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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谈论“协同”时,我们究竟在讨论什么?

基金会论坛 CFF2008
2024-08-23





 写在前面

4年前,在CFF2019年会上,南都基金会、敦和基金会、资助者圆桌论坛、沃启基金会将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议题推到了台前。连续三届的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论坛上,学者、一线行动者的思想、观点、观察,让这个议题渐渐丰盈。围绕这个议题发布的《中国公益慈善基础设施扫描报告》(点此查阅>>>)、《聚力共生 协同创新——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13年实践之路》(点此查阅>>>),以及CFF持续在做的新知编译系列(点此查阅>>>),逐渐弥补了议题研究的空白。


正如4年前,陈越光老师所提到的:“慈善基础设施的议题的提出,是希望公益慈善领域建构一种新的视野,从宏观到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全局到个体的方式来思考问题。”这是一种站在山丘看平原的视野。在经历了三年的新冠疫情后,我们更深刻体会了这种系统观的重要性,更加理解协同合作、伙伴关系、组建网络的必要性。越来越多的伙伴,躬身投入具体的行动,这个议题的参与者和行动者无论是角色上、还是地域上都越来越多元。


我们认为,“系统中最重要的分析单位并非组成系统的各个部分、元素(例如个人、组织或机构),而是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所以把“协同”这个词提出来,也衍生了如“基金会生态伙伴研学”项目,让“基础设施”这个概念不再遥不可及。


“把协同作为一种方法”,“方法”首先是一种勇气,不一定要遵守那么多惯例。在“协同”中,各自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不同,网络的文化不同,行动方法也不同。讨论“协同”的方法,要回到具体的生态里,深刻地理解不同的主体间性。如果说,各地有其区域公益生态的文化历史基因的话,那么,为什么上海是洋气、杭州是抱团、南京是厚重、广州是务实、深圳是创新……?是怎么形成的?又是谁在推动?这种深入脉络的行动,要靠浸透,去辨析,去构建,才能实现资源与能力实现良性互动,才能让真正的改变发生。


*“把‘协同’作为方法——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论坛2023”现场合影


本文内容编辑整理自“把‘协同’作为方法——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论坛2023”嘉宾发言,嘉宾分别是:


  • 聂良非(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运营总监)

  • 石敏(深圳市建辉慈善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 唐昊(华南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 谢晓慧(万科公益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

  • 张妤(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 张真(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按姓氏拼音顺序)


▲本文经嘉宾审定发布,不代表本平台立场。文章总计8161字,阅读时间约21分钟。


01

“协同”是伪命题吗?

“协同”的目标是什么?


唐昊


疫情期间,我们通过协同求生存;而疫情之后,我们就要通过协同求发展。所以,我认为今天“把协同作为方法”这个主题讨论得非常及时。


刚才一位伙伴发言时提出来,他觉得我们今天讨论的“协同”是一个伪命题,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我非常同意他的观点。我们说“把协同作为方法”,那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用协同的方法能不能达到目标?


如果说我们仅仅把协同作为方法,向现有的公益圈内寻找发展的动力。这能不能实现?我觉得不能。协同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但是不能够达到促进整个行业发展的目标。因为我们所期待的行业发展,其实是一种向外的发展,也就是说,所有的公益组织都在各自领域内野蛮生长、向外攻城略地。这时候,圈内的协同其实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机构发展得太快,行业发展得太快,你要想去协同,是追不上这些机构的脚步的。


疫情之后,这样的野蛮生长在其他许多行业领域都出现了。我们看到的是,旅游业在报复性消费,每个景点都人头爆满,往往是排两个小时的队,才看五秒钟的兵马俑;企业在疫情后都出来攻城略地,甚至开始打价格战,想要竞争成为行业龙头;而我们公益组织却“文质彬彬”地在谈内部协同,该不是嫌自己发展得太快了吧?当然,这是开玩笑。我认为,规范也好、协同也好,它们能够带来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但不能够带来整个行业的快速发展。



*唐昊总结发言


02

“协同”有哪些困境和障碍?


唐昊


回到协同本身,处在第一线的公益伙伴都会认同,协同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目前来讲,如果想要取得高质量的协同,而不是简单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究竟需要什么?而造成在很多领域内协同质量不高的主要根源是什么?


