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剑钊：翻译是现代化的标志性活动之一
汪剑钊，诗人、翻译家、评论家。
翻译是现代化的标志性活动之一
汪剑钊
翻译是推动现代化的标志性活动之一。当然，我指的是自觉的翻译活动。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翻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设计和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二十世纪初，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稍晚一些时候王亚南对《资本论》的翻译，都表现出那一代知识分子意欲借助他山之石来琢磨自家之玉的深层愿望。与此同时，鲁迅、茅盾、周作人等在译介外国文学时，也多将注意力放在了俄罗斯、东欧一些弱小民族那里，谋求在那部分作家与作品中找到华夏民族崛起的支持和样板。这就注定了其译介之目的，既在对他们的艺术价值的认定与借鉴，又为了从中觅寻到异域的思想资源。论及中国新诗的起源，对外国诗的翻译也是重要的触媒，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新诗第一人胡适最早就是在翻译美国诗人蒂丝黛儿和朗费罗的作品基础上开始了自己最初的“尝试”。其后，翻译诗一直参与到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译诗已成为汉语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愈来愈得到有识之士的肯定。
在我看来，翻译还是对文化之源的又一次回溯。当人们逐渐习惯于将本民族的文化精华当作固有传统的时候，有时会表现出一定的排异性，从而为自己掘下一口深井，坐在其中仰望天空。此时，翻译就会像一架梯子，把人们传递到井口，得以重见天日，意识到传统也不仅是井口那么大小，而是有着更为开阔的空间。因为翻译的存在，汉语就不仅是屈原、李白、杜甫和苏轼的专有了，它也成为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人言说的一个场域。翻译帮助人们超越了语言、民族、地域的局限，抵达了人类共同的文化之根。仿佛运河似的打通了海洋与海洋之间、河流与河流之间的阻隔，在巴比伦塔之外筑就了一条理解之路。所以，我们也可说，翻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粘合剂。
另外，翻译的局限其实也是人类表达的局限。从思想到语言，这是一个抬着筛子向前走的过程，思想在词语的网格中不断被过滤、筛存，最终形成了文或诗，而这最终的诗文与最初萌发的思想已出现了一定的偏移。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偏移”而放任自己，让译文出现“失之千里”之差，更不可以与原文的对立而沾沾自喜。一千个译者尽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把哈姆雷特译成莱欧提斯，则是不可原谅的。最近，诗歌翻译界流行了一个所谓的“创造性叛逆”的口号，为误译、乱译、任意改写提供了一个借口。我觉得，应该在这里辨析一下，这个词组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一个发现，法语为trahison créatrice，英语为creative treason，这里的créatrice来自créateur，原意指的是“创作”、“创造”，trahison意为“背叛”、“出卖”和“不忠”。需要指出的是，埃斯卡皮在此指称的是文学传播中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前述的“偏移”，本义并不涉及褒贬，只是对其予以中性的对待，更无意大力倡导而立为翻译的圭臬。恰恰相反，他认为，应该在传播中尽量减少这样的损耗。因为，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叛逆”都具有创造性，有时，它极有可能携带着一种破坏的能量。有鉴于此，我认为，在翻译的工作中，“信”是唯一的标准，“达”和“雅”都必须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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