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家忠

自1956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越南河内综合大学；196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4年3月至2000年7月，先后任驻老挝和驻越南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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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1988年秋，钱其琛外长前往纽约出席42届联合国大会。在整个80年代，柬埔寨问题一直是地区热点，联合国大会也连年通过关于要求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决议。我作为亚洲司印支处处长，和部里几十位有关同志一道随同前往，在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逗留了两个月，主要是就柬埔寨问题备询和做些文书工作。

到达的第二天，我向常驻代表团团长李鹿野大使、副团长丁原洪大使等同志汇报了中央领导有关柬埔寨问题的最新谈话精神。他们觉得很重要，让我向代表团由吴建民负责的研究室的同志再说一遍。代表团对我很关心，安排施燕华参赞同我保持经常联系，并对我的工作给予帮助。

宋双（1911年-2000年12月），曾任高棉人民解放全国阵线主席，柬埔寨首相，早年留学法国并获博士学位，柬埔寨民主党创始人之一。

按照代表团安排，我参加了钱部长同泰国、新加坡和柬埔寨三派抵抗力量之一的领导人宋双的会见。联合国大会就柬埔寨问题进行一般辩论时，我多次去听会。现场有中文同声传译，也可以到秘书处领取各国发言者的中文讲稿，回来后把有关段落剪下来，装订成册。

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在联合国大会就柬埔寨问题进行一般性辩论时，为李鹿野大使起草一篇发言稿。还有一次，代表团另一位副团长俞孟嘉大使要去向美国某个学术单位介绍印度支那形势，我也为他准备了讲稿。

作者（左）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官员于树宁在联合国大楼前留影。

和我一道前去的还有外交部国际司副处长万经章，他在国内时就与我比较熟悉，代表团的一秘于树宁还是我的中学同学，他们对我都很照顾，主动给我介绍美国和纽约的情况，带我熟悉纽约的街道，怕我感到寂寞，经常和我聊天。老于还趁中午带我到联合国大厅，让我坐在中国代表团的座位上，给我拍照留念。

作者在联合国大厅中国席拍照留念。

李鹿野大使在一个星期天，请北京去出差的全体同志到他的官邸去玩，请大家吃饭，代表团还特意安排我们一行到华盛顿中国大使馆住了一天。那时改革开放已近十年，但驻美使馆的馆舍和工作人员的住房仍很拥挤，我看见只是在走廊里放有一台共用的电视机。

那时中越关系尚未正常化，我见到越南外交官时，只点头打个招呼。越南代表团的成员范锷曾在越南驻华使馆工作过，到纽约任职前是越南外交部国际组织司司长。一天，他在联合国大楼见到我，主动走过来和我打招呼，表示希望能安排时间同我单独谈谈。

我请示代表团领导后，同他见了面，彼此寒暄一阵后，他表示希望两人能就如何尽快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交换意见。我心平气和地表示，只要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柬问题得到政治解决，中越关系就具备了正常化的条件。

其实两人都知道，像我和他这样级别的外交官，不可能谈出什么重要结果，但通过这次接触，彼此都加深了印象。后来我担任驻越大使期间，每年都请他参加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短短两个月，不可能对纽约、美国、联合国有很多了解，但我看到代表团的同志们每天背着挎包，不带翻译，一个人穿梭在联合国大厅的走廊，来去匆匆。他们不在乎同对方交谈的地点，也不计较是否有上档次的饮料，只关心能否解决问题。他们办事的高效率和快节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联合国前厅的走廊

一般说来，我国外交包括四大板块，李肇星部长在谈到每个板块的定位时曾说：周边外交居首要地位，同大国的关系是关键，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基础，而多边外交则是“重要平台”。通过两个月的观察，我对这个多边外交平台多少有了一点感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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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 | 《中越关系四十年亲历》

作者 | 李家忠    转自 | 外交官说事儿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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