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 | 卢俊安：承认规则是什么？

（一） 法律存在的理解架构

语言转向（Linguist Turn）以降，传统存有论（ontology）关于“何物存在”（What is there）的探究，通常被转化为，我们赖以认识和理解事物的概念架构（conceptual scheme）的探究。而在凯尔森（Hans Kelsen）和哈特（H. L. A. Hart）之后，法哲学关于“法律存在”（the existence of Law）的探究也经历了同样的转化。凯尔森首先提出，法律的独特存在方式（the specific mode of existence）是效力（validity），因为法律是作为“理解架构”（scheme of interpretation；meaning scheme）的规范（norms）而非事实。于是，法律存在的问题，就转化为法律效力条件的问题：一条规范得以确认为存在的（或有效的）法律规范，其一般性条件为何？[2]

这一问题的提出，标志着法哲学家不再执着于寻找独立于心灵和语言的法律实体（entities），转而关注法律（a law; a legal system）的确认和识别标准（criteria of identification）。哈特著名的承认规则理论（the Theory of Rules of Recognition），更是直接指出，法律存在意味着，法律官员通过践行承认规则（Rules of Recognition），正确识别（identify）并且认可（recognize）法律规则。于是，前述所谓认识和理解法律存在的概念架构，最终被认为由人们实际践行的规则所提供：是人们的社会实践，使得法律存在成为可能。

（二） 法律存在的“语法”：还原论版本的理解架构？

不难察觉，哈特的方案有明显的维特根斯坦元素（Wittgensteinian）：实践赋予事物（包括语词）以意义。[3] 而根据还原主义的解读，哈特落实维特根斯坦主义的方式，是将奥斯丁（John Austin）的还原方法和凯尔森的“理解架构”相融合。

法实证主义史上，奥斯丁试图将法律还原为“主权者发布命令、臣民习惯性服从”[4] 的社会实践，但无法解释“主权者”、“臣民”这些原本用于说明法律的更为基本的概念，为什么仍然具有法律上的意义。而凯尔森诉诸“基本规范”（Grundnorm）这一先验预设的（transcendentally presupposed）理解架构，说明了法律规范何以能够赋予事物以法律意义，但最终因无法贯彻“规范是应当（ought）而不是事实”的反还原主义（anti-reductionism），导致自相矛盾。[5] 哈特的承认规则理论，则为解释法律存在，提供了一种还原论版本的（a reductionist version）理解架构。顾名思义，这一方案由两个主要命题组成：

还原论者认为，由这两个命题组合而成的还原论版本的理解架构，实际上就是后期维特根斯坦（The Later Wittgenstein）的“语法”（Grammar）。[7] 具体来说，第一个命题认为，承认规则的实践作为 “语法”，决定我们对法律存在能够说什么和不能够说什么，进而决定法律存在的固有价值（intrinsic values）。[8] 至于第二个命题，则将第一个命题当中，“实践”的具体含义，进一步解释为可还原为人们行动、信念和态度的社会事实。两个命题相组合，不但说明了承认规则的性质——法律存在的“语法”，而且还解释了“语法”的本质——社会事实。

本文的目标是，充分揭示内在于还原论版本理解框架的两个命题，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通过耙梳哈特的文本，来说明一种一以贯之的维特根斯坦主义的承认规则理论，只承诺理解架构命题，而不承诺可还原事实命题。换而言之，承认规则是法律存在的“语法”，而“语法”的本质并非社会事实。于是，理解架构命题当中的“实践”也不是指“社会事实”，而应当得到还原主义以外的进一步澄清。可以说，如果本文的论证和澄清，能够取得成功，那么，不但哈特的承认规则理论，能够一以贯之地诠释为维特根斯坦主义，而且维特根斯坦哲学关于“语法”的相关洞见，也将得到更为正确的呈现。

