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笔记侠”微信公众号，根据2015年9月5日吴晓明教授在“思想引领时代”复旦哲学大会演讲整理，原标题为《学而不思是糊涂，思而不学是短路》。

✤ 哲学是爱智慧，智慧和知识、学问是有区别的。如果只学不思那就是糊涂，如果只思不学那就走不远。

✤ 哲学与时代有关，它是世俗的东西，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

✤ 哲学就是指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基本方法、生活的基本态度、思维的基本取向，即我们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 哲学的兑现价值简单说就是知人论世。

✤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哲学。不同的文化，它的最核心的部分、它的精神实质，就体现在它的哲学中。

✤ 批判方法能够去除阻碍思想的障碍，能够开启我们的思想。批判的含义很简单，那就是：澄清前提、划清界线。

✤ 只有对那些学来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比照它们在中西方使用的前提条件，弄清限度在哪里，才能让西方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真正为我们所用。

✤ 哲学的重要体现在它通过批判来开启思想。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对外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使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

吴晓明

今天我讲的是题目是“哲学思想与时代精神”。我分以下三个题目来讲：

第一、什么是哲学；

第二、不同的哲学与不同的文化；

第三、用批判的方法开启思想。

如果把整个讲座概括成一句话，那就是：哲学是思想的事情，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我们每时每刻似乎都在思想，但我们今天讲的“思想”恐怕和我们平时一般讲的意思有所区别，所以，首先我们来讲什么是哲学。

大家一听到哲学就开始担忧起来，这种东西好像玄而又玄、无比高妙，常常对它的态度是“敬而远之”的，我们尊敬高妙的思想，尊敬哲学，但这种东西离我们实在太远。今天我想颠覆大家的这个想法，因为哲学在我看来是最平凡的东西，尽管哲学要求大家从平凡当中走向不平凡。

一、什么是哲学？

1.哲学是爱智慧

西方人把哲学叫做philosophy，意思是“爱智慧”，philo就是爱，sophy就是智慧，所以哲学叫“爱智慧”。今天我们恐怕不太熟悉智慧这种东西，我们比较熟悉知识和学问。在座的各位每天都在学知识，希望自己有学问，读了本科读硕士，读了硕士读博士，这样就有知识有学问。但是智慧这种东西恐怕和我们一般说的知识和学问是有区别的，而且区别很大。

你们也许看过一本小说，叫《基督山恩仇记》，后来翻译成《基督山伯爵》。那个年轻人，也就是后来的基督山伯爵，叫邓蒂斯（国内有些译本译为“唐泰斯”——原编者注），他遭到朋友陷害，被关进伊夫堡监狱。到了监狱里，他巧遇一位很有学问的法利亚长老，法利亚长老教他各种知识和学问，邓蒂斯聪明透顶，学了拉丁文、希腊文、历史、文学，什么都学、一学就会。根据我的揣测，他的智商超过150。

但是法利亚长老问他，你年纪轻轻、才华横溢，怎么会被抓到逸夫堡来呢？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被抓进来以后，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可是怎么也想不明白。”这时候法利亚长老讲了一句著名的话：博学不等于智慧。这个年轻人非常聪明，学什么东西都是一学就会，可是当问到人生中这么重要的问题时，他说不知道。法利亚长老说想清楚这个问题是非常简单的，但是这属于智慧。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人恐怕都是饱学之士，但并不等于你们有智慧。哲学是爱智慧，智慧和知识、学问是有区别的。

大家一听可能觉得哲学更加玄妙了。中国的古人也知道有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是有区别的。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就是知识和学问，“思”就是哲学和智慧。“罔”的意思是糊涂，如果一个人有知识有学问，但是缺乏思想和智慧，那就是糊涂。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一天到晚只在那儿想，不去学，不去掌握知识和学问，这就叫“殆”，“殆”是行之不远。

这两样东西要互相配合。如果只学不思那就是糊涂，如果只思不学那就走不远。我们很熟悉知识和学问，但智慧和思想看来离我们比较远，这里我们姑且把哲学称为智慧之学、思想之事，它和我们一般讲的知识和学问是有区别的，但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玄妙，实际上哲学与时代有关，它是世俗的东西。虽然它听起来玄妙，但其实哲学是时代的声音，所以黑格尔说，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它与时代有关。