十几年前,我也经历过一次机构间的协同。当时,中国的环保组织云集广州白云山开会,目的是针对苹果公司中国代工厂污染环境的问题,希望苹果能够为此承担责任。有一个方法可以实现这个目标,那就是我们去苹果的代工厂开展调研,然后把取得的证据摆在苹果面前,迫使他们去承担责任。当时大家做了分工,每个组织都有自己的任务,去一线调研的任务交给了我在中山大学的项目团队。我们在调研的过程中,得到了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全国多家环保组织也都在这件事情上积极出力,最后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也得到了苹果很正面的回应。


像这样以议题为核心的协作,在过去我们并不缺乏。但是今天我们还能不能再制造出类似的高质量协作?恐怕很难了。追求高质量的协作,首要的前提就是,每一个协作机构都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存在,能够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但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强资源方、弱机构,公益组织的主体性体现得不够明显,这当然会限制其生长、更别说野蛮生长了。


徐永光老师十几年前就说,公益组织要做政府的伙伴,不要做政府的伙计。但是我们发现,如果公益组织失去自己主体性的话,就不只是会成为政府的“伙计”,也会成为企业的“伙计”、互联网的“伙计”。这个时候,与圈内和圈外机构的“协同”就会出问题。


这里我要解释一下,追求高质量的协同,为什么要强调主体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企业和企业之间,如果是老板和老板之间进行协同,很容易创造出一种新的业态、新的经济增长点;但如果是伙计之间协同,就只能联合起来讨薪。所以,高质量的协同离不开每个机构主体性的保障和增强。



03

催化协同网络,

基金会都做了些什么?


张真


广东省日慈公益基金会是一家专注于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公益组织,在这个领域深耕了将近10年。对于我们来说,议题网络是一件不得不做的事。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的行动可以梳理为“两步走”


第一步,做为议题型机构,先是“网络为我而建”阶段,也就是聚拢更多社会资源实现使命。日慈的议题相对小众,遇到的挑战、受到的质疑较多。为了回应这些质疑,日慈凝聚了地方教育部门、公益同行、资助者,以及一些学者、志愿者构建行动网络,把事情落地,证明可实现性;


第二步,当机构业务稳定后,到了“我为网络贡献”阶段,思考怎么构建行动者网络。日慈目前的尝试是举办行业论坛,以此让大家交流经验,发现议题领域的需求缺口;2021年发布了议题扫描报告,开展议题倡导工作,让议题行动者被更多人看见。


2019年时,由于对议题领域整体行动者情况的无知,导致支撑网络形成的根基不稳,网络无法形成。经过三四年的探讨,我们发现,有具体的产品、行动,就会有更多参与者,网络就会更丰富。因此日慈新策略的第一步,就是用产品把更多的机构卷入议题,让土壤更加肥沃。所以接下来,日慈会研发更多产品给同行开源使用;其后,为该领域培育更多组织、项目,服务不同细分群体,包括残障群体、困境儿童、留守儿童等等;最后,再构建一个更有活力的网络,保障资源导入。


作为公益组织而言,我们要有梦想,梦要做得够大。敢于“画饼”,才会有更多人愿意参与进来。



张妤


深圳市爱阅公益基金会专注于推动0-12岁儿童高品质阅读发展,在这个领域深耕了12年。在儿童阅读议题上,我们最初遇到了三类挑战:


第一,为什么要儿童阅读?从社会大众角度来看,儿童阅读始终处于非常弱势的位置,和专业的儿童阅读观念有着认知鸿沟;


第二,儿童阅读应该读什么?每年有数以亿计的资金用于儿童阅读项目图书的采购,但大量资金采购并没有专业标准;


第三,怎样让儿童阅读更好?需要有协助能力的成人持续辅助儿童阅读成长的各个阶段。


爱阅公益基金会就围绕以上三点展开具体的项目资助工作。比如,爱阅在书目研制上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沉淀,同时也资助了关注特殊儿童的书目研制,关注性别平等的书目研制,合作了生态童书60的研发,借由核心产品的沉淀,通过跨领域合作,形成跨界的网络体系,让公众更多关注儿童阅读,同时真正回应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们可以将核心产品理解为资源,开发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回应行业痛点的产品,基于这样普世性的产品,集聚一些有共识的人,形成资源优势开展行动。