（一） 迂回的策略

前面提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奥斯丁以来的法实证主义，被认为采取了一种还原主义的方法论，来阐明社会事实论：将法律规则完备地还原（completely reduced to）为社会事实。[9] 只是不同于奥斯丁的语义还原方法， 哈特的承认规则理论，所采取的是形上学还原（metaphysical reductionism）的方法。所谓形上学还原意味着，无论是一条法律规范还是一个法律体系，法理论首先将其看做是某种存有物（beings），然后将这种存有物分解成更为基本的要素（essential building blocks）。如果所找到的这些更为基本的要素，能够重新组合成法律规范和法律体系，那么，我们的形上还原就是完备的、无遗漏的。

然而，形上还原的任务，从一开始就遭遇到困难。困难来自一个简单直觉：任何一条法律规则，比如“不得横穿马路”，并不是因为被人们所实践（practiced），所以才存在；[10] 一个法体系中，就算没有人在红灯前停下，人们仍然能够宣称，根据相关道路交通的法律，任何人都不得横穿马路。这样的直觉，使得我们无法将法律规则直接还原为相对应的社会事实[11]，而必须采取一种迂回的策略：首先将法律规则还原为另外一种规则，然后再将该种规则还原为社会事实。

（二） 哈特式领域

为了找到这种规则，要对法律体系进行分解。由于前面已经给出法律规则的基本模型，现在将法律体系当中，所有符合这种模型的规则剥离，看看剩下什么。

字面上，“法律体系”中的“法律”被抽除之后，剩下的就是“体系”这一架构（normative framework；scheme）。不过这一前提首先会受到凯尔森及其追随者的攻击，因为在他们看来，“法律规范”（legal norms）本身就是作为前面所提到的理解架构或者意义架构而存在的：即使是处于效力链条（chain of validity）终端的基本规范，仍然是一条预设为有效的法律规范。[12] 因而，一旦法律规范被全部剥离，法律体系将不复存在。

然而，对于哈特而言，这个直觉并不可靠。在此我同意加德纳（John Gardner）的解读，也即哈特认为法律体系对于法律规范而言，具有存有论上的优先性（ontological priority）：我们不能首先确定法律规范是什么，然后将法律体系界定为法律规范的集合；相反，我们首先确定法律体系是什么，然后才能在其中识别法律规范。[13] 因此，哈特的直觉是，如果法律规范阙如，法律体系仍然存留一些与体系性有关的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一个类似于前法律世界的实践领域，也即哈特式领域（Hartian domain）。[14]

（三） 社会规则的原型

当然，鉴于真实社会科学实验的不可能，哈特只能通过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说明哈特式领域究竟是什么。这个思想实验的背景，是假设凯尔森是对的，那么抽离法律规范、法律体系消失，我们将直接进入前法律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整个官方的社会控制系统不复存在，但是哈特认为，基于一些人性和生活的自明之理[15]，某些具有维系共同生活的功能的“规则”依然存在。而正是这些假想的前法律世界中的规则，提供了支配哈特式领域的那种规则的原型（prototype）——社会规则（social rules）。

那么，为什么维系前法律社会共同生活的规则，必然是所谓社会规则呢？首先，提到共同生活的存在，必然意味着那些导致社会“不存在”的行为，比如滥暴，得到“规则”的有效禁止。其次，由于此时共同生活仅仅由“规则”维系，那么，“规则”自身也必须能够持续“存在”，否则就无所谓“维系共同生活”。进而，“规则”就不能是抽象规则（abstract rules），比如，我为自己订立的每天游泳的规则。[16] 这是因为，这种抽象规则，除了行动者自己视之为有约束力之外，没有其他条件可以确保其持续存在，更不要说，通过它科以禁止滥暴的义务（obligation）、以维系社会的存在了。

于是，前法律社会的规则，必然不是抽象规则，而是具有社会事实外观，同时又能够科以义务的规则。这就是社会规则，哈特认为其存在条件包括外在的一致性实践，也即规则的外在面向（external aspect），以及内在的“接受”（acceptance）态度，也即以规则存在为理由反思自己行为、批评他人行为的面向（internal aspect）。这种关于社会规则的存在条件的说明，还可以进一步精细化为“规则的实践理论”（practice theory of rules）：