近代西方哲学有个非常有名的人物，叫笛卡尔，他在哲学开端的时候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叫做“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怀疑的，数学可以怀疑，逻辑学可以怀疑，上帝存不存在可以怀疑，坐在我对面的你们究竟是真实的存在还是一个影像，这件事情也可以怀疑。但是我越怀疑，有一件事就越不能怀疑，那就是“我在怀疑”。我在怀疑意味着我在思想，我在思想意味着我存在，所以哲学上第一个可靠的命题和出发点就是“我思故我在”。要知道，笛卡尔所在的时代是中世纪的后期，中世纪的原则是信仰与权威，我们有着对上帝的信仰，我们服从教会的权威。但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说出了新时代的原理。

新时代的原理不是信仰和权威，而是思想、理性的思想。这件事非常不得了，它引起了哲学上翻天覆地的变革。这个变革使得笛卡尔成为现代哲学的创始人、现代哲学之父，换句话说，信仰的时代和权威的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思想的时代、理性的时代开始了。我们现在看“我思故我在”觉得它玄而又玄，其实它是那个时代的声音，所以黑格尔说得非常正确，哲学是把握在思想中的时代。

《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

2.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

笛卡尔是如此，苏格拉底也是如此，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同样如此。不要觉得哲学是天上的东西，其实不是的，它是我们世俗社会的，与我们的时代有关系。那么大家可能会说，也许哲学和时代有关，可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每个人都过着平凡的生活，和哲学能有什么关系呢？事实上，太有关系了。

我们也许和某些知识没关系，但我们不可能和哲学没关系。没学过物理学、经济学、数学，就不懂物理学、经济学和数学，但没学过哲学，是不是就不懂哲学呢？不是的。因为哲学就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一个人没学过哲学，就没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了吗？不可能的，就算是个文盲，也会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你这一辈子也许和物理学、经济学没关系，但不可能和哲学没关系。

但是，没学过哲学，却并不意味着你不懂哲学、没有哲学，而且没学过哲学的人未必比学过哲学的人更加低下。这与我们通常的知识学问相当不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这一辈子必定要与哲学打交道，都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哲学。

大概十年前，中国有个评选，评的是最适合人居的城市，当年评出来的是成都。后来记者们就到成都去采访，他们当时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拿着秒表去成都的街头，看成都人每分钟走几步路，然后跟上海人、香港人、纽约人比较。一比下来很明显，成都人走路走得比较慢。

有一天我看电视采访，看到记者采访成都市民，其中问到一个老太太，说你们成都人走路好像比较慢？老太太明显不太高兴，满脸通红地说了一句话：人都在走向死亡，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坐在电视机前的我和记者一样目瞪口呆，缓过神来我说，这老太太是个哲学家。她也许没什么知识学问，但她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自己的哲学，而且我们必须承认，她的哲学还是蛮高明的。所以说知识学问和哲学是有区别的，而且它们并不是成正比的，并不是说你知识越多、学问越大，你就越懂哲学。

大家都知道，禅宗的历史上有个重要的人物是六祖慧能，有本重要的著作叫《六祖坛经》。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五祖弘忍把大家叫到跟前，说自己年纪大了，要把衣钵传给最有智慧的人，让大家做短诗，把自己对佛教的领会写出来，谁写得最好就传给谁。散会后，大家说大师兄神秀最厉害、智慧最高，让他做一个偈子就行了。大师兄当仁不让，写了一个偈子：身如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常拂拭，勿使惹尘埃。众弟子都觉得写得很好，声音惊动了厨房的一个小和尚慧能，因为他的档次太低，只能在厨房担水砍柴。

小和尚听到外面很热闹，就出来了，大家告诉他事情的始末，他说我也可以写，因为佛说众生平等。于是他也做了一首：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后来弘忍一看，大吃一惊，知道慧能的觉悟比神秀高出好几个境界，于是半夜把慧能叫到房里，给他讲经，把衣钵传给了他。

后来慧能到南方讲经，因为他讲经辩经特别厉害，所以声望很高。但他每次讲经都让小和尚先念，然后再由他来讲解。当时就有人问他是否不识字，他承认了，并说了一句：诸佛妙理，无关文字。佛学那么高的智慧，跟文字有什么关系？接着说下去就是，跟学问有什么关系？跟知识有什么关系？都没关系。因为你看，当时中国最有智慧的人，他居然是个文盲。

