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译介文化与“世界诗歌”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诗人、批评家、研究员、《诗刊》副主编。著有《转世的桃花——陈超评传》等专著、诗集、散文集等十余部。曾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十五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十三届河北省政府文艺振兴奖理论批评奖等。曾参加剑桥大学徐志摩国际诗歌节、黑山共和国拉特科维奇国际诗歌之夜、第八届澳门文学节。
译介文化与“世界诗歌”
霍俊明
什么是世界诗歌？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2018年和2019年，每年正式出版（包括译介）的纸质诗集在4500种左右，尤其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的一大批出版机构和长效的诗歌出版计划对诗歌出版、译介和传播都起到了推动作用，当然瓶颈也是存在的。
随着近年来国内外的各种国际诗歌节、诗歌活动以及译介渠道的多样化，加之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参与，中国诗人较之以往已然获得了更多的“世界视野”和“发言机会”，诗歌也被提升到民族寓言、种族触角和语种文化的层面，“中国是一个古已有之的诗歌文明体，中国的诗歌写作是‘大国写作’，而不是那种小格局的、小语种国家的写作。”（欧阳江河《当代诗歌应恢复“大国写作”传统》）
“译介的现代性”或“转译的现代性”一直成为百年中国新诗的必备话题，而诗歌译介确实对中国新诗的历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最近二十年以北岛、西川、张枣、王家新、张曙光、黄灿然、傅浩、张曙光、汪剑钊、田原、李以亮、高兴、树才、陈黎、李笠、李以亮、范晔、桑克、杨铁军、徐淳刚、王敖、程一身、伊沙、马永波、晴朗李寒、远洋、舒丹丹、薛舟、倪志娟、范静哗、张文武、欧阳昱、周伟驰、赵四、雷武铃、王嘎、周瓒、姜涛、张桃洲、胡续冬、周公度、陈太胜、阿九、胡桑、包慧怡等为代表的“诗人翻译家”使得诗歌译介取得相当大的成绩。
诗歌译介在近些年持续升温。这是以诗歌为基点而辐射到文化、意识形态和国家形象的“走出去”和“走进来”的跨语际、跨文化、跨国别、跨民族的多元对话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与中国诗歌译介及其影响和效果史有关，又与中国对所谓的世界文学体系的想象、参与、反应和评估有关。例如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诗人蒂姆·柳本认为西川、翟永明和欧阳江河是中国的“曼杰施塔姆一代”。
从目前来看，“从国外译入”和“向外语译出”在中国诗歌这里是不对等的，占明显优势的仍是前者。需要强调的是外国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仍是以杜甫和李白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为主，现代诗只是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而与此形成反差的则是中国对外国诗歌的译介和输入呈现出开放和多元的趋势。以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新陆诗丛、巴别塔诗典、蓝色东欧、雅歌译丛、雅众文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典诗歌文库、磨铁诗歌译丛、俄尔甫斯诗译丛、小众书坊、“诗歌与人”、红狐丛书、镜中丛书、当代译丛、诗苑译林、浦睿文化、桂冠文丛等为代表的诗歌翻译工程不再是以往欧美诗歌的一统天下，而是向以色列、叙利亚、伊朗、墨西哥、哥伦比亚、罗马尼亚、圣卢西亚、巴西、智利、日本、印度、韩国、葡萄牙、秘鲁、黑山共和国等更多的国家拓展。
显然，中国诗人对“世界诗歌”的想象和实践也越来越明确。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1990年的那篇影响深远的《什么是世界诗歌？》一文中曾经批评了东亚诗歌以及中国当代诗人向“世界读者”“瑞典读者”以及“世界主流语言”靠拢的倾向。在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诗歌辨识度正在空前降低，而“可译的诗歌”确实越来越普遍，而诗歌中的人性、现实感、普适性经验、地方性知识以及民族语言的创造力确实有所弱化。
与此同时，诗歌的国际化视野也助长了一些假想中心主义的全球化写作幻觉。跨文化、跨语际的诗歌交流实际上并不是对等和平衡的，而是“差异性对话”，往往会产生失重的状态，比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就坦诚说道：“因为能读到的译本不多，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是有限。”而这一不对等的关系再加之区域文化政治和不自觉的意识形态性而影响到不同国别诗人的判断力和自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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