条件1使得社会规则能够作为社会事实而存在，从而区别于抽象规则；条件2则使得社会规则具有“规范性”[18]，从而区别于“习惯”（habit）[19]。这两个条件结合起来，就构成一条社会规则；而在此基础上，如果以强大的社会压力，提升条件2的批评性反应，那么社会规则就可以在假想的前法律社会中，发挥科以义务、维系社会存在的功能。[20]

（四） 作为社会规则承认规则

有了社会规则的观念，现在可以对前面所说的哈特式领域进行说明。

首先，初级的社会规则这种社会控制手段，与法律世界的法律规则相比，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如果人们对规则的内容以及适用范围有疑问，将没有程序、文本以及权威机构可以诉诸，以解决这些疑问。而这些元素——程序、文本以及权威机构，在法律世界中是稀松平常的事物。因此，在思想实验中，要实现向法律世界的过渡，最符合直觉的方式是，将初级规则内容成文，或者诉诸官员等权威人格，以确定规则的适用范围。

于是，我们要进一步明确，所谓成文或者诉诸权威人格，到底意味着什么。一种理解认为，成文或者诉诸权威，不过是将文本和言说的内容，“算作”（count as）是应当遵守的内容；而“算作”意味着一种指向（refer to）初级规则的运算，按照定义，无法由初级规则自身完成，必须由二阶规则（second-order rules），尤其是其中的承认规则实现。于是，所谓承认规则，就是旨在实现如下功能的规则，也即指出一系列特征和标志，作为识别初级规则的标准，并且使得通过这些标准的初级规则，纳入和固定在一定的规则体系当中。这样，通过承认规则的运算，原来的作为社会规则的初级规则，就得以摆脱社会规则的存在条件，成为不依赖于规则实践的体系内规则。

至此，根据凯尔森式直觉，所假想的前法律社会，已经完全为哈特式领域，尤其是承认规则的实践所取代。一方面，为了说明社会规则这个概念，而想象出来的前法律的社会，其实并不是“前法律的”社会，而就是法律体系的基础，也即哈特式领域[21]；另一方面，前法律社会中的社会规则，其实也不是“社会的”规则（rules for the bulk of society），而就是“官员的”（official）规则，也即承认规则。[22] 可以说，前法律世界这一假想，随着哈特式领域的澄清，已经失去存在的意义；而凯尔森的规范体系图像，也随之寿终正寝，不至于成为还原论之外的另一个选项。

（五） 回顾和小结

以上，我们已经沿着还原主义的思路，重构出承认规则理论。现在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还原主义的方案，系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的，也即：将哈特所谓“实践决定法律存在的理解方式”，解释为“社会事实决定法律存在的理解方式”。为了找寻到这一社会事实，还原主义首先将不依赖于社会事实而存在的法律规范，从法律体系中分离，导致两种可能情形：1. 直接进入前法律世界；2. 剩余哈特式领域。如果情形1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将获得一种社会规则的概念——诚如“规则的实践理论”所呈现的，社会规则是可以还原为人们的行动、信念和态度的社会事实。而如果情形2是正确的，我们将获得一种承认规则的实践——法律官员实际遵循承认规则，识别和认可具体法律的实践领域，就是哈特式领域。

由于情形1无论如何，也不能仅凭社会规则这一要素，重新组合出不依赖于社会事实而存在的法律规范，因此很可能是错的。至于情形2，一方面可以吸纳情形1中社会规则的概念，作为承认规则的刻画，另一方面又借助二阶规则的定义，通过识别和确认规范内容，产生出区别于社会规则的规范。于是，情形2中的要素——作为社会规则的承认规则，就可以和这一要素产生的另一要素——一阶规则，组合成一个双规则体系，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模型。这个模型一方面拥有社会事实的要素，另一方面又保证了法律规范不依赖于社会事实而存在的特性，因此是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模型。只不过，一开始的直觉，也即法律规范不依赖于社会事实而“存在”，就必须进行概念上的修正：法律规范的存在，不是指规则得到大家遵守，也即规则的“实效”（efficacy）；而是指规则因为承认规则的确认，而“存在”于法律体系之中。这种新的理解规则存在的方式，就是“法律效力”（legal validity）；而还原主义的核心命题，现在可以一言以蔽之：是承认规则的社会事实（可还原事实命题），构成法律效力的理解架构（理解架构命题）。这就是“还原性的理解架构”的全部说明。