哲学是智慧之学、思想之事。当然这两个例子是极端的例子，我只是想告诉大家：哲学作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每个人都有，不在于你有多少知识和学问，它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是最靠近我们的东西，所以不要拒哲学于千里之外。但我们的意思不是说越没有知识越没有文化，他的智慧就越高。还是孔子的那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两样东西要互相配合。

我们这个时代比较专注知识和学问，但我们今天也要关注思想和智慧。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我们快速地对外学习，这当然很重要，但到了今天，思想的事情变得特别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要领导干部学点哲学，我想也是因为思想的任务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今天是改革的关键期，我们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过去三十年遇到的问题，我们一般用学习的方式就能解决和处理，那么在今天，不仅要继续对外学习，而且思想的事情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总之，哲学其实是很平凡的东西，它就是指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基本方法、生活的基本态度、思维的基本取向，这就是我们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而且我们不能根据一个人的知识和学问的大小来判断他的哲学的高明与否。

《思入时代的深处》

二、不同的哲学与不同的文化

1.哲学具有兑现价值：知人论世

我们常常问，哲学有什么用？很多学生考进了我们复旦大学哲学系，进了复旦大学，他认为大门是进对了，但到了哲学系好像小门进错了。他们很关心，学哲学到底有什么用？

美国有个实用主义哲学家James（指的是威廉·詹姆斯，美国本土第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是教育学家，实用主义的倡导者，美国机能主要心理学派创始人之一，也是美国最早的实验心理学家之一——原编者注），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哲学不能用来烤面包，但哲学具有兑现价值。有许多具体的事情不能指望哲学来解决，我们以前说哲学是科学的科学，修个机器、种地、养猪都要靠哲学，这绝对不对。比如现在麦克风坏了，我们应该打电话给物业找人修理，千万别找哲学家。哲学不是万金油，不过哲学具有兑现价值。

比如你是个房东，你要把你的房子租给房客，你就不仅要知道他口袋里有多少钱，而且还需要知道他的哲学。我一开始不太理解，直到1997年我到哈佛，才明白他说的有道理。

我当时租了一个房子，正好那时候中国留学生和美国学生也在我那儿找美国老太太租房。我观察到，中国留学生个个讨价还价，而美国学生则不同，从不砍价；可等交房租的时候，中国留学生每个月总是按时交，而美国学生则往往一直拖着。房东老太太很不理解，那是因为她不知道中美学生为人处事的哲学和生活态度是有区别的。

James还举了一个例子，作为一个将军，如果带兵打仗，你不仅要知道对方的实力、装备和行军路线，而且还要知道对方将领的哲学。比如中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手下有三员大将：林彪、彭德怀和粟裕。这三人的风格完全不同，因为他们的哲学不同。

如果你是国民党将领，碰到彭德怀的部队和林彪的部队打法就会有区别。彭德怀的风格硬朗，专打硬仗和苦仗，所以毛泽东写诗说“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但林彪打仗则不同，他打仗的时候神出鬼没，军事史上说他的风格是飘逸。不过林彪虽然很会打战，但胆子还不够大，他打仗必须有六成把握。当年打东北的时候，中央军委说先打锦州，可是林彪觉得那样太危险了，一再犹豫。粟裕则不同，他只要有两成把握就打，甚至没有把握也敢打。可见彭、林、粟三人的哲学完全不同。

我们说“知己知彼”，就是不仅要知道对方的装备，而且还要知道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有着什么样的哲学。《三国演义》的诸葛亮也是很厉害的，一开始每战必胜、每算必中，可是后来六出祁山所得不过两城，就是因为他碰到了一个懂他哲学的人，那个人就是司马懿。诸葛亮与司马懿交战，送妇人的衣物给司马懿，想借此激司马懿出战，可惜司马懿没有上当。

那么哲学的兑现价值在哪儿？简单的说就是：知人论世。在座的各位，也许现在或将来要做领导、做管理，哪怕是个普通人，也要跟人打交道、处理事情，那就离不开知人论世，离不开哲学。

中国传统把知人论世看得比学问要高一个层次，现在的学生读了很多年书，有很高的知识学问，但这只是第一个层次，更高的层次是知人论世。只要事情牵扯到知人论世，就不可避免地牵扯到哲学。因为只要跟人打交道，跟人做的事儿打交道，总是会牵扯到哲学。

不同的人就是不同的哲学，这是叔本华的说法。从大一点来说，不同的文化就是不同的哲学，或者换句话说，不同文化的核心部分是不同的哲学，不同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不同的哲学。