作为网络的发起者,爱阅聚焦实践过程中伙伴能力提升的困境,通过建构网络平台让伙伴互相看见彼此,得到更多的支持、认同和自信心。这就是网络的价值,也是爱阅初步探索的一个网络形态。


我认为网络通常是围绕某个社会议题,基于阶段性目标形成共识而建立的。网络成员以共同的行动策略支持阶段性目标的达成,并与网络一起不断迭代、发展和成长。因为网络是动态发展的,环境在变化,因此对于网络的设计规划不可能一开始就非常完美,我们不止要有1.0版本,更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迭代和完善。



石敏


自成立之初,深圳市建辉慈善基金会就针对致敬困境中的行善者开展项目。我们看到,这些行善者很多都是个体,所以建辉不聚焦单一议题,而是面向所有行善者,无论其做的是助学、助困、助残等,都是建辉致敬的对象。


建辉的项目以区域形式发展,目前已经覆盖23个省的53家执行机构伙伴。行善者的线索来自于这些县域、或地级市基层义工组织和志愿者服务组织。对于建辉而言,这是一支强大的在地合作伙伴力量,通过跟伙伴的协同,有助于发现更多行善者线索,把致敬行善者的使命更好地完成。


基于建辉的经验来看,不管是区域生态网络、还是议题生态网络,都要打破区域的限制。我们过往与合作伙伴联合发掘行善者线索,致力于打造致敬行善者的网络,通过致敬行善者的项目,联合公众参与,为行善者的未来做筹划。希望通过这样的项目模式,我们提炼出方法,在其他区域复制。



聂良非


壹基金的项目一向注重议题的专业性,注重社会组织的培养和发展。壹基金项目基本的方法论是“联合公益”,其强调依靠个体组织解决社会问题是不够的,联合共同协作才能把事情做得更好。壹基金从联合角度出发,延展到救灾、儿童发展、公益支持三个领域,以联合公益的底层方法论开展工作,并从灾害救助领域先行先试。


灾害救助领域本身就非常适合协同,灾害发生时需要在地组织冲到第一线,也需要周围其他县市甚至其他省份共同协作。因此,在灾害救助过程中,就逐渐形成了壹基金联合救灾网络,从单一救灾、灾害救助议题逐渐扩展到更大的公益支持议题、扩展到儿童议题。在此过程中,壹基金通过协同把各社会组织形成网络、结合专业设计,提炼打造出品牌项目。


延伸阅读:金桔奖 | 壹基金:发展议题网络,做推动公益生态建设的先行者>>>



谢晓慧


万科公益基金会由企业发起,成立至今15年了。在发展过程中,万科基金会自发形成了有自身特点的网络,从机构注册成立至今,是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2008—2017年间,万科基金会是以企业家影响力和企业资源为主导的基金会,当时专职团队人少,但资源投入并不少。万科基金会要回应的社会议题,最早是受到创始人户外探险经历的启发——地球高原生态系统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过程中越发脆弱。作为一家企业基金会,我们力图做更长远的议题,因此万科基金会秉持“面向未来 敢为人先”的理念,将业务锁定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在该领域内,万科积极探索环境可持续发展议题。在该议题下的具体问题的解决方面,机构一开始主打的行动逻辑是务实:完成企业绿色采购、供应链优化等自身范围内的事,并对企业供应链上下游乃至中国地产行业施加影响。


2017年起,万科基金会拥有了基金会专职团队,陈一梅秘书长带领这一届秘书处做了5年尝试,把旗舰项目定在社区废弃物管理“小”议题上做出“大”成果:项目覆盖中国32个省份,影响了超过2万7千个社区,让近70亿人次接触了垃圾减量和分类、零废弃等相关理念,其中在240余个试点社区中,有近30万人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落实垃圾分类行动;在做大影响之外,基金会还做大了社区废弃物管理项目的生态圈。以及通过自身的探索性实践展示了一个资助型基金会在推动议题发展上的重要作用,为朋辈机构树立榜样,也做大了环境公益行业的网络。针对垃圾分类议题,万科基金会发现通过社会组织的力量,可以有效帮助政府、商业机构弥补它们和公众沟通的距离等不足,因此,万科基金会做了很多的倡导和社会监督工作。


延伸阅读:陈一梅×付涛:基金会要做引领者,不做跟随者 | “好基金会”对话EP02>>>



*“如何通过建立网络更好协同,推动领域与行业建设”圆桌讨论


04

通过建立网络进行协同,

基金会如何迈出第一步?