一如前述，哈特的承认规则理论，有一个维特根斯坦主义的逻辑起点：实践使得法律存在成为可能。而还原主义的解读，哈特旨在为解释法律存在，提供了一种还原论版本的理解架构。还原论版本的理解架构由两个命题组成：1. 理解架构命题：是承认规则的实践，而非先验预设，提供法律存在的理解架构；2. 可还原事实命题：承认规则的实践，是一种可还原为人们行动、信念和态度的社会事实。在这一部分，我将论证，一种一以贯之的维特根斯坦主义的承认规则理论，只承诺理解架构命题，而不承诺可还原事实命题。

（一） 承认规则是事实吗？

还原论将承认规则本身解读为一种社会事实，其根据很可能是以下段落：

在给出这些关于“承认规则的存在是事实问题”的论述之前，哈特正在检讨凯尔森关于基本效力规则的预设论。哈特认为，法律官员使用承认规则作出内在陈述，确实包含必要的“预设”（presumption）：第一，法律官员表达法效时，预设接受了承认规则；第二，法律官员预设了其他法律官员同样接受承认规则。[24] 哈特特别指出，第二项预设具有“事实性格”（factual characteristic），如果像凯尔森那样，将承认规则说成是“假设”（assumption），就会掩盖这个属性。

为什么“假设”的说法会掩盖内在陈述包含的预设的事实属性呢？哈特进一步指出，如果承认规则只是假设，那么是这一条，还是那一条，到底用对没有，就没有说明的根据了——只要被实践者算作是基本效力规则（fundamental rules of validity），相关规则就是承认规则。然而事实上，承认规则就像巴黎米尺，到底用对没有，是可以说明的：

那么，怎么知道承认规则用对了没有呢？怎么确证承认规则存在这个事实呢？哈特认为，确证承认规则存在的事实，和简单社会中，确证社会规则的事实的方式是一样的：

简单地说，确证承认规则的方法在于两点：一是要有一定的行为模式，二是这种行为模式是否被接受为一项准则，行动者对之存在“批判性的反思态度”。哈特认为，这两个事实比承认规则的事实更为基础，因而可以用来确证承认规则的存在。

不过，一旦将承认规则的事实性或者可确证性（verifiability），跟哈特本人所援引的巴黎米尺的例子相类比，就会得出如下结果：巴黎米尺的存在，也可以通过使用巴黎米尺的事实，进行确证。这一结果与维特根斯坦主义相背离，因为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的相关评论当中，维特根斯坦明确反对巴黎米尺的可确证性或者事实性：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色样和米原器并不是我们说出来的经验事实（empirical fact），而是我们赖以言说事实的概念工具（conceptual tool）。概念工具看似指称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实体，但其实是我们语言的一部分，表现为一条“语法”规则。[28] 那么，到底如何证明色样和米原器不是经验事实呢？在《论确定性》（On Certainty）中，维特根斯坦提出一个简单的论证：

这一论证，如果要成功应用在承认规则上面，就必须说明第3点，也即识别法律的一致性行为以及接受这种态度，并不比承认规则本身具有更高的确定性。实际上理解架构命题已经对此作出了说明，由于规则是理解架构，对于一致性行动具有构成性，如果我们不能事先理解规则，我们就无法将相关行动理解为一致行动。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在这里规则的概念和“做同样的事”本质上是“相互交织的”[31]，一致性行动的事实并不比规则本身具有更高的确定性。因而，跟巴黎米尺一样，承认规则的存在不是一项经验事实。

（二） “法律效力”的使用

既然承认规则不是经验事实，那么，对于承认规则的外在陈述就是不可能的。而如果对于承认规则的外在陈述不可能，那么对承认规则的内在面向进行外在观点下的解释也不可能，这样，就不存在还原论所谓的规则实践理论——根据人们的行为、信念和态度来解释社会规则。换言之，对于承认规则而言，只有参与者——那些使用承认规则的实践者的解释，才是有意义的。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哈特没有像还原主义者那样，采取对象化的语言，将一些属性归给（attribute to）“法律效力”和“承认规则”这一实体，而是不断地谈论法律效力概念和承认规则的“使用”（use）。

