慢下来的公益业态”如何安抚好我们自身的焦虑？我知道一定有一些公益业态需要复制很快。但是，在必须慢下来的公益下面，怎么安抚我们这颗焦虑的心？如果在座有跟我一样的焦虑，我就觉得我不孤独了。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这个焦虑里面，最困扰我的就是规模化、影响力、就是模式。的的确确，我听过徐永光老师的课，也听过别的课，我不是说不要规模化（有些是需要规模化的），我的意思是像我们这样“需要慢下来”的定位会让我们产生焦虑感。开心的是我听了一个平行论坛（“超越项目：基金会如何做议题布局”），福特基金会的老师说我们要慢一点，当然也不能太慢。

第二，作为小而美的基金会，我们如何安身立命？我们有6000多家基金会，来参会的不到200家，而且在台上分享的都是大基金会。还有那几千家小基金会们，我们该怎么安身立命呢？在这个生态里，我们在哪里？我们怎么坚持自己？我认为，这些大基金会都是前面的旗帜，但它不是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想成为它，但是我们可以跟着它一起往前走。我想，作为生态，“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才是我们最好的生态圈。

我们致朴基金会由6位浙江商人发起的，他们是阿里巴巴6位创始人。他们告诉我们要做小而美的、百年传承的基金会。我想，他们大概被阿里巴巴的“大”怕了。我们想商业也许会错过机会，错过机会也许就不再来，但是公益永远都在，永远都不嫌晚。我们在座跟没有到位的小基金会，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认同？我们的这个论坛未来是不是可以回应一下，我们这些没有到场的、更多的小而美的基金会，给他们一些发展的信心和力量？

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感受。说到价值观和技术手段，大家看过《摔跤吧爸爸》，这个电影的最后一个环节让我特别受刺激。那个女儿进入奥运会决赛之后，他进入半决赛问爸爸技术指导，到第三次决赛的时候，她却问爸爸明天怎么打。那个爸爸告诉她：我没有技术告诉你，我只告诉你，所有的印度女孩在看着你。

这是什么？这是价值观，没有技术。就像有个老师说的，价值观是最好的技术，在你的方法和技术产生不了作用的时候，是价值观决定你怎么走。所以，我希望我们未来的论坛也好，我们所有的公益组织也好，能够有这样的理念坚守我们旧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