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访丨诗人、诗评人霍俊明：酒在中国文人心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激发效果

霍俊明，现为《诗刊》社副主编，著有《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研究》、《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等诗学专著；主编《青春诗会三十年诗选》、《新诗百年大典》、《中国年度诗歌精选》、《中国年度诗论选》；著有诗集《一个人的和声》、《秋天的老式过滤器》、《批评家的诗》等。曾获诗探索理论奖、南方文坛年度论文奖、首届扬子江诗学奖、第九届滇池文学奖、诗选刊年度评论家、星星诗刊最佳评论家奖、首届全国海子青年诗歌奖、首届刘章诗歌奖等。

10月13日-17日，由中国作协《诗刊》社、中国诗歌网、中国歌剧舞剧院、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中视华凯传媒集团联合举办的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第五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在酒城泸州举办。自2017年起，国际诗酒文化大会已经连续举办了五届，五年来，大会吸引了来自6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160多位国外诗人、4000多位国内文化名人、超百万诗歌爱好者参与其中，文化传播和交流成果显著，成为具有国际国内广泛影响力的一大文化盛事。活动期间，记者专访参会诗人、诗评人霍俊明，请他聊了聊对国际诗酒大会、对诗酒关系的一些感想和理解。

霍俊明：古代诗酒本来就是一体的，古代酒不只是作为一种物质性饮料或饮品，它和文人的精神气息，包括生活方式、性格等多方面是紧密联系的，在古代酒承担了精神容器的作用，让不同时代的文人都能够借助它抒发理想。

到了当下，一些地方对于诗酒文化的推动起到了作用，比如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借助跟文学艺术以及诗歌的互动，让酒成为一种文化生态，甚至之前没有疫情的时候，还邀请了一些国际上著名的诗人、作家、艺术家，让他们来感受中国的白酒文化，这种感受是不可替代的。酒为不同语种、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诗人作家搭起了文学桥梁，这次“让诗酒温暖每个人”为主题的全球征文活动，征集作品超35万件，数量庞大，由此可见，酒在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心中仍然有不可替代的激发性的效果。

霍俊明：其实去年第四届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也是这个主题，区别在于论坛和研讨活动的主题不一样，今年的主题一个是“新时代：现实与诗意”，另外一个是“后疫情时代的诗歌与我们”，这两个主题不只是中国诗人作家要面对的，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比如说在疫情改变了世界秩序和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形态的时候，作家为什么要写作，以及写作到底解决什么问题？

在面对这些现实题材的时候，诗人需要解决更多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对世界的理解到什么程度”，比如对疫情、灾难、人性是如何理解的，如果诗人的理解不够，或者在作品中转化的程度不够，最终写出来的作品很容易低于现实，所以这个话题对于当下的写作是很有价值的。

霍俊明：可能不一定是必须要写，但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国家都在处理这样的主题和题材。疫情确实给国家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也产生了很多相关的作品，不同种族、地区的人，都能够借助这种主题来感受全人类命运，诗人应该从这种共性问题切入，因为具有共情力的作品才可能赢得更多的读者。

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写疫情的作品还需要继续深挖，当前的普遍理解还不够，一个作品不只是在当下，如果过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它仍然有效，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伟大的作品。

霍俊明：这肯定是一个标准，诗歌在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化，但是评判诗歌有两个一直不变的标准：一个是诗歌内部的标准，比如诗的语言、结构。另外一个是诗歌的思想标准，思想标准来自于哪里？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来自于一个时代和现实的对话关系，这个对话关系因人而异，即使同处一个时代，不同阶层或者是不同区域的人，面对的时代和现实可能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性的经验处理是目前比较需要在作品中呈现的。

霍俊明：这样的作品可能需要各种因素和环境，当下的诗歌创作队伍是很庞大的，有几百万人都在写作。但是真正伟大的作品和作家，既有先天的语言敏感度，也有后天个人的努力、学习，包括个人生命轨迹和生活跟文学发生转化的关系。

现在来看，可能时代和创作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对等，比如现在有很多评奖活动去评选作品，但我觉得不要着急评论现在有没有出现或者已经出现了伟大的作品，这是需要大众、人民阅读检验的。

我们要看到，现在的环境对作家的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靠纸质阅读的时候，大众可能每天都在读一本杂志，听一个广播电台，是最容易引起广场效应的。但现在有了自媒体之后，传播渠道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还有没有不断被传播的好作品？

霍俊明：作家应该真正有一部分时间用来阅读和创作，现在很多作家诗人跟现实的对话关系，不如古代那样脚踏实地，古代的物理距离天然导致行走具有难度，但是在行走途中，人跟空间、事物，甚至某一个细节的对话关系，是不可替代，是通过感受力来完成的。

现在很多作家更多是一种新文化的写作，每天看到的现实世界就是手机里看到的，如果真正实地去中国西部、高原地区，或者是一些相对闭塞的地区走一走看一看，你会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生活方式，甚至他们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跟你在手机上所感知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霍俊明：王国维把诗人作家分为两类，主观的诗人和客观的诗人，客观的诗人和我们谈的话题是一致的，就是说客观的事情需要阅示，你跟世界接触的越多，你的经验越丰富，那么你写出来的诗越好。

霍俊明：实际上这也是近几年的现象，近几年诗人和作家处理现实题材太多了，包括一些国外的汉学翻译家，他们也说为什么中国作家都在写现实，都在追赶着写现实？我觉得这跟当下文学出版和刊物媒体有关系，现在很多刊物出版都在推主题性写作，有大量关于现实题材的主题。

当然好的作品肯定是来自于现实，但是文学处理的现实跟实际的现实是不一样的，它甚至有一部分是要高于现实的，它可能来自于跟历史的反思、跟现实的对话，甚至是面对未来的可能性，将这三个节点都融入到现实当中去，现实题材作品才可能具备被更多人甚至不同时代的人理解共情的空间。

霍俊明： 我觉得现在诗坛比较热闹，同时分歧越来越大。这种分歧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诗歌圈子性太明显了，可能几个人就会成立一个群、成为一个流派，他们的美学观念、对趣味的理解差别越来越大，总会出现相左的相反的意见，这跟现在仍然没有建立一个权威的标准有关系（当然这个标准存不存在，要打问号）。

二是有一部分诗人把自己看得太重，把诗看得太轻，过于关注自己的知名度、影响力，没有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处理作品上。

三是当下阅读太便利了，现在基本上能同步看到很多国外的作品，这时候也存在着一些诗人，潜在的认为“世界的标准就是权威的标准”，比如认为诺奖得主的作品就是标准，然后就按照这个标准去写作，这样反而出现了一个问题，也是中国文学出现的问题——本土经验不够，实际上不知道诺奖得主的作品与其生活背景、出身教育、文化都有关系，诗人需要处理好母语、传统本土经验和世界的对话关系，否则写作就背道而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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