根据维特根斯坦，理解一个词，比如说“效力”，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找出其所指实体为何。要么指出此种实体是日常可观察世界之上或者背后的客体，从而导致一种效力的形上学解释；要么指出此种实体是内在的心理状态或者外在的行为事实，从而导致一种效力的心理学解释或者预测论解释。[32] 维特根斯坦主义以“使用”取代“意义”，则可以克服这些解释的倾向，进而“使得关于法律‘效力’观念的晦涩消失”：

在维特根斯坦主义看来，所谓效力观念的晦涩，并不在于人们在实践当中，作出相关效力陈述，存在什么困难或者疑惑之处。效力观念的晦涩，在于哲学家在理论上，解释“效力的本质”时，所强加给“效力”的神秘感。

这种神秘感，与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关于时间的困惑非常相似。奥古斯丁曾经将一种理论解释强加给“时间”概念，将时间测量想象成长度测量，得出了时间测量不可能的晦涩结论。[33] 维特根斯坦敏锐地诊断出奥古斯丁的病症，在评论中提醒那些持有奥古斯丁一类时间哲学的思考者：时间测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稀松平常之事——比如通过对日出这样的规律性事件，进行连续计数，人们实际上就是在测量时间。[34] 时间概念并没有任何神秘之处。[35]  

在这个例子中，维特根斯坦展示了他的元哲学（metaphilosophy）立场：哲学“让一切如其所是”[36]，因而“不解释、不推论”[37]，只针对具体的困惑，给出“日常而细屑的答案”[38]。在这种元哲学立场下，我们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所谓“意义即使用”。[39] 正如施赫德（Schroeder） 所言，维特根斯坦这一口号本身，与上述例子当中所作的评论，本质上都是细琐的提醒（trivial reminder）。[40] 只是，这一口号更具有一般性，意在表明哲学对事物本质的考察是一种概念考察，而概念最终并非取决于对语词意义的解释，而是直接展现在语词的使用之中。[41]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维特根斯坦主义主张，法律效力的概念，实际上能够通过人们对法律效力的一致性使用的“事实”来进行解释呢？这是否一种的意义使用理论（the use theory of meaning）呢？[42] 事实上，如果主张维特根斯坦主义是“使用理论”[43]，不但背离维特根斯坦的元哲学立场，而且还使得哈特的理论，落入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语义刺（semantic sting）批判之中：如果使用理论为真，那么法律的概念观争议（conception disagreement）将沦为“saving banks v. river banks”式的鸡同鸭讲。[44]

于是，我们必须进一步说明，维特根斯坦主义所谓概念展现于使用之中，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一些评论当中，维特根斯坦主张“使用”的细屑提醒，其实是对于概念 “周边情况”（surroundings；situation）的“检查”（examination）：

而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更常使用“语言—游戏”（language-games），也即“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46]，来表示语词的周边情况。只不过，相对于周边情况，“游戏”这一提法，更加凸显语词使用与生活形式（form of life）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一点，维特根斯坦在《哲学语法》草稿中作了进一步的评论：

那么，到底什么是生活形式呢？维特根斯坦本人并没有阐明这一重要术语，仍然采取细屑提示的方式来展现他的洞见：

维特根斯坦关于“希望”和“悲伤”作为“生活形式/样态”（patterns or forms of life）的评论，表明的“生活形式”与还原主义所谓一致性使用的“事实”有本质差异。在还原主义看来，即使是据以解释“希望”、“悲伤”，乃至“法律存在”的一致性行为事实，仍然能够还原为更基础的事实；而维特根斯坦主义则将这些“一再出现生活形式/样态”，看做是基本的、不可还原的一种全貌综观（an overview）。[49] 这种综观本质上仍然处在内在观点或者实践者观点之下，但是没有证成或者批判色彩，而只是将生活的多样存在，看做“必须接受的东西、被给定的东西”[50]——这使得镶嵌在生活形式之中语言实践，也成为给定的、必须接受的东西，所谓：