现在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我们越来越多地跟人打交道，原来我们只跟熟悉的人打交道，现在要跟许多陌生人打交道；原来我们只能和中国人打交道，现在要跟国际友人打交道。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它的核心部分，就是不同的哲学。所以叔本华说得很正确，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我们同样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哲学。不同的文化，它的最核心的部分、它的精神实质，就体现在它的哲学中。

《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

2.三种文明，三种不同哲学

德国有个大哲学家叫雅斯贝尔斯（卡尔·西奥多·雅斯贝尔斯，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神学家、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主要探讨内在自我的现象学描述、自我分析及自我考察等问题。他强调每个人存在的独特和自由性——原编者注），他提出了“轴心时代”的理论。他认为在轴心时代，世界历史上最主要的文明几乎同时确立了自己的哲学，并且开创出它们的不同的文化成果，开启了不同的文明路线。这些文明大体上来说有四种：中国、印度、希腊和希伯来。

轴心时代离今天2500年，在中国是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在印度是佛陀的时代，在希腊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在以色列是犹太先知的时代。后来希腊和希伯来合并，变成了西方文明，所以现在主要讲三种文明：中国、印度和西方文明。黑格尔认为这三种文化的哲学非常不同，用三个术语来表示：西方文明的哲学叫做纯粹理性，中华文明的哲学叫做实用理性，印度文明的哲学叫做想象力，而且是无节制的想象力。哲学的类型主要就是以上这三种。什么叫纯粹理性？举个例子。比如我们说瓶盖、手表和瓶子是圆的，希腊人就会问，它们圆吗？他们觉得不够圆，然后就用圆规来画，发现还是不够圆；即便用最精密的仪器来画，他们仍然觉得不够圆。无论多精致，只要足够大，它都不够圆，所以他们只能把真正的圆放到理念世界中去，在世俗的世界中是不可能找到真正的圆的。这就是西方文明最基本的精神，这种精神我们把它叫做纯粹理性。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西方的哲学把世界分成两个世界，一个是理念的世界，一个是现象的世界；一个是神圣的世界，一个是世俗的世界。那个真正的圆在现象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是找不到的，只存在于理念的世界和神圣的世界，所以后来有了基督教这种救赎宗教。尼采说：基督教不过是为大众的柏拉图主义。

中国的哲学，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叫实用理性。拿刚才那个例子来说，中国人也承认手表和瓶盖的那个圆不够圆，有点儿缺陷，但对中国人来说，那个圆对于手表和瓶盖来说够圆了。这就是中国人实用理性的态度。它不把世界分成两个世界，它认为中国人的道，不离人伦日用，所以它不把神圣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分隔开来并对立起来。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常生活中都有“道”在起作用。

庄子时代有个哲学家曾与庄子探讨，问庄子“道”在哪里，如果问西方人“逻各斯”在哪里，他会告诉你在理念的世界、神圣的世界当中，可是庄子回答说，“道”在苍蝇和蚊子里、在破砖烂瓦中、在大小便中（出自《庄子·知北游》，原文：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耶？”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笔者注）。这就与西方的哲学非常不同。

印度人不用理性，无论是纯粹理性还是实用理性，它的哲学是想象力。比如我们吃了午饭，晚饭没有着落，中国人就会思考怎么解决这个晚饭问题，可是印度人却会一边坐在门口晒太阳，一边思考生死问题。他们是用想象力来解决问题的，所以他们在某些领域比较擅长，比如宗教、哲学、艺术、包括现在的软件，这些运用想象力的领域，印度人就比较出色；而在理性方面，他们就比较弱，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印度人几乎没有自己可靠的历史记载。

直到今天，关于佛陀的诞生时间，他们仍有八百种不同的说法，时代相差几千年。印度可靠的历史记载，是唐僧帮忙完成的，就是他从印度回来后写的《大唐西域记》，那是印度最可靠的历史记载。最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是，大概七年前，我和上海佛教学会会长去印度访问，车上有一个朋友问导游到目的地还要多长时间，导游回答说还有半小时；车开了一个小时后，那个朋友再问，导游竟然说还要两个小时。因为他们完全依靠想象力来解决问题。

总之，不同的哲学构成了不同文化的最根本的东西。因此，我们通过不同人、不同文化的哲学，就能够实现哲学的用途，那就是知人论世。我们曾经以为某些问题是局限在某个专业范围之中的，比如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这些学科，当它们被运用于中国问题时，我们发现它们与哲学有关。