张真


日慈基金会的使命是希望更多孩子心理健康发展、幸福生活。秉持着该使命,我们迈出的第一步是让自身工作更专业、项目规模更大。同时,日慈发现同行提出了越来越多样化的需求,为了回应这样的需求,日慈需要构建更大的网络,吸纳更多专业的行动者参与到网络中,满足不同不同青少年儿童群体的、更个性化的需求。跟国外对比,美国有4,200万10~20岁的青少年儿童,有15,000多家NGO专门做心理健康服务和危机干预。但根据日慈的领域扫描报告,我们做心理健康服务的机构是30多家,面对的10~20岁儿童群体数量是1.6亿、将近美国的4倍。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者较国外而言是非常不足的;此外,我国整体的心理专业力量也比较薄弱,公益行业更为稀缺,更不用提目前30多家机构服务辐射范围也相当有限。


我们认为,构建网络的第一步是组织内部达成共识。日慈团队通过战略共创会,讨论面临的社会问题,尤其是疫情下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内部商讨相应的行动策略。对未来3—5年做出战略规划,从机构层面保障有资源投入到网络建设,在内部凝聚共识,是行动最重要的核心。第二步,是发现解决议题的卡点。基于机构本身拥有的能力和资源,针对性地解决议题的卡点,即专业人才短缺问题。在这过程中,通过联动更多同行,开发细分产品。日慈希望不只局限在对心理健康这个单一议题的关注,而是把儿童心理健康议题与其他议题进行融合,通过开源产品来联合伙伴,并让教育系统、甚至卫生健康系统一起行动,最大化发挥议题影响力,实现供需匹配。



张妤


十几年前,爱阅在做乡村小学图书馆捐赠项目时就看到了很多严重的问题。2022年针对乡村小学阅读情况的调研显示,儿童年均阅读量依旧只有3本左右,和10年前没有太大差别。从实际情况看,无论是儿童阅读量,还是成人对儿童阅读观念的认同和实际的行动,都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这10年来,整个儿童阅读行业并没有太多增量资金。面对如此巨大的挑战,是爱阅无法以一己之力解决的。


因此,破圈是爱阅一直以来的目标。爱阅希望儿童阅读的理念,方法得到更多的传播和倡导,目前爱阅设置针对阅读推广人的国际性奖项,并设置面向普通大众的12·28亲子共读节,以期增加儿童阅读的社会影响力。爱阅看重儿童阅读的专业性,所有项目都由专业核心产品延伸而来。在十几年的积累中,我们围绕0-12岁儿童开发了大量专业性产品,在行业内形成了一定影响力,但从整个社会层面来说,影响力是远远不够的。不过,很多机构看到了书目的内涵价值,希望与爱阅共同做议题聚焦,所以,我们未来会根据不同的细分议题场景进行研发,诸如环保、特殊儿童、儿童心理、法治等等,以此不断深化网络建设。



聂良非


壹基金的协同方法论由4部分组成,一是网络建设、二是联合行动、三是联合筹款、四是联合倡导。在此过程中的关键一步是,自下而上的联合行动。在行动的过程中形成品牌项目雏形,经过项目打磨和与互联网筹款平台结合,实现资源的闭环。另外,这四部分之间的基本关系逻辑是:行动是基础,筹款是关键,联合倡导为锦上添花,其中最关键的是联合行动和联合筹款。从0到1的过程中,壹基金发现,伙伴们只有共同参与才能意识到联合的意义,以及如何促进彼此发展、建立下一步合作的可能。


虽然壹基金在多个省份、多个领域推动形成34个行动网络,但我们依照的是协同的理念,网络最后是属于大家的。壹基金把自己定义为协作者,非常荣幸推动了这些网络建设,希望各组织能在当地做得更好。