回到“效力是什么”这个问题。和维特根斯坦一样，哈特为了解除效力概念的晦涩，做了一系列关于效力概念使用方式的细琐提醒，这些提醒的目的，就是通过检查相关概念的周边情况或者生活形式，来将效力的意义显示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哈特不断地采取“社会情景”这样的用语，比如：

与还原主义对“社会情景”的事实性理解不同，维特根斯坦主义将社会情景看做是，一种对于实践者而言的，被给与的、在那儿的东西。就此而言，哈特旨在通过一系列细琐提醒，引导我们去“看”——法律效力如何显示在实践者复杂的周边情况或者生活形式之中。[52]

（三） 承认规则：法律存在的“语法”

然而，究竟谁是实践者呢？霍姆斯（O. W. Holmes）的“坏人”（bad man）[53]、拉兹的超然陈述（detached statement）作出者[54]、哈特所谓生动地讲授罗马法的法学家[55]，是否属这里的实践者呢？一如前述，只有已经习得承认规则的“使用”的主体，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这里只需要记住一点：实践者的典范（paradigm）是已经习得、领会并且精通承认规则的使用的人。[56]

根据维特根斯坦主义，所谓习得或者已经习得承认规则，并不是发生在思想当中的事情，而是在实践中操练一种技能。就此而言，承认规则不是任何理论家所对象化地说出的“那个规则” （the stated rule）。[57] 即使是哈特自己举的承认规则的例子——“凡女王议会通过者即为法律”，或者中国法体系中熟为人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者即为法律”，都很难说是真实的承认规则。真实的承认规则更加微妙，而只有掌握在正确时机、以妥当方式作出法律效力内部陈述的实践者，才能领会承认规则的存在。可以说，唯有在实践中经过恰当的训练，承认规则方才显现——这是理解如下段落的最佳方式：

在这些段落，哈特引入维特根斯坦所谓“说出/显示”（saying/showing）的区分，以表明承认规则只能向实践者显现的特性。那么，何为“说出/显示”呢？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说出/显示”的区分，被用于所谓划界问题：语言的界限，只能向使用者显示、而不能由“理论家”从外在观点说出。《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语言的界限表现为逻辑命题，包括矛盾式和重言式（tautologies and contradictions）；在《哲学研究》，语言的界限指的语言—游戏之间的零散边界，表现为“语法”（Grammar），典范是概念真（conceptual truth）；而到了《论确定性》阶段，维特根斯坦大大地扩充了“语法”的范围：样本（sample）、个体（individual）、事态（states of affairs），只要在语言—游戏中，“扮演着逻辑角色”[59]、对使用者而言是免于怀疑的“轴”[60]（hinge），都属语法。[61]

于是，说承认规则只能显示，而不能说出，其实就是主张：承认规则是法律存在这一语言—游戏的“语法”。然而，如果承认规则是法律存在的“语法”，那么，除了只能向实践者显示之外，承认规则应当具备哪些“语法性”特征呢？

首先，就《哲学研究》的论述而言，“语法”包括所有的概念真，或者显明真理（truism）。不过，维特根斯坦发现，概念真的否定（比如“红不是一种颜色”、“巴黎米尺并非长1米”）并不为假，而纯粹是无意义。这反过来说明，概念真本身并非能够被证成的真命题，而仅仅是刻画手头概念的一条规范，规定概念的何种使用方式，才是有意义的。[62] 尽管《论确定性》扩张了“语法”的范围，使得语法包括具有经验形式的命题，“语法”作为概念使用规范的本质并未改变。

其次，维特根斯坦曾经主张，语法与其说是人们“知道”的东西，不如说是人们“相信”的东西。只是，这里的相信，不是知识性的信念（belief-that），而是“信入”（belief-in），一种更接近于信仰（faith）的信——换句话说，“语法”从根本上构成生活形式或者样态的基岩（bedrock），是实践者“世界图景”（World-Pictures）的一部分。[63]

于是，如果维特根斯坦的这两个要点是对的，那么，作为“语法”的承认规则，其实更接近于凯尔森式的预设——从假想的相信实证法效力的“法律之人”（legal man）的观点出发而作出的概念上的拟制。[64] 然而，这是否从根本上背离，维特根斯坦主义所主张的理解架构命题，也即“实践”使得法律存在成为可能呢？