第一个例子与经济学有关，就是中国的房价，经济学家原本以为只与学科有关，但有些问题是无法解释的。美国的住房价格相当于房租的17-20年，而中国则是50-70年。我问经济学家这是什么原因，他们也解释不了。有一次我问过博士生这样几个问题：如果租房要用100万，买房要用200万，你选租房还是买房？他们毫不犹豫地回答买房；如果租房100万，买房300万呢？他们稍微犹豫了一下，仍然选择买房；如果租房100万，买房500万，还买吗？他们讨论了一下仍然选择了买房。

这不是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它与中国人对住房、家庭和不动产的领会方式有关。要是你问一个美国人，他十有八九会选择租房。我记得当时身边有个年轻人当年非常着急地买了房，身边人表示非常不理解，他的回答是“我不能让我的孩子生在租来的房子里”，这就是他的哲学。

还有一个跟社会学有关的例子。我1987年去英国的时候，和我的本科同学一起去曼彻斯特，陪他去给上海的一个考察团当翻译。这个考察团要考察的东西是考勤机。在那个英国经理介绍完考勤机的情况以后，有一个现场提问的环节。当时有个年轻人就问了一个问题，说要是有人帮忙代打卡，考勤机是否能识别。结果我的朋友翻译了三遍，那个英国人都没听懂。可我的朋友的发音是非常标准的BBC发音，我在旁边也听得很清楚，所以不是发音的问题，而是他无法理解。直到第四遍他终于明白了，回答说“那是无法识别的”，并且还补充了一句“你们中国人怎么那么聪明呢”。

因为他压根儿就想不到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西方经过一千多年的历史，他们是原子式的个人（“原子性”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论著当中，他认为个人恰如社会当中的一个原子，它总是在运动，总是在发展、在变化。而社会则是这数以万计的原子运动的空间。每一个原子都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不断地做运动且这种大多数在个人意志支配下的运动总是以无序的状态出现于不确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结点上——原编者注），每个人都具有抽象的人格。

现在很多老师抱怨，说现在的学生太难管。有一次点名的时候有三百八十多人，后来老师自己点了发现才两百四十多人，因为很多学生都帮室友喊到。我们买考勤机，是希望能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但要是你以为你买了考勤机，就能和西方的运作方式一样，那就错了。

总之，不同的哲学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哲学有不同的人，我们要同人打交道，要同不同的文化打交道，就要学哲学，因为它能够帮我们知人论世，有它的兑现价值。

《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

三、用批判的方法来开启时代所急需的思想

大家认为，什么东西是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我认为，就是哲学上说的“外部反思”，它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事物的内容当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这就是“外部反思”，其实它就是我们说的“教条主义”。

中国革命时期，有一帮人很厉害，叫做“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诞生于1929年夏召开的中山大学“十天大会”上。正是在那次会议上，有28个人投票赞成党支部局的意见，还有一个“摇摆不定的人”，忽而赞成，忽而不赞成，“二十八个半”便由此而来——原编者注），其中最厉害的就是王明，马恩的经典倒背如流，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他们就有教条主义。

当时他们知道马恩，知道俄国的经验，也知道中心城市武装起义，但他们照搬过来以后的结果是屡次失败、血流成河。这就错在外部反思、错在教条主义。因为中国革命的道路不是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而是农村包围城市。直到他们意识到这一点时，才开辟出真正的中国道路。

虽然我们对这个很熟悉，但今天我们仍然在犯这个错误。我壮着胆子说一句，今天中国的知识界和社会科学界，比起当年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那个时代的教条来自于苏联，今天的教条来自于西方。

黑格尔非常欣赏拿破仑，但他反复批判拿破仑一件事，那就是他把法兰西的自由制度强加给西班牙，结果弄得一塌糊涂，招致失败。拿破仑的政治才华如此之高，法国和西班牙的差距如此之小，他都没能把法兰西的自由制度搬到西班牙身上，我们今天想把美国的自由制度强加给中国，这能做到么？

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推荐的就是批判方法，因为它能够去除阻碍思想的障碍，能够开启我们的思想。批判的含义很简单，那就是：澄清前提、划清界线。

