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梅、奚霄娅：环保领域基金会的现实难题与担当 | 鸿鹄伙伴访谈录
导读：
为记录和展现基金会新任秘书长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困惑、思考和感悟，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鸿鹄计划项目组策划“鸿鹄伙伴访谈录”（点击此处阅读本专题>>>）。
近期，以环保为主题的节日密集，继推出对两位鸿鹄计划2021学员的访谈（点击此处阅读：钱正义、陈楠：资助型基金会如何讲好环保故事>>>）后，本期发布对鸿鹄计划2022学员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刘金梅和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奚霄娅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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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梅
北京自然之友
公益基金会
担任秘书长：1年
奚霄娅
云南省绿色环境
发展基金会
担任秘书长：9个月
问：请问奚霄娅秘书长，生物多样性保护在当下或者未来的一段时间内，面临着哪些挑战？作为一家关注生物多样性的基金会，有哪些思考和行动？
奚霄娅：我们面临着非常多的挑战，比如目前全球生态系统正在持续恶化，物种灭绝的速度不断加快。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中国在“昆明宣言”上有提到接下来我们要从哪几个方面参与到多样性保护去。
我们作为一家云南本土的环保基金会，也在思考，除了让云南的民间环保组织更多地参与政策制定、建言献策、分享经验等，我们也想要结合更多的资源或者社会力量去推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比如建立一个当地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社会组织或者保护联盟，让大家共同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倡导、保护行动中，这是我们希望达成的目标。
问：请问刘金梅秘书长，您觉得基金会在环保公益领域有哪些独特的价值？
刘金梅：就整个基金会行业来说，关注环境议题的基金会数量还是偏少的，与做社区工作的、乡村振兴等等这些议题的基金会相比，环境领域的基金会实在是太少了。但是环保组织以其他形式，比如民办非企业，社会团体等，数量倒也不少，但是基金会很少，这是一个特点。
正如鸿鹄计划线上课第一讲中贾西津老师所说的，我认为基金会更核心的一个点是财富的智慧，如何运用财富。那就是说基金会有资金的使用或者在资助的优势，这是其他形态没有办法去比较的。
比如，民办非企业单位更多是做一些一线的环境工作，但是作为环境领域的基金会来说，可以发挥平台的作用。就是以基金会作为平台和中心，支持到更多一线的环保组织，这是基金会具有的独特价值。
问：那么自然之友与环保领域的其他基金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合作？
刘金梅：过往，我们的合作主要分两类。一类是资助与被资助的关系，比如接受其他几家基金会的一些资助，与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和万科公益基金会这几家都有这样的资助关系。
另外一类就是业务上的具体合作，比如去年12月份，《湿地保护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公众征集意见，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在生态领域和湿地领域有比较多的项目，所以我们就联合他们，共同围绕着湿地保护的主题开展了线上的讨论和直播。
还有在近几年的两会期间，我们也会和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合作提交环境类主题的一些提案和议案等等。
问：社会组织在环保领域扮演怎样的角色？可能面临哪些挑战或需要支持？
刘金梅：首先要搞清楚社会组织所处的位置以及本身的特点和优势，在此基础上考虑如何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整体进程。因为社会组织是不同于个人和政府的第三部门，而是以独立的地位接受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资源，用于社会公益服务，是推动我国和世界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环境保护领域的社会组织由于其组织使命和目标的公共性，拥有更为广泛的公众基础和公众联系。2002年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后，我国关注环境保护的社会组织不断涌现，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中，他们的活动形式多层次、多样化，通过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式参与环境管理。在对政府、企业和其他机构的决策和行为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既可上至政府立法、开展国际倡导，也可以接近百姓日常生计，开展社区发展工作，推动当地社区民众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困难，不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自然之友工作团队参加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图/刘金梅提供）