对此，文本无法给出进一步的分析，而只能提供一些现成的假设，以作参考。[65] 回顾上一部分，还原主义对思想实验的操作，其第一步就是剥离整个官方的社会控制手段。这一操作足以表明，即使是还原主义，也预设法律官员的设置，是法律存在的概念真（或者世界图景）。因此，不妨认为，承认规则就是对法律存在的概念真的规定（stipulation），而其中一个显明的真理是，只有存在适用法律的机构——法律官员，我们才能言说法律存在。接着是一个关于法律官员的概念真：只有当一些主体，能够从法律的观点（a legal point of view）出发对行为进行评价，并且主张人民道德上应当（morally ought to）服从这些主体基于评价的结果提出的行为要求，这些主体才能够被我们说成是法律官员。这是承认规则所规定的第二个关于法律存在的概念真——法律官员的身份地位。最后，是承认规则对于法律观点的规定，只有当法律官员基于由承认规则所框定的片面的、部分的理由，而非本来就适用于人民的全面的理由考量，作为人民行为要求的证立而作出决定，法律官员的决定才算是基于法律观点的决定而具有“法律效力”。这是承认规则关于法律存在所规定的第三个概念真。

可以说，承认规则的存在方式，就是以上关于法律存在的概念真，也即“语法”。[66] 但要注意，对于以上“语法”的综观，只是与实践者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哲学家，基于不批判也不辩护的内在观点，所作出的细屑提醒。真正的法律存在的“语法”，是已经习得、领会并且精通承认规则的使用的部分法律官员，实实在在地活出来的一种生活形式，这种生活形式无所根据、就在那里。最终，承认规则的“实践性”其实未发生改变，因为它显示在实践者的无所根据的行动之中：

尽头并不是：某些命题直接地向我们显明为真，仿佛那是来自我们一方的一种看；而是我们的行动，处于语言游戏之根基处的行动。[67]  

（四） 回顾与小结

        在这一部分，我首先论证了，外在观点下的一致性行动，并不构成承认规则存在的根据，因此，承认规则不是事实，还原主义的可还原事实论为假。然而，既然承认规则不是事实，那么，承认规则到底是什么呢？借助哈特文本当中所透露的维特根斯坦主义，我把承认规则理解为，关于“法律效力”概念使用，其周边情况的细屑提醒；这些细屑提醒，表现为内在观点下，所看到的法律效力使用方式的“语法”规则。而根据维特根斯坦主义，掌握规则不是发生在想象当中的事情，而是由实践者在实践中操练一种技能。因此，法律效力的意义，并非由还原主义或其他理论解释所给出，而是显示在实践者对承认规则的使用当中。既然作为“语法”的承认规则不是理论的“对象”，而是展演为活生生的行动，那么，承认规则的范围就得以延展为，不仅包括个别法律存在方式（“有效性”）的“语法”，而且还包括实践者的存在方式，以及一般法存在方式的“语法”。最终，承认规则真正成为理解“法之存在”（Existence of Law）的架构，成为构成整体法律世界的“语法”。只不过，这种“语法”不再承诺可还原事实论，而就是给定的、在那儿的生活形式本身。

        回到一开头的问题：法律存在的理解架构是什么？哈特的承认规则理论首先指出，法律存在的理解架构，由承认规则的“实践”所提供。而根据还原主义的诠释，这里的“实践”其实就是“社会事实”，因此，承认规则其实就是一种事实性理解架构。然而，经过详细耙梳哈特的文本，我证明承认规则不是事实，而是维特根斯坦的“语法”。作为“语法”的承认规则，不但构成个别法律的存在方式，而且还构成法律世界的整体图景，因此承认规则是法律存在的语法性理解架构。就此而言，哈特所谓“实践”，不能理解为社会事实。所谓“实践”其实提示，承认规则作为法律存在的理解架构，不是理论范畴，而是实践者视角的范畴（a praxis）：承认规则显示在实践者无所根据的行动，也即生活形式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