批判的方法是康德提出来的，他曾经写过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纯粹理性批判》探讨的是：人类知识的基本前提是什么？人类知识有没有界限，如果有，界限在哪里？康德认为，人类知识是有界限的。所以他说：“我为人类的知识划出界限，以便为信仰空出地盘。”界限之内，我们把它叫做知识或者科学知识，在这个界限之外，那是信仰的领域。信仰的对象不能成为知识的对象，比如上帝。

这个方法到黑格尔那儿，有了更大的发展。他说什么叫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思想就是批判的思想，批判的思想就是不接受未经审查其前提的思想，无论它看起来多么理所当然。今天中国知识界接受了太多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东西，但既不知道它的前提条件，也不知道它的界限，而只是用外部反思的方式，把它们运用到任何内部中去，这就是错误的根源，是阻碍思想的最大障碍。

关于批判方法，我们讲一个例子。伦理学中有这样一种公平，叫“形式的公平”、“无条件的公平”。这种公平的模型，举个例子，我们今天有两百个人，这里有一块蛋糕，怎么做到形式的公平？我们可以指定一个人来切这个蛋糕，并同时指定他最后拿自己的一份。这样就能建立起一种公平，因为他一定会尽可能平均地切，以便他能够拿到他所能得到的最大一份——1/200，不能更大，但如果他切得不平均，就可能拿得更小。

这件事听起来清楚明白、理所当然，但现在我们对它进行批判，首先澄清前提。这里有两个前提，利己主义个人和原子个人。“利己主义个人”好理解，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利己的，都想得到最大块的蛋糕；而“原子个人”指的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换句话说，所有血缘的、半血缘的、伦理的、半伦理的、宗法的、半宗法的，所有这一切都解体后，剩下的就是原子个人。

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人直到今天，也不是原子个人。如果中国人来切蛋糕，遇到他的前领导、现任领导等等，他是不可能平均分这块蛋糕的。西方人到现在已经变成了原子个人，可是中国人就算再经过多少年也不会变成原子个人。这就是前提。

既然这种公平具有前提，一定也有其限度。只有具备这两个前提时，才能建立起这种公平。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在的话，就不会存在这样的公平。如果在家里分蛋糕，它的公平不是尽可能平均，而是谁的胃口大谁就多吃一点。因为在家里活动的人，不是利己主义个人或者原子个人，而是由血缘纽带联系起来的家庭成员，这不是蛋糕多少的问题，而是原理完全不同。

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比如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每个人都很饿，都想得到尽可能多的蛋糕。可一家有七口人，妈妈切蛋糕的时候只切了六块，把自己的那一份给了孩子，哥哥把自己的蛋糕让给妹妹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批判方法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原理，任何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先进，它总是依靠一定的前提条件，而且是有一定限度的。

我不主张全盘西化，但我主张对外学习。不过我们学来的理论、观点和学说，都必须经过批判，必须弄明白它的前提条件是什么。看起来清楚明白、理所当然的理论，也要弄清楚这个理论在西方的前提条件是怎样的，在中国的前提条件又是怎样的；还要弄清楚，这些理论、观点和学说，它的限度在哪里。如果我们掌握了这些，我们就开始了思想。这样的话，才能有助于解决中国的问题，把握中国的道路。

现在有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说中国的东西最好，中国古代的东西最好，这句话不对，我们确实需要对外学习，当年我们学习俄国，现在我们学习西方，都是必要的，都正确，但如果只是用外部反思的方式来运用的话，那我们就还没开始思想。只有对那些学来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比照它们在中西方使用的前提条件，弄清限度在哪里，才能让西方的理论、观点和学说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真正为我们所用。

我认为哲学在今天非常重要，它的重要体现在它通过批判来开启思想。中国发展到现在确实非常不容易。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发展，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但我们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方面要继续对外学习，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使学来的东西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吴晓明，1957年生，复旦文科资深教授，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曾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著有《思入时代的深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逻辑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等。

往期推荐

观点

刊界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栏征稿启事汇编（一）

方圆

书简

智汇

哲学社会科学这十年（第一辑）

数迹

撷英

高被引期刊公号热文（5月）

声明：推文基于更好更多传递信息之目的，限于视野和能力，可能会有疏漏及不足之处，请随时指正。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致信zhpj@nju.edu.cn，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转载请按以下格式注明来源 ↓ ↓ ↓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研究院”

长按二维码即可关注，第一时间获得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动态与研究资讯。

觉得“好看”请点赞或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