谢晓慧


过去5年间,万科基金会资助了300多个在行业里内非常有能力的社会组织网络伙伴,但我们彼此间是松散关系,强关系伙伴只有10个以内。我们也访问了很多弱关系的伙伴机构,在弱关系层面挖掘多元视角,明确基金会在议题边界内应该做什么。将强弱关系分清后,我们进入社会问题价值链梳理环节。在不同区域维度找到最受关注的项目,例如学校、办公室等小区议题,故宫博物院等大区议题。在此矩阵网络基础上,万科基金会通过在价值链上找出瓶颈,进一步直面瓶颈,提出解决方案。


万科基金会资助网络伙伴,有三个原则。一是自组织;二是厘清强弱关系。强关系没有沟通障碍,行动力强,但范围稍小。弱关系是多元决策,更多从作为信息来源考虑;三是非线性。强关系是识别出来的,要识别真正有能力、能为受助人解决细分问题的社会组织,所以强关系伙伴,都是经过磨合和大浪淘沙最后留下来的机构。通过跟这些机构长期合作,能更好达到资助放大网络杠杆作用的效果。



05

“协同”与建设公益生态,

是什么关系?


唐昊


现在大家都在讲公益生态,但公益生态的本质是什么?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生态圈的本质是什么。其实,生态圈的本质不是协同,而是交换,或者说是交易。比如,生物圈通过基因的交换、能量的交换,才获得各个物种的生存和发展。这个过程一定是等价交换、甚至溢价交换,市场圈也是如此。为什么改革开放40年,我们的经济会发展到今天这样高度繁荣的地步?事实上,政治和经济之间也存在交换,比如税收不单单是税收,还包含着政府的政绩合法性、社会的稳定等等,由此交换企业发展的空间。回到谈公益生态圈的建设,我们有什么可以去交换?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广义的公益生态圈建设的关键所在。


公益生态圈的建设当然要依赖于行业内部的协同,内部协同确实非常重要,可以提升我们做事的效率,但是更大的协同来自外部。前两年,我们谈的一个关键词是“出圈”,讨论的是我们如何能够与市场、与政府、与公众、与媒体、与互联网、与所有圈外的社会资源有更好的链接。从“出圈”到“协同”,我认为这是一种策略上的退步、环节上的退化。我们讲协同,如果把范围从内部协同扩大到外部协同,就说得通了,因为外部协同实际上比内部协同更为重要。


公益组织和政府、市场不同的是,面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政府和企业可以直接动用资源来解决问题,但公益组织没有这种能力——因此需要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一起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公益组织的资源依赖非常严重,甚至可以说,公益组织的价值取决于它能撬动什么样的资源。


我刚才说过,公益行业的生态圈的建设事实上也取决于交换。那么,我们能提供什么不可替代的价值,能和政府交换什么?能和市场、和企业交换什么?能和公众交换什么?这些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决定了我们的外部协同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能和政府交换什么?其实有很多可以交换的地方,我们一定要了解自己的价值。比如现在讲的社会治理,公益组织在其中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我们一定要进入到政府逻辑中,就其关心的核心价值,比如,通过社区公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等等去做交换。市场需要我们什么?现在企业家考虑的重点已经不在于财富如何增长,而是财富如何保全。家族财富传承的过程中,如果没有公益慈善的参与,恐怕传承到第二代、第三代就进行不下去了,这是有大数据论证的。像能够传承到七代的洛克菲勒家族,还有卡内基、福特等等家族,一定是公益慈善在家族传承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在财富的传承中,公益组织也可以凸显自己的价值,进行交换。


所以,关于内部协同的价值毋庸置疑的,我们通过向内协同、抱团取暖,走过了疫情三年的求生存之路。但面向未来,向外的协同则更需要我们发现和发挥自己的价值,在保障主体性的情况下做有尊严的协同,同时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通过良好的外部协同,我们一定可以从公益机构的小圈子迈向与政府、市场合作的大公益生态圈。




END



感谢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对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论坛的大力支持!


整理|张培铃 问津

编辑|黄佳 任梦洁

排版|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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