奚霄娅：社会组织在环保领域面临许多挑战：
首先从机构层面来说，社会组织面临着资金和人才的短缺与流失，难以支撑公益活动的开展，并且由于专业传播人才的匮乏，导致机构传播力的不足，最后由于机构使命和项目目标匹配不到位，执行者难以获得成就感和目标感。
其次从项目层面来说，由于资金与人才的不足，导致项目的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同时面临着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以及本底数据无法共享导致部门协同工作难以开展。
最后从政策层面来说，现代社会组织面临着支持力度不足、政府官员的不理解、政府人事变动以及沟通渠道的不畅通，阻碍社会组织工作的开展。还包括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如疫情影响了项目实施、资金拨付，甚至是机构存续。
问：国内专注环保的基金会并不是很多，相应投入的慈善资金也不是很多。那么如何提高社会对环保领域的关注，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入？
刘金梅：环境问题的难点在于它常常不是直接作用于单个个体，它是一个更具公共性的议题。一个区域出现了大气污染的问题，城市当中的每个居民都有可能会受到影响，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免受其害。但也正是如此，可能会出现人人都等着其他人先付诸行动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那些先付出行动的人，要更具理性，更能够深刻理解和认识到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重要性，也更愿意为了自身甚至公共利益而付出行动。
比如1970年代环境问题开始在全球受到极大的关注，这都是因为一些公共事件。2013-2016年期间北京的雾霾比较严重，经常持续半个月甚至一个月，空气污染让很多人产生负面情绪，儿童呼吸类疾病的发病率特别高。大家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每个人都能看到雾霾就在那里，而且已经让每个人都受到影响了。这两年空气的质量变得好一些了，大家的关注度又降下去了。还有自然之友在2016年、2017年推动包括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土壤污染案件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大家说很惊讶这么好的学校，竟然操场下面的土地是有污染的，我们孩子的安全健康都受到了影响，这时候对土壤污染的关注度就比较高。
这两年空气质量的确是在好转，但并不代表我们现在就没有环境问题了，而是最明显的、表层的环境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气候变化的问题越来越紧迫了，尽管这个更大的挑战已经出现了，但很多公众还没有把气候变化问题跟自身关联起来。作为公益组织来说，我们要完成的是对公众的科普。虽然大多数公众目前的关注点都不在这里，但是当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和其他危机发生得越来越频繁时候，大家也不得不开始正视房间里的“灰犀牛”。
*2021年六五世界环境日，自然之友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共同在北京南海子公园开展公众环境科普活动（图/刘金梅提供）
奚霄娅：我还记得在COP15大会NGO平行论坛上面，我们收到一张表，问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计划在未来十年将投入多少资金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当时我和我们的理事长掐指算了算，然后大胆地在那个表上填了一个亿。现在想来，这得继续努力。因为当时想的是我们现在在做蚂蚁森林的保护地以及频危物种栖息地廊道森林植被恢复的项目，如果按照每年可以建立一个保护地，或者是每年可以开展2000亩的森林植被恢复的话，一个亿可能可以达到。在COP15大会期间，全国环保类的组织和企业大咖们都齐聚了昆明，我们和蚂蚁集团有过沟通，他们在COP15大会上承诺了未来会在云南设立灵长类保护专项基金，投入资源或者资金到灵长类物种保护。所以我们觉得基金会可以利用好企业资源，围绕多样性保护和植被恢复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6㎡--森林的起点”植被恢复项目（图/奚霄娅提供）
问：云南绿基会的业务模式中，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业务领域，是关于社区保护；那么这种社区保护，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和自然保护之间的平衡，云南绿基会有哪些经验呢？
奚霄娅：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和社区可持续发展三者是有机结合的，绿基会在过去十几年间一直是围绕它们开展的项目。
绿基会在2008年成立后，得到了一个香港环保组织的支持。连续八年在云南省的11个地州37个行政村，结合社区的低碳和能源结构的优化，开展一池三改的沼气池建设。
2018年左右，我们开始支持保护区周边的低碳示范村的建设。当时主要的做法是借助外部援助，通过社会组织的推动，以及当地政府部门的支持、保护区的引导，在它周边建立一些社区参与的运作模式。社区低碳生态示范村项目，主要是支持当地的乡村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路灯等替代能源节能减排设施。并通过发展当地社区林下经济，帮助他们建立起当地的专业合作社，开展技能培训和环境教育，降低社区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利用。通过支持社区开展林下种养殖，来拓宽村民的收入来源，缓解珍稀濒危物种保护给他们生产生活带来的限制。
谈到自然保护地，我们有一个项目点是在芒市，那里大概有300只的菲氏叶猴，它们的栖息地离当地的一个叫做水井村的村子非常近，几乎就和村民共同生活着。我们2019年开始在这个村开展生态示范村项目，支持他们安装太阳能热水器和太阳能路灯，节柴灶等设施，同时扶持改造草果和种植黄精，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当地建立了友好的合作关系。
2020年我们得到蚂蚁森林的支持在那里建立了以珍惜濒危物种菲氏叶猴保护为目标的社会公益保护地。通过一系列活动的开展，当地的村民逐步自发地参与保护菲氏叶猴的栖息地，主动参与到这个项目中，还建立了自己的社区巡护队，后期成立了芒市第一个由当地村民组建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芒杏河自然生态保护协会。现在，他们运用自媒体、公众号和抖音号，让更多外部公众关注到他们正在从事的保护工作。通过他们自己的深度参与，让更多的公众了解到基层的社区村民，是如何参与到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领域的。
*滇金丝猴全境保护网络（图/奚霄娅提供）
问：2015年，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提起的我国新《环保法》生效后第一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宣判。自然之友以公益诉讼作为一种工作策略，已经提起了51起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为什么会选择公益诉讼作为一种工作策略？有没有面临一些挑战？
刘金梅：公益组织存在的使命和价值始终都是回应社会问题，解决社会问题。
自然之友的使命是让环境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并转化为自觉地行动，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愿景。为了实现这个使命，我们要去选择最能够回应和达成的一种工作策略和工作方法。
2011年，自然之友在云南提起了第一起公益诉讼案件，但当时还没有公益诉讼的制度，所以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和困难。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制度，它更加有力量，更有刚性和有约束力。
直至2015年《环境保护法》修订，赋予了包括自然之友在内的符合条件的环保组织去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自然之友才开始陆续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到去年为止我们提起了50多起案件，我们更加能感受到环境公益诉讼所具有的一些独特的价值。
比如它所具有的撬动效应，诉讼能够让整个问题的全貌展现在法庭上面，我们必须围绕着对方的做出的一系列环境违法行为，全面清晰地论述可能造成的后果或风险；还有杠杆效应，一起案件提起诉讼后，这一类问题可能会引起政策层面、公众层面、媒体层面的一些讨论，让其他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参与讨论。
公益诉讼对公益组织无论在专业能力还是资源方面都有比较高的要求，自然之友有一定的专业积累，虽然资源很有限，但还是选择公益诉讼这样一个又有效，同时能够撬动和带来社会影响力的工作策略和方法。环境领域确实需要更多基金会的行动，也需要更多的慈善资金和资源关注环境问题。
问：自然之友在未来3-5年有什么样的规划？
刘金梅：我觉得还是回到本质问题，基金会作为一个公益组织，是要回应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所以自然之友未来3-5年的规划，肯定还是继续回应我们的使命，向着我们的使命去迈进。
自然之友作为环境领域里沉淀时间比较长的机构，我们必须要承担责任。不仅要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密切关注气候问题会怎么变化，更有效的向公众传递信息，提升公众的意识和能力；还要支持和赋能这个领域的其他组织，包括进行跨领域的对话和合作，更加立体地回应和解决环境问题。
关于北京自然之友公益基金会
自然之友成立于1993年，是中国成立最早的环保社会组织之一，目前，全国志愿者数量累计超过30000人，月度捐赠人超过4000人。一直以来，自然之友通过环境教育、生态社区、公众参与、法律行动以及政策倡导等方式，运用一系列创新工作手法和动员方法，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守护珍贵的生态环境，推动越来越多绿色公民的出现与成长。
关于云南省绿色环境发展基金会
自成立以来，基金会充分利用公募平台，与企业、境内外环保组织以及公众合作，设立地球之声专项基金、绿色基金、社区巡护基金及灵长类保护基金4个专项基金，共同开展了极小种群珍稀濒危物种保护行动、社区巡护行动、森林碳汇和沼气减排项目开发、消除碳足迹植树、支援云南抗旱以及农村替代能源（沼气池、节柴灶、太阳能等）建设等40多个项目和活动，取得很好的成效和社会反响，得到政府部门的认可。
END
策划 | 鸿鹄计划项目组
嘉宾 | 刘金梅、奚霄娅
编辑 | 吴婷婷、问津
排版 | 鑫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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